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羽毛绒检验方法标准亟待修订(论文文献综述)
安娜[1](2021)在《山东省工业部门碳生产率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谢沐芳[2](2020)在《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总体规模跃居世界第一,门类齐全,体系完整,构成国民经济的坚实基础。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超过1/4,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然而过于粗放的发展模式使中国制造业积累了大量过剩产能。产能过剩是“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泡沫”,可能引发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产业组织恶化和市场恶性竞争加剧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和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是中国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实现转型升级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已经全方位融入全球经济,要想真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必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进行,必须厘清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等国际化行为对于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因此,本文立足于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大局,系统考察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而探索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的国际化路径。本文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对国际化行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基于1998—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采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和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企业层面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从整体、区域、行业以及企业所有制层面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过剩情况。基于企业层面产能利用率的测度结果,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数据,并运用广义精确匹配、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和工具变量法,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实证检验了国际化行为对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在各个层面均存在,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东中部地区企业,重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轻工业企业,国有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产能利用率与生产率、出口、利润率、企业规模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与企业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和企业年龄呈负相关。行业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行业产能利用率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扩展边际的贡献较小。中国制造业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受经济周期、投资潮涌、市场结构内生和政府不当干预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第二,全球价值链嵌入显着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但该效应因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的不同而具有显着异质性,且因中间品进口来源国和产品出口目的国的不同而不同。进一步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主要通过需求创造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通过技术锁定效应抑制企业产能利用率,成本节约效应则不显着。第三,对外直接投资显着提高了企业产能利用率,且具有持续效应,其中市场获取、效率获取和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对外直接投资对体制性产能过剩企业、僵尸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西部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影响更显着。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生产转移效应、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第四,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是基于正向溢出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净效应为负,即外商直接投资显着抑制了内资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企业、低技术行业企业、内销企业和民营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更大。本文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外直接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三个视角揭示了国际化行为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仅丰富了有关国际化行为与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研究,也对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舒欣[3](2020)在《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研究》文中指出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的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持续的技术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而专利作为重要的创新战略资源,其增长也必然要由“快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自2000年后开始“爆炸式”增长,在2011年中国已然成为专利申请量第一大国,然而对于中国专利的增长和质量的研究多基于宏观层面,鲜有从微观层面剖析企业专利行为的研究。本文基于江苏省制造业企业跨期微观创新调查,首次在国际可比框架下,对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的微观机制、专利申请的动机以及专利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首先,本文立足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从专利制度、宏观专利行为和微观企业专利行为的特征事实进行全方位比较。主要的结论有:中国的专利制度经历了从主动借鉴到外部驱动,再到内部驱动不断创新的过程,现行的专利体制仍需在专利保护强度、审查力度和效率以及专利实施和运用方面做出改进;中国与美国企业相似,都最重视采取商标或保密来保护创新产出而不是申请专利,而日本企业则最偏好采用专利保护创新成果;中国专利申请的实质性动机低于发达国家,而防止专利诉讼的策略性动机高于欧洲与美国。其次,本文采取了混合截面的定序logit回归实证分析企业专利的选择机制,回答制造业企业是否更偏好选择专利来保护创新成果的问题,并且对这一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企业最偏好商标机制来来保护创新;我国企业对创新保护机制的选择在这十多年间由偏好保密等非正式机制转向了专利等正式保护机制,尤其对专利机制的使用意愿大幅增加,这一意愿的转变从微观角度部分解释了中国专利激增的事实,即企业自身申请专利的意愿增强;企业对不同机制的偏好与企业规模、创新类型及行业有关。进一步,通过分样本回归,我们指出引进工艺创新企业和中小企业在2002年不存在策略性专利行为,而在2014年出现明显的策略性专利行为。进一步地,本文依旧采用混合截面的定序logit回归实证分析企业的专利申请动机,然后进一步将企业专利申请动机划分为策略性动机和实质性动机,并对影响企业选择这两类动机而申请专利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制造业企业出于多元动机申请专利,以实质性动机为主,辅以策略性动机;(2)企业出于不同动机申请专利受到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家教育程度、政府扶持政策与专利有效性的影响;(3)专利有效性会显着降低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4)政府补贴显着降低企业策略性产品创新行为,但对工艺创新的专利申请动机影响不明显。再者,本文还对企业专利行为带来的结果进行分析,关注企业专利行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构建三阶段CDM模型,对企业选择专利等正式机制和选择保密等非正式机制带来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二是探讨申请专利的动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采取保密等非正式保护机制会显着降低企业短期内的绩效,而采取专利等正式保护机制对企业绩效没有显着影响;企业专利申请动机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创新类型而有所差异,在2002年两类创新的专利申请动机对企业绩效没有明显影响,2014年策略性工艺创新动机会显着降低企业短期内的绩效,而策略性产品创新动机会显着提升企业短期利润。最后,对本文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专利的数量型增长到质量型增长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政策上可以通过构建专利数量与质量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精准助推“实质性创新”的企业发展、健全创新补贴机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上,可以效仿日本、韩国主动弱化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明确实用新型专利与发明专利之间的相互转化机制,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加强政府相关部门的效率和服务意识。通过一系列措施,激发我国企业高质量、实质性专利的内在研发动力,促使企业专利申请实现由“高增速”转向“高质量”的转变。本文的研究和结论为制定有效全面的保障企业创新产出的政策拓宽了思路,对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有重要意义。
许芯萍[4](2020)在《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及其环境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高质量发展、生态经济体系构建及工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背景下,工业行业中特殊门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存发展成为热点话题。污染密集型产业环境负外部性显着,其如何在生存发展中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益的协调共生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难点。长江经济带沿江布局多类污染密集型产业,“重化工围江”问题凸显,环境风险事故频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亟待解决。在产业空间格局重置及“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压倒性位置”的前提下,探讨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现状及其环境效应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首先明晰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概念,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阐释了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机制;其次基于区位熵、专业化集聚指数、多样化集聚指数分析了20032017年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不同维度集聚水平,并基于熵权法测算结果分析环境污染状况;最后对污染密集型产业不同集聚模式及集聚水平的环境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整体水平波动较大且区域异质性明显:整体而言,长江中游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水平高于长江上游及长江下游。其中,中游地区集聚水平始终大于1,集聚水平相对较高;上游地区集聚水平波动较大,产业结构有待调整;下游地区集聚水平始终小于1,表明整体产业结构较为优化。(2)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不同集聚模式表现出不同特征:专业化集聚水平呈倒“U”型变化趋势,下游地区专业化集聚水平始终保持最低;多样化集聚水平波动较大,整体呈先发散、后收敛变化的态势。(3)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前期(20032011年)各区域环境污染呈加重态势,后期(20122017年)有所改善,但期末值(2017年)仍高于期初值,表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状况整体不容乐观。(4)实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多样化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集聚总体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也呈倒“U”型曲线关系。当前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集聚水平均处于拐点左侧,即环境污染随集聚水平上升而加剧,技术溢出等正向效应尚未在污染密集型产业这一特殊行业发挥作用。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能源消费强度、环境治理与环境污染正相关,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负相关,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一定程度加剧了环境污染。基于理论分析及上述研究结论,可从以下方面着力促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合理调整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一是规范工业园区建设,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生态集聚”模式的转型升级;二是加强生态环境监管,全面开展污染密集型产业园区环境风险评估;三是鼓励并加强技术创新,发挥技术水平的减排效应;四是基于区域发展差异性及不同集聚模式环境效应的异质性,实行精准化污染治理与梯度化经济发展;五是合理调整外资引进结构,实现重“量”到重“质”的跨越发展。
李小永[5](2020)在《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基于母国视角》文中提出近些年,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内环境规制强度持续提升,如何做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进共赢,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道路上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在国内环境规制强度持续提升的同时,作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一直稳定持续增长,并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贸易投资领域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经典的“污染避难所假说”认为,各国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会促使污染产业的跨国转移。那么,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持续提升是否促进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呢?如果有促进作用的话,那么促进机制是什么呢?是基于规避国内成本上升的考虑呢?还是基于以“波特假说”效应为代表的其他因素考虑呢?本文对该问题的探索既弥补和完善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研究领域的不足,又可以为落实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开放新格局三者协调发展提供新思路。本文首先在详细梳理并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环境规制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详细阐述了母国环境规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其次全新构建和测算了我国环境规制综合指标体系;最后分别利用我国省级层面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以及固定效应回归、工具变量法、Probit回归、负二项回归等计量方法,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客观影响。本文结构上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引言,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相关概念界定、研究框架与方法、创新点等内容。第二章是研究综述。第三章是中国环境规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第四章是母国环境规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分析。第五章是中国环境规制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包括省级环境规制综合指标和工业行业环境规制综合指标的构建和测算。第六章是省级层面实证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规制对各省(区、市)对外直接投资流存量的影响及“波特假说”在省级层面的存在性。第七章是企业层面实证研究,重点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影响机制及相关异质性效应。第八章是结论、政策启示及研究展望。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文献中,无论是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还是关于环境规制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都很少从母国环境规制这一视角展开;本文基于母国环境规制视角,研究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二是指标构建的创新。本文从环境规制内涵演变轨迹出发,在构建省级环境规制综合指标体系时,将政府主导型规制、市场主导型规制、社会公众主导型规制及规制效率四个环境规制维度同时纳入指标体系内,这可能是首篇从该角度构建环境规制指标的研究。三是作用机理的创新。在分析环境规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时,本文同时将“污染避难所假说”与“波特假说”结合了起来,这在以往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研究中也较为少见。此外,本文还提出了“弱污染避难所假说”这一新概念。本文的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通过机理分析发现,母国环境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多重性;母国环境规制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并不完全符合经典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即母国环境规制的增强,并不一定使国内企业向环境规制宽松的国家转移生产。第二,通过对我国环境规制综合指标的构建和测算发现,我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且地区差异显着,由强到弱依次是东部、中部、西部;我国环境规制由最初的政府主导型规制为主,逐渐演变成政府主导型规制、市场主导型规制、社会公众主导型规制多元化规制共同作用的局面;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强度正相关,重度污染行业的平均环境规制强度远高于中度、轻度污染行业。第三,通过省级层面实证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各省(区、市)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呈显着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而对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没有明显影响;市场主导型环境规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比较显着,而政府主导型规制和社会公众主导型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尚不显着;环境规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波特假说”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尚不明显。第四,通过企业层面实证研究发现,国内环境规制具有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主要是由地区环境规制引起的,工业行业环境规制的投资促进效应还不明显;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的实现机制包括生产成本传导机制和技术创新传导机制,其中技术创新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重度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即“波特假说”在部分地区和行业的企业成立;与中度、轻度污染行业企业相比,重度污染行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对环境规制更加敏感;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着,对中部地区企业影响不显着;环境规制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对国有企业不显着,对非国有企业显着;国内环境规制的增强能够提升商贸服务投资类型企业、生产制造投资类型企业和多元化经营投资类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概率,而对资源开发投资类型企业没有影响;融资约束对环境规制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融资约束越小,环境规制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就越大。结合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政策建议:一是科学提升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二是扩大行业环境规制影响,使地方规制和行业规制共同发挥投资促进作用;三是持续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助力企业顺利走出去;四是以市场主导型环境规制为突破点,不断完善我国多元化环境规制体系;五是适度加大国内部分企业对外投资融资支持力度。
汪惠青[6](2020)在《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及投融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位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目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已步入科学化和精细化阶段,各项政策措施正在积极推进,但由于我国存在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交通运输结构不合理等现实情况,导致出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排放强度高、治理资金不足等问题,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在此背景下,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能够协调大气污染治理各参与方的利益,提高大气污染治理效率,而且有利于发挥金融手段对市场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事业长足发展。由于大气污染的成因复杂,且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流动性,相对于生态补偿的传统领域(流域、土壤、森林等)而言,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对区域间的协同合作要求更高,是生态补偿的难点领域,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较少。基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了深入的阐述和部署,强调要“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因此,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重点要解决“谁补偿谁”“补偿标准”和“资金来源”这三个关键问题。“谁补偿谁”回答的是生态补偿主体的问题,即在大气污染难以界定责任方和受益方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地确定生态补偿的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充分考虑了不同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工业化发展路径中存在的差异性,通过聚类分析法将我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按照工业化发展阶段划分为5类,为确定补偿主体和受偿主体提供依据。以期在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目标的同时,最大限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补偿标准”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涉及到生态补偿金额的计算和分配。对大气污染进行生态补偿的关键是要明确受偿主体为实现大气污染治理的共同目标,替补偿主体承担的额外治理任务,及其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本文从大气污染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通过构建PSTR模型,分析处于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城市进行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成本。从大气污染的扩散范围和程度出发,以京津冀及周边“26+2”城市为例,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协同治理圈”的合理性;构建污染物衰退模型,对大气污染的扩散程度进行核算,为计算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资金来源”是生态补偿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对资金供需的调节作用,通过完善大气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为社会资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提供渠道,在解决大气污染治理融资需求的同时,也能满足社会资金对相关绿色项目的投资需求。本文从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的投融资特征、大气污染治理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大气污染治理的金融工具和资金来源等角度出发,对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最后,基于相关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本文从促进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拓展市场化、多元化补偿途径,健全大气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制度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邵博[7](2020)在《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绿色发展理念,为应对全球制造业格局变化,十九大报告指出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发展我国工业体系的重心。在2019年我国启动了第四批“绿色示范工厂”认证,标志着我国制造业初步形成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及绿色供应链共进发展的格局。但当前,我国制造行业整体仍处在全球价值链链中低端区域,存在大而不强、发展不均衡、依赖于粗放型发展模式等问题,尤其是中小制造企业仍面临综合实力弱,绿色创新能力较差的困境。构建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以开放式创新为主导绿色创新模式将成为实现制造业绿色、开放、创新发展的关键。现今新型信息通讯技术、数字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可持续性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的构建与实施开放式创新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基于上述背景,针对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进行研究,以期能为在动态发展的互联网环境中构建合适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对促进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创新水平迅速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本文在回顾了互联网环境下的经济理论、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等相关研究成果后,探讨了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系统结构、功能及其运作过程,分析了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的特点与动因,明确了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的阶段,为构建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研究框架建立基础。通过对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机理的分析后,明确了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的特征,选择出开放式创新演进的状态参量和决策参量,深入探讨了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的各阶段特征以及演进规律。在对互补资源、知识管理能力、网络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政策支持五个状态参量进一步剖析后,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序参量识别体系,采用2011-2016年我国25个制造业行业的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确定出互补资源与网络能力是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的两个序参量。在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构建方面,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设计出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并构建了其运作模型,最后通过仿真方法验证了此模式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从创新网络集成角度构建出横向集成、纵向集成以及融合式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并对其运行机理展开深入研究;以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的绿色研发、绿色制造、绿色营销模式以及绿色服务四个创新过程角度设计出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剖析。在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与整合方面,运用系统有序度测算方法与容量耦合系数模型,设计出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与整合方法。采用2011-2016年我国25个制造业行业的样本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判别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阶段,并提出相应的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和整合策略。在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实施保障策略方面,依照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根据三种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的特点和运行机理,分别设计出相应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实施保障策略,为基于互联网的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能够顺利实施提供指导建议。本研究从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机理入手,构建了三种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设计出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选择与整合方案,并提出开放式创新模式实施的保障策略,有利于丰富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等理论体系,为我国制造业实现绿色、开放、创新发展提供思路,对推动我国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林志帆[8](2019)在《中国“关系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在正式制度与正规金融体系尚不完善或未完全发挥作用的转型期中国,“关系”这种非正式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围绕其展开的企业融资、治理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已经有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逐渐步入改革攻坚期与深水区的中国而言,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技术进步愈发重要,“关系”能否在未来长期支持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如何理解“关系型”非正式制度的局限性?本文从企业研发创新的角度出发,基于理论模型分析与一系列实证检验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的学术观点是:“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特惠”而非“普惠”制度——由于企业争夺的融资便利、政策资源、财政补贴、税负减免、政府订单、司法保护等稀缺资源的供给在任一时间地点上是相对固定,一个企业通过“关系”取得优势必然需要通过挤出其他企业实现,关系运作无法使所有企业同时受益。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说明,在孤立视角下,企业能够通过关系运作得到更多稀缺资源,可能有助于研发创新;但在全局视角下,企业间的关系竞争实际上是相互挤出的“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中企业家的时间精力与企业资源会更多地消耗于非生产性寻租活动,最终引发创新总量的社会损失。并且,在关系运作影响资源配置越强的情境下,研发创新的损失更为严重。基于第三章理论模型的推导假说、第四章对中国企业研发创新状况的梳理和计量方法讨论,本文进行了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1.第五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13年的微观数据构造城市层面的关系文化强度变量,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关系文化强度与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新产品产出、各类专利数量以及结构质量负相关,说明“关系型”非正式制度的确引发了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分所有制与影响机制来看,关系文化对民营企业表现为“资源挤占”,对国有企业表现为“效率抑制”,对外资企业影响较小。进而,从传统文化逻辑出发,使用省区孔庙数量、户均拜年亲友数量、扫墓祭祖的家庭比例作为关系文化强度的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稳健成立。2.第六章使用2002年~2012年六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企业公关招待对其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的影响显着为正,但同“城市-行业-年度”中其他企业的竞争大幅削弱本企业公关招待的功效,且该效应对没有政治关联、低利润行业、所在城市行政级别低的企业更为明显,并引致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确认了企业关系运作的负外部性。深入研究发现,反腐能有效地遏制企业的公关招待,揭示清廉的制度环境有助于在中长期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机制检验揭示,提高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与数额是公关招待促进研发创新的途径之一,但同样受制于企业间的相互挤出。将企业关系竞争范围的假设放松至同“省份-行业-年度”或“城市-年度”、使用企业主家庭娱乐保健支出作为企业公关招待的工具变量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论稳健成立。3.第七章将企业竞争的稀缺资源具体化为贷款,同样使用2002年~2012年六轮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公关招待显着提升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概率与数额,但同“城市-行业-年度”中其他企业的寻租竞争大幅削弱本企业公关招待的功效,说明关系运作对企业获取资源的帮助的确通过挤出其他企业实现。并且,“竞争挤出效应”对没有政治关联、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在货币政策紧缩期更为明显。分银行类型来看,公关招待对国有四大行贷款决策的影响较小,但能“俘获”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且企业经营绩效并不与其得到中小银行贷款的概率和数额显着正相关,说明“小银行”可能存在“人情贷款”等内控问题,“关系”无法保证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的研究结论说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偏私亲熟”的特惠式制度安排,依赖其配置资源不仅有违公平、更伤害效率。这揭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着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多层次正规金融体系、简政放权等普惠性正式制度的建设,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健全政企沟通机制,打破关系社会对企业的束缚,使企业家精神与企业资源回归生产性活动领域,才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力、助力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
王明彪[9](2019)在《湛江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政府引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新技术企业是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重要主体,是推动区域发展的活跃力量。从“广州湾”时代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湛江一直是广东发展进步最快、也是最有份量的城市之一。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近三十年湛江发展处在了相对落后的境地,成为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之一。在我国,政府在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对于湛江市政府而言,尽管其先后出台相应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引导措施和管理办法,不断加强发展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力度,积极调动本地科技资源(例如:众多的本科及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科技成果等),湛江市高新技术企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研究湛江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政府引导,对于培育本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环北部湾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湛江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政府引导为研究对象,从培育高新技术企业的政府引导理论进行分析,理清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中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系统阐述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方式。其次通过查阅文献、专题调研等方式,客观分析湛江市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现状,查找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再次采用比较分析法,对国内外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对湛江市政府引导作用的启示。最后结合湛江本地实际,提出完善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对策建议:一是创新发展理念,完善政策服务指导;二是加大投入,改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环境;三是科学规划,合理引导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赖淦珠,马芳,刘丹[10](2019)在《羽毛绒蓬松度试验方法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介绍了各国标准中关于羽毛绒蓬松度的测试方法,分析了各国标准中蓬松度测试所需试验仪器、取样重量、前处理及测试要求,并对各国标准进行比较,提出了羽毛绒蓬松度测试方法的发展方向。
二、羽毛绒检验方法标准亟待修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羽毛绒检验方法标准亟待修订(论文提纲范文)
(2)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产能利用率测度 |
1.2.2 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 |
1.2.3 国际化行为与产能利用率 |
1.2.4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思路、框架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点与不足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1.4.2 存在的不足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2.1.1 产能过剩 |
2.1.2 产能利用率 |
2.1.3 全球价值链 |
2.1.4 对外直接投资 |
2.1.5 外商直接投资 |
2.2 产能利用率测算的相关研究 |
2.2.1 基于峰值法的研究 |
2.2.2 基于前沿面分析法的研究 |
2.2.3 基于函数法的研究 |
2.3 产能过剩的相关理论 |
2.3.1 基于信息不对称的产能过剩分析 |
2.3.2 基于策略性行为的产能过剩分析 |
2.3.3 基于市场结构的产能过剩分析 |
2.3.4 基于成本外部性的产能过剩分析 |
2.4 国际贸易相关理论 |
2.5 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
第3章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框架及作用机制 |
3.1 国际化行为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总体理论框架 |
3.2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3.2.1 需求创造效应 |
3.2.2 成本节约效应 |
3.2.3 技术溢出和锁定效应 |
3.3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3.3.1 生产转移效应 |
3.3.2 生产率效应 |
3.3.3 出口效应 |
3.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理论分析 |
3.4.1 竞争加剧效应 |
3.4.2 水平溢出效应 |
3.4.3 垂直关联效应 |
3.5 本章小结 |
第4章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4.1 基于超越对数成本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4.1.1 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设定 |
4.1.2 可变成本函数的参数估计 |
4.2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产能利用率的测算 |
4.2.1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设定 |
4.2.2 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 |
4.3 测算结果比较与分析 |
4.3.1 产能利用率的整体分布 |
4.3.2 产能利用率的地区分布 |
4.3.3 产能利用率的行业分布 |
4.3.4 产能利用率的企业所有制分布 |
4.4 进一步分析 |
4.4.1 与其他企业特征联系分析 |
4.4.2 产能利用率的动态分解:企业进入与退出 |
4.5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影响因素分析 |
4.5.1 理论分析:基于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统一分析 |
4.5.2 实证检验 |
4.6 本章小结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5.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的匹配与处理 |
5.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测度、分析及经验模型 |
5.2.1 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测算与结果分析 |
5.2.2 经验模型的设定 |
5.3 实证结果及稳健性检验 |
5.4 异质性分析 |
5.4.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5.4.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5.4.3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5.4.4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检验 |
5.4.5 基于企业进口来源国异质性的检验 |
5.4.6 基于企业出口目的国异质性的检验 |
5.5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5.5.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5.5.2 检验结果分析 |
5.6 本章小结 |
第6章 对外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6.1 数据与研究方法 |
6.1.1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境外投资机构名录的匹配与处理 |
6.1.2 广义精确匹配 |
6.1.3 倾向得分匹配 |
6.1.4 双重差分法 |
6.2 经验分析 |
6.2.1 基准回归分析 |
6.2.2 动态效应检验 |
6.2.3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
6.2.4 安慰剂检验 |
6.2.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6.3 异质性分析 |
6.3.1 基于区域分布视角的检验 |
6.3.2 基于产能过剩异质性视角的检验 |
6.3.3 基于不同投资动机视角的检验 |
6.3.4 基于是否僵尸企业视角的检验 |
6.3.5 基于企业所有制视角的检验 |
6.4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6.4.1 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 |
6.4.2 检验结果分析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外商直接投资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
7.1 政策背景、研究设计与数据处理 |
7.1.1 外资准入管制与识别 |
7.1.2 研究设计 |
7.1.3 识别假设检验 |
7.1.4 数据处理:工业企业数据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匹配与处理 |
7.2 经验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7.3 异质性分析 |
7.3.1 基于企业所在地区异质性的检验 |
7.3.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异质性的检验 |
7.3.3 基于企业所有制异质性的检验 |
7.3.4 基于企业贸易类型异质性的检验 |
7.4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检验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启示 |
8.1 研究结论 |
8.2 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3)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专利行为定义 |
2.2 企业专利行为的选择机制 |
2.3 企业微观创新调查 |
2.4 企业专利选择与动机:基于微观调查的研究 |
2.5 企业专利行为与企业绩效 |
2.6 评述 |
第三章 企业专利行为:国际比较 |
3.1 专利制度比较 |
3.2 企业专利行为的特征事实:宏观比较 |
3.3 企业专利行为的特征事实:微观比较 |
3.4 结论与启示 |
第四章 企业专利的选择行为 |
4.1 引言 |
4.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4.3 研究设计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4.5 研究结论 |
第五章 企业专利申请的动机 |
5.1 引言 |
5.2 企业专利动机的影响因素: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5.3 研究设计 |
5.4 实证分析 |
5.5 研究结论与启示 |
第六章 企业专利行为与企业绩效 |
6.1 引言 |
6.2 理论基础与模型拓展 |
6.3 研究设计 |
6.4 实证分析 |
6.5 研究结论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7.1 主要结论 |
7.2 政策启示 |
7.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4)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及其环境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综述 |
1.2.1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进展 |
1.2.2 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进展 |
1.2.3 污染密集型产业空间格局演变研究进展 |
1.2.4 研究述评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框架 |
1.4 创新与重难点 |
1.4.1 主要创新点 |
1.4.2 研究重难点 |
第2章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理论与环境效应机制 |
2.1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概念 |
2.1.1 污染密集型产业界定 |
2.1.2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概念 |
2.1.3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特征 |
2.2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理论基础 |
2.2.1 外部性理论 |
2.2.2 生命周期理论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2.3 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机制 |
2.3.1 专业化集聚的环境效应机制 |
2.3.2 多样化集聚的环境效应机制 |
2.3.3 产业集聚的整体环境效应机制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与环境污染现状 |
3.1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现状 |
3.1.1 产业整体发展现状 |
3.1.2 细分行业发展现状 |
3.2 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现状 |
3.2.1 环境治理现状 |
3.2.2 污染排放现状 |
3.3 本章小结 |
第4章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水平测度 |
4.1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水平测度 |
4.1.1 集聚水平测度 |
4.1.2 集聚模式分析 |
4.2 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水平测度 |
4.2.1 指标选取及方法介绍 |
4.2.2 环境污染水平测度结果 |
4.3 本章小结 |
第5章 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分析 |
5.1 模型构建与计量检验 |
5.1.1 模型构建 |
5.1.2 变量选取 |
5.1.3 计量检验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5.2.1 集聚模式的环境效应结果分析 |
5.2.2 集聚水平的环境效应结果分析 |
5.2.3 控制变量结果分析 |
5.3 拓展分析 |
5.4 稳健性检验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研究结论与建议 |
6.1.1 研究结论 |
6.1.2 对策建议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课题情况 |
(5)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基于母国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1.1 现实背景 |
1.1.2 理论背景 |
1.1.3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意义 |
1.2.1 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
1.2.2 实践价值和政策意义 |
1.3 相关定义及解释 |
1.3.1 环境规制概念界定 |
1.3.2 环境规制范围解释 |
1.3.3 对外直接投资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框架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框架 |
1.4.3 研究方法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第2章 研究综述 |
2.1 关于环境规制测算方法的研究 |
2.1.1 关于定性指标测算法的研究 |
2.1.2 关于单一指标定量测算法的研究 |
2.1.3 关于综合指标定量测算法的研究 |
2.2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 |
2.2.1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理论研究 |
2.2.2 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实证研究 |
2.3 关于环境规制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 |
2.3.1 关于“波特假说”的研究——环境规制与生产率 |
2.3.2 关于“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研究——环境规制与跨国投资 |
2.3.3 关于母国环境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 |
2.4 研究评述 |
第3章 中国环境规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 |
3.1 环境规制的内涵变迁 |
3.1.1 规制的内涵演进 |
3.1.2 环境规制的内涵演进 |
3.2 中国环境规制的发展状况 |
3.2.1 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历史变迁 |
3.2.2 中国环境规制的总体特征 |
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 |
3.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概况 |
3.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分布 |
3.3.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区分布 |
3.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
3.3.5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征 |
3.3.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关促进政策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母国环境规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分析 |
4.1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机理 |
4.1.1 产业转移效应 |
4.1.2 产业国际竞争力效应 |
4.1.3 国际经贸规则对接效应 |
4.2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机理 |
4.2.1 生产成本传导效应 |
4.2.2 技术创新传导效应 |
4.3 “污染避难所假说”内涵的扩展:“弱污染避难所假说”的提出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中国环境规制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 |
5.1 环境规制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与方法 |
5.1.1 环境规制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5.1.2 环境规制指标体系测算的方法 |
5.2 省级环境规制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 |
5.2.1 省级环境规制综合指标的具体选择 |
5.2.2 省级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结果及分析 |
5.3 工业行业环境规制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 |
5.3.1 工业行业污染强度测算及分类划分 |
5.3.2 工业行业环境规制综合指标的具体选择 |
5.3.3 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测算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层面数据 |
6.1 问题的提出 |
6.2 研究设计 |
6.2.1 实证模型设定 |
6.2.2 数据来源和变量解释 |
6.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6.3.1 基准回归 |
6.3.2 稳健性检验 |
6.3.3 异质性检验 |
6.4 “波特假说”存在性检验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基于微观企业数据 |
7.1 问题的提出 |
7.2 研究设计 |
7.2.1 数据说明 |
7.2.2 实证方法与模型设定 |
7.2.3 变量解释与描述 |
7.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7.3.1 基准回归 |
7.3.2 稳健性检验 |
7.3.3 机制检验 |
7.4 异质性检验 |
7.4.1 行业异质性检验 |
7.4.2 地区异质性检验 |
7.4.3 企业所有权异质性检验 |
7.4.4 对外投资类型异质性检验 |
7.5 扩展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效应 |
7.6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政策启示 |
8.3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6)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及投融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目的与内容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内容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1.3.1 研究方法 |
1.3.2 技术路线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1 国外研究现状 |
1.4.2 国内研究现状 |
1.4.3 研究评述 |
1.5 创新点 |
1.6 本章小结 |
第2章 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概述 |
2.1 大气污染治理的实践经验 |
2.1.1 国外实践 |
2.1.2 国内实践 |
2.2 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发展现状 |
2.2.1 生态补偿理论的阶段发展特征 |
2.2.2 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的探索 |
2.2.3 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 |
2.3 建立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 |
2.3.1 关键问题之一:谁补偿谁 |
2.3.2 关键问题之二:补偿标准 |
2.3.3 关键问题之三:资金来源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谁补偿谁:协调大气污染治理与工业化进程 |
3.1 工业化进程下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 |
3.2 我国城市工业化进程的聚类分析——以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
3.2.1 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与分类 |
3.2.2 K-means聚类算法 |
3.2.3 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
3.2.4 聚类结果与Z检验 |
3.3 我国城市工业化进程的空间分布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补偿标准之一:厘清大气污染治理的经济成本 |
4.1 大气污染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
4.2 不同工业化阶段下大气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基于PSTR模型 |
4.2.1 模型介绍 |
4.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4.3 实证分析 |
4.3.1 描述性检验 |
4.3.2 模型设定检验 |
4.3.3 结果分析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补偿标准之二:核算大气污染的扩散范围与程度 |
5.1 大气污染的空间相关性 |
5.1.1 大气污染的空间聚集与跨区域传输 |
5.1.2 大气污染与城市类型的空间分布分析 |
5.2 生态补偿“协同治理圈”的构建——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 |
5.2.1 空间自相关模型 |
5.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2.3 结果分析 |
5.3 大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性 |
5.4 大气污染空间溢出的核算——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为例 |
5.4.1 污染衰退模型 |
5.4.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5.4.3 结果分析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资金来源:拓宽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渠道 |
6.1 大气污染治理行业的投融资特征 |
6.2 大气污染治理的财政和金融支持 |
6.2.1 大气污染治理的财政和金融政策 |
6.2.2 大气污染治理的金融工具 |
6.2.3 大气污染治理的资金来源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机制 |
7.1 促进生态补偿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 |
7.2 拓展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途径 |
7.3 健全大气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 |
7.4 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生态补偿制度体系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8.1 结论 |
8.2 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城市工业化进程分类 |
附录 B 国民经济行业合并分类 |
致谢 |
个人简历及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2.1 研究目的 |
1.2.2 研究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1.3.1 互联网发展现状及相关理论研究现状 |
1.3.2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研究现状 |
1.3.3 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现状 |
1.3.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4.3 技术路线 |
第2章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分析及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框架 |
2.1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概念界定 |
2.1.1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要素 |
2.1.2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结构 |
2.1.3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功能 |
2.2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运作分析 |
2.2.1 绿色创新系统信息维度 |
2.2.2 绿色创新系统信息生态群落运作分析 |
2.2.3 绿色创新系统信息生态链运作分析 |
2.2.4 绿色创新系统信息生态网络运作分析 |
2.3 系统开放式创新的含义及动因 |
2.3.1 系统开放式创新含义及特征 |
2.3.2 系统开放式创新动因 |
2.4 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框架设计 |
2.4.1 设计思路 |
2.4.2 总体架构 |
2.5 本章小结 |
第3章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机理分析 |
3.1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的特征 |
3.2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参量分析 |
3.2.1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参量选择 |
3.2.2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状态参量分析 |
3.3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序参量识别体系构建 |
3.3.1 序参量识别方法 |
3.3.2 参量指标体系设计 |
3.3.3 数据选取 |
3.4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序参量的实证分析与确定 |
3.4.1 实证过程与结果 |
3.4.2 确定序参量 |
3.5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阶段分析 |
3.5.1 数字化资源配置阶段 |
3.5.2 网络化集成阶段 |
3.5.3 智能化协同阶段 |
3.6 系统开放式创新演进规律 |
3.7 本章小结 |
第4章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研究 |
4.1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内涵 |
4.1.1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数字化分析 |
4.1.2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含义及特征 |
4.2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设计 |
4.2.1 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创新模式设计思想 |
4.2.2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架构 |
4.3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 |
4.3.1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总体模型 |
4.3.2 创新主体功能模型设计 |
4.3.3 运行环境模型设计 |
4.3.4 实例分析 |
4.4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适用条件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研究 |
5.1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内涵 |
5.1.1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绿色创新网络集成分析 |
5.1.2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含义及特征 |
5.2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设计 |
5.2.1 横向集成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 |
5.2.2 纵向集成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 |
5.2.3 融合式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 |
5.3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 |
5.3.1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总体模型 |
5.3.2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机理 |
5.4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适用条件 |
5.5 本章小结 |
第6章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研究 |
6.1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内涵 |
6.1.1 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智能化运作分析 |
6.1.2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含义及特征 |
6.2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设计 |
6.2.1 智能化绿色研发模式 |
6.2.2 智能化绿色制造模式 |
6.2.3 智能化绿色营销模式 |
6.2.4 智能化绿色服务模式 |
6.3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 |
6.3.1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总体模型 |
6.3.2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运行机理 |
6.4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适用条件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与整合 |
7.1 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与整合思路 |
7.1.1 开放式创新模式的选择 |
7.1.2 开放式创新模式的整合 |
7.2 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模型与整合方法设计 |
7.2.1 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模型 |
7.2.2 开放式创新演进阶段识别及主导创新模式选择方法 |
7.2.3 开放式创新模式整合方法 |
7.3 实证分析 |
7.3.1 指标确定及数据选取 |
7.3.2 开放式创新演进阶段识别 |
7.3.3 开放式创新模式选择与整合 |
7.4 本章小结 |
第8章 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实施保障策略 |
8.1 数字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实施保障策略 |
8.1.1 以政策支持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进程 |
8.1.2 完善绿色创新平台 |
8.1.3 构建绿色创新公共服务体系 |
8.2 网络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实施保障策略 |
8.2.1 优化模块设计与控制 |
8.2.2 健全标准体系促进技术融合 |
8.2.3 完善绿色创新网络治理机制 |
8.3 智能化开放式绿色创新模式实施保障策略 |
8.3.1 强化知识库系统建设 |
8.3.2 以政用产学研合作加强创新要素智能化协同 |
8.3.3 完善工业网络安全防御体系 |
8.4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8)中国“关系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 |
1.2 研究内容、创新与意义 |
1.2.1 研究内容 |
1.2.2 研究创新与意义 |
1.3 研究结构安排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企业研发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2.1.1 知识产权保护 |
2.1.2 创新激励政策的效果与扭曲 |
2.1.3 反腐运动与官员规制 |
2.1.4 财政补贴 |
2.1.5 金融因素 |
2.2 转型制度环境下企业关系资本的相关研究 |
2.2.1 企业寻求关系资本动因的相关研究 |
2.2.2 企业政治关联的相关研究 |
2.2.3 企业公关招待的相关研究 |
2.2.4 企业关系资本对研发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2.3 文献评述与本文边际贡献 |
第三章 企业关系竞争博弈模型与实证假说 |
3.1 模型假设 |
3.2 关系竞争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与社会损失分析 |
3.2.1 模型求解 |
3.2.2 稀缺资源租值耗散分析 |
3.3 企业研发创新:关于α的比较静态分析 |
3.4 企业研发创新:企业间关系博弈的影响 |
3.5 稀缺资源获取:企业间关系博弈的影响 |
3.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第四章 中国企业的研发创新:数据事实与计量方法讨论 |
4.1 研究动机 |
4.2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
4.2.1 整体状况 |
4.2.2 分所有制分析 |
4.2.3 分行业分析 |
4.3 企业调查数据 |
4.3.1 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 |
4.3.2 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
4.4 解读各个数据来源的一致与冲突 |
4.5 合适计量方法的讨论 |
4.5.1 Probit与Logit模型 |
4.5.2 Tobit模型 |
4.5.3 Truncation模型 |
4.5.4 不同数据来源中研发创新变量合适计量方法总结 |
4.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第五章 关系文化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实证研究 |
5.1 研究动机 |
5.2 假说提出与实证结论预览 |
5.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5.3.1 核心解释变量:“关系文化强度”的衡量 |
5.3.2 被解释变量:研发创新的衡量 |
5.3.3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5.4 实证回归结果与讨论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5.4.2 分所有制类型回归结果 |
5.4.3 进一步探索:关系文化与研发创新效率 |
5.5 稳健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 |
5.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第六章 企业公关招待与寻租竞争影响研发创新的实证研究 |
6.1 研究动机 |
6.2 假说提出与实证结论预览 |
6.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6.3.1 数据来源 |
6.3.2 变量定义 |
6.3.3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6.4 实证回归结果与讨论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6.4.2 异质性检验:企业政治关联、行业利润率、城市行政级别 |
6.4.3 研发创新的总量损失与反腐的治理作用 |
6.5 影响机制检验:以银行贷款为例 |
6.6 稳健性检验 |
6.6.1 放松企业关系竞争的范围 |
6.6.2 工具变量回归 |
6.7 本章小结与启示 |
第七章 企业公关招待与寻租竞争影响资源配置的实证研究:以贷款为例 |
7.1 研究动机 |
7.2 假说提出与实证结论预览 |
7.3 数据、变量与模型 |
7.3.1 数据来源 |
7.3.2 变量定义 |
7.3.3 实证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7.4 实证回归结果与讨论 |
7.4.1 基准回归结果 |
7.4.2 异质性检验:企业特征、货币政策松紧期、贷款银行类型 |
7.5 稳健性检验 |
7.6 本章小结与启示 |
第八章 全文结论、启示与研究展望 |
8.1 结论与启示 |
8.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1 “关系文化强度”变量计算调整示例:两城市-两行业 |
附录2 “靠关系找工作”与“不靠关系找工作”群体的对比 |
附录3 关系文化强度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分企业所有制的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9)湛江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政府引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3 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3.4 技术路线 |
1.3.5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概述 |
2.1 高新技术企业 |
2.1.1 高新技术企业的概念 |
2.1.2 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和类型 |
2.2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
2.2.1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涵义 |
2.2.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与程序 |
2.3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政府引导 |
2.3.1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政府引导的涵义和方式 |
2.3.2 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必要性 |
2.3.3 市场机制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作用 |
2.4 应用的主要理论 |
2.4.1 市场失灵理论 |
2.4.2 政府失灵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湛江市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现状 |
3.1 湛江市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
3.2 湛江市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主要做法 |
3.2.1 发挥组织引导作用,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统筹协调 |
3.2.2 发挥政策引导作用,完善政策引导环境 |
3.2.3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提供资金保障 |
3.2.4 发挥城市规划引导作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
3.2.5 支持企业培养引进科研人才,引导科研人才和团队参与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建设 |
3.3 湛江市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成效 |
3.3.1 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开展总体情况良好 |
3.3.2 知识产权工作成效显着 |
3.3.3 创新创业载体快速发展 |
3.3.4 技术创新、交易不断取得新突破 |
3.4 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存在的问题 |
3.4.1 财政科技投入不足 |
3.4.2 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引导不到位,缺少政策实施效果监管 |
3.4.3 激励机制和产业结构规划不完善 |
3.5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3.5.1 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工作重视不够导致财政投入不足 |
3.5.2 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没有共同发挥作用 |
3.5.3 政府引导方式不灵活,长效机制还不健全 |
3.5.4 政府存在一定的角色缺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内外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借鉴 |
4.1 国外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 |
4.1.1 德国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 |
4.1.2 美国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 |
4.2 国内城市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 |
4.2.1 北京市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 |
4.2.2 深圳市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 |
4.2.3 茂名市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经验 |
4.3 对湛江的启示 |
4.3.1 政府重视,实施多方式宏观调控 |
4.3.2 重视人才培养,为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提供持续动力 |
4.3.3 发展科技服务平台,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
4.3.4 大力支持企业知识产权创造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完善政府引导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对策建议 |
5.1 创新发展理念,完善政策服务指导 |
5.1.1 政府重视,抓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5.1.2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 |
5.1.3 强化政策服务指导 |
5.2 加大投入,改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环境 |
5.2.1 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
5.2.2 创优发展环境,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
5.2.3 引进培养人才,提高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5.3 科学规划,合理引导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
5.3.1 突出重点,加强重点领域技术创新 |
5.3.2 协调发展,多层次多领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
5.3.3 加快国家高新区建设,集聚各类创新资源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件 |
(10)羽毛绒蓬松度试验方法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 引言 |
2 现状 |
3 分析与讨论 |
4 建议 |
4.1 尽量避免试验人员的主观影响 |
4.2 关于测试操作的一些建议 |
4.3 亟待标准的修订与统一 |
四、羽毛绒检验方法标准亟待修订(论文参考文献)
- [1]山东省工业部门碳生产率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D]. 安娜.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21
- [2]国际化行为与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 ——基于区域、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视角[D]. 谢沐芳. 吉林大学, 2020(01)
- [3]中国制造业企业专利行为研究[D]. 舒欣. 南京大学, 2020(12)
- [4]长江经济带污染密集型产业集聚及其环境效应研究[D]. 许芯萍. 重庆工商大学, 2020(08)
- [5]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 ——基于母国视角[D]. 李小永.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6]大气污染治理的生态补偿及投融资机制研究[D]. 汪惠青.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7]基于互联网的制造业绿色创新系统开放式创新模式研究[D]. 邵博.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20(01)
- [8]中国“关系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D]. 林志帆. 厦门大学, 2019(07)
- [9]湛江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的政府引导研究[D]. 王明彪.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1)
- [10]羽毛绒蓬松度试验方法分析[J]. 赖淦珠,马芳,刘丹. 中国纤检,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