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行政伦理探源（论文文献综述）
宋哲琦[1]（2020）在《《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文中提出《装饰》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设计类核心期刊,从1958年创刊起,与中国设计共同成长,记录了工艺美术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历程,汇集了国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以《装饰》作为展现学术思想、指导学科实践的平台。本文以《装饰》发展历程为线索,通过期刊分析、文献分析、表格梳理、人物访谈等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内容侧重点将杂志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论述《装饰》与中国设计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并对20年来的杂志内容进行系统的整理,更全面的阐述该杂志的发展历程与时代背景下相互影响的关系,以及对《装饰》、对中国设计文化、教育的作用与影响进行总结。
刘红梅[2]（2020）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文中提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文化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的审视家庭生活后的理性反思结果。家庭是社会机体的有机细胞,家庭文化是确保家庭细胞形态健康的重要因素。家庭和谐、家庭文化健康,个体人才能得到培养,社会才能稳定有序,家庭才能真正发挥连接个体与社会的“桥梁”作用。现代性发育和市场经济的主导,在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更深层意义上改变了人们的家庭生活理念。传统的家庭及其文化已经在新的社会实践和交往关系中遭到解体。个体面临从传统的家庭生活中不断的出走,又一次次陷入对现代家庭寻找的徘徊困境中,家庭本身也面临价值观困境、伦理道德困境、家庭教育困境以及传承与断裂困境。进入新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文化去解决个体和家庭困境,去保障社会的良序发展。本文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点,以文化哲学作为观察视角,通过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对比研究,发掘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和西方家庭文化中的合理资源,试图为新时代家庭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探索方向。唯物史观是人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钥匙。家庭及其文化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的一种,必然符合唯物史观的一般规律。纵观中西方古代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家庭是人类早期共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人类从动物式本性群居到自觉选择家庭作为生活方式,从无序的血缘婚家庭到现代文明社会“一夫一妻”制家庭,家庭产生的每一步都和人们实践的重心“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分不开。对“两种生产”的需要直接产生了人们对家庭生活的需要。通过家庭实现了生存资料和生命的再生产,通过家庭交往实现人对自我的确认。与之相适应,家庭作为经济生产单位具有满足人们生活资料需要的生产功能,作为生育单位家庭具有延续自身和种族生命的生产功能,同时家庭作为育人之器具有抚养和培育后代的功能。兼具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两种生产”,也就决定了产生其上的家庭的性质。家庭文化则是人的本质在家庭生活中的显现,是人在具体的家庭生活实践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的结果,是人的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人们从必然的非自由状态走向人的自由解放的过程。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家庭文化在维护人的生存和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在统治者意志中变成束缚人自由的工具,实现人的解放必然要从批判以买卖婚姻为实质的非自由的家庭文化开始,将人的解放作为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积极构建以实现人的解放为内容的家庭文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变迁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分不开的。在人类早期家庭就是整个社会,婚姻制度就是社会制度。在社会生产能力低,生活范围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对家庭、对血缘、对伦理关系越是依赖,社会在结构上越是以血缘家庭为基础。一旦新的社会制度从私有财产中产生出来,私有财产可以通过财富支配他人进行劳动,阶级对立从中产生,随之发生阶级关系力量变革,血缘伦理组织社会将被国家阶级代替,家庭文化也要从传统血缘伦理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转变。中西方家庭文化的演变,是以自然经济向工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转换为动力的。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家庭文化的内容围绕所有制关系展开。先秦时期自给自足的农业性质,使得传统家庭文化属于典型的血缘伦理文化。家庭文化围绕血缘关系展开,具有伦理性、群体性、家庭本位性、父子关系主导性等主要特点。在《周易》和儒家文化中肯定男女两性关系,属于统治阶级意志下的家庭文化,带有明显的尊卑等级色彩;法家以刑法秩序规定家庭文化;道家打破儒家和法家的礼治和法治文化,以自然无为实现世俗解脱。近代工业萌芽和新文化思想的涌进,群体本位家庭开始向个性自由为主的个体家庭转变,这一思想在婚姻制度中得到巩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家庭文化得到高扬,但由于转型期的“悖论”存在境遇,人们在享有个体家庭文化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传统家庭文化的依托。个体家庭文化陷入异化、功利化、自由化的个体家庭文化境遇。西方家庭文化呈现从古希腊的城邦利益至上和中世纪的宗教家庭文化中解放出来,向资本主义个体家庭文化演进的面貌。柏拉图以城邦利益为目的消解自然家庭,亚里士多德从伦理正义的角度肯定城邦与家庭共同体的至善性,快乐主义从个体本性的快乐原则出发,肯定个体从家庭中获得快乐的正当性。中世纪宗教家庭文化以早期基督教的禁欲独身开始,经历阿奎那肯定以生育为目的的“圣事”婚姻,最终以“骑士之爱”为萌芽的个性之爱从宗教中觉醒结束。但真正的西方式的个体本位的家庭文化,是在私有制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才真正开始。培根和卢梭则站在新兴的资产阶级立场,从自然人权的角度探索家庭文化属于个体本性自由范畴。康德从私有财产的所有权问题出发,将婚姻家庭纳入法权契约关系中,契约婚姻属于“有物权性质的对人权”的范围,是双方彼此占有的权利,对等的义务和权利是婚姻的本质。黑格尔将婚姻家庭文化视为伦理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存在,家庭文化具有伦理性的爱的性质,彼此互爱是家庭文化的最高目的,反对康德的物性契约理论。中西方家庭文化演进过程,反映出家庭文化从自然血缘家庭文化向个体本位家庭文化方向转变,个体家庭文化以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为直接目的。对比发展过程可知,中西方家庭文化存在相通性。从生活方式的角度看,血缘家庭作为最早的生活方式,家庭文化是命运、是权力、是利益共同体文化。从秩序的角度看,家庭文化是一种秩序文化。家庭的产生本身就是人从无序状态到有序的过程,自然的男女分工和家庭角色分工本身就是人自我构建秩序的体现。从家庭文化的功能看,家庭文化是一种育人文化。在承担生育教养后代的同时还要赡养父母。这是中西方家庭呈现的历史共性。有共性也就存在差异性,差异性是必然的存在。从家庭价值导向来说,中国家庭文化属于家庭本位导向群体利益,西方则是以个人为本位倾向个体幸福。在家庭文化理念上,中国家庭文化更多的强调对宗族、家庭的责任,西方则更注重义务与权利的对等。从家庭文化模式看,中国宗法思想笼罩下家庭模式是以父子本位文化,以男性为尊注重男权思想。西方个体文化属于夫妻本位文化,家庭文化围绕夫妻关系展开,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平等。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是在各自的主导经济形式、社会政治结构、自然因素和文化精神理念下造就的,各有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当前家庭文化自身的困境,市场经济的发育,都在指向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问题。面对新时代不可回避的家庭问题,汲取中西家庭文化思想的合理性精华,即为论文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在辨析家庭文化史与中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的前提下,得出中西方家庭及其文化上既具有共通性又存在差异点。本文认为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要解决好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既要承续人类以往的思想精华,又要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各种需要作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的要求作为价值取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家庭文化探索中的理论指导,做到目的、价值和思想相融合。立足新时代和市场经济发展,做到整合中西方家庭文化,以培养塑造现代社会需要的独立个体人格为基点,达到家庭的良性存在与发展,从而稳定社会保障现代化发展。
于翔[3]（2020）在《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文中指出如果不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间”维度上的概念,而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的“观念”和“价值”转向,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体系被人类依据主体的理性和自我意识所解构,同时又建立了新的价值观念体系。西方的现代性自确立以来就是一种个体的人试图完全依赖于自身的“主体”和“自我意识”来解释一切的价值观,现代性的本质即理性的逻辑和主体性原则。明晰了现代性的本质之后我们发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现代性危机,都可以归结为人基于自身的理性逻辑和自我意识以“认知主体”对“价值主体”的否定所导致。因此,回应现代性价值危机需要反思如何拯救和新建价值主体。马克思主义思想、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分别提出了反思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进路,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作为三条进路的最重要代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第一,马克思的反思进路。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不仅仅批判现代性的理性逻辑,更重要的是把批判地矛头指向了理性的现实根基——资本。理性与资本的联姻构成现代性的本质,基于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联姻,现代性的逻辑是一种“抽象同一性”的逻辑,这种逻辑一方面混淆了“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差异,另一方面把人“抽象化”了,抽象化的结果是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丧失。因此,理性和资本的联姻导致的现代性危机的最终结果是“价值主体”的丧失,马克思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指向了理性与资本。具体而言,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理论支撑——理性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现实基础——资本展开批判,进而实现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对“价值主体”的新建。第二,海德格尔的反思进路。海德格尔试图超越西方理性逻辑的“本体论”束缚,恢复人的“此在”状态和生命价值。海德格尔看到西方两千多年来的理性主义背景对现代性的影响,现代性表现为理性与技术合流形成“技术理性”的控制。一方面技术理性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人依靠技术理性在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取了更大的“促逼”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技术的“座架”又否定了人的“主体性”,技术与理性的合流使得人远离了“自然”的本真和“此在”状态,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人丧失了“价值主体性”。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和对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又要认识到技术对现代性的消极意义,技术导致时间的“无聊”,否定生命的价值。我们需要跳出日常的时间、回归真正的内时间,丰富生命的具体内涵和价值,获得存在的意义,进而拯救“价值主体”。但是,海德格尔仍然囿于西方理性主义的逻辑框架,未能实现对现代性的真正超越。第三,梁漱溟的反思进路。梁漱溟立足于儒家文化对现代性价值危机进行反思和重建。梁漱溟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角度重新解读和批判现代性,并试图通过情感和理性融合的文化重构路径克服甚至超越现代性。在梁漱溟看来,文化是“生活的样法”、存在的家园,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文化改造,是超越现代性的根本途径。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文化根源,并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先秦儒家文化当中重新发现克服现代性价值危机的良方,并在重新解释和构建现代性的过程中完成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但是,梁漱溟对西方社会和现代性思维的把握还比较片面和浅层,他将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某些“优点”看作是现代文明前进的图景,这无疑是夸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基于对中西马三条进路的分析,我们发现:一方面,海德格尔和梁漱溟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有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另一方面梁漱溟和海德格尔的思想有其片面性:海德格尔对西方理性主义的批判进路并没有跳出西方文明的思维框架,亦即海德格尔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批判并不能跳出现代性本身,梁漱溟的文化反思进路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现代性价值批判,因而其理论根基的现实基础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而与当下的社会现实存在张力。因此,我们需要在中西马的视域融通中,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重新探讨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探索当代中国价值体系的构建,就要在探讨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批判性地超越西方理性主义价值观,促进中华传统价值观的现代化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所以,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应该具有包容性:融通中、西、马三条进路,时代性:面向过去和未来,人类性:关注人类共同体的命运。
吴霞[4]（2019）在《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研究 ——系统理论视角下规范违反说之提倡》文中研究说明晚近刑法学者在环境犯罪领域的争论很多可以归结为环境保护客体自身的问题。在基础理论方面,环境刑法的功能、目标或者任务到底是什么?环境犯罪侵犯的是什么?环境刑法保护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指向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关于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学说众说纷纭,在学术界一直未能达成一致,于是出现了环境刑事立法过早化、法益前置化、抽象化、回应性、象征性等的批判,以及环境刑事立法、环境犯罪治理相对滞后、提倡累积犯等两种声音。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时候刑事处罚比行政处罚更加积极和前卫;而有些时候民事判决认定的同一事实在可能达到、应当达到和已经达到环境犯罪入罪标准的时候,刑事处罚反而不作为;在环境刑法自身的体系内,触犯不同罪名的同一行为得到了不同的定罪和量刑。在立法评价中,人们习惯于以环境刑事立法为例来批判我国晚近刑事立法的扩张性。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一方面是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客体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是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关于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争议实际上一直局限在法益概念自身的争论之中。而法益这样一个承载着古典启蒙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概念,难以适应以环境刑法为代表的现代刑法的发展,或者说法益概念即使在当下的学术繁荣中得到了重新的解释、被赋予了新功能,但它在功能分化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依然是一个具有局限性的概念。加上刑法本身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一直处于待解决的状态,于是环境刑事立法作为现代刑事立法的典型代表必然遭受这些问题面向的攻击。而刑法现代化面临的形式理性的危机,需要对形式理性再实质化。在一般的刑法理论研究中,人们更多从社会变迁的角度观察现代社会对刑法实质理性的需要,关注如何通过实质的手段来打破这种形式的僵化,却很少关注法律自身的变迁性问题以及法律变迁与社会变迁如何共生的问题。因此,搞清楚客体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无论是对学术理论的发展,还是对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指导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刑法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刑法如何自处?这里需要回归对现代社会自身的观察。从社会学的角度,现代社会是一个功能分化的复杂社会,刑法作为分化的一种结果,具有自身运作的逻辑。所以,这里引用了Luhmann的系统理论。借用Luhmann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往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先验、主体/客体的方式被系统/环境的模式所取代。这种研究范式的转化淡化了人类诸个体、实现了去中心化,倡导系统间平行运作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系统理论反对空泛的价值原则、人权理念、道德伦理等对法律的干涉,但其理论自身无处不在维护这样一种公平和正义。从刑法理论的角度,这种研究范式打破了教义学所假想的体系性的神话,解决了刑法学界法律实证主义学者所倡导的“李斯特鸿沟”的僵化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试图引入Luhmann的系统理论,为人们从宏观方面思考刑法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种引入所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宽泛,集中在刑法体系框架性的设想,缺乏理论的应用和具体建构。德国也有学者如Amelung在分析了法益概念的局限性之后试图吸收Luhmann的系统论思想,但真正将Luhmann理论引入刑法并完成体系建构的是德国刑法学者Jakobs。从Jakobs的思想源头Luhmann那里来观察他的规范违反说,我们可以发现法益论支持者对Jakobs的很多批判都存在着误解。可惜的是,面对各种批判,Jakobs最后走向了Hegel。虽然Jakobs吸收了Luhmann系统理论中自由/义务（当为）这样一组关于社会沟通的基本二元区分符号以及期望结构的理论,但他并没有关注Luhmann后期的自创生理论以及Luhmann面对运作封闭的批评而提出的结构耦合理论。而这些正是解锁法律形式危机的关键之处。从Luhmann的系统理论出发,可以得出刑法保护的客体是规范。这种规范与从事实中演化而来的概念性规范不同,它是法律系统自创生的一种规范。从事实中推导出规范的逻辑贯彻的是从存在推导出当为的一元论,而Luhmann反对一切经验的现实世界进入他的系统理论。从系统理论出发,环境刑法保护客体具有自创生的性质。根据Luhmann的描述,自创生遵循以下逻辑:系统由元素组成,这些元素通过信息的递归性排列产生,并构成网状的系统结构,通过有意义的沟通以及沟通的复制来建构和维持系统。它们的自我再生产需要系统身份的确认,即区分系统和环境,通过将所选择归属于系统而不是它的环境来实现,这种区分又依赖自我观察和自我描述才能被引入系统。在法律系统中,通过专门化、一致性的行为期望的制度化,法律规范得以形成。行为期望来源于对自由/当为的决策,这个基本二元规则确保了法律自创生的维系,排斥了外来主观性赋予的价值观或者伦理观等。在一般法律系统的部分要素自我观察、自我描述的循环性的结构塑造中,可以实现刑法运作独立的递归,通过不同于一般法律系统的“意义”赋予,刑法可以建构自身的网络交织的结构。环境刑法再生系统的统一决定了系统结构的稳定。规范的自我再生强化了环境刑法的自治。刑法系统运作的封闭促使环境刑法保护客体进行自我限制。但刑法系统运作的封闭并不隔绝与外界的联系。而环境刑法对认知的开放也不能走得太远,否则系统所有的功能分化以及化约的努力就会付诸东流。法律系统的开放以规范的自我参照的封闭为前提,而法律规范封闭的自创生、自我复制需要法律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在与环境的联系方面,环境刑法规范以结构耦合的形式向外认知地开放。法律系统的结构耦合所针对的主要是传统的开放系统与其环境信息的流入—流出这样一种相互交换所带来专断和恣意。为了避免其他系统对刑法系统的输入式干预,刑法与其环境的关系以结构耦合的形式呈现。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前提是刑法自创生运作的封闭。环境刑法的结构耦合彰显的是环境刑法向其环境的一种开放,它是相对于运作封闭的自我参照的一种外部参照,通过自己的环境即其他系统信息运作的激扰,经过意义的沟通来做出一定的反应。干扰和刺激是因为结构耦合而存在,如果没有结构耦合就不会有干扰,系统因而也将失去学习和改造自己的机会。环境刑法的结构耦合会带来结构变动的效果。环境刑法系统与经济系统结构耦合的重要实例是法官在判决过程中审查入罪标准以及刑罚裁量时对环境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公私财产损失的折价评估。目前生态价值货币化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刑法与政治结构耦合的典型之处在于刑事政策、刑事立法的出台。在概念法学中,利益权衡一直是一个法律与外界沟通的媒介,但在自我参照的自创生刑法系统中利益只是实现系统外部参照的一个概念。法益概念源于利益概念,同时它在刑法教义学中承载了太多的意义,所以它也无法成为环境刑法与外界沟通的媒介。Roxin将刑事政策结构化到刑法体系中,一定程度上符合Luhmann自创生系统对法律系统统一性和稳定性的要求,但它依然是刑法系统的一个外部因素,是政治与刑法结构耦合的表现形式。环境刑法与其环境结构耦合的媒介应当是刑法系统内的核心概念,只有规范这一概念才能承担这样一种功能。总之,环境刑法保护的客体应当是环境刑法规范,只有环境刑法规范才能解释和确立新的环境刑法规范。刑法系统运作的封闭阻断了外来的伦理道德、价值原则、利益权衡等的干扰,限制了环境刑法规范的恣意扩张;刑法系统认知的开放促进了环境刑法规范对环境的学习以及与其他系统的结构耦合。自我参照和外部参照保障了环境刑法规范形式论证和实质论证的统一,有利于形式理性的再实质化。
韩璐[5]（2019）在《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劳动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正是基于对劳动这一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核心命题的深入研究和逻辑展开,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根本性变革;也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劳动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劳动解放前景的希冀,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从历史的审判、现实的批判,以及未来的研判中构成了一个在时空上贯连的逻辑严密的理论整体,并由此成为了在当代依然具有理论阐释力和实践价值的思想武器。而当我们潜入文本进行详细解读和阐释时,就又会发现,对劳动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概念本身,因为这个议题的考察可以串联成一条清晰的主线,而顺着这条脉络,我们便有可能得以探寻到历史唯物主义生成的整体性建构逻辑。也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劳动的本质和矛盾运动规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而结合资本主义发展和对于整个人类劳动境况和生存境遇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意涵。只有看到人,看到使人们得以生存发展的劳动,我们才能看到劳动过程所必然依托和建立的人的社会和人的历史关系,由此也才能真正寻找到历史进步的最终动力,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了望到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为:理论溯源→文本解读→观点辨析→理解维度→当代价值。具体来说,一是以“广义”的理论来源为考察,即突破“三大来源”解读说,把马克思主义放到人类思想史的灿烂星空中考察,通过立体的、整体的、演进的马克思主义时空视野来研究。二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为依据,通过对文本按时间顺序的考察和阐释,对劳动观进行一个孕育、萌芽、创立、发展、延伸的理论发展轨迹的追寻,以期在历史动态的文本视域之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总体的劳动观加以梳理。三是注重劳动观发展过程中的“理论交锋”,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科学道理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辨析与批判;并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间关于“劳动观”理论内容表述的一致性和差异性,通过对每一个阶段主要代表着作的文本解读,辨析出理论的前后联系,进而展示出劳动观阶段性和总体性的统一。四是延伸和拓展对劳动观阐释的理解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内容与方法的具体联系中,深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关系,劳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劳动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认识,深化对劳动观本身的认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内核的认识。五是将理论研究关照于当代现实,在前述历史的、文本的、辨析的解读基础上,让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劳动观在理论、实践、价值的当代视域中发声,进一步阐发马克思恩格劳动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上述的内容,本文总体形成的观点或可能的创新点有如下几个:其一,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思想家通过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总体思想资源的选择、组合、改造和原创性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也必须在尊重思想承继关系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史”的历史语境,阐明理论与这些“思想酵素”的源流关系,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评价为依据,实事求是的把他们之间的思想互动机制呈现出来,由此才能真正“走进”文本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解释学处境。其二,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本身的产物,从历史事实出发去形成理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科学依据。对劳动历史资料的充分考察,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以对历史事实材料的占有为前提的;而在人类劳动史的解读中,历史唯物主义抽象的哲学范畴和概念定义,也在现实经济活动各自具体化的事实和过程中得到了验证。哲学理论与社会经济过程紧密联系,劳动发展与人类社会形态演化内在嵌合,马克思恩格斯由此真正实现了反转抽象理性的哲学革命。其三,“劳动观”的理论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整体,单纯的割裂它们,谈论哪一个理论自身的演进,都是单薄的。“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就是强调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性意境中去探寻劳动观的全部理论内容,坚持把劳动观视为是一种具有复合性、开放性、历史性的理论学说,进而在对劳动观的整体性把握中,更深刻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完成对自身丰富的、复杂的、完整的构建的。第四,对劳动的认识必须回归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这一哲学概念之中,由此,劳动观的理论张力才能真正凸显出来。“劳动观”是属于历史观范畴的,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才科学回答了劳动是人类从动物界超越出来的历史活动,也正是从对劳动、劳动力、劳动关系、劳动者、劳动解放的新的定位中,形成了解释历史的新的哲学派别,即劳动历史唯物主义。故此,马克思必然得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发展史必须用劳动发展史来解释这样的独特结论。第五,美好生活的希冀正与劳动者的劳动处境、劳动尊严、劳动权利、劳动价值息息相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所探寻的“劳动”问题,不仅是对人类解放未来思考的珍贵启迪,也是留给今天社会主义中国理论创新和实践探寻的意义生长点。物质财富越充沛,科技越发展,越需要去反思和审视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越需要去尊重和敬畏人的劳动创造和人的智慧成果。物质生产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必须要靠物质生产来超越,而人正是所有物质生产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力的掌控者,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类社会才会进入文明的新境界,也只有通过人的劳动创造,人才能在这种最基本、最根本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真正的、真实的存在感和幸福感。
孙柏林[6]（2019）在《“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文中研究表明“老子”思想有其渊源,这是本文“老子思想探源”（先老学研究）之核心和旨趣。然进入其中的切入点和路径有许多,我们以“天人之和”这一中华文明的精神和思想特质作为视域,并综合中国传统语文学及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立足于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材料等构成之文本,探讨了前老时代“天人之和”的四大主要表现形态及基本思想范畴体系:“德礼”体系、“法刑”体系、“方术”体系、“天道”体系;而“老子”之思想更多传承和发展了“天道”体系,同时批判和解构了“德礼”体系;最终结合《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我们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面对礼崩乐坏、民生凋敝之“乱世”的现实情境,“老子”以人间性的如何“为”（无为）为出发点,并确立了“道”为终极价值和思想根基等。本文欲试图达到“二点突破”（新领域、新视域）,“三点创新”（方法、材料、观点）。“突破”:（1）“老子”研究领域的新拓展,本文以“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为核心来探寻“老子”思想之根源（先老学）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另如中希印之“天人观念”异同研究、前老时代“天人之和”形态体现的四种范畴系统（礼乐、方术、刑法、天道）等,均有一定理论新探索之倾向;（2）以“天人之和”和“历史世界”“思想域界”“生命境界”构成的局域性、立体性理论视域能较为全面、深入地探究“老子”思想之源流及当代价值。“创新”:（1）“方法”上,结合中国传统语文学方法（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和当代哲学研究方法（诠释学、语言分析、存在现象学等）,以及跨学科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力图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老子”思想;（2）“材料”上,“先老学”之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其时间性,如本文使用的相关传世文献资料都曾考证其时代并说明,且不局限于文字材料,包含如星图、符号、器物、遗址等;（3）“观点”上,如中西印之文明开端时期均以“究天人之际”为核心,但由于“生存结构”之差异,最终导致古希腊探寻超越性本源的“人与自然之分”、古印度伦理与宗教性的“神我合一”,古中国因“制礼作乐”而形成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另如“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等。绪论部分为正式之研究之基础,其中界定了“前老时代”之时限,考订了相关引证传世文献之时代,综述了思想范畴体系、天人之和等研究之现有成果,并梳理了有关理论视域及研究方法等。以“天人之和”作为视域和切入点,而对“天人关系”问题的关注是人类文明原初阶段的共性,而为何只有中国古代才形成了“天人之和”的独特特征?这是“第一章”之核心问题。具体我们首先通过中国与古希腊相比较,两者以农耕与海洋生存结构为区分,中国思想起源的“天人之和”与西方的哲学起源的“天人之分”;其次通过中国与印度文明的比较,同样的农耕生存结构,中国通过周代的制礼作乐而进入具有人文经验性的“天人之和”,而印度则延续了神话与宗教色彩而形成的“梵我合一”。在确立中国“天人之和”的思想范式与文化特征之后,“第二章”的重点在于“天人之和”在“前老时代”具体形成的四大大基本形态和思想范畴体系,其分别是作为“德礼”体系及其分化出的“法刑”体系,以及“方术”体系和从中衍生出的“天道”体系。此四大体系均是历史性建构生成的,包含了相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核心范畴,天人关系范畴为其四者共通。“第三章”则讨论了“老子”思想与“天人之和”四大体系之亲密关联,结合《老子》文本,通过分析“老子”思想所针对的问题,以及所体现的思想特征,阐释“老子”与四大体系的关联。又通过《老子》的历史世界、思想域界及生命境界初步探索了“老子”之思想范畴体系:如以“为”作为核心,以“道”作为终极意义和思想根基,以“圣人”为理性人格等。最后我们在“结语”中交待了研究“先老学”的意义和价值,如其对“前二元对立”世界的可能探索,以及本文之研究的局限和未来的可能拓展之方向。
翁宜汐[7]（2019）在《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对象是近代漆器艺术在福建地区（现辖区）发展、兴衰、始末的考溯。传统漆艺始终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迁移轨辙同向而行。千文万华的明代漆器艺术,精工良匠迭出,达到封建历史的一个巅峰。然而乾嘉以降,偏居东南沿海一隅的福建,漆器艺术渐趋勃兴,从此成为中国现当代漆艺术重镇。近代“建漆”是以福州、闽南为中心,辐射省内各地区,与当地原生手工艺相适而生,有序融合形成地域性漆艺术的智性形式,为近代小农经济的补充和乡俗文化的部分。它深层次融入社会物质文化各个方面,逐渐凝聚成福建地域文化重要组成。对于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历史的研究不能孤立进行,它与肇始于明末清初平民阶层开始思想躁动的社会转型息息相关。近代,“全球化浪潮”由东南沿海逐步“登陆”,福建是中西之辩互为楔入的前线。商贸业振兴,在闽庶民、士绅固有的传统观念、文化、习惯出现裂变,转变为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发展的动力与基础。以艺术文化的角度,近代福建漆艺是对传统漆艺保留、继承与发展,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精神与物质相生的造物美学。为众人所共识,恢复、中兴、完善脱胎漆器制法是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巍巍高峰的奠基者,行业日趋壮大。相对之前八千余年漆艺的时代进程,近代福建漆艺器物则呈现类型激增、品类多元的集中期。多样化内外贸易需求是近代福建髹漆品类、技艺、审美相继发展的主要促因。工匠对前人技艺温古知新,不载造法,锐意进取;工艺整体上较前世更加高效,色泽更加妍丽,材质、技巧、图式推陈出新,为漆绘画与装饰萌芽抽生创造可能。后因时局动荡,商贸活动基本停滞,葆有生产资料的漆坊自行生产民用漆器维持生计,技艺高超匠人局囿于资金转而从事漆绘画,以致福建漆艺至今描绘出“艺”与“器”泾渭分明,二者各行其道的艺术图景。从社会文化语境上,明末清初多位帝王好“倭漆”,上行下效,“仿洋漆”顿时成为工匠制作的热门;与日本漆器往来港口多在福建,工匠、商旅、士官云集于此,形成漆器艺术发展的良好氛围。近代,福州是福建漆器艺术的中心,沈氏家族六世子孙同守漆业,于此起到中坚作用,带动福州漆器行业走向蓬勃;闽南诸地风俗与福州略有参差,漆线雕发源于同安县马巷镇,蔡氏家族作为各中翘楚引领发展;隐匿于永春县龙水村的漆篮工艺是乡间漆与原生（竹编）手工艺结合的范本,前期满足周遭村民需求,壮大后内外销势起。近代福建漆艺涉及领域远超单纯艺术形式的范畴,它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各国,吸引场域内部宏观、中观、微观各社会层面人士广泛参与,共同编织和书写近代福建漆艺行动者的交互网络与社会叙事。文本从“物质-社会”双重维度下,重构近代福建漆器艺术发展情况与场域生态,辨析其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形变”,才能更清晰的观测传统工艺与社会发展的互哺关系,从而对现今传统工艺美术复兴有所毗益。
徐灵洁[8]（2018）在《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行政伦理既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政府部门行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受到公共行政学者的重视与研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的行政伦理学研究开始的比较晚,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并以一门学科的身份发展至今。中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推动了行政立法的逐渐完善,先后出台了《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同时,“执法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等治国方针也为行政伦理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支持条件。但总体而言,虽然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取得了进展,但理论研究尚不成熟,也缺乏实际指导意义,行政人员的伦理失范现象仍然频频发生,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与政府的改革进程不相匹配,而且也不符合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的时代要求。因此,行政伦理困境亟待解决。库珀是行政伦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行政伦理思想不仅具有理论深度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文试图对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和总结,为中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意义。通过文献研究,尤其是在研究库珀着作与论文等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通过四部分内容展开论述:第一,以公民身份和德性伦理为核心概念;第二,以行政责任为核心问题的行政伦理;第三,以责任冲突为实质的行政伦理困境;第四,以构建负责任的行政管理模式为解决路径。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从积极意义与局限性对库珀的行政伦理思想两个角度进行了客观评价,从而说明其对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启示。一方面,库珀“内外部控制相统一、提高行政个体自主伦理性”的负责任的管理模式丰富了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涵;另一方面,立足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现状,强调法律制度等规范依然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并结合库珀行政伦理思想对行政责任的思考,加强我国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建设与行政主体的德性培养。
王严淞[9]（2018）在《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学师生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社会学、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的话题,它对大学师生、高等教育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当下我国大学师生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并广受质疑与诟病。与此同时,社会与高等教育正处于急剧变革之中,更使大学关系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有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大学师生关系作为主题,通过透视大学师生关系的内涵,构建大学师生关系的分析模型,开发大学师生关系的测量工具,将其应用于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调查,以此获得相关数据,并据此总结、归纳、分析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特征与问题,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同时预测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未来走向。大学师生关系是大学教师与大学生基于知识发生交往而形成的高等教育联系,是大学教师与大学生之间的相互影响力与作用力。大学师生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力,而生成这种力的必备要素包括大学教师、大学生、知识、交往,四者缺一不可。与一般人际关系或是普通教育中的师生关系相比,大学师生关系具有教育性、独立性、自由性、创造性以及精神性等五大特性。研究大学师生关系,交往与知识两种视角必不可少。基于大学师生交往行为由疏离到紧密的发展趋势以及知识活动由权威到平权的发展趋势,可以将大学师生关系划分为四种模式:权威型知识与紧密型交往结合的父子式关系、权威型知识与疏离型交往结合的师徒式关系、平权型知识与疏离型交往结合的合同式关系、平权型知识与紧密型交往结合的共同体式关系。同时,四种模式的排列顺序也是大学师生关系的演变趋势。根据上述相关理论,研究开发设计了 QCFSR5.0,用以调查当前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现实情况。调查使用分层抽样方法,选取了 35所本科院校,回收了 11050份调查问卷,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大学师生关系处于合同式关系模式,其主要问题包括:学生学习主动性偏低,师生交往便利性不足,教师在交往中的主动性较差,师生交往对学生的非学业成长帮助较少以及考试内容倾向于记忆化。当然,我国大学师生关系当前也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潜力,诸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关注学生体验,大学生创造性意识较高,课程不确定性内容形式较为多样。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大学师生知识活动仍处于平权型的初级阶段,而交往行为则处于疏离型状态。进一步来说,当前我国大学师生知识活动的最大问题在于流于形式,而忽视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成了偷懒的“勤奋者”,大学教师成了做戏不做细的“表演者”,师生共同出演了一场“精致的演出”,致使我国大学师生知识活动问题更为隐蔽,更为复杂。此外,制度困境是造成我国大学师生交往疏离的主要原因,包括制度缺位、制度偏向以及制度空转等一系列因素使得我国大学师生交往处在一个“制度真空”的环境中。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我国大学师生关系当前的问题是由于伦理与秩序的对撞导致运行逻辑出现失序,也是由于工具与价值的分裂导致理性取向存在困惑,更是由于传统与现代的差距导致发展环境失衡。面对未来,普及化、信息化、终身化将会对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因而需要我们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分析并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其中,普及化对大学师生关系最大的影响在于提高了大学师生关系的地位,因此要求大学师生关系发挥更大的价值;信息化对大学师生关系的影响在于重塑大学师生的知识活动,强调有些知识不必再由大学教师在大学课堂上教授;终身化对大学师生关系最大的影响在于改变大学师生关系观念,使人们不再以学历作为开展大学师生关系的唯一目的,从而有可能实现纯粹的、质朴的大学师生关系。面对普及化、信息化以及终身化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应通过转变观念、完善制度、加强设计、推进改革、营造文化等多方举措迎接新型大学师生关系的到来。
浦晗[10]（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研究指明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二、西方行政伦理探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方行政伦理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1）《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1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领域研究现状 |
| 1.2.1 期刊论文类 |
| 1.2.2 专着类 |
| 1.3 研究的方法、思路 |
| 1.3.1 研究的方法 |
| 1.3.2 研究的思路 |
| 2 百花盛开的工艺美术发展(1958-1961) |
| 2.1 《装饰》创刊溯源 |
| 2.2 《装饰》杂志风格主要视觉特点 |
| 2.2.1 封面文字 |
| 2.2.2 封面视觉图案 |
| 2.2.3 内页版面设计 |
| 2.3 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 |
| 2.3.1 重新重视民间美术 |
| 2.3.2 指导工艺美术创作 |
| 2.4 为美化人民生活服务 |
| 2.4.1 面向大众生活创作 |
| 2.4.2 向西方世界开展学习 |
| 3 求索争鸣的设计萌芽(1980-1996) |
| 3.1 复刊时代背景 |
| 3.2 《装饰》视觉元素的变化 |
| 3.2.1 封面设计形式的探索 |
| 3.2.2 封面主体立意的变迁 |
| 3.2.3 内页版式的有序与变化 |
| 3.3 工艺美术的变革 |
| 3.3.1 “工艺美术“名词的局限 |
| 3.3.2 “装饰热”的兴起 |
| 3.4 现代化的新浪潮 |
| 3.4.1 科技与艺术的大讨论 |
| 3.4.2 现代设计的浪潮 |
| 3.5 《装饰》步伐的“守”与“进” |
| 4 对话世界文化自信的设计现代化(1997-2018) |
| 4.1 走入“全球化” |
| 4.2 《装饰》设计的多元化 |
| 4.2.1 和谐的整体性 |
| 4.2.2 现代感的民族美 |
| 4.2.3 敢于尝试的创意美 |
| 4.2.4 版式装饰的简洁美 |
| 4.3 开放视野立足传统 |
| 4.3.1 工艺美术的新发展 |
| 4.3.2 设计批评的引入 |
| 4.3.3 中国创造带来的思考 |
| 4.4 面向时代关注当下 |
| 4.4.1 设计的伦理学问题 |
| 4.4.2 技术与设计的关系 |
| 4.4.3 从设计艺术到设计科学 |
| 4.5 《装饰》内容的“质”与“量” |
| 5 总结 |
| 5.1 从工艺美术到现代设计 |
| 5.2 从教育理论到学科实践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采访文字稿 |
| 附录二 《装饰》1958-2018杂志封面 |
| 附录三 《装饰》1958-2018文章整理 |
| 作者简介 |
（2）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当前家庭面临的四重困境 |
| 一、价值观困境 |
| 二、道德伦理困境 |
| 三、家庭教育困境 |
| 四、传承与断裂困境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的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论文研究基本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唯物史观中的家庭及其文化理论 |
| 第一节 家庭与“两种生产” |
| 一、家庭的产生是“两种生产”的结果 |
| 二、家庭功能是“两种生产”的展开 |
| 三、家庭本性是“两种生产”属性的显现 |
| 第二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本质 |
| 一、家庭文化是自由自觉活动的结果 |
| 二、家庭文化是社会关系的反映 |
| 三、家庭文化是本质力量对象化结果 |
| 第三节 家庭文化与人的解放 |
| 一、扬弃异化的资本主义家庭文化 |
| 二、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价值诉求 |
| 三、人的解放是家庭文化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家庭文化 |
| 一、《周易》中的家庭文化观念 |
| 二、儒家以礼建设家庭文化 |
| 三、道家以自然之道建设家庭文化 |
| 四、法家以刑法建设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工业探索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一、思想解放层面中的家庭文化 |
| 二、制度保障中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转型期的家庭文化 |
| 一、社会转型时期的悖论存在境遇 |
| 二、个体自觉与当代家庭文化 |
| 三、家庭文化的新样态新特点 |
| 第三章 西方家庭文化演变及其价值取向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古希腊家庭文化 |
| 一、城邦利益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城邦与家庭融合层面的家庭文化 |
| 三、快乐主义的家庭文化 |
| 第二节 自然与商品经济共存基础上的中世纪家庭文化 |
| 一、早期基督教家庭文化 |
| 二、信仰与理性结合下的家庭文化 |
| 三、个体觉醒下的家庭文化 |
| 第三节 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近代家庭文化 |
| 一、自然人性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二、契约法权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三、伦理精神实体存在基础上的家庭文化 |
| 第四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与差异性 |
| 第一节 中西方家庭文化的共性 |
| 一、共同体文化上的共性 |
| 二、秩序文化上的共性 |
| 三、育人文化上的共性 |
| 第二节 中西家庭文化的差异性 |
| 一、价值导向差异: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 |
| 二、文化理念差异:家庭责任与个体权利 |
| 三、文化模式差异:父子文化与夫妻文化 |
| 第五章 中西方家庭文化差异的探源 |
| 第一节 中西方主导经济形式的根源 |
| 一、农业经济 |
| 二、商业经济 |
| 第二节 中西方社会政治结构的根源 |
| 一、宗法制度上的家国一体 |
| 二、民主制度上的家国分离 |
| 第三节 中西方理性精神的根源 |
| 一、理性精神的基点不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
| 二、理性精神的目标不同:他人与个体 |
| 第四节 中西方自然环境的根源 |
| 第六章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 |
| 第一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指导原则 |
| 一、以实现美好生活为目标原则 |
|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取向原则 |
|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原则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三重维度 |
| 一、家庭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二、家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维度 |
| 三、家庭文化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度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庭文化探索的基点 |
| 一、家庭文化的整合 |
| 二、独立人格的培养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语 |
| 一、选题意义和理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1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探源以及反思进路 |
| 1.1 现代性的反思 |
| 1.1.1 关于“现代性”的界定 |
| 1.1.2 现代性的本质 |
| 1.2 现代性的价值危机 |
| 1.2.1 现代性的危机 |
| 1.2.2 虚无主义与价值危机 |
| 1.3 现代性价值危机的三条反思进路 |
| 1.3.1 马克思的反思进路:资本逻辑批判 |
| 1.3.2 海德格尔的反思进路:理性主义批判 |
| 1.3.3 梁漱溟的反思进路:文化批判 |
| 第2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马克思进路 |
| 2.1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 |
| 2.1.1 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误读 |
| 2.1.2 马克思对理性形而上学的现代性批判 |
| 2.1.3 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批判 |
| 2.1.4 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联姻 |
| 2.2 马克思对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批判 |
| 2.2.1 “价值主体”与现代性 |
| 2.2.2 现代性的价值危机 |
| 2.3 马克思对“价值主体”的“新建” |
| 2.3.1 对“价值主体”的“拯救”尝试及其后果 |
| 2.3.2 马克思从“拯救”到“新建”的超越 |
| 第3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海德格尔进路 |
| 3.1 现代性的本质:理性、技术与现代世界 |
| 3.1.1 现代性的理性形而上学基础 |
| 3.1.2 技术座架对现代性的重新界定 |
| 3.1.3 “世界成为图像”的现代性后果 |
| 3.2 现代性的价值危机:存在意义的遗忘 |
| 3.2.1 “作为存在的人”的“本有”状态 |
| 3.2.2 “人成为主体”与存在意义的丧失 |
| 3.3 海德格尔对现代性价值的重建 |
| 3.3.1 回归“在时间之内” |
| 3.3.2 从“时间”到“存在和自由” |
| 3.4 海德格尔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影响与局限 |
| 第4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梁漱溟进路 |
| 4.1 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化反思 |
| 4.1.1 现代中国的转型与“西化” |
| 4.1.2 梁漱溟论西化 |
| 4.2 梁漱溟对现代性的批判 |
| 4.2.1 梁漱溟的文化观 |
| 4.2.2 西方现代性价值危机及其文化根源 |
| 4.3 回应现代性价值危机的中国文化智慧 |
| 4.3.1 梁漱溟对西方文化发展趋势的预测 |
| 4.3.2 梁漱溟对解决现代性价值危机的思考 |
| 4.3.3 孔子的人生哲学——超越价值危机的中国答案 |
| 4.3.4 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 |
| 第5章 现代性价值危机反思的视域融通 |
| 5.1 海德格尔与马克思进路 |
| 5.1.1 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评价 |
| 5.1.2 基于马克思对海德格尔的回应 |
| 5.2 梁漱溟与马克思进路 |
| 5.2.1 梁漱溟对马克思进路的评价 |
| 5.2.2 基于马克思对梁漱溟的回应 |
| 5.3 马克思进路与中国道路 |
| 5.3.1 马克思进路的优势和超越性 |
| 5.3.2 探索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5.4 中西马的融通与价值理念构建 |
| 5.4.1 中西马的视域融通与当代中国价值体系构建 |
| 5.4.2 在中西马视域融通中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4）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研究 ——系统理论视角下规范违反说之提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结构安排 |
| 五、本研究的意义 |
| 第一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问题面向 |
| 第一节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学说争议 |
| 一、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学说 |
| 二、环境刑法保护客体学说的评析 |
| 第二节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应用中的问题 |
| 一、因客体的模糊产生的司法问题 |
| 二、因客体的模糊产生的立法扩张问题 |
| 第二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问题之源 |
| 第一节 环境刑法中法益概念的局限 |
| 一、法益概念及其批判性功能的局限 |
| 二、功能分化的社会对法益理论的挑战 |
| 第二节 刑法自身现代化的问题对环境刑法的影响 |
| 一、域外针对刑法现代化研究的情状 |
| 二、国内关于刑法现代化的困惑 |
| 三、刑法现代化中的象征性对环境刑法的影响 |
| 第三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重塑:系统理论的引入 |
| 第一节 系统理论及其方法论意义 |
| 一、系统理论简略图景 |
| 二、系统理论的范式转化 |
| 三、系统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
| 第二节 系统理论角度的刑法研究 |
| 一、系统理论融入刑法研究 |
| 二、系统理论融入刑法研究的成果:以Jakobs的研究为例 |
| 三、系统理论与刑法研究汇流的评析 |
| 第三节 系统理论角度的环境规制 |
| 一、环境规制的一般模式 |
| 二、环境风险的系统理论解释 |
| 三、环境规制的系统理论讨论 |
| 第四节 系统理论角度的环境刑法保护客体 |
| 一、系统理论角度的刑法保护客体:规范 |
| 二、系统理论角度环境刑法规范的诠释 |
| 三、系统理论角度环境刑法规范的象征性功能 |
| 四、系统理论角度环境刑法规范的现代化问题 |
| 第四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性质:自创生 |
| 第一节 环境刑法规范的自创生:保护客体的自我生成 |
| 一、自创生法律系统 |
| 二、环境刑法规范的生产:规范生产规范 |
| 第二节 环境刑法规范的封闭:保护客体的自我限制 |
| 一、法律系统运作封闭的实现 |
| 二、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自我限制 |
| 第三节 环境刑法规范认知的开放:保护客体的合理扩张 |
| 一、规范的封闭与认知的开放 |
| 二、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合理扩张 |
| 第五章 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外部关联:结构耦合 |
| 第一节 刑法系统结构耦合的实现 |
| 一、刑法系统结构耦合所针对的问题:相互交换 |
| 二、环境刑法的结构耦合 |
| 第二节 环境刑法结构耦合的媒介 |
| 一、刑法理论中结构耦合的媒介与评析 |
| 二、环境刑法结构耦合的媒介:规范 |
| 第三节 规范确证在环境刑事司法中的应用 |
| 一、规范确证的论证思维 |
| 二、规范确证的有效性统一目的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概念的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研究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形成的思想探源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思想来源的总体评述 |
| 第二节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劳动思想 |
| 一、荷马时代:分配的正义与劳动的价值 |
| 二、古希腊时期:被鄙视的劳动与初期的分工 |
| 三、古罗马时期:劳动者的惨景与公正的希冀 |
| 第三节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劳动思想 |
| 一、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劳动救赎说与价格公平论 |
| 二、新教伦理:劳动天职说与神意分工论 |
| 第四节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思想 |
| 一、古典经济学派的先驱:劳动是财富之父和剩余价值的存在 |
| 二、亚当·斯密:劳动分工学说与劳动尺度概念 |
| 三、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与相对工资说 |
| 第五节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劳动思想 |
| 一、从康德到谢林:人是什么和“活动”的原则 |
| 二、黑格尔:“否定性行动”与自由真正的“显现” |
| 第六节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劳动思想 |
| 一、圣西门:实业制度和差别分配原则 |
| 二、傅立叶:和谐社会和劳动协作制 |
| 三、欧文:劳动价值论和分配正义思想 |
| 第七节 青年黑格尔派与费尔巴哈 |
| 一、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行动哲学和“实践”的范畴 |
| 二、从费尔巴哈到赫斯:“感性直观的人”和行动的哲学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马克思劳动观形成史的文本解读 |
| 第一节 马克思劳动观的思想萌芽 |
| 一、德语作文:“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职业选择观 |
| 二、博士论文:对“自我意识”的哲学史探寻 |
| 三、《莱茵报》时期:对“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的关注 |
|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路径的探寻 |
|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 |
| 二、《德法年鉴》时期:向实践的唯物哲学的转变 |
| 三、《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与资本对立的历史之谜 |
| 四、《神圣家族》: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
| 第三节 迈向成熟“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 |
| 一、《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感性活动”的哲学革命 |
|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劳动”唯物史观的形成 |
| 三、《哲学的贫困》: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 |
| 四、《雇佣劳动与资本》:雇佣关系的对抗性及向自由劳动的复归 |
| 第四节 马克思劳动观的成熟发展时期 |
| 一、《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一般劳动”的概念 |
| 二、《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创造资本的劳动 |
| 三、《1863-1865 年经济学手稿》:“社会劳动”的本质内涵 |
| 四、《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成熟表述 |
| 第五节 马克思劳动观的进一步深化发展 |
| 一、《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劳动论” |
| 二、“两大历史笔记”:人类社会发展史与劳动解放的真意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扞卫与发展 |
| 第一节 恩格斯早期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思考 |
|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天才萌芽” |
| 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劳动者的现实考察 |
| 第二节 恩格斯对马克思科学劳动观的扞卫 |
| 一、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所做出的贡献 |
| 二、《反杜林论》对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扞卫 |
| 第三节 恩格斯对马克思劳动观的创造性引申与发展 |
| 一、《自然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反自然性和反人性的批判 |
| 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劳动”地位的评述 |
| 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历史哲学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 |
| 第一节 释疑“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的提法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谈论“劳动”? |
| 二、劳动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属于实践唯物主义范畴? |
| 三、能否以“劳动”来透析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 |
| 第二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起点:劳动——人 |
| 一、青年马克思为什么选择伊壁鸠鲁? |
| 二、“自由意志”如何关照到“现实的人”? |
| 三、批判的矛头何以指向“劳动”? |
|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起点何以是“劳动——人”? |
| 第三节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逻辑:劳动的历史与现实的人 |
| 一、一般劳动与人的自然属性 |
| 二、生产劳动与人的社会存在 |
| 三、雇佣劳动与人的异化状态 |
| 四、自由劳动与人的解放理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的理论回应与时代关照 |
| 第一节 理论回应:后马克思主义者抛掷来的问题 |
| 一、后马克思主义者抛掷来的问题 |
| 二、马克思恩格斯会怎样回应? |
| 第二节 时代关照:现代科技所催生的新劳动形态 |
| 一、三次科技革命与劳动形态的改变 |
| 二、新劳动形态下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遇到的质疑 |
| 第三节 当代价值:体面劳动创造美好生活 |
| 一、体面劳动是马克思恩格斯劳动观的本质诉求 |
| 二、新时代对劳动主体地位的强调 |
| 第四节 未来理想:通往自由之路 |
| 一、共产主义是劳动自由解放的理想社会 |
| 二、共产主义是实现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 |
| 一、问题意识 |
| (一) 思想探源与先老学 |
| (二) “老子”之时代及其他预设 |
| (三) 范畴与思想范畴体系 |
| (四) 天人关系与天人之和 |
| 二、理论视域 |
| 第二节 方法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路径 |
| 第三节 文本 |
| 一、文献资料 |
| 二、考古材料 |
| 第一章 “老子”思想探源与“天人之和” |
| 第一节 如何进入“先老学”思想之门 |
| 一、“先老学”之研究综述 |
| 二、“先老学研究”之要旨:“天人之和” |
| 第二节 “天人之和”相关概念之辨析 |
| 一、“天人”思想之核心词语辨析 |
| 二、论“天人之和”的“和”之精神 |
| 第三节 “究天人之际”之“思想范式”比较研究 |
| 一、“天人观念”之产生的“生存结构”比较研究 |
| 二、“思想范式”与“天人观念”之异同比较研究 |
| 本章结论 |
| 第二章 “天人之和”之表征及其历史建构 |
| 第一节 “德礼”体系 |
| 一、“德礼”体系之思想范畴构成 |
| 二、“德礼”体系的历史演变 |
| 三、“德礼”体系之孽乳:“法刑” |
| 第二节 “天道”体系 |
| 一、“天道”体系之源头:“方术” |
| 二、“天道”思想范畴体系构成之基点 |
| 三、“天道”体系之思想范畴的历史演变 |
|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天人之和”与“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生成 |
| 第一节 “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之关联 |
| 一、“天人之和”与“老子”之“道”的内向超越 |
| 二、“老子”与“天人之和”体系 |
| 第二节 “老子”思想范畴体系的初步探索 |
| 一、“老子”之研究方法与理论视域 |
| 二、《老子》思想范畴体系之内涵 |
| 本章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博士期间相关研究主要发表论文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7）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话题语境与研究现状 |
| 二、论证方法与书写逻辑 |
| 三、问题提出与理论基础 |
| 四、写作思路与文章结构 |
| 五、八闽坊间早期近代化 |
| 上篇 文质:物质文化 |
| 第一章 源流:溯源赓续 |
| 第一节 “源”与“流” |
| 第二节 关于近代福建漆艺 |
| 第二章 技艺:文质相兼 |
| 第一节 质法:胎骨工艺的鼎格 |
| 一、胎骨精进 |
| 二、名实考辩 |
| 第二节 文法:髹饰技法的迭新 |
| 一、始于师古 |
| 二、变在观念 |
| 第三节 造法:温古知新的规律 |
| 一、巧法造化 |
| 二、质则人身 |
| 三、文象阴阳 |
| 第三章 器物:物史相鉴 |
| 第一节 品类:与史同行的抽新 |
| 一、信仰塑像 |
| 二、茶食雅集 |
| 三、图饰装饰 |
| 四、来样定制 |
| 五、长物庞杂 |
| 第二节 纹饰:图案变迁的叙事 |
| 一、引譬连类 |
| 二、铺锦列绣 |
| 三、随物赋形 |
| 四、洋画图式 |
| 五、庶民僭越 |
| 第三节 制物:器的转译与演化 |
| 一、瓷器复制 |
| 二、照明变革 |
| 上篇小结: 艺器分离 |
| 下篇 乾坤: 社会状况 |
| 第四章 缘起:西学东渐 |
| 第一节 内化:倭制漆器 |
| 第二节 涵化:仿洋漆器 |
| 第五章 地理:城市乡镇 |
| 第一节 福州:绅商与城市行业结构 |
| 第二节 闽南:山村与港口的产销连线 |
| 第六章 伦理:利益博弈 |
| 第一节 线索:活动脉络 |
| 第二节 秩序:官方与民间 |
| 第七章 事件:争端始末 |
| 第一节 组织:同业公会 |
| 第二节 失衡:纠纷经过 |
| 第三节 互哺:城市与场域 |
| 下篇小结: 共同体价值与思考 |
| 结语 |
| 一、恢复发展 |
| 二、回答问题 |
| 三、启示思考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研究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库珀的简介及库珀行政伦理思想来源 |
| 2.1 库珀简介 |
| 2.1.1 库珀的个人简介 |
| 2.1.2 库珀的着作简介 |
| 2.2 库珀行政伦理思想来源 |
| 2.2.1 实践来源——美国现实社会状况 |
| 2.2.1.1 水门事件 |
| 2.2.1.2 民权运动 |
| 2.2.2 .理论来源——西方行政学思想 |
| 2.2.2.1 美国传统的伦理思想 |
| 2.2.2.2 德怀特·沃尔多的公共行政思想 |
| 2.2.2.3 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
| 第3章 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3.1 行政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 |
| 3.1.1 概念前提——公民身份 |
| 3.1.2 实践基础——德性伦理 |
| 3.2 行政伦理的核心——行政责任 |
| 3.2.1 客观责任 |
| 3.2.2 主观责任 |
| 3.3 行政伦理的困境——责任冲突 |
| 3.3.1 角色冲突 |
| 3.3.2 利益冲突 |
| 3.3.3 权力冲突 |
| 3.4 行政伦理困境的解决——负责任的管理模式 |
| 3.4.1 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
| 3.4.1.1 负责任行政行为的构成要素 |
| 3.4.1.2 路径选择——内外控制机制之整合 |
| 3.4.2 个体伦理自主性 |
| 3.4.2.1 个体伦理自主性的构成要素 |
| 3.4.2.2 决策方式——伦理思考层次 |
| 3.4.3 负责任的管理模式 |
| 第4章 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的评价 |
| 4.1 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的积极意义 |
| 4.2 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
| 4.3 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研究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问题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外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方法论基础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大学师生关系内涵透视 |
| 第一节 大学师生关系概念 |
| 一、大学师生关系的一般界定 |
| 二、基于“关系”的概念界定 |
| 三、大学师生关系概念一解 |
| 第二节 大学师生关系的价值 |
| 一、教育价值 |
| 二、认识价值 |
| 三、情感价值 |
| 四、文化价值 |
| 五、幸福价值 |
| 第三节 大学师生关系的特性 |
| 一、教育性 |
| 二、独立性 |
| 三、自由性 |
| 四、创造性 |
| 五、精神性 |
| 第三章 大学师生关系分析模型 |
| 第一节 大学师生关系与交往 |
| 一、交往及其特征 |
| 二、交往与大学师生关系 |
| 第二节 大学师生关系与知识 |
| 一、知识与大学知识活动 |
| 二、知识与大学师生关系 |
| 第三节 大学师生关系的基本模式 |
| 一、两种知识 |
| 二、两种交往 |
| 三、四种模式 |
| 第四章 大学师生关系测量工具 |
| 第一节 调查工具的编制 |
| 一、QCFSR编制原理 |
| 二、QCFSR修订过程 |
| 第二节 调查工具的预测 |
| 一、预测样本的构成分析 |
| 二、预测样本的描述分析 |
| 三、知识量表的质量分析与完善 |
| 四、交往量表的质量分析与完善 |
| 五、大学师生关系量表维度结构效度分析 |
| 六、满意度量表的质量分析与完善 |
| 第三节 调查的实施与数据回收 |
| 一、抽样方法 |
| 二、抽样对象的编码与命名 |
| 三、问卷的回收与筛选 |
| 四、样本的具体构成分析 |
| 第五章 我国大学师生关系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现状 |
| 一、我国大学师生关系模式 |
| 二、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状况 |
| 三、我国大学生师生关系满意度 |
| 四、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特征 |
| 第二节 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差异性 |
| 一、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院校差异 |
| 二、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学科差异 |
| 三、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学生差异 |
| 第六章 我国大学师生关系问题探源 |
| 第一节 真实的演戏——我国大学师生知识活动 |
| 一、我国大学师生知识活动的一般状况 |
| 二、偷懒的“勤奋”我国大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 |
| 三、做戏不做细——我国大学教师的典型教学行为 |
| 四、一场精致的“演出”——我国大学师生知识活动的实质 |
| 第二节 制度的真空——我国大学师生交往行为 |
| 一、我国大学师生交往行为的制度困境 |
| 二、我国大学师生交往投诉制度缺位 |
| 三、我国大学师生交往奖励制度偏向 |
| 四、我国大学师生交往促进制度空转 |
| 第三节 我国大学师生关系问题的深层原因 |
| 一、我国大学师生关系伦理与制度的对撞 |
| 二、我国大学师生关系工具性与价值性的分裂 |
| 三、我国大学师生关系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断裂 |
| 第七章 未来我国大学师生关系及其调整策略 |
| 第一节 普及化与大学师生关系的发展 |
| 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发展 |
| 二、普及化与大学师生关系的发展 |
| 三、内涵式发展战略背景下大学师生关系的实践要求 |
| 第二节 信息化与大学师生关系的发展 |
| 一、信息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高等教育信息化将重塑大学师生的知识活动 |
| 三、信息化时代下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实践要求 |
| 第三节 终身化与大学师生关系的发展 |
| 一、终身教育的内涵与高等教育终身化的必然性 |
| 二、高等教育终身化对大学师生关系的影响 |
| 三、终身化背景下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的实践要求 |
| 第八章 结语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不足 |
| 四、研究展望 |
| 附件 大学师生关系调查问卷5.0(本科生版)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 一 宋杂剧说 |
| 二 诸宫调说 |
| 三 傀儡戏说 |
| 四 民间剧曲说 |
| 五 宗教仪式说 |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 后记 |
四、西方行政伦理探源（论文参考文献）
- [1]《装饰》杂志设计文化发展研究（1958-2018）[D]. 宋哲琦. 浙江大学, 2020(12)
- [2]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西方家庭文化对比研究[D]. 刘红梅.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3]现代性价值危机的反思进路及其视域融通 ——以马克思、海德格尔、梁漱溟为例的研究[D]. 于翔. 吉林大学, 2020(08)
- [4]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研究 ——系统理论视角下规范违反说之提倡[D]. 吴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2)
- [5]基于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劳动观研究[D]. 韩璐. 兰州大学, 2019(02)
- [6]“天人之和”视域下的“老子”思想探源[D]. 孙柏林. 云南大学, 2019(09)
- [7]文质乾坤—近代福建漆艺物质与社会研究[D]. 翁宜汐.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思想研究[D]. 徐灵洁. 北京理工大学, 2018(07)
- [9]我国大学师生关系研究[D]. 王严淞. 厦门大学, 2018(07)
-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