一、评价健康水平的新指标——伤残调整期望寿命(论文文献综述)
胡葵茹[1](2021)在《构建人群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指标的三种方法比较 ——以山东省潍坊市数据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背景:改善人群健康不只意味着延长寿命,而反映死亡水平的指标(例如:死亡率、出生时平均期望寿命等)并不能完全反映人们生命质量状况,因此考虑使用健康调整期望寿命(Health-adjusted Life Expectancy,HALE)作为衡量标准。本研究的目的是以潍坊市数据为例,采用Sullivan法、GOM模型法及综合法三种方法,构建基于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核心量表(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4,HRQOL-4)的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Healthy Days-adjusted Life Expectancy,HDALE,HDALE是指经过不健康日比例调整后的健康存活的年数。对三种方法构建的HDALE进行比较,判断不同方法的在估算HDALE上的优劣,从而为构建新的疾病负担汇总指标奠定基础,为疾病负担方法新方法学的建立提供新的思路。方法:采用2018-2019年山东省潍坊市开展的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人群健康状态及行为危险因素横断面调查数据库,获得基于HRQOL-4量表的居民健康状况数据。采用Sullivan法、GOM模型及综合法,估算通过HRQOL-4量表获得不同等级健康等级下的健康状态权重(Health Status Weight,HSW),结合潍坊市的死因监测系统的2010-2017年死亡数据,估算以上三种方法计算的HDALE及其在期望寿命中的占比。结果:1)2010年-2017年潍坊市的粗死亡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7年间标化死亡率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均呈下降趋势。从2017年来看,除5-10岁外,其余各年龄组男性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2)现场调查对象共26614人,其中男性占51.58%。“自评健康”、“心理不健康日”、“身体不健康日”、“总不健康日”、“日常活动受限”和“自理能力受限”这六个指标健康的比例分别为70.9%、95.0%、92.6%、91.3%、97.2%和98.5%,且这六项指标在不同性别上的表现类似,均在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收入和城乡分布上呈现了统计学差异,即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收入越低和居住在城市的人,健康状况更差。而其他人口学特征,如吸烟、饮酒、体力活动或婚姻状况的人群在健康状况分布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采用了Sullivan法、GOM模型法及综合法三种方法计算的HSW值略有不同,但是总体上在不同年龄别上的趋势是一致的,除个别年龄组(15-25岁组)外,其余各年龄组,随着年龄的增长,HSW值逐渐增大,且不同年龄别女性的HSW值普遍高于男性。Sullivan法计算的HSW值相对来说最小,GOM模型法计算的三类权重值加和最大,而综合法居中。对于80岁以上人群组,Sullivan法、GOM模型法和综合法计算的HSW值分别为6.20%、12.02%和7.99%,其中GOM模型计算的轻、中和重度的HSW值分别为6.55%、2.02%和3.45%。4)2017年,Sullivan法、GOM模型法和综合法计算的65-70岁人群的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分别为 13.55岁(95%CI:13.34-13.75)、12.59岁(95%CI:12.53-12.65)和 13.29岁(95%CI:12.98-13.60),分别占期望寿命(14.51 岁)的93.38%、86.77%和91.59%,其中Sullivan法和综合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GOM模型法与另外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从不同年代来看,三种方法计算的趋势基本一致。其中Sullivan法和综合法计算的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较为稳定,除了 2010年较低外,其余各年代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OM模型法的结果2010年及2013年明显低于其他各年代。结论:Sullivan法及综合法计算的HSW与HDALE结果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GOM法估算的HSW较高,HDALE明显低于另外两种方法计算的结果,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提出的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这一疾病负担的汇总指标,所包含的问题数少,操作简便,可以为构建新的疾病负担汇总指标提供新的思路。
董惠玲,吴炳义,武继磊,乔晓春[2](2020)在《健康预期寿命与伤残调整生命年内在关联与差异》文中指出健康预期寿命(HLE)与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同时关注人群死亡和非致死性健康效应,均为国民生命质量的综合性测度指标,其关联性和差异性的比较分析有利于人群健康测量的学科交叉研究,开阔学术视野。从广义上看,这2种健康测量指标均为对健康概念的延展,均需要一个标准生命表作为测量的基础。HLE反映的是良性健康水平,关注纯粹健康状态的生存时间及其社会学后果;而DALY反映负面健康水平,关注疾病分类系统下疾病类型及单一病种的流行病学和经济学后果。HLE主要侧重功能性、体验性指标,但对传染性疾病、精神障碍性疾病的健康后果测量不敏感,而DALY的研究成果对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种指标的测量均从多方面影响到公共健康政策、测量所隐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公共资源配置决策和资源分配公平问题等。
杨静[3](2020)在《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居民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的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在描述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的发病、死亡及疾病负担情况基础上,比较分析五年来江西省居民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变化情况,并深入剖析特殊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指标的变化及其原因,为江西省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恶性肿瘤防控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及参考依据。方法:获取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人群恶性肿瘤的发病和死亡的数据资料,使用GBD2015中提供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的计算方法,以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标准人口,计算标化后的发病率、死亡率、YLL率、YLD率和DALY率,并分别对特殊人群(儿童、老年、女性)主要恶性肿瘤进行顺位排序和疾病负担分析,以此评价江西省人群恶性肿瘤的疾病负担情况。结果:1、2015年江西省人群恶性肿瘤的总体发病数、死亡数、YLL、YLD和DALY均大于2010年,男性大于女性,但标化后均下降,YLL为DALY主要组成,YLD占比较小;2010年与2015年,YLD/DALY分别为2.22%和2.42%。2010年与2015年相比较,江西省人群恶性肿瘤总体标化发病率从228.58/10万下降至221.15/10万(下降了3.25%),总体标化死亡率从167.16/10万下降至153.08/10万(下降了8.42%),总体标化DALY率从3958.24/10万下降至3616.31/10万(下降了8.64%)。恶性肿瘤标化DALY率前十位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白血病、食管癌、脑癌、乳腺癌、胰腺癌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为江西省人群疾病负担较重的主要恶性肿瘤。2、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儿童人群0~4岁年龄组的发病数、死亡数、YLL、YLD及DALY均小于5~14岁年龄组,但标化后的各指标数据表现为0~4岁年龄组大于5~14岁年龄组。2010年与2015年相比较,0~4岁年龄组儿童人群的标化发病率从24.48/10万下降至22.85/10万(下降了6.66%),标化死亡率从8.73/10万下降至7.74/10万(下降了11.34%),标化DALY率从754.11/10万下降至669.14/10万(下降了11.27%);5~14岁年龄组儿童人群的标化发病率从18.77/10万下降至15.47/10万(下降了17.56%),标化死亡率从7.62/10万下降至5.96/10万(下降了21.78%),标化DALY率从594.27/10万下降至465.52/10万(下降了21.67%)。恶性肿瘤标化DALY率前六位分别为白血病、脑癌、非霍奇金淋巴瘤、肝癌、肾癌和霍奇金淋巴瘤,为江西省儿童人群疾病负担较重的主要恶性肿瘤。3、与2010年相比,2015年江西省老年人群发病数、死亡数、YLL、YLD和DALY均上升,50~69岁年龄组高于70岁及以上年龄组,各数据标化后除50~69岁年龄组的标化发病率上升外其余均下降,表现为50~69岁年龄组低于70岁及以上年龄组。2010年与2015年相比较,50~69岁年龄组老年人群的标化发病率从542.60/10万上升至551.59/10万(上升了1.66%),标化死亡率从367.31/10万下降至351.97/10万(下降了4.18%),标化DALY率从10383.56/10万下降至9839.07/10万(下降了5.24%);70岁及以上年龄组老年人群的标化发病率从1197.07/10万下降至1134.32/10万(下降了5.24%),标化死亡率从1108.06/10万下降至1006.97/10万(下降了9.12%),标化DALY率从14759.12/10万下降至13042.90/10万(下降了11.63%)。恶性肿瘤标化DALY率前五位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为江西省老年人群疾病负担较重的主要恶性肿瘤。4、与2010年相比,2015年江西省女性人群发病数、死亡数和YLD均上升,YLL和DALY均下降,各数据标化后均下降。2010年与2015年相比较,女性人群标化发病率从182.07/10万下降至169.24/10万(下降了7.05%),标化死亡率从110.64/10万下降至95.77/10万(下降了13.44%),标化DALY率从2676.09/10万下降至2313.59/10万(下降了13.55%)。在<5岁、5~14岁、15~49岁、50~69岁和≥70岁各年龄段恶性肿瘤的标化DALY率分别下降了15.30%、21.47%、7.99%、10.35%和17.00%。恶性肿瘤标化DALY率前十位依次为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白血病、宫颈癌、脑癌、卵巢癌和食管癌,为江西省女性人群疾病负担较重的主要恶性肿瘤。结论:1、与2010年相比,江西省2015年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有所下降但下降较缓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早死是构成江西省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之一,男性大于女性,随着年龄段的增加疾病负担也越重;2015年相对2010年,儿童、老年与女性人群疾病负担均下降。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前十位癌种相同,重点防治的癌种是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白血病。2、不同人群恶性肿瘤疾病负担不同,防治重点各异,其中儿童人群重点防治的癌种分别是白血病、脑及神经系统肿瘤、非霍奇金淋巴瘤、肝癌和肾癌,0~4岁儿童为重点防控对象;老年人群重点防治的癌种分别是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7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重点防控对象;女性人群重点防治的癌种分别是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50岁及以上女性人群应重点关注。
李青[4](2017)在《云南省农村居民肥胖与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调查云南省农村地区居民肥胖及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流行现状;测算出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从个人(生命质量的影响)、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情况)和社会(社会疾病经济负担)三个层面客观地分析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对当地农村人群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提出改善慢性病管理和控制的建议。[方法]本研究采用以社区为基础的横断面研究设计,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4979名≥35周岁农村常住居民进行体格检查和现场问卷调查。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当地村民的一般人口学特征、人均年收入和食品支出、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患病情况和家族史,以及因这四种疾病的卫生支出(包括门诊费、药费、住院费、营养费、误工费、交通费和住宿费);通过体格检查测量当地村民的体重、身高、腰围、臀围、血糖及血压;应用伤残调整生命年作为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的测量指标;应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量表评价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对个体生命质量的影响;用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来评价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对家庭经济的影响;二步模型法和人力资本法结合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测算直接和间接疾病经济负担,并与归因危险度相结合测算归因于肥胖的四种慢性病的社会疾病经济负担。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以及四种慢性病与肥胖的关系;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生命质量的影响因素。[结果]1.调查人群基本特征:本研究共调查3909户家庭,发放问卷5040份,获得有效问卷4979份,问卷应答率为98.8%。其中男性2474人(49.7%),女性2505人(50.3%);人均年收入为6985.6±6418.4元;贫困人群813人,占16.4%;汉族 4587 人(92.1%),少数民族 392 人(7.9%);35~44 岁组 1115 人(22.4%),45~54 岁组 1342 人(27.0%),55~64 岁组 1235 人(24.8%),≥65 岁组 1287人(25.8%);文盲720人(14.5%),小学1174人(23.5%),中学及以上3085人(62.0%);未婚 71 人(1.4%)和已婚 4908 人(98.6%)。2.肥胖及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的流行情况:(1)肥胖的流行情况:云南省两个县农村居民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患病率为6.8%和38.4%,其中男性为7.0%和30.5%,女性为6.5%和46.2%;女性的中心性肥胖率明显高于男性(P<0.01)。少数民族的全身性肥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为4.3%和30.1%均低于汉族的7.0%和39.1%(P<0.05和P<0.01)。随年龄增长,全身性肥胖率和中心性肥胖率均上升。随受教育程度的增高,中心性肥胖率呈下降趋势(趋势性χ2检验,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住房情况、社会经济地位、生活压力、摄入脂肪类食物和摄入腌制品是全身性肥胖的危险因素,即住房情况越好、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群全身性肥胖的可能性越高,生活压力越大、摄入脂肪和腌制品越多的人越容易全身性肥胖;文化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是中心性肥胖的保护因素,生活压力是中心性肥胖的危险因素,即文化程度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患中心性肥胖的风险越小,而生活压力越大的人越容易患中心性肥胖。(2)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的流行情况:云南省两个县农村居民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患病率分别是35.3%、9.9%、3.8%和1.7%,其中男性的患病率分别为:34.1%、10.6%、3.8%和2.2%,女性的患病率分别是36.4%、9.1%、3.8%和1.2%;除男性脑卒中患病率高于女性外(经χ2检验,χ2=7.98,P<0.01),其他三种疾病的男女患病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四种疾病的患病率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趋势性χ2检验,P均<0.01);高血压的患病率随文化程度增高而降低(P<0.01);贫困人群的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患病率均高于非贫困人群(χ2=62.0,P<0.01;χ2=11.3,P<0.01)。(3)全身性肥胖/中心性肥胖与四种慢性病患病的关系: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者患四种慢性病的风险均高于非全身性肥胖者和非中心性肥胖者(P<0.01),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混杂因素后,全身性肥胖者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分别是非全身性肥胖者的1.7、3.8、3.5和4.7倍,中心性肥胖者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的风险分别是非中心性肥胖者的2.2、1.9、1.6和2.1倍。理论上来讲,如果消除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将使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患病率分别下降4.5%、16.0%、14.5%、20.1%和 31.5%、25.7%、18.7%、29.7%。3.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率分别为20.7/十万人、13.2/十万人、67.9/十万人和135.7/十万人,每千人口早死所致生命损失年(YLL值)分别为2.4、1.9、8.5和16.7,每千人口伤残所致生命损失年(YLD值)分别为0、3.3、15.0和4.4,每千人口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值)分别为2.4、5.2、23.5和21.1,其中冠心病的DALY值和YLD值最高,脑卒中的YLL值最高,女性居民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每千人口 DALY值高于男性;女性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每千人口 DALY值均低于男性。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归因于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DALY均以脑卒中最高,其次是冠心病。男性四种疾病归因于全身性肥胖的DALY均高于女性,而女性归因于中心性肥胖的DALY均明显高于男性。4.肥胖相关慢性病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经济层面影响:(1)对个体生命质量的影响:当地高血压患者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得分及躯体综合得分、心理综合得分均低于健康人群(P<0.05);糖尿病患者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生命力、情感职能得分及躯体综合得分均低于健康人群(P<0.05);冠心病患者和脑卒中患者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生命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及躯体综合得分、心理综合得分均低于健康人群(P<0.05)。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人均年收入、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以及脑卒中是农村居民躯体综合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性别、文化程度、人均年收入、患冠心病以及患脑卒中是农村居民心理综合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其中人均年收入和文化程度越高的村民躯体功能和心理功能两个综合维度的得分越高;患有糖尿病的村民躯体功能综合得分低于正常人群;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脑卒中的村民躯体功能和心理功能两个综合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正常人群;女性居民的生命质量躯体综合得分和心理综合得分均低于男性。(2)对家庭层面的影响:四种疾病导致的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总发生率和总的因病致贫率分别为30.5%和25.2%,其中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导致的各自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分别为25.4%、39.4%、39.8%和47.0%;导致的因病致贫发生率分别为19.8%、35.7%、34.0%和42.2%,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人均年收入和年龄均是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的影响因素。其中,较高的人均年收入是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的保护性因素,而家庭里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患者和家庭中有老年人更容易导致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的发生。(3)对社会经济层面的影响: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的人均疾病经济负担分别为6667.4元、9126.1元、9270.0元和16187.2元,其中人均直接经济负担分别为6634.6元、9054.9元、8948.4元和15898.5元,人均间接经济负担分别为32.8元、71.2元、321.6元和288.7元;4种慢性病总的疾病经济负担分别108185.2百万元、41529.5百万元、16192.0百万元和12649.0百万元,男性的疾病经济负担均高于女性(P<0.01),这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总的疾病经济负担为178555.7百万元,占云南省总GDP的13%。5.肥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归因于全身性肥胖的经济负担分别为8157.5百万元、6876.6百万元、3491.7百万元和2740.2百万元,归因于中心性肥胖的经济负担分别为34370.2百万元、10696.1百万元、3232.4百万元和3177.0百万元。四种慢性病总的疾病经济负担为178555.7百万元,其中归因于全身性肥胖的总的疾病经济负担为21266.0百万元,占总的疾病经济负担的11.9%,占云南省总GDP的1.6%;归因于中心性肥胖总的疾病经济负担为51475.7百万元,占总的疾病经济负担的28.8%,占云南省总GDP的3.8%。[结论]1.云南省两个县农村居民肥胖率处于全国中等偏下水平,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脑卒中这四种疾病中高血压患病率最高,四种疾病均与肥胖高度相关,其中脑卒中与全身性肥胖相关性最高,高血压与中心性肥胖相关性最高。2.当地四种慢性病的疾病负担由高至低分别为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和高血压。四种慢性病归因于中心性肥胖的疾病负担高于归因于全身性肥胖的疾病负担,其中脑卒中归因于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疾病负担均为最高。3.肥胖相关慢性病对云南省两个县农村地区个人生命质量、家庭和社会经济层面均造成影响:个人的生命质量下降,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和因病致贫发生率较非患病家庭明显增加,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疾病经济负担。4.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总的疾病经济负担中住院费用所占比重最大。高血压归因于全身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的疾病经济负担均为最高。应从个人、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控制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病:提高对肥胖特别是中心性肥胖的危害性认识;防控肥胖是控制肥胖相关慢性病的关键;健全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和联盟医院等公共卫生平台建设,.从而控制肥胖和肥胖相关慢性病的流行,减轻其对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的影响。
彭伟霞[5](2013)在《上海市静安区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及其对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大。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世界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容易导致各种慢性病乃至残疾,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日益受到重视。对于健康来说,不单指身体功能或身体结构不存在问题,如瘫痪或失明等,更强调活动能力没有受到影响,如散步、吃饭等,能维持日常的生活能力,同时更指可以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以及各种活动的参与没有受到限制,还有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社会关系。中国是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面临沉重人口压力的,能否解决好人口老化面临的各种问题,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是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对老年人的生存质量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及时对老年人问题做出规划和决策的制定与实施,为中国经济和医疗发展的改革提供依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健康期望寿命是将生存质量和死亡状况结合起来进行疾病负担的健康测量的指标。目前国内外针对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的研究研究不是很多,同时主要集中于现况的描述,而本研究采用典型案例研究法,聚焦于上海市静安区在近10多年间建设健康城市过程中所采取的对策,通过纵向10年的随访数据比较,分析同一地区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其健康期望寿命变化趋势。同时通过横向同一时间不同地区国家的健康状况的比较,结合当地的政治体制、环境的差异,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制定提高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和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进行描述探讨,为制定解决老年人健康问题的对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典型案例研究方法,通过随访10年,对上海市静安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进行3次横断面的调查,纵向分析老年人健康损害的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同时重点聚焦于2011年数据,结合比较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健康数据,横向分析不同地区的健康状况,分析地区、政治体制、环境的差异,进行相应的对策研究探讨,为制定提高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和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目标●通过历时10年,每5年一次的静安区老年人健康调查,纵向分析老年人健康损害的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评价静安区老年人的健康及其相关的生存质量,探索评价老年人健康状况的指标。●分析社会资本和健康的关系,以探讨有利于老年人健康的外部资源的来源和途径。●结合不同街道、不同地区的健康期望寿命,从社区组织和政策层面探讨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为制定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研究对象静安区2002年,2007年,2011年10间的3次老年人健康状况调查的数据。不同国家地区健康期望寿命的调查结果。研究内容1.随访10年静安区老年人健康问题研究2.生态学模型探讨静安区老年人健康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研究方法本研究利用纵向数据,通过前后3次,每5年一次的随访调查,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定量研究主要是问卷调查,定性研究包括焦点组访谈等方式。资料分析采用描述性与分析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分析、多重线性回归分析、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定性分析方法。主要研究结果纵向研究结果:均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静安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作为研究的调查对象。2002年共调查1880人,2007年调查2593人,2011年调查3049人。随访10年发现,各年龄组老年人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随着时间推移都有所提高,2011年本地区60-岁组老年人的期望寿命和健康期望寿命分别为26.3岁和18.9岁,均高于2007年本地区同年龄组老年人的25.0岁和17.8岁,更远高于2002年组的23.4岁和14.6岁。健康期望寿命损失率2011年为28.0%,低于2007年的28.8%和2002年组的37.6%,随着时间推移,健康期望寿命的损失率呈明显下降趋势。男女性在不同年份组间的变化趋势相同,但是总体而言历年女性期望寿命均高于男性,健康期望寿命历年均是男性高于女性。疾病是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脑血管病导致的健康期望寿命损失率最大,2011年为62.1%,比2002年的77.9%有所下降,但是其他慢性病的健康期望寿命损失率上升快速,如高血压从2002年的20.4%上升到2011年的44.0%。静安区老年人身体活动量随年份有明显上升,规律性活动的参与率从2002年的39.2%上升到2011年的54%。10年间有心理情绪障碍的老年人比率居高不下,总体而言女性心理情绪障碍发生率高于男性。横向分析结果如下(2011年的数据结果):个体层面:本次调查共调查3049人,其中男性1361人,女性1688人,平均年龄为72.39±9.13岁。54.1%的老年人能规律的参加身体活动,14.2%的老年人吸烟,6.7%的老年人饮酒。23.2%的老年人健康自评比同龄人好,绝大部分老年人(占60.7%)健康自评和同龄人一样,健康自评男性优于女性。就健康自评而言,行为生活方式的身体活动是其保护因素,OR=2.759。没有心理情绪问题的老年人的健康自评优于有心理问题的老年人,统计学有差异。该地区60岁以上男性日常活动能力损害率从60~65组的10.7%上升至85~组的51.5%,平均为21.6%;女性日常活动能力损害率从60~65岁组的11.4%上升至85~岁组的68.9%,平均为27.5%。日常活动功能丧失率最高分别是处理家务、购物,较低的分别是整理仪容和上下床。工具性日常活动能力功能丧失率较生理性日常活动能力高。本地区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最高的是高血压,为50.8%。不同疾病对健康期望寿命的影响不同,导致健康期望寿命损失率最高的是脑血管病。各年龄组的女性期望寿命均高于男性,但各年龄组的男性健康期望寿命均高于女性。比较不同社会经济状态健康期望寿命发现,已婚且配偶健在的老年人的健康期望寿命最高,家庭每月平均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也比收入低的老年人高,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越高。在不同年龄组别中,健康自评好的健康期望寿命也高,有统计学差异。社会资本的总水平与老年人的健康自评相关,健康自评越好社会资本总水平越高,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能力与社会资本也呈相关性,有日常活动能力损害组老年人的社会资本总水平总水平低于无日常活动能力损害老年人。社区层面组织参与低的老年人较组织参与率高的老年人更易出现日常活动能力的受损,日常活动能力的受损更易出现在社会凝聚力低和信任感低的老年人中。不同街道社会资本有差异,静安寺街道中的老年人所得到的社会资本水平是最高的,为10.88±1.60,该街道的健康期望寿命也最高,60岁组为21.35岁,85岁组为4.72岁。不同街道老年人的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和健康期望寿命损失率与社会资本有一定的相关性,不同街道日常活动能力损失率存在差异。通过与老年人、老年人护理者、老年服务提供者等不同人群的定性访谈,收集静安区老年人对提高健康状况配套的各方面的认识和感受,总体而言,老年人对物质生活环境较满意,但是老年人在信息与交流方面应加强,仍存在着社会参与热情不高,有偿工作机会较少等方面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政策层面健康期望寿命是评估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指标。静安区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优于全国。经济因素是影响健康健康期望寿命的因素。城市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高于农村老年人。2010年不同国家的健康期望寿命进行比较发现,健康期望寿命最低海地,最高为日本。中国出生时男性健康期望寿命为65.5岁,排名第37位,女性期望寿命为70.4岁,排名24位。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研究结论健康期望寿命是评估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指标。10年间静安区老年人的健康期望寿命稳步上升,健康期望寿命的损失率逐渐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在持续稳定的改进,但是近几年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的速度有所放缓,趋于稳定。静安区老年人整体健康水平优于全国,与开展的健康城市建设有关系。经济因素是影响健康期望寿命的因素。疾病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脑血管病导致的健康期望寿命损失率最大,但是高血压、心脏病及慢支肺气肿引起的期望寿命平均损失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控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为了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期望寿命,应加强对高龄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的保健服务。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相关,提高老年人的组织参与、社会凝聚和信任感对促进老年人的健康有益。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倡导健康自我管理,促进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在我国健康城市的建设是很好的对策。
胡广宇,谢学勤[6](2012)在《健康期望寿命指标分类及评价比较》文中认为健康期望寿命是人群健康综合测量的代表性指标,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研究和应用。重点介绍了健康期望寿命指标的分类,对健康状态期望(health state expectancy,HSE)和健康调整期望寿命(health-adjusted life ex-pectancy,HALE)两类指标群进行了评价与比较,提出适宜研究资料的缺乏与计算方法的分歧是当前国内健康期望寿命研究应着力解决的两大重要问题。
刘言正[7](2012)在《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在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面临着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严重的双重压力,城市污水再生回用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回用过程中再生水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的风险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的健康风险评价方法中应用较多的是利用随机模拟的方法(例如采用Monte-Carlo方法)来计算出健康风险的分布情况,从而可以得到不同污染因子导致疾病发生的概率。但是疾病发生的概率不能反映疾病所致的伤残程度和持续时间,也不能反映疾病导致死亡对生产力的影响。由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合作进行全球疾病负担的研究时,采用了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做为量化疾病负担的新指标。DALY既考虑了由于早逝而引起的疾病负担又考虑了由于失能而引起的疾病负担,以年作为其单位,从而使致命和非致命健康结局在同一尺度下比较其严重性。本文将DALY应用于污水再生回用对人体健康造成的风险评价,研究DALY在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中应用的方法,并以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为案例研究污水再生回用对人体健康造成的风险,最终以疾病负担的指标进行量化。经过对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对人体健康造成的风险评价分析,建立了DALY应用于污水再生回健康风险评价的方法。对西安市再生水中几种主要的污染因子对人体造成的疾病负担进行对比分析,导致疾病负担较大污染物的为病原微生物中的轮状病毒和甲肝病毒、致癌化学物质中的Cd,其可导致的疾病负担分别为0.86DALY/万人、0.38DALY/万人、0.34DALY/万人,相比于其他疾病造成的负担,污水再生回用对人体健康造成的疾病负担很小。
詹一,俞敏[8](2011)在《健康期望寿命的计算方法与应用》文中研究表明健康期望寿命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多、最具有代表性的疾病负担评价和测量指标。随着疾病资料的日益完善、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和计算方法的应用,国内外研究者们加深了对健康期望寿命的研究。本文主要就健康期望寿命的提出发展、计算方法和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
黄鹏[9](2010)在《湖南浏阳农村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尝试建立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对模型进行验证,并对湖南浏阳农村10种常见慢性病的疾病负担进行评价。方法:1、采用文献法和层次分析法进行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通过德尔菲法对评价指标进行筛选、确定权重,同时建立层次分析法、秩和比法和TOPSIS法三种综合评价模型。2、选择研究现场进行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1)选择湖南省浏阳市作为研究现场。通过现况研究,确定并选择该地农村居民2006年患病率前10位的慢性病作为疾病负担评价的对象;(2)计算与该10种慢性病的综合评价有关的指标,包括发病、死亡、伤残、寿命损失、生命质量损失及经济损失等;(3)使用层次分析法(AHP)、秩和比法(RSR)和TOPSIS法三种综合评价模型对10种常见慢性病疾病负担进行评价和排序;(4)将综合评价的结果与传统指标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结果进行比较和分析。结果:(一)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构建1.在充分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应用层次分析法,初步建立了一个包含5个一级指标(疾病发生发展的特征、疾病所致寿命损失.、疾病所致劳动能力的损失、疾病所致生活质量的损失、疾病所致的经济损失)和24个二级指标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初评指标体系框架。2.德尔菲法咨询结果提示:专家咨询过程中三轮咨询的积极系数分别为92.3%,95.8%和91.3%;一级指标的专家判断依据系数在0.70-0.90之间,熟悉程度系数在0.55-0.75之间,由以上两个指标获得的专家权威程度系数在0.63-0.83之间;二级指标的专家判断依据系数在0.75-0.90之间,熟悉程度系数在0.42-0.88之间,由以上两个指标获得的专家权威程度系数在0.60-0.89之间。3.通过筛选,最后形成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上述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患病率、死亡率、患者发病的平均年龄、患者的平均病程、潜在减寿年数、去死因期望寿命增量、误工/误学时间、潜在工作损失年、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疾病直接经济损失、疾病间接经济损失)。在确定各指标权重后,分别建立了层次分析法(AHP)、秩和比法(RSR)和TOPSIS法三种综合评价模型。(二)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1.按疾病系统分类分析,浏阳农村慢性病患病率居前五位的疾病依次是循环系统疾病(5.74%)、消化系统疾病(2.35%)、肌肉骨骼结缔组织疾病(2.23%)、泌尿生殖系统疾病(1.91%)和呼吸系统疾病(1.48%),五类疾病患病人数合计占总患病人数的72.44%。不同慢性病的分布,在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特征。文化程度越低,慢性病的患病率越高;农业和离退休人群的患病率最高,而学生和技术管理人员最低;丧偶与再婚者的患病率较其他婚姻状况的人高。按病种分析,患病率居前10位的慢性病依次为:高血压病(3.65%)、尿石病(1.15%)、类风湿性关节炎(1.09%)、慢性支气管炎(1.03%)、慢性胃肠炎(0.97%)、缺血性心脏病(0.86%)其他椎间盘疾病(0.72%)、脑血管病(0.68%)、糖尿病(0.52%)胆石病胆囊炎(0.49%)。2.在2006年10种主要慢性病中,其每年的总经济负担从高至低为高血压病(7416.91万元),尿石病(5448.12万元),其他椎间盘疾病(3417.71万元),脑血管病(3354.09万元),慢性支气管炎(3176.66万元),类风湿性关节炎(3137.88万元),胆石病胆囊炎(3040.60万元),糖尿病(3016.52万元),缺血性心脏病(2854.88万元),慢性胃肠炎(2456.35万元)。该市农村10种慢性病估计总经济负担达到3.73亿元。3.10种慢性病患者的生理功能(PF)、生理职能(RP)、躯体疼痛(BP)、总体健康(GH)、活力(VT)、社会功能(SF)、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八个维度的得分均低于健康人群(u检验,P值均<0.05)。各病种各维度得分与健康人群相应维度得分的差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方差分析,P值均<0.05)。从生理功能维度看,脑血管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25.3±8.3),尿石病的最小(8.2±2.6);从生理职能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63.8±22.4),胆石病胆囊炎的最小(33.1±11.7);从躯体疼痛维度看,其他椎间盘疾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32.8±15.5),紧随其后的为类风湿性关节炎(32.7±12.8),慢性支气管炎的最小(12.9±6.8);从总体健康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35.5±9.7),高血压病的最小(23.3±8.2);从活力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18.3±4.2),高血压病的最小(9.1±4.7);从社会功能维度看,脑血管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28.2±10.4),胆石病胆囊炎的最小(12.8±4.4);从情感职能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35.6±11.8),慢性支气管炎的最小(11.6±3.2);从精神健康维度看,糖尿病的得分与健康人群的差值最大(13.7±4.9)慢性胃肠炎的最小(5.1±1.5)4.2006年,浏阳市总死亡率为6.56‰。其中,男性死亡率为7.20%o,女性死亡率5.87%o,男性死亡率高于女性。脑血管病的粗死亡率最高,为1.41‰。在10种慢性病中,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尿石病、慢性胃肠炎的粗死亡率男性高于女性,而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胆石病胆囊炎的粗死亡率女性高于男性,无因其他椎间盘疾病造成的死亡。浏阳市2006年的人均期望寿命为74.4岁,其中男性为72.7岁,女性为76.3岁,均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在10种慢性病中,患者发病的平均年龄相差较大,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秩和检验,H=18.72,P<0.05),其中患者发病平均年龄最大的为脑血管病(54.56±20.27岁),最小的为尿石病(37.52±16.83岁)。患者平均病程最长的为尿石病(36.87年),最短的为脑血管病(6.20年)。5.10种慢性病的DALY损失顺位是:脑血管病(12.986%o)慢性支气管炎(7.190‰)、缺血性心脏病(5.581‰)、高血压病(1.196‰)、类风湿性关节炎(1.122‰)、胆石病胆囊炎(0.883‰)糖尿病(0.862‰)、其他椎间盘疾病(0.437‰)、慢性胃肠炎(0.379‰)、尿石病(0.180‰)。男性DALY损失大于女性的疾病有:脑血管病、其他椎间盘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尿石病、慢性胃肠炎;女性DALY损失大于男性的疾病有: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胆石病胆囊炎。6.从评价结果看,AHP法和TOPSIS法的结论完全一致。10种慢性病中,疾病负担的顺位为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尿石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其他椎间盘疾病、胆石病胆囊炎、慢性胃肠炎。RSR法的评价结果是,疾病负担的顺位为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尿石病、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胃肠炎、其他椎间盘疾病、胆石病胆囊炎。7.在10种慢性病中,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缺血性心脏病和高血压病的DALY损失位居前4位。该结果充分反映了无论是从疾病造成的寿命损失的角度,还是从多方面影响的角度,脑血管、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病和缺血性心脏病等慢性病均为当地主要的疾病负担来源。另外,研究显示,对于患病率和死亡率均低的慢性病,即便在综合评价中考虑了对劳动能力、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影响,如其他椎间盘疾病、慢性胃肠炎、胆石病胆囊炎等,其疾病负担均排在较后的位置。这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那些患病率高、死亡率高、容易造成失能的疾病仍是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8.本研究提出的综合评价模型既考虑了疾病导致的寿命损失,如潜在减寿年数、去死因期望寿命增量,也考虑到了患者生活质量的损失,同时,还兼顾了疾病导致的劳动能力损失和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因此综合评价模型能反映出疾病危害更全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卫生决策。因而从理论上讲,综合评价模型的评价效果应该优于DALY。AHP法和TOPSIS法的结论完全一致,反映出两种模型对指标体系的适用性较好。结论:1.浏阳农村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为16.06%,死亡率为6.56‰,其患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浏阳农村居民10种主要慢性病的总经济负担达到3.73亿元,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高血压病(7416.91万元),尿石病(5448.12万元)和其他椎间盘疾病(3417.71万元);3.10种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均受到较大影响,不同病种在不同维度损失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4.首次建立了含5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的综合评价模型,并且证明该模型是可行的、有效的。5.首次应用新建立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的综合评价模型对浏阳农村10种常见的慢性病的疾病负担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AHP法和TOPSIS法的排序结果是:疾病负担的顺位从高到低依次为脑血管病、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病、缺血性心脏病、尿石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其他椎间盘疾病、胆石病胆囊炎、慢性胃肠炎。6.从评价模型的使用情况看,所反映出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的信息与当前的慢性病的危害情况基本相符。患病率高、死亡率高、容易造成失能的疾病仍是疾病负担的主要来源。患病率低、死亡率低的慢性病,即便在综合评价中考虑了对劳动能力、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影响,其疾病负担均相对较低。7.本文所构建的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其应用效果优于传统指标DALY。通过三种评价模型的应用,我们建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或TOPSIS法对慢性病的疾病负担进行综合评价。
王建生,金水高[10](2009)在《去病因健康调整期望寿命——一个新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去死因期望寿命、健康调整期望寿命、失能调整寿命年的原理和计算方法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去病因健康调整期望寿命。去病因健康调整期望寿命通过虚拟死亡人数的概念将疾病导致的伤残和死亡结合到一起,从而解决了健康调整期望寿命难于应用于单个疾病的问题。去病因健康调整期望寿命概念上容易理解,在理论上有依据,计算方法上简单可行,不受评价人口的年龄构成影响,更有利于不同疾病、不同人群间疾病负担的比较。
二、评价健康水平的新指标——伤残调整期望寿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评价健康水平的新指标——伤残调整期望寿命(论文提纲范文)
(1)构建人群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指标的三种方法比较 ——以山东省潍坊市数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语对照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背景 |
一、健康调整期望寿命年的定义及发展历程 |
二、健康调整期望寿命的估算方法 |
1. Sullivan法 |
2. 多状态寿命表法 |
3. GOM模型法 |
4. 微观仿真法 |
三、健康状态权重赋值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
1.基于疾病的伤残权重 |
2. 基于普通人群的健康状态权重 |
四、研究基础 |
1. 健康日量表 |
2. 数据基础 |
五、本研究开展的意义 |
研究目的及研究内容 |
六、技术路线图 |
资料与方法 |
一、资料来源 |
1. 死亡数据 |
2. 人口数据 |
3. 人群健康状态及行为危险因素资料 |
二、质量控制 |
三、数据清洗 |
四、确定人群健康状态 |
1. HSW的定义 |
2. HDALE的定义 |
3. 其它指标的定义与赋值 |
五、统计分析方法 |
1. 2010-2017年潍坊市居民的流行病学特征 |
2. 2018年潍坊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健康状态权重 |
3. HDALE的估算 |
4. 分析方法及使用软件 |
结果 |
一、2010-2017年潍坊市的流行病学特征 |
1. 2010-2017年潍坊市居民的粗死亡率与死亡率 |
2. 2010-2017年潍坊市居民的期望寿命 |
二、2018年潍坊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健康状态权重 |
1. 2018年潍坊市调查库人群的基本特征 |
2. 2018年潍坊市调查库人群的居民健康状况 |
3. 基于三种方法估算健康状态权重并验证 |
三、基于三种方法估算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 |
讨论 |
一、Sullivan法、GOM模型法和综合法的比较 |
1. HSW值比较 |
2. HDALE值比较 |
二、HRQOL-4用于健康状态的定义 |
三、综合法中权重的计算方法 |
四、局限性 |
五、创新性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综述 伤残权重的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
(2)健康预期寿命与伤残调整生命年内在关联与差异(论文提纲范文)
1 基本概念及历史演进 |
2 基本数据来源 |
3 疾病伤残权重的确定与标准生命表的选择 |
4 DALY和HLE的应用 |
5 局限与启示 |
(3)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居民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的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表 |
前言 |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 资料来源 |
2 研究方法 |
2.1 疾病分类与人口标化 |
2.2 恶性肿瘤疾病负担主要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
2.3 分类及年龄分段 |
2.4 混合效应及LOESS模型 |
3 质量控制 |
4 统计分析 |
5 人口学特征 |
6 技术路线 |
研究结果 |
1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全人群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分析 |
1.1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人群分性别恶性肿瘤发病情况 |
1.2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全人群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 |
2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全人群恶性肿瘤死亡情况分析 |
2.1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人群分性别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2.2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全人群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3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全人群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分析 |
3.1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人群分性别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 |
3.2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全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 |
3.3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人群主要恶性肿瘤分年龄组疾病负担情况 |
4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特殊人群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分析 |
4.1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儿童人群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 |
4.2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老年人群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 |
4.3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女性人群主要恶性肿瘤发病情况 |
5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特殊人群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分析 |
5.1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儿童人群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5.2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老年人群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5.3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女性人群主要恶性肿瘤死亡情况 |
6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特殊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分析 |
6.1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儿童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 |
6.2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老年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 |
6.3 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女性人群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情况 |
讨论 |
结论 |
研究的创新性与不足 |
中西医结合在降低恶性肿瘤疾病负担方面的应用 |
1 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的优势 |
2 中西医结合应用于恶性肿瘤疾病负担 |
2.1 中西医结合在降低恶性肿瘤疾病流行病学负担方面的应用 |
2.2 中西医结合在降低恶性肿瘤疾病经济负担方面的应用 |
参考文献 |
综述 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研究进展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介 |
(4)云南省农村居民肥胖与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缩略词表 |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一 前言 |
(一) 研究背景和现状 |
(二) 立题依据和研究意义 |
(三) 研究目标 |
二 资料与方法 |
三 研究结果 |
(一) 调查人群基本情况 |
(二) 调查人群肥胖及肥胖相关慢性病的流行现状 |
(三) 调查人群四种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 |
(四) 肥胖和肥胖相关慢性病对当地居民的危害性研究 |
四 讨论 |
五 结论与建议 |
六 创新及不足之处 |
七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调査表 |
综述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文章及参加科研情况 |
致谢 |
(5)上海市静安区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及其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的总体设计 |
资料与方法 |
一、资料来源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部分 纵向随访10年静安区老年人健康问题研究 |
一、对象与方法 |
二、结果 |
(一) 10年间基本资料分析 |
(二) 健康行为分析 |
(三) 10年纵向随访健康期望寿命分析 |
(四) 定性评估 |
三、讨论 |
四、小结 |
第二部分 生态学模型探讨静安区老年人健康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
一、对象与方法 |
二、结果 |
(一)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
(二) 老年人健康状况 |
(三) 社会资本与老年人健康 |
(四) 不同街道健康状况分析 |
(五) 不同国家地区健康期望寿命比较 |
三、讨论 |
四、小结 |
研究结论 |
创新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1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2 发表论文 |
(6)健康期望寿命指标分类及评价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1 相关背景 |
2 指标分类 |
2.1 4种分类 |
2.1.1 依据国际疾病分类 |
2.1.2 依据国际残损、残疾和残障分类 |
2.1.3 健康状况自评 |
2.1.4 健康状况权重调整 |
2.2 两大指标群 |
3 评价比较 |
4 国内当前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
4.1 适宜资料较为缺乏 |
4.2 计算方法尚存分歧 |
(7)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在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国内外水资源现状 |
1.1.1 全球水资源现状 |
1.1.2 中国水资源现状 |
1.2 国内外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现状 |
1.2.1 国外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现状 |
1.2.2 国内城市污水再生回用现状 |
1.3 城市污水再生回用风险分析 |
1.4 城市污水再生回用风险评价方法 |
1.5 本文的研究内容 |
2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提出和应用 |
2.1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提出 |
2.1.1 研究提出 |
2.1.2 发展过程 |
2.1.3 提出的意义 |
2.2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概念和原理 |
2.2.1 伤残调整寿命年的概念 |
2.2.2 伤残调整寿命年的原理 |
2.3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计算方法 |
2.3.1 疾病导致死亡损失的健康生命年 |
2.3.2 不同年龄人群健康存活一年的相对价值(年龄权数) |
2.3.3 非致死疾病的健康生命年的测算(伤残权重) |
2.3.4 健康生命年的时间相对重要性(贴现率) |
2.4 DALY的普遍模型 |
2.5 DALY的应用 |
2.5.1 利用DALY对哈尔滨市人群健康问题的研究 |
2.5.2 DALY在煤矿职业性疾病负担分析中的应用 |
3 DALY在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
3.1 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 |
3.1.1 危害鉴定 |
3.1.2 暴露评价 |
3.1.3 剂量反应分析 |
3.1.4 风险评定 |
3.2 DALY在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
4 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的DALY应用研究 |
4.1 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的前景分析 |
4.2 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 |
4.2.1 病原微生物的风险评定 |
4.2.2 致癌化学物质的风险评定 |
4.2.3 非致癌化学物质的风险评定 |
4.3 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的DALY应用 |
4.3.1 西安市人口数据 |
4.3.2 西安市伤残权重D值的确定 |
4.3.3 DALY计算中其他参数的选择 |
4.3.4 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的DALY的计算 |
4.4 西安市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的DALY分析 |
5 结论和讨论 |
5.1 结论 |
5.2 讨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8)健康期望寿命的计算方法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1 健康期望寿命的提出与发展 |
2 健康期望寿命的计算方法 |
2.1 资料来源 健康期望寿命的资料来源包括死亡资料和健康相关资料。 |
2.1.1 死亡资料 |
2.1.2 健康相关资料 |
2.2 计算方法 |
2.2.1 等级隶属模型 (GOM模型) |
2.2.2 沙利文 (Sullivan) 法 |
2.2.3 多状态生命表法 (multistate life table) |
2.2.4 微观仿真学 |
3 健康期望寿命的应用 |
4 健康期望寿命的影响因素 |
4.1 年龄差异 |
4.2 性别差异 |
4.3 城乡差异 |
4.4 社会经济差异 |
5 小结 |
(9)湖南浏阳农村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本文英汉缩略语名词对照表 |
前言 |
1 研究的背景 |
2 问题的提出 |
3 研究的目的和内容 |
4 研究方案(技术路线) |
第一篇 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体系和模型的构建 |
第一章 前言 |
1.1 疾病负担评价的必要性 |
1.2 疾病负担评价方法学研究进展 |
第二章 研究方法 |
2.1 确定疾病负担评价的范畴 |
2.2 确定慢性病作为研究对象 |
2.3 慢性病疾病负担的综合评价 |
2.3.1 综合评价的一般步骤 |
2.3.2 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的提出和筛选 |
2.3.3 部分指标的定义 |
2.3.4 指标选择与指标权重的确定 |
2.3.5 建立最终综合评价模型 |
2.4 质量控制 |
第三章 结果 |
3.1 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指标及其框架 |
3.2 专家咨询结果 |
3.2.1 专家组成 |
3.2.2 专家的积极系数 |
3.2.3 专家权威程度系数 |
3.2.4 第一轮专家咨询的统计分析结果 |
3.2.5 第二轮专家咨询的统计分析结果 |
3.2.6 第三轮专家咨询的统计分析结果 |
3.2.7 专家评分一致性系数及其检验 |
3.2.8 综合评价指标的权重确定 |
3.3 建立综合评价模型 |
3.3.1 层次分析法 |
3.3.2 秩和比法 |
3.3.3 TOPSIS法 |
第四章 讨论 |
4.1 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
4.2 专家咨询结果的可靠性 |
4.2.1 专家的选择 |
4.2.2 专家的权威程度 |
4.2.3 专家的积极系数 |
4.2.4 专家咨询表的编制 |
第二篇 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证研究 |
第一章 前言 |
第二章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研究现场的选择 |
2.2 研究对象的确定 |
2.3 样本含量的计算 |
2.4 研究内容 |
2.4.1 调查内容 |
2.4.2 分析内容 |
2.5 研究方法与资料收集 |
2.5.1 病例的定义及诊断 |
2.5.2 研究方法 |
2.5.3 资料收集 |
2.6 数据整理和分析 |
2.6.1 数据的整理 |
2.6.2 数据的分析 |
2.7 质量控制 |
第三章 结果 |
3.1 浏阳市农村居民慢性病的流行特征 |
3.1.1 浏阳市农村居民被调查人口的基本情况 |
3.1.2 浏阳市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情况分析 |
3.2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的经济损失 |
3.2.1 直接经济损失 |
3.2.2 间接经济损失 |
3.2.3 慢性病全人群总经济负担估计 |
3.3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的生活质量评分结果与分析 |
3.4 浏阳市简略寿命表的编制及10种慢性病的去死因期望寿命增量计算 |
3.4.1 浏阳市居民10种慢性病的死亡率 |
3.4.2 湖南省浏阳市简略寿命表的编制 |
3.4.3 不同病种慢性病的去死因期望寿命及其增量 |
3.5 10种慢性病的潜在减寿年数(YPLL)和潜在工作损失年数(WYPLL) |
3.5.1 潜在减寿年数(YPLL)的估计 |
3.5.2 潜在工作损失年数(WYPLL)的估计 |
3.6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计算与分析 |
3.6.1 早死所致的寿命损失年(YLL)的计算 |
3.6.2 伤残引起的健康生命损失年(YLD)的计算 |
3.6.3 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计算 |
3.6.4 与其他研究的DALY结果比较 |
3.7 不同病种慢性病患者的平均发病年龄和平均病程 |
3.8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的疾病负担综合评价结果 |
3.8.1 层次分析法的评价结果 |
3.8.2 秩和比法的评价结果 |
3.8.3 TOPSIS法的评价结果 |
3.9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疾病负担的综合评价结果与DALY的比较 |
3.10 综合评价模型的代表性验证 |
第四章 讨论 |
4.1 浏阳市农村居民慢性病的流行特征 |
4.2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的经济损失 |
4.2.1 浏阳农村居民10种主要慢性病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特点 |
4.2.2 浏阳农村居民10种慢性病的总经济损失估计 |
4.3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
4.4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 |
4.5 浏阳市农村患病率前10位慢性病的综合评价 |
4.5.1 关于评价结果 |
4.5.2 关于评价方法 |
4.5.3 与DALY指标的比较 |
第五章 结论 |
5.1 浏阳农村的慢性病患病水平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
5.2 浏阳农村居民10种主要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具有不同的特征 |
5.3 10种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受到较大影响且具有不同的特点 |
5.4 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是可行的、有效的 |
5.5 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效果优于传统指标DALY |
第六章 本研究的特色和不足 |
6.1 本研究的特色 |
6.2 本研究的不足 |
第七章 本研究的展望 |
参考文献 |
综述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成果 |
四、评价健康水平的新指标——伤残调整期望寿命(论文参考文献)
- [1]构建人群健康日调整期望寿命指标的三种方法比较 ——以山东省潍坊市数据为例[D]. 胡葵茹. 北京协和医学院, 2021
- [2]健康预期寿命与伤残调整生命年内在关联与差异[J]. 董惠玲,吴炳义,武继磊,乔晓春. 中国公共卫生, 2020(11)
- [3]2010年与2015年江西省居民主要恶性肿瘤疾病负担的变化研究[D]. 杨静. 江西中医药大学, 2020(05)
- [4]云南省农村居民肥胖与肥胖相关慢性病的疾病负担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D]. 李青. 昆明医科大学, 2017(01)
- [5]上海市静安区老年人健康期望寿命及其对策研究[D]. 彭伟霞. 复旦大学, 2013(03)
- [6]健康期望寿命指标分类及评价比较[J]. 胡广宇,谢学勤.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2(03)
- [7]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在污水再生回用健康风险评价中的应用研究[D]. 刘言正.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2(02)
- [8]健康期望寿命的计算方法与应用[J]. 詹一,俞敏. 疾病监测, 2011(12)
- [9]湖南浏阳农村慢性病疾病负担综合评价模型的构建及其实证研究[D]. 黄鹏. 中南大学, 2010(01)
- [10]去病因健康调整期望寿命——一个新的疾病负担评价指标[J]. 王建生,金水高.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