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盘点2001年省人代会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论文文献综述）
杨娟[1]（2018）在《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案例研究 ——以蜀道申遗提案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个政党,民主党派的主要职能是参与党的政治和政治事务,通过参与党的政治和政治事务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定。民主党派在我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过去的参政议政活动中,各民主党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派所掌握的信息量大,是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中,民主党派参与公共决策的最大优势是参政的“直通”性质。因此,作为政策参与者的民主党派更有可能接近决策中心。为适应多党合作的需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要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建设,提高党派的整体水平。在此特殊政治背景下,本文以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为研究对象,以公共决策、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展开研究。蜀道申遗提案自广元市政协大会发言被市政府及时采纳,再由四川省政协民进省委发言提交全国政协讨论,最后在全国政协四川政协委员小组发言。经过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努力,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促成了以下几个主要成果:一是广元市政协市委会出版剑门蜀道系列丛书;二是广元市成立了蜀道文化研究院;三是四川省政府成立了蜀道申遗工作领导小组;四是蜀道进入了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预备名单。从蜀道申遗提案所取得的主要成效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本文共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文章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问题和创新点、国内外研究综述、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二部分介绍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现状,包括会员结构、提案的数量与质量、开展的渠道及面临的问题。第三部分对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进行描述,详细阐述了蜀道申遗提案的背景、工作阶段、主要成效,并对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的典型性进行了分析与提炼,该提案是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与保护当地文化相结合,并最终转化成政府决策的典型案例。第四部分从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自身建设层面,参政议政外部生态层面,参政议政机制层面对广元市民主促进会顺利推动蜀道申遗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探讨了广元市民主促进会的参政议政能力。第五部分总结出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对提升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能力的启示:一是民主党派内部成员的主导作用和领导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参政议政的关键,二是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是参政议政的基石,三是完善参政议政机制是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民主党派可以结合自身特点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有针对性的加强以上三方面的能力建设。第六部分得出结论与展望:各个地方都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各个民主党派都有自己的界别特色,有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希望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案例能为其它地方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经验。
张莹[2]（2015）在《全国人大代表履职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代表主要职权有审议、提案、选举、表决、质询、专题调研、联系选民、参加代表小组活动等。然而在现实中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审议力度欠缺;质询权行使不充分;罢免权行使流于形式;提案水平有待提高;代表参会积极性不高;参加视察、调研的力度欠缺,听取群众意见的积极主动性欠缺。产生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全国人大代表个人层面和现行人大制度层面两方面。个人层面主要是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意识不足,代表能力欠缺;制度层面则涉及选举制度、会议制度、监督约束机制、闭会期间的履职机制等多方面原因。为了改变上述的诸多问题,本文重点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全国人大代表有效履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主要是从改善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结构;完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会议制度;拓宽全国人大代表日常履职的渠道;健全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监督机制;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保障机制;全国人大代表专职化探索7个方面进行改进。希望为完善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提供微薄的借鉴。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与权利维护。
谭翀[3]（2015）在《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认为,如果从“强制—诱导”、“高回应性—低回应性”两个纬度审视政策动员模式,可以将其划分为“强制灌输”、“政策促销”、“回应发布”、“政策营销”四种类型。而“政策营销”是一种特殊的“政策动员模式”和“政策管理工具”,它是政府等公共部门为了推动某项政策议程或者保障既定政策的顺利执行,运用类似企业营销的理念和技术了解和回应政策对象的诉求,尽可能使用强制性低的说服、诱导性政策工具,来获取民众对政策的认同与支持,最终实现公共部门与政策对象需求的互配,提升社会整体福利的方法和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政府的政策动员模式发生了转型:传统的“强制灌输”模式开始弱化、“政策营销”模式开始成为新的趋势。特别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各级政府在政策动员的实践中对“营销”的应用越来越多,并呈现出转型期的特点。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中国政策营销的实践过程中,“营销失灵”的现象十分突出。“政策营销失灵”是指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对象的需求应当却最终未能通过“营销”这种“价值交换”方式得以互配。在以下几个情况下可能发生政策营销失灵:政府和公共部门在政策动员中未能在适当的时机启动“政策营销”;或者尽管启动了“政策营销”但未能按照预期成功地提升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或者即便是有效提升了政策对象的认同和支持,但这种认同和支持并不持久,未能够形成足够的资源以保障政策系统内下一次政策营销的成功开展。可以将这些政策营销失灵现象划分为:“启动失灵”（政策营销未启动、政策营销启动滞后）、“产出失灵”（整合性产出失灵、区隔性产出失灵）、“反馈失灵”（路径依赖失灵、溢出效应失灵）。为什么政策推动者未能运用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管理理念来避免政策营销的失灵现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本文的主要任务。在总结国内外学者早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政策营销作为一种政策动员模式,其是否被运用以及其运用的效果如何都与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密切相关。政策营销的应用过程也是政策网络成员对其进行学习的渐进过程,政策营销学习与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相互建构。在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一个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网络结构—政策学习”整合分析模型,力图对政策营销失灵的机理进行解释。具体可以表述如下: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特征可以用两个维度来考察:其一为政策倡导联盟各自的“竞争”能力,包括政策网络成员各自拥有资源的多寡,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倡导联盟的力量对比和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高低;其二是政策网络成员间及倡导联盟间交流互动程度的高低,以及由此决定的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政策营销能否被应用以及应用的效果如何与这两个维度密切相关,因为前者决定了政策营销双方是否具有进行平等交换的能力和诉求;后者决定了政策营销双方是否有进行平等交换的机会和渠道。当政策网络中政策动员方垄断了政策资源,政策网络又高度封闭的情况下政策营销根本就不会启动;当政策动员双方竞争实力相对均衡,政策网络开放度高,政策网络成员间既有平等交换的能力和诉求,又有充足的平等交换的机会和渠道,政策营销就会成功;而当政策动员方客观上无法垄断政策资源,政策受众的竞争能力开始增强,但政策网络却仍旧相对封闭,政策营销双方的价值诉求和交换预期以及由此决定的各自博弈策略往往无法达成一致,政策营销就会失灵。政策营销的理念和技术可以划分为“次要层面”、“近核心层”、“根本核心层”。政策营销的应用过程本身也是政策网络成员对“政策营销”模式学习的过程,学习又是渐进的。对政策动员方来说,其对政策营销的应用策略往往会经历“在技术—操作层面运用”（借鉴了政策营销的具体技术,但不刻意考虑各项技术的“整合性”问题）、“在管理—战术层面运用”（充分考虑“产品”、“价格”、“渠道”、“促销”等多种要素的呼应和配合,考虑政策营销各部门之间的整合,以期达至最佳的政策营销效果）、在“价值—战略层面运用”（将营销的重点放在构建政策营销主客体之间牢固的,充满信任的合作关系和协商机制上）几个阶段;对政策受众方来说,其应对策略也往往会有“泠漠对待”、“抵制抗争”、“合作参与”几种变化。尽管在实践中由于政策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双方的应对策略并不一定会一一对应,也不一定体现为严格的线性演变,但却会呈现由浅入深、逐渐向核心层面靠拢的总体格局。政策营销的学习过程也在逐渐改变着政策倡议联盟的竞争能力和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从而也建构着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本文通过对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以及深圳垃圾分类减量政策三组政策营销的案例进行比较,以证明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营销策略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还通过对1988年到2014年深圳市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过程中政策营销运用变迁的分析,描述了政策营销双方对该政策动员模式渐进的学习过程,以及政策营销双方的策略选择与政策网络关系之间的相互建构作用。本文认为,提升政策网络成员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提升政策网络的开放程度,并最终促成政策网络的结构变迁是解决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关键。具体而言应该分别从技术层面、价值重塑（“公共性与工艺性的双重兼顾”、“以顾客为导向理念的树立”、“慎议式民主体验”）、制度规范（“绩效评估改革”、“伙伴关系的建立”、“行政流程的再造”）三个层面进行改进。
贾国成[4]（2015）在《上海工商界与抗美援朝》文中提出1949年的胜利赋予了这个年份特殊的意义，它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新旧中国的一道分水岭，中国社会由此开启了近代以来的又一次转型。1950年10月，为应对朝鲜战争的威胁，中共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场战争不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对新中国意义重大。1950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演变的年代，以抗美援朝为契机，新政府对上海工商界展开了全方位的介入，于是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开始发生转向。从此，工商界的命运不仅取决于自身经济地位的强弱，而且更取决于国家介入的强度与决心。与1950年代社会的剧烈演变同样令人深感兴趣的是，革命者与城市精英阶层的结盟。革命者的举动对城市精英产生了无可置疑的吸引力，上海工商界作为城市精英的代表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城市精英在建国时期与新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是一条理解1950年代社会氛围和政治气候的重要线索。我们所考察的对象不是历史中一群个别的、无意识的个体，相反他们代表了站在现代化最前端的有识之士，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换言之，他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使我们可以从中探究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者的普遍生存处境。通过本文以期达到如下三重目的：其一，本文通过对上海工商界在抗美援朝期间的努力进行梳理，尝试还原那段宏大的历史场面，力求把故事讲清楚，并尽力纠正宏大历史叙述中存在的“以讹传讹”现象；其二，通过对抗美援朝期间新政权对工商界展开介入的阐释，进一步揭示这段历史背后的政治因素，以及阐明工商界内部“二次分化”的历史事实；其三，通过对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与中下层工商业者在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及不同结局的个案分析，以此来窥视工商业者在面对政治运动时的复杂心理状态，并以此来重构上海当时那个复杂多变的历史场景。
邹洪凯[5]（2014）在《党内监督科学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全面掌握公共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内监督，保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正确行使权力，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当前，党内监督实践与时代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存在不相适应的地方，在指导方针、权力结构、基础制度、方式方法、评价体系、监督体制等方面还缺乏科学性，因此必须结合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以科学理论指导、科学制度保障、科学方法推进、科学组织支持党内监督，实现党内监督的科学化，并以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把党内监督置于大监督的视阈和反腐败的视角中研究，并引入廉政风险防控、防止利益冲突、网络监督等新的方式方法，以体现时代性，富于创新性。本文内容共分四部分八章，具体如下：第一部分研究如何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党内监督，主要内容为正文第一章。分析党内监督的科学理论，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的关于党内监督的科学思想。第二部分研究如何以科学的制度保障党内监督，主要内容为正文二至四章。分析了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通过改革推动党内权力系统内部之间相互制衡和监督。阐述了党务公开在党内监督中的基础地位，对系统化推进党务公开的突破口——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重点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并以财产申报制度为重点，分析存在的制度困境，提出完善制度的路径。第三部分研究如何以科学的方法推进党内监督，主要内容为正文五至七章。在党内监督中引入廉政风险防控理念，提出党内监督的核心是规范权力运行，可以通过廉政风险防控实现全程监督。研究了党内监督的新形式——网络监督，分析了网络监督的积极作用，提出网络监督的现实问题与规范发展的方向。分析了党内监督现行的评价模式，提出构建以勤廉满意度指标体系为主要内容、以第三方民意调查为主要方式的考评机制。第四部分研究如何以科学的组织支持党内监督，主要内容为正文第八章。指出现有的党内监督组织体系必须加以改进和完善，要以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地位和组建综合性反腐败机构为重点改革纪检监察领导体制，以突出巡视重点、改进巡视方式为抓手完善党内巡视监督制度，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为突破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本文提出了党内监督科学化的概念，从理论、制度、方法和组织四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在具体研究中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根据党内监督的现实问题提出思路对策，并以此指导党内监督实践，推动权力正确行使。
刘杰[6]（2013）在《权力结构与个体行动：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公务员口常公务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以权力场为核心概念,通过对五级政府公务员的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从整体的、过程的、具象的角度力图对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及其特征做出解释,从更微观的视角、更可视的前台、更务实的角度观察和反思政府运行。本文核心观点是：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可以分为三类：文字行为、会议行为和走访行为（包含检查、接待和跑项目）,从历史上看,这些行为方式是由权力场决定的,从现实来看,当前的权力场决定了这些行为方式的特征。所谓“权力场”即是特定的价值结构、组织架构、权力运作的综合。本文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公务员每天在干什么?即从口常行为的角度,公务员每天从事哪些公务活动,如何对这些活动进行归纳、概括和描述?第二、为何以这些方式行使公务?各种日常公务行为是如何形成并固化的?第三、当前公务员这种行为方式的特征何在,其原因又是什么?研究表明：第一、各级政府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具有内容上的可视性和结构上的同质性。各级公务员日常公务活动主要是写文字、开会和走访接待,这三类行为成为其工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字写作主要包括以文对人、以文对事和以文对文三类,在文学性、政治性、行政性三色之间寻求光谱的最佳组合,但三者存在很大的冲突,很难一致。开会包括决策性会议、协调性会议、执行性会议、交流性会议和象征性会议,对不同类型的会议有不同的偏好和动机,组织会议要从政治性、行政性、技术性三个角度实现统一。检查、接待和走访则同样具有普遍性。这三类行为具有鲜明的特征,在物理特征上表现为量的不断增加,在功能特征上最大的特点是行为过程中的偏离,即对原有功能的一种偏离甚至走向反面,主要表现为文字的具文主义、会议的低效锁定和走访的异化。这类行为是几乎所有公务员的工作方式,可以说是“朝野一致”、“官兵一致”、“四海一致”第二、通过对文字、会议和走访行为的历史追溯,表明这三类行为方式由历史上的权力场决定,具有必然性。公务行为方式的产生和变迁,是历史上的权力场所决定的,取决于政治组织架构的设计、政治权力关系格局和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服从和服务于特定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文字对于公共权力具有载体关系,是权力得以实现的要素之一,文字塑造了权力的合法性,实现了权力的秩序化,也实现了权力的理性化。文字是科层结构运行的前提,是科层结构展开的支撑。会议是权力的运行方式,是权力合法性的最主要标志,会议和科层组织存在着天然的关系,特别是在现代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生活中更是如此。检查和接待、跑关系也伴随着公共权力在科层体系的分化和延伸而得以发展,这些行为和官本位的组织结构、政治文化也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文字、会议、走访必然与公务员不可分割。第二、当前公务行为的特征是由当前权力场所决定的。当前的权力场,既有传统权力场对权力合法化、理性化、秩序化的要求,对科层结构展开和巩固的诉求,又具有新的面貌。一是集权约束,包括社会集权、府际集权和个体集权,二是科层内卷,即人员、机构、管墀上不断扩张,但结构却没有得到优化,二是文化惯性,即级别崇拜、运动治理和公私混合的影响。这些新的变化对公务员行为形成了三个法则：老大法则,即领导和上级的意志主导公务员行为。模糊法则,即以工作量而不是质来证明机构地位。惰性法则,即官场文化的影响。而这三个法则决定了行为特征的诸多方面。最后,本文还探讨了行为方式改进的可能。从对当前公务员口常公务行为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存在着普遍的低效。在既定的权力场结构下,可以从技术层面对公务员行为方式及其效率进行有限的改进。但从长远来看,需要对权力场进行周期性的改良,以使公务行为保持一定的效率,维系政府运行的有效。
赵胜忠[7]（2012）在《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文中提出作为一种兼具政治性与技术性的权力工具,统计始终处于政治系统这一外部环境之中,并直接受其影响与规训。为了增强汲取能力、渗透能力以及政治合法化等国家能力,提高统治和治理的绩效,处于建设与成长过程中的现代国家开始对数目字管理的统计技术提出新的需求,并以其不断增强的科化，理性化提高了对统计的供给能力。现代国家所所导致的统计供需关系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现代时期统计与权力的松散关系,改变了统计与其他行政行为混溶在一起的未分化、低技术的状态,开启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发展之路。为了达致政治效益最大化的追求,现代国家按照自己的需要对统计不断地进行着规训和塑造,为统计制定了不同的角色模式和职能定位：有时突出统计在资源汲取以及科学决策中的信息功能,有时则转而强调政治动员以及提供政治合法化辩护的政治功能。与此同时,现代国家还对统计的组织机构、活动范围和运行规则另外三个变量进行了规训,使之能够与政治设定的职能界定相适应。总体而言,统计职能、机构人员、活动范围、运行规则随现代国家建设与成长过程的不断调整就构成了统计现代转型的基本面相。然而,统计的现代转型并不是直线式的发展,统计现代化的四个主要变量的发展也并不是同步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现代国家,不仅面临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而且承担着不同的国家职能与发展使命,因此,它对统计的需求方式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统计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政治需求出现了“技术导向”和“政治导向”两种不同的路径。当技术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统计的技术理性显示出竞争性优势；当政治导向占据主导地位时,政治价值的需求就会压倒统计的技术理性,统计的自主性就受到很大的压制。由于两种发展路径的相互竞争,统计的现代发展之旅先后呈现出技术范式、意识形态范式和治理范式三种不同的范式。从晚清经北洋政府至南京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统计体现了“技术导向”的发展方向,制度变迁的共同轨迹是以西方为参照系进行了制度创新：自上而下地推进统计机构建设、统计范围急速扩大、引进现代的统计方法。不管统计制度调整带如何变化,这一时期统计工作的职能始终是作为政府履行“积极行政”的信息工具,统计工作虽然也出现过政治化的偶然现象,但更多的是作为技术工具在发挥着作用,没有脱离“技术导向”的发展轨道。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高度强调统计的政治价值,在重视统计的技术特征的同时,特别突出政治动员、合法化证明等政治功能。为了发挥政治动员的作用,全能主义国家不仅按照灵活简便的原则改造了科层制的统计机构,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选配统计人员,要求统计范围跟随国家的中心工作及时调整,按照政治正确性的原则塑造统计运行规则。这一时期,统计的技术性受到政治的压制与批判。1978年后,国家执政理念的变化以及公民社会的形成,使统计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统计迅速实现了“去政治化”,并开启了从为国家管理服务的权力工具向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服务的公共产品转变的新转型。事实上,统计与权力的关系并不止“政治规训统计”这一单向过程,还有“统计反作用权力”的另一个过程。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统计技术通过其理性化、可计算的手段提高了国家能力,改变了国家的治理空间,提高了国家政权的理性化程度,增强了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塑造了现代公民和现代社会,从而推进了现代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然而,由于权力对统计的误用或者过度使用,不仅影响了统计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对国家治理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严重时甚至会造成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统计理应与与其处于其中的政治系统保持一定的契合性。但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现代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专业特征,适当剥离统计数字所承载的利益功能,尤其是要引入社会监督。只有合理界定了统计技术的功能边界,实现了统计技术的政治性与技术性的平衡,才能实现统计与权力良性互动的目标,既有利于统计技术的发展,也有利于现代国家的建设与成长。
周慧[8]（2011）在《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近年来推行的问责制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遏制突发事件频繁发生方面效果似乎并不明显。因此,将问责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结合起来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三个方面来研究突发事件问责问题。第一部分是关于问责的历史、规范和概念,包含本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研究,包含本文的第三、四、五章;第三部分关于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研究,包含本文的第六、七章,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是有关问责的历史和规范的研究。问责是个实践问题也是个历史问题。对问责历史的考察是从实践史、制度史和观念史三个层面分别着手的。问责史的考察范围围绕“问责制”的建设来确定。通过实证调查的方法详细考察我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颁布的问责法规,不仅了解到我国地方政府在问责问题上的态度,也为突发事件问责研究带来启示和思考。第二章是关于“accountability”的概念及其理论趋向的研究。依据英文相关文献,本章首先考察了accountability作为问责这层含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如何和中文“问责”之间建立了相应的联系;其次还考察了问责的定义、问责类型和关系、问责的功能、不足与界限;第三,主要考察了问责理论基础及其新的理论趋向。基于民主宪政理论,现在平行问责、协商问责、事前问责、基于公共安全的个体问责等问责新观念比较流行。第三章是有关“问责”观念的重新解释。我国传统问责主要是一种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垂直问责,它是以事后的责任追究为主要内容,这种观念不仅与accountability概念内涵大异其趣,而且也不利于本文的进一步研究。第四章是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的研究。突发事件应对是一种过程应对。以事后责任追究为主要形式的现行问责制度不能有效监督突发事件应对过程责任的落实,构建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并将之作为法律追责的前置程序,不仅能弥补这一缺憾,而且有利于应急管理体制的完善。转变问责观念的直接动因是突发事件应对的现实困境。“问责”的核心内涵在于问责主体对责任主体履职过程的监督、过问,以及责任主体对监督、过问的回应,仅将问责制理解为责任追究制不可避免会带来诸多问题,突发事件事后问责不利于突发事件的整体应对,也难以保证应对过程责任的层层落实。构建应对问责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应急管理和落实突发事件应对过程中的责任,因而应对问责应遵循三大原则;应对问责的法律关系是应对问责制的核心内容,它与应对问责制的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客体、问责情形和方式等概念密切相连,主要表现为性质不同的三类问责主体与四类问责对象之间的五大关系;应对问责程序是以“责任实现”为中心而设计的,应遵循“闭合原则”和“效率原则”,但实践中程序模式的选择,应以非正式简易程序为原则,正式的普通程序为例外。第五章是关于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法制化研究。在现有的有关突发事件应对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来构建突发事件应对制是本章研究的出发点。因此,本章详细分析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相关责任条款,分析其中的不足并给出相关的修改建议。在此基础上,并结合上一章的内容,试拟了《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暂行办法》。第六章是有关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的整体考察。我国有关突发事件的安全监管的最大问题是监管主体过于复杂。因此本章主要考察了安全监管的机构及监管体制,并对突发事件安全监管的事前问责给予了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论证。第七章是有关事故灾难的安全监管问责研究。突发事件问责案例表明,突发事件频繁发生,除有关企业不落实主体责任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安全监管责任没有落实。这是构建安全监管问责制度的直接动因。实施安全监管问责不仅有重要政治意义,也是现实的需要。安全监管体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监管事项众多、监管主体多元、监管职责交叉重叠上。安全监管体制直接关系到监管问责的主体、对象和客体。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重要性,安全监管问责应当考虑事前问责的必要和可能,借助“责任链”假说,可对此予以成功论证。安全监管责任的规定分散于不同层级的各类法规当中,它关系到安全监管问责情形的拟定和具体制度设计。基于防范同类事件发生的目的,拟定安全监管问责情形必须考虑以前的相关问责案例。“多头监管”是目前我国安全监管中的最大问题,解决此问题可构建“一头督查、多头分管”问责主体制度。
谭承友[9]（2011）在《税收权力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力是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税收是伴随国家产生出现的范畴。税收权力是综合税收与权力而提出的概念。税收权力应该是税收学的基本范畴,在税收体系之中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社会）在解决了税收权力问题之后,才能开始制定税收制度、税收政策,组建税收机构。所以理解税收权力是理解税收制度、税收政策与税收机构的基础。而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又决定了人们的经济等行为,由此产生了税收效应。从动力学角度看,税收权力是税收体系的动力因素,税收权力研究属于税收动力学的领域,是理解税收现象不可缺少的理论基础与理论环节。忽视税收权力,不研究税收权力,就很难理解税收现象的产生来源,很难理解税收领域发展变化的原因。但是传统税收研究对税收权力多有忽略,没有系统研究税收权力。作者认为,税收权力的系统研究对于推进税收理论的发展是必要的。传统税收理论难以解释税收现象,因为在人们理解税收的框架之中缺乏了税收权力这一环节,或者这一环节过于模糊。事实上,在每一种税收现象背后都有税收权力因素的存在,在税制改革、税务机构改革、税收征管改革、税收管理体制改革等等事件之中都存在着税收权力。传统税收研究对诸如税收制度如何建立,如何发展演化等基本问题都缺乏明确系统的理论框架。为了加深对税收制度的制定、执行与改革等的认识,需要研究税收制度背后的税收权力。中国十多年前提出的税权范畴是与税收权力最为相关的范畴。但是税权范畴以及围绕其展开的相关研究存在着概念模糊、各种观点对立等问题（参见文献述评的分析）,妨碍了人们对税权的深入认识。将税权之中的税收权力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研究,很可能是澄清税权研究之中的模糊与混乱,推进税权研究的出路所在。税收权力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包括：税收权力是什么,税收权力是如何产生、建立与运行的,税收权力会带来什么效应,最优税收权力是否存在,具有怎样的特征,如何优化税收权力。本文将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税收权力机制的讨论,第二部分讨论税收权力的决定、效应与优化。第三部分是利用前面的理论研究中国现实税收权力,探索其优化的途径。第1章,导论。本章包括论题的提出,文献述评,税收权力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创新与不足六个方面。第2章,税收权力机制分析。2.1节是权力的一般分析,研究了权力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权力本质、特征、要素分类、形式、范围、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等。这就为税收权力研究奠定了权力理论基础。2.2节分析税收权力机制,提出税收权力机制。从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两个方面对税收权力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讨论了税收权力行为机制,提出税收权力机制由征税-用税机制与传导机制构成,税收权力是在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行为博弈之中实施的。第3章税收权力的决定。在此之前,在3.1节先一般性地讨论是税收权力的产生,考察了税收权力产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丰富了传统关于税收起源问题的分析。3.2,3.3,3.4三节依次从政治、经济、社会三个侧面（每一个侧面都包含了权利、权力、制度、组织与行为的环节）研究税收权力的决定（每一个社会、国.家或政府如何建立税收权力,税收权力建立之后是如何运行）,研究它们对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与税收使用权的影响。本章在3.5节之中,将它们综合起来,建立了税收权力决定的一个综合框架。税收权力综合决定框架的建立对税收权力机制的决定环节的丰富与展开,是税收权力理论建构的必要环节,也是实现建立具有解释能力的税收权力理论的关键步骤。第4章分析税收权力效应。本章考虑税收规模与税收使用状况,分析税收权力对政治、经济、社会等的影响。4.1节讨论税收权力的政治效应。分别讨论了税收权力对政治权利、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与政治行为的影响。对民主税收权力与专制税收权力政治效应的不同做了比较分析。最后,在4.1.5专门讨论了税收权力对政治稳定的影响。4.2节讨论税收权力的经济效应,包括税收权力对经济权利、税收制度、经济组织以及经济运行的影响。税收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分为微观经济效应与宏观经济效应。在宏观经济效应方面,主要讨论了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税收权力影响经济增长的AK模型。在4.2节的最后,对西方经济学关于税收效应认识的混乱与矛盾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探索提出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提出从事前理性与事后非理性、自利动机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来建立包含产权-税收-国家在内的逻辑自洽的经济理论的设想,因此这部分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4.3节研究税收权力的社会效应。本节依次讨论了税收权力对社会权利、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行为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4.3.2之中讨论税收权力对社会制度的影响时,对税收权力对非正式制度即文化的影响做了较为丰富的讨论。在4.3.5之中讨论税收权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讨论了税收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影响,其中对税收权力影响社会和谐状况的问题进行了相当全面的讨论。第5章是最优税收权力分析。最优税收权力是税收权力优化的标准与目的。在5.1节对最优税收权力进行了一般分析,对最优税收权力进行了界定,提出了税收权力标准体系。5.2节讨论最优税收权力的宏观政治前提即税权均衡,5.3节从最优税收权力的供需对比角度最优税收权力的必要条件：税收权力供需均衡,5.4节讨论最优税收权力的运行状态,即公正与效率的最优权衡,5.5节从最优税收权力的行为均衡（博弈均衡）与机制设计方面对最优税收权力进行各方面的研究。第6章,研究中国税收权力优化。6.1节考察中国税收权力发展历程,对中国税收权力的产生、中国封建社会的税收权力,近代中国税收权力以及解放后税收权力的发展历史进行了长程分析,特别是对封建社会税收权力的基本格局进行了概括与归纳。对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税收权力的发展历程则进行了着重的讨论。6.2节是中国税收权力现状分析。对中国税收权力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对中国税收权力存在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确认,并且分析了中国税收权力问题的原因,以及中国税收权力产生的效应。6.3节考察税收权力优化的国际经验,主要考察了其他国家与地区税收权力建设的一些先进经验。6.4节基于对问题的把握以及优化的理论探索,国际经验等讨论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基本对策,是全面系统的政策建议。本节提出了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基本原则,分别讨论了中国税收立法权、税收执法权、税收司法权与税收使用权优化的基本对策或建议。最后,在6.5节之中讨论了中国税收权力优化动力与前景,简单讨论了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现实基础、基本途径,与可能的力量。本文的可能创新包括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现实研究等方面的创新。1.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税收权力具有政治性、经济性与社会性,而传统税收理论仅偏重于经济属性的分析,对税收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分析很弱,其根源在于忽略了税收背后的权力因素,而权力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需要引入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加强对税收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研究,并且在此基础进行综合以把握税收权力的整体性。系统研究税收权力需要综合多学科理论对税收权力的认识。综合的基础是应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税收权力所获得各个税收权力命题（判断）,然后根据逻辑法则与系统论的思想,将这些命题分类、分层次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结构决定效应的综合机制系统。本文运用“结构-行为-效应”的新范式,以实现税收权力综合研究的目标。2.提出税收权力博弈链概念,拓展了博弈分析博弈链是参与者之间具有权力-权利关系多个密切相关的博弈构成的整体。应用博弈链均衡分析方法,使得博弈论可以分析n-人博弈之中具有“权力-权利”关系的博弈结构。博弈链均衡要求博弈链之中的每一个博弈都同时达到均衡,从而每一个博弈均衡就可能彼此相互影响。博弈链分析方法能解决传统税收博弈只进行单一博弈均衡分析,税收博弈分析很难与优化分析结合的问题,拓展了博弈分析方法。本文应用博弈链研究了税收博弈,提出包括征纳税博弈,纳税用税博弈与用税征税博弈的税收权力博弈链,发现在普通假设之下可以求出税收权力博弈链的均衡策略。在理论与观点方面,本文有如下可能的创新：1.创立了税收权力机制的理论框架文献述评显示税收权力研究至今是理论研究的盲区。本文将税收与权力相结合,从税收制度、税收管理等现象中抽象出税收权力概念,并且进一步从机制角度提出税收权力机制范畴,构建了税收权力机制的理论框架。（1）静态分析方面,对税收本质与税收权力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就税收本质而言,对学界关于税收本质的强制说与交换说评价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吸收各自合理之处,即：应该承认强制是税收的保障,而交换是税收价值的必要基础；由此提出税收本质是以强制力作为保障的为获得公共福利而对私人财产与收入进行的征收。就税收权力本质而言,应用权力本质的理论讨论分析税收权力本质,提出税收权力本质不是能力,也不是资源,认为税收权力的本质是一种以私人产权为基础,以强制能力为后盾,围绕税收而建立起来的不对称社会关系。将税收权力与机制相结合,提出了税收权力机制是税收权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制约而形成的稳定的联系模式。（2）动态分析方面,对税收权力机制作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税收权力机制包括课税机制与传导机制（信息机制、心理行为机制以及变量机制）与用税机制构成。这里拓展了Lewin行为模型,提出了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行为博弈决定税收权力运行与效应的模型。税收权力机制的作用过程可表示为“社会环境变量E→税收权力环境变量Et→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心理变量E1-2/P→税收权力主体与税收权力客体行为变量B1-2→博弈G（B1,B2）→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量”之间的作用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决定阶段、实施阶段、效应形成阶段。于是税收权力运行就从社会环境影响税收权力,税收权力再反过来影响社会环境,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这就是税收权力循环。税收权力循环的周而复始就构成税收权力周转。税收权力周转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范畴,分析税收权力周转的状态可以评估税收权力的稳定性。2.构建了税收权力决定理论（1）提出“权利-权力-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税收权力决定论范式。“权利-权力-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范式是一种新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这里的结构包括“权利-权力-制度-组织”四个层次。从绩效开始从后向前逆推,绩效是由行为直接决定的。行为由主体组织实施。主体包括个体与组织两类形态,组织是个体的集合,这里只考虑组织对行为的影响。行为与组织的依据是制度（包括非正式制度）。组织依据制度建立与运行,组织内部也有规范成员行为的制度。制度由权力建立,而权力的根源是权利。因此权利对于绩效的影响是初始性的。从行为决定看,行为由权力、权利、制度、组织决定,不同的权利、权力、组织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应该从这四个方面综合考察行为的实施与变化。这个范式为税收权力的决定与效应带来了一个规范的论述结构或框架。（2）税收权力决定包括税收权力的政治决定、经济决定与社会决定三个方面。在政治决定方面,提出不同的政治权利结构、政治权力状况、政治制度与政治组织都会影响税收权力的设立,政治行为对税收权力的影响是前面这个方面影响的综合；应用公共选择理论的中位投票人模型,建立了税收权力决定的中位投票人模型。在经济决定方面,综合分析了经济权利格局、经济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行为对税收权力决定的影响,特别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对税收权力的影响。在社会决定方面,深入考察了社会权力、社会权利、社会制度与社会组织等社会因素对税收权力设立与运行状况的影响。最后,本文建立了社会环境系统决定税收权力的综合模型。3.拓展了税收效应理论提出并且论证了税收权力具有政治效应、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观点,从而拓展了税收效应理论。（1）政治效应的创新分析。本文提出税收权力政治效应就是税收权力能够影响政治权利、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行为与政治稳定。提出了如下一些可能的新观点：税收权力可能影响政党制度的演化；对税收权力对政治稳定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将亨廷顿政治稳定理论在税收权力的政治稳定效应上进行了应用,发现其具有分析上的不确定性；良好的税收权力运行会鼓励人们的政治参与,促进政治发展。（2）经济效应的创新分析。①提出了基于税收权力的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将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到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用历史事实来加以佐证。提出了基于税收权力的内生经济增长的AK模型,研究了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影响机理。比较分析民主税收权力与专制税收权力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提出专制税收权力之下经济增长波动性很大,而民主税收权力使得经济增长相对稳定。②探讨了传统税收理论关于税收具有负效应观点的局限性。其局限性在于,该观点存在理性上的矛盾,不是逻辑自洽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暗含着零税均衡状态为最优的假设。因此这是一个零税乌托邦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它不认为税收对于维持整个社会健康运行是必要的。本文认为,应该贯彻机会主义假设,结合税收使用分析税收效应。如果根据事前理性的假设,则人类会建立具有正效应的税收权力；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可能导致关于税收的集体选择并非理想,事后证明是非理性的；或者由于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导致人类难以组织有效的集体行动以致建立起不利于多数社会成员的税收权力与税收制度体系,从而导致税收体系无法带来正效应；或者理性的税收选择也由于税收权力主体的自利行为导致税收权力的异化与偏差,导致税收负效应出现。因此一般而言税收效应应该具有二重性。这就解决了税收效应的传统观点存在的理性矛盾,使税收效应理论在逻辑上更为自洽。4.创建了最优税收权力分析体系（1）对税收权力优化的核心问题——最优税收权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最优税收权力标准的体系：它包括税权均衡,税收权力供需均衡,税收权力运行最优税收权力行为均衡、以及最优税收权力效应标准等标准体系。（2）税权均衡是最优税收权力的政治基础与前提。税权均衡要求税收权力具有正义性；税收权利最大化,包括最大化税收立法参与率；最优化监督税收权力运行权利等标准。税权均衡的制度实现方面提出了零基选举以消除既定权力机构对新时期税收权力设立的不利影响主张,以及其他一整套完善税收权利以消除税收权力异化,导致税权失衡的制度安排。（3）税收权力供需均衡是在税权均衡前提下税收权力自身的均衡。最优税收权力要求税收权力供给与需求均衡,此时决定的税收负担就是最优宏观税负；要求税收权力缺口最小化,税收权力供需适应性最大化等。提出现实的与理想的税收权力供需均衡概念；认为税收权力优化需要基于理想的收入分配格局,即税收权力应该有利于形成最优的收入分配状况,追求以此为目标形成的税收权力供需均衡才是真正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税收权力优化。（4）将博弈论与效用分析相结合建立了最优税收权力的博弈链均衡体系。在一般的博弈链均衡基础上,最优税收权力博弈链的均衡分析将博弈链均衡分析与效用分析相结合,将激励相容约束、参与约束与预算平衡联系起来,根据通常的效用函数与公共产品生产函数,得到了最优税率解,最优工资与最优就业结构。最优税收权力博弈链均衡策略就是由这三个最优解决定的。最优税收权力博弈链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是,赋予纳税人参与建立税收权力的权利,他们就会建立一个预算平衡的、可执行的、征税人与用税人获得必要激励的最优税收权力体系。这就是说最优税收权力应该基于博弈链均衡进行有关机制设计。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赋予纳税人以建立、调整税收权力的权利。因此税收权力优化的机制设计需要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在研究现实税收权力方面,本文可能的应用价值是：本文对中国税收权力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对中国税收权力的发展历史作了一个全景式的描述。从税收权力各环节描述了中国税收权力现状,依据最优税收权力理论把握中国税收权力存在的问题,剖析了税收权力问题的原因,考察了其影响,提出了税收权力的优化对策。在对策方面,强调从完善“政治权利-税收权利”角度优化税收权力。因为税收权力是一个包括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税收司法与税收使用在内的权力体系,因此解决税收权力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环节,使各环节相互配合。从整体上说,本文的贡献可能在于,将曾经长期被隐藏在税收制度、税收管理背后的税收权力因素凸显出来,系统地阐述了税收权力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这就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拓展了税收研究的视野。作者希望本文的思考能够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能够由此扩大税收研究的范围,获得更加科学的认识。
董明[10]（2011）在《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转型是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议题,也承载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责任。而无限丰富的社会事实则给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并已从中揭示了人类社会转型的最基本进路,即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但已有的经典研究大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基本背景,尽管这也的确是对人类文明演进基本面相的一种呈现,但显然还不能涵括客观现实的全部内容,尤其是不可能以此简单比附自上世纪后半叶以降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基本特质与路径选择。随着19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其间所展现出来的社会转型的独特魅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浓厚的研究兴趣,迄今也已提出了不少各具特点且有不同影响力的解释框架及基本观点。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若干特征,但一方面由于研究视角上仍不可避免地存在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同时更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异常迅猛,使得既有研究或多或少地出现了“理论的贫困”:中国的发展究竟将朝着怎样的方向演进?她最终会是向着已被认知的人类文明发展基本规律的一种持续趋近,抑或可能会因此贡献一种迥异的模式?总的看,迄今的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尚显力不能逮。应当承认,面对这一繁杂的研究议题,基于研究者本人事实上难以摆脱的研究局限,这的确是个难题。因此找到一个较恰当的个案与切入点,借助于最新最生动的事实材料,从中梳理出蕴藏其间的若干真实理路,则将是对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必要且可行的有益工作。本文正是这样一项推进性的研究工作:选择浙江省义乌市这个新兴商贸城市为个案,以其中极具活力的商人群体形成发展为研究切入点,通过探究由此而带给地方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实际变化,试图从中揭示处于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相互交织中的我国社会转型的一般性路径特质、行动者逻辑以及可能的演进趋势等等议题。根据这一研究旨趣,本文采用的总体理论分析框架是政治社会学中使用最广泛的范畴之一即“国家—社会”关系。这不仅因为它较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我国社会转型中最基本的两大行动主体,即政权力量（包括中央和地方）与民间力量（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层面）,同时,正因这一框架已堪称理论经典,从而也有可能与西方既有的社会转型模式形成某种有意义的比照对话,以更便于凸显我们的独特性所在。当然,正是鉴于我国的特殊性,本文并不预设一个学术规范意义上成熟的“公民社会”假定,而只是坚持从传统国家权力的渐趋消解、民间力量开始发挥作用的视角来观察社会转型的基本趋向。换言之,本研究将力图超越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思路,而是把国家与社会置于一个连续统（continuums）的两极,国家一极意味着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社会一极则意味着自由多元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任何一个国家,更毋论处于转型中的国家,其在特定时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或处于这两极当中的一极,或处于两极中间连续统的某一个特定位置。而这一特定位置的确定,则依赖于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如此,实际就将国家与社会关系置于一种动态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或能更接近于发展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之客观真实。一句话,本文更侧重于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互动的而非二元对立这种西方传统模式意义上来理解与描述。为此,研究中所运用到的主要理论概念包括:治理、行动者、公民社会、社会冲突与博弈,等。通过本文对义乌个案的分析发现,在整个义乌地方社会的变迁历程中,商人群体在其间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实际功效。即,主要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首先是义乌人尤其是义乌农民（这是义乌商人群体的基本社会来源）以其“韧武器”为基本行动方式,也就是以持续不辍的非暴力抗争且兼具足够韧劲与政府周旋的形式来顽强地表达和追求自身的利益,最终得以促成政府妥协式地积极跟进。虽然这种最原初的推进方式究其实质是农民“弱者的武器”的一种力量体现,但它却最终演化成了推动制度创新的具有颠覆性的力量。在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中,尽管政府的作用已开始由先前的被动转为相对主动,在制度供给与相应协调、规制方面开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积极程度”总体说来又需以商人群体为主体的民间力量所能认可或承受的程度为限,即在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托克维尔所期待的受到了限制的公权。正是在这种条件制约下,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型构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格局。诚然,基于中国国家权力的主导地位这一基本制度背景特点,无论政府处于或被动或主动的行为方式下,最终都是经由政府的政策调整或新制度的创设而得到确定,都毋庸置疑地体现了政府理性的结果,而越到发展中后期,动力机制甚至已更多地偏向由政府供给导向的制度创新所决定,但此时的政府供给显然已不可能完全是原先压力型体制下权力与利益之间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分配关系,而逐渐转变为政府与民间的上下互动式博弈,并且这种互动博弈的场域随着经济的弥散性而得以不断拓展。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各层面,以商人群体为主要社会构成的民间力量同样渐趋活跃,已昭示着在经济民主的推动下体现在政治民主进而社会民主层面的新进展。而随着每一种新议程的出现,又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强化着或制约着相关联的其它方面,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多方互动与制衡的局面,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逆性。整个地方社会则由此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其趋向现代性、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向。即,义乌商人群体和义乌地方政府,他们作为成就义乌模式的两大主体力量,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管两者间具体关系将可能呈现为怎样的不同特征,但保持两者间力量的相对均衡以达成互动制约当属贯穿始终的要件。今后的义乌模式还将会怎样发展,从而地方社会的转型或变迁还将如何继续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商人群体为重要构成部分的社会力量与地方政府所代表的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状况。由上分析可见,尽管这里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显然有着较西方国家紧密得多的关联,但在发生逻辑、过程博弈和演进路径等多方面,其“家族相似”特点也是明显的,因此,这里的特殊性从本质上看并未完全脱嵌于“国家与社会”的一般演进规律。固然,这还仅是在个案基础上得到的阶段性判断,个案本身尚需持续关注,而更多事实的观察则是得出更确切结论所需的进一步工作。但即便如此,我们从一个侧面已然看到了一个古老东方国度在现代经济制度推进下,同样能够缓慢但却坚实地迈向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力量呈现,而不是相反。
二、盘点2001年省人代会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盘点2001年省人代会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论文提纲范文）
（1）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案例研究 ——以蜀道申遗提案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问题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创新点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1.4.1 相关概念界定 |
| 1.4.2 理论基础 |
| 1.5 研究思路、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5.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现状 |
| 2.1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基本情况 |
| 2.1.1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会员结构(2010年至2015年) |
| 2.1.2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提案的数量与质量(2010年至2015年) |
| 2.2 参政议政的主要途径 |
| 2.2.1 担任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
| 2.2.2 政府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
| 2.2.3 通过“两会”提交提案与议案 |
| 2.2.4 参加高层协商会 |
| 2.2.5 组织专题调研 |
| 2.3 广元市政府助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情况 |
| 2.3.1 政府重视 |
| 2.3.2 与政府部门及对口联系部门的结合 |
| 2.4 面临的问题 |
| 2.4.1 制度不健全 |
| 2.4.2 机制不完善 |
| 2.4.3 成员政治素质有待提高 |
| 2.4.4 参政议政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 |
| 2.4.5 社会支持不够 |
| 第三章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描述 |
| 3.1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的背景 |
| 3.1.1 蜀道信息基本情况 |
| 3.1.2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案的背景 |
| 3.2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的工作阶段 |
| 3.2.1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二支部调研阶段(2007年9月) |
| 3.2.2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市委会调研阶段(2009年..2011年) |
| 3.2.3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市委会提交蜀道申遗提案(2011年5月) |
| 3.2.4 提案办理 |
| 3.3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的主要成效 |
| 3.3.1 广元市政协市委会出版剑门蜀道系列丛书 |
| 3.3.2 广元市成立蜀道文化研究院 |
| 3.3.3 四川省政府成立蜀道申遗工作领导小组 |
| 3.3.4 蜀道进入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预备名单 |
| 3.4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的典型性 |
| 3.4.1 参政议政与保护当地文化相结合 |
| 3.4.2 参政议政与地方政治经济发展紧密联系 |
| 3.4.3 将保护当地文化、推动政治经济发展的提案转化为政府决策 |
| 第四章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顺利提出原因分析 |
| 4.1 广元市民主促进会蜀道申遗提案顺利提出的关键因素 |
| 4.1.1 民主党派内部成员的主导作用 |
| 4.1.2 领导的示范引领作用 |
| 4.1.3 基层支部的合理布局 |
| 4.1.4 广泛的社会支持 |
| 4.2 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层面 |
| 4.2.1 注重数量、注重质量、体现特色 |
| 4.2.2 增强政党意识,扩大群众基础 |
| 4.2.3 重视学习培训,提高参政议政本领 |
| 4.3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外部生态层面 |
| 4.3.1 相关制度的落实 |
| 4.3.2 拓展民主党派的知情渠道 |
| 4.3.3 社会各方的支持力度 |
| 4.4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机制层面 |
| 4.4.1 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 |
| 4.4.2 信息搜集机制 |
| 4.4.3 调查研究机制 |
| 4.4.4 工作保障机制 |
| 第五章 对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的启示 |
| 5.1 民主党派内部成员的主导作用和领导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参政议政的关键 |
| 5.1.1 民主党派内部成员的主导作用 |
| 5.1.2 领导的示范引领作用 |
| 5.2 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是参政议政的基石 |
| 5.2.1 充实民主党派参政议人才队伍 |
| 5.2.2 增强民主党派的代表性 |
| 5.2.3 提高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能力 |
| 5.3 优化外部环境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保证 |
| 5.3.1 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及反馈机制 |
| 5.3.2 创造更多的知情条件 |
| 5.3.3 提升社会各方的支持力度 |
| 5.4 完善参政议政机制是参政议政的必要条件 |
| 5.4.1 领导机制 |
| 5.4.2 运行机制 |
| 5.4.3 保障机制 |
| 5.4.4 激励机制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2）全国人大代表履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及目的、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目的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定位研究 |
| 1.2.2 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现状的研究 |
| 1.2.3 关于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机制的研究 |
| 1.2.4 关于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效果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案例研究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重点及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重点及难点 |
| 第2章 全国人大代表的法定职责及有效履职的意义 |
| 2.1 全国人大代表的法定职责 |
| 2.1.1 全国人大代表在开会期间的职责 |
| 2.1.2 全国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职责 |
| 2.2 全国人大代表有效履职的意义 |
| 2.2.1 有助于发挥其参与决策作用 |
| 2.2.2 有助于发挥其桥梁纽带作用 |
| 2.2.3 有助于发挥其监督检查作用 |
| 第3章 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1 全国人大代表开会期间的履职问题 |
| 3.1.1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审议力度欠缺 |
| 3.1.2 全国人大代表的质询权行使不充分 |
| 3.1.3 全国人大代表的罢免权行使流于形式 |
| 3.1.4 全国人大代表提案水平有待提高 |
| 3.2 全国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履职问题 |
| 3.2.1 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参与积极性不高 |
| 3.2.2 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视察、调研力度欠缺 |
| 3.2.3 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听取群众意见主动性欠缺 |
| 第4章 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出现问题的原因 |
| 4.1 全国人大代表个人方面的原因 |
| 4.1.1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代表意识不足 |
| 4.1.2 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代表能力欠缺 |
| 4.2 现行人大制度层面的原因 |
| 4.2.1 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上的原因 |
| 4.2.2 全国人大会议制度上的原因 |
| 4.2.3 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监督约束机制的原因 |
| 4.2.4 闭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机制的原因 |
| 第5章 推进全国人大代表有效履职的对策建议 |
| 5.1 改善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结构 |
| 5.1.1 降低官员代表的比例 |
| 5.1.2 扩大来自基层的全国人大代表比例 |
| 5.2 进一步完善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 |
| 5.2.1 改革和完善全国人大代表的提名制度 |
| 5.2.2 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程序 |
| 5.2.3 探索全国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 |
| 5.3 改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 |
| 5.3.1 适当延长全国人大会议议程时间 |
| 5.3.2 提高全国人大会议的透明度 |
| 5.4 拓宽全国人大代表日常履职的渠道 |
| 5.4.1 建立并推广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办公室 |
| 5.4.2 建立全国人大代表进社区制度 |
| 5.4.3 建立健全网络平台,利用互联网络了解民情 |
| 5.5 健全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监督机制 |
| 5.5.1 建立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公示制度 |
| 5.5.2 建立全国人大代表培训及述职测评制度 |
| 5.5.3 健全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问责罢免制度 |
| 5.6 完善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保障机制 |
| 5.6.1 配备全国人大代表助理工作人员 |
| 5.6.2 以立法形式保证全国人大代表履职时间 |
| 5.6.3 建立完备的财费申报制度 |
| 5.7 全国人大代表专职化探索 |
| 5.7.1 精简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是专职化改革的前提 |
| 5.7.2 直接选举是实现全国人大代表专职化的基础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3）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缘起 |
| 1.1.1 “公共政策营销”时代的来临 |
| 1.1.2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含台湾地区)相关研究的文献述评 |
| 1.2.3 文献综合简评 |
| 1.3 研究的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
| 1.3.3 理论创新与现实意义 |
| 1.3.4 推论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已采用的规避措施 |
| 第二章 “政策营销”与“政策营销失灵” |
| 2.1 “政策营销”的起源 |
| 2.1.1 公共政策分析的跨学科传统与“批判性复合主义”倾向 |
| 2.1.2 现代“营销”观念的诞生与变迁 |
| 2.1.3 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营销管理导向 |
| 2.2 政策营销的概念谱系 |
| 2.2.1 政策营销的传统定义 |
| 2.2.2 政策营销与其他相关概念的辨析 |
| 2.2.3 多维视角下的“政策营销” |
| 2.3 “政策营销失灵”的描述性定义 |
| 第三章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的应用及其失灵现象 |
| 3.1 政策营销在转型期中国的诞生 |
| 3.1.1 从“强制灌输”到“政策营销” |
| 3.1.2 政策营销在转型期中国出现的背景 |
| 3.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主要政策领域 |
| 3.2.1 政策营销应用领域的应然分析 |
| 3.2.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领域的实然分析 |
| 3.3 转型期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特点 |
| 3.3.1 “利益激励”的运用特点 |
| 3.3.2 政策信息回应机制的不断完善 |
| 3.3.3 对政策营销工具应用的多层次性 |
| 3.3.4 仍受到政策环境的限制 |
| 3.4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中的“失灵现象” |
| 3.4.1 政策营销的“启动失灵” |
| 3.4.2 政策营销的“产出失灵” |
| 3.4.3 政策营销的“反馈失灵”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理论分析框架 |
| 4.1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两条分析路径 |
| 4.1.1 基于营销管理技术运用的分析路径 |
| 4.1.2 政策网络结构决定论者的观点 |
| 4.2 以上两条分析路径的局限与启示 |
| 4.3 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的“政策网络结构—政策营销学习”整合分析模型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政策网络结构与政策营销失灵: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若干政策营销案例 |
| 5.1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营销 |
| 5.1.1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 |
| 5.1.2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推动方的营销策略 |
| 5.1.3 台北市“垃圾随袋收费”政策营销受众联盟的应对策略 |
| 5.2 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前后的政策网络结构关系与政府的营销策略运用 |
| 5.2.1 事件发生前后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的变化 |
| 5.2.2 厦门市政府的政策营销策略运用 |
| 5.2.3 事件过程中政策营销受众的应对策略 |
| 5.3 深圳市的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 |
| 5.3.1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网络的结构关系 |
| 5.3.2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过程中政府部门的主要营销策略 |
| 5.3.3 2000-2010年深圳市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受众的反应及营销的效果 |
| 5.3.4 深圳“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方案”制定时政策网络结构关系的变化 |
| 5.3.5 深圳市政府“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方案”政策营销的主要举措 |
| 5.3.6 深圳“十二五”垃圾分类减量政策营销受众的反应及营销效果 |
| 5.4 案例研究小结 |
| 第六章 政策营销的学习:深圳市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案例 |
| 6.1 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相关政策出台的背景 |
| 6.2 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运用的变迁 |
| 6.2.1 1988—1999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的政策动员 |
| 6.2.2 2000—2005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动员模式的变化 |
| 6.2.3 2006—2009年,前期积累问题的大爆发 |
| 6.2.4 2010—2014年深圳垃圾焚烧厂建设政策营销的进一步完善 |
| 6.3 案例研究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建议 |
| 7.1 本文的研究发现 |
| 7.1.1 对“政策营销”和“政策营销失灵”的重新解读 |
| 7.1.2 “政策营销”在当前中国的应用现状 |
| 7.1.3 对政策营销失灵机理的描述性解释 |
| 7.2 当前中国政策营销应用的优化路径 |
| 7.2.1 技术工具层面的优化 |
| 7.2.2 制度规范层面的再造 |
| 7.2.3 价值理念层面的重塑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已发表的文章 |
| 附录A. 社区访谈资料(节选) |
| 附件B. 周林刚、陈家喜等《白鸽湖环境园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课题组访谈录音资料(2010年12月1日—10日节选) |
| 致谢 |
（4）上海工商界与抗美援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问题的界定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本文写作框架 |
| 第一章 1949～1953 年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境况及发展趋势 |
| 第一节 1949～1953 年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境况 |
| 一、 私营工商业的初步恢复 |
| 二、 1950 年春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及应对 |
| 三、 1951 年私营工商业的繁荣 |
| 四、 1952 年私营工商业的萎缩及调整 |
| 第二节 1949～1953 年上海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趋势 |
| 一、 对政府的依附性增加 |
| 二、 经营方向大众化 |
| 三、 从外向型到内向型经济的转变 |
| 四、 工业结构的优化 |
| 第二章 朝鲜战争爆发与上海的反应 |
| 第一节 上海市政府的应对 |
| 一、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 二、 动员上海人民参加抗美援朝 |
| 三、 响应“三大号召” |
| 第二节 上海工商界的社会动员 |
| 一、 宣传方式多元化 |
| 二、 针对性的宣传内容 |
| 三、 高效地宣传动员体系 |
| 第三章 上海工商界“支援前线，稳定后方” |
| 第一节 支援前线 |
| 一、 捐献飞机大炮 |
| 二、 赴朝慰问 |
| 三、 签订爱国公约 |
| 第二节 稳定后方 |
| 一、 参政议政，献计献策 |
| 二、 优抚烈军属 |
| 三、 协助政府，恢复经济 |
| 四、 维持上海安全稳定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的推进对上海工商界的冲击 |
| 第一节 抗美援朝期间新政府对工商界的介入 |
| 一、 扶助与控制 |
| 二、 危机与契机 |
| 三、 体制内外 |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期间工商界在经济诉求与政治取向间的抉择 |
| 一、 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民族主义的反噬 |
| 三、 工商界内部的分化 |
| 第三节 抗美援朝期间对商人异端行为的惩治 |
| 一、 假药事件的来龙去脉 |
| 二、 假药事件在官方主流媒体宣传中的几个盲点 |
| 三、 假药事件中私营工商业者典型形象的舆论构建 |
| 四、 国家主流媒介话语的典型构建与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命运的变迁 |
| 第五章 对上海工商界与抗美援朝的若干思考 |
| 第一节 顾虑的背后 |
| 第二节 民族主义的默契与反噬 |
| 第三节 “一个中心” |
| 第四节 红色资本家的制造与转型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党内监督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一） 党内监督科学化研究的必要性 |
| （二） 党内监督科学化研究的紧迫性 |
| 二、 基本概念 |
| （一） 党内监督的概念 |
| （二）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概念 |
| （三）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功能地位 |
| （四） 国外政党党内监督科学化的经验 |
| 三、 研究现状 |
| （一） 党内监督一般理论研究 |
| （二） 权力制约和监督研究 |
| （三） 党的建设科学化研究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 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认识立场 |
| （二）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思维准则 |
| （三）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原则 |
| （四） 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学术品格 |
| （五） 坚持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着述方法 |
| （六） 坚持文献法与调查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
| 五、 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理论渊源：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关于党内监督的思想 |
|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党内监督思想 |
| （一） 建立健全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
| （二） 主张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 |
| （三） 明确党的性质和党的组织纪律 |
| 二、 列宁党内监督思想及实践 |
| （一） 党政分开是加强党内监督的前提 |
| （二） 建立独立权威的监督机关是党内监督的基础 |
| （三） 严格执纪执法是党内监督的保证 |
| 三、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思想的演进 |
| （一） 毛泽东党内监督思想 |
| （二） 邓小平党内监督思想 |
| （三） 江泽民党内监督思想 |
| （四） 胡锦涛党内监督思想 |
| （五） 习近平党内监督思想 |
| 第二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重要前提：健全党内权力运行机制 |
| 一、 完善党内权力配置 |
| （一） 以推行常任制为重点改革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
| （二） 以强化全委会职权为重点健全党委会制度 |
| （三） 以改革纪检体制为重点完善党内专门监督制度 |
| 二、 改革党内选举制度 |
| （一） 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
| （二） 地方党内选举的创新实践 |
| （三） 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的路径 |
| 三、 健全党内决策机制 |
| （一） 党内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进程 |
| （二） 党内重大决策实例 |
| （三） 党内决策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改革思路 |
| 第三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客观基础：党务公开 |
| 一、 党务公开在党内监督中的基础地位 |
| （一） 党务公开畅通了监督渠道 |
| （二） 党务公开降低了监督成本 |
| （三） 党务公开夯实了监督基础 |
| （四） 党务公开增强了监督实效 |
| 二、 党务公开的历史足迹和实践路径 |
| （一） 党务公开的理论渊源 |
| （二） 中国共产党推进党务公开的历程 |
| （三） 国外政党推进党务公开的经验 |
| （四） 党务公开的实践路径 |
| 三、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系统化推进党务公开的突破口 |
| （一） 党务公开推进中存在的问题 |
| （二） 大力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
| 第四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重点制度：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
| 一、 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内容 |
| （一） 利益冲突是当前影响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二） 中国共产党防止利益冲突的探索实践 |
| （三） 当前防止利益冲突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
| 二、 防止利益冲突的国际经验 |
| （一） 加拿大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
| （二） 日本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
| （三） 新加坡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
| 三、 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核心制度——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 |
| （一） 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民间呼声和制度困境 |
| （二） 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初步实践 |
| （三） 完善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路径 |
| 第五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理念突破：廉政风险防控 |
| 一、 廉政风险防控的一般理论 |
| （一） 风险和廉政风险 |
| （二） 廉政风险防控运行机制 |
| 二、 廉政风险防控的实践模式 |
| （一） 江苏省苏州市：廉政风险防控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相结合 |
| （二） 湖北省：廉政风险防控与加强县委书记监督管理相结合 |
| （三） 海关：廉政风险防控与执法风险防控相结合 |
| （四） 中国工商银行：廉政风险防控与金融业务相结合 |
| 三、 深化廉政风险防控的综合举措 |
| （一） 加强廉政教育 |
| （二） 优化权力结构 |
| （三） 强化科技支撑 |
| 第六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载体创新：网络监督 |
| 一、 网络监督及其特点 |
| （一） 网络的兴起与传播格局的变化 |
| （二） 网络监督的基本状况 |
| （三） 网络监督的特点 |
| 二、 网络监督在党内监督和反腐倡廉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
| （一） 网络监督有力地打击了腐败分子 |
| （二） 网络监督深刻警示了党员领导干部 |
| （三） 网络监督推动了监督平台建设 |
| （四） 网络监督改进了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作风 |
| 三、 网络监督的现实问题与规范发展 |
| （一） 网络监督的现实问题 |
| （二） 网络监督的规范发展 |
| 第七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评价模式：构建科学的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评价机制 |
| 一、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评价：权威性和形式化 |
| （一）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的权威性 |
| （二）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评的形式化 |
| 二、 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评价机制的研究与探索 |
| （一） 国际组织的廉政评价指标 |
| （二） 国（境）外城市的廉政评价探索 |
| （三） 国内各地党风廉政考评机制的研究与探索 |
| 三、 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评价机制的创新：第三方民意调查 |
| （一） 民意调查在党风廉政建设考评中的重要意义 |
| （二） 第三方民意调查在党风廉政建设考评中的突出优势 |
| （三） 第三方民意调查的指标构建 |
| （四） 第三方民意调查的执行实例 |
| （五） 改进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的思考 |
| 第八章 党内监督科学化的组织保障：党内监督组织建设 |
| 一、 改革纪检监察领导体制 |
| （一） 纪检监察体制的形成 |
| （二） 现状：从曹克明模式到张家界模式 |
| （三） 问题：独立性与专业化 |
| （四） 解决路径：落实两个为主两个全覆盖和组建综合性反腐败机构 |
| 二、 完善党内巡视监督制度 |
| （一） 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的创新举措 |
| （二） 巡视制度的现实困境 |
| （三） 完善巡视制度的路径 |
| 三、 加强监督队伍自身建设 |
| （一） 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的紧迫性 |
| （二） 大力加强纪检监察队伍自身建设 |
| 参考文献 |
| 一、 着作类 |
| 二、 期刊论文类 |
| 三、 硕博论文类 |
| 四、 法规文件类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权力结构与个体行动：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综述和意义 |
| 1. 问题背景和研究对象 |
| 2. 相关研究概述 |
| 3. 研究意义 |
| 二. 视角、假设和概念 |
| 1. 日常政治视角下的公务行为 |
| 2. 假设的提出 |
| 3. 权力场 |
| 三. 思路、结构和方法 |
| 1. 论证思路 |
| 2. 主要内容和结构 |
| 3. 研究方法和不足 |
| 第一章 日常公务行为类别与内容 |
| 一. 概述 |
| 1. 从日程安排看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 |
| 2. 从学术调查看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 |
| 3. 小结 |
| 二. 无时不文 |
| 1. 概述 |
| 2. 文字工作的分类 |
| 3. 文字行为重点 |
| 4. 文字处理 |
| 三. 无日不会 |
| 1. 概述 |
| 2. 会议类型 |
| 3. 会议组织 |
| 4. 参会行为分析 |
| 四. 无处不访 |
| 1. 检查 |
| 2. 接待 |
| 3. 跑项目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日常公务行为的历史决定 |
| 一. 传统权力场概述 |
| 二. 文以行政 |
| 1. 文以载权：文书和权力 |
| 2. 文以载体：文字和组织 |
| 三. 会以理政 |
| 1. 权力场和会议：理论的视角 |
| 2. 专制集权背景中的会议 |
| 3. 传统政治体系变迁中的会议 |
| 四.访以联政 |
| 1. 检查与专制集权 |
| 2. 集权逻辑下的接待 |
| 五.传统权力场对官员日常公务行为的支配—以文字为例 |
| 1. 文官政治的实现 |
| 2. 权力集中和科层繁密对文书行为的影响 |
| 3. 文字依赖：官僚和公文文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日常公务行为特征及权力场支配 |
| 一. 当前的权力场分析 |
| 1. 集权约束 |
| 2. 科层内卷 |
| 3. 文化惯性 |
| 二. 权力场的三大法则 |
| 三. 日常公务行为特征的判断 |
| 1. 物理特征 |
| 2. 功能特征 |
| 四. 三大法则对行为特征的决定 |
| 1. 老大法则的决定 |
| 2. 模糊法则的决定 |
| 3. 惰性法则的决定 |
| 五.权力场与行为方式改进 |
| 1. 行为方式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
| 2. 作风整顿与改进行为方式 |
| 3. 权力场改造与行为方式改进 |
| 结论和余论 |
| 一. 结论 |
| 二. 余论 |
| 三.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调查问卷和访谈记录 |
| 后记 |
（7）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述评 |
| (一) 统计制度变迁与现代国家转型 |
| (二) 统计技术与国家能力的提高 |
| (三) 统计信息与权力结构 |
| (四) 统计的质量及运行规则 |
| 三、研究主旨与写作框架 |
| (一) 统计范式 |
| (二) 核心观点 |
| (三) 写作框架 |
| 四、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
| (一) 制度主义 |
| (二) 长时段的历史比较方法 |
| 第一章 统计现代转型的动力与内涵 |
| 第一节 统计信息及其与权力的结盟 |
| 一、统计信息的特征 |
| 二、统计与权力的结盟：一项政治技术的形成及成长 |
| 第二节 供需关系的变化：统计现代转型的动力分析 |
| 一、供需不足与前现代时期统计制度的锁定状态 |
| 二、现代国家建设与统计供需关系的变化 |
| 第三节 统计现代转型的路径与内涵 |
| 一、保护带的调整：统计制度的边际性调整, |
| 二、范式转型：统计制度的整体性变迁 |
| 第二章 混溶范式：前现代中国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为简约治理统计 |
| 一、对统计的混沌性认识 |
| 二、为简约治理而统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尚未分化的混溶状态 |
| 一、未分化的统计组织 |
| 二、非专业化的统计人员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以土地和人口为主的有限统计 |
| 一、有限的统计对象 |
| 二、从“民数”到“地数”：统计范围变迁的规律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制度：以皇权为后盾的制度规定 |
| 二、非正式制度：寻租自利的行为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技术范式：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功能设定 |
| 一、科学与理性：西方数理统计的引入 |
| 二、统计职能：理想化的设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倒金字塔型的结构 |
| 一、统计组织：制度化的上层与简拙的基层的落差 |
| 二、统计人员：上层精英化与下层非专业化的反差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现代统计体系的形成 |
| 一、统计范围的急速拓展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逻辑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制度：超前的理想设计 |
| 二、非正式制度：低控制水平下的自主空间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意识形态范式：1949—1978年间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灵活的政治工具 |
| 一、统计性质的界定：具有阶级性和党性的社会科学 |
| 二、职能界定：革命逻辑设立的新功能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动员式的统计体制 |
| 一、组织机构：以动员为目的的设计 |
| 二、统计人员：又红又专的标准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 |
| 一、全能主义国家的统计范围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规律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 |
| 一、正式规则：政治主导的制度规定 |
| 二、非正式制度：政治控制下的机会主义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范式：1978年以来的统计 |
| 第一节 统计职能：公共产品型的信息服务 |
| 一、统计的重新定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 |
| 二、统计职能的界定：为国家和社会共同服务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科层化与专业化 |
| 一、统计组织：国家主导下的多元统计 |
| 二、统计人员：德才兼备、以才为重 |
| 第三节 活动范围：统计对象的转向 |
| 一、统计对象：国家职能调整带来的变化 |
| 二、统计范围变化的逻辑 |
| 第四节 运行规则：国家与社会的双重塑造 |
| 一、正式制度：法制进程中的依法治统 |
| 二、非正式制度：压力型体制下的策略主义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代结语：数字与权力 |
| 第一节 统计与国家治理 |
| 一、统计与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 |
| 二、统计对国家治理的负面影响 |
| 第二节 统计与合法性 |
| 一、统计合法性建构 |
| 二、信息操纵对合法性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技术与政治 |
| 一、统计的效用及其社会蔓延 |
| 二、统计的政治化使用及后果 |
| 三、政治技术的衡平：政治技术的合理边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提出 |
| 二、本文拟题及关键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意义和前提 |
| 四、研究方法和目标 |
| 五、整体研究思路和框架 |
| 六、本文创新点及其应用价值 |
| 第一部分 问责的历史、规范和概念 |
| 第一章 问责的历史和规范 |
| 一、“问责”简史 |
| （一） 实践史 |
| （二） 制度史 |
| （三） 观念史 |
| 二、地方问责规范的实证调查分析 |
| （一） 引言 |
| （二） 地方问责法规文本量化解读与简要分析 |
| 第二章 ACCOUNTABILITY：概念及理论趋向 |
| 一、概念 |
| （一） 从ACCOUNTABILITY 到问责 |
| （二） 作为“问责”的ACCOUNTABILITY |
| 二、问责理论新趋向 |
| （一） 问责的民主宪政理论基础 |
| （二） 问责理论的新走向 |
| 第二部分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 |
| 第三章 “问责”观念的重新阐释 |
| 一、“问责”并不等于“事后责任追究” |
| 二、“问责”重在对责任的“过问” |
| 三、“问责”重在对“过问”的回应 |
| 四、“问责”应该是一种侧重“预防”的管理机制 |
| 第四章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 |
| 一、当前我国突发事件问责的特点、现状和问题 |
| （一） 突发事件问责的特点 |
| （二） 突发事件问责的现状 |
| （三） 突发事件问责存在的问题 |
| 二、构建全方位突发事件应对问责体系 |
| （一）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目的和原则 |
| （二）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法律关系 |
| （三）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程序 |
| 第五章 突发事件应对问责法制化 |
| 一、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责任条款 |
| （一） 《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责任体系考察 |
| （二） 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责任体系的问题与建议 |
| 二、构建突发事件应对问责制度 |
| 第三部分 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 |
| 第六章 突发事件安全监管问责概述 |
| 一、安全监管问责的政治意义与现实基础 |
| （一） 政治意义 |
| （二） 现实基础 |
| 二、监管机构和体制 |
| （一） 安全生产类 |
| （二） 公共卫生类 |
| （三） 自然灾害类 |
| （四） 社会安全类 |
| 三、“责任链”假说与监管责任 |
| （一） 责任倒查机制与“责任链”假说 |
| （二） 监管责任事前问责的必要和可行 |
| 第七章 事故灾难的安全监管问责 |
| 一、典型问责案例调查分析 |
| （一） 典型问责案例基本情况 |
| （二） 影响问责的有关因素分析 |
| （三） 安全监管责任单位及问责原因分析 |
| 二、相关法规对安全监管责任的规定 |
| （一） 一般规定 |
| （二） 特别规定：针对不同事项 |
| （三） 特别规定：针对不同领域 |
| 三、事故灾难安全监管问责情形拟定及主要制度设计 |
| （一） 监管问责情形拟定 |
| （二） 安全监管问责的制度设计 |
| 结语 |
| 一、有关问题的说明 |
| 二、有待解决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地方政府发布的综合性问责法规目录 |
| 附录二：突发事件问责案例表 |
| 后记 |
（9）税收权力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论题的提出 |
| 1.1.1 中国税收问题之权力层面的启发 |
| 1.1.2 税收理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1.2 文献述评 |
| 1.2.1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税收"学说述评 |
| 1.2.2 公共选择学派的征税权力研究 |
| 1.2.3 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税收"理论述评 |
| 1.2.4 国内税权研究评述 |
| 1.3 税收权力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 1.3.1 税收权力研究对税收理论发展的意义 |
| 1.3.2 税收权力研究对于完善政治理论的意义 |
| 1.3.3 税收权力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方法论 |
| 1.4.1 研究方法论 |
| 1.4.2 基本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 1.5.1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5.2 论文的基本结构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方法的可能创新 |
| 1.6.2 理论与观点:可能的创新 |
| 1.6.3 现实:可能的应用价值 |
| 1.6.4 存在不足 |
| 2 税收权力机制的综合分析 |
| 2.1 权力的一般分析 |
| 2.1.1 权力的界定或本质 |
| 2.1.2 权力的基本特征 |
| 2.1.3 权力的要素 |
| 2.1.4 权力的分类 |
| 2.1.5 权力的基本形式:权力的三个维度说 |
| 2.1.6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
| 2.2 税收权力机制分析 |
| 2.2.1 税收权力机制的静态分析 |
| 2.2.2 税收权力机制的动态分析 |
| 2.3 小结 |
| 3 税收权力的决定 |
| 3.1 税收权力的产生 |
| 3.1.1 政治条件 |
| 3.1.2 经济条件 |
| 3.1.3 社会条件 |
| 3.2 税收权力的决定:政治因素 |
| 3.2.1 政治体系影响税收权力的机理 |
| 3.2.2 政治权利、政治权力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2.3 政治制度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2.4 政治组织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2.5 政治行为对税收权力的影响:政治决定税收权力的综合 |
| 3.2.6 小结 |
| 3.3 税收权力的决定:经济因素 |
| 3.3.1 经济权利与经济权力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3.2 经济制度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3.3 经济组织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3.4 经济行为对税收权力的影响:经济因素影响的综合 |
| 3.4 税收权力的决定:社会因素 |
| 3.4.1 社会权利与社会权力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4.2 社会制度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4.3 社会组织对税收权力的影响 |
| 3.4.4 税收权力决定:社会因素影响的综合 |
| 3.5 税收权力的决定: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的综合 |
| 3.5.1 综合的理由:必要性分析 |
| 3.5.2 如何综合:税收权力综合决定的体系 |
| 3.6 本章小结 |
| 4 税收权力的效应 |
| 4.1 税收权力的政治效应 |
| 4.1.1 税收权力对政治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影响 |
| 4.1.2 税收权力对政治制度的影响 |
| 4.1.3 税收权力对政治组织的影响 |
| 4.1.4 税收权力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
| 4.1.5 税收权力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
| 4.2 税收权力的经济效应 |
| 4.2.1 税收权力对经济权利的影响 |
| 4.2.2 税收权力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
| 4.2.3 税收权力对经济组织的影响 |
| 4.2.4 税收权力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
| 4.2.5 对西方经济学税收效应理论的局限性分析 |
| 4.3 税收权力的社会效应 |
| 4.3.1 税收权力对社会权利的影响 |
| 4.3.2 税收权力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
| 4.3.3 税收权力对社会组织的影响 |
| 4.3.4 税收权力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
| 4.3.5 税收权力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5 最优税收权力分析 |
| 5.1 最优税收权力的一般分析 |
| 5.1.1 最优税收权力的理论思考 |
| 5.1.2 最优税收权力范畴的界定 |
| 5.1.3 最优税收权力标准 |
| 5.2 税权均衡分析 |
| 5.2.1 税权均衡的必要性 |
| 5.2.2 税权均衡的制度实现 |
| 5.3 税收权力供需均衡分析 |
| 5.3.1 制度均衡、权力均衡与税收权力供需均衡分析的基本思想 |
| 5.3.2 税收权力供需均衡分析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
| 5.3.3 税收权力非均衡与税收权力优化 |
| 5.4 税收权力运行公正与效率的最优权衡 |
| 5.4.1 税收权力的公正行使与效率追求的可能冲突 |
| 5.4.2 税收权力运行公正与效率的最优权衡 |
| 5.5 税收权力运行的行为均衡与机制选择: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
| 5.5.1 税收权力博弈分析的理论思考 |
| 5.5.2 税收权力博弈链均衡分析 |
| 5.5.3 小结 |
| 6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分析 |
| 6.1 中国税收权力演化分析 |
| 6.1.1 解放前中国税收权力发展的基本历程 |
| 6.1.2 解放后中国税收权力发展的基本历程 |
| 6.2 中国税收权力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6.2.1 中国税收权力现状与问题 |
| 6.2.2 中国税收权力问题的原因分析 |
| 6.2.3 中国税收权力的效应分析 |
| 6.3 税收权力优化的国际经验 |
| 6.3.1 国际上税收立法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3.2 国际上税收执法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3.3 国际上税收司法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3.4 国际税收使用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
| 6.4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对策探索 |
| 6.4.1 税收权力优化的原则 |
| 6.4.2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对策 |
| 6.5 中国税收权力优化的动力与前景探索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一、社会转型内涵及本文研究对象的确定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近代商人群体研究状况的概略 |
|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新兴商人群体研究文献的检视 |
| 第二章 个案选择及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研究个案的选择及其简要描述 |
| 第二节 研究空间和价值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理论分析框架及相关概念厘定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本文的论述结构 |
| 第三章 商人群体生成的起始路径与地方经济结构变迁 |
| 第一节 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及其文化特质 |
| 一、义乌经济的地理历史素描 |
| 二、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气质积淀 |
| 第二节 经济转型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和提升 |
| 一、经济转型与传统小农经济的市场化蜕变机缘 |
| 二、农民的韧武器与小商品市场的形成 |
| 第三节 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
| 一、商人群体的形成 |
| 二、地方经济结构的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一）：政府视角 |
| 第一节 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行逻辑 |
| 一、压力型体制与地方政府的行动空间 |
| 二、地方政府自主性的有条件正当性及其行为逻辑的主要变量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制约与主动建构：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 |
| 一、义乌地方政府创新的内在机理分析 |
| 二、义乌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张弛之道”：基本经验阐释 |
| 第三节 治理型政府的雏形显现 |
| 一、治理型政府的滥觞及其一般要素构成 |
| 二、义乌地方政府的行政逻辑嬗变：在试错中逐渐趋向“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治理转型（二）：地方民主视角 |
| 第一节 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 |
| 一、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
| 二、商人群体的一般特质及我国商人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 |
| 一、政治参与动机的类型化分析 |
| 二、政治参与实现路径的多元化 |
| 第三节 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程度及其绩效评析 |
| 一、商人群体政治参与的实现程度 |
| 二、商人群体政治参与对地方民主发展的绩效厘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商人群体与地方社会秩序重构 |
| 第一节 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权力结构再造 |
| 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概况 |
| 二、义乌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再造 |
| 第二节 城市化与地方文化精神的嬗变 |
| 一、区域城市化的脉动 |
| 二、城市化推进下区域文化精神的嬗变 |
| 第三节 民间力量成长与地方社会转型 |
| 一、民间草根力量的生长：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浮现 |
| 二、正式制度力量的回应：社会治理生态的柔韧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和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 第一节 结语：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进一步的讨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访谈对象简况表 |
| 附录二：义乌民营企业家（商人）访谈及问卷调查（纲要） |
| 附录三：作者在读期间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四、盘点2001年省人代会代表议案、建议办理（论文参考文献）
- [1]广元市民主促进会参政议政案例研究 ——以蜀道申遗提案为例[D]. 杨娟. 电子科技大学, 2018(10)
- [2]全国人大代表履职问题研究[D]. 张莹. 东北大学, 2015(06)
- [3]政策营销失灵现象研究 ——基于中国大陆政策营销的运用现状[D]. 谭翀. 南京大学, 2015(01)
- [4]上海工商界与抗美援朝[D]. 贾国成. 东华大学, 2015(07)
- [5]党内监督科学化研究[D]. 邹洪凯. 苏州大学, 2014(09)
- [6]权力结构与个体行动：公务员日常公务行为研究[D]. 刘杰. 复旦大学, 2013(02)
- [7]数字与权力 ——统计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国家成长[D]. 赵胜忠. 南京大学, 2012(07)
- [8]突发事件问责研究 ——基于突发事件防范的视角[D]. 周慧. 中国政法大学, 2011(06)
- [9]税收权力论纲[D]. 谭承友. 西南财经大学, 2011(08)
- [10]新兴商人群体形成与社会的转型 ——以义乌为例[D]. 董明. 上海大学, 2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