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论文文献综述）
郭琦洋[1]（2021）在《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文中提出1933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及其前身的《中国建筑学》讲义是乐嘉藻一生对中国建筑研究的凝结和表达。由于该研究贯穿一生,而其一生（1868—1944）恰又处于近代中国变化最剧烈的时段,因此这一漫长研究不可避免地呈现复杂面貌,或可称为“层累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最终呈现的文本入手,对这一“层累的过程”进行拆解分析,探究其发展脉络和复杂面貌的成因。研究发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其对于“建筑、建筑学、建筑史”三者的概念不断认知和对相应研究方法不断探索的过程,而这也是乐嘉藻与其后以梁思成等学人为代表的建筑史研究最大的不同所在——梁思成等人首先掌握高度成熟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随后自觉地将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中。其次,这一过程的形成有赖于两方面的力量——其一是中国传统、内源的力,其二是西方、外来的力。两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首先有了乐嘉藻复杂的社会经历及角色,进而影响其建筑史研究。因此无论是乐嘉藻其人亦或其建筑史研究,均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中西杂揉、传统现代交织的“半旧”面貌。最后,乐嘉藻建筑史研究呈现出的复杂性恰能折射出建筑学（或建筑史）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本土转化、落地生根的过程,因此对于乐嘉藻的个案研究也就具有了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可对如今的建筑史和学科史研究有所助益。
宋亚[2]（2020）在《神话与地理并重:顾颉刚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自问世以来,即因其包罗万象、神奇玄奥的记载而受到历代学者的注意,研究和注解其书者可谓络绎不绝,但自西汉至20世纪的诸位学者,皆未能真正认识其书内容,准确判断其书性质,因而也就无法发现《山海经》一书的真正价值,致使其所保存的珍贵的上古知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利用。古史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则以其特有的历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综合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眼光,彻底突破了以往学者对《山海经》"以偏概全""顾此失彼"的看法,从整体上把握其书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承认其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之同时,也确定其中必有若干真实的历史地理知识,从而揭示了该书之神话学与地理学的双重性质,肯定了此书之神话学、地理学以及古史研究方面的价值。
汤莹[3]（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宋亚[4]（2020）在《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文中提出《山海经》一书自问世以来,即因其包罗万象、神奇玄奥的记载而受到历代学者地注意,研究和注解其书者可谓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东晋的郭璞,北魏的郦道元,南宋的尤袤、朱熹,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毕沅、郝懿行、吴承志等,还是近代学者如茅盾、郑德坤、程憬、袁珂等,皆未能真正认识其书内容,准确判断其书性质:他们或以《山海经》所记皆为客观事实而将之视作地理博物志,或以其书全为想象造作之言而将其视作语怪之书,抑或把它看作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而忽略其中的地理记载,因而也就无法发见《山海经》一书的真正价值,致使其书所保存的珍贵的上古知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重视和利用。“古史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则以其特有的历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综合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眼光,彻底突破了以往学者对《山海经》的这种“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地片面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了其书纷繁复杂的内容,顾颉刚在肯定其中必有若干真实的历史地理记载之同时,也承认其中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从而揭示了其书之地理学与神话学的双重性质,肯定了此书之地理学、神话学以及古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不仅如此,顾颉刚更在充分理解《山海经》内容的基础上,对《山海经》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严谨周密地研究和考证,包括其书的作者、成书时代和地域、与《禹贡》的关系、地域范围以及神话传说在考辨古史真伪方面的作用等等,并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地研究,无论是在《山海经》研究史上,还是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意义。本文即着眼于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地研究,系统梳理和考察顾颉刚探究《山海经》相关问题的具体过程与研究结论,并将这些研究结论置于《山海经》研究史的历史长河中,借以探讨顾颉刚《山海经》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更在此基础上给予其恰当的学术地位,使得其学术观点为学界所共知,最终达到全面理解和把握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促进《山海经》相关研究的目的。文章首先详细梳理了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背景与经过,了解促使顾颉刚进行这一研究的具体原因和研究过程;其次,分别考察自汉代至20世纪上半叶诸位学人和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之性质与价值地判断,从而探讨顾颉刚对《山海经》性质与价值重估的突出贡献;再次,集中论述了顾颉刚对《山海经》的地理学研究,分为顾颉刚对《禹贡》、《五藏山经》与《禹贡》的关系、《五藏山经》地域范围的考察三个部分,从中看出顾颉刚对《山经》和《禹贡》两书时代的考证,以及顾颉刚对《山经》地域范围认识的不足;最后,系统考察了顾颉刚对《山海经》中神话传说的研究,包括故事学、宗教史、民族史三个研究取向,分别举例分析了其对《山海经》神话研究的突破和缺陷。
许诗怡[5]（2020）在《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文中提出基于汉学界早期中国研究的特点与焦点,本文以梳理中外学界对甲骨文之前的早期信仰研究概观为背景,重点分析中国文学人类学的新近理论——“玉教”的提出过程以及其内涵与价值;探讨“玉教”理论为何以及如何作用于寻找驱动华夏文明发生的信仰之根;进而反思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构建中国版文化理论体系的诉求及其实践过程。本文共设三章。第一章重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概况,指出因为重于三代历史谱系的争论,有关甲骨文之前的早期信仰问题、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特点的观念动力问题在国内外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均被讨论不多,在比较文学的传统领域更鲜有涉及。由此,本文探讨“玉教”提出的学术依据与现实背景,解释其问题意识的针对性与思想意义。第二章共有三节:第一节基于上章内容,总结早期中国文化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1）中华文明特质与连续性;（2）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本文认为,“玉教”理论正是对这两个焦点的有力回应和补充。第二节详细梳理叶舒宪的学术思想演进脉络,重点探讨他为何提出“玉教”。在跨文化比较和自识之路上,他一直聚焦“神话”而步步深入,希望打破带有局限性的任何既定认知框架。从理论到文本,从文本到器物,从器物再到理论,最后落实在“玉教”,他诉诸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全新的人文阐释视角和一整套理论体系。第三节对“玉教”内涵进行深入辨析,注重搜集和整合历经数年的、共计十五次的玉帛之路调研情况。本文认为,“玉帛之路”调研旨在探究史前不同地域的中华玉文化如何从多元分布逐渐走向华夏一体。针对学界对“玉教”关注不足或有一些偏见的现状,第三章进一步分析“玉教”理论何以成立的问题。笔者总结出神圣信仰、权力垄断、祭祀仪式等讨论维度,结合涂尔干的宗教理论思想分析,即从宗教的基本形式——信仰与仪式,宗教的意义——权力与道德性,来说明早期中国对玉文化的崇拜也可以称之为“玉教”。学界虽然已有众多研究叶舒宪学术思想的文章和硕士博士论文,但是,对他近十年来最为重视的“玉教”理论却关注不够,即使有涉及也以访谈和引用观点为主。本文是首篇全面分析“玉教”理论的文章。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希望呈现出“玉教”理论的全貌,尤其重点剖析对物的崇拜何以成为“教”?对文明起源期的研究何以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话语?笔者希望这项研究有助于全面分析中国文学人类学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积极探索和开拓之处;展现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研究群体如何将文学的学科逻辑推进到与中华文明探源问题深层勾连的模式,拓展出文明起源研究的神话学范式,从而反思文学人类学在构建兼具世界性和本土性的理论话语中的经验,检讨其革新与不足。
王玉婷[6]（2020）在《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文中指出在传统与近代的冲突与传承、中学与西学的碰撞与融合中,历史学处于全面的转轨之中,民国时期的古史研究亦出现了新的趋势。1935年,冯友兰提出“信古、疑古、释古”说,信古派认为凡古书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派与之相反,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释古派不如信古派尽信古书,亦非疑古派全然推翻古史传说。无论是疑古派、释古派还是信古派,都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史研究方法与范式的转变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成长于此学术环境下的童书业,在思想观念与治学取向上既接受了传统学术的训练,又受时代环境与社会语境的影响,兼有新的风貌,成为学兼新旧的一代学人。童书业是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但在继承顾颉刚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解释、论证顾氏的疑古理论,纠正顾颉刚在疑古辨伪中出现的某些偏误,推进、完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将“层累说”与“神话演变分化说”统一起来。20世纪30年代的童书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辛勤耕耘,逐渐吸收海派治学优点,关注学术发的展新动向,并与史观派学人相继展开论战,探讨古史传说、原始社会、对史前史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二者对神话传说的解释、伪史料的运用与建设古史的理论依据均不相同。其后,童书业转而开始吸收史观派治史优点,用经济史观解读历史,摆脱了顾颉刚《春秋史讲义》的政治史模式,尝试重建上古史体系。南高派在前期与顾颉刚等疑古派成员有过激烈论战,童书业与之亦有交锋,二者对“三皇五帝说”、“禹”等问题认知不一,其实是对史学本质的追求不同,学术风格亦是不同。童书业致力于先秦史研究,古史传说与西周春秋史探研是其主要学术建树。他虽出身于古史辨派,但在研治古史的过程中深受时代语境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面向”,其对古史辨派有继承也有深化,对唯物史观派的古史研究既有批判亦有反思,对南高派学者的古史研究则旨在纠偏与匡正,形成了独特的治史路径。童书业将“疑古、考古与释古”三阶段融会贯通,并从“新汉学”迈入了“新宋学”,其与不同学人在古史问题上的“纠葛与交缠”,也使童书业的古史研究在近代学术史上格外耐人寻味。
周赫[7]（2020）在《《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文中认为《蓬莱轩地理学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是我国清末民初着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丁谦所编着的一套丛书。《丛书》卷帙浩繁,在北京图书馆2008年本中有787709字,分为4册,2集,31卷。《丛书》考证我国古代边疆区域的同时,还考证了域外地理,即向西延伸至大高加索山附近,向北延伸至贝加尔湖西北地区,向南延伸至南洋群岛及印度洋附近。《丛书》对我国古代多民族王朝边疆史地及域外地理作了一次系统的总结性考证,厘清了历代边疆史地上的诸多疏漏。本文针对《丛书》中的内容,从文献学的角度,运用综合研究法、归纳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对《丛书》中我国古代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与研究,并将论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丛书》中东北史地研究的选题依据、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史料、研究内容与价值。第二部分为正文,在第一章中先梳理丁谦生平事迹及着述。将《地学杂志》与《丛书》中丁谦的着述进行对比,纠正了丁谦着述多存于《地学杂志》中的误区。再对《丛书》修撰过程中屡次更名的现象进行辨析。其次,探讨清末民初视阈下考据学、蒙古史、元史、边疆史、地学对《丛书》的影响,并介绍《丛书》流传中出现的5种版本,将不同的版本进行对比,进而对不同版本中的印刷及脱倒进行指误,对《丛书》成书之后学者们为其作叙和点校的情况加以概述,分析其复杂的编着方式,再对编着时出现的制图问题加以说明。再次,由于《丛书》中东北史地方面的内容分散在各卷之中,因此在这一部分中,对《丛书》中丁谦考证的东北史地范围进行划分,将《丛书》中丁谦摘出的史料,以及考证时参考和引用的文献情况进行说明,同时制定考证凡例,以便对《丛书》中东北史地考证进行再考证。最后,总结丁谦东北史地考证的价值与不足。第二、三、四章,即对《丛书》中丁谦所考证的东北史地内容,进行系统地梳理与再考证。在这一部分中,将丁谦考证的内容分为民族、建置、地名三类进行再考证,并按照朝代更迭的顺序排列。在考证民族时以族系分类,在考证建置时以各卷所考府、郡、县、城进行分类,在考证地名时以各卷中的山、水、地名分类。对分类后的内容再进行细致而客观的辨析,同时结合学界其他学者的观点和考古挖掘的成果,对丁谦的考证结论进行再考证,若有丁谦考证正确的问题则予以肯定,存在争议的观点则进行分析与探讨,存疑的问题则尽量解答。第四部分为结语,总结丁谦考证东北史地的偏重点,对《丛书》中东北史地的研究进行概括。
秦洁[8]（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汪书路[9]（2019）在《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吕振羽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全面、客观研究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研究吕振羽,不仅可以丰富吕振羽的学术思想研究,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参考。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探寻救亡图存的道路上,吕振羽经过对各种思潮的反复对比、实践,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革命信仰。自此,他通过成立协会、创办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课堂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提出了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其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研究革命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热点历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吕振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开创性地提出“殷商奴隶论”“西周封建论”,进而为得出“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还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中国人种主要来源于“蒙古人种”以及“马来人种”这两大类;同时考察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内容。其四,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吕振羽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基础上分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得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结论,从而对近代中国的革命任务有着清晰认识,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根本消灭封建势力。他考察了国外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理论。在中国文化问题方面,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儒家、道家、佛家文化,认为中国文化发展要辩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同时要善于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防止文化闭关主义和文化贩运主义。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二是积极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三是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郭佳[10]（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二、《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1）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选题缘起 |
| 文献综述 |
| 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乐嘉藻的身份变化与建筑史研究的成果 |
| 第一节 乐嘉藻——“传统文人”以外 |
| 一.士阶层的变化 |
| 二.从准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
| 三.乐嘉藻与严氏父子 |
| 第二节 从《中国建筑学》讲义到《中国建筑史》 |
| 第三节 梁思成的质疑与乐嘉藻的回应 |
| 第二章 建筑观念的变化 |
| 第一节 从文本到观念 |
| 第二节 民国前——建筑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
| 一.实用主义的“设计”与文人审美 |
| 二.承自传统的建筑观念 |
| 第三节 民国后——关注建筑科学性、艺术性与民族性 |
| 一.对于形式与结构的关注 |
| 二.对建筑文化性的重视 |
| 三.新观念的来源——“他者”目光的延续 |
| 第三章 学科观念的混杂 |
| 第一节 为什么是《中国“建筑学”》讲义 |
| 一.现代意义的“建筑学” |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学” |
| 三.移植与转化——从“学问”到“学科” |
| 第二节 《中国建筑史》——新旧史法的融合与跨学科借鉴 |
| 一. “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中国建筑史”的两种发展轨迹 |
| 二.乐嘉藻理解的“建筑史” |
| 三.新史学——艺术史——建筑史 |
| 第四章 昙花一现——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在历史中的沉浮 |
| 第一节 乐嘉藻与梁思成的交错时空 |
| 一.错位的时空 |
| 二.专才与通才 |
| 三.激进与保守 |
| 第二节 选择与淘汰——现代化的需要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 一.权威意识与现代化的需要 |
| 二.群体性“失语”与社会力量的博弈 |
| 第三节 相关反思 |
| 一.建筑史层面 |
| 二.建筑学科史和建筑史学史层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讲义原有内容在《中国建筑史》中的变化 |
| 附录二 梁思成:读乐嘉藻《中国建筑史》辟缪 |
| 致谢 |
（2）神话与地理并重:顾颉刚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论文提纲范文）
| 题 引 |
| 一、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时代与思想背景 |
| 二、顾颉刚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 |
| (一)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 |
| (二)对《山海经》的价值重估 |
| 三、顾颉刚《山海经》研究的影响 |
（3）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研究之路: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背景、经过及成果 |
| 第一节 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背景与经过 |
| 第二节 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主要成果 |
| 第二章 廓清迷雾:顾颉刚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 |
| 第一节 前代学者对《山海经》性质与价值的认识 |
| 第二节 顾颉刚对《山海经》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 |
| 第三章 地理考证:顾颉刚对《山海经》的地理学研究 |
| 第一节 顾颉刚对《禹贡》的认识与研究 |
| 第二节 顾颉刚对《五藏山经》与《禹贡》关系的研究 |
| 第三节 顾颉刚对《五藏山经》地域范围的考证 |
| 第四章 神话解读:顾颉刚对《山海经》中神话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山海经》中神话的故事学研究 |
| 第二节 对《山海经》中神话的宗教史研究 |
| 第三节 对《山海经》中神话的民族史研究 |
| 结语: 顾颉刚《山海经》研究的影响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玉教”提出背景:早期中国信仰研究概观 |
| 第一节 国外研究概况反思 |
| 一、对史学界与考古学界研究的反思 |
| 二、对人类学和宗教学的研究概况的反思 |
| 第二节 国内研究概况反思 |
| 一、信仰之根的断裂:古史辨派的理念奠基 |
| 二、中华文明探源与早期文化研究 |
| 第二章 “玉教”理论提出过程与内涵辨析 |
| 第一节 “玉教”理论起点:早期信仰研究的焦点 |
| 一、焦点之一:中华文明特质与连续性问题 |
| 二、焦点之二:青铜时代与玉器时代 |
| 第二节 “玉教”的提出:从神话—原型到文明探源 |
| 一、将神话—原型理论用于中国本土文化 |
| 二、从本土阐释到跨文化比较 |
| 三、在跨文化视野中聚焦中华文明起源问题 |
| 第三节 “玉教”内涵辨析 |
| 一、基于汉字特征和中国典籍而提炼 |
| 二、从文献到无文字溯源 |
| 三、多元如何一体:开启玉帛之路 |
| 第三章 对“玉教”理论的反思 |
| 第一节 玉器崇拜可以构成宗教吗? |
| 一、“宗教”的限度与使用 |
| 二、回归早期中国信仰经验 |
| 第二节 作为信仰的玉教:以涂尔干的思想为分析视角 |
| 一、涂尔干的宗教学思想 |
| 二、“玉教”理论的合理性 |
| 第三节 “玉教”理论的宏旨:打破轴心突破说对中国文化的遮蔽 |
| 第四节 “玉教”理论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期刊报纸 |
| 附录 |
| 表一:叶舒宪有关“玉教”的论文 |
| 表二:叶舒宪有关“玉教”的专着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6）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主要趋向 |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治史风气: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兴起 |
| 第二节 疑古、释古与信古: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 |
| 第二章 承续与深化:童书业与古史辨派的古史研究 |
| 第一节 阐发顾颉刚的疑古理论 |
| 第二节 完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
| 第三节 除旧布新,建设新的古史体系 |
| 第三章 批判与反思:童书业与唯物史观派的古史研究 |
| 第一节 批判唯物史观派古史研究的教条化倾向 |
| 第二节 反思“科学的史学”和“以社会科学方法治史”的新史学 |
| 第三节 童书业古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尝试 |
| 第四章 纠偏与匡正:童书业与南高学派的古史研究 |
| 第一节 关于三皇五帝说的探源 |
| 第二节 分科研究与博通治学 |
| 第三节 旨趣相异而路径相反 |
| 第五章 古史研究的再思考 |
| 第一节 自由出入于疑古、释古与信古之间 |
| 第二节 疑古、信古与释古的平衡与发展 |
| 第三节 走出疑古的困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史料 |
| 五、研究内容与价值 |
| 第一章 丁谦与《蓬莱轩地理学丛书》 |
| 第一节 丁谦及其着述 |
| 一、丁谦的生平 |
| 二、丁谦的着述 |
| 第二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相关问题 |
| 一、清末民初考据学视阈下的《丛书》 |
| 二、版本流传 |
| 三、叙校情况 |
| 四、编着方式 |
| 第三节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史地问题 |
| 一、考证的范围 |
| 二、考证史料的筛选 |
| 三、参引的文献情况 |
| 四、考证凡例 |
| 五、《丛书》的文献学价值——以对东北史地的考据为中心 |
| 六、东北史地考证的不足 |
| 第二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民族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东北诸族考证 |
| 一、秽貊系诸族 |
| 二、肃慎系诸族 |
| 三、东胡系诸族 |
| 第四节 宋辽金东北诸族考证 |
| 一、肃慎系诸族 |
| 二、东胡系诸族 |
| 第五节 明代东北诸族考证 |
| 第三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建置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县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郡城县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府郡县考证 |
| 三、《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考证 |
| 四、《梁书夷貊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五、《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城县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郡城考证 |
| 二、《新唐书各外国传地理考证》中府城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州城考证 |
| 第四节 金朝时期 |
| 第四章 《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东北地名的考证 |
| 第一节 两汉时期 |
| 一、《汉书朝鲜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二、《后汉书东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二节 魏晋时期 |
| 一、《三国志乌桓、鲜卑、东夷传》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水名考证 |
| 三、《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 |
| 一、《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中的地名考证 |
| 二、《新唐书突厥传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名考证 |
| 三、《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地理考证》中的山水地名考证 |
| 第四节 《丛书》第二集中的东北水名考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表格索引 |
| 丁谦着述集补 |
| 一、高句丽国有二考 |
| 二、辽上京临潢府考 |
| 三、曹廷杰金上京会宁府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8）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2.1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 |
| 2.1.1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背景 |
| 2.1.2 吕振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
| 2.2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途径 |
| 2.2.1 创办协会宣传马克思主义 |
| 2.2.2 利用报刊传播马克思主义 |
| 2.2.3 通过课堂讲授马克思主义 |
| 2.3 吕振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效应 |
| 2.3.1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 |
| 2.3.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 |
| 3.1 吕振羽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1.1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弊端的揭示 |
| 3.1.2 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论优点的继承 |
| 3.2 吕振羽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扬弃 |
| 3.2.1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错误方法论的批判 |
| 3.2.2 对中国近代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优点的吸收 |
| 3.3 吕振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阐发 |
| 3.3.1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唯物论 |
| 3.3.2 史学研究应坚持历史辩证法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吕振羽对中国历史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 |
| 4.1 吕振羽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析 |
| 4.1.1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 |
| 4.1.2 对中国原始社会历史的开拓性探究 |
| 4.1.3 研究中国奴隶社会提出“殷商奴隶论” |
| 4.1.4 考察中国封建社会提出“西周封建论” |
| 4.2 吕振羽对中国民族历史基本问题的考察 |
| 4.2.1 对中国人种主要来源的探索 |
| 4.2.2 对中国各民族发展史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吕振羽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解答 |
| 5.1 吕振羽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 |
| 5.1.1 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历程的分析 |
| 5.1.2 对中国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考察 |
| 5.1.3 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判定 |
| 5.2 吕振羽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探索 |
| 5.2.1 考察国外经济危机否定中国资本主义道路 |
| 5.2.2 阐发苏联经济法则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
| 5.2.3 结合实际提出“两个时期的同时过渡”论 |
| 5.3 吕振羽对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思考 |
| 5.3.1 对传统儒家文化现代地位的解读 |
| 5.3.2 对传统释道文化现代地位的分析 |
| 5.3.3 对中国革命文化发展问题的探索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特点及启示 |
| 6.1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
| 6.1.1 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6.1.2 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
| 6.1.3 运用马克思主义解答中国社会热点问题 |
| 6.1.4 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
| 6.2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 |
| 6.2.1 结合历史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 |
| 6.2.2 参与思想论战扞卫马克思主义 |
| 6.2.3 运用丰富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 |
| 6.3 吕振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示 |
| 6.3.1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成为忠贞的信仰者 |
| 6.3.2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汲取优秀传统文化 |
| 6.3.3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持续推进理论创新 |
| 6.3.4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着力解决时代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10）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与思路 |
| 第一章 明清以后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 |
| 第一节 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 |
| 一、崔述的上古史观 |
| 二、康有为的上古史观 |
| 第二节 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 |
| 一、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编年体系研究 |
| 二、18世纪汉学先驱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
| 三、19-20世纪新教传教士及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四、20世纪初日本汉学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 |
| 第一节 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 |
| 一、“神话”一词的最初引入问题 |
| 二、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译介 |
| 三、新式中国通史与历史教科书的创作 |
| 第二节 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 |
| 一、梁启超的新式中国通史 |
| 二、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 |
| 第三节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 一、两种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三、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
| 第三章 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第一节 顾颉刚前期的大禹研究 |
| 一、“层累说”与大禹神话传说问题的提出 |
| 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
| 三、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四、“层累说”以及大禹研究的中西渊源 |
| 第二节 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 |
| 一、1930年代以后的学术方向(一)——战国秦汉史研究 |
| 二、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 |
| 三、1930年以后的学术方向(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 |
| 四、顾颉刚、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 |
| 五、顾颉刚的夏代史观 |
| 第四章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 |
| 第一节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 |
| 一、神话与历史的关系 |
| 二、神话与宗教的关系 |
| 三、神话与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杨宽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三节 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丁山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五章 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 |
| 一、顾颉刚的考古学情结 |
|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建设 |
| 三、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 |
| 四、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 |
| 第二节 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 |
| 一、神话学概论与神话整理研究中的大禹 |
| 二、闻一多、孙作云图腾理论和“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的大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论文参考文献）
- [1]半旧：乐嘉藻中国建筑史研究再探[D]. 郭琦洋.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神话与地理并重:顾颉刚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J]. 宋亚. 民间文化论坛, 2020(04)
- [3]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4]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D]. 宋亚. 山东大学, 2020(12)
- [5]早期中国信仰研究反思 ——以“玉教”理论为中心[D]. 许诗怡.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6]童书业与民国时期古史研究的三种取向[D]. 王玉婷. 山东大学, 2020(09)
- [7]《蓬莱轩地理学丛书》中的东北史地研究[D]. 周赫.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9]吕振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D]. 汪书路.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1)
- [10]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