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行灭螺责任制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曹瑞东[1](2020)在《新邵县资江防洪风光带建设PPP项目可行性关键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项目较为复杂,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和运营周期较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显示出独特的优势,采用PPP模式参与城镇化综合开发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拓宽政府融资渠道,转变政府职能,国务院多部门发文要求大力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然而,PPP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究其原因,PPP项目前期论证不充分,尤其是可行性研究深度不够,对建设可行性关键问题研究不科学不充分,是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是其投资决策立项的关键,是具体实施建设工作的基础。针对PPP项目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本研究论文结合湖南省新邵县资江防洪风光带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右岸)PPP项目,对其可行性研究的几个关键问题展开研究:(1)分析新邵县资江防洪风光带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右岸)PPP项目实施的背景,研究项目建设的必要性;(2)从新邵县财政可承受程度、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的意愿等方面分析采用PPP模式的可行性;对引入PPP融资的组织形式及PPP项目的运作方式进行分析与论证;(3)对城市规划与设计方案、建设内容、建筑节能等进行深入分析,合理规划本项目分部分项工程的工程任务,提出工程节能措施方案,分析项目在技术上的可行性;(4)根据项目建设投资估算、营业收入和税金,从内部经济收益率、净现值、投资回收期等角度进行PPP项目经济效益分析;(5)对投资项目利润灵敏度指标预测这个关键问题进行研究,考虑到多重变量可能对预测结果带来的影响,利用敏感性分析模型进行建模分析。通过对新邵县资江防洪风光带PPP项目建设的必要性、组织运作方式、规划设计与布置方案、经济效益分析评价、投资项目利润敏感性分析五个关键问题的研究;得出该PPP项目宜采用BOT运作模式实施,从当地发展需求、项目技术和节能角度论证了该项目可行,根据经济效益分析进一步论证了项目的可行性。论文在对项目本身完善理论指导的同时,将PPP模式引入到城市基础建设项目,为类似项目提供可参考、借鉴的作用,有利于拓宽PPP模式的发展。
罗军生,邹时林,徐新玲,邓颖[2](2019)在《新中国江西70件重大历史事件》文中认为新中国首届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成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江西的胜利推进和国民党在江西的各级政权的垮台,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江西是革命老根据地,中共中央对江西解放之后党政领导机关主要负责人的配备十分重视。1949年3月,中央在研究主政江西的人选时,毛泽东就推荐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得力助手陈正人,说:"派陈正人去江西,主持家乡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经毛泽东提名,中央决定
薛晓婧[3](2019)在《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送医下基层”作为政府回应社会对医疗卫生服务诉求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研究希望透过对这种差异性成因的研究,探索影响政府回应有效性的因素,以期能够一方面在理论上补充目前学界对政府回应客体关注的不足,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助力政府回应有效性的提高。本研究聚焦于不同回应客体为回应有效性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浙江省嘉兴、余姚和杭州三座城市在民国、毛泽东时代和2013年之后“送医下基层”实践的对比研究表明,政府对“需要”和“需求”的回应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影响政府回应子目标的实现及其与总目标的协调,并塑造出不同类型的政府-社会关系。民国时期的卫生状况和卫生管理实践展现了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卫生事业进行管理的尝试,描述了“送医下基层”产生的背景。民国之后,“送医下基层”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变化,体现了政府回应社会的必要性。对于毛泽东时代的“送医下基层”来说,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以及政府对“多、快、好、省”地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的期待,政府回应的客体被严格地限定在了“生存型需要”上面;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主要是医疗卫生资源的短缺、经济水平的低下以及交通设施的不完善,为政府在政策上对群众的“需求”进行引导铺设了较好的现实条件,这一时期的“送医”行动在实现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及其与维护国家安全这个总目标上效果较好,但同时,也由于对生存型需要的回应,政府和社会关系被逐渐塑造成了求存型政府和群众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地方政府有了较大的自由度,2013年后浙江省内三个城市的“送医下基层”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在这一时期,嘉兴市由于只有民意收集机制,缺少民意处理机制,因而在“送医下基层”过程中并没有区分清楚“需求”和“需要”,对它们进行了混合回应,以至于其回应客体逐渐演变成了只有“需求”。这就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被塑造成了安抚型政府和私民社会的关系,同时政府尽管通过“送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服务可及性与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即“送医”子目标和总目标上表现不佳。而余姚由于在“送医”之前建立了行政吸纳性的协商参与机制,不但能够收集民意,同时能够对民意进行处理,因而在“送医下基层”的过程中能够较为准确地回应居民的“发展型需要”,从而能够在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的同时协调其与分级诊疗的关系,并为形成较为良性的政府-社会关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余姚市未能成功地对“需求”进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送医”的效果,也使得它的政府-社会关系降格为准服务型政府和准公民社会的关系。对于杭州市的“送医下基层”(“健康意识下基层”)来说,其回应客体的识别机制与毛泽东时代在本质上类似,所以其回应客体自然也落在了“生存型需要”上,由此尽管杭州市能够通过这项举措提高居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但是在协调其与缓解由于人民健康水平下降带来的人力资本短缺或质量下降以及由于医疗卫生费用上涨带来的财政负担之间的张力这个总目标上表现不佳,同时,也使得政府-社会关系逐渐演变为了求存型政府与群众社会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回应不一定是社会问题的终点,回应本身也可能产生新的社会问题。政府对不同客体的回应会对回应效力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能否识别并回应“需要”是决定政府回应是否有效的关键,因为当政府将客体界定在“需要”上时,它起码可以实现政府回应子目标及其与总目标之间的协调。其中,对“发展型需要”的回应将影响政府回应结果的适应性,因为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培养出的公民文化能够较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多元化的趋势。而能否对“需求”进行成功地引导将决定政府回应效力的强度,因为当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被用于满足无限的需求时,政府很难协调其行动的子目标和总目标,容易因小失大,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安抚型政府与私民社会的关系也不利于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
张玲瑜[4](2019)在《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血吸虫病是我国最严重的地方病之一,其危害性极大,被称为“危害六生”,即危害生产、生活、生命、生长、生育、生趣。新中国成立前,受血吸虫肆虐严重的地方,常常出现村毁人亡、田地荒芜的残破景象,给城乡民众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一直以来,长江流域都是血吸虫病流行的重灾区,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特别是太湖流域、江苏吴县到浙江嘉兴一带的地区灾害最为突出。位于该区域中心地带的昆山县更是全国水网型血吸虫病流行面积最广、患者最多的县,甚至位列全国十大血吸虫流行最严重县之首。本文试图从昆山所藏的血防资料入手,对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展开分析,以期对卫生的现代化有所讨论。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血吸虫病在昆山的流行状况,包括流行程度、流行原因以及危害,为第二章的防治工作作原因和原理上的解释。第二章是本文的主体内容,具体讨论昆山在中央与地方的领导下如何开展血防工作,分析血防组织的建立过程,血防宣传与动员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消灭钉螺、粪水管理、查病治病与耕牛防治的具体情况。第三章讨论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的绩效与经验,具体分析血防宣传、灭螺、治疗、粪水管理以及巡回合作防治等血防措施对昆山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破除迷信、麻痹思想、改善环境卫生、民众体质的增强与改进社会关系。并且,昆山作为全国较早开展血防的地区,其取得的经验对于全国的血防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结语部分是通过对昆山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探讨,思考中国疾病防治与卫生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昆山血吸虫病的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其经验对全国的血防工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仍与全面消灭血吸虫病及实现昆山卫生现代化的目标存在一定距离。
曾文[5](2018)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文中研究表明数千年来,洞庭湖区以其“北通巫峡,南极潇湘”的优越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候,物阜民丰,赢得“鱼米之乡”美誉。目前,洞庭湖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渔业生产基地,在湖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对洞庭湖区的长期开发活动,在自然与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近代以来洞庭湖湖泊面积迅速萎缩,生态环境问题日渐突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环境问题日益恶化,具体表现为:泥沙大量淤积,湖泊面积不断缩小;垸老田低,洪涝灾害频发;钉螺滋生,血吸虫病疫情严重;工业废水、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比较严重;生物多样性下降。上述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洞庭湖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探讨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还原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复杂历史过程,对了解现代中国社会如何逐步实现从过度开发到建设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从对政府、民间在洞庭湖区环境治理和保护的纵向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今天建设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和绿色湖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湖区气候、江湖关系等自然因素和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工业化、城镇化等社会因素均对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发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化使得农业自然灾害加重、鱼类资源减少、候鸟的栖息环境恶化、鼠害加重、血吸虫病传播加剧,江湖关系变化导致洞庭湖调蓄能力减弱和洪涝威胁加重。社会因素使得人类一直在能动地改变周遭环境,使自然环境适应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同时也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破坏。从洞庭湖区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角度,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整体上形成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环境治理与保护过程。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洞庭湖区的社会经济尚处于以农垦为主的农业经济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围绕水患、疫病、围湖造田而展开。建国之初,面对洞庭湖区年久失修的堤垸、水患威胁以及疫病危害等主要环境问题,党中央把对荆江和洞庭湖的治理作为头等要事来办。自1952年开始,湖南省委集中力量整修洞庭湖。根据江湖关系的现状和实际,采取了荆江分洪工程、湖区堤垸的修复工程和南洞庭湖整修等工程。这一历史时期里,政府主要是向洞庭湖要地要粮,人与湖争地,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洞庭湖面积急剧减少,“以粮为纲”“向湖中要粮”“几年再造一个县”“农业学大寨”“灭螺与生产并举”等口号盛行,围湖造田、乱围滥垦现象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洞庭湖区的生态环境。洞庭湖区堤垸化使得湖面不断被堤垸分割包围,增加了修防负担及抗洪难度,并导致枯水季节水资源局部短缺。洞庭湖区的围垦与抗洪,体现着洞庭湖区农业经济时代的历史特征。一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当地的工业进步和发展程度,工业化、城镇化成为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20世纪结束的这一历史阶段,是洞庭湖区开始迅速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时期。这段时期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主要围绕新型的工业和城镇污染而展开。1978年改革开放后,洞庭湖区工业发展迅速,形成了以轻型工业为主、轻重结合的的工业发展格局。在众多工业类别中,石化、能源、电力、冶金机械和电子信息等新兴现代工业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为湖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工业文明在带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也同步产生,其中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就是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洞庭湖区的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而且变得更加严重,到20世纪末演变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并逐渐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政府环保意识开始兴起,环保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环保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一时期,《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等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日趋完善,省人大开始部署全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主动监督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情况。这一时期,各级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依然停留在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层面,而且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态文明意识尚未觉醒。进入21世纪后,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生了历史性转折。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后,国务院提出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引洪;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作为灾后重建指导原则。湖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朱镕基2002年6月检查和考察湖南防汛工作时有关恢复洞庭湖往日“浩浩汤汤”景色的指示,拟定了一系列重整洞庭湖的计划,编制规划了“4350工程”,期望通过工程实施使得洞庭湖的湖面面积恢复到1949年前的4350平方公里。这一时期,政府和民间均对洞庭湖区生态日趋恶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思,开始达成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在贯彻国家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基础上,湖南省确立了建设绿色湖南战略,开始严格实行洞庭湖区环境保护与修复政策,实施了综合治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渔民上岸、关闭湖区造纸企业等措施。以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并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列入国家级发展战略重点示范区为标志,洞庭湖区开始迈进生态文明新时代。从鱼米之乡到生态经济区,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共识,构成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事业发展的历史主线。应当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以整合社会力量、创新管理模式、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依法治湖为重点,构建洞庭湖生态安全管理模式,促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走进生态文明新时代。
张丽敏[6](2018)在《当代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1950-1990)》文中研究说明血吸虫病是20世纪中国流行范围较广,对社会造成危害较大的地方性传染病之一,其传染的中介载体是水中的钉螺。河网密布的水乡苏州因之而成为血吸虫病的重灾区,并且对当地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及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与破坏。本文通过梳理苏州地区1950-1990年间血吸虫病防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策略及成效的发展变化,进而分析苏州地区血吸虫病流行严重,血防成效可观的原因何在。以小见大的揭示出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过程之中,是如何借助社会主义制度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以前所未有的集中权力,达到决策迅速、动员迅速、发动广泛,以全党、全民动员、全社会投入的运动方式开展血防工作,而五十年代苏州血防迅速的取得成效,正反映了这一制度的特性所在。但不可讳言的是,这种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以运动与大会战的形式开展血防工作,固然有迅速决策、迅速动员、迅速集中,迅速见效的优越性,但也有着如果顶层设计失误,那么迅速决策的错误也会迅速扩大,造成严重损失的缺陷性,苏州血防工作在大跃进与文革中所走过的弯路,恰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其缺乏科学的论证,则往往无法持久,特别是政府的财力与人力都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的,在一个时期内,集中政府所有的资源重点治理某一个领域的突出问题,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但是政府不可能长时期的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到某一个领域之中,政府在转移工作重点时如果缺乏细致的谋划与部署,就有可能造成这个领域已经取得的工作成效出现反复,甚至倒退。改革开放后,苏州的血防工作扬弃了运动大会战的形式,而采取了现代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若干方法,取得了显着的成效,这也有力的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是有着自我改革、完善、发展的生命力的。
刘宇豪[7](2018)在《我国赤脚医生的缘起及发展—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个案研究(1968-1985)》文中研究表明“赤脚医生”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对农村不脱产的医疗卫生人员的称呼。1968年9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随后《人民日报》转载全文,由此揭开了“赤脚医生”产生与传播的序幕。报告发表后,上海市通过会议传达、新闻报道等形式,推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经验与做法;上海其他行业也学习赤脚医生的先进经验,同时各尽所能地配合赤脚医生的工作。中央向全国推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工作经验,推动医学教育改革。江镇公社的经验还一度走出国门,赤脚医生王桂珍在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赤脚医生工作。本文利用档案和口述史等史料,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产生与发展进行了研究,同时聚焦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制度化与经验推广的过程。研究发现,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这一正面典型的宣传,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一个类似的渐变过程:最初中央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典型的树立,其意图是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革医学教育;到1970年代中期,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走向世界,对于其经验的宣传则侧重于向发展中国家推广中国建设一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的经验。江镇公社是新中国赤脚医生兴起与发展的一个缩影。1960至1980年代,国家在农村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主要选拔对象是贫下中农子女、觉悟高、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工作认真负责的青年。经过四到六个月的初训,赤脚医生就可以上岗为农民治病。赤脚医生在为农民宣传卫生知识、预防和治疗疾病、推行计划生育和新法接生、推广中医和中草药,以及管理合作医疗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也存在突出政治、流于形式、医疗不规范等问题,产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的浪费。尽管如此,赤脚医生仍为当时缺医少药的农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保障。时至今日,赤脚医生的历史经验仍然值得借鉴。
张建雄,姜楠,王荣科,黄河,王勇,崔三明,叶文碧,胡海,杨凯[8](2018)在《仁寿县血吸虫病防治传播阻断达标工作举措的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仁寿县通过"双组长"领导、"五包"责任制、"五级"质控验收、"标本兼治"思路、"一点一策"防治规划、"三年验收,一年攻坚"传阻达标规划、"无耕牛"乡镇建设、"五大"综合治理工程、"查、灭、治、改、干、淹、宣"特色治理、"学校-学生-家长-社会"(1+N)辐射宣传模式、"血防村规民约"等措施的有效创新和落实,实现了血吸虫病传播阻断目标。仁寿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系列防治举措对巩固血防成果具有一定的意义。
马玲[9](2017)在《广汉市牛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文中提出血吸虫病属于人畜共患寄生虫病,其对人畜健康、公共卫生安全存在极大危害。在广汉市该病呈高发势态,使该市经济发展、人畜健康蒙受极大损害。广汉市已于2005年达到血吸虫病传播控制标准,为更好地掌握血吸虫病流行动态,达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标准乃至消除标准,本研究应用红细胞间接血凝法和塑料杯顶管法对广汉市2011-2014年间的血吸虫病进行持续性监测,对疫情指标进行时间流行性和空间流行性的特征分析,掌握本地血吸虫病的流行特点;根据监测和分析结果,对调查时段所使用的防控技术进行集成,对综合防治措施归纳总结,印证本次研究时段基层所采用的血吸虫病综合防控措施的有效性。从2011-2014年春、秋两季血吸虫病血清检测结果的时间流行特征表现来看,血检阳性率总体上随时间呈下降趋势,同年的春秋两时段中,除2011年秋季明显高于春季外,其余年度及总时段都是秋季极高于春季,且2012年、2013年的差异极为显着;粪检阳性率、感染率均无波动,数值为零;空间流行特征则为高血阳率集中于广汉市西部地区,其中在西部的高坪镇四年血吸虫血检阳性率均为最高值,这可能与疫区区县接壤,阳性钉螺随时可能通过水体进入辖区内,加重防治负担有关,其次与耕牛交易活跃,输入性感染和污染的问题有关;血吸虫病综合防控措施从组织机构、责任落实、保障机制、部门协同四方面进行了归纳总结,综合防控措施的实施四年中,均无感染性钉螺、感染发病牛和阳性粪便。通过本次调查,准确了解广汉市血吸虫病的流行状况,结合血吸虫病防控措施的实施,科学指导血防工作的部署,血防检测技术及其结论证实了基层防控措施的有效性,为基层血防工作提供技术层面的借鉴。
万心[10](2017)在《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文中指出民国时期余江县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给人民群众的生命、生育、生长、生活,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血防之前的余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疫区社会,社会各阶层关系基本处于不良互动状态。这种对瘟疫“不设防”社会生态,为瘟疫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建国以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余江人民用“开新填旧”等办法,经过消灭血吸虫病和巩固血防成果等几个阶段的努力,不仅在全国率先取得了根除血吸虫病的胜利,而且很好的巩固了血防成果。作为地方社会重大历史事件,血防对余江地域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使得当代余江地域社会带有深刻的“血防”烙印。从政治上看,余江地域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血防化趋势。表现为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保血防“第一面红旗”成为党和地方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领导人对余江血防的高度关注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使余江政治声誉远播国内外。同时,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从经济上看,血防对余江地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血防为生产提供了健康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疫区人民的生活。如:诸多血防工程的建设,直接推动了余江农业经济的发展;送瘟神纪念馆的建立,每年都会吸引大量中外游客来此参观学习,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血防引发了余江地域文化急剧变化。随着血防的胜利,原来余江那种病态的地方文化,逐渐向健康文化演变。围绕血防,大量的文化产品不断出现,余江地域文化被打上了浓厚的“血防”色彩。在血防胜利的鼓舞下,余江血防精神得以形成。一个积极向上、争创一流、充满自信的余江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血防也给余江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巨大变化。在血防运动中,党和县人民政府充分发挥了主导作用;医务工作者不顾个人安危,奔赴血防第一线“救死扶伤”;人民群众则积极参与血防,主动配合医务人员开展血防运动。通过血防余江形成了社会各阶层良性互动、密切配合的良好社会关系。而且,血防使余江生态环境得到优化。血防彻底改造了余江钉螺的滋生环境,消除了传染源,优化了余江水环境,使余江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但从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推广的情况看,它只适应山丘型疫区,在湖沼型疫区效果有限,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湖区血防不能照搬余江模式,必须另辟溪径。总之,血防成为建国以来国家治理余江地域社会的手段,通过血防国家成功地介入余江地域社会,并成功地塑造了余江地域社会的“血防”色彩。
二、推行灭螺责任制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行灭螺责任制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新邵县资江防洪风光带建设PPP项目可行性关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概述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目的 |
1.4 研究的内容及思路 |
第二章 PPP项目建设必要性与运作模式分析 |
2.1 项目概况 |
2.2 项目建设必要性 |
2.3 PPP融资管理模式和PPP运作方式分析 |
第三章 PPP项目规划设计与节能方案 |
3.1 规划设计基础 |
3.2 设计方案 |
3.3 节能方案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PPP项目组织与管理 |
4.1 组织机构与人员配置 |
4.2 项目实施进度与项目管理 |
4.3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PPP项目经济效益分析与项目敏感性预测 |
5.1 经济效益分析的目的与内容 |
5.2 投资估算 |
5.3 经济效益分析 |
5.4 PPP投资项目敏感性分析预测方法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6.1 结论 |
6.2 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2)新中国江西70件重大历史事件(论文提纲范文)
新中国首届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成立 |
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运动 |
土地改革运动 |
“三反”“五反”运动 |
新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从南昌起飞 |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江西的初创 |
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江西的建立 |
新中国江西省首次党代会的召开 |
国营综合垦殖场的创建 |
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创办 |
毛泽东题诗《送瘟神》 |
其一 |
其二 |
人民公社的兴衰 |
毛泽东3次提议将中央会议选在庐山召开 |
20世纪60年代江西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
江西的三线建设 |
三年困难时期江西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 |
中办“五七”学校在进贤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萌芽 |
1975年全面整顿 |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26次莅临江西 |
真理标准大讨论 |
全省工作重点的转移 |
平反冤假错案与调整社会关系 |
新“八字方针”的贯彻实施 |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 |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渐次展开 |
区域突破改革之路 |
全面整党 |
“南门北港”的开放与建设 |
共青城的崛起 |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思路的探索 |
山江湖工程的实施 |
农业开发总体战的实施 |
邓小平南行途中的鹰潭谈话 |
工业园区的兴办与发展 |
昌九工业走廊的建设 |
南昌大学的成立与发展 |
九八抗洪抢险 |
从总体小康到决胜全面小康 |
21世纪之初发展新战略的确立 |
农村税费改革 |
红色旅游策源地 |
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走向乡村振兴 |
林权改革开新篇 |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 |
全省区域发展战略的完善 |
全面深化改革的江西实践 |
奋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
着力打造内陆双向开放新高地 |
赣江新区的设立 |
从依法治省到全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 |
“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 |
高速公路建设跨越式发展 |
打造国企改革“江西样板” |
民营经济发展历程 |
新时代干部作风建设 |
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 |
新中国江西行政区划沿革 |
脱贫攻坚的江西答卷 |
首创“法媒银”解决执行难 |
江西“航空梦” |
大力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 |
重大疾病救治的江西探索 |
从“严打”到扫黑除恶 |
新中国江西城镇化进程 |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党政机构改革 |
承载着初心使命的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 |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重要要求 |
描绘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 |
(3)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现实意义 |
1.3 文献综述 |
1.3.1 政府回应的概念及发展脉络 |
1.3.2 政府回应效力诸影响因素之分析 |
1.3.3 有关医疗资源分配与“送医下基层”的研究文献 |
1.3.4 对已有研究的评析 |
1.4 研究方法 |
1.4.1 案例比较 |
1.4.2 聚类分析 |
1.4.3 技术路线图 |
1.5 论文的结构 |
2. 本文的主要概念与分析框架 |
2.1 “送医下基层”概念与实践 |
2.2 政府回应的客体 |
2.2.1 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和“需求”的概念辨析 |
2.2.2 本文中医疗卫生服务“需要”的评价 |
2.3 政府回应的效力评价 |
2.4 本文的分析框架 |
3. 民国时期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状况与结果之分析 |
3.1 民国时期浙江的卫生状况: 以嘉兴、余姚、杭州为例 |
3.2 民国政府卫生管理和“送医下基层”的情况及结果 |
4.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基本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4.1 毛泽东时代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背景 |
4.2 “送医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4.2.1 嘉兴市的情况 |
4.2.2 余姚市的情况 |
4.2.3 杭州市的情况 |
4.3 “送医下基层”的效果评价 |
4.3.1 数据上的成功 |
4.3.2 行政政治化的成功是成功吗? |
5. 2013年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 主要实践与结果之分析 |
5.1 “送医下基层”的背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基层卫生工作的变化 |
5.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基本情况 |
5.2.1 嘉兴市的基本情况 |
5.2.2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具体措施 |
5.2.3 嘉兴市“医疗服务下基层”的实施效果 |
5.2.4 嘉兴市“送医”的问题: 为何行政有效,治理却无效呢? |
5.3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 |
5.3.1 余姚市“医疗卫生服务下基层”的措施与结果 |
5.3.2 余姚“送医”得失: “行政吸纳”型“需要”识别与“需求”引导形式化 |
5.4 杭州市“健康观念下基层”的情况 |
5.4.1 Y社区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的实施情况 |
5.4.2 “行政吸纳”能否满足劣势群体的需要? |
6. 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之比较与相关建议 |
6.1 嘉兴、余姚和杭州三个时期“送医下基层”的比较与讨论 |
6.1.1 识别和回应“需要”是决定“送医”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
6.1.2 回应“发展型需要”影响了“送医”的适应性 |
6.1.3 能否引导“需求”影响了“送医”效力的强度 |
6.2 以“需要”校正“送医下基层”的政策设计 |
7. 结语 |
7.1 基本观点与结论 |
7.2 研究的理论意涵 |
7.3 未来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4)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二、研究概述 |
三、资料利用与研究方法 |
四、研究思路、框架及创新处 |
第一章 建国初期昆山血吸虫病的流行 |
一、血吸虫病在中国的发现与流行 |
二、血吸虫病在昆山的流行 |
三、昆山血吸虫病的危害 |
第二章 建国以来昆山血吸虫病的防治 |
一、血防组织的建立 |
二、血防的宣传与动员 |
三、消灭钉螺与粪、水管理 |
四、查病治病与耕牛防治 |
第三章 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的绩效与经验 |
一、血防宣传与迷信、麻痹思想的破除 |
二、灭螺、“两管”与卫生环境的改善 |
三、血吸虫病治疗与民众体质的增强 |
四、巡回合作防治与社会关系的改进 |
结语 血吸虫病防治与中国卫生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二、研究动态 |
三、研究方法 |
四、创新与不足 |
五、本文中使用的几个概念的说明 |
第一章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社会背景 |
第一节 1949年前洞庭湖区环境变迁的回顾 |
一、晚清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二节 自然条件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一、气候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二、长江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三、四水水系与洞庭湖区环境变迁 |
第三节 人类经济活动与1949年以来洞庭湖的环境变迁 |
一、发展战略与洞庭湖环境变迁 |
二、人口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三、农业生产与洞庭湖区的环境变迁 |
第二章 水患、围湖造田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1949-1978) |
第一节 政府对洞庭湖区的认识、规划和治理 |
第二节 水患危机与洞庭湖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水患危机 |
二、洞庭湖区的水利建设 |
第三节 疫病危机与洞庭湖区环境治理 |
一、洞庭湖区的疫病危害 |
二、疫病防治与环境保护 |
第四节 围湖造田工程与洞庭湖区环境恶化 |
一、持续不断的围湖造田运动 |
二、围湖造田对洞庭湖区环境的破坏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治理的绩效 |
一、洞庭湖环境的局部改善 |
二、洞庭湖区环境存在严重隐患 |
第三章 工业化进程与洞庭湖区环境保护(1979-1999)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与洞庭湖区经济的发展 |
一、洞庭湖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
二、生产责任制实施后农业的大发展 |
三、工农业发展导致的环境危机 |
第二节 环保意识的觉醒与洞庭湖区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一、政府环保意识的觉醒 |
二、洞庭湖区政府环保机构的建立 |
三、政府环保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
四、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
第三节 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治理 |
一、洞庭湖区水污染的源头 |
二、污水的治理 |
第四节 洞庭湖区面积继续缩小与环境保护 |
一、洞庭湖区面积急剧缩小导致的环境问题 |
二、洞庭湖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绩效 |
一、洞庭湖区治理工程取得一定成效 |
二、环境危机比较严重 |
第四章 生态理念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与修复(2000-2016) |
第一节 新时期洞庭湖区环境危机日趋严峻 |
一、洞庭湖区水土流失严重 |
二、血防压力加大 |
三、水质污染加剧 |
四、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 |
第二节 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一、洪水频发引发政府对洞庭湖区生态系统的反思 |
二、政府生态文明战略的确立 |
三、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
第三节 政府修复洞庭湖区环境的主要措施 |
一、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 |
二、造纸企业污染治理工程 |
三、洞庭湖综合治理工程 |
第四节 社会各界与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 |
一、社会各界对洞庭湖区生态环境修复的讨论 |
二、社会环保团体的快速增加 |
三、社会各界开展的环保活动 |
第五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绩效 |
一、洞庭湖区环境恶化的趋势开始得到扭转 |
二、形势依然严峻 |
第五章 评价 |
第一节 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区的环境保护问题 |
一、鄱阳湖治理的历程与主要经验 |
二、从鄱阳湖治理看洞庭湖环境保护的绩效 |
第二节 1949年以来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特点 |
一、政府是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主体 |
二、从强制性制度变迁到社会共识的形成 |
第三节 洞庭湖区环境保护的经验与教训 |
一、主要经验 |
二、主要教训 |
结语: 总结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当代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1950-199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第一章 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 |
一、历史记载和流行范围 |
二、血吸虫病流行因素 |
三、血吸虫病的危害 |
第二章 当代苏州地区血防工作的发展历程 |
一、五十年代初期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50-1955) |
二、大跃进前后期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56-1963) |
三、文革前后期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64-1979) |
四、改革开放后苏州地区的血防工作(1980-1990) |
第三章 苏州地区血防成效的原因与制度特征 |
一、经费来源广,血防投入有保障 |
二、人口素质高,公共卫生观念强 |
三、城市化加快,人螺接触减少 |
四、苏州地区血防的制度特征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 |
(7)我国赤脚医生的缘起及发展—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个案研究(1968-1985)(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四)江镇相关情况概述 |
一、赤脚医生产生的历史背景 |
(一)缺医少药:农村医疗卫生的普遍现实 |
(二)政治上:“六·二六”指示与对知识分子再教育 |
(三)经济上:城乡二元结构下最经济的选择 |
(四)社会文化上:赤脚医生本地化 |
二、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缘起 |
(一)赤脚医生的前身:卫生员、保健员 |
1.卫生员与保健员的产生 |
2.江镇公社保健员的产生 |
(二)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产生 |
1.巡回医疗队下乡推动赤脚医生的培养 |
2.江镇公社首批赤脚医生的产生 |
三、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发展及其经验推广 |
(一)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制度化 |
1.赤脚医生的选拔 |
2.赤脚医生的培训 |
3.赤脚医生的工作内容 |
4.赤脚医生的经济待遇 |
5.赤脚医生的管理与考核 |
(二)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经验的推广 |
1.《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出炉 |
2.上海市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经验的推广 |
3.中央对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经验的推广 |
4.江镇公社赤脚医生走向国际 |
四、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衰落与转型 |
(一)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衰落 |
1.上海市赤脚医生的衰落 |
2.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衰落 |
(二)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转型 |
1.“赤脚医生”转型为“乡村医生” |
2.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转型 |
五、关于赤脚医生的评价 |
(一)赤脚医生的积极作用 |
1.为农民防病治病,保护了农村劳动力 |
2.方便农民就医,形成了良好的医患关系 |
3.发掘中医药宝库,降低了就医成本 |
(二)赤脚医生的局限性 |
1.“左”的影响使很多工作流于形式 |
2.不按医学和教育规律办事 |
3.医疗水平受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赤脚医生访谈提纲 |
(二)口述历史访谈摘录 |
1.金宝川医生访谈摘录 |
2.龚革新医生访谈摘录 |
3.杨国荣医生访谈摘录 |
4.高福祥医生访谈摘录 |
5.张大新医生访谈摘录 |
致谢 |
(8)仁寿县血吸虫病防治传播阻断达标工作举措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 工作举措 |
1.1 强化组织领导, 健全工作机制 |
1.2 科学评估规划, 助推阻断进程 |
1.3 强化源头治理, 消除传染源危害 |
1.4 实施五大工程, 阻断传播途径 |
1.5 健全监测体系, 夯实血防基础 |
1.6 广泛宣传动员, 培养健康行为 |
1.7 主动联系配合, 开展联防联控 |
1.8 规范档案资料, 记录防治历程 |
2 经验体会 |
2.1 政策法规是做好血防工作的纲领 |
2.2 主动作为是做好血防工作的根本 |
2.3 党政重视是做好血防工作的保障 |
2.4 综合评估科学决策是做好血防工作的前提 |
2.5 部门配合联防联控是做好血防工作的保证 |
2.6 全社会参与是做好血防工作的基础 |
2.7 目标奖惩兑现是做好血防工作的关键 |
3 建议 |
3.1 坚定信念, 早日消除危害 |
3.2 科学规划, 强化综合治理 |
3.3 提升能力, 强化技术支撑 |
3.4 控制传染源, 创新疫情监测 |
3.5 强化宣传, 促进健康行为 |
(9)广汉市牛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缩略词 |
文献综述 |
1 血吸虫病概况 |
1.1 血吸虫生长史 |
1.2 免疫原性 |
1.3 血吸虫生物特性研究进展情况 |
1.4 临床症状 |
2 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
2.1 世界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
2.2 我国血吸虫病流行情况 |
2.3 四川省血吸虫病流行特点 |
3 动物血吸虫病诊治研究进展 |
3.1 血吸虫病诊断技术研究进展情况 |
3.2 血吸虫病防治研究进展 |
4 我国家畜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措施 |
4.1 家畜化疗 |
4.2 农业血防综合治理情况 |
第一章 广汉市牛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 |
1 材料与方法 |
1.1 材料 |
1.2 方法 |
2 结果 |
2.1 总体检测结果 |
2.2 各年份实验室检测结果 |
3 分析与讨论 |
3.1 诊断方法的选择 |
3.2 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结果对比 |
第二章 广汉市牛血吸虫病时空流行特征分析 |
1 方法 |
1.1 数据资料 |
1.2 时间流行特征分析 |
1.3 空间流行特征分析 |
1.4 数据统计 |
2 结果 |
2.1 血吸虫病时间维度上的流行特征 |
2.2 血吸虫病在空间维度上的流行特征 |
3 分析讨论 |
3.1 时间维度上的流行特征 |
3.2 空间维度上的流行特征 |
第三章 血吸虫病综合防控措施的建立及防治效果评价 |
1 血吸虫病综合防控措施的建立 |
1.1 组织机构的建立 |
1.2 督查和考核机制的建立 |
1.3 保障机制的建立 |
1.4 部门长效协调机制的建立 |
1.5 以血防项目促工作开展 |
2 防控成果 |
2.1 综合防治措施取得成果 |
2.2 血吸虫病综合防治效果评定 |
3 讨论 |
3.1 综合防治措施的建立 |
3.2 血吸虫病防治成效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10)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述评和本文创新之处 |
三、研究视角:血吸虫病防治与社会变迁 |
四、研究内容和本文框架 |
五、资料来源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血吸虫病与余江疫区社会 |
第一节 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因素及流行史 |
一、余江县的地理环境 |
二、血吸虫病流行的自然环境因素 |
三、血吸虫病流行社会因素 |
四、流行史 |
第二节 血吸虫病流行的危害 |
一、危害生命,毁灭村庄 |
二、影响生育,破坏经济生产 |
三、使生活贫困,造成社区恐慌 |
第三节 余江疫区的社会状况 |
一、政府“缺位” |
二、医疗界无奈 |
三、富裕阶层缺乏义举 |
四、迷信势力趁火打劫 |
五、普通民众的挣扎与绝望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建国后余江血防的社会条件、历程与成就 |
第一节 余江血防模式生成的社会条件 |
一、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需要 |
二、发展农村经济的要求 |
三、中共领导方式的惯性及时代的产物 |
第二节 余江血防历程 |
一、调查摸底 |
二、制定规划 |
三、全面防治 |
四、巩固成果 |
第三节 余江血防的成就 |
一、发明“开新填旧”的灭螺方法 |
二、成为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 |
三、长期巩固了血防成果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政治演化 |
第一节 血防成为最大的政治任务 |
一、崇高的政治使命 |
二、各级领导的持续关注 |
三、政府官员深入推进血防工作 |
四、历届党委、政府最大的政治任务 |
第二节 迅速调动各级组织资源 |
一、建立自上而下的防疫系统 |
二、建立高效的血防领导工作机制 |
三、密集出台政令,使血防工作制度化、法制化 |
四、血防领导机构常规化 |
第三节 血防为余江争得了多种政治资源 |
一、余江“血防圣地”声誉远播海内外 |
二、血防改变了余江许多人的政治命运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血防与余江地方经济发展 |
第一节 艰苦奋斗的血防模式 |
一、“勤俭办事”的血防措施 |
二、余江血防的产出大于投入 |
三、条件困难亦能战胜“瘟神” |
第二节 血防与生产相促进 |
一、灭螺与水利建设相结合 |
二、治病救人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
三、灭螺与农业结构调整相结合 |
四、粪管、“三光”与农业积肥相结合 |
第三节 血防促进余江经济发展 |
一、提供大量劳动力 |
二、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经济结构 |
三、推动旅游业繁荣 |
四、促进水利事业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血防与余江文化特色形成 |
第一节 从“病态文化”到“健康文化” |
一、解放前余江疫区的“病态文化”表征 |
二、血防胜利后余江“健康文化”出现 |
第二节 血防对余江地域文化的塑造 |
一、中共对余江血防文化的建构 |
二、血防引起余江地域文化转变的原因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文化的繁荣 |
一、新闻报道宣传和学术论文 |
二、血防文学和史学 |
三、建立纪念馆——血防文化的物质载体 |
四、经常性的血防纪念活动 |
第四节 余江地域文化之魂:血防精神 |
一、余江血防精神的内涵 |
二、余江血防精神对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血防与余江地域社会关系改善 |
第一节 党和政府:为了群众、依靠群众 |
一、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
二、积极做好群众动员工作 |
三、把血防知识和技术交给群众 |
四、建立群众性的血防队伍 |
第二节 血防人员:救死扶伤、认真履责 |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 |
二、解病人之所难 |
三、吃苦耐劳 |
四、把病人当亲人 |
第三节 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自觉血防 |
一、积极参加治疗,感恩政府 |
二、积极参加灭螺运动 |
三、积极开展“两管”工作 |
四、自觉开展环境改造 |
第四节 良好社会关系的形成 |
一、干部、技术人员与群众三结合 |
二、多部门联合血防 |
三、官民同心,群防群控局面的出现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变化 |
第一节 虫-人-环境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 |
一、血吸虫及其生命周期 |
二、血吸虫的“终宿主”:人或哺乳动物 |
三、血吸虫的“中间宿主”:钉螺 |
四、血吸虫病的传播媒介——疫水 |
第二节 余江血防“环改”特点及其对环境优化 |
一、余江“环改血防”的主要措施 |
二、血防与余江生态环境的优化 |
第三节 余江血防模式的推广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一、余江血防模式在鄱阳湖地区的推广 |
二、余江血防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 |
三、未来湖沼型疫区血防策略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1 |
附录2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推行灭螺责任制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新邵县资江防洪风光带建设PPP项目可行性关键问题研究[D]. 曹瑞东. 长沙理工大学, 2020(07)
- [2]新中国江西70件重大历史事件[J]. 罗军生,邹时林,徐新玲,邓颖. 当代江西, 2019(10)
- [3]社会诉求与政府的回应性 ——基于浙江省“送医下基层”的今昔比较研究[D]. 薛晓婧. 浙江大学, 2019(01)
- [4]建国后昆山血吸虫病防治研究[D]. 张玲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5]洞庭湖区环境治理与保护研究(1949-2016)[D]. 曾文. 湖南师范大学, 2018(11)
- [6]当代苏州地区血吸虫病的防治(1950-1990)[D]. 张丽敏. 苏州科技大学, 2018(01)
- [7]我国赤脚医生的缘起及发展—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个案研究(1968-1985)[D]. 刘宇豪.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1)
- [8]仁寿县血吸虫病防治传播阻断达标工作举措的探讨[J]. 张建雄,姜楠,王荣科,黄河,王勇,崔三明,叶文碧,胡海,杨凯.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2018(01)
- [9]广汉市牛血吸虫病流行病学调查及综合防控[D]. 马玲. 四川农业大学, 2017(02)
- [10]疾病防控与地域社会变迁 ——以建国后余江县血防为中心[D]. 万心. 上海师范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