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育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一、中国传统道德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论文文献综述）

陆露^[1]（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杨利伟^[2]（2020）在《道德教育的德性回归 ——以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为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何一种道德教育①理念都是以一定的道德哲学作为本体根基的,这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哲学规定了道德教育的核心范畴,并使不同的道德教育理念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质。在最始基的意义上理解,道德教育就是要使人在遵守特定道德规则的同时成为一种真正具有道德性的存在,简而言之,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真正“成人”。仔细审视传统的道德教育理念与实践,不难看出其中“去道德化”与“非人性化的倾向”,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统道德教育的规范伦理学哲学基础。规范伦理学强调道德是社会整体对个体意识的先导规训和对个体行为的外在控制,因此,实践中的道德教育,更多的表现为单向地规则灌输与规则遵循。道德教育作为一种使“人”真正“成人”的实践活动,应该建基于一种将人的德性②作为价值载体的哲学基础之上,唯有如此,道德教育才能够克服规范伦理学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困境,这也是回归道德教育本真存在的客观要求。将人的德性作为道德的价值载体,在体现出道德的静态价值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德性生成的动态价值追求过程。道德教育不仅仅应该宣传一种“应然”,更为重要的是将这种“应然”切实地转化为“能然”,而这一动态的转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德性的生成过程。因此,只有能够培育人的德性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不同时期人们对于道德及道德教育依据的阐述具有较大差异。在启蒙时期之前,人们总是倾向于从独立于个人意识的超验客观精神中去寻求对道德和道德教育依据的说明。但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人类理性的成熟,人们逐渐摆脱了通过超验力量来对时间和空间内的现象进行解释的传统。自启蒙时代以降,道德哲学家通过休谟式的重构,颠覆了传统古典德性论的理论基础,并依靠世俗意义上的平等自由观念为道德和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合理性论证。但这种背离德性传统的启蒙筹划,非但没有成为道德教育符合本真价值追求的立论根据,反而陷入了规范伦理的困境之中。当代道德教育的变革必然要求着德性的回归,而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则为道德教育中德性的回归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有力的学理依据。麦金太尔作为德性伦理学的代表性学者,以其独特的德性论视角对道德论证框架的演变、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批判性分析,使得道德教育从抽象的理性规范中复归到人类道德意识的自觉,从而为道德教育找寻到了基于德性论支点的开解之路。选取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作为本文的研究视角,除了因为其在德性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及代表性的理论成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麦金太尔在学术生涯的初期曾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立场贯穿麦金太尔学术研究的始终,晚期的转向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调整。”①虽然后期因为理论分歧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造成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疏离,但纵观麦金太尔的思想发展历程,还是能够察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思想体系中所遗留的痕迹,特别是在德性论意义上对实践问题的强调。因此,选取麦金太尔的德性理论作为研究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来理性分析德性问题。同时,麦金太尔作为西方伦理学界的巨擘,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德性伦理思想作为学术资源,也有助于我们在比较反思的基础之上积极借鉴西方的道德教育精华,逐步更新我国的道德教育理念,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收集与整理,并结合当前我国道德教育领域中的规范论倾向设定了文章的研究重点与基本框架。随后,对一些与道德教育和德性伦理相关且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进行了简要地辨析,并简要回顾了德性伦理学兴起、式微与复兴的历史脉络。然后,论述了几种主要的对道德教育合法性的诘问,并从道德教育的危机和正名两个维度论述了道德教育合理性的重建;在此基础上,对道德教育中的两种路向:德性与规范,进行了细致地阐述并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联。接下来,以人是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道德教育德性维度的依据。最后,系统地论述了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德性的生成。具体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绪论。首先简要地介绍了选择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作为视角研究道德教育的理论背景,并对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进行了简要阐述。而后,对国内外关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思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分类梳理,并对文章的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不足之处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介绍。第二部分,核心概念的界定。首先,介绍了道德教育的概念,并对“大德育”和“小德育”的含义及合理性作了辨析和说明;其次,阐述了德性的概念、结构和特征;然后,简要论述了德性伦理学的概念,并回顾了德性伦理学的历史嬗变。第三部分,道德教育合理性的重建。该部分首先从虚无主义、相对主义、自发性与可教性四个方面阐述了对道德教育合理性的诘问。然后从道德教育合理性的危机与道德教育合理性的正名两个角度论述了道德教育合理性的重建。其中,道德教育合理性的危机主要包括道德主体性的缺失、共同善的遗落、规范论的无力;道德教育合理性的正名主要论述了同一完满的人性基底、善为优先的价值取向以及实质道德的规范选择。第四部分,道德教育的两种路向。该部分从德性与规范两个维度分析了道德教育的两种不同发展路向。首先,着重分析了道德教育本质的历史轨迹,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由神性德性至人性德性,由德性到规范,最后再到德性的复归。其次,从对立性、互构性和互补性三个角度论述了德性与规范的内在关联。最后,阐述了规范伦理的道德教育困境,主要包括基本概念的误读、道德本身的缺失以及解释逻辑的局限。第五部分,道德教育德性维度的逻辑起点。该部分主要是论述人作为依赖性的理性动物是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人的动物性是道德教育经常被忽视的事实,人类动物性的遮蔽造成了人们无视其与智能物种的共同之处,并且割裂了动物性与精神性之间的关联。道德教育的着力点应该是内含着人类依赖性的德性。第六部分,道德教育的价值旨归。该部分首先论述了对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审视,其中主要论述了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基因、重构思路、理论贡献以及理论局限;其次,从马克思道德理论基础的确证、德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兼容和德性以及实践概念的内在统一三个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德性思想的合法性;然后,详细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德性生成的三条路径,分别是:以目的寻求引导德性、以实践活动培育德性以及以共产主义支撑德性;最后,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国情,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德性生成的时代价值,分别为:实现教育立德树人任务的根本途径,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重要保障,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应有之义。

赵盛梅^[3]（2020）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想风貌及行为特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丰富的人文精神、哲学思想和伦理智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宝藏。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完备的道德教育体系。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有助于解决当今社会人们遭遇的某些精神困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结合时代要求继承、转化和创新,展现传统文化魅力的同时,有利于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是当前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更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选择。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中华优秀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之一,以其深厚的儒学积淀、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拓进取的精神、直面现实的品格以及躬行践履的工夫进入我们的视野,教育人如何通过主观践履冲破内外障蔽,化德性为德行,实现从理念伦理到实践伦理的转换。其思想体系中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等精华,有助于强化道德观念,提高主体意识,通过事上磨炼提高实践能力,塑造道德品格,坚守良知初心,对我国当下开展道德教育,推进道德建设有较高的借鉴意义。要想充分发挥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须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目前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关于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实现创造性转化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本论文所论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主要包括王阳明道德教育的目标、理念、内容、原则和方法等。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发掘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中含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内核,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具体分为“以何转”、“何以解”、“何以转”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何转”,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以何价值内涵转化成为新时代道德教育体系构建的思想资源。第一章,通过详细阐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产生的明朝中期的历史背景,认真梳理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展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脉络。第二章,呈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全面深入地阐释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以及清晰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框架构成和完整面貌。第二部分,“何以解”,即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对新时代道德教育建设的启发。第三章,通过考察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对其进行客观理性的综合评析,分析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反思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深入探究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中的精华,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道德教育现状,提炼和彰显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对新时代道德教育思想体系构建的当代价值,包括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第三部分,“何以转”,针对当前道德领域和道德教育出现的问题,利用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精髓给予启发和价值借鉴,进而开展创造性转化探索研究。这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第四章,从现实论域探索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包含当代道德教育境遇和转化何以可能的前提条件。第五章,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研究和创新性实践探索,包含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和实践。以期经创造性转化后的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能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为新时代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提供智慧借鉴。

张家雯^[4]（2020）在《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是文化自觉的时代。世界各民族国家都纷纷把文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审视。民族国家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文化传统的价值,都把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将文化传统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文化传统教育立足于民族国家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精神,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其目的是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推进文化自觉的形成,使文化传统精神内化为个体的文化修养,培育由文化传统凝聚的国民素养。作为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主阵地,中小学是国民共享文化记忆、形成文化认同、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场所。本研究根植于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现实需要,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比较研究对象,围绕两国通过文化传统教育来培育有着文化传统底蕴的国民这一主题展开具体探究,力求推动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五章。前三章分别从历史演变、课程与教科书、教学三个方面分析和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两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具体表现。历史演变部分是对日本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的学校文化传统教育展开历史溯源。日本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战后教育的文化转向,文化传统教育的新生,逐步发展,文化传统教育的凸显四个阶段。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经历了生存驱动、效率导向、能力导向、价值导向四个教育阶段的发展。课程与教科书部分以日本和新加坡两国中小学课程设置和小学教科书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化传统教育的内容进行分析。两国均以渗透的方式进行课程设置;教科书中的内容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元素;内容编制上统一知识逻辑和学生认知特点,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做到有效契合课标中文化传统教育的要求。教学研究部分探究两国实施文化传统教育的教学方式和特色,并辅以具体案例介绍。两国学校均采用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两种教学途径。教学特色上,日本扎根文化特色贯通课程体系,开发地域文化素材,重视体验教学的作用,聚合校内外教育资源,发挥教师课程研制组织的力量;新加坡方面强化国家认同,多渠道提升师资力量,建设学校文化,调动家庭和社会资源。第四章和第五章聚焦于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异同比较,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和探索我国学校文化传统教育的实践路径。在探究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和新加坡的文化传统教育已被嵌入到国民教育中。两国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定共性,总结为:凝练文化传统价值,明确文化传统教育目标,日本旨在培育传承和创新传统与文化,对国家和家乡怀有热爱之心,且具有丰富人性的日本人;新加坡旨在培育能够认同母族文化传统,且有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的新加坡人。在文化传统教育实施中,政府是主导,进行顶层规划,指导文化传统教育的有序开展。面对多重文化价值关系,两国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在继承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创新;同时凸显本土文化,面向世界,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推进课程的具体落实中,重视文化传统与学科课程的融汇,课程内容设置统一且有层次。教学活动采取知行结合、显隐结合、学校与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方式。但由于各自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背景,两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的目标内涵和施教内容,同时也面临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教育问题。因此,在以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为经验参考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现实需求,探索适合我国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的发展路径。在厘清我国文化传统价值的基础上,确立由文化传统凝聚的现代中国人为文化传统教育目标。围绕此目标,系统设计文化传统教育的课程内容,创设有文化传统价值内涵的教学实践,加强学校与家庭、社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教师文化传统底蕴,加强文化传统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郑黄鑫^[5]（2020）在《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德育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生态德育理论为培养人类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解决当今生态问题而生。在我国,在巨大的生态危机压力之下,在环境教育尚未取得应有成效的背景下,扎根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生态德育思想、西方生态伦理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生态德育理论于20世纪90年代正式诞生,四十年来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当今生态环境下,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生态德育理论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反思,无论是对我国生态德育理论的发展,还是对生态德育实践的开展和现实生态问题的解决,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和内容分析等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德育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依据研究发展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德育理论大致可划分为孕育、萌生、探索和蓬勃发展四个阶段。在此过程中,学者们主要从理论、学科和关系三种不同视角,围绕生态德育的概念、意义、理论基础、目标、原则、内容、特点、途径及方法八大主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丰富性、多元性和开放性的特点。然而,分析发现相关研究尚存在研究取向的功利性、研究的系统性不足、研究成果的实践导向和效用不够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彰显生态德育理论的意义,建议在后续研究中,能借鉴相关经验,完善研究体系;继承优良传统,发扬研究优势;克服现有不足,突破研究困境;加强实效研究,提升研究的可操作性。

李潇^[6]（2020）在《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机构和学术研究场所,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传统书院教育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和优秀的教育理念,仪式教育是其突出的代表。书院仪式教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礼仪观念发展至宋代呈现出下移趋势,教育者通过仪式教育活动,将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深入扎根于民间地方社会,推动普罗大众修身养性,以促进纲常伦理的维系和国家社会的稳定,这是时代的呼唤。显然,书院教育者开展仪式教育直接受社会礼仪观念变动之约束。另一方面,汉代以来逐渐发展壮大的佛教仪式教育以及历史悠久的地方官学仪式教育,给新兴的书院仪式教育发展带来了挑战。二者在宋代的发展状态以及与书院教育之间的微妙关系间接促成书院仪式教育兴起。书院仪式教育活动的类型集中体现在书院祭祀、考课和讲会之中,书院不同类型的仪式教育均呈现神圣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并且道德教育始终贯穿其中。书院仪式教育树立并贯彻“育德为先”理念,将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修身养性以及社会责任意识融入到仪式教育之中,促进“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教育目标之实现,育德功能显着。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文化功能,书院继承了传统社会文化中经典的育德思想,通过祭祀、讲会、考课活动中展现一系列具有教育意蕴的仪式化行为,与传统社会文化规范相适应,进而传播和巩固书院所承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此之谓文化传承功能。再者,书院是传统社会转型变化时期的产物,其提倡的德育观念中融入了社会转型变革时期崭新的文化价值。这催生不同学术派别之产生,导致书院学术传衍相异,只有被书院自身所崇尚和仰慕的学者才会受到诚心实意的尊崇,此之谓学术文化认同功能。二是教化功能,通过仪式活动,儒家书院的道德风尚通过圣贤像等文化符号得以传递,宣扬了崇文尚儒的价值导向。参与者受到儒家道德理念的洗礼和教育,仪式教育规范了书院师生的言行举止,这体现了教育的表演性,映射了书院仪式教育神圣性和象征性的特点对于保障道德教育功能得以实现之价值所在。时过境迁、物换星移,虽然传统书院仪式教育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其内容亦深深地带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烙印。但中华文化自身所具备的内在逻辑延续性,使得传统书院教育与当代学校仪式教育并非水火不容,传统书院仪式教育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传统书院高度重视仪式教育、合理规划仪式教育、精心深化仪式教育和正确落实仪式教育,这四个维度可以为当代学校仪式教育提供借镜。

石莹^[7]（2020）在《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大学生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整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将正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践相结合,自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主流,以伦理为核心,体现出浓厚的道德意蕴。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来看,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的典型代表之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根”和“魂”的地位和价值。因此,充分挖掘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理想蕴含的具有时代价值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于推动新时代大学道德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研究回顾是任何一项新的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总结了目前学界关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与大学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分析了既有研究尚待推进甚至突破的薄弱环节,为进一步研究探讨作了理论准备。在系统梳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战国历史演进的基础上,理清了“君子”内涵由“有位者”向“有德者”转变的思想发展脉络,展现了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概貌。阐释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人文性、实践性、普遍性以及内在超越性等特征,同时认为这些本质特征,既是我们对君子人格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着力点,又是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榫接点。其次,本文解答了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融入什么的现实问题。就必要性而言,君子人格思想彰显的“文化化人”、“文化育德”的优良传统,对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当下困境,坚定大学生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等意义重大;就可能性来看,君子人格思想蕴含了可资借鉴转化的时代价值,其关于道德教育的育人目标、教育模式与价值导向,与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深化与实践创新的要求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性,这些都为两者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融入什么而言,本文指出应在内容层面和实践层面做好两者的对接会通。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道德条目,是个体修养身心的道德目标、构建理想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尺和涵养家国情怀的精神源泉,这些德育内容有助于涵养大学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同时,君子人格思想蕴含的德育方法,体现了道德教化和自我修身的统一,君子人格的修养方式蕴含了道德教育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重要启示,对此做好实践融入,有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最后,本文明确了如何融入的问题,提出了当前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应当秉持的基本原则、构建了融入的具体途径。研究认为,应在尊重君子人格思想历史传统和开掘君子人格思想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从方向性、时代性和科学性的基本原则出发,确保融入过程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方向、彰显创新发展的时代要求、符合道德教育的基本规律。在融入的实施路径上,本文将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目标和大学生道德发展的自身需要相结合,以激发大学生的道德主体性为落脚点,从主渠道融入、创设良好德育环境以及激励大学生争做“时代新人”等方面,提出了大学生道德教育的路径。总之,本文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和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命题出发,落实于先秦儒家君子人格与大学生道德教育这一具体论题,对推动蕴含中国智慧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理论和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而言,是一次必要且有益的尝试。

孙玉红^[8]（2020）在《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境遇。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必须实现道德与美好生活即幸福的关涉。关于如何通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与幸福的关涉乃至统一,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应该继承中国传统,但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也要积极借鉴人类思想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优秀的思想资源之一。论文旨在透过对亚里士多德（下文简称“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系统梳理与把握,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提供有益的、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明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以实现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提升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论文分三部分。从亚氏公民教育思想的相关智慧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面临的现实境遇观照的视角出发,批判借鉴亚氏关于公民、德性、正义、公民教育、幸福等思想资源,对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分析了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理论、制度、实践等方面面临的各种困境,并从公民道德资源供给不足即理论资源、制度资源、实践资源供给不足找到原因与解决方案。在这些方面,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由此,论文展开了对于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的目的、内容指向、自然进路、生成路径的系统梳理与批判挖掘:亚氏公民教育思想围绕“什么是优良生活”、“人怎样才能过上优良生活”展开。他认为,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人的目的在于幸福。德性是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得好的品质,是事物的潜在功能。人的独特功能在于人的理性,因此,人的目的就在于灵魂的理性功能的卓越发挥与实现,在于理性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作为最高善,是人的一生中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样,亚氏就把德性与幸福相统一,幸福就在于德性的实践。城邦的起源与目的也在于幸福。因此,在合目的性意义上,城邦幸福就应该相同于个人幸福;而在现实可能性上,只有在理想的“轮番为治”的宪政政体中才能实现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统一。公民教育是弥合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的最佳途径,是公民德性养成和城邦善治的最佳途径。公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备善德的过幸福生活的好公民,实现好人与好公民的统一。由此,公民教育是支持公民德性功能逐步展开、实现的过程,是公民的理性或自由意志在过城邦幸福生活中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亚氏的公民教育本质上是自由教育。既然幸福在于人一生中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那么,公民教育的内容就其指向而言,就应该指向完满德性。论文探讨了完满德性的本质、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从公民教育内容的角度去诠释好人、好公民的德性。完满德性包含伦理德性、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伦理德性是合于实践智慧的品质,因此,伦理德性与实践智慧是道德的一体两面,即德性与德行,德性养成于实现活动即德行中。理论智慧虽是自足的、完满的理论理性的实现活动,是最好的、最完善的德性的实现活动即沉思,但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沉思生活是只有神才可以过的生活,因此,亚氏强调城邦现实生活中、人的可实践的理论智慧的沉思活动而非沉思生活,因为人的现实生活、自我实现也是需要沉思活动或反思活动的。由此,人的实践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过德性德行即道德的生活,在于人的一生中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因此,公民教育指向完满德性及其实现。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于自然。德性的养成要经过公民教育习惯化训练的过程,同时,要效法自然,即遵循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自然教育。论文遵循亚氏所言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教育的自然教育过程,透过对亚氏理想城邦中不同阶段切适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的阐释,清晰地呈现了不同阶段德智体美等全面的教育,这些内容的教育即使有实用的功效也是为了培养善德,都指向道德及其教育。这样,就进一步明晰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公民教育是以公民德性养成为指向和内容的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即为现代的公民道德教育。公民德性的养成要在城邦生活实践中实现。城邦需要为公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合乎人性生长的环境,即城邦要以正义的制度和法治为公民教育提供硬环境,以公民友爱为公民教育提供软环境,让公民既得到理性的指导与约束,又获得情感的浸润与陶冶,从而实现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教育。在此意义上,亚氏的公民教育是生活教育。论文最后批判借鉴亚氏公民教育思想,揭示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可以批判借鉴的思想启示: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价值目标在于德福一致;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于自由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要遵循公民身心成长的自然规律,以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立德树人”为根本遵循: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包括德智体美劳在内的指向公民德性养成的全面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过程是由天赋培育到习惯养成到理性训导的全过程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的实现是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合力而成的全员教育;新时代公民道德教育在公民过道德生活的实践中实现,在公民尊崇善德善行的德行有用的正义、友爱、法治的优良城邦、优良政体、优良生活中得以实现。

唐佳琪^[9]（2020）在《《爱弥儿》道德教育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启示研究》文中提出《爱弥儿:论教育》是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重要教育着作,也是他众多着作中他认为是“最伟大、最优秀的着作”,其教育思想在世界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启蒙巨子之一,卢梭将人性之光投入至教育之中,他用最自然的状态释放人的天性,唤醒人的道德中对自由和本质的渴望。教育是一种按一定要求培养人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的期待值增加,在这过程中,人们往往越来越注重教育这一“要求性”的目的和结果,忽略了它的“过程性”,也就是一个培养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应是充满道德的人性光辉。《爱弥儿》的问世,为封建时代下压抑的人性撬开了一道缝隙。回归人性的教育是现在我们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一个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也需要培养一个有着独立人格,自由、活生生的人。《爱弥儿》展现了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人的教育全过程,其蕴含了多方面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多年来被众多学者研究。本文创新地挖掘其道德教育思想这一闪光点,并将其置于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将道德的自然人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在坚守其政治性和学理性的同时,凸显其伦理性,让伦理性中“人”的因素愈加凸显。这样的道德教育过程让我们把更多的目光注视到教育主体,让我们以更温和和直击心灵的方式让教育主体沉浸教育过程之中,这是我们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所需要的,这也是本文的价值所在。

李腾^[10]（2020）在《《颜氏家训》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素来重视家庭道德教育,新时代背景下,家庭道德建设尤为重要,家庭道德教育刻不容缓。家训在传统家庭道德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了传统家庭道德教育的主要责任,时至今日,仍具备特殊的教育意义与时代价值。颜之推所着的《颜氏家训》,是传统家训文献的经典之作,同时又是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宝典。由此,以《颜氏家训》为研究对象,整合书中蕴含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探求其当代价值,是构建新型家庭人际关系的需要,更为新时代家庭道德建设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论文围绕“《颜氏家训》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共分为三部分。首先,《颜氏家训》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从经济层面看,其思想深受以自给自足为重要特点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模式的影响;从政治层面来看,书中所蕴藏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是颜之推对当时社会状况理性思考的结果;从文化层面来看,颜氏家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为颜之推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从个人层面来看,颜之推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得益于对个人坎坷经历的反思。此外,家训文化的发展和成熟,为颜之推家庭道德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思想借鉴;儒家思想的浸润,为颜之推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佛道两教的影响,丰富了颜之推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使颜之推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独具特色。其次,围绕家中之“人”,从修身、齐家、处世三个方面来把握书中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以便对家庭道德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整合与梳理。于修身来讲,一要以崇实务实为原则,二要将勤学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重要途径;于治家来讲,要注重家庭治理的方式方法;于处世来讲,与人相处,要注意遵守修善积德、谨言慎行等基本道德规范。此外,在总结其思想内容的基础上,还应辩证看待书中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一方面,它继承与发展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思想,还为后世家训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更对解决现代家庭道德教育问题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它受制于功利主义思想、封建思想以及对立矛盾的保身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最后,道德教育不应被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而应贯穿于时代变迁与发展的全过程。因此,尽管《颜氏家训》所处的历史时代与现代社会相距甚远,但该书中的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对丰富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内容、优化家庭道德教育方法、改善家庭人际关系等方面,都能够产生较为深刻的、积极的影响,这些传统的家庭教育思想涵盖了促进现代家庭道德进步的重要因素,与现代家庭的某些教育理念具有跨时代的相似性,不仅为当代中国家庭道德教育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方法论指导,也在构建新型家庭人际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当今社会家庭道德环境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此,应基于对颜之推家庭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解,重新思考传统家庭道德教育和新时代家庭道德教育之间的转化问题,为现代家庭道德教育建设垫石铺路。

二、中国传统道德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传统道德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1）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道德教育的德性回归 ——以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3）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德育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爱弥儿》道德教育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颜氏家训》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传统道德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论文参考文献）

• [1]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道德教育的德性回归 ——以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学为视角[D]. 杨利伟. 吉林大学, 2020(03)
• [3]王阳明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创造性转化研究[D]. 赵盛梅.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9)
• [4]日本和新加坡中小学文化传统教育比较研究[D]. 张家雯.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5]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德育理论研究[D]. 郑黄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中国传统书院仪式教育研究[D]. 李潇.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 [7]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融入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D]. 石莹.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8]亚里士多德公民教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研究[D]. 孙玉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9]《爱弥儿》道德教育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启示研究[D]. 唐佳琪.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10]《颜氏家训》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D]. 李腾.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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