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麦亩产突破750公斤（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指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陈启文[3]（2017）在《袁隆平的世界》文中指出第一章人就像一粒种子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追溯一个生命的诞生,如同探悉一粒种子。一切早已不再是悬念,只是我接下来叙述的前提。这是一个命定为种子而生的人,一个命定要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人。通过一粒种子,可以追溯物种的起源。"万物的原则,起始于根基",这是古希腊数学家、
王晶[4]（2016）在《冀南西豆庄农业生产变迁研究（192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生产,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经济格局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1923到2013年冀南平乡县西豆庄村为研究对象,对此问题展开讨论。西豆庄村是20世纪20年代卜凯中国农村调查的具体调查点之一,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华北平原内陆村庄。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该村庄历经数次变革,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迁,这些变迁深刻的影响了农业生产活动,由此带来了农业生产力的根本性变化。历史上的农业,是现实农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研究农业生产的长时段变迁,目的在于充分认识历史上的农业,探寻农业生产变迁的脉络和动力,以便更全面的解释农业生产的现状并为农业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历史依据和现实观察的角度。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将农业生产问题划分为地权、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技术条件三个子问题,并重点讨论了农业生产变迁的阶段性特征和小农经营体制的优劣。笔者综合运用了文本资料（卜凯中国农村调查资料、地方档案馆档案资料、西豆庄村委会和村民个人收藏）、实地访谈记录和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的资料并注意对各种资料加以甄别,在此基础上,将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对西豆庄的农业生产变迁历程进行了客观分析。本文认为:1923年至2013年间西豆庄的农业生产走过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即从民国时期的低土地产出率、低劳动生产率,到集体化时期的土地产出率稳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再到转型时期的土地产出率增速由快变慢、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近百年来,地权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迁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历程,而农业技术条件的变迁则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渐次递进的历程。地权问题上,从民国时期较为分散的土地占有格局,到集体化时期公有制基础上的地权集中,到转型时期公有制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下放,再到近年来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使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得以重新整合。地权的变迁历经分散与集中的反复转换,直至目前出现分散与集中共存的情况。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问题上,从民国时期小农的个体自主经营,到集体化时期的集体统一经营,到转型时期个体自主经营的复归,再到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农民经济合作。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迁在自主与合作之间循环联动,直至目前出现自主与合作相融的现象。农业技术条件问题上,从民国时期以人力为主,到集体化时期由人力向机械力的过渡,再到转型时期农机时代的到来,农业技术条件逐步走向了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过剩与转移问题始终与农业技术条件的变革速度和发展方向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并相互协调。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由于制度、技术和劳动力要素不同的配比情况,西豆庄不同阶段的农业生产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时代特征,但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农业生产问题都尚未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实现中国农业“有增长的发展”目标依然任重而道远。小农经营是一种低效率高效用的经营方式,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小农的经济行为之所以固守“安全第一”的原则,源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较为脆弱。转型时期,政府应当做的并非通过彻底改造来消除或毁灭小农经营,而是因势利导,一方面,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农民合作;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业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应当成为一种导向型、辅助型而非控制型的力量,才能够保障农业的健康顺利发展。
成亚梅[5]（2015）在《高邮市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采用特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对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阶段粮食生产的规模经营已成为农业生产发展趋势之一,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变革,是提高当前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本文以粮食主产县高邮市为例,通过系统分析2003-2013年高邮市、扬州市、江苏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结合150户规模经营大户、77户普通农户的问卷调查资料,运用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近年来高邮市粮食生产水平以及该市现阶段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状况、不同类型样本户成本收益和技术采用特征,探明现阶段下提升粮食规模生产效益和经营能力的思路和对策,以期为高邮市、扬州市其他县市区以及同类型的粮食生产县市粮食规模生产提供参考和借鉴。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高邮市近年来粮食生产呈较快增长态势,粮食总产增幅远高于扬州市、江苏省平均水平,位居扬州市前列并显着超过江苏省平均水平。2004-2013年江苏省、扬州市、高邮市的粮食单产、人均粮食占有量均呈上升趋势,且高邮市粮食单产、人均粮食占有量水平均高于扬州市、江苏省平均水平,粮食单产增幅较大；每一农业劳动力平均产粮10027.28公斤,比扬州市平均水平高36.4%,比江苏省平均水平高78.82%；近年来该市粮食商品率基本保持在79%左右,且粮食出售量呈上升趋势。（2）高邮市现阶段家庭农场、规模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地股份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不同规模经营类型中,从事粮食生产的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73.3%、28.7%、2%、24.6%、35.29%。该市规模经营主体中,家庭农场是新形势下粮食生产的主体方式,种养大户以及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以水产养殖为主,与粮食生产经营相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以植保、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主。（3）粮食生产规模经营大户的成本、效益以及机械化水平等方面明显比普通农户有优势,且随种植规模的变化呈现一定的变化特征。不同规模区间、不同类型规模经营大户的水稻、小麦生产成本及人工成本均低于普通农户。经营规模在[200,300)亩之间的种粮大户水稻、小麦产量最高,分别超出普通农户17.8公斤／亩、13.8公斤／亩；亩均净收益水平也最高,为813元／亩,高出普通农户5.56%；产投比也最高。劳均经营规模在100-150亩之间时,样本户粮食单产水平、产投比以及亩均净收益等指标值均最高。说明在当前高邮市粮食生产水平条件下,户均最优规模为200-300亩；劳均最优规模为100-150亩（均值为114.81亩左右）。（4）不同规模生产者粮食生产过程中技术采用特征存在一定的异同性。在技术采用理念上,规模经营大户与普通农户相比,在种子来源、播种量、施氮量、有机肥施用、秸秆还田等方面,规模经营大户与普通农户采用情况类似,无明显优势,仍多以传统经验种植为主；耕作方式采用上,普通样本农户多以免少耕为主,经营规模在[200,300)亩之间的种粮大户水稻、小麦耕作方式与个体农户差异较小,经营规模在[30（],400）亩之间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样本户深耕比例分别达到75%、66.7%。粮食种植方式上,普通样本农户中直播稻以及机插秧样本农户占比分别达46.1%、38.2%,经营规模在[300,400)亩之间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样本户机插秧比列分别达75%、100%；普通农户小麦多以人工撒播为主,进行人工撒播的样本农户占比达77.6%,经营规模在[300,400)亩之间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样本户机条播比列分别达到75%、66.7%。在氮肥施用方面,经营规模在300亩以上的规模经营大户采用机械化施肥的比例高于农户,但“叶面喷施”等新型施肥技术采用情况与普通农户类似,采用率均较低；规模经营大户对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该技术的知晓率虽高于农户,但采用率与农户类似,均较低；普通农户小麦氮肥施用方式多以人工撒施为主,进行机械施肥的样本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比例仅为0.9%,经营规模在4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家庭农场样本户机械施肥比列分别达到50%、54.5%。（5）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了高邮市现阶段粮食规模生产的发展思路,在当前生产条件下,重点培育经营规模在200-300亩之间的以家庭农场为主的粮食种植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合作社做好产前、产中、产后各过程的社会化服务,主要为该市粮食规模经营大户做好农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今后根据生产条件的变化进一步提升生产规模,达300-400亩,以提高作物生产新技术的采用率。（6）从发展适度生产规模、提升经营主体资质、构建配套的社会化保障体系、提升技术采用能力以及不同规模经营模式合理组合与配套等方面,提出了促进高邮市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的对策建议。
温凤荣[6]（2014）在《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玉米对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计算，2012年全国玉米产量占粮食产量比重为34.87%，总产量首次超过稻谷（高于稻谷0.23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品种；2013年全国玉米产量占粮食产量的比重为36.17%，高于稻谷2.4个百分点。2013年与2003年相比，全国粮食产量增加17124万吨，其中玉米产量增加10190万吨，占粮食产量增加量的60%。近年来玉米供求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由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短缺向产需缺口继续扩大，结构性矛盾突出转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与此同时面临耕地质量下降、水资源不足、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硬约束和科技有效支撑不足、国际市场动荡的软约束。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研究玉米产业竞争力对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玉米主产省之一山东省为例，由表及里揭示影响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的直接影响因素、间接影响因素和深层次因素，以期提升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研究总体采用了规范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在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竞争力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基础上构建了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研究框架，又通过比较分析、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等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察并设计了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思路。论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山东省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基本概念界定、相关理论分析及产业竞争力模型构建；第三章为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综合分析，探寻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现状；第四章为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直接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包括价格和质量安全两方面分析；第五章为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需求方面间接因素分析，主要对食用和饲用玉米进行了分析；第六章为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供给方面间接因素分析，包括生产要素、自然条件、自然灾害等基础要素和农业经营主体、科技水平等高级要素的分析；第七章对政府在提升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中所应发挥的主导作用进行分析；第八章对全文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增强竞争力的对策。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等基础上，通过对工业和农业不同点进行分析，对适合发达国家工业的钻石模型进行了改进，提出了政府主导的钻石模型。（2）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比较，发现虽然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自2004-2012年表现出逐年增强发展态势，但通过选用2012年相关指标发现山东省在七个玉米主产省综合竞争力的比较中排名第六位，显示出较弱的竞争力，因此有必要对影响竞争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深究竞争力较弱的根本原因。（3）影响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直接影响因素中着重分析价格和质量安全两个方面。通过采用三项式模型对1982-2012年间七个玉米主产省实际平均出售价格进行时间趋势拟合，发现山东省玉米价格竞争力略强于四川省低于其它五省，不具有价格优势。经过比较变异指数发现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在七省中排名第六，略好于河南省。接着对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进行测定，采用波动周期理论对其分析，发现价格波动具有波动频率高、强度大等特征；进一步由宏观经济学中的内在传导机制和外部冲击机制对其波动机理进行建模，对1987年以来山东省玉米价格进行时间趋势拟合，发现价格波动中78.88%成分属于趋势分量，21.12%的成分属于波动分量；通过对波动分量进行自回归模型估计，发现内部传导机制对价格波动影响程度只有11.55%，外部冲击因素达到88.45%。通过多元回归方程发现外部因素中的政府政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小麦价格等供需两方面因素是影响玉米价格主要因素，其中政府政策影响系数最大。在对质量竞争力的分析中发现山东省排名第五，略好于河南和黑龙江两省。在各种影响因素中良种选用、氮磷钾配比施用、农业机械、农业基础设施、田间管理和农药施用等是山东省玉米质量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4）在需求方面的间接因素分析中，首先采用林德的正相关学说，通过“变量增量贡献F检验”发现国内需求对山东省玉米竞争力具有正相关作用，而国外需求具有负相关作用，得以确定研究重点为国内市场。通过对食用玉米、饲用玉米需求的分析，发现食用玉米需求的多样化、质量安全需求的高层次化推动玉米多样化和高质量化生产；饲用玉米的大规模消耗推动玉米规模化种植；国内需求结构变化诱导生产者经营方式转变、科技应用水平提高、良种种植、较易产生规模递增效应。总之国内玉米需求出现的新趋势对玉米产业竞争力提升将具有正向拉动作用。（5）基本要素分析中，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资本、劳动、土地贡献程度进行分析，发现山东省玉米生产函数属于规模递增函数。产量的增加主要依靠扩大种植面积来实现，资本增加对总产量的增加起次要作用。而劳动力要素边际报酬递减，主要是因为农户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户和农业兼业户所占比重降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农业劳动力年龄逐渐老化以及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等等；在气象因素影响玉米单产分析中，发现降水量与玉米单产是同向关系，日照时间与玉米单产是反向关系；在分析自然灾害因素时，涝灾和旱灾是影响山东玉米产量的主要灾害因素，且涝灾影响程度大于旱灾；在基础设施分析方面，主要分析了山东省机械化水平、水利化程度等。小型拖拉机、农用机械排灌电动机、机动脱粒机等方面台数较少；山东省目前采用土渠灌溉，灌溉技术水平较低。（6）高级要素分析包括农业经营主体和玉米技术两方面。山东省农户整体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水平；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户是否愿意参加合作社在于合作社的收益与不参加合作社收益的比较，以及是否有带头人的作用；通过对山东省玉米生产资本、劳动、土地和技术进步对玉米总产值贡献率进行测算，发现技术进步对玉米总产值提高作用显着。虽然种植面积对总产值提高亦有较大作用，但受耕地面积约束无法依靠大幅提高玉米种植面积来持续提高总产值。且利用弹性理论证明了影响山东玉米生产技术进步的制约因素是农户收入与采用先进技术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主要原因是玉米是需求缺乏弹性粮食产品，所采用的是提高普通玉米产量的技术，导致产量增加而价格下跌的结局。（7）在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分析中，采用市场失灵理论分析了其在粮食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在对主导作用发挥不足的分析基础上，认为政府应逐渐减少粮价政策干预，加强粮食生产间接因素方面的干预，包括粮食经营主体、人才培养、抵制自然灾害发生、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等方面上，以提高玉米产业综合竞争力。
栗志良,栗敬书[7]（2013）在《小麦单产最高纪录是怎样创造的——记农民育种专家沈天民》文中认为他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却在4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培育出了"豫麦20号"、国审"豫麦66"、国审"兰考矮早八"、省审"兰考198"等30多个高产、超高产及超级小麦新品种,他被称为"北方的袁隆平"。他就是沈天民——一位享有较高声誉的农民育种专家,他出生在豫东黄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兰考县爪营乡樊寨村,这里也是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沈天民小的时候,家里相当穷困。尽管当时的兰考在焦裕禄的带领下治理"三害"很有成效,但小麦亩产却只有四五十斤,村里每人一年也只能分到10斤小麦。沈天民也因此在上了一年初中就
李琦珂[8]（2013）在《20世纪松花江流域农业生产结构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拥有黝黝黑土地的松花江流域,经过一百多年的农业开发,如今已成为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该地虽气候严寒,夏短冬长,但土壤肥沃,雨热同季,比较适合发展农业。自东北“开禁”以来,关内移民陆续进入,土地垦殖持续不断,人地关系渐趋紧张。农业开发所及之地,荒山沼泽化为肥田沃野,森林草原变成农田村舍,自然景观成为人工生态,人地系统结构变化异常显着。农业系统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界面,其结构变迁与功能进化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经中原农耕文化辐射,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松花江流域的种植业对畜牧业、林业和渔猎业的“挤压”倾向日益明显,生产结构逐渐单一,农业系统功能脆弱,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20世纪以来,松花江流域种植业,大致经历由“—元”到“二元”、再到“三元”的结构变迁,农业系统呈现良性衍化态势。功能发挥偶有曲折低徊,也基本处在自组织阙值范围之内。民国时期,种植业系统开放而高效；伪满时期,种植业系统“入”不敷“出”；建国之后,系统功能发挥顾“此”而失“彼”；三中全会之后,种植结构不断优化,农业系统发展稳定且持续。畜牧系统的百年发展,主要特征是畜牧结构的日益趋同。20世纪初叶,因地区间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的差异,松花江流域的畜牧系统,具有发展不均衡的显着特点。在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家畜多经喂猪、牛、羊,家禽常饲养鸡、鹅、鸭；松花江流域西部草原地区,历史上多为游牧民族的畜牧区,多豢养马、牛、羊及犬；生息繁衍于松花江流域东部的渔猎民族,历史上曾与鹿共舞,与犬相伴,如今已成民族文化的遥远记忆。20世纪中期以来,因文化的不断融合,技术的日新月异,松花江流域畜牧结构的区域差异性渐至消亡,畜牧生态系统因多样性的缺失而危机蛰伏。松花江流域是森林部落的故乡。莽莽林海钟灵毓秀,引俄人日寇竞垂涎。建国之前,森林资源砍伐得多,养护培育得少,形成畸轻畸重的林木利用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培育与砍伐并重,松花江流域林本利用结构不断优化,林业系统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审美价值,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利用。渔业是松花江流域的传统产业。20世纪之初,松花江流域渔业仍为自然经济,鱼类资源尚属充足,鱼种结构相对合理。随着渔业生产力的逐步提高,自然鱼类捕捞—度占据渔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迫于鱼类资源锐减的严峻形势,20世纪中叶养殖渔业逐渐兴起并很快后来居上,成为优势生产部门,渔业结构因此而日益优化。世纪之末,松花江流域渔业品种结构逐步向着多元化、生态化、优质化的方向发展。农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发展衍化,既受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不断驱动,也受系统外部诸如文化、制度以及技术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且时时反作用于这些外在因素,积久而成互生互克、相辅相成的作用机制。合理的经济制度能够充分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促进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有利于农业结构的不断优化、系统功能的充分发挥；技术变革能够打碎落后制度的桎梏,冲破资源瓶颈的制约,成为农业结构进化的重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人地作用的手段延伸、功能拓展的重要方式,农业技术在种植结构的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农机等物质装备的规模运用,化肥等生产资料的集约投入,育种对生物适应能力的能动作用,水利对农田生态环境的润泽渲泄,都是借助农业系统某一因素（或环节）的人工调控,来提高农业系统的自组织功能,进而达到优化农业结构、完善功能机制的目的。作为日趋开放的“结构-功能”共同体,农业系统的存在以及发展,还会受到上层“人一地”系统的影响和制约,表现为人地结构对农业系统的时或促进、时或阻滞。若人地结构趋于合理,人地关系基本平衡,农业系统就会良性发展,结构渐至优化、功能发挥良好；若人地结构严重失衡,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大自然就会以灾害的方式来警告人类,实际上是为农业系统的良性回归提供反馈信息,以此督促农业系统的参与者——人类,及时进行结构调整,永葆经济、生态高效功能。
徐群[9]（2012）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提出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三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三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三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三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杨虎[10]（2011）在《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玉米属禾本科玉米属植物,原产于美洲大陆的墨西哥、秘鲁、智利等沿安第斯山麓狭长地带。1492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后,始有关于玉米文字记载的历史。稍后玉米被引种到北欧诸国,并从那里传播到非洲和亚洲以至世界大部分地区。玉米现已发展为粮食、经济、饲料、果蔬、能源等多元用途作物。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玉米种植面积位居第一位,产量处于第二位。其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玉米是利用杂种优势时间最早、面积较大的作物。杂交玉米的培育和推广,是玉米种子商品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玉米种子商品化主要标志是20世纪中期出现种、粮生产分工并确立。由此,玉米种子商品率日益提高,逐渐形成产业化。至20世纪末,杂交玉米覆盖率已逾90%,为所有农作物杂种利用最高。可以说正是在20世纪,玉米种业从无到有,从原始自留种发展到种业产业化,由迟滞封闭的传统孤立态走向蓬勃开放的现代产业化,亦代表着中国种业的发展方向。玉米种子是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玉米种子产业的良性发展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故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时间为序,以玉米种业发展为线索,梳理了20世纪玉米种业在各个阶段所表现的具体形式和发展特点,首次尝试结合运营管理体制与玉米种业的核心载体——玉米品种的演变,把中国玉米种业的演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引入—1962）；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突破以往单纯按时间或政治体制划分的局限,从本质上揭示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轨迹与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探讨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分析了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与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本文首先以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为切入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传统玉米种业的延续与渐变过程（引入—1962）。在回顾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基础上,客观展现了传统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继承与创新,并总结了传统玉米种业渐变的科技特征。玉米约在16世纪初期传入中国。最早是经由西南陆路传入,大致是先边疆,后内地；先山区,后平原；先南方,后北方。玉米的传入和发展促使耕地面积的进一步扩大开垦,增加了粮食产量,对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正因如此,人们越来越重视玉米的种植、栽培和种子收集保存等各种技术的学习和总结,这就是传统玉米种业的相关技术积累工作,亦为玉米种业的继承与创新准备了前提。在中国玉米种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创新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科技特征,即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实验为基础；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随之,玉米栽培与科技关系亦日益密切。中国玉米种业经过农家种时期的长期发展与引进种改良,已取得一定成绩,1958年12月,农业部颁布《全国玉米杂交种繁殖推广工作试行方案》,统一规划全国的玉米育种、繁殖和推广工作。1963年玉米单交种新单1号的育成标志我国玉米育种从以选育双杂交种为主向以选育单杂交种为主利用杂交优势的新阶段。亦为中国玉米种业进入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时期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阶段受政治等因素影响,玉米种业发展较为曲折缓慢,但仍取得一定成绩：一是玉米栽培技术的进步；二是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三是玉米种质创新技术与体制发展。在探索高产高效玉米杂交种的过程中,紧凑型株型育种成效显着。1976年烟台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于伊育成的烟单14成为第一个在生产较大规模推广利用的玉米紧凑型品种,标志着中国玉米种业进入以紧凑型玉米为主导的时代。李登海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育了一系列紧凑型玉米品种,其中掖单2号与掖单13号分别为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我国玉米主推品种,从而开拓了紧凑型玉米育种的崭新局面,亦为我国玉米种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为玉米种业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和现代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乃是紧凑型玉米育种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掖单13号等系列优良品种不断产生,并在实践中普及推广,取得增产实效；玉米紧凑型良种是基础,管理是关键。紧凑型玉米乃是密植型种,栽培管理上有其特殊要求,只有采取合适恰当的栽培与管理技术才能保证理想增效。各时期标志性玉米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利用促进了玉米种业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发展,玉米种业产业化亦逐渐被提上日程,经过不断探索和总结,至1995年,国家实施了玉米种子工程项目,亦标志着我国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开端。在分析归纳了现代玉米种业的科技创新变革和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变革的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了总体分析。最后以登海种业与德农种业为例对现代玉米种业公司进行了个案分析。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经历了一个由政府主管到逐步走向市场调节公司化的过程。1987年,中国种子公司正式成立,并于1995年更名为中国种业集团公司。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主要包括玉米品种研发体系、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和玉米产业组织结构等方面。现代产业化玉米种业公司成长历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状况。登海种业是最大的玉米种子现代企业、德农种业为新兴的玉米种子企业,皆具代表性,故而在对玉米种业发展态势进行总体分析之后,以他们为个案进行了例证分析。玉米种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首先是促进玉米产量提高和面积扩大。新中国成立前后,无论是面积、单产还是总产均有较大程度地提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紧凑型玉米的持续培育并得以迅速大面积推广,体现了玉米品种发展对产量提高的贡献之巨。吉林省是我国春玉米最大产区,山东省是我国夏玉米最大产区。故本文以山东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对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吉林省为例考察了玉米种业发展对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作用。考察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动力因素,有三个因素影响最为突出：一是作为玉米种业自身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是内驱动力；二是作为国家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是指针,具导引作用；三是作为产业经济杠杆,市场需求乃是玉米种子产业的核心环节,具强大推动力。最后总结了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的特点；归纳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经验启示；指出中国玉米种业的发展问题与不足。纵观20世纪玉米种业的发展,它体现出自身运行的特点,有巨大成就,亦有问题与不足,无论得失成败,都对我们今天玉米种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与借鉴。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强化种业科研,走创新之路；锐意体制改革,走产业集团化之路；加强种子品牌建设,走优质精品之路；严格市场监管,走依法治种之路；拓宽种子市场,走国际化之路。
二、小麦亩产突破750公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小麦亩产突破750公斤（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冀南西豆庄农业生产变迁研究（192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平乡调查概述及个案村简介 |
| 1.1 1923 年卜凯平乡调查概述 |
| 1.1.1 平乡调查概况 |
| 1.1.2：调查内容及突出成就 |
| 1.1.3 调查特点及评析 |
| 1.2 西豆庄村情简介 |
| 1.2.1 区域位置与自然环境 |
| 1.2.2 社会发展概况 |
| 小结 |
| 第2章 分散与集中:制度变革下的地权变迁 |
| 2.1 民国时期的土地占有格局 |
| 2.1.1 分散的地权 |
| 2.1.2 狭小而碎化的土地 |
| 2.2 从分散到集中：集体化时期的地权剧变 |
| 2.2.1 土地改革与土地占有状况的变化 |
| 2.2.2 合作化与地权的逐步公有 |
| 2.2.3 公社化与地权公有化程度的演变 |
| 2.3 转型时期地权的再调整 |
| 2.3.1 分田到户与地权下放 |
| 2.3.2 土地流转与地权的再分割 |
| 小结 |
| 第3章 个体与合作：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变迁 |
| 3.1 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
| 3.1.1 个体经营的表现形式 |
| 3.1.2 个体经营方式的绩效 |
| 3.2 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 |
| 3.2.1 由个体到集体的过渡 |
| 3.2.2 集体经营方式的确立 |
| 3.2.3 集体经营方式的绩效 |
| 3.3 从单干到合作：转型时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迁 |
| 3.3.1 个体经营的“复兴” |
| 3.3.2 单干与合作的多重选择 |
| 小结 |
| 第4章 由传统到现代：农业技术条件的变迁 |
| 4.1 民国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落后与低效 |
| 4.1.1 农业劳动力的过剩 |
| 4.1.2 民国时期的农业技术条件 |
| 4.1.3 民国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特点和局限 |
| 4.2 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根本改观 |
| 4.2.1 劳动繁忙的假象 |
| 4.2.2 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变迁 |
| 4.2.3 集体化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特点、作用与局限 |
| 4.3 转型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重大发展 |
| 4.3.1 农业劳动力的“去过密化” |
| 4.3.2 转型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变迁 |
| 4.3.3 转型时期农业技术条件的作用与局限 |
| 小结 |
| 结论与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高邮市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采用特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
| 1.2 我国粮食生产方式演变特征 |
| 1.3 我国粮食生产现状 |
| 1.3.1 粮食生产方式多种形式并存 |
| 1.3.1.1 家庭个体种植 |
| 1.3.1.2 种粮大户 |
| 1.3.1.3 家庭农场 |
| 1.3.1.4 农民合作社 |
| 1.3.1.5 农业龙头企业 |
| 1.3.2 技术采用多样化 |
| 1.3.3 发展速度差异明显 |
| 1.4 我国稳定粮食生产的重要举措 |
| 1.5 现阶段粮食生产规模经营的现实需求 |
| 1.5.1 发展现代农业的需要 |
| 1.5.2 稳定粮食生产的需要 |
| 1.5.3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需要 |
| 2 研究目的与方法 |
| 2.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2.2 研究方法 |
| 3 高邮市粮食生产特征分析 |
| 3.1 自然生态与生产条件 |
| 3.1.1 自然条件 |
| 3.1.2 耕地面积变化情况 |
| 3.2 农业(粮食)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 |
| 3.2.1 经济发展水平 |
| 3.2.2 农业产值与地区总产值变化情况 |
| 3.3 粮食供求现状与特征 |
| 3.3.1 粮食播种面积 |
| 3.3.2 粮食总产及出售量 |
| 3.3.3 粮食的人均占有量 |
| 3.4 产量和效益变化特征 |
| 3.4.1 土地产出率变化 |
| 3.4.2 劳动生产率变化 |
| 3.4.3 单位面积粮食生产成本、效益变化 |
| 3.4.3.1 农用物资投入水平 |
| 3.4.3.2 水稻亩均成本与效益 |
| 3.4.3.3 小麦亩均成本与效益 |
| 3.5 高邮市当前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要形式 |
| 3.5.1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现状 |
| 3.5.2 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要形式 |
| 3.5.3 不同粮食生产规模经营模式典型案例分析 |
| 3.5.3.1 种粮大户规模经营模式 |
| 3.5.3.2 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模式 |
| 3.5.3.3 农民合作社经营模式 |
| 4 高邮市粮食规模生产综合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能力 |
| 4.1.1 调查样本户(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 |
| 4.1.1.1 年龄分布 |
| 4.1.1.2 人口及农业劳动力特征 |
| 4.1.1.3 受教育水平 |
| 4.1.2 样本户不同生产规模特征 |
| 4.1.3 样本户粮食生产意愿分析 |
| 4.1.3.1 种粮大户规模经营意愿 |
| 4.1.3.2 家庭农场规模经营意愿 |
| 4.1.3.3 普通农户耕地流转意愿 |
| 4.2 不同类型样本户的成本与收益 |
| 4.2.1 粮食生产成本 |
| 4.2.2 粮食生产效益 |
| 4.3 样本户成本收益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经营规模 |
| 4.3.1.1 户均规模 |
| 4.3.1.2 劳均规模 |
| 4.3.2 年龄 |
| 4.3.3 文化程度 |
| 5 高邮市粮食规模生产技术采用特征 |
| 5.1 种子来源 |
| 5.2 播种技术 |
| 5.2.1 播期 |
| 5.2.2 播种量 |
| 5.2.3 耕作与播种方式 |
| 5.2.3.1 小麦耕作、播种方式 |
| 5.2.3.2 水稻种植方式 |
| 5.2.4 秸秆还田 |
| 5.3 肥料投入水平与施用技术 |
| 5.3.1 有机肥施用情况 |
| 5.3.2 化肥投入量 |
| 5.3.2.1 施N量 |
| 5.3.2.2 施N时期 |
| 5.3.3 氮肥施用方式 |
| 5.3.4 测土配方施肥运用情况 |
| 6 高邮市粮食规模生产发展思路与建议 |
| 6.1 发展思路 |
| 6.2 建议 |
| 6.2.1 根据本地生产水平、规模经营类型特征、效益合理划定粮食生产适度规模 |
| 6.2.2 提升规模经营主体资质,提高规模生产主体对新技术的接受与采用能力 |
| 6.2.3 构建配套的社会化保障体系建设 |
| 6.2.3.1 落实好国家粮食补贴发放政策 |
| 6.2.3.2 建立健全合理的土地价值评估机制 |
| 6.2.3.3 制定与完善规模生产大户基础设施配套政策法规 |
| 6.2.3.4 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
| 6.2.3.5 深化与拓展农业保险体系 |
| 6.2.4 提升技术采用能力,扩大农业生产新技术使用率与到位率 |
| 6.2.4.1 土地平整与耕地质量提升技术 |
| 6.2.4.2 机械配置和高效使用技术 |
| 6.2.4.3 集约化的粮食生产技术 |
| 6.2.5 不同规模经营模式合理组合与配套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调查问卷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科研成果目录 |
（6）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进展 |
| 1.2.2 国内研究进展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与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路线与对象 |
| 1.5.1 研究路线 |
| 1.5.2 研究对象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的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2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产业的概念 |
| 2.1.2 产业竞争力的概念 |
| 2.1.3 区域竞争力的概念 |
| 2.2 产业竞争力分析的理论基础 |
| 2.2.1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对竞争力来源的解释 |
| 2.2.2 产业组织理论 |
| 2.2.3 竞争优势理论 |
| 2.2.4 金碚的工业品竞争力模型 |
| 2.2.5 知识吸收与创新能力 |
| 2.3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模型的构建 |
| 3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测度与综合评价 |
| 3.1 竞争力评价方法选择 |
| 3.2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选择原则 |
| 3.2.1 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 |
| 3.2.2 可比性原则 |
| 3.2.3 可操作性原则 |
| 3.3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3.1 玉米产业竞争力显示性指标 |
| 3.3.2 玉米产业竞争力直接影响因素指标 |
| 3.3.3 玉米产业竞争力间接影响因素指标 |
| 3.4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纵向比较分析 |
| 3.4.1 纵向竞争力三级指标体系设置 |
| 3.4.2 因子分析过程 |
| 3.4.3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纵向比较结果分析 |
| 3.5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横向比较 |
| 3.5.1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横向指标设置原则 |
| 3.5.2 玉米主产省产业竞争力的因子分析过程 |
| 3.6 本章小结 |
| 4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直接影响因素分析 |
| 4.1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概况 |
| 4.2 山东省玉米价格与其他玉米主产省的比较 |
| 4.2.1 七大玉米主产省玉米平均实际出售拟合价格比较 |
| 4.2.2 山东省与其它六省玉米价格波动比较 |
| 4.2.3 山东省与其它玉米主产省价格波动比较结果 |
| 4.3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分析 |
| 4.3.1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测定 |
| 4.3.2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总体特征 |
| 4.3.3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测定结果 |
| 4.4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形成机理分析 |
| 4.4.1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形成机制分析步骤 |
| 4.4.2 山东省玉米价格波动影响因素分析 |
| 4.5 山东省玉米质量竞争力分析 |
| 4.5.1 山东省玉米质量竞争力现状 |
| 4.5.2 山东省玉米质量竞争力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分析 |
| 4.5.3 山东省与其它玉米主产省质量竞争力比较结果 |
| 4.6 本章小结 |
| 5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间接影响因素分析—需求方面 |
| 5.1 山东省玉米需求与产业竞争力相关性理论分析 |
| 5.2 山东省玉米需求与国际竞争力关系分析 |
| 5.2.1 山东省玉米需求与国际竞争力关系实证分析 |
| 5.2.2 山东省玉米需求与国内竞争力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3 结果分析 |
| 5.3 山东省玉米国内需求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食用玉米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
| 5.3.2 饲用玉米需求变化分析 |
| 5.3.3 工业用玉米需求 |
| 5.3.4 未来玉米消费走向 |
| 5.4 国内需求状况对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
| 5.4.1 食用玉米需求的多样化、质量安全需求的高层次化推动玉米的多样化和高质量化种植和加工 |
| 5.4.2 饲用玉米大规模消耗推动规模化种植 |
| 5.4.3 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诱导生产者转变经营方式，提高科技应用水平，注重良种种植，易产生规模递增效应 |
| 6 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间接影响因素分析—供给方面 |
| 6.1 山东省玉米产业基本生产要素贡献分析 |
| 6.1.1 基本生产要素贡献分析模型构建 |
| 6.1.2 基本生产要素贡献结果分析 |
| 6.2 劳动和耕地要素分析 |
| 6.2.1 劳动力现状分析 |
| 6.2.2 耕地现状分析 |
| 6.3 气候条件分析 |
| 6.3.1 山东省玉米气象产量影响因素分析 |
| 6.3.2 降水量对玉米单产影响分析 |
| 6.3.3 光照时间对玉米单产影响分析 |
| 6.3.4 气候条件分析结果 |
| 6.4 自然灾害对产量影响分析 |
| 6.4.1 洪涝灾害对山东省玉米单产影响分析 |
| 6.4.2 旱灾对山东省玉米产量影响分析 |
| 6.5 基础设施分析 |
| 6.5.1 玉米产业机械化水平 |
| 6.5.2 水利化程度 |
| 6.6 山东省玉米产业高级要素分析 |
| 6.6.1 农业经营主体文化层次状况 |
| 6.6.2 农民组织化程度 |
| 6.6.3 山东省玉米技术进步率测算 |
| 6.7 相关和支持产业 |
| 6.7.1 农业生产资料业 |
| 6.7.2 玉米种业 |
| 6.7.3 玉米加工业 |
| 6.8 本章结论 |
| 7 影响玉米竞争力深层次因素——政府主导作用 |
| 7.1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 |
| 7.1.1 政府角色转换——变辅助作用为主导作用 |
| 7.1.2 农业的特殊性 |
| 7.2 政府政策对直接因素的影响 |
| 7.2.1 山东省粮食补贴政策历史沿革 |
| 7.2.2 日本、韩国粮食价格政策分析 |
| 7.2.3 日本、韩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启示 |
| 7.3 政府对玉米质量安全的主导作用 |
| 7.3.1 玉米质量安全中的市场失灵 |
| 7.3.2 玉米质量安全中的政府干预 |
| 7.4 政府政策对间接因素的影响 |
| 7.4.1 政府政策没有完全调动起主产区生产积极性 |
| 7.4.2 政府政策对合作社整体结构失衡现状缺少足够关注 |
| 7.4.3 缺少政策措施吸引农业院校毕业生体面投身农业生产一线 |
| 7.4.4 政府政策侧重提高粮食数量对质量关注度不够 |
| 7.4.5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分工不明确 |
| 7.4.6 农业技术推广中政府行为缺陷 |
| 8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纵向比较竞争力逐年增强，横向比较结果显示竞争力较弱 |
| 8.1.2 直接因素竞争力较弱 |
| 8.1.3 需求方面间接因素分析表明需求对竞争力具有正向拉动作用，供给方面间接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基本和高级生产要素存在诸多方面不足 |
| 8.1.4 政府过多干预玉米等大宗粮食价格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多方面降低玉米生产成本 |
| 8.2.2 积极发展优质、专用玉米的生产，满足多样化玉米需求 |
| 8.2.3 减少对玉米价格的直接干预，加大玉米质量监管力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7）小麦单产最高纪录是怎样创造的——记农民育种专家沈天民（论文提纲范文）
| 潜心研究 |
| 不懈追求 |
| 宏伟蓝图 |
（8）20世纪松花江流域农业生产结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的理论背景 |
| 四、研究内容和论文框架 |
| 五、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20世纪松花江流域农业生产结构变迁的历史背景和阶段性特征 |
| 第一节 人地关系日趋紧张 |
| 一、放垦政策 |
| 二、人口发展 |
| 三、农业开发 |
| 四、灾害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预警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结构演替的阶段性特征 |
| 一、清末东部渔猎、中部农耕、西部游牧的土地利用格局 |
| 二、土地利用渐趋农耕化(民国前期) |
| 三、农耕化程度不断加深(伪满统治时期) |
| 四、农耕化程度继续加深(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
| 五、开始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 第三节 农林牧渔产值结构变迁与从业人口变迁 |
| 一、产值结构变化 |
| 二、从业人口结构变化 |
| 第二章 20世纪松花江流域种植结构变迁 |
| 第一节 粮食作物内部结构演变 |
| 一、粮食作物生产 |
| 二、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发展的阶段性 |
| 第二节 经济作物内部结构演变 |
| 一、经济作物生产 |
| 二、经济作物内部结构发展的阶段性 |
| 第三节 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的比例消长 |
| 一、“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晚清至1931年) |
| 二、经济作物生产受到抑制(伪满统治时期) |
| 三、“以粮为纲”相对单一的种植结构(建国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
| 第三章 20世纪松花江流域畜牧结构变迁 |
| 第一节 役使畜内部结构变迁 |
| 一、役使畜生产 |
| 二、役使畜内部结构发展的阶段性 |
| 第二节 经济畜内部结构变迁 |
| 一、经济畜生产 |
| 二、经济畜(禽)内部结构发展的阶段性 |
| 第三节 役使畜与经济畜(禽)的比例消长 |
| 一、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晚清至1931年) |
| 二、畜禽养殖结构起伏波动(伪满统治时期) |
| 三、从役使畜为主转向经济畜为主(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
| 四、经济畜养殖渐趋活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
| 第四节 畜禽产品结构变迁 |
| 一、肉类 |
| 二、蛋类 |
| 三、奶类 |
| 四、皮毛 |
| 第四章 20世纪松花江流域林业结构变迁 |
| 第一节 森林生态与资源状况 |
| 一、森林生长的自然环境 |
| 二、19世纪末期森林资源分布状况 |
| 第二节 20世纪林木利用和森林培育 |
| 一、林木利用 |
| 二、森林培育与防护 |
| 三、林木利用与森林培育的此消彼长 |
| 四、林分结构的变迁 |
| 第三节 林业资源利用结构变迁—以森林覆盖面积和林木蓄积量为指标 |
| 第四节 技术、制度对林业资源利用结构的诱致性变迁 |
| 一、经营制度及管护政策 |
| 二、伐木工具与育林技术 |
| 第五章 20世纪松花江流域渔业结构变迁 |
| 第一节 渔业水面资源 |
| 一、江河 |
| 二、湖泡、水库与池塘 |
| 第二节 渔业生产结构变迁与鱼类资源结构变迁 |
| 一、捕捞渔业与养殖渔业的此消彼长 |
| 二、鱼种资源结构变化 |
| 第三节 制度、技术对渔业结构的诱致性变迁 |
| 一、水产经营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
| 二、捕捞技术进步的诱致性变迁 |
| 第六章 20世纪松花江流域农业结构变迁效益分析 |
| 第一节 农业结构变迁的经济效益分析 |
| 一、种植业系统经济效益显着增加 |
| 二、畜牧业系统经济效益增加能力有限 |
| 三、林业系统经济效益增长潜能下降 |
| 四、渔业系统经济效益增速有所减缓 |
| 第二节 农业结构变迁的生态效应分析 |
| 一、种植业系统生态不断恶化 |
| 二、畜牧业系统生态日渐式微 |
| 三、林业系统生态状况堪忧 |
| 四、渔业系统生态频临险境 |
| 第三节 农业子系统耦合与边缘效应发挥 |
| 一、系统耦合的生态前提和社会背景 |
| 二、边缘效应发挥和溢出效益实现 |
| 第七章 松花江流域农业结构变迁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气候变迁与环境适应 |
| 一、地理环境影响 |
| 二、气候变迁诱致 |
| 第二节 政策激励与制度诱致 |
| 一、农业政策影响 |
| 二、农地制度诱致 |
| 第三节 移民垦殖与人口增长 |
| 一、移民垦殖影响 |
| 二、人口增长压力 |
| 第四节 技术装备与物资投入 |
| 一、对种植结构变迁的诱致 |
| 二、对畜牧结构变迁的影响 |
| 第五节 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 |
| 一、文化濡染 |
| 二、宗教影响 |
| 第六节 交通条件与市场贸易 |
| 一、交通促进 |
| 二、市场拉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松花江流域行政沿革表(1900—2000年) |
| 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 致谢 |
（9）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一、相关概念与研究范畴的说明 |
| 二、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的学术创新点 |
| 三、论文的不足之处 第一章 上海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 |
| 第一节 上海的地理沿革概述 |
| 一、海岸线变迁 |
| 二、上海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上海的自然生态环境 |
| 一、基本自然环境 |
| 二、农业自然环境 |
| 第三节 上海的社会经济条件 |
| 一、上海的人口结构 |
| 二、上海的经济发展 |
| 三、上海的交通运输 |
| 第四节 上海地区农业发展概略 |
| 一、古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二、近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
| 三、现代上海农业的发展概况 第二章 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单一工业化大城市的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增长促进粮棉油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提高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农业的功能定位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棉花的生产 |
| 八、经济城市化带动农村工业的兴起 |
| 九、工农关系：农业支持工业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逐步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49年到1978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由“单一工业化城市”向“多功能城市”转型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促进农副产品的生产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加 |
| 三、农业功能定位以农副产品生产为主导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纺织业的没落导致棉花生产骤然下降 |
| 八、经济城市化促进农村工业快速发展 |
| 九、工农关系：工业初步反哺农业 |
| 十、经济城市化酝酿都市农业萌芽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快速侵占耕地 |
| 三、交通发展促进农业贸易 |
| 四、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五、滩涂围垦造地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1979年到1999年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四章 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多功能国际化大都市初步形成 |
| 第二节 人口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人口城市化状况 |
| 二、人口城市化要求农产品供给内外结合 |
| 三、农业从业人员变化分析 |
| 四、农业教育的发展及农业人口素质的变化 |
| 第三节 经济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经济城市化状况 |
| 二、经济城市化带动农业总产值增长 |
| 三、都市农业定位确立 |
| 四、农业产业结构的演变 |
| 五、环境污染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六、农业科技发展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
| 七、工农关系：工业大规模反哺农业 |
| 八、都市农业全面发展 |
| 第四节 空间城市化及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一、空间城市化状况 |
| 二、城市建设加速侵占耕地 |
| 三、农业产业布局的变化 |
| 第五节 小结 |
| 一、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概况 |
| 二、2000年至今上海城市化发展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第五章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 |
| 二、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 |
| 三、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 |
| 二、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质量的双重下降 |
| 三、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 |
| 第三节 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的借鉴作用 |
| 一、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 |
| 二、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 |
| 三、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 |
| 四、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 |
| 五、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 |
| 六、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 |
| 七、借力二三产业,促进农业升级 |
| 八、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参考文献 |
| (一) 方志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10）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条件 |
| 四、基本结构与研究重点 |
| 五、研究方法与手段 |
| 六、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玉米农家种的继承与改良(传入—1962) |
| 第一节 玉米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影响 |
| 一、玉米引进中国的途径探讨 |
| 二、玉米在中国的传播 |
| 三、玉米在中国传播的影响 |
| 第二节 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与改良 |
| 一、玉米农家种相关技术的继承 |
| 二、近代玉米种业相关技术的改良创新 |
| 三、金皇后等标志性玉米品种的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农家种改良创新的科技特征 |
| 一、以自然科学理论为指导 |
| 二、以科学实验为基础 |
| 三、以生物统计学等进行定量分析 |
| 四、以化肥、农药和农机等为新型农业投入物 |
| 第二章 玉米杂交种的创新与曲折演变(1963—1975) |
| 第一节 杂交玉米栽培技术演变 |
| 一、玉米栽培发展状况及特点 |
| 二、主要玉米生产技术的发展演变 |
| 第二节 玉米种质资源的整理与利用 |
| 一、我国玉米种质资源的搜集过程 |
| 二、中国玉米种质资源分布 |
| 三、玉米抗病性改良与种质资源利用 |
| 四、中单2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玉米种质创新理论及技术演变 |
| 一、"南繁"等异地培育理论的创立与推广 |
| 二、玉米杂种优势技术创新与利用 |
| 三、玉米推广体系的初创与曲折发展 |
| 第三章 紧凑型玉米品种的变革与普及利用(1976—1994) |
| 第一节 紧凑型玉米品种变革的科技基础 |
| 一、现代玉米育种技术的创新 |
| 二、玉米杂交优势群的形成与利用 |
| 第二节 紧凑型玉米的产生与利用 |
| 一、紧凑型玉米的产生 |
| 二、紧凑型玉米品种的效应 |
| 三、掖单13号等标志性玉米品种推广与利用 |
| 第三节 紧凑型玉米栽培与管理技术 |
| 一、紧凑型玉米的栽培技术 |
| 二、紧凑型玉米的管理技术 |
| 三、紧凑型玉米选育栽培的问题与启示 |
| 第四章 现代玉米种业产业化的形成与运营机制(1995—至今) |
| 第一节 现代玉米种业市场与体制发展变革 |
| 一、玉米种业发展的历史进程 |
| 二、中国玉米种业体制的转变 |
| 三、玉米品种评定与审(认)定的演变 |
| 四、玉米品种推广体系的推进与创新 |
| 第二节 现代玉米种业发展态势分析 |
| 一、玉米品种研发体系 |
| 二、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及销售体系 |
| 三、玉米种子行业管理体系 |
| 四、玉米产业组织结构 |
| 五、玉米种业需求及风险控制状况 |
| 第三节 现代玉米种业公司个案分析—以登海、德农种业为例 |
| 一、登海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二、北京德农种业公司发展分析 |
| 第五章 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影响与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玉米种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分析 |
| 一、促进玉米产量提高与面积扩大 |
| 二、推动了区域农业开发与经济发展 |
| 三、改变了农业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 |
| 第二节 技术因素—玉米品种改良的内驱动力 |
| 一、农家品种的评选及品种间杂交种的选育 |
| 二、玉米双交种的培育 |
| 三、玉米单杂交种的培育及其发展 |
| 四、玉米科学家的贡献 |
| 第三节 制度因素—国家农业科技政策的推动 |
| 一、组织玉米育种攻关和改革管理措施 |
| 二、玉米种子工程 |
| 三、知识产权法与植物新品种保护 |
| 四、种子法颁布历程 |
| 第四节 市场因素—玉米消费需求的拉动 |
| 一、市场需求理论分析 |
| 二、玉米市场需求的态势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四、小麦亩产突破750公斤（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3]袁隆平的世界[J]. 陈启文. 芙蓉, 2017(02)
- [4]冀南西豆庄农业生产变迁研究（1923-2013）[D]. 王晶. 河北大学, 2016(08)
- [5]高邮市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和技术采用特征分析[D]. 成亚梅. 扬州大学, 2015(05)
- [6]山东省玉米产业竞争力研究[D]. 温凤荣. 山东农业大学, 2014(11)
- [7]小麦单产最高纪录是怎样创造的——记农民育种专家沈天民[J]. 栗志良,栗敬书. 决策探索(下半月), 2013(08)
- [8]20世纪松花江流域农业生产结构变迁研究[D]. 李琦珂. 南京农业大学, 2013(05)
- [9]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D]. 徐群.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10]20世纪中国玉米种业发展研究[D]. 杨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