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运用（论文文献综述）
朱思敏[1]（2020）在《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演进及其启示》文中研究指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是指在尊重各自独立性、充分交流信息的基础上,两大政策在政策类型、调控方向和政策工具上能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从而共同高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协调配合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当下对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在面对和处理今后复杂的经济形势时更有效地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维护经济稳定增长。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重要经济理论模型和两大政策协调的路径进行了梳理,然后主要从搭配模式选择和政策工具配合两个方面,回顾了我国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阶段性特征演进,总结其用两大政策实现当期经济目标的经验与启示,发现我国两大政策协调对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政策更偏重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目标,货币政策在应对短期冲击时更具有灵活性,但不同阶段和不同目标下仍存在政策工具协调利用不充分、政策目标存在偏差等失误。为了分析两大政策自1996年以来对经济增长的协调效果以及彼此间的关系,接着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会加强单一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在短期内,货币政策存在时滞性,财政政策较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更为显着,但长期由于财政政策存在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强些。财政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供给扩张,货币供给对财政支出影响较小。最后,本文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从优化两大政策协调目标、加强政策工具协调力度等方面对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提出了相关建议。
赵方华[2]（2019）在《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认为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实现人民币可兑换一直是中国金融业改革重要议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的改革目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开始提上日程。2017年,第五次金融工作会和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当前,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必然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因此,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围绕跨境资本流动,本文做了以下工作:一、本文以世界经济理论为基础,以资本项目开放为背景,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为主线,阐述了资本项目开放中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的战略性和必要性。以资本项目开放相关理论为指导,综合概括了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现状,找出了产生风险的成因。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种统计方法得到了中国当前存在一定的汇率高估风险、汇率市场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跨境资本流入会存在宏观经济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信贷和债务风险,跨境资本流出会增加资本外逃风险;2005年汇改后外汇市场压力指数震荡不断加剧,短暂的异常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市场不稳定性等结论。二、为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本文构建了中国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筛选出跨境资本流动预警指标体系并合成预警综合指数,对流入、流出风险做初步趋势预测,进而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模型。结果表明: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监测风险效果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行性,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三、跨境资本流动是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形式。为此,本文对比分析国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资本项目开放中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经验教训,为中国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相关启示和参考。结果表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重点是注重审慎管理和金融体系发展;加强预期管理、数据统计;强化风险预警并在必要时适时采用资本管制。四、为了在实践中形成一套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本文设计了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机制。从“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双支柱框架出发,建立以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和逆周期调节为基础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以及打击违法保证市场公平为基础的微观监管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外部环境和开放顺序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归纳和综合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形成、传导及防化机制,从而为实现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两个政策目标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支撑。二是从汇率、宏观经济稳定性、金融体系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的角度规范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生成机理和传导路径,从而为理解和防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了清晰思路。三是提出了一个以“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为基础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机制,并基于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构建了一套风险预警体系,预警指数能够较好预测风险点,预警模型对低中高风险均能准确、及时发出预警信号。这对于推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和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唐常[3]（2019）在《国库现金管理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当前我国财政呈现国库闲置资金规模高和债务存量高的双高并存的现象。这种局面折射出国库现金管理理念的缺失与国库系统的结构性矛盾。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确定三大领域的财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新《预算法》从国库会计、集中收付制度、财政专户、国库现金管理等方面做了相应规定,以及《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试点办法》的实施,标志着国库现金管理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启。在实践层面,当前的国库改革着眼于解决我国财政“双高”问题,体制机制的构建围绕国库最低现金持有量和最大化投资收益展开。并未关切国库现金管理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的冲击作用。在理论层面,现有理论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建立在独立于国库现金管理的假设基础之上,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传统理论无法解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依赖有效的国库现金管理系统的经验事实。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国库现金管理与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兼容性的国库现金管理系统,使其兼顾两类目标:一是安全支付基础之上的最低现金持有量和最大化投资收益;二是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库现金管理运作机制、核心绩效目标以及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其次,本文的核心内容是国库现金管理对财政货币政策影响机制的探讨。根据国库现金运作的规律,本文主要探讨国库现金管理的两个阶段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即余额管理和国库资金的市场化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最后总结国外成功经验,提出构建我国兼容性国库现金管理系统的构建路径。本文将按照以下五个部分具体展开: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内容是国库现金管理与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历史沿革及现状。旨在了解国库现金管理的共同特征与核心目标,以及国库现金管理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角色。第二部分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研究库底资金管理与财政货币政策的关系。本文分析了国库库底资金波动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论证熨平库底资金波动的必要性,进一步推出将库底资金稳定在最低持有规模不仅是国库现金管理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消除库底资金波动对财政货币政策的消极影响必然选择。因此,确定库底最低现金持有规模成为关键。本文分析总结了传统测算方法的基本原理与不足,提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国库现金持有量的测算方法。第三部分是第六章。旨在分析国库资金市场化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国库资金市场化是国库现金管理的高级阶段,主要目的是实现库底资金的时间价值和维持库底目标余额,同时也是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方面。该部分首先分析国库资金市场的影响因素、基本模式以及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模式的现实选择。然后以商业银行存款模式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分析国库资金市场化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最后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理论分析的结果。第四部分是第七章和第八章。综合国库现金管理的两类绩效目标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关系,借鉴国外国库运作的成功经验,提出构建兼容性现金管理系统的路径。该部分从国库现金管理体系的构建、目标协同、运作层面的协调和部门之间的组织协调四个环节构建国库现金管理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机制。基于以上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本文的主要发现有以下三点:第一,从财政受托责任视角看,国库现金管理首要职责实现安全支付,在此基础之上实现国库现金的绩效目标,即最低的现金持有量和最大化投资收益。但是现实情况是我国国库库底资金不仅存在大规模的闲置资金,同时呈现出剧烈的波动特征。针对这种现象,本文以库底现金余额作为研究目标,在IS-LM框架下分析库底资金积累对财政货币政策以及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库底资金积累降低了自主消费需求,导致产量的下降。同时减少了货币供给量和削弱了财政政策效果。本文进一步通过央行资产负债表和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库底资金的增加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库底资金的增加对货币政策产生负向冲击作用。针对国库库底资金的财政效应,由于财政政策受到影响因素较为复杂,本文并没有使用VAR模型来分析库底资金的财政效应,而是基于我国GDP核算方法研究库底资金与财政赤字的关系。分析发现,库底资金的波动对冲了部分财政赤字,从而使得名义产出要高于实际产出。基于研究结论,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国库现金管理下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的首要任务是要熨平库底资金波动,使国库对财政货币政策的角色从“蓄水池”转向“渠道”角色。而这与国库现金管理追求最低的现金持有量是一致的,因此,对库底余额实施目标余额管理制度将有助于兼容性的国库现金管理系统的构建。第二,目标余额管理制度旨在熨平库底资金波动,将库底资金维持在最低的水平,因而如何确定国库库底最低现金余额成为构建兼容性国库管理系统的关键。传统文献主要基于Baumol模型和Miller-Orr模型两类经典模型或者相关扩展模型测算最低现金持有规模。经典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基于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最优化问题。但是经典模型存在假设过于理想化和适用性较窄的缺点,如经典模型中机会成本往往选择有价证券作为替代,忽视了我国只有商业银行定存一种模式的现实情况,因而测算结果的实际意义受到质疑。本文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提出适合我国当前情况的测算方法,即使用风险价值（VaR）方法来测定库底资金最低规模。本章旨在提出一个方法论,为国库管理者确定目标余额管理的核心指标提供参考。第三,在库底目标余额管理基础之上,国库资金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维持库底目标余额以及实现国库资金的绩效目标。本文在CC-LM框架下对国库资金市场化与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构建VAR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库资金商业银行存款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国库资金商业银行存款通过准备金作用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从而导致基础货币供给下降;但是对准货币正向冲击较大,导致广义货币供给增加。同时,国库资金商业银行存款对财政支出和产出影响不明显,但是对利率形成负向冲击作用,使得利率水平降低。国库资金市场化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因此,国库现金管理与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关键是在流动性管理和利率管理两方面加强协调配合,使国库一方面扮演“渠道”角色,另一方面可通过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实现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调节器”作用。
龙小燕[4]（2019）在《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文中提出新时代、新常态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最重要的两大经济政策,加强协调配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阐述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概念、梳理相关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上,对比了我国宏观调控和西方国家干预、供给学派等理论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应统筹兼顾处理好短期与长期、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速度与质量四大关系,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两大政策应加强协调配合,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为核心导向,短期应着力熨平经济周期波动,适时适度发挥政府投资的需求管理优势,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长期应着眼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管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持续优质增长;同时应加强两大政策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论文回顾了美国自大萧条后、日本和德国自二战后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发展历程,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运用两大政策应对金融危机的相关措施;介绍了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总结了各国运用两大政策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调整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增长、利用国债助力实现两大政策目标的经验做法。论文运用不同的实证模型分析了两大政策在维护经济平稳增长、促进结构优化和加强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现状,探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首先,运用VAR模型分析实际GDP增速、赤字率与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关系。研究证明,货币供给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正相关;财政赤字率变化通常与GDP增速变化方向负相关。赤字财政政策短期可能会诱导货币供给增加,但长期会因挤出效应有损于经济增长;货币供给对赤字影响较小,但在增加产出的同时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类型的组合形式取决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的综合权衡。分析认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两大政策效力都有期限约束;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宏观政策执行需把握好力度,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在政策传导中发挥的巨大作用。第二,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就两大政策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大政策各自对各地区各次产业结构的影响力均不一样,在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难以发挥合力。分析认为,单靠任一政策调整结构的作用有限,两大政策缺乏全面系统的协调配合机制,缺乏两大政策实施的配合端口,且各地情况和执行方式差异较大,效果不一。第三,从央行资产负债表角度分析,认为利用国债丰富外汇投资未能解决外汇波动带来的基础货币供给调节难题。运用VECM模型就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影响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的冲击总体有限:国库现金对M0变动影响的最大贡献率为35%,对M1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为10%,对M2变动的最大贡献率仅为6%。分析认为,我国央行持有国债占央行总资产的比重低、流动性弱,国债市场尚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与发行管理难以满足央行公开市场操作需求等因素制约了国债各项功能的发挥。同时,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中央国库资金转化为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管理有待提高。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着力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结合我国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总体战略基调、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基本机制及相关政策建议。两大政策短期应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的优势,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适当发挥政府投融资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利用国债优势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应注重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优质增长,发挥供给管理的优势,支持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加大端口扶持力度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在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优化国债管理的同时,应利用国债打破外汇占款与人民币发行的直接联系,增加利用国债、国库现金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动权,完善人民币发行机制,促进国债和人民币国际化。
尹彦辉[5]（2019）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文中指出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特征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其调控目标。然而,.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倚仗单独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很难发挥预期作用,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趋势性放缓,面临人口红利消失、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和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加强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如何深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研究,高效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是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十分关注的问题。当前,多数学者基于传统IS-LM模型和DSGE模型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及其协调效应的研究。其中,传统IS-LM模型从宏观经济均衡的角度出发,侧重于总量分析,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模型中皆为外生,缺乏对政策间内生作用机制的刻画。另外,使用DSGE模型进行政策研究时,以坚持各种市场出清规则建立一般均衡,而完全出清规则并不符合政策分析模型所要求的“经验基础”;同时,DSGE模型中设定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服从既定的政策规则（如泰勒规则与严格的财政预算平衡规则）,因此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研究并未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协调机制。有鉴于此,为更准确地刻画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作用机制,分析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变化,为加强政策间协调配合提供理论支撑,文章结合中国实际经济特征,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展了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第一,为了刻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内生作用机制,首先,文章引入内生的政府支出政策,并建立由利率与财政赤字率共同决定的货币供应量方程,对传统的IS-LM模型进行了扩展;其次,对包含内生政策的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对数线性化处理与参数校准;最后,对发生金融危机的2008年进行了政策模拟,研究发现,如果中国在2008年选择适当提高利率的稳健货币政策和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适度紧缩财政政策的组合可避免在2009年发生通货紧缩。第二,鉴于IS-LM模型仅从宏观视角出发,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为了避免卢卡斯批判,文章借助具有微观经济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DSGE模型研究政策协调效应。另外,鉴于现阶段中国“群体发展不平衡”和财政政策规则设定较为笼统的现状,构建了考虑家庭收入异质性和细化财政政策工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而更好地拟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现状。首先,对基准模型中“减税降费”财政政策的经济机理进行分析,考察外生的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就业、工资水平以及收入再分配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效应。其次,为了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联动性特征,假设财政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工具对彼此做出互动的内生响应,以考察在协调机制下各自政策效应所发生的变化。研究发现:消费税、劳动税和资本税的减税措施,短期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对异质性家庭的消费结构、投资决策以及就业意向的影响在方向上和程度上则有所不同。政府消费性支出、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的增加,短期也有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的作用。在“双宽松”的协调机制下投资性支出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明显提升,虽然税收政策效应无明显变化,但综合来看,协调机制发挥了“政策放大器”的作用,提高了政策的有效性和时效性,能够使政策更快地达到预期目标。第三,为了体现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的交互作用,识别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拟合协调机制下的政策效应并分析社会福利损失,文章将博弈行为引入D S G E分析框架,在社会福利损失最小化目标下,通过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不同的博弈形式刻画合作与非合作的协调机制,进而得到相应的政策规则,识别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实的政策协调机制,并基于模拟分析结果提出最优政策选择和政策组合的建议。首先,通过引入纳什非合作博弈和卡特尔合作博弈行为,构建两部门博弈的DSGE模型,分别得到两种协调机制下货币部门与财政部门的政策规则。进一步地,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中国化”的修正和校准,模拟分析了两种政策在协调机制（非合作博弈及合作博弈）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最后,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稳态结果及方差差异等对比发现:合作博弈的政策协调机制符合我国经济发展事实;良好的政策协调机制能够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有利于提升决策部门公信力;同时,合作机制能够有效避免“债务-通缩”及流动性陷阱风险;并且,相对于非合作博弈,合作机制是有效的帕累托改进,能够显着提升经济整体福利水平。
张军令[6]（2019）在《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随着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和重启加息周期,全球货币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在货币政策实施空间逐渐收窄的情况下,决策者更倾向于利用财政政策施行结构性的调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便主张采用减少税收与加大基建投入等一系列财政扩张政策“使美国再次强大起来”。2017年12月22日美国减税法案获得通过,并规定该税改法案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特朗普减税最为核心的政策之一是将企业所得税率由35%下调至21%。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势必将显着受到美国政策调整的影响,当前美国减税叠加美联储加息和缩表操作等一系列复杂冲击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前中国国内面临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在受制于美联储加息和国内去杠杆要求下,中国已不能依靠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来拉动经济增长,减税成为当前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优选政策。在国际减税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和减税降费是中国应对当前形势的迫切需要。如何全面量化分析中国减税效应对减税政策的制定来说显得异常重要。以往大多数的研究虽然能够很好地从总量层面量化减税效应,但忽略了减税对国内不同区域的造成的差异性影响。此外,以往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封闭的经济体,而忽略了开放经济下的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为此,本文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以企业所得税为主要减税税种的减税政策进行全面分析。全文主要围绕中国结构性减税的总量和局部效应以及不同汇率制度下的减税效应等问题展开研究。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要求,本文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框架下,构建了全球动态CGE模型、多区域动态CGE模型以及开放经济动态CGE模型三大类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当前的减税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创新如下:第一,与定性分析美国减税影响的研究不同,本文在多国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采用动态GTAP模型和最新的全球投入产出（GTAP9.0）数据,量化美国减税、国际税收竞争及贸易摩擦等冲击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同时定量核算中国为应对这些外部冲击应降税的合理区间。本文通过分析发现,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短期内对中国的冲击不大,但减税对中国的长期累积负面影响不容忽视,美国减税将导致中国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和产出下降。日本和欧盟国家等大国参与下的国际减税竞争将对中国的实际产出造成更大的负面冲击。在中国应对美国减税冲击的对策方面,本文采用动态GTAP模型模拟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可有效对冲美国减税所引起的负面冲击,同时鉴于其他国家参与减税竞争的不确定性及贸易摩擦等因素,中国可适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1%-3%以应对这些外部冲击。第二,以往采用宏观模型评估减税效应的研究结论大部分局限于全国的宏观层面,而忽略了减税的区域和产业等局部效应,为此本文采用最新的2012年中国31省际间投入产出数据,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税收CGE模型,量化结构性减税的全国总量效应和局部效应。通过对比分析不同产业减税、区域差异性减税、不同税种（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减税对中国整体和各区域的经济影响后,本文发现,中国企业所得税率的降低能够直接提高行业资本回报率,能够有效刺激国内投资、消费和就业人数的增加,从而拉动中国GDP的增长。但聚焦到区域和产业等的结构性减税效应时本文发现:（1）对某一行业减税,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促进了其他行业的投资。制造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大于服务业行业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的全国总体拉动效应。降低制造业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拉大各区域制造业的产出差距;（2）当全国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时,南部、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实际产出增长率。即使仅在不发达地区的税率降低1%时,由于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商品需求拉动效应大于其对发达地区的资本要素虹吸效应,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仍大于不发达地区的产出增长率,但与全国所有区域税率降低1%时相比,此时各区域GDP增长差距在缩小;（3）由于税制结构和税额的不同,增值税减税“见效快”,其经济刺激效果远大于所得税减税效果,当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税率分别降低1%时,减税第一年全国实际产出分别增加0.163%和0.67%。但就相同额度的税负下降而言,企业所得税拉动实际产出增长的效果反而要略大于增值税的效果。相比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效应更持久,增值税刺激边际效用衰减速度较所得税快,增值税在减税后几年的刺激效果微小。第三,考虑到不同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减税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将资本成本引入CGE模型,构建含有利率和汇率元素的开放经济CGE模型以研究中国减税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经济效应,以及减税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效应。本文的模拟结果显示,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保持货币政策独立会使得减税的刺激效应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在减税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导致实际利率更大幅度的上升（相比于固定汇率的情景）,从而其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加强,同时汇率的上升又将加重贸易状况的恶化。本文研究表明在实施减税等积极财政政策时,为避免利率的收紧,国内应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予以配合,如适度降低存款准备或降息,更要加紧疏通利率传导机制以引导实际利率水平下行,以扩大政策的调控效果。同时在有资本管制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可被适量允许,尤其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的阶段,可以起到改善贸易收支状况的作用。第四,为量化分析不同资本账户管制下人民币贬值对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本文首次将资本管制理论引入到多国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不同资本管制下人民币贬值的经济效应。以往的CGE模型研究仅从贸易角度衡量汇率变动的经济影响,但当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及存在贬值预期时,其易引起资本外流,减少国内资金供给,进而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从而可能引起资本成本上升,因此人民币贬值可以从贸易和资本流动两个角度影响国内经济。本文研究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状态下中国并不能通过人民币大幅贬值来应对当前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带来的问题,人民币贬值短期内增加中国的出口,但在资本管制放松的状态下极易引起资本外流,长期则造成中国出口红利消失,国内出口、消费和投资下降反而削弱中国实际产出的增长潜力。本文研究也表明中国在当前税改和货币政策协调下,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适度增加流动性的同时,也要保持资本管制的警惕性。第五,本文运用动态GTAP模型研究发现,企业所得税减税后的未来几年内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拉动了大部分主要国家的出口,尤其较大拉动了东盟经济体的出口。随后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对中国来自东盟的进口增长和东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来自东盟进口的增长对东盟经济的增长有着显着的非线性正向影响,“中国进口”这一元素在东盟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中国出口量低的国家。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国减税对东盟等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拉动效应,中国是富有大国责任感的。
黄佳民[7]（2019）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过十多年探索和努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预算执行管理和监控、财政筹资和理财、财政运行信息分析和反映、宏观经济调控和政策实施等功能基本得到确立。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新《预算法》第59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完善国库现金管理,合理调节国库资金余额”,为国库现金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库现金管理,作为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近年取得了长足发展。首先,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基本建立,财政性资金缴库和拨付方式越来越完善,财政资金收支效率显着提高。其次,国库现金投融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建立了较为稳定的投融资机制,国库现金管理操作规模也在逐年增加。第三,国库现金流量预测工作已经展开,通过搭建基础数据库、预测信息系统和预测信息会商机制,已经能够对一定时期内的国库现金流量流入和流出进行预测分析。可以说,国库现金管理在统筹优化政府资金资源、提高预算执行系统效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财政国库管理改革成果,已经受到了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个国际组织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与此同时,国库现金管理涉及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涵盖中央和地方的国库现金流量预测体系始终没有完善起来,统筹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库底目标余额管理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链接中央和地方的国库现金管理常态化、均衡化、制度化操作机制始终没有规范起来,而贯穿其间的中央与地方层面的数据共享程度低、管理体制脱节和宏观政策传导迟缓等问题尤为突出。国库现金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现金流入流出管控、最优库底目标余额确定、现金余额投资管理等国库现金运用方面的活动,又囊括货币市场双边操作、短期国债发行等国库现金筹集方面的内容,同时还涉及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与中国人民银行沟通机制、金融市场发展、政府会计体系等范畴。系统自身的复杂性与现实存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步衍化成为制约国库现金管理发展的“瓶颈”,深入推进国库现金管理制度改革亟待破题。随着中央国库现金管理的稳步实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逐步推开,中央与地方在国库现金管理方面的互动日益增强。国际经验表明,完善的国库现金管理体系不但要实现对国库资金的集中控制,还要能够对国库现金进行有效的投融资运作,并且是在统筹中央（联邦）与地方政府基础上的高效管理。当前我国国库现金管理改革与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稳定、科学、高效的运行保障机制,这是破解我国当前国库现金管理体系构建存在诸多问题与矛盾的有效手段,也是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库现金管理关系、压实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的重要抓手。随着我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宏观经济的领导与调控,在未来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体系中,涵盖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的国库现金管理将会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健全完善的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将是构建先进的国库现金管理制度体系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抓手。本文从理论视角和历史视角入手,综合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财政分权、信息经济学、现金管理和制度变迁为理论基础,对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运行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联动目标、联动要素、运行机制和联动结构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我国中央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联动机制设计,并构建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深入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的支撑体系,总结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典型经验和好的做法,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导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阐述了研究意义,总结归纳了国内外与国库现金管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分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并对本文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章理论基础,归纳了财政分权、信息经济学、现金管理和制度变迁等理论体系,并在每一理论基础后分析了与本文研究的相关性。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介绍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变迁、现状及问题分析。首先运用制度变迁理论,从委托金库制、制度框架建立和制度完善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制度的发展历程。其次,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现状。最后,提出我国国库现金管理运行存在的问题,并阐述突破瓶颈的关键在于构建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联动机制。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设计。首先,阐明了联动机制的目标和构成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和环境要素。其次,以信息共享、协调对接和风险预警三个子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并分析了三个子机制的运行机理。最后分析了联动机制的层次和结构,以点-线-面为基础,将整个联动机制进行了系统构建。第四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五章,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的支撑体系研究。第一节运用SARIMA模型、深度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和组合算法模型,对国库现金收入、支出和库底余额进行了时间序列预测,利用精准度评价指标、转折点指标,比较了三者模型的预测精准度,第二节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方式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利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五部分包括论文的第六章和第七章。第六章国外构建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的经验与启示,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库现金管理的主要内容及典型做法,总结提炼了对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建立联动机制的经验和启示。第七章结语,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制度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推进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夯实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和统筹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建议,对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本文创新点:1、本文第四章阐明了联动机制的目标和构成要素,包括主体要素、客体要素和环境要素。以信息共享、协调对接和风险预警三个子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并分析了三个子机制的运行机理,分析了联动机制的层次和结构,以点-线-面为基础,将整个联动机制进行了系统构建。2、本文第五章运用SARIMA模型、深度循环神经网络模型和组合算法模型,对国库现金收入、支出和库底余额进行了时间序列预测,利用精准度评价指标、转折点指标,比较了三者模型的预测精准度。3、本文第五章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方面,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国库现金管理操作方式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利用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欧阳易[8]（2018）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及其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体系,其调控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中资金的流转和运行。由于调控对象的相对一致,两大体系间天然存在着交织互动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也就尤为重要,其协调配合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而要提升宏观调控的质量、提升宏观调控的效果,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在我国经济面临新常态的背景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其协调机制也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原有的理论框架已不能完全解释、指导新常态下的发展情况,迫切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科学的创造性的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现存问题以实现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客观全面系统的分析评价我国新常态和新常态之前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作用效果既可以有效地度量当前时期我国两大政策宏观调控的得失又可以探索、寻觅未来时期我两大政策改进调节的方向。本文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研究中,提出了具有新意的观点和相关建议,主要包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与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政策需求,不能单独就政策论政策,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必须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特色,适应经济发展形势,没有完美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才能起到预期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协调发力,在政策引导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围绕宏观调控目标协同运作,才能提高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两大政策协同发力,既能有效克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工具各自的缺点和单一性的不足,又能避免两大宏观个调控部门相互扯皮的情况。三是提高宏观调控水平,运用定向政策等方式进行相机宏观调控,避免宏观调控滞后性带来的相关影响。
刘倩[9]（2018）在《我国银行业危机救助的机制设计 ——基于金融分权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自1348年意大利巴尔迪银行和佩鲁齐银行倒闭,金融危机开始成为经济发展中挥之不去的梦魇。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从未停息,而危机救助理论自大萧条以来,也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发展。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主张,到货币学派对政府失灵的集中批判,再到如今金融不断创新条件下的政府适度干预共识,危机救助理论正不断被充实。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率先恢复元气,并在危机救助工具和政策协调配合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和创新。例如,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传统工具以外,美联储还开发了针对金融机构的非常规性流动性救助工具和针对金融市场的直接流动性救助工具。然而,传统依靠中央统一救助的机制逐渐暴露弊端。在美国,由于州政府受到联邦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其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高度相关,这就导致危机爆发后,州政府财政支出随财政收入而减少,明显抵消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RRA）》等财政刺激政策效力,使得美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受阻;在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救助对边缘国家无效,而财政纪律涣散且决策分散的财政刺激政策,使得边缘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越演越烈,最终陷入与银行业危机交叉传染的恶性循环;在我国,一方面,财政分税制度保障了地方政府的基本利益,使其事权有一定的财权作为支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和隐性的债务,增大了地方政府财政纪律的不可控因素,导致危机救助时地方政府债务迅速膨胀,损害危机救助有效性并危及金融稳定。可见,从金融分权角度研究危机救助机制,一来拓展了危机救助理论的研究视角,二来更有利于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危机救助机制。本文的金融分权主要从中央与地方的救助职责与救助成本分摊出发,意在加强地方政府隐性金融发展权和金融控制权之下的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义务。通过构建包含地方政府的多级救助机制,探讨相关各方的救助边界,并尝试规避救助套利。当前,虽然金融监管正在向着更为稳健和有效的方向发展,但对风险和危机的防范仍不能松懈。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微观审慎层面在资本监管之外加入了杠杆率监管和流动性监管,宏观审慎监管针对资本缓冲、影子银行和压力测试等给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致力于加强全球金融稳定的G20峰会,从2008年华盛顿峰会至今,显着加强了全球共同应对危机和治理经济的对话与磋商。但是,全球经济结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改善,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环境下,发达经济体去杠杆进展缓慢,许多新兴经济体企业杠杆率不降反升,加上各国货币政策博弈、贸易保护主义等反全球化思潮抬头,进一步削弱了全球经济抵御意外风险的能力。因此,金融脆弱性仍值得长期关注。此外,国内应对危机的经验本就稍显欠缺,亟需形成相关部门相互制衡、配合协调的危机应对机制。以2015年的股灾为例,上证指数在短短三周时间下跌30%,政府各金融监管部门并未及时为市场注入信心,从相互推诿到逐渐出台救市政策错过了危机的最佳救助时机,导致市场不仅未能止跌,反而开始显现出流动性危机征兆,导致市场情绪陷入崩溃。经中央高层紧急磋商和决策拍板,政府开始调动一切资源强力救市。可见,我国应对危机仍存在诸多问题。综上所述,基于金融分权视角研究我国银行业危机救助,探讨不同政府部门相互制衡、协调配合的危机应对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银行业在我国金融行业中的核心主导地位,产能过剩、债务高企、资产泡沫等问题极易向银行扩散。历史上,银行业危机应对政策仅限于不断地资产剥离和注资。若不将防范与治理的权责进行匹配,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将化为泡影,政府也只会在不良资产剥离和银行注资的怪圈之中不停消耗财政资源,并逐渐累积公共财政风险。过去十年间我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性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得到快速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规模大小不一、管理良莠不齐等也是监管的一大难题。受大国体制影响,我国银行业的危机救助机制显然不能脱离财政分权的基本经济运行框架。金融稳定事权理应由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地方政府如何在坚持金融管理归属中央事权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统一规则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值得深入研究。特别地,对于参差不齐的中小金融机构,发生风险的类型和性质千差万别,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可以更好地推进救助行动有效开展。因此,研究金融分权视角下的我国银行业危机救助,有利于多主体风险分担机制的探讨,有利于将地方政府的隐性分权显性化,有利于建立分层的金融安全网。本文共分为六章,第1章为选题意义及背景梳理,第2章为文献综述,第3章为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的基本框架,第4章为金融分权下的银行业危机救助机制的对象识别,第5章为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机制的实施方案,第6章为本文结论。第一章简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在建设和完善我国银行业体系的过程中,加强银行业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不仅需要救助工具的创新,还需提升工具运用的有效性和灵活性,注重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的匹配。西方国家在经历多次金融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中央层面各主体间救助权力分工配合的危机救助体系,例如,美国的危机救助体系由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美联储负责救助“缺乏流动性”的问题银行,并在贷款担保、还款期限、最高额度、贷款利率、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附加一系列条件,以遏制问题银行道德风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处置“缺乏清偿性”的问题银行,处置过程中兼顾成本最小化和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两大原则;财政部在衡量系统性风险爆发概率的基础上灵活抉择,利用多样化的救助手段和广泛的资金来源,以整个社会的综合效应为最终目标,并在成本可回收原则约束下开展救助。但是,政策的落实效果不仅与中央政府有关,还涉及地方政府的协调配合。现阶段我国银行业危机救助的问题就突出表现为:政府救助与市场自救边界模糊,救助政策协调性差,缺乏政策穿透性和救助主体权责对等性等。第二章分别梳理了银行业风险承担、危机救助、机制设计和金融分权的相关文献。现有文献较少从金融分权的角度研究银行业危机救助,虽然危机救助的事权主要归属于中央,但是地方政府如何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值得深入研究。一方面,地方政府拥有危机类型、严重程度、可控性等方面的信息优势,能提升政策出台的针对性和危机应对的及时性;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具有潜在的政府道德风险隐患。鉴于现有的金融危机模型难以处理金融分权下的银行业危机救助问题,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角度,以激励机制理论为基础,对上述两大问题展开研究。第三章研究了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的基本框架。本章首先利用政治经济学模型讨论了危机救助的基本框架,证明了政策目标偏差导致的救助成本收益权衡,分析了在设立规则与自由裁量权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其次,通过分析我国金融分权的内涵与外延,我国银行业危机救助机制与金融分权的矛盾在于,如何将隐性分权显性化,并使之权责对等。从我国历史上对海南发展银行破产、鄂尔多斯房地产崩盘和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的救助案例来看,我国危机救助的表现形式已从行政干预为主的调控手段逐渐向市场化方式为主的调控手段转变,地方政府的参与意愿也在逐步强化甚至得以实现。在现有金融发展与金融监管的不协调之上,本文探寻了我国金融监管权的演变趋势与适度分权途径。最后,具体到危机救助中,我国应由过去的中央集权救助,逐渐向中央主导、地方辅助的适度分权救助转变:金稳委将承担银行业危机救助中最重要的职责,统筹协调、监督问责;人民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并依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调整货币政策,避免市场流动性枯竭;银行业监管机构发挥微观审慎监管职责,事前加强机构的合规性管理,事后提升监管的穿透性;存款保险机构在确保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主要利用市场化手段稳定投资者情绪;尝试设立有序清算机制,对问题银行适时采取接管、破产清算等风险处置行动;地方监管机构听从中央统一调控,避免危机跨区域传染。第四章研究了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机制的对象识别。本文模拟了分权前提下问题银行对救助对象的俘获行为,发现增加救助合谋阻力有利于提升社会总福利水平。为了使政府救助能更好地与市场之手相结合,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增强救助俘获阻力:一是提升被救助主体的自救能力。次贷危机以后提出的应急资本要求,旨在让私人部门先于政府部门承担救助成本。将减记和转股条款强制性加入合格资本中,使得原本因经营不善而导致风险暴露不再能轻易转嫁给全体纳税人,而是先由问题银行的股东和一般债权人承担,进而可以更好地避免救助俘获。二是存款保险制度应从集权角度建立统一的保险体系,尽量杜绝问题银行的俘获行为,稳定存款人信心。我国存款保险制度未来应逐步向差异化费率过度,完善高效率、低风险银行不向高风险、低效率银行进行补贴的正向激励,能营造更为健康稳健的金融体系。三是应由中央设定规则、地方出资设立银行有序退出机制。缺乏有序清算的存款保险制度只是单纯的“付款箱”,问题银行有了退出通道才能更好地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由中央设定规则可以统一问题银行退出的标准,由地方政府出资源于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稳定的诉求。本文遵照不同地区的区域金融稳定对系统金融稳定的影响力差异,初步提出了地方政府在有序退出基金筹建中的成本分摊方案。第五章研究了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机制的实施方案。本章在上一章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强化了传染风险假设,进一步探究了适度金融分权标准。理论研究发现,救助资金成本越大、自救能力强的银行的概率越大、监督技术越好、问题银行自救能力提升空间越大,则分权越有利;当缺乏防止救助合谋的手段时,分权可以在增加监督者的同时利用囚徒困境增加合谋阻力。具体来讲,从金融发展权角度,适度分权救助能降低对银行的不完全保护、提升救助的时效性、充分利用地方政府信息优势、促进监管技术的持续优化、增强核心监管部门独立性;从金融控制权角度,适度分权救助能避免地方政府对市场机制的侵蚀、切断不规范的金融创新、增强资本的风险承担约束;从金融监管权角度,适度分权救助能拓展银行业危机救助的手段、利于切断各类风险源头、有助于在“救市场”与“救机构”之间双向推进、进一步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同时,本文实证研究了危机救助过程中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问题。最后,本章分别探讨了源于汇率风险、地方财政风险、房地产风险、僵尸国企风险和金融乱象等不同情况下,适度金融分权救助体制应对银行业危机的职责划分。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分权下的银行业危机救助机制在提升救助灵活性的同时,不能单纯强调属地监管、属地处置原则,地方监管机构的问责制度应当与传染风险是否得到有效遏制相关。第六章为本文的结论。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在金融分权视角下,理论研究了政府危机救助的权力划分原则。通过假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不一致,分析了危机救助中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和规则与自由裁量权权衡。其中,成本与收益权衡体现在,由于存在政策目标偏差,救助主体对监管职责或范围以内的问题银行,进行过度救助,贵监管职责或范围以外的问题银行,会依据其自救能力强弱和效用放大倍数大小,进行差别对待,并由此导致救助标准不一致和救助标准过于宽松。规则与自由裁量权权衡体现在,当实际救助成本不确定且信息不对称性很大,而分权决策的负外部性较小时,救助主体灵活制定危机救助政策的机制优于中央层面事前颁布最优救助准则的机制。二是在救助俘获和传染风险假设下研究了适度金融分权标准。为了研究适度金融分权,本文在集权救助的基本框架下,将监管机构和地方政府通过监督者的身份放入模型,研究发现当存在传染风险时,集权救助有利于控制合谋和传染风险两类成本,分权救助有利于利用地方政府在解决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优势。其中,强调传染风险,有利于合理划分危机救助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救助不应是全盘兜底式,而应从成本收益角度,权衡不救助决策下传染风险带来的社会负效用与救助决策下政府的资金成本,并在政府效用函数约束下与其他救助主体共同开展救助行动。地方的机构监管和风险处置都应由中央统一设立标准,地方的目标差异应服从中央的统一部署,地方的问责制度也应与传染风险是否得到有效遏制相关联。三是构建了我国有序清算基金的筹建思路。首先,参照国际经验和国际标准,我国应尽快建立银行业有序清算基金,再逐步将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建立完善的有序清算制度,以强化存款保险制度的事前监管职能;其次,有序清算基金应遵从中央设定标准、地方出资筹建、公司化运营的思路,中央设定标准可以避免救助俘获,地方出资筹建源于地方政府的区域金融稳定诉求——保障中小银行有序退出市场,公司化运营可以将现有完全由政府救助的机制,逐步过渡到市场机制,基金收费也将由政府出资逐步变为银行业缴费。其中,地方政府出资设立有序清算基金,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区域金融稳定对系统金融稳定的影响力大小进行成本分摊。本文参照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测度方法,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区域系统重要性进行排名,对有序清算基金中各地方政府的出资比例进行了初步探讨。
宋来[10]（2017）在《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下需要创新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因此,对1993-2012年财政政策的实践效果开展全面、系统地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发展和实践经验表明,财政政策在本质上是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运用以影响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始终是政府反经济衰退的政策首选,调控经济的思路既有需求管理也有供给管理,并日益呈现出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特点。作为一个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财政政策既通过总量调节改善总需求,又通过结构调节改善总供给,特别是在稳定经济波动、调节经济结构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93-2012年期间,我国先后实施了适度从紧的、积极的、稳健的和新一轮积极的等类型的财政政策实践。政策框架总体上体现了四个特征:相机抉择是政策调控的核心策略,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主流,多元化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具体政策措施也有四个特点:以政府支出政策为主调节总需求波动,以生产性政府支出为主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财政投资兼具长期和短期的政策目的,以收支政策组合为主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稳定经济波动是触发财政政策实施和转型的首要原因。估计三个产出乘数表明,我国财政政策能够挤入私人需求并促进短期产出增长;相对于政府投资政策,短期内政府消费政策拉动产出增长的贡献度更大;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表明,消费-工作互补性、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因素,在合适的参数校准下,可以成为我国财政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然而,从熨平产出波动的角度看,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效果较低;稳定效果不高主要源于:自动稳定效应不高,相机抉择中的政策力度和实施时机把握不好,政策工具搭配不善等原因。财政政策体系及其各个组成部分,都具有结构调整机制。采用新的产业结构水平度量指标,运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财政收支总量效应与财政收支结构效应、全国总体效应与区域效应、短期效应与长期效应后发现: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着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在东部地区具有最大的正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着;财政收入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都具有显着的直接效应,但财政支出结构对短期和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都不够显着;特别是,作为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政策,不仅没有发挥优化产业结构的作用,反而对长期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阻碍作用;在一定条件范围内,财政政策可以通过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税收优惠政策效果好于财政直接投资。无论是政府收支总量还是收支结构,都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引入非线性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与经济理论预测相一致,财政收支总量与收支结构对长期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是存在的;政府收支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这个正效应主要是通过其结构变动而产生的;在财政支出中,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和农业支出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增加社保支出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增长;在财政收入中,增加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比重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增加企业所得税的比重不利于长期增长;财政收支变量对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是不同的。2015年以来,政府强调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成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主线。财政政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今后,应从完善财政规则、优化支出结构、推进税制改革、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四个方面,不断完善财政政策实施方式,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财政政策支持。
二、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运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运用（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演进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
| 2.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关概念 |
| 2.1.1 货币政策 |
| 2.1.2 财政政策 |
| 2.1.3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 |
| 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模型 |
| 2.2.1 IS-LM模型下的政策协调 |
| 2.2.2 丁伯根原则 |
| 2.2.3 政策指派和有效市场分类原则 |
| 2.2.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
| 2.3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路径 |
| 2.3.1 政策目标间的协调 |
| 2.3.2 实施主体间的协调 |
| 2.3.3 搭配模式的选择 |
| 2.3.4 政策工具间的协调 |
| 第三章 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具体运用 |
| 3.1 从双松到双紧(1993-1997) |
| 3.2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2004) |
| 3.2.1 稳健的货币政策 |
| 3.2.2 积极的财政政策 |
| 3.2.3 运用特别国债,共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3.3 双稳健的货币和财政政策(2005-2008) |
| 3.3.1 稳健的货币政策 |
| 3.3.2 稳健的财政政策 |
| 3.3.3 运用特别国债加强协调配合 |
| 3.4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8-2011) |
| 3.4.1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3.4.2 积极的财政政策 |
| 3.4.3 共同实施4 万亿投资计划 |
| 3.4.4 共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2011 年至今) |
| 3.5.1 稳健的货币政策 |
| 3.5.2 积极的财政政策 |
| 3.5.3 两大政策共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3.5.4 加强国债和国库现金工具协调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效果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介绍和变量选择 |
| 4.1.1 模型介绍 |
| 4.1.2 变量选择 |
| 4.2 平稳性检验 |
| 4.3 VAR模型的建立与检验 |
| 4.3.1 滞后阶数的选择 |
| 4.3.2 模型构建 |
| 4.3.3 模型稳定性检验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4.4.2 方差分解 |
| 4.4.3 脉冲响应函数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2 政策及政策协调建议 |
| 5.2.1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基本形势 |
| 5.2.2 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调控目标 |
| 5.2.3 优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模式 |
| 5.2.4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现有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开放经济相关理论 |
| 一、IS-LM-BP均衡理论 |
| 二、蒙代尔政策搭配理论 |
| 三、开放经济体的“三元悖论” |
| 四、开放市场下的经济增长理论 |
| 第二节 资本流动相关理论 |
| 一、金本位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 二、固定汇率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 三、浮动汇率制下的资本流动理论 |
| 四、资本流动管制理论 |
| 第三节 金融危机理论 |
| 一、金融危机理论基础 |
| 二、跨境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
| 三、跨境资本流动与银行危机 |
| 四、跨境资本流动与债务危机 |
| 第三章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与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分析 |
| 一、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测度 |
| 二、资本项目开放条件成熟度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现状及潜在风险分析 |
| 一、跨境资本流动现状 |
| 二、跨境资本流动特征及潜在风险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传导路径及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形成机理分析 |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冲击 |
| 一、跨境资本流动对汇率冲击的机理 |
| 二、跨境资本流动下的汇率高估风险 |
| 第三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
| 一、资本流入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 |
| 二、资本流出背景下的宏观经济稳定性风险 |
| 第四节 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影响 |
| 一、金融脆弱性的发生机理 |
| 二、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实证检验 |
| 第五节 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基于亚洲金融危机视角 |
| 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始末 |
| 二、跨境资本的异常流动是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首要因素 |
| 三、储备变化、外债流动促成了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体系构建 |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识别及预警指数构建思路 |
| 一、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点识别 |
| 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目标 |
| 三、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指数构建思路 |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监测预警指数构建 |
| 一、初选监测指标 |
| 二、提炼先行指标 |
| 三、计算预警指数 |
| 四、预警能力检验 |
| 第三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模型构建 |
| 一、马尔科夫区制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介绍及设定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三、预警模型应用前景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国外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借鉴与启示 |
| 第一节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的成功经验 |
| 一、发达经济体防范经验 |
| 二、新兴经济体防范经验 |
| 第二节 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失败教训 |
| 一、墨西哥短期资本弥补赤字的失败教训 |
| 二、俄罗斯跨境资本自由流动的失败教训 |
| 第三节 国外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对中国的启示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机制设计理论 |
| 第二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
| 一、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和模式 |
| 二、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机制 |
| 三、跨境资本流动逆周期调节 |
| 第三节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
| 一、微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和模式 |
| 二、微观审慎监管框架的设计思路 |
| 三、微观审慎监管框架指标体系设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国库现金管理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国库现金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1 基于财政受托责任框架的分析 |
| 2.2 国库现金管理的原则、目标与功能架构 |
| 2.3 国库管理模式与政策协调 |
| 2.4 国库现金管理与传统政策协调的关系 |
| 第3章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变迁与现状 |
| 3.1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变迁 |
| 3.2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的模式与现状 |
| 3.3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面临的问题 |
| 第4章 国库库底资金波动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
| 4.1 国库库底资金对财政货币政策影响的理论分析 |
| 4.2 国库库底资金的货币政策效应 |
| 4.3 国库库底资金的财政政策效应 |
| 第5章 熨平库底资金波动的目标余额确定 |
| 5.1 熨平库底资金波动与目标余额管理 |
| 5.2 国库最低目标余额确定的模型选择 |
| 5.3 国库最低现金持有量的测算——以我国中央国库为例 |
| 第6章 国库资金市场化运作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影响 |
| 6.1 国库资金市场化运作的内涵与模式 |
| 6.2 国库资金市场化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 |
| 6.3 实证分析 |
| 第7章 国库现金管理与政策协调的国际经验 |
| 7.1 选择“美国和英国”的理由:典型性分析 |
| 7.2 美国的实践经验 |
| 7.3 英国的实践经验 |
| 7.4 经验总结与启示 |
| 第8章 构建兼容性国库现金管理系统的路径 |
| 8.1 建立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 |
| 8.2 构建标准TSA机制 |
| 8.3 提高国库现金流预测能力 |
| 8.4 国库现金管理运作层面的协调 |
| 8.5 财政部门与央行之间的权责划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维护经济稳定,为“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
| 1.2.2 发挥合力共同优化结构调整,促进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
| 1.2.3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共同实现宏观调控总目标 |
| 1.3 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1 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 |
| 1.3.2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概念与研究范畴 |
| 1.3.3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
| 1.4.2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 |
| 1.4.3 历史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创新点 |
| 1.6.2 论文难点与不足 |
|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国外相关研究 |
| 2.1.2 国内相关研究 |
| 2.2 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 |
| 2.2.2 经济周期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2.4 凯恩斯主义流派 |
| 2.2.5 其他理论 |
| 2.3 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理论模型 |
| 2.3.1 IS-LM曲线——封闭经济下财政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
| 2.3.2 米德冲突——单一政策无法兼顾内外均衡 |
| 2.3.3 丁伯根法则——不同经济目标需要不同的政策工具 |
| 2.3.4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下财政货币政策效果不同 |
| 2.4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启示与不足 |
| 2.4.1 我国宏观调控与西方国家干预等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
| 2.4.2 国内外理论与文献的不足 |
| 2.5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框架 |
| 2.5.1 短期注重维护经济总量基本稳定,侧重需求管理 |
| 2.5.2 长期注重优化结构提高经济质量,侧重供给管理 |
| 2.5.3 加强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合力和效率 |
| 3 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经验与启示 |
| 3.1 美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1.1 “罗斯福新政”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2 二战期间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3 二战后至7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4 20世纪8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5 20世纪90年代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1.6 21世纪国际金融危机前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协调配合 |
| 3.2 日本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情况 |
| 3.2.1 财政政策的演进 |
| 3.2.2 货币政策的演进 |
| 3.2.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3 德国各阶段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情况 |
| 3.3.1 二战后到60年代中期中性的财政政策和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2 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3.3 80年代初至2008年紧缩的财政政策与偏紧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3.4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概况 |
| 3.4.1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2 日本应对金融危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4.3 德国应对金融危机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
| 3.5 国际经验的启示 |
| 3.5.1 两大政策共同维护经济基本稳定 |
| 3.5.2 两大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
| 3.5.3 充分利用国债功能助力两大政策实现各自目标 |
| 4 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沿革 |
| 4.1 从双松到双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3年—1997年) |
| 4.1.1 从双松转向双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1.2 两大政策共同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
| 4.1.3 央行试行以国债为公开市场操作对象 |
| 4.2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1998年—2004年) |
| 4.2.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2.2 共同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总体稳定 |
| 4.2.3 利用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商业银行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
| 4.2.4 国债期限结构受限央票成为公开市场业务主力 |
| 4.3 双稳健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5年—2008年) |
| 4.3.1 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
| 4.3.2 两大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
| 4.3.3 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储备进行投资 |
| 4.4 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08年—2011年) |
| 4.4.1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
| 4.4.2 共同支持4万亿投资应对经济下滑 |
| 4.4.3 共同支持结构调整促进出口、投资和消费 |
| 4.4.4 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逐步增加 |
| 4.5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2011年—今) |
| 4.5.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 |
| 4.5.2 两大政策定向扶持相关领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4.5.3 两大政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
| 4.5.4 两大政策加大国债、国库现金工具协调配合力度 |
| 5 两大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与原因探析 |
| 5.1 实际GDP增速、赤字率及货币供给M2增速关系的实证研究 |
| 5.1.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5.1.2 基本检验 |
| 5.1.3 VAP模型建立及检验 |
| 5.1.4 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 |
| 5.1.5 实证分析结论 |
| 5.2 原因探析 |
| 5.2.1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 |
| 5.2.2 政府投资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 |
| 5.2.3 货币政策目标与执行传导力度需合理把握 |
| 6 两大政策促进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与原因解析 |
| 6.1 样本数据及计量方法 |
| 6.1.1 样本数据选取及说明 |
| 6.1.2 计量方法 |
| 6.2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1 两大政策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2 两大政策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3 两大政策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4 两大政策促进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
| 6.2.5 实证分析结论 |
| 6.3 原因解析 |
| 6.3.1 单靠任一政策作用有限,难以发挥合力促进结构调整 |
| 6.3.2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的机制和端口支撑 |
| 6.3.3 各地差异较大,执行财政、货币政策的方式和效果不一 |
| 7 两大政策工具在协调配合中的实证分析及原因分析 |
| 7.1 国债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分析 |
| 7.1.1 外汇占款大幅波动使货币供给较为被动 |
| 7.1.2 外汇占款过多影响金融机构资金效率和货币政策有效贯彻 |
| 7.1.3 利用特别国债创新外汇管理仍未解决货币供给难题 |
| 7.1.4 利用“央票”等货币政策工具对冲“外汇”效率低于国债 |
| 7.2 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VECM模型实证分析 |
| 7.2.1 变量选择及单位根检验 |
| 7.2.2 国库现金影响流通中的现金(M0)的实证分析 |
| 7.2.3 国库现金影响狭义货币供给量(M1)的实证分析 |
| 7.2.4 国库现金影响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实证分析 |
| 7.2.5 实证分析结论 |
| 7.3 原因分析 |
| 7.3.1 央行持有国债规模和比例过低 |
| 7.3.2 国债规模的安全区间难以确定,国债管理有待提高 |
| 7.3.3 国债市场尚不完善 |
| 7.3.4 缴税周期性特征使国库现金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 |
| 7.3.5 国库现金预测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
| 7.3.6 中央国库现金进行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管理有待进一步提高 |
| 7.3.7 两大政策缺乏协调配合机制 |
| 8 完善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
| 8.1 宏观经济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 |
| 8.1.1 国际经济新形势 |
| 8.1.2 国内经济新形势 |
| 8.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宏观调控的总体战略基调 |
| 8.3 构建宏观调控中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基本机制 |
| 8.4 短期维护经济基本稳定,发挥需求管理优势 |
| 8.4.1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
| 8.4.2 发挥政府投融资优势,从需求侧维护总量基本稳定 |
| 8.4.3 利用国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
| 8.5 长期促进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侧重供给管理 |
| 8.5.1 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
| 8.5.2 推动相关市场经济主体改革和发展 |
| 8.6 加大两大政策工具协调配合力度,提高政策效率 |
| 8.6.1 积极稳妥扩展赤字和债务规模,进一步优化政府债务管理 |
| 8.6.2 善于利用国债、国库现金增加货币供应量调控的主动权 |
| 8.7 进一步完善其他制度供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5）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综述 |
| 1.2.2 政策协调实证研究综述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论文研究结构和创新性工作 |
| 1.3.1 论文研究结构 |
| 1.3.2 创新性工作 |
| 第2章 政策协调研究的理论模型 |
| 2.1 货币政策理论 |
| 2.2 财政政策理论 |
| 2.3 IS-LM模型 |
| 2.4 DSGE模型 |
| 2.4.1 模型构建 |
| 2.4.2 模型求解 |
| 2.4.3 模型识别 |
| 2.4.4 模型参数估计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基于扩展的IS-LM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3.1 研究背景 |
| 3.2 扩展的IS-LM模型构建 |
| 3.2.1 产品市场模型 |
| 3.2.2 货币市场模型 |
| 3.3 政策协调的理论分析 |
| 3.4 政策协调的模拟分析 |
| 3.4.1 参数校准 |
| 3.4.2 模拟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基于DSGE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4.1 研究背景 |
| 4.2 基准模型构建 |
| 4.2.1 家庭 |
| 4.2.2 劳动力市场 |
| 4.2.3 厂商 |
| 4.2.4 政府 |
| 4.2.5 均衡系统 |
| 4.3 参数校准与贝叶斯估计 |
| 4.4 基准模型下政策效应分析 |
| 4.5 协调机制下政策效应分析 |
| 4.5.1 政策规则设定 |
| 4.5.2 政策效应模拟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基于Game-DSGE模型的政策协调分析 |
| 5.1 研究背景 |
| 5.2 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2.1 基准模型构建 |
| 5.2.2 纳什均衡下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2.3 卡塔尔均衡下政策协调机制分析 |
| 5.3 参数校准与模拟分析 |
| 5.3.1 参数校准 |
| 5.3.2 纳什均衡下政策协调模拟分析 |
| 5.3.3 卡特尔均衡下政策协调模拟分析 |
| 5.3.4 均衡比较与经济福利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文总结与研究展望 |
| 6.1 全文总结 |
| 6.2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5 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1 减税政策的经济效应 |
| 2.1.2 国际税收竞争影响 |
| 2.2 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效应 |
| 2.3 汇率变动的经济效应 |
| 2.3.1 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影响 |
| 2.3.2 汇率变动对贸易的影响 |
| 2.3.3 汇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 |
| 2.3.4 汇率变动经济效应研究方法 |
| 2.4 CGE研究现状与发展 |
| 2.4.1 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评估方法 |
| 2.4.2 CGE研究现状与进展 |
| 2.5 现有文献的不足及可能突破的方向 |
| 第3章 美国减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
| 3.1 美国减税政策概述 |
| 3.2 多国一般均衡模型框架构建 |
| 3.3 模型情景设置 |
| 3.3.1 实证模型构建 |
| 3.3.2 基准情景设置 |
| 3.3.3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3.3.4 企业所得税减税冲击 |
| 3.4 美国减税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动态经济影响 |
| 3.4.1 美国减税对中国等其他地区的影响 |
| 3.4.2 税收竞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 3.5 贸易摩擦和美国税改下的中国减税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
| 4.1 减税对区域层面差异性影响分析 |
| 4.2 单国CGE模型概述 |
| 4.3 减税理论分析和研究框架 |
| 4.3.1 减税理论分析 |
| 4.3.2 研究框架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构建 |
| 4.4.1 多区域CGE的 IO数据结构 |
| 4.4.2 生产结构模块 |
| 4.4.3 生产要素需求模块 |
| 4.4.4 生产部门产出模块 |
| 4.4.5 能源需求模块 |
| 4.4.6 投资需求模块 |
| 4.4.7 家庭需求模块 |
| 4.4.8 其他需求模块 |
| 4.4.9 动态多期投资模块 |
| 4.4.10 劳动需求模块 |
| 4.4 中国多区域CGE模型基础数据构建 |
| 4.4.1 数据来源及参数取值 |
| 4.4.2 历史拟合与模型有效性检验 |
| 4.5 小结 |
| 第5章 减税对区域和产业经济影响研究 |
| 5.1 税收政策区域和产业差异性实践概述 |
| 5.2 多区域多行业结构性减税模拟分析 |
| 5.2.1 行业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2 区域结构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3 区域协调性减税效应分析 |
| 5.2.4 分阶段实施减税效应分析 |
| 5.3 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减税影响对比 |
| 5.4 减税政策模拟的参数敏感性分析 |
| 5.5 小结 |
| 第6章 开放经济下减税与货币政策搭配效应研究 |
| 6.1 开放经济下研究财政政策模型现状分析 |
| 6.2 投资理论 |
| 6.3 情景模拟:三元悖论 |
| 6.4 政策模拟与分析 |
| 6.5 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组合的短期动态效应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新形势下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影响研究 |
| 7.1 人民币贬值应对冲击的有效性分析 |
| 7.2 含有汇率模块的多国动态CGE模型构建 |
| 7.2.1 汇率模块 |
| 7.2.2 投资模块 |
| 7.3 数据来源与情景设置 |
| 7.4 结果与分析 |
| 7.4.1 世界各区域主要宏观变量变化分析 |
| 7.4.2 不同管制情景下出口分析 |
| 7.4.3 不同管制情景下进口分析 |
| 7.4.4 中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因素对东盟经济拉动效应分析 |
| 8.1 中国减税对主要国家贸易的影响分析 |
| 8.2 PSTR模型理论介绍 |
| 8.2.1 线性模型 |
| 8.2.2 非线性模型 |
| 8.3 东盟出口增加对其经济影响分析 |
| 8.3.1 数据来源 |
| 8.3.2 模型特殊性检验 |
| 8.4 PSTR模型结果分析 |
| 8.5 中国进口对东盟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分析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9.1 总结 |
| 9.2 政策建议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模型投资理论与托宾Q理论联系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7）我国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及结构安排 |
| 一、论文研究方法 |
| 二、全文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国库现金管理 |
| 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地方国库现金管理 |
| 三、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一、财政分权 |
| 二、信息经济学 |
| 三、现金管理 |
| 四、制度变迁 |
| 第三章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变迁、现状及面临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国库现金管理制度变迁 |
| 一、委托金库制下的国库资金管理:1950-2000年 |
| 二、国库现金管理制度框架的建立:2000-2014年 |
| 三、国库现金管理制度的完善与发展:2014年-至今 |
| 第二节 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运行现状 |
| 一、中央国库现金管理运行现状 |
| 二、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运行现状 |
| 第三节 国库现金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突破关键点 |
| 一、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目标下的国库现金管理 |
| 二、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三、突破瓶颈的关键:构建联动机制的设想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设计 |
| 第一节 联动目标及联动要素 |
| 一、联动目标 |
| 二、联动要素 |
| 第二节 我国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设计 |
| 一、信息共享机制 |
| 二、协调对接机制 |
| 三、风险预警机制 |
| 第三节 联动结构层次分析 |
| 一、联动点 |
| 二、联动线 |
| 三、联动面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的支撑体系研究:实证检验与内在机理 |
| 第一节 国库现金流量预测的实证研究 |
| 一、理论模型及算法原理 |
| 二、数据来源及精准度评价指标确定 |
|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
| 四、实证结果分析 |
| 五、结论 |
| 第二节 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机理研究 |
| 一、国库现金管理对基础货币的作用机理 |
| 二、国库现金管理对货币乘数的作用机理 |
| 三、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国外构建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国库现金管理的典型经验 |
| 一、国库现金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
| 二、国库现金管理目标控制中的政府间协调联动 |
| 三、国库现金流量预测中的政府间协调联动 |
| 四、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中政府间协调联动 |
| 五、国库现金管理报告制度 |
| 第二节 经验借鉴 |
| 一、国库现金管理联动关系方面的借鉴和启示 |
| 二、国库现金预测体系方面的借鉴和启示 |
| 三、国库现金管理与货币政策协调方面的借鉴和启示 |
| 第三节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结语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8）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总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1.1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 |
| 1.1.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
| 1.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 |
| 1.3.2 实证分析 |
| 1.3.3 比较分析 |
| 1.4 研究意义 |
| 1.5 文献综述 |
| 1.5.1 国外文献 |
| 1.5.2 国内文献 |
| 第2章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理论和机制 |
| 2.1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概念 |
| 2.1.1 货币政策 |
| 2.1.2 财政政策 |
| 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依据 |
| 2.2.1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调控的必要性 |
| 2.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调控原理 |
| 2.2.3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的宏观经济学定位 |
| 2.2.4 货币政策调控传导机制 |
| 2.2.5 财政政策调控传导机制 |
| 2.2.6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机制的区别 |
| 2.2.7 单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的局限性 |
| 2.3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分析 |
| 2.3.1 促进经济总量基本平衡,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增长 |
| 2.3.2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体系的潜在产出水平 |
| 2.3.3 在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更多特殊的意义和紧迫性 |
| 2.3.4 在某些重点领域和结合点上加强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 |
| 2.4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模式 |
| 2.4.1 强劲型政策组合 |
| 2.4.2 稳定型政策组合 |
| 2.4.3 温和型政策组合 |
| 第3章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运用模式 |
| 3.1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 |
| 3.2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具体运用 |
| 3.2.1 1979 年-1982年 |
| 3.2.2 1983 年-1986年 |
| 3.2.3 1987 年-1991年 |
| 3.2.4 1992 年-1997年 |
| 3.2.5 1998 年-2003年 |
| 3.2.6 2004 年-2007年 |
| 3.2.7 2008 年-2010年 |
| 3.2.8 2011 年后 |
| 3.3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特点及其存在问题 |
| 3.3.1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模式过于单一 |
| 3.3.2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主体之间存在一定分歧 |
| 3.3.3 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信贷资金和民间资金带动乏力 |
| 3.3.4 财政风险不断加大,货币政策受阻 |
| 3.3.5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出的时机、方式有待优化 |
| 第4章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1 数据选取与模型介绍 |
| 4.1.1 样本期与数据的选取 |
| 4.1.2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 |
| 4.2 序列平稳性检验 |
| 4.2.1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4.2.2 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 |
| 4.3 方差分解 |
| 4.4 检验结果 |
| 4.4.1 我国的财政政策并未对经济增长做出太大的贡献,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有着很大的影响 |
| 4.4.2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货币政策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缓慢 |
| 4.4.3 我国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缺乏独立性 |
| 4.5 关于特殊时期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二者协同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5.1 1998 年第1季度至2003年第4季度 |
| 4.5.2 2008 年第4季度至2010年第3季度 |
| 4.6 新常态初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效应的实证分析 |
| 4.6.1 新常态时期,新预算法颁布,破除财政政策障碍 |
| 4.6.2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向公共性财政转变 |
| 4.6.3 新常态下,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总体上基本适应新常态初期的调控需要 |
| 第5章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国际经验 |
| 5.1 美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5.2 日本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5.3 韩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
| 5.4 总结和启示 |
| 5.4.1 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
| 5.4.2 持续增加央行独立性 |
| 5.4.3 降低间接融资比例 |
| 5.4.4 信息快速联动共享 |
| 第6章 新常态下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建议 |
| 6.1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调控导向 |
| 6.1.1 优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调控的目标 |
| 6.1.2 优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组合模式 |
| 6.1.3 健全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的交流机制 |
| 6.1.4 加强在促进金融改革方面的配合 |
| 6.2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调控的结合点 |
| 6.2.1 国债 |
| 6.2.2 铸币税 |
| 6.2.3 财政投融资 |
| 6.3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政策建议和对策建议 |
| 6.3.1 政策目标区间化、宏观调控最小化 |
| 6.3.2 根据周期、趋势、外部冲击搭配政策 |
| 6.3.3 两大政策要从裁量型向规则型转变 |
| 6.3.4 货币政策委员会与财政政策委员会并行不悖 |
| 6.4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
| 6.4.1 创新创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4.2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
| 6.4.3 一带一路战略 |
| 6.4.4 公共产品投资 |
| 6.5 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具体措施 |
| 6.5.1 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并正确处理货币当局和财政当局之间的关系 |
| 6.5.2 完善政策支持,促进宏观经济保持长期稳定 |
| 6.5.3 大力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
| 6.5.4 全力推进金融市场体系改革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我国银行业危机救助的机制设计 ——基于金融分权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的视角、方法与框架 |
| 1.2.1 研究视角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论文框架结构图 |
| 1.3 论文的创新点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
| 1.3.1 论文的创新点 |
| 1.3.2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2.文献综述 |
| 2.1 银行业风险承担 |
| 2.1.1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1.2 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1.3 金融创新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1.4 政治关联与银行风险承担 |
| 2.2 危机救助 |
| 2.1.1 责任分担 |
| 2.1.2 道德风险 |
| 2.3 机制设计 |
| 2.4 金融分权 |
| 2.5 文献评述 |
| 3.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的基本框架 |
| 3.1 政府救助权利划分原则的理论研究 |
| 3.1.1 问题银行与政府的效用函数 |
| 3.1.2 整体福利最大化时的情形 |
| 3.1.3 对范围以内的危机展开救助 |
| 3.1.4 对范围以外的危机展开救助 |
| 3.1.5 救助成本方差分析 |
| 3.2 金融分权与救助基本框架 |
| 3.2.1 金融发展权与救助基本框架 |
| 3.2.2 金融控制权与救助基本框架 |
| 3.2.3 金融监管权与救助基本框架 |
| 3.3 案例分析:我国历次危机救助经验 |
| 3.3.1 海南发展银行的救助 |
| 3.3.2 鄂尔多斯房地产崩盘与区域性银行风险 |
| 3.3.3 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 |
| 3.3.4 趋势与困境 |
| 3.4 救助主体的权利配置 |
| 3.4.1 中央层面 |
| 3.4.2 中央与地方层面——地方金融办的金融分权 |
| 3.4.3 国际协作与金融监管改进 |
| 3.4.4 救助主体间的协调与配合 |
| 3.5 本章小结 |
| 4.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的对象识别 |
| 4.1 金融分权与银行俘获的理论研究 |
| 4.1.1 分析对象 |
| 4.1.2 不存在监督者 |
| 4.1.3 引入监督者 |
| 4.1.4 问题银行俘获监督者 |
| 4.1.5 结论 |
| 4.2 金融分权与救助对象识别 |
| 4.2.1 金融发展权与救助对象识别 |
| 4.2.2 金融控制权与救助对象识别 |
| 4.2.3 金融监督权与救助对象识别 |
| 4.3 案例分析:欧债危机中关于分权与统一救助对象的探讨 |
| 4.4 统一监管、加强自救——应急资本 |
| 4.4.1 应急资本的提出背景 |
| 4.4.2 新型其他一级资本 |
| 4.4.3 新型二级资本 |
| 4.4.4 应急资本的意义 |
| 4.5 稳定市场情绪——存款保险 |
| 4.5.1 存款保险制度的历史与国际经验 |
| 4.5.2 存款保险的差异化费率 |
| 4.5.3 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践 |
| 4.6 筛选“坏银行”——有序清算 |
| 4.6.1 有序清算制度的美国经验 |
| 4.6.2 有序清算制度的德国经验 |
| 4.6.3 有序清算制度的国际标准 |
| 4.6.4 我国建立有序清算基金的意义 |
| 4.6.5 我国建立建立有序清算基金的政策构思 |
| 4.7 本章小结 |
| 5.金融分权下银行业危机救助的实施方案 |
| 5.1 加入传染风险的银行俘获理论研究 |
| 5.1.1 问题银行俘获监督者 |
| 5.1.2 分权机制下的俘获行为 |
| 5.1.3 两个监督者之间是否会串谋 |
| 5.1.4 分权与集权的选择标准 |
| 5.2 金融分权与救助实施方案 |
| 5.2.1 金融发展权与救助实施方案 |
| 5.2.2 金融控制权与救助实施方案 |
| 5.2.3 金融监管权与救助实施方案 |
| 5.2.4 救助方案的协调配合 |
| 5.3 实证研究地方政府救助的弊端性 |
| 5.3.1 引言 |
| 5.3.2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3 研究设计 |
| 5.3.4 如何约束地方政府救助弊端 |
| 5.4 各类银行业危机的救助实施方案 |
| 5.4.1 源于汇率危机的救助实施方案 |
| 5.4.2 源于地方财政危机的救助实施方案 |
| 5.4.3 源于房地产危机的救助实施方案 |
| 5.4.4 源于僵尸国企危机的救助实施方案 |
| 5.4.5 源于金融乱象的救助实施方案 |
| 5.5 本章小结 |
| 6.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文献回顾 |
| 1.2.1 国外文献 |
| 1.2.2 国内文献 |
| 1.3 分析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 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 |
| 第2章 理论演进与国际经验 |
| 2.1 财政政策的基本内涵 |
| 2.1.1 政策定义 |
| 2.1.2 目标体系 |
| 2.1.3 主要工具 |
| 2.1.4 政策类型 |
| 2.2 理论认识的历史演进 |
| 2.2.1 需求稳定能力之争 |
| 2.2.2 供给管理作用之争 |
| 2.2.3 动态一般均衡效应之争 |
| 2.3 政策实践的国际经验 |
| 2.3.1 需求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2 供给管理型政策实践 |
| 2.3.3 结构性财政政策实践 |
| 第3章 政策实践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政策运行背景 |
| 3.1.1 增长型经济波动 |
| 3.1.2 经济运行阶段特点 |
| 3.1.3 财税体制改革 |
| 3.2 政策实践内容 |
| 3.2.1 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实践 |
| 3.2.2 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2.3 稳健财政政策实践 |
| 3.2.4 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践 |
| 3.3 政策实施特征 |
| 3.3.1 政策框架的总体特征 |
| 3.3.2 政策措施的典型特点 |
| 第4章 经济稳定效应 |
| 4.1 总需求管理的理论基础 |
| 4.1.1 比较静态分析框架 |
| 4.1.2 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
| 4.2 政策乘数估计 |
| 4.2.1 经验估计方法 |
| 4.2.2 比较静态乘数 |
| 4.2.3 一般均衡乘数 |
| 4.2.4 冲击反应函数 |
| 4.3 稳定效应分析 |
| 4.3.1 产出缺口估计 |
| 4.3.2 总体政策的稳定效应 |
| 4.3.3 不同政策工具的稳定效应 |
| 4.3.4 不同调控机制的稳定效应 |
| 4.3.5 影响稳定效应的主要因素 |
| 第5章 结构调整效应 |
| 5.1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理论联系 |
| 5.1.1 产业结构及其变动 |
| 5.1.2 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机制 |
| 5.1.3 财政政策结构效应的约束因素 |
| 5.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5.2.1 基准计量模型设定 |
| 5.2.2 面板数据估计方法 |
| 5.2.3 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
| 5.3 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效应的经验证据 |
| 5.3.1 产业结构水平的新度量 |
| 5.3.2 财政收支总量的政策效应 |
| 5.3.3 财政收支总量政策的区域效应 |
| 5.3.4 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效应 |
| 5.3.5 财政收支政策的长期效应 |
| 5.4 财税政策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 5.4.1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 |
| 5.4.2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制 |
| 5.4.3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 |
| 第6章 长期增长效应 |
| 6.1 财政政策的长期增长促进机制 |
| 6.1.1 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 |
| 6.1.2 内生增长理论框架 |
| 6.2 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处理 |
| 6.2.1 基准计量模型 |
| 6.2.2 动态面板估计方法 |
| 6.2.3 变量设置及数据说明 |
| 6.3 财政政策促进长期增长的经验证据 |
| 6.3.1 财政政策与人均GDP增长 |
| 6.3.2 财政政策与劳动生产率增长 |
| 6.3.3 财政政策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
| 6.4 财政政策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渠道 |
| 第7章 结论与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研究启示 |
| 7.3 政策建议 |
| 7.3.1 完善财政规则 |
| 7.3.2 优化支出结构 |
| 7.3.3 推进税制改革 |
| 7.3.4 协调财政与货币政策 |
| 7.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运用（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阶段性特征演进及其启示[D]. 朱思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2]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下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研究[D]. 赵方华. 新疆大学, 2019(06)
- [3]国库现金管理下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研究[D]. 唐常.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
- [4]我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研究[D]. 龙小燕.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5]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机制的理论及应用研究[D]. 尹彦辉.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7)
- [6]中国税改及应对美国减税政策的量化研究[D]. 张军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
- [7]我国中央与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联动机制研究[D]. 黄佳民.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8]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机制及其效应研究[D]. 欧阳易. 苏州大学, 2018(01)
- [9]我国银行业危机救助的机制设计 ——基于金融分权视角[D]. 刘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10]1993-2012年中国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效应的实证分析[D]. 宋来.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