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资金为资本 促资产为资源——成都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成效及对就业的促进(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表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曹海苓[2](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罗丽娟[3](2019)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文中研究指明员工持股是指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使员工拥有企业一定数量股权的制度安排,是企业在产权组织形式上的制度创新。员工持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分配效应和激励效应等多重微观经济效应,有利于形成具有创新活力和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员工持股还具有稳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克服凯恩斯主义政策长期实施所造成的不良政策效果。员工持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是新一轮我国国企改革的亮点。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混合,还要重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混合,这就是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将员工持股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形成的重要途径和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手段,以员工持股优化企业产权结构,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激发企业创新能力,使混合所有制企业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创新力和竞争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同时以员工持股克服混合所有制企业内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虽然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塑造社会主义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微观经济主体意义重大,然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目前还仅仅停留于“允许”发展的层面,自2016年8月启动后进展缓慢,仍仅限于在试点范围内推行,且试点政策要求严格,试点范围小。造成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对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员工持股只是被作为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一种手段,没有被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没有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提升到塑造社会主义经济微观主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战略高度。从过去的实践过程看,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长期难以解决劳动者不能分享剩余价值、劳资关系对立的问题,长期难以解决企业创新能力不足、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瓶颈。由此,本文重点论证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以及保持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梳理了国外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最后对我国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在绪论中,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然后对学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员工持股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指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如何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员工持股相结合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问题;最后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主要内容,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中还存在的不足,等等。第一章是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和理论建构。关于概念界定,论文首先区分了混合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梳理了学者们对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内涵的理解;对于员工持股的概念,同样是在梳理学者们的讨论后,提出了本论文对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然后介绍了本论文对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内涵的理解。对于本论文的相关理论基础,首先介绍了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经过对这些理论的比较和分析,提出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应该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本理论、“双因素”理论、分享经济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等相关理论,来指导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基于上述相关理论,本论文提出了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本论文认为,如果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就应当既有活力,又能使劳动与资本共同分享企业生产剩余,形成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共同体,成为宏观经济保持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而员工持股是兼具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增加劳动者收入的微观经济效应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制度安排,更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第二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本章介绍了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出现,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在每一阶段的政策与实践、发展特点、存在的问题和对问题的规范,并因政策规范难以奏效而最终叫停的曲折历程;在此基础上,指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实践历程之所以经历曲折,几经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还存在理论认识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改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创新型企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员工持股对于当前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重要意义,提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应该将员工持股作为重要途径和重要环节,以期形成有活力的、劳资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同时又为宏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第七章研究了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现状,提出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解决的难点问题,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员工持股所存在的阻碍因素。国外员工持股发展较早,有着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本论文在第八章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和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发展过程和特点,分析、总结了上述国家员工持股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施提供经验借鉴。第九章,从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际出发,以及从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需要出发,并借鉴西方国家成功的经验,提出了发展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应遵循的原则及对策建议。
谢世江[4](2019)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流通业对社会经济的贡献度以及在国家产业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全社会接受,流通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基础和先导性产业,但当前流通业的发展依然面临不少问题:降低流通成本的任务依然存在,流通效率亟待进一步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整个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龙头企业规模依然差距较大等。与此同时,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业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稳步提升,但在近年经济下行的特殊背景下,金融业本身出现了“脱实向虚”等问题,金融功能的发挥与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出现脱节,金融业对实体企业输血造血的能力和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在商贸流通业中也比较普遍,金融支持不足成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贸易强国建设”,《国内贸易流通“十三五”发展规划》也指出,到2020年现代流通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与此同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已成为当前国家的现实选择,中央明确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比如“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本分”等。特别是2019年2月,中央明确提出“金融活,经济活;经济兴,金融兴;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这些最新的国家政策导向,为我国商贸流通业利用好金融资源实现快速变革发展提供了新机遇。然而,目前学界对金融与商贸流通业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多,且现有研究大多以理论探讨为主,量化分析非常稀少,对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文献则更少。在此背景下,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情况进行研究,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较强的现实应用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以商贸流通业为研究对象,对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问题开展研究。在系统梳理商贸流通业与金融关系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历程和金融支持状况进行了论述,结合商贸流通业的产业特征以及发展阶段对其金融需求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功能视角就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进行论述,对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以及在现实经济中的表现进行了比较,从产融结合模式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主要产融结合模式进行了分析。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实证的角度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水平进行了测度,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支持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进一步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我国商贸流通发展需要金融支持。从行业特征来看,商贸流通业具有轻资产模式、低利润增长、规模经济的竞争方式、以中小企业为主等四方面特点;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在经历了 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目前已进入新一轮的转型升级阶段;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商贸流通业无论是面对国内市场的外资竞争还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均需要大量金融支持。这些情况决定了商贸流通业对金融的巨大需求。研究进一步发现,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不足主要表现在金融政策支持力度不足、金融支持供给规模不足、金融支持结构不合理三个方面。二、从金融深化的角度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三方面。从金融功能的角度来看,金融业对商贸流通业的作用机理主要表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激励约束以及信息揭示四个方面。不过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作用机理的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风险分散以及信息揭示方面,而间接金融的作用机理突出体现在资本形成以及激励约束方面。三、我国金融发展对商贸流通业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不过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效率三方面对商贸流通业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差异。其中,金融规模的作用较大,这说明我国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并不存在过度发展的问题,金融业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对商贸流通业的资金供给规模;金融结构对商贸流通业也有显着正向冲击作用,但是作用程度小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的作用相对最小。因此,改进对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可以把重点放在扩大金融支持规模和提高直接金融占比上,而金融效率则可作为一个长期的方向。此外,国家财政支出也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呈正相关的关系,启示我们合理利用政府财税收支政策来促进商贸流通业发展。四、从金融支持方式的作用程度来看,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对商贸流通业的推动作用存在显着差异。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总市值系数为0.55,这意味着当总市值增加1%时,企业总资产将增加0.55%,表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上市商贸企业发展产生较大推动效应。间接金融支持方面,回归结果显示应付利息系数为0.02,以信贷为主的间接金融体系对我国商贸流通发展支持程度明显小于直接金融。五、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方面,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子不一样,具体表现如下:(1)销售净利率对直接金融影响较大,影响系数达到2.69。但是销售净利率对间接金融的影响较小,且呈现负相关关系。(2)流动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成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支持为负相关关系。(3)存货周转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但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4)固定资产周转率对直接金融支持影响为负,近十年来我国经济整体处于下行阶段,固定资产周转率虽然提高,但是对整个直接融资市场的正向作用并未有效发挥。固定资产周转率与间接金融支持显着正相关,不过相关系数较低,仅为0.14%。值得注意的是,间接金融与固定资产装备化水平相关系数高达0.17,说明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存在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倾向。(5)营业收入增长率与直接金融支持正相关,与间接金融相关性不显着。(6)技术水平方面,无形资产比率与直接金融支持的相关系数为1.85,商贸企业的技术水平将显着提升直接融资水平。不过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时较少考虑该类指标,因此技术水平指标与间接金融相关性并不显着。(7)国家政策扶持方面,税费返还对直接金融影响不显着,但税费返还与间接金融正相关性,类似研究也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价值有显着正向调节作用。(8)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技术进步、成长能力等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而间接金融支持的影响因素比如年度税收惠返还等则具有更多短期性质,商贸流通业的间接金融支持存在短视倾向。六、为提升金融业服务我国商贸流通业的能力和水平,可从五个方面入手:(1)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商贸流通业直接融资占比:(2)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对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依赖;(3)加强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完善补贴管理机制;(4)建设流通行业信用体系,提升行业信用评级;(5)加强技术创新;(6)加强流通企业供应链建设,发挥好供应链金融作用;(7)加强政策组合拳,提升政策的作用效力。本文成果可为流通主管部门以及金融主管决策部门制定商贸流通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也能为商贸流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提供参考。
赵梓伊[5](2019)在《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发展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四川省矿藏丰富,孕育出一批重要的资源型城市。川内资源型城市作为重要的基础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基地,为全省乃至全国工业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随着城市发展以及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转变,四川省资源型城市面临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产业结构单一、环境问题突出、民生任务较重等问题。这些实际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产业转型是构造城市发展新动能的关键,对新时期资源型城市产业跨越式转型问题展开研究尤为必要。四川资源型城市特点不一,如何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找到合适的路径发展产业经济;如何提升产业转型能力来保证产业转型的顺利实现;如何构建保障产业转型的政策体系等都是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四川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以资源诅咒、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等理论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四川资源型城市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结合系统论的观点和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资源型城市支撑其产业转型的能力进行评价,重点对各区域劳动力要素支撑能力、物质要素支撑能力、社会发展支撑能力以及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四个子系统进行分析,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区域探讨四川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方向和路径,具体从空间布局、产业转型市场机制和体系、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和资金的引进和运用、自主创新能力等几方面进行论述,并提出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此推动当地产业转型进程、助力精准脱贫、实现绿色发展,并为国内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理论添砖加瓦。定量分析上,本文通过理论结合实际,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对资源型城市支撑产业转型的能力进行了定义,并据此建立评价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方法对各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各子系统能力和综合能力进行定量分析,从而使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实际意义。综上所述,本文着力探索了以下问题:第一,以新的视角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问题进行探索。本文立足于我国进入“三期叠加”的经济转型时期,基于长江经济带和成渝城市群建设机遇,结合四川资源优势,探索新时期下资源型城市把握区位条件和政策机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二次“弯道超车”的方法,并提出以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产业智能化、完善市场创新机制、加强民生和环境治理、促进金融等配套政策孵化、建立开放性产业体系为主的产业转型基本路径。第二,研究方法有新探索。一方面,本文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对四川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状况及其2001年至2016年间的产业结构发展的动态变化趋势特征进行分析,将资源型城市三产结构发展的空间差异状况以及动态变化特征更加科学的呈现出来;另一方面,本文还在系统论的基础上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通过定性研究设计指标体系,再采用相关计量方法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进行评价,使分析过程更科学,结论更客观、有说服力,对于政策建议更具支撑力。第三,理论结合实际,并补充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理论。国内学界对资源型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北方资源型城市,南方资源型城市的具体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在对四川各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各区域产业结构的现状及特点,提出各区域产业转型的原则、目标和路径。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指出各区域应突出自身优势,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避免产业转型同质化,促进产业长远发展,为国内资源型城市研究补充南方城市的研究内容。
杜金华[6](2018)在《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城市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改善。分税制改革后,作为城市基础设施主要供给者的地方政府,已经面临着预算内收入不足、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旺盛、建设资金短缺和外部融资不足等诸多困境,但仍旧实现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现有研究主要从财政分权与政治激励的角度阐述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原因,认为政治激励是影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尤其土地财政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但统计数据表明,在改革开放和分税制改革时点上,中国基础设施存量增速与GDP增速表现出明显差异性。不过,自1978年以来中国政治晋升激励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已有文献不能从政治激励的角度解释分税制前后城市基础设施增长模式的差异,也就无法阐述地方政府供给态度的差异性。考虑分税制改革和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在前(1994年),而土地财政现象在后(2000年),那么土地财政对于缓解财政压力的结论也有待重新认识。因此,本文以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为中心,从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角度,分别论述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机制,提出了完善土地投融资的政策建议。第一,本文参照土地财政的发展特征和基础设施存量的发展特征,得出了财政激励是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的主要因素,重新认识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得出了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分析了土地财政影响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作用机制。然后使用2003-2014年的市级面板数据进行经验研究,得出土地财政显着促进了基础设施投资的结论。土地财政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东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并不显着。这表明,东部地区攀升的土地要素成本、倒逼的产业结构升级、紧控的用地政策和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等因素降低了土地财政与基础设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地方政府主动降低了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而受城镇化发展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土地财政与基础设施供给之间的互补性增强,所以该地区土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明显为正。第二,本文考察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效果。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加大,对项目的整体实施效果要求越来越高,社会评价的重要性凸显。当前土地财政确保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以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本文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本文分析了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土地财政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方式,改善了居民生活便利性,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社会评价。第三,在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中土地财政保障了地方政府的供给能力,不过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特性也加剧了自身供给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引发了一系列负的效应。考虑到土地投融资带来的风险,以金融风险为例,论述了过度依赖土地融资引发的债务风险,分析了土地财政引发地方债务扩张和偿债风险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了土地财政对于债券评级和风险溢价的影响。这表明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掌控的最重要的隐性担保,其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债券评级和政府违约风险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了地方债务扩张和债务风险加剧。第四,本文充分考虑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土地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分析了土地财政投融资模式面临着调整和转型的重任。这就要求:一方面实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市场化改革,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降低对土地财政依赖度,减轻城市基础设施融资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改变地方绩效评价机制,改进政府治理结构,并且重构财政分权体系,优化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完善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管理制度。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土地财政是基础设施投资冲动的结果,考虑到分权背景下的增长竞争和政治竞争将长期存在。在当前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和土地资源瓶颈约束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有必要针对土地财政相关制度和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机制进行改革,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要素市场的垄断,降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弱化分税制改革后基础设施在增长竞争中的重要性,倡导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参与,降低地方政府供给压力,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
苏昱冰[7](2018)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金融结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同时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常态”任务。需求侧“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日渐乏力,结构性供需错配现象不断凸显,中央从战略高度,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制度等供给要素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提高供给效率、提升供给质量、改善供给结构,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缓解现有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比如在钢铁、煤炭等领域,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中存在产能过剩,在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压力较大,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等各部门的杠杆率较高,实体经济融资经营成本较高,但在科技创新、农业发展、民营企业发展等多个方面还存在着发展短板。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重要目标则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路径,也是解决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金融的本源和目标就是服务实体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两者是互促共生的关系。在经济面临“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各项任务目标时,金融都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金融业本身的规模、效率、结构,金融市场的组成,以及金融产品支持的方向都影响资金配置效率、资金流通效率、资本定价机制以及资本流动方向,进而影响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效率。本文以金融结构为切入点,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金融支持为研究对象,以分层研究为方法,以面板数据量化分析为工具,通过定量定性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相结合的分析研究过程,重点解决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个环节和各项任务中,金融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应该如何优化金融结构,以提升对经济的服务效率,终于找到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和作用方式,并提出具体建议。根据经济学宏观、中观、微观研究对象的不同,结合金融发展理论和金融结构理论,本文为研究和探讨金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分别从金融总量结构、金融供给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切入,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宏观层面)、部分行业和领域发展存在短板方面(中观层面)、企业杠杆率和财务成本较高方面(微观层面)发挥的作用及改进的方向。本文从研究背景、意义(第一章)和文献综述(第二章)入手,着眼“金融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依次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研究金融结构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首先,对于金融结构,从总量结构、供给结构和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开展界定和分析(第三章);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技术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制度要素展开分析,并构建生产函数进行研究(第四章)。其次,从宏观角度,分析金融总量结构与经济总量结构的关系,通过动态面板技术手段,解决“稳增长”和“调结构”的问题(第五章);从中观角度,分析金融供给结构与部分产业和领域的“去”与“补”的关系,通过PVAR模型,解决“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的问题(第六章);从微观角度,分析金融市场结构与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通过静态面板、动态面板等技术,解决“去杠杆”和“降成本”的问题(第七章)。最后,基于金融结构视角,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提出建议、总结和展望(第八章)。成果和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宏观层面的分析,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应该回归本源,强化资源配置功能,适度放宽金融管制,形成与经济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通过精准的产业投向政策、顺畅的资金传导机制、坚定的改革深化步伐,从根本上推动经济稳增长、促进产业调结构。第二,通过中观层面分析,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应该明确“三个方向”,一是理性对待“去产能”,通过提升风控水平,有扶有控、统筹兼顾,发挥金融机构在信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及不良资产处置经验,让金融资源从过剩产能、落后产能中解放出来;二是稳妥推进“去库存”,房地产的金融调控手段应从“盯房价、盯总量”改为“盯供需、盯结构”;三是精准助力“补短板”,通过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等产业发展、支持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方面着手,补齐科技创新短板、农业发展短板、民营经济发展短板。第三,通过微观层面分析,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系要构建“两个多”。一方面要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推动经济“去杠杆”;另一方面,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丰富金融“多元供给”市场,有效“降成本”。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要求,完善直接融资市场的准入制度,规范主板、创业板、新三板、区域股权交易市场、股权众筹等“各板”的发展和转板衔接机制。多元的供给体系要求,发挥中小型商业银行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发挥融资租赁公司等新型金融主体的作用。此外,通过推动新一轮“债转股”,鼓励设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加速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矛盾。第四,基于金融结构的不同内容,从宏观、中观、微观分别验证,明确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改革方向,应回归实体经济本源,增强金融服务效率,丰富金融供给体系,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进展,这一方向值得不断深入研究,这也是本文未来的研究方向。
陈治国[8](2017)在《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风险与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农村金融改革,步入新世纪更是前所未有地重视农村金融发展,自2004年以来,已经连续十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高度聚焦农村金融发展问题,并按照“供给侧结构改革”思路正不断加快建立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多措并举下农村金融服务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农村正规金融在管理模式、治理结构、服务功能等多方面得到了显着改善,新型农村正规金融组织构建亦基本成型,精准扶贫金融模式也已进入探索推广阶段,不断完备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资金缺口难题。然而,农村金融发展仍然与现实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自上而下的农村正规金融制度粘性与萃取型的二元城乡金融结构导致农村正规金融排斥程度较高,农村正规金融在贫困农村地区呈现出显着的“盆景金融”形式,农村资金逆向流动现象严重,导致农户只能寻求农村民间借贷等民间金融途径来匹配自身资金需求,且农村民间借贷作为农村正规金融的补充,凭借其内生优势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且比重较高,但农村民间借贷按照传统进路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梗阻,发挥的支农效应难以达其潜在边界,存在的借贷风险具有较大隐患,且随着借贷规模和借贷范围的不断扩大,催生的借贷风险会更具危害性,不利于整个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及地区社会稳定。因此,研究农村民间借贷的运行类型、运行机理、供需影响因素、福利效应、风险与治理以及正规化选择路径等问题,是当前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鉴于此,本文以新疆地区为例,基于农户家庭微观调研数据,对新疆农村民间借贷的效应、风险及其治理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概述新疆农村民间金融演化进程,以及指出新疆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农村民间合会、农村合作基金会、典当行、私人钱庄、农村互联性信贷及民间借贷等主要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揭示出农村民间借贷作为占据农村民间金融比重最高的金融信贷渠道发挥着重要的支农作用。并把农村民间借贷划分为友情农村民间借贷、中等利率农村民间借贷和高利率农村民间借贷三种类型并指出各自存在的特点,同时指出新疆民间借贷运行主要依靠声誉约束、关联性交易合约约束、社会资本约束及互惠惯例生成的合作约束等约束机制来维持。接着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与农村正规金融不同关系下的农村民间借贷所具有的农户福利水平,指出扩大农村民间借贷边界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选择路径,认为农户直接从民间借贷这种民间金融渠道取得信贷资金对其更为有益。且研究发现新疆农村民间借贷运行过程中存在资金流向非农领域、资金配置效率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借贷合约失范与法律保障不完备、借贷资金被导入非法领域、非法集资以及高利贷比重逐步上升等主要问题。(2)分别通过从外部和内部两个层面研究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和供给影响因素,得出影响新疆农村民间借贷需求的外部因素主要有金融制度安排、借款农户所处地理位置、社会关系网络链条、农作物市场价格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内生因素主要有借贷关系成立所需的交易费用、偿贷条件、抵押贷款条件、借款农户收入情况以及农户家中重大活动;影响农村民间借贷供给的外部因素主要正规金融机构储蓄率及投资收益率、农业投资项目、城乡资金收益率差异、其他农村民间金融组织的吸纳能力及新型农村正规金融组织的挤出效应,内生因素主要有农村民间借贷利率、借款农户的偿贷能力以及农村民间借贷双方的信息对称程度。并进一步通过把农村民间借贷和农村正规金融整合到构建的四元Probit联立方程模型中,从量化角度对新疆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准确的识别,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表明估计结果稳健可靠,同时发现农村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机构存在显着的互补关系。(3)通过从正负两方面指出民间借贷影响效应后,再构建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农户面临信贷约束,且理论分析信贷约束对农户生产经营利润产生抑制作用的基础上,构建福利效应理论测定模型研究得出农村民间借贷在完全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上有着正的净福利效应,且该效应的大小主要由农村金融市场利率、农村金融信贷资金供需利率弹性、借贷市场交易量以及农村金融信贷资金供给函数偏移量等因素决定,并在探究出农户信贷决策行为后,基于微观调研数据,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构建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处理组以及对照组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估计了农村民间借贷资金供给主体的放贷行为对新疆农户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的影响效应,并通过pstest平衡性属性检验法和Rosenbaum边界估计法验证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估计结果表明所有样本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及家庭生产经营投资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农村民间贷款方放贷行为的影响。(4)通过从非系统性违约风险与系统性违约风险两方面深入阐述了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的生成机理的基础上,接着构建博弈模型得出民间借贷的高利率是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的较高主因,且在不考虑利率水平条件下通过建立理论模型研究发现越大的民间借贷规模对应着越高的民间借贷违约风险。接着分别通过遗传算法—支持向量机模型和Binning算法与基于不同损失支持向量机混合模型对农村民间借贷违约风险进行了识别与评估,模型估计结果对农户民间借贷违约风险层次进行了区分,有利于对不同农户群体的信贷风险进行甄别。并进一步构建半参数排序选择模型对农村民间借贷违约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识别,从而可根据各影响因素对借贷违约风险的影响效果为规避和治理民间借贷违约风险提供了有效参考与启示。同时根据调研情况及实证分析结果探究出新疆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的风险源主要有民间借贷用途风险、民间借贷主体风险、民间借贷交易合约风险以及借贷期限、借贷规模与借贷利率风险。(5)根据以上分析结论及民间借贷运行特征,提出治理民间借贷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以及群体性风险的治理策略,其中通过设计借贷合约甄别机制、建立民间借贷监管机构与借贷数据库、给予正常民间借贷合法地位等外部风险规避机制,以及设置的外部风险借助机制及配套设计的民间借贷保险机制等措施治理外部风险;通过设计农村民间借贷履约机制、优化农村民间借贷形式以及设置农村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策略等三条治理途径做到对农村民间借贷内部风险的治理;通过凭借村庄内部自觉性引致的渐进性动力设计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并配合政府响应性驱动力才能有效治理农村民间借贷群体性风险。同时针对治理制度的衰减和削弱,提出引入新的治理制度要素来强化所设计的治理制度,让制度同时兼具自我实施与自我强化两种特性。(6)在风险治理的基础上,提出农村民间借贷正规化选择的六条有效路径,该六条路径分别为:一是给农村民间借贷提供与正规金融组织相似的运行环境,让其如正规金融组织般正式运行;二是诱致农村民间借贷资金流向正规金融组织,通过正规金融的治理方式实现借贷资金管理正规化;三是构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寄生联动关系,让民间借贷利率、借贷期限等跟随正规金融变动步伐;四是将农村民间借贷有效嫁接到农村民间互助组织链条中,不仅可让农村民间借贷关系过渡到内生性的民间互助组织网络关系中,而且可通过半政府性质的民间互助组织来逐步替代农村民间借贷关系;五是给予农户更多产权,让农户能够以产权抵押从正规金融取得贷款,进而让正规金融从民间借贷手中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那块借贷份额;六是增加民间借贷资本的放开力度,给予其正规金融资本同等的投资权利,不仅需要鼓励民间借贷资本以设立准正规金融组织的方式实现民间借贷的正规化,也需允许民间借贷资本以控股正规金融组织的方式实现民间借贷的正规化。(7)结合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了充分发挥农村民间借贷在新疆“三农”经济发展中的驱动作用,提出优化发展农村民间借贷、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政策启示,实现本文研究目的。
苏萍萍[9](2017)在《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而合理的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基本上由地方政府统筹,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难以承受巨额市民化成本,亟需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中小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是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载体。晋江市作为首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是中小城市的典型代表,探索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晋江市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资金瓶颈,还能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和中小城市培育提供示范。本文基于公共产品理论和财政分权理论,运用文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和访谈法对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进行研究。首先,对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进行梳理,结合学者已有的研究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构成,主要包括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成本、社会保障与就业成本、保障性住房建设成本、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城镇管理费用。经过分项测算加总后发现:晋江市实现一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的成本为88850.54元。其次,通过对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现状梳理发现其现有的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存在市民化成本分担责任划分不科学、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健全、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资金投入针对性不强和市民化成本分担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完善的路径,即: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的落实、探索城镇建设新增用地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的落实、优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专项资金奖励机制、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监管机制及增强政府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等。最后,基于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的研究,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的关系及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关系等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进行进一步思考。
赵佳[10](2017)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世纪初,我国制定了文化强国的战略,近些年全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起步相对较晚,在产业融资方面存在许多不足,成为掣肘产业发展关键问题。研究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不仅能够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活动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指导,而且对促进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繁荣,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维护民族团结,保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等目标都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理论界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方面的研究较少,缺少对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融资需求及其相适应的融资方式的系统总结。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作为一类比较特殊的文化产业,在产业属性、产业现状以及所处外部环境方面都存在自身特点。因此本文尝试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国内典型案例,从产业内在因素、基础因素、支持性因素三个维度,分析导致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从多个层面提出了促进产业融资支持的措施。全文分为七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阐述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论文的写作逻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第二部分是第一章,阐述全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构建研究框架。界定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内涵及五大特征,根据产业内容将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分为传媒型、设施型、制造型、娱乐型四大类,论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及相关概念,融资支持的影响因素。本文涉及金融学、企业管理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理论。本部分是全文逻辑思路、理论分析及对策创新的依据。第三部分是第二章,简述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禀赋,归纳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现状。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面临五个融资约束问题,从微观层面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从宏观层面妨碍产业的整体升级。第四部分是第三章,在简述文化产业一般性特征对融资影响的基础上,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出发,归纳出内在性、基础性、支持性三类融资影响因素。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内在特征提高融资成本与风险;产业基础薄弱导致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融资信息不对称;特殊的外部环境增加了产业的融资交易费用。全章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现状为案例做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第四章,案例分析。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及产品简介。公司在成长历程中经历了内源融资,政府扶持,外部企业投资,风险资本投资以及在资本市场融资。长期保持产业竞争力、政府支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是公司融资成功的主要原因。第六部分是第五章,从四个角度阐述促进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的对策。将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融资模式总结为市场主导型,政府引导型、政府主导型三类,用理论与现实依据论证建立政府引导型的融资模式合理性及构建思路。依据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特点,选择相适应的融资方式,并需要引入新型融资方式。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应采用不同的融资渠道。最后,提高产业自身融资能力,增强金融体系融资支持,完善产业融资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是产业融资支持的保障。第七部分是结论,旨在综述全文,阐明结论,提出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择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融资支持问题的视角展开研究。本文摆脱了从文化产业宏观概念或特点行业出发的传统研究思路,而是以文化特性为依据,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归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产业,并以此为基础专门针对其融资支持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该尝试既是对文化产业融资研究领域的一种拓展,也是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一种补充。第二,以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特性为基础,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从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内在特性,产业特殊现状,所处特殊环境等三个维度构建其融资支持问题的分析框架。每一个维度先论述影响文化产业融资的共性因素,再阐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特性对融资支持的影响机制,最后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化产业和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为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这种影响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论证。第三、多角度创新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的对策。本文从四个角度分别提出对策。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本文在全面梳理发达国家融资模式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以及产业融资的现实层面,两方面论证构建"政府引导型"的融资模式的合理性,并提出构建的基本思路。从产业内容角度,本文总结出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五大特征,创造性的将其分为传媒型、设施型、娱乐型、制造型四大类,根据每类产业的融资特性提出适合的融资方式。从时间周期角度,本文总结了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特性以及适合的融资渠道。从融资外部环境角度,本文认为各角度融资支持对策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产业自身、金融体系、政策制度等全面的保障机制。本论文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数据支持相对不足,缺乏定量研究。现有资料多以行政或行业为单位,对文化产业做数据统计,专门针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统计资料不够健全,因此本文更多采取区域数据和案例作为论据。该论证方式减低了论据的支撑力度,也无法建立宏观定量分析模型,限制了文章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第二,对具体融资方式的研究有待深入。受研究重点及篇幅所限,本文对不同融资方式的具体运作机制并未展开研究,对于在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性质的文化企业如何创新融资模式,未做深入论述。
二、化资金为资本 促资产为资源——成都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成效及对就业的促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资金为资本 促资产为资源——成都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成效及对就业的促进(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标 |
1.1.3 研究意义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1.2.1 利用外资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1.3.4 文献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之处 |
1.5.2 不足之处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3.6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5.6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6.6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致谢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问题的呈现 |
二、研究的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文献回顾与述评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现状述评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重点、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的重点 |
(二)创新之处 |
(三)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政府职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
(一)政府职能 |
(二)政府治理 |
(三)公共服务 |
(四)社会化养老 |
二、基本理论的阐释 |
(一)政府职能理论 |
(二)准市场理论 |
(三)协同治理理论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构成 |
(一)公共服务视阈下政府的职责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构成要素 |
第二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 |
一、中国政府职能的历史变迁 |
(一)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全能型政府职能 |
(二)改革开放初期政府职能的改变 |
(三)深化改革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向 |
二、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特征 |
(一)从无限职能到有限职能的转变 |
(二)政治职能向社会职能的演进 |
(三)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演变轨迹 |
(一)“单位”制养老服务时期:政府职能的全面干预 |
(二)“单位”制向社会化养老服务转换时期:政府职能的收缩 |
(三)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构建时期:政府职能的回归 |
第三章 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现状考察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发挥 |
(一)社会化养老政策与法规的制定 |
(二)社会化养老资源的初步整合 |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行动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过程的监督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模式的变革 |
(一)计划体制时期:政府的全能型、管制型养老服务 |
(二)市场体制时期:政府的有限性、服务型养老服务 |
三、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履行的失位 |
(一)社会化养老服务管理体制的不完善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的缺乏 |
(三)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不够 |
(四)社会化养老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 |
(五)养老服务市场化监管的缺失 |
第四章 社会化养老服务中发挥政府职能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
一、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
(一)英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二)美国政府的职能定位 |
(三)日本政府的职能定位 |
二、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治理模式 |
(一)英国的混合主义模式 |
(二)美国的自由市场模式 |
(三)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模式 |
(四)中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治理模式的比较 |
三、域外国家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分析的启示 |
(一)确立政府主导原则并付诸行动 |
(二)实施多元主体的引导性培育 |
(三)发挥政府对社会化养老服务全过程的监管 |
第五章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政府职能的建议 |
一、政府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的动力因素分析 |
(一)法治建设的驱动 |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挑战 |
(三)传统养老制度的历史传承 |
(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
二、社会化养老服务职能履行中政府的行动逻辑 |
(一)以养老服务的社会化需求为逻辑起点 |
(二)以建构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关系为逻辑中介 |
(三)以实现高质量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为逻辑终点 |
三、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行动策略 |
(一)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 |
(二)增强政府的计划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制度供给能力 |
(三)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 |
(四)强化政府的监管职能: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监察制度 |
(五)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图表目录 |
附录二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养老服务机构主要管理者、创建者访谈提纲 |
附录三 政府养老服务相关部门负责人访谈提纲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目的、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的研究未将解决劳资关系作为重点 |
二、员工持股有助于解决混合所有制发展中的劳资关系问题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
四、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一、研究思路 |
二、技术路线 |
三、章节安排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研究创新及研究不足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三、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理论建构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涵 |
二、员工持股的内涵及性质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内涵 |
第二节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相关理论 |
一、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 |
二、人力资本理论 |
三、“双因素”理论 |
四、分享经济理论 |
五、委托代理理论 |
第三节 相关理论分析 |
一、对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二、对“双因素”理论和分享经济理论的比较与分析 |
三、对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 |
四、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应以马克思劳动力产权理论为指导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为重点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理论建构 |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理论假设 |
二、基本推论:员工持股应当成为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重点 |
第二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历程及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发展历程 |
一、我国员工持股的出现 |
二、员工持股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4年) |
三、员工持股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初步结合阶段(1994-2002) |
四、针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阶段(2002-2013) |
五、明确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重启员工持股阶段(2013年至今)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及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的曲折性 |
二、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中存在的理论认识问题 |
第三章 员工持股与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中存在的治理问题 |
一、解决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是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逻辑起点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仍面临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制度定型需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
第二节 员工持股是建立混合所有制企业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途径 |
一、员工持股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产权多元化的重要实现形式 |
二、员工持股可以有效解决混合所有制企业委托代理问题 |
三、我国以员工持股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成功案例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一、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主要矛盾是解决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问题 |
二、聚焦建立有效委托代理关系,以员工持股实现企业治理的激励相容 |
第四章 员工持股与发展创新型企业 |
第一节 创新型企业内涵及我国创新型企业发展现状 |
一、创新型企业内涵 |
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缺乏 |
第二节 我国创新型企业缺乏的重要原因 |
一、企业家精神缺乏 |
二、工匠精神缺乏 |
三、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促进创新型企业形成 |
一、以员工持股激励企业家精神形成 |
二、以员工持股激励工匠精神形成 |
三、以员工持股激励科技人员提升创新能力 |
第五章 员工持股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第一节 资本短缺时代劳动者难以分享企业利润与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一、资本短缺时代与劳动报酬比重偏低 |
二、劳动报酬低转化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比重低 |
三、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过低 |
第二节 资本过剩时代劳动者分享利润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 |
一、我国进入资本相对过剩时代和劳动力短缺时代 |
二、人力资本日益成为劳动者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源泉 |
三、员工持股成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
一、以员工持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可行性 |
二、员工持股优于简单的工资上涨和福利国家模式 |
三、员工持股有利于打造我国的人力资本优势 |
四、员工持股有利于形成劳资利益共同体 |
第六章 员工持股与宏观经济稳定 |
第一节 宏观经济稳定需要有活力的微观基础 |
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灵 |
二、宏观经济稳定需要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健康发展的基础上 |
第二节 员工持股与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一、我国需要形成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
二、以员工持股促进中等收入群体发挥消费生力军和主力军的作用 |
三、以员工持股稳定国内投资 |
第三节 以员工持股推动新经济发展 |
一、新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
二、员工持股有利于促进新经济发展 |
三、在新经济领域广泛推动员工持股 |
第四节 以员工持股解决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就业问题 |
一、传统工资制与失业问题 |
二、以员工持股实现利润分享制 |
三、构建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体 |
第七章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难点问题及阻碍因素 |
第一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发展现状 |
一、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历经反复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进一步发展任重道远 |
第二节 我国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实践中的难点问题 |
一、持股对象范围的确定 |
二、员工持股比例的确定 |
三、持股员工的资金来源 |
四、员工持股模式的确定 |
五、持股平台问题 |
第三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阻碍因素 |
一、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及员工持股缺乏足够的认识 |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体制障碍 |
三、内部人控制问题 |
四、我国员工持股相关立法的限制 |
五、我国目前还缺乏相关的财税政策对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企业和员工进行激励 |
第八章 员工持股的国际经验 |
第一节 美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一、美国员工持股制度的兴起与发展 |
二、美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第二节 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一、英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二、英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第三节 法国员工持股制的兴起和发展 |
一、法国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二、法国员工持股的特点 |
第四节 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一、日本员工持股的兴起与发展 |
二、日本员工持股制度的特点 |
第五节 发达国家员工持股的启示 |
一、政府对员工持股计划的重视 |
二、制订完善的立法来推行员工持股 |
三、利用财税政策支持和引导 |
四、支持第三方金融机构介入员工持股 |
五、实施普惠式的员工持股 |
六、采取多种形式的员工持股计划模式 |
第九章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及建议 |
第一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原则 |
一、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上升到塑造社会主义微观经济主体的高度 |
二、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与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相联系 |
三、加强顶层设计,使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有序开展 |
四、在法律的激励、引导和规范下有序开展 |
五、从企业实际出发开展员工持股 |
第二节 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的建议 |
一、充分认识员工持股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
二、加强和完善员工持股的相关立法 |
三、允许第三方金融机构参与员工持股计划 |
四、对员工持股参与方提供财税政策支持 |
五、探索多样化的员工持股模式 |
六、逐步扩大员工持股对象及企业的范围 |
参考文献 |
后记 |
(4)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1.2.1 商贸流通业的界定 |
1.2.2 金融支持相关概念 |
1.3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3.1 研究目标与思路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框架 |
1.3.4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 |
2.1.2 金融发展与商贸流通发展 |
2.1.3 金融支持与产业生命周期 |
2.2 文献综述 |
2.2.1 国外文献 |
2.2.2 国内文献 |
2.2.3 文献评价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现状分析 |
3.1 商贸流通业发展历程及金融支持概况 |
3.1.1 现代流通起步阶段与金融支持 |
3.1.2 现代流通快速发展阶段与金融支持 |
3.1.3 现代流通转型升级阶段与金融支持 |
3.2 商贸流通业的金融需求分析 |
3.2.1 商贸流通业产业特征与金融需求 |
3.2.2 商贸流通业发展阶段与金融需求 |
3.2.3 商贸流通业国际竞争力与金融需求 |
3.3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
3.3.1 金融支持政策力度不足 |
3.3.2 金融支持规模不足 |
3.3.3 金融支持结构不合理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
4.1 分析金融作用机理的不同视角 |
4.1.1 投入产出视角 |
4.1.2 供需视角 |
4.1.3 金融深化视角 |
4.1.4 金融功能视角 |
4.2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4.2.1 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4.2.2 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
4.2.3 直接金融支持与间接金融支持作用机理比较 |
4.3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机理分析框架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商贸流通业产融结合模式分析 |
5.1 产融结合相关概念 |
5.2 产融结合的理论基础 |
5.3 产融结合模式及其分类 |
5.4 我国商贸流通业产融结合模式 |
5.4.1 类金融模式 |
5.4.2 服务型模式 |
5.4.3 股权型模式 |
5.4.4 金控平台模式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
6.1 研究设计 |
6.1.1 研究方法 |
6.1.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6.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6.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6.2.1 描述性统计 |
6.2.2 回归结果及分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支持商贸流通业的比较分析 |
7.1 研究设计 |
7.1.1 研究方法 |
7.1.2 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
7.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7.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7.2.1 描述性统计 |
7.2.2 模型检验与模型类型的选择 |
7.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7.2.4 稳健性检验 |
7.3 本章小结 |
第8章 商贸流通业金融支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8.1 研究设计 |
8.1.1 研究方法 |
8.1.2 变量选择 |
8.1.3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8.2 实证结果及分析 |
8.2.1 描述性统计 |
8.2.2 模型检验与模型类型的选择 |
8.2.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8.2.4 稳健性检验 |
8.3 本章小结 |
第9章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9.1 研究结论 |
9.2 对策建议 |
9.2.1 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扩大商贸流通业直接融资占比 |
9.2.2 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减轻对固定资产抵押担保的依赖 |
9.2.3 加强国家政策资金的扶持,完善补贴管理机制 |
9.2.4 建设强大信用支撑体系,提升商贸流通业的信用评级 |
9.2.5 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流通企业融资水平 |
9.2.6 加强流通企业供应链建设,发挥好供应链金融作用 |
9.2.7 加强政策组合拳,提升政策作用的效力 |
9.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A 2017商贸流通业上市公司样本名单 |
附录B 2008-2017商贸流通业上市公司样本名单 |
附录C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实证分析的单位根检验 |
附录D 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实证分析的协整检验 |
附录E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单位根检验 |
附录F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的协整检验 |
附录G 金融支持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发展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国际背景 |
1.1.2 国内背景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区域 |
1.3.3 研究内容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4.1 研究思路 |
1.4.2 研究方法 |
1.5 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创新点 |
1.5.2 研究不足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2.1 文献综述 |
2.1.1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2.1.2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2.1.3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2.2 理论基础 |
2.2.1 基本概念界定 |
2.2.2 基本理论 |
2.2.3 基本理论启示 |
3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现状分析 |
3.1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基础和转型机遇 |
3.1.1 产业转型基础 |
3.1.2 新常态下的特点和机遇 |
3.2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变迁历史进程 |
3.2.1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变迁历程 |
3.2.2 四川省分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变迁历程 |
3.3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
3.3.1 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 |
3.3.2 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特点分析 |
3.4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特点分析 |
3.4.1 产业结构均衡化分析 |
3.4.2 产业结构相似度分析 |
3.4.3 产业区域布局分析 |
4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评价 |
4.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 |
4.1.1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的内涵 |
4.1.2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的特征 |
4.2 指标选取与指标体系构建 |
4.2.1 指标选取与体系构建原则 |
4.2.2 产业转型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3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测度 |
4.3 评价方法与计量过程 |
4.3.1 转型能力评价方法 |
4.3.2 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 |
4.3.3 转型能力计算过程 |
4.4 产业转型能力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
4.4.1 产业转型综合能力评价 |
4.4.2 各子系统支撑能力评价 |
4.5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能力评价小结 |
5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面临的问题及其制约因素 |
5.1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存在问题的共性特征 |
5.1.1 产业结构失衡 |
5.1.2 筹资能力较弱 |
5.1.3 科技创新不足 |
5.1.4 民生建设任务重 |
5.1.5 出川通道不畅 |
5.2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存在问题的区域表现 |
5.2.1 川南经济区自贡等市产业转型存在的重点问题 |
5.2.2 攀西经济区攀枝花市产业转型存在的重点问题 |
5.2.3 川东北经济区广元等市产业转型存在的重点问题 |
5.2.4 成都平原经济区雅安市产业转型存在的重点问题 |
5.3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制约因素 |
5.3.1 产业分工格局和路径依赖制约 |
5.3.2 市场机制不完善形成外部阻碍 |
5.3.3 创新体制不健全抑制产业升级 |
5.3.4 人才培养与经济效应错位阻碍 |
5.3.5 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落后限制 |
6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及对策 |
6.1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总体思路 |
6.1.1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基础目标 |
6.1.2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基本原则 |
6.2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总体路径 |
6.2.1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升级 |
6.2.2 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改善投融资政策环境 |
6.2.3 注重科技创新发展,推动产业智能化进程 |
6.2.4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绿色循环发展 |
6.2.5 畅通出川干道交通,优化省域能源交通网 |
6.3 四川省各区域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具体路径 |
6.3.1 川南经济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 |
6.3.2 攀西经济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 |
6.3.3 川东北经济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 |
6.3.4 成都平原经济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路径 |
6.4 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政策建议 |
6.4.1 加强组织领导,协调推进产业转型 |
6.4.2 严守产业准入,突出区域主体功能 |
6.4.3 支持产业转型,完善财政金融政策 |
6.4.4 强化配套政策,优化产业人才保障 |
6.4.5 严格考核监督,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6)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1.2 基本概念 |
1.3 文献综述 |
1.4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1.5 研究的创新点和不足 |
第二章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分析 |
2.1 引言 |
2.2 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的现状 |
2.3 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构成比较 |
2.4 城市基础设施超常发展的思考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
3.1 引言 |
3.2 财政体制改革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偏好 |
3.3 土地投融资模式的分析 |
3.4 理论模型构建和实证研究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满意度的影响 |
4.1 引言 |
4.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4.3 实证研究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风险的影响 |
5.1 引言 |
5.2 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 |
5.3 实证研究 |
5.4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后土地财政时代城市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研究 |
6.1 后土地财政时代的内涵 |
6.2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 |
6.3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合理性 |
6.4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选择路径—以PPP模式为例 |
6.5 非政府主体参与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保障机制 |
6.6 本章结论 |
第七章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金融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问题的提出 |
1.3 研究意义和方法 |
1. 3.1研究意义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
1.4.1 可能的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1.5.1 研究思路 |
1.5.2 研究框架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金融发展理论 |
2.1.2 金融结构理论 |
2.1.3 新供给经济学理论 |
2.1.4 结构经济学理论 |
2.2 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 |
2.2.1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2.2.2 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
2.3 金融与供给侧要素的关系研究 |
2.3.1 金融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
2.3.2 金融与资本积累的关系 |
2.3.3 金融与劳动力优化的关系 |
2.4 供给侧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2.4.1 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2.4.2 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2.4.3 劳动力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2.4.4 制度等其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第3章 金融结构的指标构建、现状分析与评价 |
3.1 金融结构的内涵 |
3.1.1 金融结构的含义 |
3.1.2 金融结构的分类 |
3.1.3 金融结构的特征、影响因素与作用 |
3.2 金融结构的指标构建 |
3.2.1 金融结构指标的评价标准 |
3.2.2 金融总量结构指标 |
3.2.3 金融供给结构指标 |
3.2.4 金融市场结构指标 |
3.2.5 金融结构指标体系构建 |
3.3 我国金融结构现状 |
3.3.1 我国金融体系的总量结构 |
3.3.2 我国金融体系的供给结构 |
3.3.3 我国金融体系的市场结构 |
3.4 我国金融结构评价 |
3.4.1 金融总量结构评价 |
3.4.2 金融供给结构评价 |
3.4.3 金融市场结构评价 |
第4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素分析与评价——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
4.1 供给侧要素指标构建 |
4.1.1 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 |
4.1.2 资本要素的增长与配置效率 |
4.1.3 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源优化 |
4.1.4 制度优化的衡量 |
4.2 生产函数的建立 |
4.2.1 生产函数的选择 |
4.2.2 数据的选择和处理 |
4.2.3 模型检验与选择 |
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4.3.1 回归结果 |
第5章 金融总量结构与“稳增长”、“调结构” |
5.1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
5.1.1 模型建立 |
5.1.2 指标数据选取 |
5.2 模型估计与实证分析 |
5.2.1 基于经济增速的动态面板模型 |
5.2.2 基于产业结构的动态面板模型 |
5.2.3 模型结果对比与结论 |
5.3 稳增长、调结构进程中金融总量结构的诉求 |
5.3.1 促进经济增长的金融诉求 |
5.3.2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金融诉求 |
第6章 金融供给结构与行业的“去”与“补” |
6.1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
6.1.1 模型建立 |
6.1.2 指标选取 |
6.1.3 数据选取 |
6.2 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
6.2.1 模型检验 |
6.2.2 科技发展向量的面板自回归模型 |
6.2.3 农业发展向量的面板自回归 |
6.2.4 民营经济发展向量的面板自回归 |
6.3 行业“去”与“补”进程中金融供给结构的诉求 |
6.3.1 金融要理性对待“去产能” |
6.3.2 金融要稳妥推进“去库存” |
6.3.3 金融要精准助力“补短板” |
第7章 金融市场结构与企业“去杠杆”、“降成本” |
7.1 模型建立与指标选取 |
7.1.1 模型建立 |
7.1.2 指标选取 |
7.1.3 数据选取 |
7.2 模型检验与方程估计 |
7.2.1 静态面板模型检验 |
7.2.2 基于杠杆率的模型估计 |
7.2.3 基于资产回报率的面板模型 |
7.2.4 基于负债利息率的面板模型 |
7.2.5 实证结论 |
7.3 企业降杠杆、降成本进程中金融市场结构的诉求 |
7.3.1 发展直接融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去杠杆” |
7.3.2 发挥比较优势,丰富多元金融供给市场,有效“降成本” |
7.3.3 加速国有企业改革,解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矛盾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研究结论 |
8.2 政策建议 |
8.3 展望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 |
(8)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风险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技术路线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1.5 概念界定 |
第2章 理论基础和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2.1 理论基础 |
2.1.1 金融中介理论 |
2.1.2 关系型融资理论 |
2.1.3 信贷配给理论 |
2.1.4 制度变迁理论 |
2.1.5 机制设计理论 |
2.2 文献综述 |
2.2.1 成因和运行机理研究 |
2.2.2 优势和缺陷研究 |
2.2.3 影响效应研究 |
2.2.4 规模测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2.2.5 与正规金融关系研究 |
2.2.6 风险及其治理研究 |
2.2.7 文献评述 |
第3章 新疆农户家庭借贷现状与特征分析 |
3.1 农户家庭借贷现状 |
3.1.1 调研对象的选择 |
3.1.2 农户家庭借贷途径分布情况 |
3.1.3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利率 |
3.1.4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期限 |
3.1.5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规模 |
3.1.6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契约形式 |
3.1.7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辐射范围 |
3.1.8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用途 |
3.2 农户家庭借贷特征 |
3.2.1 农户家庭借贷途径呈现多元化态势 |
3.2.2 南疆地区农户家庭遭受正规金融排斥程度较高 |
3.2.3 农户间的民间借贷是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的主体 |
3.2.4 农户家庭民间金融借贷用途由生活性资金逐步向生产性资金转移 |
3.2.5 农村民间金融供需缺口有缩小趋势 |
3.3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的借贷行为选择 |
3.3.1 牧民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3.3.2 果农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3.3.3 棉农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3.3.4 粮农家庭借贷行为选择 |
第4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情况及其存在问题 |
4.1 农村民间金融演化进程 |
4.1.1 1949年以前农村民间金融孵化期 |
4.1.2 1949年至1978年农村民间金融异化和管制期 |
4.1.3 1979年至1995年农村民间金融形成和发展期 |
4.1.4 1996年至2007年农村民间金融整顿和规范期 |
4.1.5 2008年至今农村民间金融深化发展期 |
4.2 农村民间金融主要组织形式 |
4.2.1 农村民间合会 |
4.2.2 农村合作基金会 |
4.2.3 典当行(铺) |
4.2.4 农村私人钱庄 |
4.2.5 农村互联性信贷 |
4.2.6 农村民间借贷 |
4.3 农村民间借贷主要类型及特点 |
4.3.1 友情农村民间借贷 |
4.3.2 中等利率农村民间借贷 |
4.3.3 高利率农村民间借贷 |
4.4 农村民间借贷运行机制 |
4.4.1 声誉约束机制 |
4.4.2 关联性交易合约约束机制 |
4.4.3 社会资本约束机制 |
4.4.4 互惠惯例生成的合作机制 |
4.5 与农村正规金融不同关系下的借款农户福利水平 |
4.5.1 水平联动关系下的农户福利水平 |
4.5.2 垂直联动关系下的农户福利水平 |
4.5.3 水平联动关系与垂直联动关系下的农户福利水平比较 |
4.5.4 民间贷款方合谋下的农户福利水平 |
4.5.6 理论模型结论 |
4.6 农村民间借贷运行过程中存在问题 |
4.6.1 民间借贷资金脱离农村流向非农领域 |
4.6.2 民间借贷资金配置效率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 |
4.6.3 缺乏规范的借贷合约和法律保障 |
4.6.4 民间借贷资金被其他异化的民间金融组织导向非法领域 |
4.6.5 吸收存款的方式演变为非法集资 |
4.6.6 存在比重较大的高利贷借贷行为 |
第5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影响因素分析 |
5.1 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外部影响因素 |
5.1.1 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外部影响因素 |
5.1.2 农村民间借贷供给外部影响因素 |
5.2 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内部影响因素 |
5.2.1 农村民间借贷需求内部影响因素 |
5.2.2 农村民间借贷供给内部影响因素 |
5.3 农村民间借贷供需影响因素量化识别 |
5.3.1 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5.3.2 模型识别结果分析 |
5.3.3 稳健性检验 |
5.3.4 主要结论 |
第6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及其福利效果分析 |
6.1 农村民间借贷影响效应 |
6.1.1 农村民间借贷正面效应 |
6.1.2 农村民间借贷负面效应 |
6.2 农村民间借贷福利效应理论模型测度 |
6.2.1 信贷约束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影响效应测度 |
6.2.2 农村民间借贷福利效应测度 |
6.3 农户信贷决策行为选择 |
6.4 农村民间借贷福利效果分析 |
6.4.1 效应估计模型构建 |
6.4.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6.4.3 实证结果及检验 |
6.4.4 主要结论 |
第7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
7.1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生成机理 |
7.1.1 非系统性违约风险的生成机理 |
7.1.2 系统性违约风险的生成机理 |
7.2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形成的理论分析 |
7.2.1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生成的博弈分析 |
7.2.2 不考虑利率水平的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形成的理论分析 |
7.3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实证分析 |
7.3.1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识别 |
7.3.2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评估 |
7.3.3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影响因素识别 |
7.4 农村民间借贷风险的主要风险源 |
7.4.1 农村民间借贷资金用途风险 |
7.4.2 农村民间借贷主体风险 |
7.4.3 农村民间借贷交易合约风险 |
7.4.4 农村民间借贷期限、借贷规模及借贷利率风险 |
第8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治理策略 |
8.1 农村民间借贷外部风险治理 |
8.1.1 构建农村民间借贷外部风险规避机制 |
8.1.2 设置农村民间借贷外部风险救助机制 |
8.2 农村民间借贷内部风险治理 |
8.2.1 农村民间借贷履约机制设计 |
8.2.2 农村民间借贷形式优化 |
8.2.3 农村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策略 |
8.3 农村民间借贷群体性风险治理 |
8.3.1 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 |
8.3.2 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设计思路 |
8.3.3 村庄自组织借贷风险治理机制生成动力 |
8.4 农村民间借贷治理制度削弱之破解的探索性路径 |
第9章 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正规化选择路径 |
9.1 给予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相似的运行环境 |
9.1.1 创设农村民间借贷信用担保制度 |
9.1.2 通过民间借贷利率合法性的赋予促使借贷利率公开化、市场化 |
9.1.3 设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约束其朝向规范有序的轨道运行 |
9.1.4 培育诱致地区间自由竞争的民间借贷区域竞争制度提高其正规化运作水平 |
9.1.5 财产化民间借贷贷款方的债权并给予该债权可转让功能 |
9.2 诱致民间借贷资金流向正规金融组织 |
9.2.1 引导农村民间借贷资金流入传统型农村正规金融组织 |
9.2.2 诱使农村民间借贷资金嵌入新型农村金融组织 |
9.2.3 激励民间借贷资金导入正式的农村互助金融组织 |
9.3 构建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寄生联动关系 |
9.3.1 建立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利率联动机制 |
9.3.2 设计农村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组织间的耦合契约 |
9.4 将农村民间借贷有效嫁接到农村民间互助组织链条中 |
9.4.1 让农村民间借贷关系过渡到内生性的农村民间互助组织网络关系中 |
9.4.2 让半政府性质的农村民间互助组织逐步替代农村民间借贷关系 |
9.5 通过给予农户更多产权来增强农户产权抵押贷款能力 |
9.5.1 积极开展农地确权确保农户能够有效实现农地产权抵押贷款 |
9.5.2 通过建立农村产权科学评估机制最大化农户的农村产权价值 |
9.6 增加民间借贷资本的放开力度并给予其正规金融资本同等的投资权利 |
9.6.1 鼓励民间主体以民间借贷资本设立准正规金融组织 |
9.6.2 允许民间借贷资本控股正规金融组织 |
第10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10.1 研究结论 |
10.2 政策启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作者简介 |
(9)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研究 |
1.2.2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研究 |
1.2.3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的研究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技术路线图 |
1.4 创新之处 |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2.1 概念界定 |
2.1.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
2.1.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 |
2.1.3 财政分担 |
2.2 理论基础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2.2.2 财政分权理论 |
3 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成本 |
3.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 |
3.1.1 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
3.1.2 义务教育全覆盖 |
3.1.3 社会保障一体化 |
3.1.4 住房保障体系多元化 |
3.1.5 就业服务体系健全 |
3.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测算与分析 |
3.2.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 |
3.2.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析 |
4 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与机制存在的问题 |
4.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政府分担责任 |
4.1.1 中央政府责任分担 |
4.1.2 地方政府责任分担 |
4.2 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现状 |
4.2.1 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分担情况 |
4.2.2 社会保障与就业成本分担情况 |
4.2.3 保障性住房成本分担情况 |
4.2.4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城镇管理费用分担情况 |
4.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存在的问题 |
4.3.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责任划分不够科学 |
4.3.2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激励机制不健全 |
4.3.3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资金投入针对性不强 |
4.3.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监管不到位 |
5 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完善的路径 |
5.1 推进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的落实 |
5.2 探索城镇建设新增用地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的落实 |
5.3 优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资金奖励机制 |
5.4 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监管机制 |
5.5 增强晋江政府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
5.5.1 增强财政分担能力 |
5.5.2 创新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
5.5.3 探索实施“强县扩权”改革 |
6 基于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的思考 |
6.1 关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 |
6.2 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
6.3 关于流入地政府与流出地政府的关系 |
6.4 关于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关系 |
7 结论与展望 |
7.1 结论 |
7.2 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二、研究文献综述 |
三、国内关于文化产业融资的相关研究 |
四、论文逻辑及内容 |
四、研究方法 |
五、研究的创新点及不足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内涵、特征和分类 |
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含义 |
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相似概念解析 |
三、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特征 |
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分类 |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一、促进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资本化 |
二、转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方式 |
三、优化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 |
四、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收入水平 |
五、扩大少数民族文化软实力 |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及其影响因素 |
一、融资及相关概念界定 |
二、文化产业融资 |
三、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的影响因素 |
第四节 少数民族产业融资支持的理论基础 |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 |
二、现代企业融资理论 |
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理论 |
四、政府支持产业融资理论 |
五、波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理论 |
第二章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面临的融资约束 |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禀赋 |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
一、政策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迅速发展 |
二、产业规模小,产业内部结构与地域分布不合理 |
三、产业发展的基础条件薄弱 |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融资约束 |
一、产业自身融资能力不足 |
二、政策性融资支持力度不强 |
三、非财政性外源融资渠道匮乏 |
四、产业融资结构差异性大 |
五、产业融资成本普遍较高 |
第四节 融资支持不足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 |
一、影响少数民族文化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
二、妨碍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整体升级 |
第三章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问题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少数民族文化产业为例 |
第一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影响因素及恩施州文化产业融资现状 |
第二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特性提升了融资的风险性—内在性因素 |
一、文化产业一般性特征对融资风险的影响 |
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特征对融资风险的影响 |
三、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对产业融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
四、案例—恩施州少数民族文化产业高风险特性及影响 |
第三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薄弱造成融资渠道狭隘—基础性因素 |
一、少数民族文化企业融资管理水平较低 |
二、少数民族文化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足 |
三、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竞争力较弱 |
四、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薄弱对融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
五、案例—恩施州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基础薄弱及影响 |
第四节 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外部环境阻碍了产业融资活动—支持性因素 |
一、我国文化产业外部融资环境及负面影响 |
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外部环境特殊性对融资的影响 |
三、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环境影响的理论分析 |
四、案例—恩施州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外部融资环境支持不足 |
第四章 案例分析—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公司融资实践及成效分析 |
第一节 公司及产品情况简介 |
第二节 公司融资实践及成效 |
第三节 融资经验及对策启示 |
第五章 强化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构建政府引导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模式 |
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类型的国际借鉴 |
二、构建政府引导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的理论依据 |
三、构建政府引导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的现实依据 |
四、构建政府引导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模式的基本思路 |
第二节 探索发展适应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融资方式 |
一、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融资需求 |
二、不同类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方式的适应性选择 |
三、普适性的新型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方式 |
第三节 选择适合少数民族文化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资渠道 |
一、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
二、少数民族文化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资特点 |
三、少数民族文化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资渠道 |
第四节 构建和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的保障体系 |
一、提升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能力 |
二、增强金融体系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融资支持 |
三、完善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政策与制度保障 |
结论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参考文献 |
后记(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化资金为资本 促资产为资源——成都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对策成效及对就业的促进(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2]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论[D]. 罗丽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我国商贸流通业的金融支持研究[D]. 谢世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5]四川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及发展路径研究[D]. 赵梓伊.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6]土地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供给的影响研究[D]. 杜金华. 厦门大学, 2018(07)
- [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研究 ——基于金融结构视角[D]. 苏昱冰. 天津财经大学, 2018(07)
- [8]新疆农村民间借贷效应、风险与治理研究[D]. 陈治国. 新疆农业大学, 2017(02)
- [9]晋江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财政分担机制研究[D]. 苏萍萍. 福建农林大学, 2017(01)
- [10]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产业融资支持问题研究[D]. 赵佳. 中央民族大学, 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