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样民选基层干部（论文文献综述）
曾凡云,叶美兰[1]（2021）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乡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在1942年后受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县区以上行政公署的重视,根据地发动了旨在改造和健全基层政权的乡选活动。在乡选过程中,华中抗日根据地党政组织大力动员乡村民众积极参加,各阶层参与程度不一,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取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乡选最大化地展示了乡村民主,并建立了以广大民众为中心的新型基层政权,增强了乡村各阶层对抗日根据地政府的信任感及政治参与。
李崇[2]（2020）在《寓法于治：乡村治理“自治”与“法治”结合机理研究 ——以肇庆市Y村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党的十九大以后,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重点研究方向。一直以来,由于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等因素,我国乡村治理呈现出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等特征,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地方性特点。本文以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与乡村法治结合机制为研究方向,选取肇庆市Y村这一乡村治理典型成功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Y村由“乱”到“治”治理过程中各类治理主体的互动行为研究,从党建引领、依法自治、法治为民的角度,试图总结出当前乡村治理中村民自治与乡村法治结合机理的有效途径。对肇庆市Y村的案例研究发现:村民自治与乡村法治的有机结合,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基层党的建设推动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实现有效衔接,把依法治村、法治为民系列制度机制等法治要素融入到乡村治理和村民日常生活中去,从乡村内部衍生出法治意识、法治行为,寓法于治最终使得法治在乡村社会落地、生根。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基层政府利用乡村社会资源推进Y村由“乱”到“治”的动力与行动策略的研究,总结归纳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中自治与法治主体之间协调互动的关系、模型和路径,为新形势下如何推进村民自治与乡村法治有效结合提供了可行性选择。同时,也将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新的启示。
塔娜[3]（2020）在《社会工作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以阿拉善左旗L苏木为例》文中提出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其民族性、边疆性及基层性的特点在社会治理中成为重点突破的关键性角色,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一项“软工具”,以其专业优势及服务理念逐渐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阿拉善左旗L苏木为例,对L苏木的基本情况、历史文化、社会治理相关政策、社会治理状况进行了解,运用社会治理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分析研究阿拉善左旗L苏木社会治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以社会工作的参与过程为视角,以L苏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多注重物质帮扶忽略帮扶对象的精神关注、政策落实不到位、社会服务碎片化、社会组织不健全、居民参与度低等问题为出发点,对社会工作参与L苏木社会治理进行模型建构,在参与过程三阶段模型运行框架下提出L苏木社会治理中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形成社会工作参与下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共同发展的L苏木社会治理环境。本文作者希望在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下,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调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形成社会治理各主体间平等、协商、共同参与的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为我国社会治理事业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王明前[4]（2020）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文中研究说明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立足于抗战时期农村社会的政治实践,不仅是"三三制"原则在基层政治层面的实现,更体现了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把"三三制"政权作为政权建设的主要方向。淮北区致力于改善与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合理解决了军队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淮南区、皖江区也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以推进政权的民主化进程。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积极完成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为尽快实现改造保甲制的直接目的,淮北区强调发挥作为代表会议常设机构的行政委员会的职能,努力使基层政权改造与各种政治运动相结合。淮南区通过增加选举程序的公开透明度,鼓励群众参加民主选举。
孙延青[5]（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夏婷婷[6]（2019）在《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激进社会运动进入了高潮,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冷战格局下美苏对拉美的争夺,加剧了拉美地区局势的动荡。在这一政治形势下,拉美的激进青年仿照古巴的先进经验,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和游击运动。这些激进思想的诞生不仅来源于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化,还与拉美各国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格局相关。阿根廷大量社会运动的爆发,导致部分激进青年判定:国家已具备了革命的条件。这一看法促使他们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蒙托内罗是其中最大的一场激进反抗运动。蒙托内罗反抗运动内生于阿根廷的政治文化中,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革新天主教的社会网络成为他们最初的聚合空间,革新天主教思想为他们提供了对现实的解释工具,推动他们作出革命的论证;其次,蒙托内罗选择了庇隆主义的政治身份,继承了庇隆主义的政治文化,获得了巨大的动员能力,但是他们选取的庇隆主义与庇隆主义运动和庇隆本人出现了偏差,最终导致了庇隆主义运动内部的冲突;再次,军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了蒙托内罗的失败,但蒙托内罗对革命形势和国家军事能力的误判以及自身政治组织能力的不足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最后,阿根廷民选政府上台后,对蒙托内罗成员的身份界定成为了社会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并凸显为阿根廷政治和社会中左右翼矛盾的核心特质。本文基于蒙托内罗组织的核心出版物,对前蒙托内罗成员的访谈、主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以及军政府内部的情报文献等一手资料,重构该运动的兴起、组织壮大、流亡、反攻与失败的全过程。通过结合“全球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与阿根廷的政治社会格局、运动的组织网络、成员的主观思想成因等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立体地考察,试图勾勒出该运动具有的阿根廷特色的政治文化。对蒙托内罗运动的历史研究有助于理解阿根廷当今政坛的政治逻辑。
齐一璇[7]（2019）在《中共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与民众动员 ——以太岳抗日根据地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太岳抗日根据地作为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冲,根据地内的民众除了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外,还饱受日军的挟制。在此种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中共太岳区党委在遵照党中央战时工作指示和政策原则的前提下,壮大基层党组织力量,开展民众动员工作,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争和精神生活等社会多元视角中努力开辟创建根据地,争取民众支持和拥护。将民众动员工作提升到了统一战线的新高度,但在这之中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和制约性,复杂社会条件中进行动员的内容与收到的效果必然存在折扣。文章大体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详细讲述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发展概况以及太岳基层党组织的大致分布情况,初步探明太岳根据地大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环境;第二章是文章的重点章节之一,从党员成分、党员管理、党内制度和党建经验等几个方面详述太岳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情况;第三章则从政治层面分析了中共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动员工作的具体内容,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基层民主选举过程在这一具体性的动员活动,以微观反映区域内部的整体情况,以小见大;第四章从财政经融领域切入,以唐县人民遭受日军蹂躏后的各项损失为切入点,分析中共通过减租减息、提倡节俭等一系列举措解决根据地军民财政危机的历史原貌;第五章则讲述军事战争领域内的动员工作,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和摩擦团结抗战理论,分析了游击战争深入民众动员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重要意义。本文以太岳抗日根据地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所在的基层甚至区村党组织建设进行考察,分析其带领根据地人民进行各项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工作中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和解决措施,力图还原抗战时期以太岳地区为代表的区域性的执政党由微观走向宏观、由区域走向整体、由领导者走向人民群众的发展过程。从历史的真实细节中窥探中共带领工农群团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取得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历史性胜利的重要意义和对后世的借鉴作用。得出基层党员与人民群众之间是互为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只有彼此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依靠才能应对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甚至长足稳定发展。
闫子越[8]（2019）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保长制度与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33年底,伴随着保甲制度在陕西的正式实施,保长群体随之诞生。保长是保甲制度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不仅负责着保甲制度的顺利实施,也寄托着政府对于整顿基层秩序的美好期望。随着陕西保甲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保长的选拔以及训练也从之前的杂乱无章逐渐走上正规化、有序化的道路。这一群体开始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并且在基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全面抗战的爆发以及陕西作为西北大后方的重要地位使得保甲制度成为国民政府在基层发动人力物力的重要保障。作为保甲制度的衍生品,保长群体义不容辞,开始担负起越来越多的职责,作用愈发凸显。这一群体作为连接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在陕西的基层社会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保长的职责涉及到了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协助政府编查户口、征发赋税、兵源,同时维护基层治安,捉奸捕盗,在稳定乡村秩序方面也有所作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基层建设方面也为民众提供了服务,试图将国民政府关于管、教、养、卫的政策融入到乡村之中,重新建设乡村。然而,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以及国民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于乡村的控制,使得保长群体逐渐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之中。一方面,作为政府管理之下的基层公务执行者,保长需要配合政府,完成政府的政令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为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提供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民国时期乡村经济脆弱,而抗日战争以及全面内战的爆发使得乡村经济更加艰难。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乡村如此无休止的掠夺,无疑会引起基层民众的不满以及愤怒。而民众的怒火往往是直接由保长这种基层干部来承担。这就使得保长在执行命令之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基于对自身以及民众利益的维护,使得保长不能过分牺牲本保利益来满足政府的要求。所以保长在面对政府不合理的政令之时,又会与民众站在一起,维护地方利益。而拒绝执行政府的命令自然会引起政府的不满,这使保长陷身于民众与政府的夹缝之中,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这一切的根源是由于保甲制度而造成,抗战的结束并没有缓解这一切,国民政府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失败使得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保长的尴尬处境只能继续下去。随着国民政府1949年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保甲制度在大陆土崩瓦解,宣告失败。而保长群体作为保甲制度的衍生品,其悲剧性似乎也成为必然。
岳谦厚,齐一璇[9]（2019）在《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兼论党的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众动员》文中研究表明太岳抗日根据地在建立之初基层党员成分复杂、党员管理和党领导下的组织建设存在诸多不足,而中共太岳区党委将党的组织建设工作扎根于人民群众中的实践不仅得出与此相应的基层党建经验,且通过密切联系群众扩充了党的基层队伍。从基层民选工作的推进到其弊病的解决,从乡村政权结构的重塑到基层民众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都是增强中共基层乡村控制权与巩固党组织内部凝聚力、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关键环节。这说明党的基层民主选举离不开民众动员工作的深入推进。
汪洋[10]（2017）在《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文中认为20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和取得民族独立自强的问题。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一个县的农村如何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中期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建构起新的秩序。本文从民国时期的京山县农村基层社会入手,分析了中共最初的农村活动直至领导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在农村的建立过程。本文首先通过传统的文本研究和访谈的结合,分析了传统的乡村秩序怎样陷入困境的。笔者认为在中共大规模的介入到京山县的乡村基层前,农村的秩序面临着很大冲击。这其中有“天”的因素和人为因素带来的生产上的破坏,乡村基层的秩序也面临着匪患的冲击,同时国民党的政权建设出现了内卷化的特征。这种秩序的破坏不仅有着传统王朝的秩序破坏的特征,我们还要看到其中现代化要素的介入反倒使得农村精英向城市转移,匪患的武力加强,内卷化带来的更多干扰性因素,以及外国资本对农业生产的某种冲击。中共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抗日战争大规模介入到京山县的农村基层中的,它所领导的带有全盘性抗争和改造的事业对农村的秩序重归稳定提供了极大助力。这种助力也为中共迅速的取得全国性的胜利提供了帮助。伴随着全面的胜利,中共开始了在京山县农村的更大改造活动。带有革命化理想目标的执政党在地权变迁中,实现了对农村政权和民众心理的重塑,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将自身的意志施加于农村社会之中,从而构建新的秩序。地权变迁中国家利用农业生产体制性的变化,获得了大批的拥护者,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组织,同时利用阶级力量的话语在农村开展广泛的动员、教育以及斗争工作,力图对农村社会进行全面性的整合。这种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互动,整体而言,国家处于相对主动的一方,多层次的乡村各阶层相对被动,这也是国家力量能不断较为成功介入到基层实施改造的重要原因。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政策的施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社会各阶层基于已有的情感认知、利益等因素对国家力量形成了跟随、徘徊、抵抗等现象。这种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既有着农民各阶层一致性的一面,也有着各阶层各不相同的一面。通过对身处其中的社会各阶层,以及干部这一特殊群体在地权变迁中的表现考察,我们可以窥见国家力量在传统因素较强的农村如何试图建构起一个新的符合现代化工业化以及革命理想化需要的世界。
二、怎样民选基层干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怎样民选基层干部（论文提纲范文）
（1）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乡选的动因 |
| 二、乡选条例及相关法规的颁行 |
| 三、乡选的主要步骤 |
| （一）村选 |
| （二）乡选动员 |
| （三）乡级政权的行政划分与乡选试验 |
| （四）组织乡选委员会与公民登记 |
| （五）提名候选人与召开乡民代表大会 |
| 四、乡选过程中各阶层的反应 |
| 五、乡选后基层政权的运行与绩效 |
| 结语 |
（2）寓法于治：乡村治理“自治”与“法治”结合机理研究 ——以肇庆市Y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案例呈现:肇庆市Y村自治与法治互动的过程与成效 |
| 2.1 案例发展的时间线 |
| 2.2 Y村由“乱”到“治”的过程中自治与法治的互动过程 |
| 2.2.1 乱象纷呈阶段(2009-2016):陷入混乱的Y村 |
| 2.2.2 被动应对阶段(2016-2018):动态博弈的时期 |
| 2.2.3 主动出击阶段(2018-至今):综合运用的实践 |
| 2.3 Y村自治与法治有机结合后的治理成效 |
| 第三章 Y村自治与法治结合的要素与困境 |
| 3.1 自治与法治的行动者角色 |
| 3.1.1 村民自治内容及其角色概述 |
| 3.1.2 乡村法治内容及其角色概述 |
| 3.2 自治与法治互动的困境 |
| 3.2.1 涉农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 |
| 3.2.2 村民自治主体治理能力不足 |
| 3.2.3 乡村法治主体功能缺位 |
| 3.2.4 乡村社会法律认同度不高 |
| 3.3 Y村打破自治与法治结合困境的关键要素 |
| 3.3.1 上级政府资源的支持 |
| 3.3.2 扫黑除恶行动的开展 |
| 3.3.3 村中党建工作的整顿 |
| 3.3.4 村“两委”权力监督体系的建立 |
| 3.3.5 技术性治理运用的重要性 |
| 第四章 寓法于治:乡村治理中自治与法治结合的方式 |
| 4.1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中自治与法治结合的保障 |
| 4.1.1 党建筑牢基层治理基础 |
| 4.1.2 党建促进依法行政实施 |
| 4.1.3 党建转变乡村社会风气 |
| 4.2 依法自治:村民自治的法治化建设 |
| 4.2.1 明确集体决策议事规则 |
| 4.2.2 规范村级管理运行机制 |
| 4.2.3 强化决策执行过程监督 |
| 4.2.4 重塑村规民约现代法治价值 |
| 4.3 法治为民:法治为自治良性运行提供基础保障 |
| 4.3.1 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
| 4.3.2 加强村民正确维权方式引导 |
| 4.3.3 提升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实效 |
| 4.3.4 推动乡贤带动作用发挥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访谈提纲 |
| 一、访谈提纲A(编号:TU-20171010) |
| 二、访谈提纲B(编号:FR-20180309) |
| 三、访谈提纲C(编号:WE-20190320) |
| 肇庆市B镇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小微权力监督体系建设工作方案 |
| 一、总体要求 |
| 二、建设内容 |
| 三、工作要求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社会工作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以阿拉善左旗L苏木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 |
| 2.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 |
| 3.社会工作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研究 |
| 三、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1.相关概念界定 |
| 2.理论基础 |
| 四、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实地研究法 |
| 一、阿拉善左旗L苏木社会治理概况 |
| (一)阿拉善左旗L苏木简介 |
| (二)阿拉善左旗L苏木社会治理过程 |
| 1.“自上而下”:党政引领下的社会治理 |
| 2.“自下而上”:居民参与下的社会治理 |
| 3.“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多元参与下的社会治理 |
| 二、阿拉善左旗L苏木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 (一)“自上而下”党政引领下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1.弱势群体的帮扶形式以物质帮扶为主 |
| 2.社会治理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 |
| 3.社会服务存在碎片化现象 |
| (二)“自下而上”居民参与下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1.社会组织不健全 |
| 2.居民参与被动 |
| 三、社会工作视角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路径建设 |
| (一)社会工作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的可行性 |
| 1.社会治理的创新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 |
| 2.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需要社会工作的参与 |
| 3.民族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提供基础 |
| (二)社会工作参与L苏木社会治理模型建构 |
| 1.社会工作参与L苏木社会治理的初期模型 |
| 2.社会工作参与L苏木社会治理的中期模型 |
| 3.社会工作参与L苏木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型 |
| (三)模型建构下L苏木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策略 |
| 1.宣传社会工作及社会治理理念 |
| 2.倡导政策监督机制及落实机制的进一步健全 |
| 3.整合社会服务并拓展社会服务内容 |
| 4.培育社会组织 |
| 5.提升居民参与度 |
| 结论及讨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致谢 |
（4）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三制”原则及其在豫皖苏和淮北区的落实 |
| 二、华中抗日根据地各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 |
| 1.淮北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 |
| 2.淮南区的三三制政权建设 |
| 3.皖江区的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 |
| 三、华中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民主改造 |
| 1.淮北区的基层政权改造 |
| 2.淮南区的基层政权改造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冷战与极化:蒙托内罗兴起的国内外背景 |
| 第一节 “全球六十年代”、冷战与拉丁美洲 |
| 第二节 阿根廷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 |
| 第三节 阿根廷的新左派、反抗运动和游击队的兴起 |
| 第二章 组织与暴力:蒙托内罗初创时期的社会网络 |
| 第一节 蒙托内罗诞生的社会网络 |
| 第二节 革新天主教对蒙托内罗的引领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暴力化 |
| 第三章 庇隆主义身份与动员:蒙托内罗的发展壮大 |
| 第一节 庇隆主义左派的形成 |
| 第二节 蒙托内罗的庇隆化转向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初期的组织架构与行动剧目 |
| 第四章 持续的暴力:蒙托内罗的困境与失败 |
| 第一节 蒙托内罗陷入僵局 |
| 第二节 国家恐怖主义与蒙托内罗的反攻 |
| 第三节 蒙托内罗的失败 |
| 第五章 恶魔或斗士:蒙托内罗的影响 |
| 第一节 民选政府对军政府与游击队的审判 |
| 第二节 新世纪阿根廷社会对“蒙托内罗”的评价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中共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与民众动员 ——以太岳抗日根据地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1.2 学术史梳理 |
| 1.2.1 太岳抗日根据地及其基层党组织研究 |
| 1.2.2 民众动员问题研究 |
| 1.3 运用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太岳抗日根据地及其党组织的建立 |
| 1.1 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发展环境 |
| 1.2 太岳抗日根据地基层党组织的分布态势 |
| 第二章 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 |
| 2.1 党员成分 |
| 2.2 党员管理模式和制度 |
| 2.3 基层党组织建设理论 |
| 2.4 基层党员管理经验 |
| 第三章 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 |
| 3.1 以基层区村干部民主选举为例的分析 |
| 3.1.1 基层民选的具体过程 |
| 3.1.2 民选中遇到的困难及解决措施 |
| 3.1.3 基层民选的意义和经验 |
| 3.2 政治动员工作深入民众的精神生活 |
| 3.3 政治动员工作的隐患及解决 |
| 第四章 太岳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动员 |
| 4.1 以唐县为例的分析 |
| 4.2 减租减息与基本经济政策的确立 |
| 第五章 太岳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开展敌后战争动员 |
| 5.1 以赞皇县对敌斗争为例的分析 |
| 5.2 游击战争深入民众的动员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获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保长制度与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陕西省保甲制度的推行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历史发展 |
| 第二节 陕西保甲制度概况 |
| 第二章 保长的选拔及训练 |
| 第一节 保长的选举资格 |
| 第二节 保长的产生 |
| 第三节 保长的训练 |
| 第三章 保长的职能 |
| 第一节 清查户口,编组保甲 |
| 第二节 征税与征丁 |
| 第三节 维护地方秩序 |
| 第四节 其他职责 |
| 第四章 保长的群体分析 |
| 第一节 保长的规模与性别 |
| 第二节 保长的年龄与籍贯 |
| 第三节 保长文化程度及社会成分 |
| 第四节 保长的待遇、抚恤及奖惩 |
| 第五节 保长的辞职 |
| 第五章 两难的处境 |
| 第一节 保长的地位 |
| 第二节 保长与政府 |
| 第三节 保长与民众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兼论党的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众动员（论文提纲范文）
| 1 基层党组织建设 |
| 1.1 党员成分 |
| 1.2 党员管理 |
| 1.3 党建理论 |
| 2 基层党员干部民主选举与民众动员 |
| 2.1 基层区村干部民主选举与政治动员 |
| 2.2 选举存在的问题及其意义 |
| 3 结语 |
（10）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已有研究成果的述评 |
| 三、研究的区域和时间的界定 |
| 四、本文研究内容、方法与材料来源 |
| 五、本文研究重难点 |
| 六、本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失序与混沌:生态恶化的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天灾抑或人祸? |
| 一、水旱连年 |
| 二、战事:雪上加霜 |
| 三、灾害应对 |
| 第二节 匪患肆虐 |
| 一、流匪如风 |
| 二、“土”匪横行 |
| 第三节 失败的政权建设 |
| 一、失衡的职能 |
| 二、保甲组织:名实难副 |
| 三、政治人物难称其职 |
| 第四节 农民经济状况与行为选择 |
| 一、收不抵支 |
| 二、向何处去? |
| 第二章 革命走进乡村:从边缘到中心 |
| 第一节 革命初临 |
| 一、董必武的学生 |
| 二、革命活动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革命走向中心 |
| 一、汉流组织的帮助 |
| 二、陈大姐与李司令 |
| 第三节 革命支前:从翻深到翻身 |
| 一、支前任务 |
| 二、支前中的问题 |
| 第三章 地权变动下的国家权力 |
| 第一节 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的实现 |
| 一、急性土改 |
| 二、京山县土改概况 |
| 三、京山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 |
| 第二节 地权变迁中的权力体系构建 |
| 一、京山县乡村权力的网络体系 |
| 二、基层建党办社 |
| 第三节 生产环节中的国家权力 |
| 一、干部领导生产 |
| 二、生产中的政治选举与表达 |
| 三、生产中的政治教育 |
| 四、生产中的家庭 |
| 第四章 地权变迁下的情感、阶级与利益 |
| 第一节 亲不亲,阶级分 |
| 一、情感与观念之惑 |
| 二、阶级觉悟:同姓敌人与异姓兄弟 |
| 三、阶级身份的划分 |
| 第二节 身份与话语:合作化时代的双重工具化运用 |
| 一、组织起来 |
| 二、“揩油”:阶级话语的武器 |
| 三、谁在反对? |
| 第五章 乡村的领导者:国家的干部 |
| 第一节 干部配置 |
| 一、土改前后干部的构成与流动 |
| 二、党员干部:红与专的要求 |
| 第二节 干部培训 |
| 一、整风培训:身份认同 |
| 二、学习领导合作化 |
| 三、学习与规训 |
| 第三节 干部问题 |
| 一、人际交往:阶级意识不清 |
| 二、贪污腐化 |
| 三、作风问题 |
| 第四节 处于国家与乡村间的干部 |
| 第六章 阶级斗争:秩序的维护 |
| 第一节 狂风暴雨 |
| 一、对敌斗争:“关管杀” |
| 二、难以过关:自我了结 |
| 第二节 暗处的敌人 |
| 一、混入生产组织的阴谋 |
| 二、乡间案件幕后黑手 |
| 三、农民的心思 |
| 第三节 民间信仰的隐伏 |
| 一、民间信仰组织的基础 |
| 二、清理会道门组织与两种话语 |
| 三、剪不断,理还乱 |
| 结语 |
| 一、新秩序的来龙去脉 |
| 二、历史与现实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怎样民选基层干部（论文参考文献）
- [1]华中抗日根据地乡选的历史考察[J]. 曾凡云,叶美兰. 民国档案, 2021(03)
- [2]寓法于治：乡村治理“自治”与“法治”结合机理研究 ——以肇庆市Y村为例[D]. 李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社会工作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以阿拉善左旗L苏木为例[D]. 塔娜.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4]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J]. 王明前.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01)
- [5]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6]阿根廷蒙托内罗运动研究[D]. 夏婷婷. 上海大学, 2019(04)
- [7]中共领导下的基层党组织与民众动员 ——以太岳抗日根据地为例[D]. 齐一璇. 山西大学, 2019(01)
- [8]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陕西保长制度与群体研究[D]. 闫子越.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9]太岳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兼论党的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众动员[J]. 岳谦厚,齐一璇.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10]乡村政治：地权变迁中的秩序建构 ——湖北省京山县的个案考察（1949-1956年）[D]. 汪洋.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