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者剩余:政府决策绩效考量的经济学新维度（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王汇宇[2]（2021）在《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文中指出民营企业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所在,是当前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主力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不证自明,“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作为公共治理结果的呈现,营商环境是一种兼具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特殊公共产品,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抓手。“政府服务好不好,人民群众说了算”,营商环境建设水平的优劣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民营企业家对营商环境满意度的高低。然而,满意度是一个复杂构念,既有理论文献和实践经验显示,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较为繁杂,且公共服务客观绩效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仍是学界的争论点,营商环境客观绩效与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亦无定论。此外,学界及实务届关于营商环境的研究集中在辨析概念、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优化路径等方面,关于营商环境满意度的研究则更少,仅有少数文献提及应将营商环境满意度纳入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缺乏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系统性检视。因此,本研究立足可视范围内的理论借鉴与经验事实,从描述及解释两个路径,探讨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本研究聚焦“营商环境满意度是什么?”、“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满意度的?”等三个研究问题,以“文献述评—模型构建—实证分析—路径思考”为研究主线。论证过程分为两部分:扎根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首先,借助扎根理论法的思想和技术,对理论文献与经验线索进行系统编码,探析“营商环境满意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析取可能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并建构理论模型;其次,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模型与所提假设予以检验;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实际,提出提升浙江省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路径思考。研究表明:（1）营商环境满意度即民营企业家对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政策环境及法治环境的实际感知与其期望相比较之下心理状态的客观度量。（2）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因素包括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以及地方政府公信力。具体而言,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包含专业性、公平性、透明性、公益性等4个维度;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及时性、便利性、技术性等5个维度;感知营商环境价值包含给定质量评价价格、给定价格评价质量等2个维度;地方政府公信力包含依法行政、民主化程度、行政人员形象、政府诚信等5个维度。（3）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是影响营商环境满意度的重要前置变量,均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存在显着正向影响;感知营商环境价值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在“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营商环境满意度”路径中,感知营商环境价值所占中介效应量均接近40%;地方政府公信力发挥显着的调节作用,在“感知营商环境规范质量/感知营商环境功能质量/感知营商环境价值→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路径中,地方政府公信力均发挥显着的“倒U型”调节作用。基于上述研究发现,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做出贡献:（1）沿用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对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等心理体验作了微观刻画,填补既有研究的学术空白,亦加强公共管理学与心理学学科对话。（2）检验了经典顾客满意度模型部分框架在营商环境领域的适用性,重申并验证了感知价值在营商环境满意度中的重要作用,并为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在公众满意度形成中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3）基于扎根理论法及相关理论要旨,并参考SERVQUAL及SERVPERF评价模型,创新性地构建了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内涵维度。（4）遵循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范式,对既有关于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益补充,并有效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内部效度及外部效度。
岳蓓蓓[3]（2021）在《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期盼的不断攀升,以低碳、节能、环保、循环、健康等为特征的绿色生活方式悄然兴起,以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为特征的绿色消费已经从环境治理的被动需求转化为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主动需求,我国政府为推动绿色消费也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标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保障措施。虽然绿色消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强大的政策支持,但绿色消费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现实困境。由于绿色消费行为的环保效用体验具有时间滞后性,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费者直接观察和感知,如果一段时间内消费者未能体验到绿色消费行为的预期环保效用,消费者就会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困惑、失望等消极情绪以及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当消费者再次面临绿色消费决策时就会产生徘徊、犹豫甚至是拒绝的行为。因此,如何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效用感知、吸引消费者持续而重复地进行绿色消费成为企业开拓绿色市场、获得绿色竞争优势以及开展全方位、多样化绿色营销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绿色消费行为默许为消费者的初次或单次消费行为,聚焦于购前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如人口统计特征、内部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因素等,对购后过程以及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鲜有涉及。事实上,绿色重复消费行为会明显有别于初次或单次绿色消费行为,但其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目前尚未明确。消费者首次或之前的绿色消费行为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后续的绿色重复消费行为,尚需理论界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从企业反馈的视角出发探究了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机制,弥补了此前绿色消费领域对反馈效应和购后营销过程考察的不足,同时也丰富了绿色营销战略中的反馈策略研究。本文依据反馈干预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核心构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明晰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构建了以购后价值反馈为自变量、温情感为中介变量、反馈时机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一,并通过实验1、2和3三个实验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1验证了相比于无价值反馈,购后价值反馈显着提升绿色重购意向,且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效果更好。实验2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且温情感在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3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即时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进而提升绿色重购意向;延迟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与功能性价值反馈引发的温情感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无显着差异。在得出社会性价值反馈更能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结论后,围绕着企业应该如何设计社会性价值反馈策略这一问题,依据社会比较理论,引入比较反馈这一概念,探讨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以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为自变量、印象管理动机为中介变量、反馈情境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二,并通过实验4、5和6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4验证了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具有交互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绿色重购意向;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无差异。实验5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印象管理动机;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无差异?实验6验证了公开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能激发印象管理动机,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更强;私密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与下行比较激发的印象管理动机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也无显着差异。通过上述两个研究,本文从企业反馈角度出发,发现并验证了消费者绿色重购意向的产生机制,丰富了绿色消费行为与绿色营销领域购后价值反馈策略的相关研究。研究一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关键概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构建了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确定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这一划分方式,证实了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均会提升绿色重购意向;补充和完善了绿色重购意向中购后情感的研究,揭示了温情感是绿色重购行为中的情感强化机制,厘清了反馈时机是温情感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研究二探讨和解决了在绿色重购行为中社会性价值反馈如何设计的问题,并构建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关系强度视角剖析了上行比较反馈和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发现并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的中介作用,补充和完善了印象管理动机前置因素的研究,确定了反馈情境是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
徐衍[4]（2021）在《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文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三农”工作的总方向。农村微型企业作为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呈现出巨大潜力。然而,伴随着农村微型企业数量增长,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问题凸显,着重表现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能力弱、动力低的现实困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支持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发源地,完善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大税费优惠和信贷支持力度。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其现代农业水平高,但地区营商环境差,如何有效助力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已成为东北地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全面振兴关注的焦点。那么,在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不佳情况下,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如何?其“成长困境”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如何有效促进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都是亟待回答的现实问题。而现有研究中,关于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研究还缺乏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结合交叉研究范式探究现代农业发展水平高、营商环境不佳情境下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问题。因此,开展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不仅利于各项纾难解困扶持政策落地,还能为农村微型企业家决策提供参考,丰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外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本文按照“基础理论阐述—环境特征刻画—系统实证分析—理论实践探讨”的逻辑方案展开研究。首先,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从学理标准和法定标准上阐述微型企业、农村微型企业的内涵,介绍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内涵特征,明确研究基础理论,并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剖析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环境,分析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基本现状,论述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内外部困境,揭示其困境形成根源是企业成长动力不足、地区营商环境不佳、地区体制机制不活。其次,遵循复杂系统理论研究模式,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改进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提出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的“动因—阶段—路径”分析框架,论述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识别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再成长期阈值,归纳得出以资源禀赋、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及其合力为动力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路径。再次,从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状态和成长程度双维度出发,阐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三个维度因素选取理论依据和内在逻辑,构建出基于拓展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利用东北地区807份微观企业实际调研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核心因素是有形制度环境、创业机会识别、朋友、情感信任和社会信任。然后,在融合彭罗斯企业资源成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GEM法、Pearson法和变差系数全面筛选并构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Topsis模型开展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后发现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影响要素包括成长资源、成长战略、成长能力三方面,可划分为波动增长、平稳增长、波动下降和平稳下降四种类型。最后,通过借鉴典型国家和东部省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从农村微型企业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提出具体、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杨帆[5]（2021）在《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暴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然而我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前沿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金融作为经济的命脉,其目的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主体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然而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金融支持,尚存在许多争议。并且,金融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样成为了阻滞优化的一大凸出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呈显着上升趋势,其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使用效率,其能否成为创新驱动新的引擎?其在金融融资配置与创新过程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沿着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研究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与复合影响。此外,本文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相关讨论,并考察了所有制及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涉及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方面:在创新投入方面,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研发决策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股权融资为更适宜的融资渠道,其可以使得企业倾向于高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高投入研发决策。结合内源融资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优序是“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敏感,虽然促使企业在当期倾向高投入研发决策,但未表现出持续性。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而对债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作用不显着,并且在企业研发决策和持续性研发决策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交互效应。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信贷融资及商业信用融资同样表现出了抑制作用,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并未降低其研发投入水平。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债权融资也未削弱其研发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方面,债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但一定的债权融资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与之不同,股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然而对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但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长期债务不仅没有抑制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能够显着促进创新产出质量,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关于创新产出数量,国企较民企具有优势;而关于创新产出质量,民企的表现优于国企。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的债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低技术企业未表现出显着性。在创新效率方面,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数量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且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同样存在负向影响,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因此,除了债权的治理效应,融资在效率层面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与之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与创新质量效率。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缓解其“创新惰性”。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长期债务与债券融资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质量效率,且基金持股融资对创新效率未表现出抑制性影响,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并没有制约其创新数量效率,但在创新质量效率方面国企却存在债务治理效应弱化问题。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债权和股权融资的影响未呈现明显差异,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还存有局限性。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融资结构、信息技术与创新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互联网+”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启示,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基于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关于融资可得性的数理模型,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因素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创新风险的不同“态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数理模型。（2）鉴于鲜有文献涉及融资结构对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三个方面探究了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丰富了融资与创新的研究。（3）由于既有微观研究多采用电子邮箱、官方网站等单向指标来评价信息技术的水平,难以客观地揭示其完全水平,且宏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还略显单薄,本文通过重新测算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指数,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从而拓展了信息技术与创新的研究。（4）考虑到在金融的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成为了阻滞优化的凸出问题,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信息技术通过克服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融资与创新的关系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融资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探究了两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复合影响。
郑勇[6]（2020）在《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的背景下,生态文明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产品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绿色发展理念是否得到企业的认可并实施,决定了经济社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关乎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成功。企业需要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树立绿色营销理念,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助力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保持竞争优势。本文研究企业将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等理念通过绿色营销让消费者感知到,从而影响消费者响应。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绿色营销特征对消费者感知的影响;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其中讨论消费者信任在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消费者自我提升在消费者感知与消费者信任之间的调节作用。本文通过对绿色营销特征、消费者感知、消费者响应、消费者信任、消费者自我提升的梳理,在“S-O-R”理论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结合消费者对绿色营销的感知、消费者响应的研究,构建概念模型。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所收集整理后的729份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SPSS及AMO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绿色营销对消费者感知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除了绿色营销生态观对消费者企业动机感知影响不显着,绿色营销四个特征生态观、品质性、责任观、匹配性对消费者感知的三个维度具有显着影响。第二,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有显着的正向影响。本文研究中消费者响应包含情感响应和行为响应两个维度。以消费者因绿色营销所产生对企业能力感知、企业动机感知和企业道德感知三个维度为研究对象,再检验三个维度的自变量分别与消费者响应的两个维度之间相关关系,得出消费者感知对消费者情感响应、行为响应均有显着正向的影响。但消费者企业道德感知对消费者的情感响应和行为响应影响都不显着。第三,消费者信任在消费者感知对消费者响应影响之间起中介作用。由本研究所得,加入消费者信任后,消费者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减弱。说明消费者信任在消费者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的影响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第四,消费者自我提升在消费者感知影响消费者信任之间起调节作用。消费者自我提升高时的间接效应高于消费者自我提升低时的间接效应。结合其他指标,表明消费者自我提升对消费者感知影响消费者信任具有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具有如下创新点:（1）本研究探讨了绿色营销具备的特征。以往的研究中对消费者意愿或购买研究较多,对绿色营销本身的内涵及特征研究较少,本研究聚焦绿色营销内涵及特征,将绿色营销作为前因变量研究,并进一步探讨了绿色营销特征对消费者感知的影响,这对于绿色营销理论的发展是一种补充。（2）本研究增添了绿色营销研究视角。本研究着重聚焦消费者,探究了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维度,研究了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为绿色营销研究提供了新视角。（3）本研究将消费者信任和消费者自我提升同时引入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与消费者响应研究中,构建了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模型。将“S-O-R”理论研究拓展到了绿色营销领域,这有助于揭示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是对绿色营销理论的有益补充。
滕飞[7]（2021）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积累不少结构性矛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审时度势,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为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指明了新方向。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无疑将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一方面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与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去杠杆与严监管的趋势下,外部环境对商业银行稳健经营提出更严峻挑战。实体经济调整与金融深化改革都在呼唤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因此,探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进而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与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按照“需求分析-现状与问题梳理-相关性与作用机制分析-路径政策建议”的逻辑框架开展研究。首先对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行了系统性分析进而对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商业银行有效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理,并结合2006-2018年13年省域横向面板数据和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全国纵向时序数据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机制进行实证验证。最后借鉴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从“紧扣供给侧主旋律、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以及因地制宜展开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基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总体方向,并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前沿底层技术围绕实体重点产业链发展与补充薄弱环节从“业务创新、金融科技创新、组织与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提出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金融创新的行动路径。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绪论和理论分析,包括本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总结了本文的技术路线和主要创新处等;第二章对相关重要概念和理论进行梳理,包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侧改革理论、金融发展理论以及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等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进而提炼出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现状与需求分析,即第三章,系统分析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进而深入分析了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历程、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充分揭示了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深层次需求以及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适度性要求。具体包括:（1）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需求分析。首先,运用拓展费雪方程式（Fisher Extension）论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创新更好向实体经济发挥正向反馈作用;其次,运用银行博弈均衡模型（Bank gambling equilibrium model）进行参数模拟,揭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须通过有效创新（如降低监督成本）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并确保自身业务可持续性,以更好地融入到供给侧改革之中。（2）分析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历程、现状及存在问题。基于事实与数据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扩大供给和丰富产品等方式支持经济发展与转型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无法有效满足实体金融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支持重点领域存在创新不足等问题。（3）分析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经验与教训,特别应吸取国外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导致非理性扩张以及与实体经济需求脱节方面的教训。第三部分:运用规范性分析方法分析系统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即本文第四章。包括:（1）分析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和过度创新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说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两面性。（2）系统归纳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通过影响消费需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推动产业升级,从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要素与结构路径）;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配置、增强金融功能,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称之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金融发展路径）。（3）运用数理推导的方法论证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通过搭建六部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框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数理推导剖析商业银行存贷和金融创新部门与实体经济下资源要素作用的内生机制,求解最优增长路径。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的拉动作用,且金融创新效率弹性对经济稳态增速拉动作用比较显着,产品弹性（即业务规模）对经济稳态增速同样具有非线性效应。第四部分: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相关性及作用机制,主要从省域横向面板和全国纵向时序两个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包括本文第五章、第六章。具体包括:第五章,本文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基于2006-2018年31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面板横向角度实证分析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及所呈现的区域差异与阶段差异,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区域不均衡性。实证表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低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效应较弱甚至是负面的;当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与效率指标处于高体制时,其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呈现正向效应且逐步增强,基准模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整体呈现渐进正向的非线性转换趋势,上述结果说明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总体效应是适度的。但是,通过对PSTR模型的非线性转换体制分析,发现不同省市转换函数值（g值）分布范围广且体制转换速度较慢,结合各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标样本期间所处体制情况,说明不同省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性。（2）中国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创新规模的同时注重开展内涵式效率创新。通过比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规模指标与金融创新效率指标的非线性效应,金融创新规模指标的非线性效应更强体制转换速度更快。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主要依靠“金融创新规模效应”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但是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率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要优于金融创新规模指标,说明商业银行应保持适度金融创新规模的同时更应着眼于提高金融创新效率。（3）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效应存在阶段性差异。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的促进作用较供给侧改革前更显着,说明供给侧改革后商业银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采取的金融创新措施是有效的。（4）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区域差异性。本文通过分区域实证分析可得: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局部过度创新（东部、中部）和创新不足（西部）并存的现象,东部和中部区域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规模经济边际递减现象。（5）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核心产业（制造业）发展同样具有渐进正向的非线性影响。通过替换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得到基准模型相似结果,其中对制造业增长指标的正向影响较为显着但对制造业结构优化指标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6）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不足的问题。通过加入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验证了基准模型结果的稳定性,并可得: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协同效应差异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资本积累指标对实体经济增长发挥协同效应趋于正向,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科技研发指标发挥协同效应则趋于负向。第六章,主要基于2009年3季度至2019年2季度共40期的全国经济变量数据和十六家主要上市商业银行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纵向验证商业银行微观主体的金融创新对宏观实体经济增长“微观-宏观”的作用机制。具体包括:（1）本文选取金融业务创新发展（规模）维度、金融业务创新效能维度、金融创新风控维度、金融科技创新维度以及创新支持实体经济需求维度等五大维度下16家中国上市商业银行2009Q3-2019Q2的15项相关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CA）量化微观视角下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结果表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以及交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占据前四位主要得益于上述银行业务创新规模较大,而北京银行、招商银行以及中信银行等创新效能高的中型银行紧随其后。（2）基于16家上市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构建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BII）并观察该指数趋势,分析其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该指数在样本期间内呈现平稳增长趋势,分阶段来看,BII经历持续增长期（2009Q2-2012Q4）,波动调整期（2013Q1-2017Q4）以及转型回升期（2018Q1-2019Q2）等三个阶段。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在经历一段时期的波动后,商业银行经过业务转型与调整金融创新指数稳步回升。（3）构建供给侧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间接作用机制（包含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产业升级等宏观指标）和直接作用机制（包含实体经济融资规模与融资成本、储蓄投资转换等金融指标）的SVAR实证模型并验证其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在间接作用机制还是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都具有拉动作用并呈现短期快速拉动,中期波动,长期相对平稳的态势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最高;第二,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直接作用机制更明显相关系数更大,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应更注重精准支持实体经济要素积累与结构优化;第三,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资本积累影响存在反复,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具有积极影响但持续时间较短;第四,直接作用机制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融资规模具有微弱正向作用且存在时滞性,但有利于融资成本降低,有利于优化储蓄投资转换职能。第五部分,基于第三章需求分析、第四章机理分析与数理推导、第五章和第六章实证分析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和行动路径建议,即本文第七章。具体包括:（1）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总体方向。即:紧扣供给侧改革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因地制宜开展差异化金融创新;有效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以及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等。（2）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包括: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整合综合金融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以及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等。（3）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包括: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业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智能化改造、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以及综合应用技术实现融合创新等。（4）提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包括:搭建以业务为导向的矩阵式组织架构、完善金融创新制度、构建金融创新协同保障机制等。总之,本文通过相关研究丰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有效开展金融创新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增长提供可行建议。
贺新宇[8]（2020）在《法律不完备下的投资者保护研究 ——中国投资型众筹市场的经验与教训》文中研究指明金融发展需要完善的投资者保护制度,以治理侵害投资者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投资者交易意愿。法与金融理论指出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是否具备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是衡量一国金融发展环境的重要因素。发达国家通过不断进行立法和法律修订等方式适应金融发展需求,是否存在准确界定损害行为的法律规则以及高效的司法体系是发达国家与转轨经济体的主要区别之一。但是任何法律体系都会存在规则缺失、适用边界不清等问题,执法也会受证据搜集难度、专业能力、司法独立性等因素的影响。并且金融发展的动态特征、执法证据的可证实性标准等特征也决定了法律是内在不完备的,仅仅依靠法律制度难以实现有效治理金融契约、保护投资者利益的目标。法律的内在不完备性为私人治理、金融监管等法律之外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供了作用空间。但同时法律等正式制度与提供私人治理、市场监管职能的各种组织之间存在着互动和反馈作用。既有法律制度提供了最基本的投资者保护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各种投资者保护制度相互配合和发挥作用。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完备性角度研究各种投资者保护制度的绩效,不仅可以探讨法律不完备下有哪些可供选择的投资者保护制度,而且能够分析法律制度与私人治理、金融监管之间的作用机制,探索如何形成一套协同推进、相对完善的投资者保护体系。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产品,投资型众筹可分为股权型众筹和借贷型众筹两类,并在中国经历了从快速发展、到乱象不断、再到清理萎缩的过程。观察其发展历程,就是一个在法律不完备状态下从发展到失败的历程,然而在其中私人治理、金融监管也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以中国投资型众筹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以法律不完备理论为基础理论,分析在法律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中,法律制度、私人治理、金融监管相互交织下的投资者保护绩效,展现法律完备程度对私人治理和金融监管绩效的制约,最终以中国投资型众筹为经验对法律不完备理论进行验证与推进。基本发现是:在法律非常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中,为保护投资者利益,中国投资型众筹的平台治理、地方金融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的投资者保护绩效受到了法律不完备的严重制约,投资者保护制度供给不足最终导致中国投资型众筹由迅速发展转向迅速衰落。具体而言,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如下:第一,法律制度与私人治理、金融监管之间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在法律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中,私人治理中的第三方治理是在交易范围不断扩大、博弈对象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时的规则型治理机制,通过一定程度的层级制,借助管理控制手段提高契约执行的协调适应能力,但其需要在更具强制性的法律庇护下运作,法律是私人谈判的底线和威胁点,并且需要法律和监管规制第三方组织的机会主义行为。金融监管者可以在法律不完备和市场失灵时,通过行使剩余立法权和主动执法权维护市场秩序,但其监管权空间以及监管权配置的授权、独立性、监管资源等需要以更为完备的法律为保障。长期来看,法律的完备程度是制约各类投资者保护制度绩效的关键,需要以提高法律完备度为核心,协同推进法律、私人治理、金融监管,才能共同形成完善的投资者保护体系。第二,法律不完备下的投资者法律保护绩效。法律规则缺失、边界模糊、损害行为证实成本高等法律不完备因素削弱了法律的契约治理功能,投资者无法对判决结果形成稳定预期,法官也因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而过度执法或执法不足,法律难以有效威慑损害行为。在投资型众筹领域是否具备完备的法律制度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主要区别,英美等国家通过将投资型众筹纳入《证券法》等既有金融法律的方式提高了法律对金融发展的适应能力和法律完备程度,但中国未进行相关立法和法律修订,众筹融资仅受《合同法》等基本法律规范约束。这些法律无法准确界定众筹融资者和平台的信息披露责任,由此导致不同的法官采取了不同的判决标准,反而出现了不利于投资者的局面。以中国股权型众筹虚假披露纠纷判决书为数据基础,研究了法律不完备对法院执法的影响,发现法律不完备导致投资者难以证实特定损害行为、难以确定侵权对象,而且判决整体上不利于投资者。第三,法律不完备下的私人治理绩效。在既定法律制度约束下,市场主体会在交易成本最小化动机下选择相应的治理结构。第三方治理是重要的规则型治理机制,第三方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定交易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但其效果受制于法律完备程度。在投资型众筹中,平台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第三方治理结构,是以平台企业为主体降低平台市场中用户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过程。中国投资型众筹领域的法律不完备前提决定了众筹平台需要承担更多的促进契约执行的职能,这比投资者自力保护更有效率。以中国借贷型众筹中的借款人违约民事诉讼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平台救济比投资者自力救济更具时间和金额效率优势,这说明平台治理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平台治理仍需要在更为完备的法律庇护下运作,平台也需要受到法律和监管的外部规制。在法律非常不完备时,平台治理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是很有限的,甚至会陷入平台治理失灵状态。以中国借贷型众筹平台的逾期率数据的实证分析证明了上述判断,研究表明在市场风险加剧、契约执行不确定性增加时,平台的逾期率会显着上升,严重影响了平台市场中的交易秩序。这说明平台治理难以脱离完备的法律制度单独发挥作用。第四,法律不完备下的金融监管绩效。在损害行为的标准化成本较低、损害行为造成的负外部性损失较高时,可以将剩余立法权和主动执法权分配给监管者,通过监管权的配置缩小监管者与市场之间的信息鸿沟、提高监管能力、纠正市场失灵。但随着金融发展,监管者的剩余立法和主动执法也必须以立法界定为基础,并且监管权配置效率也需要以法律为保障。中国投资型众筹处于央地双层金融监管体制中,地方金融监管机构成为重要的监管责任主体,并通过在中央监管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扩展型规则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行使了剩余立法权,降低了主动执法成本。梳理中国借贷型众筹监管中地方制定的扩展型规则,发现扩展型规则能显着促进众筹交易规模,并且有利于控制市场风险,尤其是该效果在受法律不完备制约较低、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着,此外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也有助于缓解法律不完备对监管能力的负面影响。但地方金融监管的权责缺乏上位法基础,权力配置过于粗放,这严重制约了地方监管能力。综上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在法律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中,私人治理和金融监管可以在短期内起到替代法律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功能,但是长期来看保护效果受到法律不完备状态的严重制约。完善的投资者保护体系必须以提高法律完备程度为核心,各种投资者保护制度共同发挥作用,这对于法律制度更加不完备的新兴以及转轨经济体来说尤为重要。中国的投资型众筹诞生于法律更加不完备的制度环境中,成文法体系、管制型立法格局限制了法律对金融创新的适应能力,尽管平台治理、地方金融监管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法律不完备导致投资者保护制度后续供给不足,法律不完备是制约投资型众筹发展的主要原因。要更好地发挥法治进步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一,在短期内,由于法律很难对金融发展做出适应性调整,为此首先要尊重和维护私人治理秩序,其次加强金融监管,在市场出现治理失灵时适时介入,最后采取司法解释、典型判例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提高法律完备性,降低因法律规则缺失、界定不清而造成的法律不确定性;第二,在长期内,要尽快提高法律完备程度,提高法律对金融发展的适应能力。尤其是以《证券法》为主的金融法律是规制公众筹资的重要法律,以扩大证券定义、制定豁免的方式提高法律对筹资行为的规制范围。同时,立法保障监管权在各层级、各部门间的配置,明确监管范围和法律授权基础,尤其是地方金融监管的监管范围;第三,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强化市场主体的信誉约束、提高市场自律能力和私人治理效率,为法律改革和监管提供良好的市场基础。
赵萌[9]（2020）在《“平台—模块”主导的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以及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大力推动下,“城乡二元”结构正向“城—镇—乡”三元结构转变,使得村镇与城镇作为联通城乡、连接工业与农业,承接二元双向物流的桥梁地位更加突出。城市在产业升级、成本高企、空间制约及交通拥堵等压力条件下,一方面推动城市物流向平台化的高端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推动物流实体产业向外迁移。而农村物流在缺乏有效的要素支撑以及物流基础设施支撑情况下,开始寻求向上构建资源更加丰富、市场更加接近的村镇物流平台。另外,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的分离,使村镇物流摆脱了地理区位、市场距离、资源禀赋等传统限制而发挥成本洼地优势,促进“城—镇—乡”三元物流形态与物流空间重构,从而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的物流体系。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本文选取村镇物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揭示村镇物流在时代发展中作用和地位的变化,本文从村镇物流系统内部演化研究入手,通过比较分析法在第三章构建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架构,通过系统理论、种群生态理论、演化博弈理论等成熟的理论方法,在第四、五章研究分析村镇物流系统的生态演化方向、演化路径和演化机制等,第六章通过系统动力学模拟仿真进行验证。经过本文研究,论文取得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成果:（1）本文经过多种方式研究,构建了一个“三要素、四生态流、双层圈”的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架构。架构包含村镇物流核心要素、村镇物流支持要素、村镇物流环境要素三类主体要素Agent;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人员流四类生态流;“链环—功能”为基础层,“平台—模块”为主导层的两个层圈。其中,平台处于顶层,模块动态组合成柔性链条,功能融合于平台及模块化柔性链环之中。同时该架构也是由“生态元—生态链—生态网—生态群—生态圈—生态系统”组成的生态体系。（2）本文结合生态理论和系统理论研究,揭示出村镇物流生态演化机理、路径与方向。其中,三类主体要素的生态元变化是演化基础;技术依赖、制度依赖、关系依赖是平衡态演化路径;生态流是推动村镇物流演化的动力机制;共生机制与竞争机制引起生态位变化是演化的传导机制;“耦合—协同”是演化的放大机制;“链环—功能”主导模式到“平台—模块”主导是村镇物流生态系统的演化方向。（3）通过本文的研究内容得出一个重要的管理启示,“双向双网—双层平台”是城乡一体化物流生态体系的演化架构。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双向物流加之区域化分工所带来的大流通,共同交织形成农村和城市两大市场网络。农村物流寻找资源优势和市场优势向上建构物流平台;城市物流一方面向高端升级发展以形成信息化为主导的虚拟网络平台,一方面向低端挤压通过快捷配送的替代方式和经济成本调节方式将物流实体平台向外推移。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城市化的顶层虚拟平台和村镇化的物流实体平台分离,形成“双向双网—双层平台”的城乡一体化生态架构,平台与网络通过现代化的“集送/配送”连接。论文在取得创新成果的基础上,还形成了如下的研究性结论:（1）本论文通过采用改进的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处理2009-2013年村镇物流服务节点投入产出数据,通过对“链环—功能”进行效率评价得出,2012年后由于互联网技术迸发形成“平台—模块”主导的电商双边市场使村镇物流服务主体的运营效率由发散转向收敛。（2）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结合收益矩阵和复制动态方程对村镇电商平台的运营主体、平台使用主体与政府三者之间合作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创新是“平台—模块”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同时网络平台还推动了城乡物流的产业升级以及空间重构,论文使用MATLAB进行仿真模拟之后得出同样的结论。（3）本文基于非平衡力学构建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部更新分形机制,通过理论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生态流”对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时空结构具有分形影响,村镇物流空间结构变化是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的基础,内部“生态流”作用空间分异是系统演化的本质。（4）本文运用SOM神经网络模拟预测“生态流”作用发现,外部环境稳定情况下,村镇物流生态系统空间自组织缓慢生长。2012年以后,在城镇化政策推动下,村镇物流空间环境巨变,进入新维度的空间重构和规模增长,使整个演化过程具有典型跨越性,但物流规模扩张仍滞后于村镇建成区面积扩张。（5）本文以村镇物流环境子系统2006-2026年历史数据及发展预测为依据,通过系统动力学仿真预测三种互动情景推演出,提高教育经费和物流技术投入能够促进环境子系统整体“耦合—协同”状态改善,但从效果看,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子系统效果明显,对资源和环境作用较弱。
罗苓宁[10]（2020）在《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成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崛起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分布在各个行业的家族企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家族企业出于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优化企业管理、提升企业知名度等方面意图,选择在国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公众公司。在这种背景下,家族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家族企业也面临着外部经济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代际传承等复杂挑战,能否实现持续成长不仅影响企业自身,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作为上市公司,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对于企业决策、公司治理乃至企业绩效的影响不言而喻,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针对股权结构对与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在:一是关注股权结构与绩效相关性的研究较多,而聚焦企业成长性的研究相对较少;二是实证研究中存在选择单一财务指标的倾向,不能全面体现企业的成长性;三是样本选择的范围、时间跨度较小;四是对家族企业成长中的行业差异未能得到足够重视。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家族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梳理,从理论层面分析股权结构、企业治理和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揭示股权结构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并以A股上市公司2009-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家族企业成长的政策建议。本研究从国泰安CSMAR数据库选取2009-2017年A股市场上市家族企业的股权结构信息和财务指标作为样本,同时收集同样本区间的非家族企业信息进行比较。为了理解家族企业股权结构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加控制变量的方法,通过验证指标显着性来说明不同股权结构指标对企业成长性产生的作用。为了克服现有研究衡量企业成长性的指标单一的问题,本研究使用神经网络模型进行特征提取,利用变分自编码模型VAE进行特征提取构建了综合企业成长指标。与主成分分析（PCA）模型相比,神经网络模型具有提取非线性信息信噪比更高的优势。最后,利用面板数据进行带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为了保持稳健性,本研究引入净权益收益率增长ROEG和托宾Q增长率QG作为企业的企业成长代理指标。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在国内家族企业中,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实际控制人的所有权比例与企业成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2.家族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呈正相关关系,管理层股权比例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企业成长;3.家族企业股权制衡与企业成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随着股权制衡率的提高,企业综合成长性上升;4.家族企业两权集中率与企业成长呈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所有权和控制权的统一,企业综合成长性上升。以理论和实证研究为基础,本研究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构建促进企业成长的股权结构;二是构建激励相容的人才机制;三是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主要创新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构建了股权结构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理论模型。企业成长性分析是对偿债能力、运营能力、盈利能力、可持续增长能力等多维度指标的融合,是对企业投融资、营运、利润分配和现金流管理等重要执行策略的综合体现,本研究分析了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成长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已有研究;二是参考过往文献中估值类、盈利类、运营质量类及其他类共11个反映企业成长性的增长指标,利用神经网络的变分自编码模型进行特征提取,构建了综合企业成长指标,能够更全面地衡量企业成长性;三是从企业、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改善上市家族企业股权结构、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有望为企业制定成长战略、政府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举措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消费者剩余:政府决策绩效考量的经济学新维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消费者剩余:政府决策绩效考量的经济学新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理论意义 |
| 1.3.2 现实意义 |
| 1.4 论文结构与研究方法 |
| 1.4.1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图 |
| 1.4.3 研究方法 |
| 2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关于顾客满意度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研究 |
| 2.1.1 顾客满意度模型研究 |
| 2.1.2 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的模型研究 |
| 2.1.3 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 |
| 2.2 关于营商环境满意度的研究 |
| 2.2.1 营商环境的内涵与测量研究 |
| 2.2.2 公众满意度的内涵与测量研究 |
| 2.3 关于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研究——来自服务质量及公共服务质量的启示 |
| 2.3.1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内涵研究 |
| 2.3.2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测量研究 |
| 2.4 关于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研究——来自顾客感知价值的启示 |
| 2.4.1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内涵研究 |
| 2.4.2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测量研究 |
| 2.5 关于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研究 |
| 2.5.1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内涵研究 |
| 2.5.2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测量研究 |
| 2.6 已有文献的简要述评 |
| 3 研究分析框架 |
| 3.1 基于扎根理论法的模型构建与要素分析 |
| 3.1.1 扎根理论法介绍及其适用性分析 |
| 3.1.2 本研究中扎根理论法的应用设计 |
| 3.1.3 三级编码与理论饱和度检验 |
| 3.2 理论模型的案例叙述与进一步阐释 |
| 3.2.1 理论模型的案例叙述 |
| 3.2.2 理论模型的进一步阐释 |
| 3.3 概念界定与维度划分 |
| 3.3.1 概念界定 |
| 3.3.2 维度划分 |
| 3.4 研究假设的提出 |
| 3.4.1 感知质量、感知价值与满意度的相关假设 |
| 3.4.2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相关假设 |
| 3.5 本章小结 |
| 4 问卷设计与实际测度 |
| 4.1 问卷设计 |
| 4.1.1 问卷的基本结构 |
| 4.1.2 问卷的题项设计 |
| 4.2 信效度检验 |
| 4.2.1 效度检验 |
| 4.2.2 信度检验 |
| 4.3 研究取样 |
| 4.3.1 问卷发放与回收 |
| 4.3.2 样本的同源偏差检验 |
| 4.4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假设检验与结果讨论 |
| 5.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1.1 因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1.2 自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与中介效应计算 |
| 5.3.1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
| 5.3.2 中介效应计算 |
| 5.4 调节效应检验 |
| 5.4.1 调节效应检验一 |
| 5.4.2 调节效应检验二 |
| 5.4.3 调节效应检验三 |
| 5.5 量化分析结果讨论 |
| 5.5.1 感知营商环境质量的直接效应 |
| 5.5.2 感知营商环境价值的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 |
| 5.5.3 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调节效应 |
| 5.6 本章小结 |
| 6 提升民营企业家营商环境满意度的路径思考 |
| 6.1 以质量感知为基础,提升整体性治理水平 |
| 6.2 以价值感知为导向,推动政企间价值共创 |
| 6.3 以信用体系为中枢,增强地方政府公信力 |
| 6.4 以期望管理为核心,引导民营企业家预期 |
| 6.5 以民企感受为关切,发挥第三方评估效应 |
| 7 主要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7.3 研究不足与后续展望 |
| 附录一: 扎根理论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营商环境满意度调研问卷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重购行为 |
| 2.1.1 绿色重购行为与意向的概念界定 |
| 2.1.2 绿色重购行为的相关理论 |
| 2.1.3 绿色重购行为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4 小结 |
| 2.2 企业反馈 |
| 2.2.1 企业反馈的内涵 |
| 2.2.2 企业反馈的理论阐述 |
| 2.2.3 企业反馈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2.4 小结 |
| 第3章 研究一:购后价值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3.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3.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3.2.1 购后价值反馈 |
| 3.2.2 温情感 |
| 3.2.3 反馈时机 |
| 3.3 假设推演 |
| 3.3.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 |
| 3.3.2 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3.3 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3.4 研究模型一 |
| 3.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3.4.1 前测 |
| 3.4.2 实验1: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3.4.3 实验2: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4.4 实验3: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4.5 研究一结果讨论 |
| 第4章 研究二: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4.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4.2.1 比较反馈 |
| 4.2.2 关系强度 |
| 4.2.3 印象管理动机 |
| 4.2.4 反馈情境 |
| 4.3 假设推演 |
| 4.3.1 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作用 |
| 4.3.2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3.3 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3.4 研究模型二 |
| 4.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4.1 实验4: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 |
| 4.4.2 实验5: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4.3 实验6: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4.4 研究二结果讨论 |
|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1.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1.2 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管理启示 |
| 5.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5.3.1 研究局限 |
| 5.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微型企业 |
| 2.1.2 农村微型企业 |
| 2.1.3 企业成长 |
| 2.1.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企业成长理论 |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 2.2.3 耗散结构理论 |
| 2.2.4 计划行为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分析 |
| 3.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环境分析 |
| 3.1.1 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
| 3.1.2 东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2 东北地区微型企业成长现状分析 |
| 3.2.1 微型企业数量与占比 |
| 3.2.2 微型企业的就业人数 |
| 3.2.3 微型企业行业与增值 |
| 3.2.4 微型企业运行的状态 |
| 3.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困境 |
| 3.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内部困境 |
| 3.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外部困境 |
| 3.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困境的原因 |
| 3.4.1 企业成长动力不足 |
| 3.4.2 地区营商环境不佳 |
| 3.4.3 区域体制机制不活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分析 |
| 4.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机理框架构建 |
| 4.2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分析 |
| 4.2.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来源 |
| 4.2.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模型 |
| 4.2.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动因解析 |
| 4.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分析 |
| 4.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划分 |
| 4.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阶段特征 |
| 4.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路径分析 |
| 4.4.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资源禀赋路径 |
| 4.4.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制度变迁路径 |
| 4.4.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技术进步路径 |
| 4.4.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三元合力路径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分析 |
| 5.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理论分析 |
| 5.1.1 行为态度 |
| 5.1.2 主观规范 |
| 5.1.3 感知行为控制 |
| 5.1.4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 5.2 样本来源与变量选择 |
| 5.2.1 样本来源 |
| 5.2.2 样本特征 |
| 5.2.3 变量选择 |
| 5.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交叉分析 |
| 5.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水平分析 |
| 5.3.2 企业行为态度与企业成长 |
| 5.3.3 企业主观规范与企业成长 |
| 5.3.4 企业感知行为控制与企业成长 |
| 5.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
| 5.4.1 实证模型 |
| 5.4.2 模型检验 |
| 5.4.3 估计结果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 |
| 6.1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理论分析 |
| 6.1.1 成长资源 |
| 6.1.2 成长能力 |
| 6.1.3 成长战略 |
| 6.1.4 成长性评价理论模型 |
| 6.2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选择 |
| 6.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2.2 评价指标体系的初选 |
| 6.2.3 评价指标关键性筛选 |
| 6.2.4 评价指标相关性筛选 |
| 6.2.5 评价指标代表性筛选 |
| 6.2.6 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 6.3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模型构建 |
| 6.3.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思路 |
| 6.3.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评价方法 |
| 6.4 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实证评价 |
| 6.4.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指标权重 |
| 6.4.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水平分析 |
| 6.4.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分类分析 |
| 6.4.4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共性问题 |
| 6.4.5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差异解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国内外经验与启示 |
| 7.1 国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1.1 美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1.2 日本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1.3 德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 国内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1 上海市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2 江苏省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2.3 浙江省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 |
| 7.3 国内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经验对东北地区的启示 |
| 7.4 本章小结 |
| 8 促进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的政策建议 |
| 8.1 农村微型企业政策建议 |
| 8.1.1 夯实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资源 |
| 8.1.2 提高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能力 |
| 8.1.3 实施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战略 |
| 8.1.4 搭建农村微型企业社会信任 |
| 8.2 制度建设政策建议 |
| 8.2.1 推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长效政策 |
| 8.2.2 优化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有形环境 |
| 8.2.3 完善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无形环境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调查问卷 |
| 附录2: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专家打分表 |
| 附录3: 农村微型企业成长性企业打分表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东北林业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情况确认表 |
（5）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融资结构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信息经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2.2 融资结构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3 信息技术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
| 3.1 研究模型设定 |
| 3.1.1 融资时序 |
| 3.1.2 研发风险 |
| 3.1.3 信用风险 |
| 3.2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可得性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 |
| 3.2.1 债权融资 |
| 3.2.2 股权融资 |
| 3.2.3 企业同时进行股权与债权融资的讨论 |
| 3.2.4 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分析 |
| 3.3 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 |
| 3.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 |
| 3.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于融资与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资结构、创新能力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技术相关测算的介绍 |
| 4.1.2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 |
| 4.1.3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
| 4.2 融资结构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2.1 融资结构的度量 |
| 4.2.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2.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3 创新能力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3.1 创新能力的度量 |
| 4.3.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特征分析 |
| 4.3.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假说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直接影响检验 |
| 5.3.2 复合影响检验 |
| 5.3.3 内生性处理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5.3.6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7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假说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关于创新出数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2 关于创新出质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3 复合影响检验 |
| 6.3.4 内生性处理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6.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说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设定 |
| 7.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关于创新数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2 关于创新质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3 复合影响检验 |
| 7.3.4 内生性处理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7.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创新投入方面 |
| 8.1.2 创新产出方面 |
| 8.1.3 创新效率方面 |
| 8.2 启示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2 企业层面的经营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6）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营销的相关研究 |
| 2.1.1 绿色营销内涵 |
| 2.1.2 绿色营销特征 |
| 2.1.3 绿色营销特征维度 |
| 2.2 消费者感知的相关研究 |
| 2.2.1 消费者感知内涵 |
| 2.2.2 消费者感知价值 |
| 2.2.3 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 |
| 2.2.4 消费者感知维度 |
| 2.3 消费者响应的相关研究 |
| 2.3.1 消费者响应的内涵 |
| 2.3.2 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因素 |
| 2.3.3 消费者响应维度 |
| 2.4 消费者信任的相关研究 |
| 2.4.1 消费者信任的内涵 |
| 2.4.2 消费者信任的影响因素 |
| 2.4.3 消费者信任维度 |
| 2.5 消费者自我提升 |
| 2.6 相关研究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态度理论 |
| 3.1.2 理性行为理论 |
| 3.1.3 计划行为理论 |
| 3.1.4 消费者行为理论 |
| 3.1.5 “S-O-R”理论 |
| 3.2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研究假设 |
| 3.3.1 绿色营销特征对消费者感知的影响 |
| 3.3.2 消费者感知对消费者信任的影响 |
| 3.3.3 消费者信任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 |
| 3.3.4 消费者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 |
| 3.3.5 消费者信任的中介作用 |
| 3.3.6 消费者自我提升的调节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变量的测量 |
| 4.1.1 绿色营销特征的测量 |
| 4.1.2 消费者感知的测量 |
| 4.1.3 消费者信任的测量 |
| 4.1.4 消费者响应的测量 |
| 4.1.5 消费者自我提升的测量 |
| 4.2 问卷设计 |
| 4.3 问卷预测试 |
| 4.3.1 预测试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共同方法性偏差检验 |
| 4.3.3 预测试的信度分析 |
| 4.3.4 预测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据处理与结果分析 |
| 5.1 问卷回收与样本分析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1 大样本描述性统计 |
| 5.2.2 共同方法性偏差检验 |
| 5.3 变量信度分析 |
| 5.4 变量效度分析 |
| 5.4.1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4.2 区别效度检验 |
| 5.5 单因素方差分析 |
| 5.5.1 性别与消费者响应 |
| 5.5.2 年龄与消费者响应 |
| 5.5.3 教育程度与消费者响应 |
| 5.5.4 月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者响应 |
| 5.6 模型检验 |
| 5.6.1 回归分析 |
| 5.6.2 消费者信任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6.3 调节效应检验 |
| 5.7 研究假设检验结果 |
| 5.7.1 检验结果 |
| 5.7.2 绿色营销影响消费者感知的结果分析 |
| 5.7.3 消费者感知影响消费者响应的结果分析 |
| 5.7.4 消费者信任的中介效应的结果分析 |
| 5.7.5 消费者自我提升的调节效应结果分析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管理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附录 |
| 附录一 :预测试问卷 |
| 附录二 :正式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有关实体经济增长的文献综述 |
| 1.2.2. 有关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1.2.3.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献综述 |
| 1.2.4.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文献综述 |
| 1.2.5. 文献简评与本文努力方向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及主要创新之处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1.1 有关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概念与分类 |
| 2.1.2 有关实体经济的界定 |
| 2.2 相关理论 |
| 2.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
| 2.2.2. 供给侧改革理论 |
| 2.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2.4. 关于商业银行金融创新运行机制理论 |
| 2.3 相关理论对本文研究的启示 |
| 第三章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对商业银行创新的需求分析 |
| 3.1.1.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融合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基础 |
| 3.1.2. 供给侧改革是实体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
| 3.1.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本质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
| 3.1.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实体经济增长要求商业银行持续开展金融创新 |
| 3.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3.2.1.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动因 |
| 3.2.2.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历程 |
| 3.2.3.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现状与成效 |
| 3.2.4. 中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问题 |
| 3.3.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与教训 |
| 3.3.1.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经验 |
| 3.3.2. 国外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教训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 4.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分析 |
| 4.1.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积极作用 |
| 4.1.2. 商业银行金融过度创新的消极作用 |
| 4.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2.1. 加强资本积累 |
| 4.2.2. 推动技术进步 |
| 4.2.3. 升级供给端 |
| 4.2.4. 优化需求端 |
| 4.3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分析 |
| 4.3.1. 增强金融功能 |
| 4.3.2. 推动金融发展 |
| 4.3.3. 优化金融结构 |
| 4.3.4. 影响货币深化 |
| 4.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关系的数理分析 |
| 4.4.1 假设 |
| 4.4.2 最优路径推导 |
| 4.4.3 平衡增长路径 |
| 4.4.4 数值模拟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 |
| 5.1. 关系特征及实证假设 |
| 5.2. 模型建立与变量选取 |
| 5.2.1. 计量模型的建立与说明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数据描述性统计 |
| 5.3. 相关检验 |
| 5.3.1. 线性检验与剩余非线性检验 |
| 5.3.2. 位置参数的确定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2. 非线性模型的结果分析 |
| 5.4.3. 非线性转换体制的分析 |
| 5.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分析 |
| 5.5.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
| 5.5.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对实体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替换自变量-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核心实体产业(制造业)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
| 5.6.2. 加入交互项-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协同效应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基于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 |
| 6.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的创建与衡量 |
| 6.1.1. 金融创新指数构建思路 |
| 6.1.2. 金融创新指数维度与指标选取的说明 |
| 6.1.3. 金融创新指数测度过程 |
| 6.1.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数测度结果 |
| 6.2.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分析 |
| 6.2.1.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和实证模型构建 |
| 6.2.2. 变量选取和数据说明 |
| 6.2.3. 模型稳定性与格兰杰检验 |
| 6.2.4.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2.5. 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机制实证研究结果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及行动路径 |
| 7.1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创新总体方向 |
| 7.1.1 紧扣供给侧主旋律,优化资源要素配置 |
| 7.1.2 坚持适度创新,抑制过度创新 |
| 7.1.3 因地制宜,实行区域差异化金融创新 |
| 7.1.4 推进科技和金融的深度融合,提升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效能 |
| 7.1.5 建立适应外部经济转型特征的组织架构和制度 |
| 7.2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业务创新行动路径 |
| 7.2.1. 开发符合动能转换需求的金融产品支持产业优化升级 |
| 7.2.2. 整合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支持三去一补 |
| 7.2.3. 完善融资产品利率定价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
| 7.2.4. 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发展,丰富民生类金融产品 |
| 7.2.5. 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提升银行经营稳健性 |
| 7.3 供给侧改革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金融科技创新行动路径 |
| 7.3.1. 运用大数据技术发掘和评价客户 |
| 7.3.2. 运用云计算技术搭建集约化业务平台 |
| 7.3.3.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关键领域的智能化改造 |
| 7.3.4. 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高效产品和服务体系 |
| 7.3.5. 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实现融合创新 |
| 7.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组织与制度创新行动路径 |
| 7.4.1. 商业银行主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2. 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组织架构创新的框架设计 |
| 7.4.3. 建立与完善适应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制度 |
| 7.4.4. 构建商业银行组织架构与制度协同运行保障机制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与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本文研究不足 |
| 8.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8）法律不完备下的投资者保护研究 ——中国投资型众筹市场的经验与教训（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1 基本思路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投资者保护与投资型众筹的相关文献述评 |
| 2.1 法与金融理论相关研究 |
| 2.1.1 法律制度与投资者保护 |
| 2.1.2 法与金融和经济转轨 |
| 2.2 法律不完备与投资者保护 |
| 2.2.1 金融监管与投资者保护 |
| 2.2.2 私人治理与投资者保护 |
| 2.3 投资型众筹的发展、立法与监管 |
| 2.3.1 投资型众筹的诞生与发展 |
| 2.3.2 投资型众筹对传统金融领域法律与监管的挑战 |
| 2.3.3 中国投资型众筹面临的困境 |
| 2.4 评论与展望 |
| 第3章 法律不完备下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与绩效:理论分析 |
| 3.1 法律不完备理论 |
| 3.1.1 法律不完备的内涵 |
| 3.1.2 法律不完备下的法律治理 |
| 3.1.3 中国投资型众筹的法律不完备特征 |
| 3.2 法律不完备下的第三方治理 |
| 3.2.1 第三方治理的规则型治理功能 |
| 3.2.2 法律不完备与第三方治理失灵 |
| 3.2.3 投资型众筹中的平台治理——特殊的第三方治理 |
| 3.3 法律不完备下的金融监管 |
| 3.3.1 监管者的剩余立法权及主动执法权 |
| 3.3.2 法律不完备与监管失灵 |
| 3.3.3 中国投资型众筹的央地双层金融监管体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法律不完备与众筹投资者法律保护不力:以中国股权型众筹虚假披露纠纷为例 |
| 4.1 本章引言 |
| 4.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4.2.1 制度背景 |
| 4.2.2 理论分析 |
| 4.3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
| 4.3.1 中国股权型众筹民事诉讼现状 |
| 4.3.2 变量选取 |
| 4.3.3 模型设计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法律不完备对投资者诉讼预期的影响 |
| 4.4.2 法律不完备对判决结果的影响 |
| 4.5 本章结论与建议 |
| 第5章 平台治理与众筹投资者保护:自力救济 VS 平台救济 |
| 5.1 本章引言 |
| 5.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5.2.1 制度背景:中国借贷型众筹市场监管与投资者保护的错位 |
| 5.2.2 通过平台治理提高众筹投资者保护水平 |
| 5.3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变量选取 |
| 5.3.3 模型设计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救济效率差异检验 |
| 5.4.2 平台治理体系完善度对救济效率的影响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结论与建议 |
| 第6章 法律不完备与平台治理失灵:不确定性的视角 |
| 6.1 本章引言 |
| 6.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6.2.1 制度背景 |
| 6.2.2 理论分析 |
| 6.3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变量选取 |
| 6.3.3 模型设计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不确定性与平台治理绩效 |
| 6.4.2 不确定性与平台治理绩效:分组回归 |
| 6.4.3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结论与建议 |
| 第7章 地方金融监管与扩展型规则:以中国借贷型众筹监管为例 |
| 7.1 本章引言 |
| 7.2 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 7.2.1 制度背景:中国借贷型众筹监管中的地方“扩展型规则” |
| 7.2.2 “扩展型规则”与借贷型众筹市场发展:理论假说 |
| 7.3 数据来源与模型设计 |
| 7.3.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7.3.2 模型设计 |
| 7.4 实证结果分析 |
| 7.4.1 “扩展型规则”对借贷型众筹市场规模的影响 |
| 7.4.2 “扩展型规则”对借贷型众筹市场风险的影响 |
| 7.4.3 市场化水平对“扩展型规则”效果的影响 |
| 7.4.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结论与建议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平台—模块”主导的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技术路线与内容安排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内容安排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研究范畴界定 |
| 2.1.1 村镇概念范畴 |
| 2.1.2 村镇物流概念范畴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系统理论 |
| 2.2.2 种群生态理论 |
| 2.2.3 演化博弈理论 |
| 2.3 文献综述 |
| 2.3.1 产业链与价值链研究 |
| 2.3.2 系统演化与产业链演化研究 |
| 2.3.3 村镇物流发展研究 |
| 2.4 文献研究述评 |
| 2.5 本章小结 |
| 3 “平台—模块”主导的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建构 |
| 3.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涵及构成 |
| 3.1.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涵 |
| 3.1.2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要素 |
| 3.1.3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CAS结构 |
| 3.1.4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层次与功能 |
| 3.2 “平台—模块”主导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发展模式 |
| 3.2.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的路径依赖 |
| 3.2.2 “链环-功能”主导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发展模式 |
| 3.2.3 “平台-模块”主导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发展模式 |
| 3.2.4 “链环-功能”升级至“平台-模块”主导模式的生态圈形成 |
| 3.3 “平台-模块”主导的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平衡性 |
| 3.3.1 “平台-模块”主导村镇物流生态系统稳定性前提 |
| 3.3.2 实现系统层级平衡的关键问题 |
| 3.4 本章小结 |
| 4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发展模式平衡机理 |
| 4.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产业链主体演化 |
| 4.1.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产业链主体生态位内涵 |
| 4.1.2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产业链主体生态位维度 |
| 4.1.3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产业链主体生态位测量及演化 |
| 4.2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产业链间演化 |
| 4.2.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产业链间网络特性 |
| 4.2.2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产业链间共生机制 |
| 4.3 “链环—功能”不平衡诱因实证研究 |
| 4.3.1 “链环-功能”效率评价理论基础 |
| 4.3.2 效率评价指标选取和样本选择 |
| 4.3.3 “链环—功能”效率评价实证分析 |
| 4.4 “平台-模块”主导的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机制 |
| 4.4.1 平台服务型双边市场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4.4.2 “运营主体-使用主体-政府”三方协调演化模拟 |
| 4.4.3 平台服务型双边市场主体合作机制与利益分配 |
| 4.5 本章小结 |
| 5 生态流作用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分形 |
| 5.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自组织演化机制 |
| 5.1.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的开放性基础 |
| 5.1.2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远离平衡态需求 |
| 5.1.3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的非线性过程 |
| 5.1.4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外涨落驱动 |
| 5.1.5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自组织涌现 |
| 5.2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分形机制 |
| 5.2.1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的生态流作用力 |
| 5.2.2 生态流驱动村镇物流生态系统非平衡相变 |
| 5.2.3 生态流触发村镇物流生态系统结构时空分岔 |
| 5.2.4 村镇物流生态系统内部更新分形机制 |
| 5.3 生态流作用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模拟 |
| 5.3.1 SOM神经网络法模拟系统演化的适用性 |
| 5.3.2 生态流作用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实证及仿真 |
| 5.4 本章小结 |
| 6 村镇物流生态环境子系统仿真测度与优化 |
| 6.1 环境要素子系统“耦合—协同”驱动机制内涵 |
| 6.1.1 环境要素子系统“耦合”关联理论 |
| 6.1.2 环境要素子系统“耦合”关联内涵 |
| 6.1.3 协同学分析环境要素子系统的耦合性 |
| 6.2 村镇物流环境子系统序参量筛选 |
| 6.2.1 环境子系统序参量指标体系设计 |
| 6.2.2 环境子系统序参量指标体系构建 |
| 6.2.3 序参量指标筛选方法 |
| 6.2.4 环境子系统序参量筛选 |
| 6.3 环境子系统“耦合-协同”测度与优化 |
| 6.3.1 环境子系统“耦合-协同”测量模型 |
| 6.3.2 环境子系统“耦合—协同”动力学仿真 |
| 6.3.3 环境子系统“耦合—协同”动力学情景分析 |
| 6.3.4 环境子系统情景互动调控建议 |
| 6.4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建议与研究展望 |
| 7.1 论文结论 |
| 7.2 管理启示与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成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家族企业定义 |
| 2.1.2 家族企业治理 |
| 2.1.3 家族企业成长 |
| 2.1.4 企业股权结构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演进 |
| 2.2.2 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 |
| 2.2.3 家族企业的代理问题 |
| 2.2.4 代理问题制约机制 |
| 2.3 文献评述 |
| 第3章 研究假设 |
| 3.1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所有权、控制权集中与企业成长 |
| 3.2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管理层持股与企业成长 |
| 3.3 国内上市家族企业的股权制衡与企业成长 |
| 3.4 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的两权分离与企业成长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理论模型 |
| 4.2.1 传统线性回归模型 |
| 4.2.2 特征提取-神经网络模型 |
| 4.3 变量解释说明及定义 |
| 4.3.1 成长类指标变量 |
| 4.3.2 综合成长指标变量 |
| 4.3.3 股权结构类指标变量 |
| 4.3.4 控制变量 |
| 第5章 统计结果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1.1 样本行业对比分析 |
| 5.1.2 样本成长指标对比分析 |
| 5.1.3 股权结构指标对比分析 |
| 5.1.4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
| 5.2 回归统计分析 |
| 5.2.1 控制权ConR |
| 5.2.2 所有权VR |
| 5.2.3 管理层股权GGSP |
| 5.2.4 股权制衡率SB |
| 5.2.5 两权集中率SR |
| 5.2.6 回归结果小结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进一步分析-分行业 |
| 第6章 研究结论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股权集中与企业成长 |
| 6.1.2 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成长 |
| 6.1.3 股权制衡度与企业成长 |
| 6.1.4 两权集中率与企业成长 |
| 6.2 研究启示 |
| 6.3 创新之处 |
| 6.4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展望 |
| 6.4.1 研究局限 |
| 6.4.2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消费者剩余:政府决策绩效考量的经济学新维度（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基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家感知的营商环境满意度影响因素及机理研究[D]. 王汇宇. 浙江大学, 2021(01)
- [3]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岳蓓蓓.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东北地区农村微型企业成长研究[D]. 徐衍. 东北林业大学, 2021(09)
- [5]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D]. 杨帆. 西北大学, 2021(12)
- [6]消费者绿色营销感知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研究[D]. 郑勇. 辽宁大学, 2020(07)
- [7]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D]. 滕飞. 广西大学, 2021(07)
- [8]法律不完备下的投资者保护研究 ——中国投资型众筹市场的经验与教训[D]. 贺新宇. 山东大学, 2020(01)
- [9]“平台—模块”主导的村镇物流生态系统演化研究[D]. 赵萌.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10]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国内上市家族企业成长研究[D]. 罗苓宁. 中央财经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