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出席OECD造船工作组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
魏冉[1]（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表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李波[2]（2020）在《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文中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在治理主体、谈判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已经日益完善,尤其是2015年《巴黎协定》的通过使得全球气候治理进入新阶段。中国对于《巴黎协定》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以及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式微。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对全球事务参与的深入,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引领者”的角色越来越突出,这引起了我们对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思考,在过往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中,中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角色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影响这一转变的因素是什么?在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该如何发挥作用?这都值得我们去研究。本文通过引进角色理论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力求搭建一个更为全面的分析框架,更为准确地分析中国的角色。基于角色理论的视角,可以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过程分为拒绝角色、承认角色和接受角色,并通过三个变量来分析造成不同阶段角色的原因,分别是国家的利益认知,国家的身份认知和国际体系因素,三个变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单独或共同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4年,中国对于国家利益的认知是摆脱贫困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刚刚起步的全球气候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仅仅停留在科学研究层面,面对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利益需求,国家不愿意付出更多的成本去参与气候治理,而仅仅将其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一阶段正值美苏两强争霸阶段,中国作为后起者认识到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才能取得发展,在党的十三大上“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被正式提出,随着对时代主题认识的加深,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也明确了此时自己的身份定位,那就是“和平的发展者”。此时的国际环境也较为复杂,日本经济崛起和亚洲“四小龙”腾飞,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愿望,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中国希望通过气候治理这一平台融入国际社会,改变不利的国际环境,而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供了好的发展机遇,创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能源环境。这三方面因素造成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被动的参与,表现为拒绝角色。1995-2005年,中国逐渐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范围,此时经济发展的目标转变为在追求速度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质量,但本质上来说,这一阶段追求经济发展质量还是服务于发展速度这一目标。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想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随着苏联解体,世界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中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担当作用,这些因素明确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国际体系方面,面对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开始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改善生态状况,并且科学评估中国的环境问题所带给外部的影响。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角色开始出现缺失,这也客观上减轻了中国的减排压力,给中国经济创造了宽松的发展条件,中国和欧盟提升了在气候变化中的合作水平,加强了中国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这一时期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但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应用成本较高,因此中国还是倾向于采用煤炭和天然气作为替代,这就使得中国参与气候治理表现出两面性。这三个因素使得中国对于气候治理的参与相对于前一个阶段不再消极,但整体呈现出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表现为承认角色。2006到2015年阶段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经过改革开放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到“十五”规划末期中国还未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和高资本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利益认知。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逐步加强,尤其是中国成功的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进一步强化。在国际上与中国一起崛起的发展中国家,组成了新兴国家群体,新兴国家群体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原先由欧美所主导的世界格局。而这一时期,全球石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煤炭消费的增长也十分有限,新能源的使用量开始出现较大增长,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国际能源结构开始向绿色能源方向发展,这也影响了中国的气候治理参与。因此,基于中国对全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利益认知和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以及受新兴国家群体崛起和油价大幅度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影响,中国在这一阶段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表现为对角色的接受,开始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巴黎协定》开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局面,建立在“自愿”原则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降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性,提高了各国的履约积极性。但美国的退出和欧盟影响力的式微又给“后巴黎”时代蒙上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的角色开始逐渐突出。而促成中国成为“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引领者角色的,包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利益认知,“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以及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此时又恰逢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这与气候治理存在天然的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成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理念支撑,因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积极提供国际气候公共产品,践行“引领者”这一角色。基于上述对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国的自身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是决定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角色的最根本因素,而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相结合,区别于现实主义“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形成的最根本原因”,也区别于建构主义“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构”,将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国家在面对利益时的主观认知。面对欧美发达国家所搭建的全球气候治理平台,中国更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和身份出发,基于自身的利益认知和身份认知,增强适应自身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终更有效和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其次,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变化,是世界权力格局转变的一种表征,也是中国逐步崛起的过程。这明确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角色形成的基本机制,也可以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气候外交。
宋建欣[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文中提出“南海争端”主要是指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文莱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存在的争议与分歧。改革开放后,针对南海声索国对南海岛礁的大肆侵占以及美、日等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频繁干预,中国共产党主要从外交、经济、军事、法律等多个层面着手,坚定地维护中国南海主权权益,为解决南海争端、维护南海和平做出了卓越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与勇气。本研究立足于已有研究成果,坚持问题导向,搜集和挖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文献、报刊文本、国外相关文献等资料,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以及交叉研究等方法,从宏观透视和微观探究的双向逻辑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具体策略与实践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并在总结经验与反思不足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尝试性地提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对策及启示。具体来讲,本论文主要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分析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问题的研究现状,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之处与不足。这部分内容系统地回答了为何开展本研究、如何开展本研究等问题,为本文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第二章是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南海争端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介绍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是开展本研究的逻辑前提。这一部分主要从产生根源、基本内涵与现实状况三个层面来介绍南海争端的基本方面。首先,从历史因素、经济因素、地缘因素以及法律因素四个方面分析了南海争端产生的根源。其次,从岛礁主权问题、海域划界问题、海洋资源问题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四个层面论述了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最后,概括了南海争端的现状,即域外大国继续干预,域内国家磋商合作,整体局势依然严峻。第三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从历史依据、法理依据、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基础四个维度来阐释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与基础。中国对南海诸岛的最早发现与命名、持续开发与管制,国际社会对中国南海主权的承认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历史依据。适用于处理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原则、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具有法律性的国际条约以及相关中国法律为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理论依据。晚清政府、国民政府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有效维护南海主权权益奠定了实践基础。第四章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南海局势的发展态势,在不同历史阶段有针对性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政策,并将其落实为了具体实践。本部分主要从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四个向度梳理与概括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第五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本章与第四章共同构成了全文的核心部分,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内容。本章主要从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四个方面爬梳了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所作的大量工作。第六章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即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顺利完成北部湾划界、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以及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本文在系统梳理与分析中国共产党南海维权实践内容的基础上,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这四个方面。最后,本文从南海问题的现状出发,并结合过去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南海主权权益方面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较具针对性地提出了此后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四点启示: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友好关系、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安德万[4]（2020）在《跨国智库网络参与G20峰会机制建设研究 ——基于“边界组织”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聚焦“跨国智库网络”这一智库全球化的新型模式,并借鉴“边界组织”理论视角来观察和解释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就一个跨国智库网络扮演国际关系中的“边界组织”的必备条件,本研究首先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研究假设:为了解决某个跨国性政策问题,如果一个跨国智库网络吸纳了相关的科学家和（部分）政策决策者,科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基于规则展开自由、开放、坦诚、平等的研讨,并且完成了知识转换和知识整合,那么,此跨国智库网络就能输出具有一定合法性、权威性、可行性的政策知识,成功地扮演国际关系中的“边界组织”。然后,综合运用案例研究、文本解读、社会网络分析、访谈的研究方法,选择跨国智库网络参与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建设的三个相关案例——分别是关于二十国集团峰会机制的创立、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程设置、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政策有效性评估机制——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还进一步鉴别了在什么情形下需要一个跨国智库网络扮演“边界组织”的角色。就理论创新而言,通过借鉴“边界组织”理论,本研究明确了在很多时候权力参与了公共政策知识的生产,科学和政治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政策知识是在多个政策参与者的博弈中建构的结果;同时,也认识到了在国际公共政策决策中不可能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问题,在此情况下应该让科学家和政治家继续保持沟通,增进互信,继续共同努力,寻求在未来解决问题。就实践意义而言,本研究对中国特色智库体系建设具有一些启示意义,特别是中国的科学家、智库专家、学者如何参与全球治理,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同时也为中国的智库管理者如何管理和运作智库提供一定的借鉴。
黄忠[5]（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张茜[6]（2019）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腐败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其损害民主和法治,侵犯人权和社会秩序。随着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腐败犯罪开始跨越国界,对全球的公平秩序造成破坏。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但同时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腐败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因此,腐败犯罪愈加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所关注。国际社会一直以来都很重视遏制和打击腐败行为,在区域和联合国的范围内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败法律文件。其中区域范围内的反腐败公约主要有:1996年《美洲反腐败公约》、1997年《打击涉及欧洲共同体官员或欧洲联盟成员国官员的腐败行为公约》、1999年《反腐败刑法公约》和《反腐败民法公约》以及2003年《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在联合国范围内,2000年12月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3年10月,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上述法律文件,构成了完整国际反腐败法律体系,其中,《公约》作为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反腐败公约,在整个反腐败法律体系中占有核心的位置。《公约》为国际社会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提供了法律基础,但是仅有公约本身是不够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公约》必须得到有效的实施,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所研究的问题,就是通过对《公约》的现有实施机制以及各缔约国的履约状况进行研究,探讨履约审议机制在在程序设置以及运行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中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在实施公约的过程中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当从中国的实践出发,研究中国在实施公约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寻求解决的措施。本文除了导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履约审议机制概述”,主要介绍了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过程、主要内容以及机制的性质。《公约》是履约审议机制的法律基础和设立依据,也是第一个全球性的反腐败国际公约,在国际反腐败法律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公约》成立之初,采取的是一种缔约国自我监督的方式,不利于对公约实施情况的监督,有必要建立一种制度化的监督机制。2009年底,公约缔约国会议在第三届会议上通过了履约审议机制的基本文件,从而正式建立了履约审议机制。在履约审议机制下,缔约国会议是《公约》主要的决策机构,也是履约审议机制的实施机构。为保障履约审议工作的顺利运行,缔约国会议下设秘书处及若干附属机构,协助缔约国会议处理相关工作。2009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职权范围》以及附件的附录所载《关于政府专家和秘书处进行国别审议的指导方针》和《关于国别审议报告蓝图》规定了履约审议机制的具体运作程序。履约审议机制的工作程序主要包括四个环节:受审议缔约国的选定程序,审议缔约国及政府专家的选定程序,国别审议程序和履约审议的后续程序,这四个程序形成了履约审议的完整流程。从履约审议机制的工作程序以及运行情况来看,履约审议机制属于一种介于政治监督和司法监督之间的特殊监督机制,同时又是一种法治评估机制。第二章是“比较视野下履约审议机制的特征”。履约审议机制是随着国际法的实施理论以及国际条约监督机制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而来的。条约监督机制是一种新型的国际条约实施机制,最初产生于国际人权法领域,之后延伸到国际环境法和军事法等领域。履约审议机制的实质是条约监督机制在国际反腐败领域的发展,因此,与其他领域的国际条约监督机制以及其他专门性和区域性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存在诸多的异同点。本章中探讨了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制、国际环境条约监督机制、WTO贸易政策评审机制运行的主要内容和程序,并且对欧洲委员会反腐败条约、《美洲反腐败公约》等区域性反腐败公约、以及OECD《禁止在国际商业交易中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公约》、亚洲开发银行/OECD《亚洲和太平洋反腐败行动计划》等专门性反腐败条约的监督机制进行了全面介绍,在此基础上,将履约审议机制与这些条约监督机制进行比较,分析履约监督机制相关特征。第三章是“履约审议机制下的缔约国履约状况”。根据内容,《公约》项下的条文包括三种:强制性义务、任择要求和任择措施。相应的,缔约国在公约下的义务也便不同。缔约国通常通过立法措施、司法措施和行政措施来实施公约下的义务。《公约》生效之后,特别是履约审议机制运行以来,缔约国根据公约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根据履约审议程序,对缔约国实施公约情况的审议分为两个周期,第一周期包括对《公约》第三章（定罪和执法）以及第四章（国际合作）的审议,第二周期的包括对《公约》第二章（预防措施）和第五章（资产的追回）部分的审议,目前第一周期的审议已经完成,第二周期的审议仍在进行过程中。本部分作者将《公约》的条文依据三种不同的种类进行了列举,并根据已经公布的公约缔约国的审议报告和摘要,以及联合国出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实施情况》等文献,对于履约审议机制运行以来,缔约国实施《公约》的情况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对履约审议机制的评析”。这一章主要是在第二、三、四章的基础上,总结履约审议机制对缔约国实施《公约》产生的作用和贡献,并对其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一定的反思。履约审议机制运行以来,对缔约国国内的立法改革以及缔约国之间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机制本身缺乏相应的透明度和强制性,未能发挥有效的作用。另外,在实践中缔约国对审议程序履行延迟以及资金不足的问题,导致了履约审议机制的运转存在困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履约审议机制功能的实现。为进一步完善履约审议机制,一方面应当加强机制本身的透明度,扩大缔约国公开的信息,发挥社会公众和民间社会组织对审议过程的监督作用;另一方面要增强机制的强制性,赋予实施机构一定的强制性措施。从国际人权条约与国际环境条约监督机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增加机制的强制性也是条约监督机制的发展趋势。此外,还需要加强与其他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的配合,并进一步提升缔约国履约的政治意愿和履约能力,包括履行《公约》的能力和履行审议程序的能力。第五章是“履约审议机制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启示”。中国加入《公约》后,对履约工作非常重视,成立了新的反腐败预防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并根据《公约》的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修订和完善活动,特别是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活动,除了在国内范围内加强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还注重加强在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国际合作,开展诸如“天网”等专项活动,并加大与相关国家关于引渡和跨境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使得中国的反腐败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公约》的履约审议方面,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积极和谨慎的态度,圆满完成了《公约》第一周期的审议活动,中国的履约工作也得到了审议组的肯定。但是,从《公约》的要求和审议情况来看,中国对《公约》的实施还存在很多问题:履约方面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挑战,在国际上的反腐败形象有待提高,反腐败需要探索中国道路。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应当进一步增强履约能力,以反腐败成效取信于国际社会,同时在国际上加强反腐败的合作,谋求中国在反腐败国际规则上的话语权和制定权,以更好地为中国的反腐败工作服务。
甘露茜[7]（2019）在《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核电是当今人类社会对核能进行和平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发展核能是我国选择的应对当前急迫的能源需求、落实环境保护以及改善能源结构等问题的战略方向。因而核能行业是目前我国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我国的核能工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相关探索,自此之后不断发展。尤其是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军转民”的相关方针使得核能行业的发展重点由国防建设转向为社会经济建设。其后以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红沿河核电站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商业性核电站先后开始建设并投入使用,使得我国逐渐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一套核能行业体系。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现有整个核能行业链条中,除核设施建设、运营、研究设计、建筑安装、设备制造、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等领域之外,对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和处置也是核能行业中十分关键的一环,更是体现核能行业发展真正水平的试金石。在我国核能行业不断发展的同时,相应的一系列的核能应用过程中已经产生并且将进一步逐渐累积起来更多的放射性废物。这些放射性废物以固态、液态乃至气态的形式存在,对我国的环境存在着较大的潜在危险。如何对放射性废物进行科学、合理且高效的监督与管理,这其中包括处理、运输、贮存和处置等各个环节以确保它们的安全,不仅对于核能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关键作用,更是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目标所必须确保的要求。针对核能行业中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我国目前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基本法律以及我国国务院各个部委所颁布的部门规章、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导则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标准。同时,国家核安全局、环境保护部下属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以及各地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等相关机构也对放射性废物的安全进行着持续的监督与管理。为了对核能行业所产生之放射性废物安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当前国际社会层面已经在一些基本的准则上达成共识,即由国际原子能组织（“IAEA”）颁布的于2001年起生效的《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公约》。截止2017年7月,该公约已有42个国家签署加入。在此公约基础之上,跟随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后所发布的一系列与安全标准,构成了目前全球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基本法律框架。此外,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也对于辐射剂量防护等事宜发布了一系列体系原则性文件作为指导。目前各个拥有核能行业的国家也在结合IAEA、ICRP等国际组织有关公约、导则或建议后,根据各个国家其自身实际的政治结构、经济状况及社会发展的情况,去详细的制定符合国情的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所相应的放射性废物管理战略政策、管理法制以及标准体系、处置体系等系统。其中不乏一些具有借鉴参考意义的各国实践可作为我国的参考案例。本论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核能国家中放射性废物的法律安全管理进行研究,借此对我国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思考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文章内容主要包含以下部分:引入本文研究内容的绪论、核能行业中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各主要组成部分之研究、我国核能行业中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目前之现状审视与不足之处,以及对于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进行完整构建的具体建议。目前全球对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仍然较多的从物理学、工程学、地质学、环境学乃至项目管理等角度加以研究,而对于相关的战略以及政策,到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其仍然处于一个较为初级的阶段。相信随着核能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不断增强,相关的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研究也必将越来越完善。在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对国内外相关信息之收集与总结,再结合目前我国相关制度的现状,做进一步的比较、分析以最终实现对如何促进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提出意见与建议。文章的研究思路,则是首先对于相关法律制度所涉及的理论基础作深入探讨,再对相应的系列概念进行界定并对核能行业的发展历程及现状进行介绍。在对所探讨的主体做了学术研究准备及理论分析准备后,本文开始了对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法律制度的各个构成部分通过单独的章节进行了单独的讨论。每个相应章节中包含了对域外数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战略与政策依据及相关法律制度本身主要构成的各个制度进行的比较分析与研究,并且对于这些域外国家之相关战略与政策依据与具体管理法律制度之发展趋势与特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同时,在每个章节中对我国相关制度所对应的具体情况也做了介绍,并进一步的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相关制度做深入分析。比较分析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对比与参考的资料。最后,再基于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专门聚焦于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上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与可能的改善路径。整体来讲,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国际法学理论、环境法学理论,以目前现有的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等为理论依据,以文献研究为主,大量搜集、阅读文献报刊资料,同时借助媒体网络,广泛收集与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有关的资料。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思辨和实证相互运用,重在实证研究,在文章中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及实践操作形成更为合理的指导与改善。在研究内容方面,文章研究的内容是针对人类社会较为新兴的行业与面临的较为新颖的问题所开展的,文中专门针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之安全管理进行归纳、分析与归纳。研究角度方面,从“安全管理”角度出发,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的相关管理与监督活动进行总结,并从其安全管理制度之法律渊源、法律运行、法律监督等角度通过对现有相关各国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及国际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与借鉴。研究方法方面,则是分别应用了实证研究、比较研究与历史研究等方法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为充分的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进行研究,文章专门设立了章节就相关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在对基础概念进行厘定后,可以确定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来源于核能行业（“Nuclear Power Industry”）的放射性废物,根据组成核能行业的各环节,其中包括对核燃料的地质勘探开采、核燃料的提炼精制、核燃料元件的制造、核燃料循环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以及核设施退役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等。与此同时,在综合各种对于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相关的定义及概念后,本文认为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是指:为实现核能行业中上述各种活动相关放射性废物的安全,依据相关的法律战略与政策依据,通过相关许可制度、应急制度等途径,由相应管理主体所执行的,针对这些放射性废物的一系列监督管理活动。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来说,其本身还应当具有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正当性是其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特质。如果说正当性是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前提,那么理论基础则是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基石。针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主要有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权理论以及风险控制理论作为对其开展研究之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基础。通过对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一系列理论分析之后,可以确定本文所讨论的核能行业放射性安全管理法律制度正是从实证的角度,主要是指基于相关的战略、政策,通过具体的立法框架,对来源于核能行业中的放射性废物之安全进行监督与管理所相关各领域之法律规范、措施与方法的总称。通过上文中对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内涵之专门的解析,再结合目前实践的可以看到该制度主要由相应的主体法律制度、许可法律制度、退役法律制度、应急法律制度以及信息交流与磋商制度所构成。此外,在相关法律制度的内涵与主要构成之外,相关法律制度的价值与功能及构建原则等也应当被纳入相应研究的范畴。针对核能行业所产生之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相关国家都会根据自身情况从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战略、政策与策略以作为整个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之基石与出发点。一个国家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是由该国相应的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战略、原则、政策所支撑的,具体来说主要包括:技术路线、选址准则、决策程序、资金模式等。目前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相关战略与政策理据在技术方面与国外并明显差异,主要不同存在于决策过程透明化程度、资金保障机制等。对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除基本的国家战略政策以外。还必须针对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设置科学合理的立法体系。由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的特殊性质,使得对其的安全管理不仅要从一国国内加以严格要求,并且也必须要从国际社会的尺度进行合作落实。因此如何妥善的处理相关国际立法与国内立法之间的关系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相关的国际法体系,本身就是不断从领先国家的核能行业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以总结归纳而成。并且在相关国际法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必须由相应的国内法律提供支撑与协调,从而有效的对这些国际性的法律文件加以实施。同时,对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相关之国内法律而言,相关国际法律或规范性文件也对世界上绝大多数相关的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引导。基于研究目的,本文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对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各种构成部分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主体法律制度、许可法律制度、退役法律制度、应急法律制度以及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中外比较,可以总结出目前域外各代表性国家所拥有的相关法律制度各主要构成部分的特点。亦可以在结合我国核能行业反射性废物法律制度现状后,看到目前相关法律制度主要有以下不足之处,即:相关立法框架存在缺失、相关管理主体职能设定分散不清、相关管理机制缺乏保障、应急准备与响应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相关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制度亟待发展。借鉴域外国家相关法律制度中的有益经验,可对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制度作出相应的建议。首先,应当对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立法框架加以完善。我国目前我国的放射性废物管理的法规标准体系还不够完善,原子能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基本而又迫切需要的法律,构建相对独立的原子能法律是核能安全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急需出台。我国在不断完善核燃料循环、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管理政策,建立健全相关准入和执业资格制度的同时,还应加强“三废”处置经费筹措和使用的管理,制定核设施退役管理办法,研究并制定废旧放射源和核技术利用废物处理处置相关管理办法等。其次,应当对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制度加以完善。要完善此方面,需要进一步清晰划分各参与主体之具体职能并加强放射性废物管理主体之权威性与独立性。再次,应当对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运行制度加以完善,实现对放射性废物产生及处置活动中的全过程管理并保障相关管理活动之资金需求。之后,还应当对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准备、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加以完善。本文认为:对核能行业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安全进行有效管理并建立与之对应的科学和完善的管理法律制度,是保障核能行业不断进步的重要基石。本文采用了理论与实证、归纳与演绎互相融合的研究方式。在分析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一般概念、定义基础上,对目前国际中核能行业发展的几个代表国家有关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同时也对我国核能行业的相关国际管理制度、公约等国际法环境进行了归纳和借鉴。通过对于各国之间以及中外之间对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管理制度之比较,以及对于相关国际性规定与公约的分析,从中提取出对我国相关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具有价值的启示。最后再结合对我国核能行业中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法律制度之历史沿革、现实状态以及未来展望之分析,对我国目前相关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提出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汪炜[8]（2019）在《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文中指出论文描述和解释了全球化时代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机理,并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全球城市——雅加达和马尼拉为案例,分析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开展城市环境治理。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分权改革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央地关系,并逐渐影响到各自国家首都的城市发展与规划,进而影响了城市环境治理格局。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雅加达和马尼拉逐渐成长为全球城市。在经济参与了全球体系分工的过程中,城市治理体系也吸纳了国际行为体的参与,由此,两座城市被多类型的国际行为体卷入到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当中。为应对严重的环境危机,雅加达与马尼拉分别在城市层面、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和跨国城市网络层面开展了与多种国际行为体的合作,这些国际行为体包括:部分发达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间组织以及跨国公司等。在城市层面,以“主体治理”的形式充分发挥城市的主体作用;在国家层面,城市接受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治理形式,在多个方面配合整体的环境治理;在区域层面,东盟在法律政策设置和开展创新项目上,为城市的环境治理提供多类型的服务;在跨国城市网络层面,跨国城市网络协调内部资源、动员外部资源,就雅加达和马尼拉较为集中的环境问题开展合作治理。在四个层面上与多样的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即使不能完全治理两座城市的环境问题,但最少提供了一种可能,即在全球治理时代,没有什么行为体能与其他行为体相区隔,多层次国际合作是全球治理时代的重要特征;同时,多层次国际合作能够将城市环境治理、国家环境治理与全球环境治理相联系,打通国内与国际的治理界线。以C40和ICLEI为代表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和以Citynet为代表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给雅加达和马尼拉带来一种新的治理体验:无中心,扁平化,高度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与议程设置帮助雅加达和马尼拉接触到国际最为先进的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并且将“自上而下”的政府环境治理体系与“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环境治理体系勾连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体现东南亚全球城市外交的最新方式。多层次国际合作作为一种正在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注重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结合起来,通过对城市社区和公民社会的培育来消弭内外政治治理的“鸿沟”,确保将城市环境治理目标与国家治理的议程结合起来,推进绿色城市主义理念的落地生根,进而在东南亚地区创造出城市发展的绿色命运共同体。
沈卉卉[9]（2019）在《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发展》文中研究指明金枪鱼是最重要的海洋鱼种之一,以罐装、生鱼片等各种形式为人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金枪鱼渔业由于其较大的生产价值,对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尤其是依赖渔业经济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日本、美国等远洋渔业大国的推动下,金枪鱼渔业从传统的竿钓拓展到延绳钓、围网等捕捞效率较高的作业方式。随着人工集鱼装置、直升机等现代技术的应用,金枪鱼渔获量得到迅速提升。但随之而来的是资源衰退、捕捞能力过剩、过度捕捞、非法捕捞、兼捕渔获物大量上岸等问题,不仅导致鱼类种群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化,还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梳理金枪鱼渔业管理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探索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分析了由于资源分配不合理而带来的诸多管理问题,提出只有根据金枪鱼鱼类种群高度洄游的特性建立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提出了金枪鱼渔业资源再分配的方法体系,具体的分配途径以及审核机制。同时,文章讨论了中国作为非传统远洋渔业国,非发展中小岛屿国家,非金枪鱼资源大国,如何在资源衰退、竞争激烈的金枪鱼渔业中生存和发展,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思考,以期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管理决策提供参考。论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金枪鱼渔业管理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阐述了论文的研究方法、意义和作用。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调查、数据统计、比较分析等。通过渔业资源数据的统计分析,了解资源现状和趋势,评估管理措施的实施效力。通过文献搜集和整理对金枪鱼渔业管理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和归纳、整理和分析,以发现其中的规律和矛盾,并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第一章作为论文的理论框架,介绍了渔业资源“公地悲剧”存在的原因和背景,以现代产权理论作为资源管理和分配的理论基础,阐述了现代渔业资源管理中的发展趋势,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负责任捕捞理论以及生态系统方法等。第二章较为系统地构建了渔业资源管理的法律框架,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和粮农组织四个国际行动计划。《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金枪鱼等高度洄游鱼种列出了专门的条款,呼吁沿海国和相关国家通过建立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进行合作管理。为了确保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国际社会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指导原则,通过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执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和《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等国际文书,为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章对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和演变进行了梳理。在1958年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之前,国际社会并没有具体的针对金枪鱼的管理措施和法律法规,也没有形成相应的资源分配体系,渔业管理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收集金枪鱼相关种群的生物学和生态学数据并进行分析,以了解种群当前和过去的状况及趋势。由于捕捞技术的限制,当时的金枪鱼捕捞量并未超过最大平均可持续产量,资源处于相对稳定状态。随着捕捞技术的发展,渔获量的迅速增加,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有必要限制捕捞量以避免资源的衰退。1961年美洲间热带金枪鱼渔业委员会第一次出台金枪鱼渔获管理限制规定,为下一年黄鳍金枪鱼设置了总捕捞限额。此后,总可捕量制度成为控制金枪鱼捕捞能力的主要管理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配额分配体系。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实施,海洋渔业管理从本质上产生重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五个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RFMOs）相继成立,负责金枪鱼渔业的管理工作。文章第四章讨论了这些RFMOs实施的养护管理措施及其资源分配和实施方式。一方面RFMOs从技术上对渔具、渔网、捕捞规格、捕捞时间和区域等进行限制,确保种群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实施配额制度和捕捞能力限制,确保金枪鱼种群的捕捞量不超过最大可持续捕捞产量。但是,由于配额的核定多基于历史捕捞量这一定量因素,很多国家允许捕捞的资源配额与其实际捕捞能力不匹配,导致过度捕捞、产能过剩以及非法捕捞问题仍然存在,同时还伴有海鸟、海龟、鲨鱼以及海洋哺乳动物的兼捕,威胁金枪鱼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措施的执行效力也因此受到质疑。第五章作者分析了资源分配机制不合理导致金枪渔业管理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管理技术不足、政策缺陷和执法不力等。成员国在提交捕捞数据中存在低报、高报、或误报的情况,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几乎无法核实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在提交的数据中,只有金枪鱼和渔船相关数据较为充分,但是兼捕渔获物和其他生物数据,由于渔民辨识困难,或者没有明确的规定,往往提交不完整。此外,兼捕仍然是金枪鱼渔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虽然管理组织要求渔船在作业时避开鲨鱼和海洋哺乳动物聚集和活跃区域,但是这仅仅是作为建议,并非强制性要求。政策和决策体系本身的缺陷也是导致养护管理措施执行不力的主要因素。在确定总捕捞量和捕捞努力量分配标准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现有种群状况和捕捞努力量水平、成员国的历史捕捞量、成员国的历史捕捞方式和习惯捕鱼法以及对养护和管理措施的遵守情况等。以上这些因素中,只有历史捕捞量是可以明确核定的标准,事实上在配额的分配过程中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成员国的历史捕捞量进行分配的,并一直遵循“相对稳定”原则,配额的变动不大,导致一些传统远洋渔业国家和区域捕捞配额相对较多,新兴渔业国家虽然在捕捞设备和捕捞能力上发展较快,现有的捕捞配额却不能满足国内市场和渔业企业的需要。而且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内部的决策体系导致成员国无法就一些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使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仅仅“走过场”。成员国内部存在多重利益分歧,在执行养护管理措施时并没有像执行国内政策那么严格,对本国渔船和捕捞活动的监管上也经常渔业利益高于养护利益。尤其是对公海作业的渔船的监管上,由于能力限制或主观意愿的缺乏,常常导致一些违法捕捞行为的发生。此外,成员国在养护管理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消极态度从侧面反映了缺乏激励措施的情况下,成员国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权利和义务的界限不清,定位模糊。作者提出,基于权利的管理体系使渔业从业者能以经济效益最大化进行渔业生产,从而主动削减过剩产能,淘汰老旧渔船。进一步说,渔业资源使用权的有效分配促使成员国主动承担资源养护的责任,以保障其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获得长期回报。作者建议配额分配机制的改革以总可捕量为依据,由独立评审机制决定成员国应享有的配额比例。除了历史捕捞数据,成员国对养护的责任（包括打击非法捕捞的实践和效力）也作为重要的分配依据进行考虑。在短期内,作者建议采用基本配额+可转让配额叠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即保护历史捕捞者的利益,又为新成员的加入提供了机会。与此同时,金枪鱼渔业管理中要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通过非政府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弥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差距,加强对资源的利用。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发展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可能性及对策。作为一项战略性产业,适度有序的发展金枪鱼渔业是现阶段中国的最优选择。在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渔业资源的减少的大环境下,中国一方面需要减少渔船数量、控制捕捞能力,严惩违法行为,提高履约水平,以树立积极的渔业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也要加强资源调查,提高生产效率。另外,通过国际合作和谈判争取其他国家转让配额,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延长产业链,进行渔获物深加工,从而提高鱼品的单位价值。最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渔业大国,需要积极适应管理制度的不断演变,在国际渔业管理中贡献中国智慧,在构建国际秩序中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总之,确保金枪鱼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还是作为远洋渔业大国的中国,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徐文姣[10]（2019）在《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文中提出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交流日益密切,利益融合,依赖加深,在产生巨大利益的同时也给全球卫生带来新的挑战。艾滋病、疟疾、结核以及非传染性疾病等的长期威胁未除,以“非典”、“埃博拉”、“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寨卡”等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及可能的跨国传播威胁又不期而至。显然,公共卫生问题早已不是一国内部事务,而是利害相连的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这迫使各国必须开展跨境卫生合作,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最主要行为体。但过往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研究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大国行为体,对中小国家的作用关注较少。加拿大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发达的中等国家,尽管其人口、军事、与外交实力有限,却对全球卫生治理作出了不容忽视的重要贡献,甚至在某些特定领域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中等国家扮演领导者角色”的现象值得探究。本研究以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为研究对象,以加拿大中等国家理论——“自由国际主义”为理论框架,综合运用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方法,重点探究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以及影响其理念行为转变的各种因素。通过对加拿大参与创立世界卫生组织、推动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发起《母婴儿童健康马斯科卡倡议》以及抗击“非典”和西非“埃博拉”疫情四个案例的深入分析,结果发现:加拿大不仅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卫生治理,而且在某些时期和特定领域内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加拿大推动创立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参与制定全球卫生规范、投入全球卫生援助以及支持全球卫生行动四大方面。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加拿大主要交替扮演了参与者和领导者这两种角色,并展示出对多边或有限多边合作路径的偏好。本研究认为加拿大对外政策理论中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可为这两种角色定位及其路径选择提供较为可信的诠释,而加拿大在参与者和领导者之间的角色互换则是国内外诸多影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本研究表明,在全球卫生治理这个“低政治”领域,加拿大有意愿亦有能力担当主要推动者和领导者的角色。尽管这一角色在中等国家整体实力与资源限制的条件下难以维持其系统性和持续性,但这并不影响加拿大阶段性、选择性地发挥领导作用,对解决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出席OECD造船工作组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出席OECD造船工作组研讨会（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2）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本文研究视角的创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论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的理论框架与变量组合 |
| 第一节 全球气候治理的论析 |
| 一、气候变化问题 |
| 二、全球气候治理 |
| 第二节 国家角色的论析 |
| 一、角色理论论析 |
| 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角色论析 |
| 第三节 国家利益、身份认知、国际体系: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
| 一、选取利益、身份和国际体系作为变量的理论依据 |
| 二、国家利益、身份认知与国际体系对全球气候治理的意义 |
| 三、研究假设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拒绝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被动参与(20世纪70年代-1994) |
| 第一节 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利益观 |
| 一、气候问题的“非经济”认知 |
| 二、经济高速增长认知产生的背景 |
| 三、基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利益认知下的国家发展策略 |
| 第二节 “后起和平发展者”的身份认知 |
| 第三节 紧张的国际环境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周边及国际环境 |
| 二、宽松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国际参与 |
| 一、拒绝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拒绝角色的环境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承认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谨慎而保守参与(1995-2005) |
| 第一节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一、对气候问题的“经济”认知 |
| 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利益认知的背景 |
| 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认知下的发展 |
| 第二节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 |
| 一、“负责任大国”的文化渊源 |
| 二、“负责任大国”产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三节 气候治理主体转变与油价大幅上升的国际体系 |
| 一、“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兴起 |
| 二、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的变化 |
| 三、全球油价大幅上涨的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承认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承认角色的气候治理国际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接受角色: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动与开放参与(2006-2015) |
| 第一节 全面转变发展方式的国家利益认知 |
| 第二节 新兴国家的身份认知 |
| 一、中国新兴国家身份认知的产生 |
| 二、低碳经济:新兴国家身份认知下的气候治理路径 |
| 第三节 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一、新兴国家群体的兴起与气候治理参与 |
| 二、油价动荡的国际能源体系 |
| 第四节 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及气候治理参与 |
| 一、接受角色的变量作用过程 |
| 二、接受角色下中国的气候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后巴黎”时代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 |
| 第一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
| 一、经济“新常态”的国家利益认知 |
| 二、“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身份认知 |
| 三、制度碎片化和领导力缺失的全球治理体系 |
| 第二节 “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本文的基本结论 |
| 二、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论文中所用图 |
| 附录二 论文中所用表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件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南海争端的相关概述 |
| 2.1 南海争端的产生根源 |
| 2.1.1 历史因素 |
| 2.1.2 经济因素 |
| 2.1.3 地缘因素 |
| 2.1.4 法律因素 |
| 2.2 南海争端的基本内涵 |
| 2.2.1 岛屿主权问题 |
| 2.2.2 海域划界问题 |
| 2.2.3 海洋资源问题 |
| 2.2.4 “航行自由”问题 |
| 2.3 南海争端的现实状况 |
| 2.3.1 域外国家继续干涉 |
| 2.3.2 域内国家磋商合作 |
| 2.3.3 整体局势依然严峻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依据及基础 |
| 3.1 历史依据 |
| 3.1.1 最早发现与命名 |
| 3.1.2 持续开发与管治 |
| 3.1.3 国际社会的承认 |
| 3.2 法理依据 |
| 3.2.1 相关国际法律 |
| 3.2.2 相关中国法律 |
| 3.3 理论基础 |
| 3.3.1 马克思恩格斯的海权思想 |
| 3.3.2 中国共产党维护海洋主权权益理论 |
| 3.4 实践基础 |
| 3.4.1 晚清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2 国民政府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3.4.3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的维权实践 |
| 第4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1978-2012) |
| 4.1 坚持中国南海立场不动摇 |
| 4.1.1 主权宣示与外交抗议 |
| 4.1.2 反对域外大国的干预 |
| 4.2 努力提升南海防御能力 |
| 4.2.1 执行国家海防战略 |
| 4.2.2 发展南海军事力量 |
| 4.2.3 实施军事维权行动 |
| 4.3 积极推动南海区域建设 |
| 4.3.1 开展南海科学考察 |
| 4.3.2 逐步开发南海资源 |
| 4.3.3 修建南海基础设施 |
| 4.4 运用和平方式处理争端 |
| 4.4.1 确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4.4.2 与南海各国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机制 |
| 4.4.3 与东盟建立政治与安全互信机制 |
| 4.4.4 建立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
| 4.4.5 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南海主权权益 |
| 第5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实践 |
| 5.1 贯彻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
| 5.1.1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5.1.2 倡导“双轨思路”解决争端 |
| 5.1.3 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 |
| 5.2 强化对南海的管控与开发 |
| 5.2.1 升级南海行政建制 |
| 5.2.2 改革海上执法体制 |
| 5.2.3 推进南海岛礁建设 |
| 5.2.4 加速南海资源开发 |
| 5.3 深化与南海各国的伙伴关系 |
| 5.3.1 与南海各国建立多领域务实合作 |
| 5.3.2 倡导“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
| 5.3.3 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 5.4 应对域外大国对南海争端的干预 |
| 5.4.1 警告与拦截擅闯中国南海的美舰美机 |
| 5.4.2 推动中国同域外大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经验与启示 |
| 6.1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成效 |
| 6.1.1 有效控制南沙部分岛礁 |
| 6.1.2 顺利完成北部湾的划界 |
| 6.1.3 岛礁建设取得显着成果 |
| 6.1.4 南海和平稳定得以维持 |
| 6.2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经验 |
| 6.2.1 始终坚持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基本立场 |
| 6.2.2 始终坚持以协商谈判和平处理南海争端 |
| 6.2.3 始终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 |
| 6.2.4 始终坚持发展海上军事力量与执法力量 |
| 6.3 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的启示 |
| 6.3.1 全面深化同域外大国及东盟的合作关系 |
| 6.3.2 加速推进与南海声索国的共同开发进程 |
| 6.3.3 继续强化人民海军的远海防御能力建设 |
| 6.3.4 更加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南海争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后记 |
（4）跨国智库网络参与G20峰会机制建设研究 ——基于“边界组织”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三、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第一章 跨国智库网络的定义、特征、功能与类型 |
| 第一节 跨国智库网络的定义 |
| 第二节 跨国智库网络的特征 |
| 第三节 跨国智库网络的功能 |
| 第四节 跨国智库网络的类型 |
| 第二章 理论分析框架:作为“边界组织”的跨国智库网络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学科对“边界组织”概念的借鉴 |
| 第二节 “边界组织”的组织特征和具体职能 |
| 第三节 “边界组织”的运作机制 |
| 第四节 影响跨国智库网络扮演“边界组织”的因素 |
| 第三章 “二十国领导力”跨国智库网络与G20峰会机制的形成 |
| 第一节 保罗·马丁与“二十国领导力”概念的缘起 |
| 第二节 “二十国领导力”跨国智库网络中学者与官员的互动 |
| 第三节 “二十国领导力”跨国智库网络的“边界工作” |
| 第四节 “二十国领导力”跨国智库网络的决策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二十国智库网络与G20峰会议程设置 |
| 第一节 二十国智库的形成与基本构架 |
| 第二节 二十国智库的角色定位与运作机理 |
| 第三节 二十国智库框架下的创新智库网络的形成 |
| 第四节 二十国智库创新智库网络的知识整合与政策参与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加俄高校跨国智库网络与G20 峰会政策评估机制 |
| 第一节 国际机制的遵约、实施、有效性、责任性 |
| 第二节 加俄高校跨国智库网络的建立 |
| 第三节 加俄学者关于加强G20 峰会政策评估的建议 |
| 第四节 加俄高校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参与路径 |
| 第五节 G20 政策评估机制建设中加俄学者的作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关于G20 峰会机制建设中跨国智库网络的理论思考 |
| 第一节 跨国智库网络的角色选择 |
| 第二节 跨国智库网络建立过程中的社会网络结构 |
| 第三节 跨国智库网络的社会网络结构的效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5）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 |
| 第一章 履约审议机制概述 |
| 第一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过程 |
| 一、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背景 |
| 二、履约审议机制相关条款的起草过程 |
| 三、履约审议机制的设立 |
| 第二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履约审议机制的实施机构 |
| 二、履约审议机制的工作程序 |
| 第三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性质 |
| 一、特殊的监督机制 |
| 二、法治评估机制 |
| 第二章 比较视野下履约审议机制的特征 |
| 第一节 国际条约实施机制的发展概述 |
| 一、国际条约实施机制的概念 |
| 二、国际条约实施机制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与其他国际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一、与国际人权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二、与国际环境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三、与WTO贸易评审机制的比较研究 |
| 第三节 与其他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的比较 |
| 一、区域性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 |
| 二、专门性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 |
| 三、与履约审议机制的比较 |
| 第三章 履约审议机制下的缔约国履约状况 |
| 第一节 缔约国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履约方式 |
|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义务类型 |
|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缔约国国内的实施方式 |
| 第二节 定罪和执法机制的履约状况 |
| 一、定罪和执法机制的履约概况 |
| 二、缔约国履约存在的挑战 |
| 第三节 国际合作机制的履约状况 |
| 一、国际合作机制的履约概况 |
| 二、缔约国履约存在的挑战 |
| 第四节 预防与资产追回机制的履约状况 |
| 一、预防与资产追回机制下缔约国的义务 |
| 二、缔约国履约存在的挑战 |
| 第四章 对履约审议机制的评析 |
| 第一节 履约审议机制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的作用 |
| 一、促进缔约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完善 |
| 二、促进缔约国国家层面的体制结构和合作的完善 |
| 三、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反腐败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履约审议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履约审议机制本身的局限性 |
| 二、履约审议机制运行实践中的困境 |
| 第三节 履约审议机制的前景 |
| 一、增加履约审议机制的透明度要求 |
| 二、加强履约审议机制的监督效力 |
| 三、加强与其他反腐败条约监督机制的配合 |
| 四、提升缔约国的政治意愿和履约能力 |
| 第五章 履约审议机制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启示 |
| 第一节 履约审议机制下中国的履约状况 |
| 一、反腐败机构的变迁 |
| 二、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完善 |
| 三、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的努力 |
| 四、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工作的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反腐败工作存在的问题 |
| 一、履约方面存在的不足和挑战 |
| 二、在国际上的反腐败形象有待提高 |
| 三、未能在全球腐败治理中发挥有效作用 |
| 第三节 履约审议机制下中国反腐败工作的发展方向 |
| 一、继续推进国内反腐败能力建设 |
| 二、以反腐败成效取信于国际社会 |
| 三、谋求中国在反腐败国际规则上的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 论文的研究目的与思路 |
| 1.3.1 论文的研究目的 |
| 1.3.2 论文的研究思路 |
|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4.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之理论分析 |
| 2.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基本概念厘定 |
| 2.1.1 放射性废物与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的界分 |
| 2.1.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含义厘析 |
| 2.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正当性 |
| 2.2.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合理性 |
| 2.2.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
| 2.2.3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可行性 |
| 2.3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 |
| 2.3.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2 环境权理论 |
| 2.3.3 风险控制理论 |
| 2.4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内涵与构成 |
| 2.4.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基本内涵 |
| 2.4.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主要构成 |
| 2.5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价值与功能 |
| 2.5.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价值 |
| 2.5.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功能 |
| 2.6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构建原则与模式 |
| 2.6.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构建原则 |
| 2.6.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构建模式 |
| 3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战略与政策理据之一般分析 |
| 3.2 域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2.1 法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2.2 芬兰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2.3 英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2.4 美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2.5 加拿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2.6 韩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2.7 各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战略与政策理据的特点与趋势 |
| 3.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战略与政策理据 |
| 3.4 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战略与政策理据之比较 |
| 3.4.1 技术路线之比较 |
| 3.4.2 选址准则之比较 |
| 3.4.3 决策过程之比较 |
| 3.4.4 资金模式之比较 |
| 4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立法分析 |
| 4.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立法之一般分析 |
| 4.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国际立法 |
| 4.2.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国际立法之宏观背景 |
| 4.2.2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之国际法律渊源 |
| 4.2.3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国际立法中的参与主体 |
| 4.2.4 国际立法对于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之现实意义 |
| 4.3 域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3.1 法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3.2 芬兰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3.3 英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3.4 美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3.5 加拿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3.6 韩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4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相关立法 |
| 4.4.1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相关法律 |
| 4.4.2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相关行政法规 |
| 4.4.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相关部门规章 |
| 4.4.4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标准及技术文件 |
| 4.4.5 国际法渊源与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立法之关系 |
| 4.5 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相关立法之比较 |
| 4.5.1 立法框架之比较 |
| 4.5.2 法律渊源之比较 |
| 5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之一般分析 |
| 5.2 域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2.1 法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2.2 芬兰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2.3 英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2.4 美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2.5 加拿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2.6 韩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2.7 各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的特点与趋势 |
| 5.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 |
| 5.4 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法律制度之比较 |
| 5.4.1 主体设置之比较 |
| 5.4.2 主体职能划分之比较 |
| 6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之一般分析 |
| 6.2 域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2.1 法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2.2 芬兰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2.3 英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2.4 美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2.5 加拿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2.6 韩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2.7 各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的特点与趋势 |
| 6.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 |
| 6.4 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许可法律制度之比较 |
| 6.4.1 许可种类划分之比较 |
| 6.4.2 许可审批流程之比较 |
| 7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之一般分析 |
| 7.2 域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的役法律制度 |
| 7.2.1 法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2.2 芬兰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2.3 英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2.4 美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2.5 加拿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2.6 韩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2.7 各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的特点与趋势 |
| 7.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 |
| 7.4 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退役法律制度之比较 |
| 7.4.1 退役计划模式之比较 |
| 7.4.2 退役保障机制之比较 |
| 8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之一般分析 |
| 8.2 域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2.1 法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2.2 芬兰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2.3 英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2.4 美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2.5 加拿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2.6 韩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2.7 各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的特点与趋势 |
| 8.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 |
| 8.4 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法律制度之比较 |
| 8.4.1 应急管理框架设定之比较 |
| 8.4.2 应急管理主导机构之比较 |
| 9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1 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制度之一般分析 |
| 9.2 域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2.1 法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2.2 芬兰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2.3 英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2.4 美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2.5 加拿大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2.6 韩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2.7 各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及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特点与趋势 |
| 9.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
| 9.4 中外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法律制度之比较 |
| 9.4.1 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之比较 |
| 9.4.2 公众参与法律制度之比较 |
| 10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现状审视与完善 |
| 10.1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的现状审视 |
| 10.1.1 相关立法框架存在缺失 |
| 10.1.2 相关管理主体职能设定分散不清 |
| 10.1.3 相关管理机制缺乏保障 |
| 10.1.4 应急准备与响应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
| 10.1.5 相关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制度亟待发展 |
| 10.2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之完善 |
| 10.2.1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立法框架之完善 |
| 10.2.2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主体制度之完善 |
| 10.2.3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运行制度之完善 |
| 10.2.4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应急准备与响应制度之完善 |
| 10.2.5 我国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之完善 |
| 11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B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 致谢 |
（8）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不足 |
|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与论文架构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东南亚城市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一节 雅加达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第二节 马尼拉的环境问题及治理困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主体治理:城市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城市 |
| 第二节 雅加达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马尼拉大都会层面的环境治理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三章 授权治理:国家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与城市 |
|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三节 菲律宾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服务治理:区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城市环境治理的东盟机制 |
| 第二节 东盟层面的国际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协调治理:跨国城市网络层面的国际合作 |
| 第一节 环境治理中的全球性跨国城市网络 |
| 第二节 环境治理中的区域性跨国城市网络 |
| 小结 |
| 第六章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困境及解决之道 |
| 第一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治理的经验 |
| 第二节 多层次国际合作的困境及解决之道 |
| 小结 |
| 结束语:未竟的治理进程 |
| 一、初步的结论 |
| 二、进一步思考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9）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的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意义及作用 |
| 四、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渔业资源管理理论基础 |
| 1.1 渔业管理基本概念 |
| 1.2 渔业管理的发展 |
| 1.3 渔业资源管理理论基础 |
| 1.3.1 公地悲剧 |
| 1.3.2 现代产权理论 |
| 1.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1.3.4 负责任捕捞 |
| 1.3.5 渔业生态系统方法 |
| 第二章 渔业资源管理法律体系 |
| 2.1 传统海洋渔业资源管理法律框架 |
| 2.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
| 2.3 后UNCLOS时代国际渔业资源管理 |
| 2.3.1 《种群协定》 |
| 2.3.2 《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 |
| 2.3.3 《港口国措施协定》 |
| 2.3.4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
| 2.3.5 FAO国际行动计划 |
| 第三章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历史演进 |
| 3.1 金枪鱼渔业的发展历史 |
| 3.2 金枪鱼资源渔获历史 |
| 3.3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演变 |
| 第四章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构建 |
| 4.1 金枪鱼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
| 4.1.1 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 |
| 4.1.2 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CAT) |
| 4.1.3 养护南方蓝鳍金枪鱼委员会(CCSBT) |
| 4.1.4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 |
| 4.1.5 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
| 4.2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现状 |
| 4.2.1 捕捞数据上报 |
| 4.2.2 渔获量限制 |
| 4.2.3 捕捞能力限制 |
| 4.2.4 合规和执法管理 |
| 4.2.5 兼捕渔获物管理 |
| 4.2.6 技术性管理措施 |
| 第五章 金枪鱼渔业管理制度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
| 5.1 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问题 |
| 5.1.1 资源管理技术不足 |
| 5.1.2 资源分配体系的政策缺陷 |
| 5.1.3 执法不力 |
| 5.2 完善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对策 |
| 5.2.1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
| 5.2.2 加强海上执法 |
| 5.2.3 资源分配决策体系的变革 |
| 5.2.4 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5.3 基于使用权的配额分配体系 |
| 第六章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发展历程及展望 |
| 6.1 中国金枪鱼渔业介绍 |
| 6.1.1 发展扩张(1988-1994) |
| 6.1.2 结构调整阶段(1995-1998) |
| 6.1.3 巩固发展(1999-2015) |
| 6.1.4 控制规模,规范有序发展(2016-今) |
| 6.2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政策 |
| 6.3 中国的金枪鱼渔业管理实践 |
| 6.3.1 数据收集和上报 |
| 6.3.2 渔船管理 |
| 6.3.3 船员管理 |
| 6.3.4 加强执法 |
| 6.3.5 参与政策制定 |
| 6.4 中国金枪鱼渔业发展展望 |
| 6.4.1 加强资源调查,提高生产效率 |
| 6.4.2 严惩违法行为,提高履约水平 |
| 6.4.3 完善产业链,开发国内市场 |
| 6.4.4 参与国际合作,维护正当权益 |
| 6.4.5 完善国内立法,加入国际协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词 |
（10）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假设和案例选取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五、主要内容和框架 |
| 第一章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发展与内在困境 |
| 第一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源起及基本要素 |
| 一、全球卫生治理兴起的背景 |
| 二、全球卫生治理的概念及特点 |
| 三、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对象 |
| 四、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行为体 |
| 第二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机制与规范 |
| 一、国际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产生 |
| 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与规范的发展 |
| 第三节 全球卫生治理的内在困境 |
| 一、全球卫生领导权和协调机制模糊 |
| 二、全球卫生资金投入不足 |
| 三、全球卫生问责、监督和执行机制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与目标 |
| 第一节 加拿大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思潮与其战后的国际行为 |
| 一、自由国际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内涵 |
| 二、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对加拿大参与全球事务的影响 |
| 第二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动机 |
| 一、维护国际、国家和人的安全 |
| 二、建构良好海外形象与提升国际影响力 |
| 三、推广国家价值观 |
| 第三节 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主要目标 |
| 一、促进全人类健康和卫生平等的实现 |
| 二、追求全球卫生大国和人道主义大国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参与卫生机制的创立：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缘起 |
| 一、早期国际卫生会议的召开 |
| 二、二战前国际卫生组织的建立 |
| 三、卫生问题纳入《联合国宪章》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创立的推动 |
| 一、加拿大在技术筹备委员会中的作用 |
| 二、加拿大在国际卫生大会中的作用 |
| 三、加拿大在临时委员会中的作用 |
| 第三节 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与奇泽姆当选总干事 |
| 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与总干事人选 |
| 二、加拿大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 |
| 小结 |
| 第四章 推动卫生规范的制定：加拿大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公约》的由来 |
| 一、烟草使用危害及全球控烟挑战 |
| 二、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控烟的早期努力 |
| 三、加拿大对授权制定《公约》的倡导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公约》制定的推动 |
| 一、对《公约》制定的资助 |
| 二、对《公约》谈判的推动 |
| 三、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约》制定的倡导 |
| 第三节 《公约》的出台与加拿大的执行 |
| 一、《公约》的出台及其意义 |
| 二、加拿大对《公约》的执行 |
| 小结 |
| 第五章 主导卫生援助与平等的实现：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 |
| 第一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缘起 |
| 一、妇女儿童健康的意义及困境 |
| 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妇女儿童健康 |
| 三、“母婴儿童健康”设定为八国峰会关键议题 |
| 第二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筹备 |
| 一、筹划国内政策 |
| 二、寻求国际共识 |
| 第三节 加拿大与《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一、《马斯科卡倡议》的出台 |
| 二、加拿大在《马斯科卡倡议》中的领导作用 |
| 第四节 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与跟进 |
| 一、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执行 |
| 二、加拿大对《马斯科卡倡议》的跟进 |
| 小结 |
| 第六章 应对卫生危机：加拿大与“非典”和“埃博拉”疫情 |
| 第一节 加拿大抗击“非典”疫情 |
| 一、加拿大爆发“非典”疫情的应对与教训 |
| 二、“非典”疫情暴露的国内公共卫生问题 |
| 三、加拿大对遏制“非典”疫情的全球贡献 |
| 第二节 国内卫生机制与国内外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一、国内公共卫生机制的改革 |
| 二、国家及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的加强 |
| 第三节 加拿大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 |
| 一、西非“埃博拉”疫情的原因与危害 |
| 二、加拿大防范“埃博拉”疫情的国内举措 |
| 三、加拿大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作为 |
| 小结 |
| 第七章 理论解释：加拿大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理念与行为 |
| 第一节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下的角色定位与路径选择 |
| 一、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角色 |
| 二、自由国际主义下的多边合作路径选择 |
| 三、务实主义哲学与加拿大角色定位和路径选择的灵活性 |
| 第二节 “推拉力”下的角色调整和路径转变 |
| 一、国际因素 |
| 二、国内政府因素 |
| 三、国内社会因素 |
| 四、医学研究与创新因素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四、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出席OECD造船工作组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2]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研究[D]. 李波. 山东大学, 2020(0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研究[D]. 宋建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4]跨国智库网络参与G20峰会机制建设研究 ——基于“边界组织”的视角[D]. 安德万.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约审议机制研究[D]. 张茜.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核能行业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法律制度研究[D]. 甘露茜. 重庆大学, 2019(01)
- [8]东南亚“全球城市”环境治理的多层次国际合作研究[D]. 汪炜. 暨南大学, 2019(08)
- [9]金枪鱼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研究 ——兼论中国金枪鱼远洋渔业的发展[D]. 沈卉卉. 上海海洋大学, 2019(03)
- [10]加拿大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研究[D]. 徐文姣.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