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四行”和“南三行”（论文文献综述）
赵前[1]（2021）在《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文中提出本文聚焦“小四行”之一的中国实业银行（1937-1951）,从权资关系互动的角度理解银行业的变迁。进而探讨不同时期政权组织对银行业的控制特点和方式,以及较长时段一般银行的因应之道。1937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被国民政府增资改组,成为官商合办银行。不久抗战爆发,中国实业银行裁并分支行处,内迁至大后方,并响应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重新设立行处,却由于国民政府取向的变化,业务发展及行处设立远逊于国家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为了突破经营困境,中国实业银行谋划增资改组,引入商股,清退官股,重新回归完全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最终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功败垂成。不过中国实业银行利用国民政府战时金融统制的弱效,顺利扩充商股,重新占据主动权,体现出战时国家权力与银行资本共同扩张的局面。战后中国实业银行回迁上海,接收、清理和复员中国实业银行。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伪中国实业银行的诸多“非法”行为,甚至不乏总行的战后包庇,财政部最终竟以妥协告终。国民政府力求重建战后金融体系,监管银行业的清理和复员,却体现出“监而不管”的特点,为战后金融市场的乱序提供了某种历史解释。1949年5月份,上海解放,中国实业银行被中共接管改造为最早的一批“公私合营”银行之一。中国实业银行不同于过去排拒官股的表现,反而积极配合国家银行,力求转型为国家银行政策的执行者,背后原因远非过去仅仅认为的中共的强行改造。公私合营银行的业务发展与顺利改造,得益于政治权力的倾向,以及职工群体的动员。总体来说,国民政府对于银行业往往采取资本和人事进行双重控制,银行股东争夺股本的属性,意味着银行权力需要凭依资本,甚至国家权力渗透到商业银行,也要有资本的形式包裹。而中共建政后的银行业改造,资本的权力化不断被边缘,组织控制和政治动员成为中共控制银行业的新着力点。中国实业银行拥抱国家银行体系,既是符合时宜的逐利使然,也是新的经济体制下的无奈选择。
王毅[2]（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陈晓睿[3]（2020）在《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研究（1917-192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初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推动了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就是在此背景下而成立的。本文将1917-1927年间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之间的关系作为文章的研究重点,试图从金城银行的股权变化及业务往来这两个角度揭示1917-1927年间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政企关系。论文的第一章介绍金城银行成立的军阀背景。金城银行成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大批军阀和官僚纷纷投资新式工商业,金城银行的成立与皖系军阀密不可分,也与当时的银行政策和交通银行的帮助有着一定的联系。第二章则阐述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股权之争。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银行的发展存在不安全性,银行为了规避与军阀官僚交往过密带来的风险,金城银行通过稀释北洋军阀的股东股权,扩大投资人类别,与北洋军阀股东争夺银行的控制权等行为,拉开与军阀官僚之间的距离,避免银行卷入政治风波。第三章介绍金城银行1917-1927年间业务发展状况。金城银行在成立之初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与之相应的银行的存款、放款业务等基本都是围绕军阀和官僚展开的。随着政权的变迁,金城银行为了更好地谋生存,开始拓宽业务领域,银行业务稳步提升,金城银行逐渐脱离北洋军阀的掌控。论文最后一章总结分析1917-1927年这十年间北洋军阀对金城银行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启示。一方面金城银行通过军阀的扶持站稳脚跟,奠定基业,促进近代金融的发展和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由于军阀自身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影响了银行的正常发展。在1917-1927年间,金城银行首先拉拢依附北洋军阀,使得银行在发展中获取资金、地位的便利,但由于北洋军阀存在的不确定性、封建性等因素,金城银行为了确保发展稳定,逐渐疏远北洋军阀,脱离北洋军阀的掌控。
丁一兵,王毅[4]（2020）在《中国银行业结构性变迁（1897-1927年）》文中指出自清朝末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中国银行业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以政府控制下"官护"性质银行的兴办为起点,中国银行业在30年间相继出现官办银行、官商合办、商办官护、私人民营、民营股份制等组织形式,在南京国民政府垄断银行业之前,较为丰富的现代银行体系雏形初步建立。在这一进程中,中国银行业呈现出"单一——分散——集中"的结构性变迁特征,由最初单一化的"官护"银行为主发展为数量庞大、较为分散的行业结构,最终在银行间联合发展作用下实现中国银行部门的集中。同时,中国银行业在资本实力和业务经营等方面实现突破性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仍处于发展的幼稚阶段,但这一关键的起步对之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通过集中、联合发展实现与外国在华银行和旧式钱庄的抗衡,以史为鉴,这对当下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而言,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王琦[5]（2019）在《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对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中资商业银行的快速发展,逐步取代传统金融业和外资银行,成为维系近代社会发展、服务政府和大众的重要力量。但是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国民政府逼迫金融业向财政输血,双方形成了政府依赖公债、银行投机公债的畸形共生关系。上海中资商业银行在公债投资中获益颇丰,但承担了政府债务违约的风险和政治经济不稳定带来的市场风险。银行在政治压力和暴利诱惑的双重引导下深陷公债投资的漩涡中。本研究从中资商业银行的视角出发,借助现代研究方法来探讨公债对银行盈利性的影响。内容上,本文首先回顾了上海中资银行的发展概况,对银行公债业务的原因、来源、收益和风险进行详细梳理,并结合9家代表性银行数据,深入研究中资商业银行投资公债的规模和损益概况;其次以公债为中心,分析1927-1936年国民政府的内部债务问题和与上海中资银行业的关系,发现银行虽通过投资公债努力维系市场与政治间的艰难平衡,但未能解决根源性问题,最终沦为政治附庸。最后以1927-1936年上海52家商业银行的数据作为样本,采用计量的方法,分析1927-1936年公债资产比重和公债风险对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927-1936年商业银行的公债资产比重对盈利能力有正相关关系,而公债风险与银行盈利能力呈负相关关系,符合本文的预期假设。
张茜茜[6]（2019）在《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的蓬勃发展时期,作为调剂社会经济,扶助工商业发展的重要金融机构,近代银行在此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商业银行主要围绕存款、放款及投资三大业务,充分运用社会闲散资金,加速资本的流通速度,不仅巩固了银行自身的实力,而且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口金城银行作为金城银行的重要分支机构之一,从创设之始即秉承总行放款业务的方针与原则,面向工矿企业、商业、个人及军政机关等放款。总的来看,商业性放款一直是汉口金城银行放款业务之大宗。金城银行向来注重资金投放的安全性,始终将放款的稳妥性放在第一位,对各项放款种类、金额及对象的选择严格把关,保持稳健审慎的态度,以求高效、灵活、稳妥地运用资金。尽管如此,在实际操作及后续事态的发展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的遇到欠款难以收回的风险。围绕着债权人（银行）与债务人之间的经济纠纷,也成为了当时社会矛盾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刘子敬作为汉口富商,其名下产业及经营实业均须大量周转资金,银行作为资本流通的中介,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刘子敬借贷的对象。汉口金城银行作为汉市着名的商业银行之一,面对汉市工商业广泛开展放款业务,对刘子敬的放款即为其众多放款对象之一。然而由于刘子敬的破产及突然病逝,导致汉口金城银行多次陷入巨大的债务纠纷之中。在这些债务纠纷当中,不仅涉及抵押品产权的争夺,而且涉及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债权争夺,众多利益纠葛穿插其中,使纠纷难以调和。在此种情况下,汉口金城银行与债务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司法交涉与诉讼,以期达到维护债权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情况中,银行的诉求很难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满足,诉讼双方最终又回复到以和解的方式调停纠纷。本文以刘子敬借款事件为切入点,通过呈现汉口金城银行历次纠纷案件发展的全过程,阐释该银行在面对风险损失时的应对与处理机制,以此透视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债务纠纷的双方处理纠纷的模式以及经济纠纷背后的法律制度现象,进而探讨商事习惯、习俗与法律制度在调停纠纷中的相互作用。
陈永伟[7]（2019）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业的社会网络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应用《全国银行年鉴》数据构造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之间的连锁董事网络,考察了网络结构对银行行为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网络中处于更为关键的位置或同中央银行之间有更近的距离,都会让银行持有更高比例的债券、有更高的贷款—存款比,并有更高的利润率。在1935年,原有的"自由银行"体系被国民政府控制后,网络位置的关键性对银行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减弱了,而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距离的影响则增强了。这些发现为理解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的经营及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
马长伟[8]（2018）在《联营:民国时期华资商业银行的组织创新与实践——以北四行为例》文中提出20世纪初,欧美各国处于银行合并联合的高峰时期。中国金融界积极探讨、传播西方的银行联营理论,并将之付诸实践。金城、盐业、中南、大陆银行借助密切的人事关系、集团化发展的追求以及彼此业务上的差异等客观条件,促成了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形成。北四行出于理性的追求,将个体利益与集团利益绑定在一起,形成了北四行联营集团,开创了中国金融史上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北四行联营集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近代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典范。
贾婷宇[9]（2018）在《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民初,中国的银行伴随着外国银行资本的不断渗入而逐步发展起来。此时,国内传统的金融行业票号、钱庄等依旧活跃在市场上,并与本国银行、外国银行共同构成三足鼎力之势。尤其是辛亥革命后,本国银行迅速崛起,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较大势力。在这一浪潮的推动下,海外侨商也纷纷回国投资,作为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成为其不二选择。南洋一代糖王黄奕住先后辗转,回国后联合国内外商业人士,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中南银行,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家侨商银行。彼时,早已在北京建立的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盐业银行等依靠北洋军阀政府的力量,已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新兴的中南银行,聘请原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胡笔江担任总经理,负责具体营业事务。胡笔江联合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盐业银行成立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中南银行钞票,形成北四行联营的独特经营模式。为了扩大中南银行的规模和影响力,总行决定1923年在汉口设立分行,与之前设立的天津、北京分行相呼应,形成一个有效运行的互动网络。汉口中南银行设立后,很快便融入到当地的金融市场中。汉口中南银行的经理为卓小梅,是官僚出身;襄理为钱乃嵘,钱庄出身,此二人由胡笔江总经理亲自任命。在对汉行的经营中,二人确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矛盾也在不断加深。汉行的经营模式与普通商业银行一致,但尤其侧重放款与投资业务。汉口中南银行在设立之初,按照当地的金融习惯,对汉口地区有威望的钱庄与富绅进行放款。但很快汉口受到上海金融风潮的影响,市面萧条,而汉口中南银行由于之前积极收回款项,损失较少。1925年受湖北官票风潮影响,汉行开始承担大量的直系军阀政府借款。由于国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壮大,革命军于1926年10月占领武汉,汉行的这笔放款也就无法如期收回。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发行整理湖北金融公债和财政公债,以期偿还旧政府欠款以及军阀欠款,汉行参与其中。但此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政局紧张,宁汉分裂,武汉地区的金融业受到严重创伤。鉴于此,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了集中现金法令,上海总行宣布暂停与汉行的业务往来,并令其他分行也停止与汉行的经济交往,汉口中南银行便陷入孤立状态。此时武汉政府方面又不断调整经济政策,致使汉行损失惨重。同年9月,宁汉合流,现金集中法令也随之停止,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也逐渐恢复并步入正轨。三十年代以来,汉口中南银行的营业可以说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对企业的放款与投资也不断成熟起来。汉行对当地工商业进行放款,并对其抵押品进行投资。由于商业性质的放款以灵活资金周转为主,因此时间较短,强调快速周转,以获得利润。而汉行对企业的投资,则以抵押品为主,例如对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的股票投资以及轮船出租,实际上也以短期投资为主,方便快捷,有效吸纳闲散资金。在对官办企业的放款中,例如在1926年对湖北官矿公署的放款,一直拖延未还,长达十年之久,直到1935年,湖北政府当局以公债偿还。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可以看出地方政府与汉口中南银行之间的权利博弈。总之,放款与投资作为汉口中南银行的重要业务,一直是其经营的主体,汉行作为地方性分行,发挥自身的优势,提升影响力与信用度,以期实现分行与总行的双赢。
马长伟[10]（2016）在《集聚上海:近代北四行南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30年代,顺应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基于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考虑,北四行总行（总管理处）集聚上海。这既是历史趋势,又是其本身的战略布局。相对于中国、交通银行总行南迁的政治作用,以北四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的南迁更多是为了逐利,政治性只是其寻求安全庇护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主要诱因。盈利性原则决定了金融企业的区位选择,金融企业的区位选择直接影响着金融中心的形成。北四行南迁进一步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做到了商业银行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北四行南迁后在业绩上没有实现新的辉煌,值得反思。
二、“北四行”和“南三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北四行”和“南三行”（论文提纲范文）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 四、研究材料与方法 |
| 五、中国实业银行简介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国实业银行内迁与改组 |
| 第一节 战时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内迁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增资改组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与清理 |
| 第一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接收与复员 |
| 第二节 财政部对中国实业银行的监管 |
| 第三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清理与回应 |
| 小结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中国实业银行的改造与转型 |
| 第一节 解放后中国实业银行的经营 |
| 第二节 中国实业银行的公私合营改造 |
| 第三节 身份认同与政治动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3）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研究（1917-192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洋军阀与金城银行的成立 |
| 第一节 金城银行成立的皖系背景 |
| 一、经营银行可获巨额利润 |
| 二、为倪嗣冲、王郅隆的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
| 三、皖系军阀对于周作民的认可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的银行政策 |
| 第三节 交通银行的扶持与帮助 |
| 第二章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股权及控制权之争 |
| 第一节 金城银行稀释北洋军阀的股份 |
| 一、1917-1919年金城银行股权变化情况 |
| 二、1919-1922年北洋军阀持股比重再减 |
| 三、1922-1927年北洋军阀持股比重持续减少 |
| 第二节 争夺金城银行控制权 |
| 一、金城银行董事会的更迭 |
| 二、总经理处成为银行权力中心 |
| 第三章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业务关系 |
| 第一节 1917-1927年金城银行发展 |
| 第二节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存款业务 |
| 一、独特新颖的揽款方式 |
| 二、以军阀和官僚为主的存款对象 |
| 第三节 金城银行对北洋军阀的放款业务 |
| 一、审慎选择对军阀和官僚的企业放款 |
| 二、缩减对军阀和官僚的个人借款 |
| 三、收缩对北洋政府机关的放款 |
| 四、避无可避的北洋军队借款 |
| 第四章 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影响及启示 |
| 第一节 北洋军阀对金城银行的发展影响 |
| 一、业务往来密切,推动银行发展 |
| 二、军阀动乱妨碍业务开展 |
| 第二节 1917-1927年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启示 |
| 一、政府要提供优良的营商环境 |
| 二、银行业发展要保持独立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成果 |
| 致谢 |
（5）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对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关于银行盈利性的实证研究 |
| 2.2 关于民国时期公债和上海中资银行业的研究 |
| 3 1927-1936年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公债投资概况 |
| 3.1 上海中资银行的发展概况 |
| 3.2 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公债投资 |
| 3.2.1 银行公债投资的机制 |
| 3.2.2 银行公债投资的收益与风险 |
| 3.3 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公债投资规模与经营损益 |
| 3.4 上海中资商业银行公债投资的原因和得失 |
| 4 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债问题 |
| 4.1 国民政府财政收支概况 |
| 4.2 国民政府的公债发行机制和规模 |
| 4.3 国民政府公债的种类与用途 |
| 4.4 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中资商业银行业的关系——以公债为中心 |
| 4.4.1 苏沪财委会:政治博弈的结果 |
| 4.4.2 “二五”库券基金会:市场与政治间的艰难平衡 |
| 4.4.3 1932年公债风潮和公债整理:互信基础的动摇 |
| 4.4.4 “四行二局”制度和1936年公债整理:银行业沦为政治的附庸 |
| 5 国民政府公债对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影响实证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变量选取 |
| 5.1.2 模型构建和选择 |
| 5.2 实证结果 |
| 5.2.1 基准回归结果 |
| 5.2.2 内生性问题—2SLS法 |
| 5.2.3 稳健性检验:滞后性和银行类别问题 |
| 6 结论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第一章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概况 |
| 一、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其放款概况 |
| (一) 汉口金城银行的创设及演进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的放款及纠纷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及纠纷缘起 |
| (一) 汉口买办刘子敬及其产业情况 |
| (二)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的放款 |
| (三) 纠纷缘起: 刘子敬的破产及病故 |
| 第二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中华蛋厂的提单抵押纠纷 |
| 一、中华蛋厂纠纷案缘起 |
| (一) 银行对中华蛋厂的放款 |
| (二) 天津聚兴诚银行截留提单货品 |
| 二、金城银行与聚兴城银行关于提单蛋品归属的交涉 |
| (一) 直接交涉 |
| (二) 司法交涉 |
| 三、讼争与妥协: 中华蛋厂纠纷案的解决 |
| (一) 关于执行“假处分”的诉讼 |
| (二) 天津中国银行与地方洋行对此案的参与 |
| (三) 提单蛋品的最终分配 |
| 第三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既济水电公司的房产抵押纠纷 |
| 一、水电公司房屋产权的归属纷争 |
| (一) 刘辅堂遗业产权的归属问题 |
| (二) 蔡刘惠卿与刘家关于房屋产权的分歧 |
| 二、汉口金城银行为保全抵押权的交涉与诉讼 |
| (一) 清理刘子敬债款合同的签订 |
| (二) 银行与蔡刘惠卿关于“假处分”的争论 |
| (三) 银行对房屋抵押权的最终确立 |
| 三、收取水电公司租金之争 |
| (一) 交地执行与收租主体之争执 |
| (二) 水电公司房地价值的估定及租金分配方法的出台 |
| (三) 意外的和解: 水电公司房产纠纷的结局 |
| 第四章 汉口金城银行关于抵押租产的租金纠纷 |
| 一、辅义里租户与汉口金城银行的分歧 |
| (一) 房屋修葺与减租的诉求与欠租之间的矛盾 |
| (二) 银行经租处与业主关于减租事宜的交涉 |
| 二、欠租讼案——以租户汉口聚兴诚银行为例 |
| (一) 汉口聚兴诚银行欠租诉讼案缘由 |
| (二) 聚兴诚银行欠租讼案之结局 |
| 第五章 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抵押借款的清算 |
| 一、刘子敬借款产生瑕疵损失数额的清算 |
| (一) 银行与刘府关于瑕疵账的交涉 |
| (二) 借款应补足瑕疵帐目及计算瑕疵之标准 |
| 二、汉口金城银行对刘子敬借款的最终结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业的社会网络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社会网络和连锁董事的相关文献介绍 |
| (一) 社会网络对企业的影响 |
| (二) 连锁董事网络 |
| 三、历史背景和研究假说 |
| (一) 历史背景 |
| (二) 研究假说 |
| 四、研究设计 |
| (一) 数据来源 |
| (二) 连锁董事网络的构造及相关网络指标 |
| (三) 其他变量的构造及描述性统计 |
| 五、计量分析 |
| (一) 对假说1的检验 |
| (二) 对假说2的检验 |
| (三) 对假说3的检验 |
| (四) 对假说4的检验 |
| 六、小 结 |
（8）联营:民国时期华资商业银行的组织创新与实践——以北四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北四行联营集团形成的时代背景 |
| (一) 西方银行业合并浪潮 |
| (二) 国内商业银行的经营困境 |
| (三) 金融界对银行联合的理论探讨 |
| (四) 金融界对银行联营的具体实践 |
| 二、北四行联营的利益诉求 |
| 三、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形成及属性 |
| 四、结语 |
（9）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关于中南银行的相关研究 |
| (二) 关于中国近代银行内部运营的研究 |
| (三) 关于中国近代银行与外部互动的研究 |
| (四)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近代汉口金融的变迁与汉口中南银行的设立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汉口银行业的兴盛 |
| 一、晚清时期外国银行的设立与经营 |
| 二、辛亥革命前后本国银行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二节 侨商黄奕住与中南银行的创办 |
| 第三节 汉口中南银行的初步运营 |
| 第二章 汉口中南银行对政府的放款与投资 |
| 第一节 国民革命时汉行对直系军阀的放款 |
| 第二节 官票风潮下的湖北财政厅借款 |
| 一、发行湖北短期库券借款 |
| 二、筹办湖北省银行借款 |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汉行与债券 |
| 一、参与整理湖北金融公债 |
| 二、汉行与债券抵押放款 |
| 第三章 汉口中南银行对工商业的投放 |
| 第一节 汉行与既济水电公司 |
| 第二节 永兴公司与汉行对轮船的投资 |
| 第四章 放款纠纷——以湖北官矿公署为例 |
| 第一节 汉行对湖北官矿公署的放款 |
| 第二节 欠款风波的持续发展 |
| 第三节 结局及后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10）集聚上海:近代北四行南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北四行金融集团的形成及其政治背景 |
| 二、北四行的盈利性原则 |
| 三、北四行的流动性原则 |
| 四、北四行的安全性原则 |
| (一)政治寻租有助于北四行的业务安全 |
| (二)与江浙财阀的联手有助于北四行抵御金融风险 |
| 五、北四行南迁后的贡献与发展 |
| (一)巩固了上海金融中心地位 |
| (二)北四行南迁后发展式微 |
四、“北四行”和“南三行”（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官商合办到公私合营 ——中国实业银行研究（1937-1951）[D]. 赵前.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3]金城银行与北洋军阀的关系研究（1917-1927）[D]. 陈晓睿. 扬州大学, 2020(04)
- [4]中国银行业结构性变迁（1897-1927年）[J]. 丁一兵,王毅. 上海经济研究, 2020(03)
- [5]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对上海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影响研究[D]. 王琦. 厦门大学, 2019(08)
- [6]汉口金城银行商业性放款纠纷研究 ——以刘子敬借款为中心（1925-1938）[D]. 张茜茜.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业的社会网络分析[J]. 陈永伟. 财经问题研究, 2019(04)
- [8]联营:民国时期华资商业银行的组织创新与实践——以北四行为例[J]. 马长伟.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05)
- [9]汉口中南银行的放款与投资研究（1923-1938）[D]. 贾婷宇.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集聚上海:近代北四行南迁研究[J]. 马长伟. 历史教学(下半月刊), 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