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省农产品价格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论文文献综述）
胡鑫[1]（2021）在《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三农”工作作出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目标的战略部署。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快乡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推动乡村经济社会长足发展,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目前,在中国农业农村发展滞后的众多原因中,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乡村人才队伍发展瓶颈制约,这就为农业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课题。论文采用比较研究、系统分析、规范研究等方法,通过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探寻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探究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论文由以下六个章节构成:第一章是绪论。这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国内和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等问题。第二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这一章首先对人力、人才、人力资本、人才资源、人才支撑体系等概念进行了释义;其次阐述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后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包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所拥有的机遇。第三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即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国外学者的相关思想,即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即以农为本思想、政以才治思想、养护农民思想。第四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在释义和阐述职业农民、新型农民、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紧迫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释义和阐述乡村专业人才内涵、类型、作用以及乡村振兴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释义和阐述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合理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在释义和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客观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在阐述社会各界内涵、社会各界是乡村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必然性等问题的基础上,强调要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第五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包括实施阳光工程、实施雨露计划、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包括实施特岗教师计划、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包括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包括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包括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第六章是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即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即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即教师定期服务乡村、医生定期服务乡村、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建立有效激励机制,即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科技人才兼职取酬、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即增加财政涉农资金、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拓宽资金筹集渠道。总之,通过系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论文主要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论文在系统梳理了人力、人才、人才资本、人才资源等概念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维度,全面阐释了人才支撑体系概念。二是论文以各类人才资源为研究主体,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实践路径。三是论文完整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杜慧彬[2]（2021）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文中提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利于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增长。本文致力于研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对宁夏地区农业生产的作用。论文首先回顾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研究,梳理了生态文明建设产生的理论背景,并根据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对空间治理的要求,提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格局会影响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因此将工业化、城市化纳入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框架中。其次,是对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在研究方法上,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宁夏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指数;其次用stata13.1软件检验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异性、收敛性和空间相关性;再运用Geoda一阶Rook相邻建立权重矩阵,进一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的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建立了模型理论,借助分工理论模拟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演变,得出工业化通过扩大迂回生产程度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有效节约劳动力成本;其生产组织化、专业化和规模化的特征,对农业的生产理论与方式提供参考,提高生产效率;由市场导向的城市化会伴随工业化相伴相生,一方面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改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也有助于先进的技术、产品、知识扩散到农村地区及农业生产,有利于形成农村人力资本,进而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当城市化发展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结构不匹配时,城市化对良田、农业劳动力和资金的挤占会降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外部性理论解释了生态文明建设是如何解决农业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的。最后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农业-生态两部门生产模型,采用面板数据的线性回归和门限回归方法检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劳动力、资金投入,技术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根据以上检验,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2007-2017年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但增速逐年递减;技术进步是决定性因素,并且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趋势吻合。2、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地区差异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较密集的中部地区,表明该区域的资源配置比较不合理。3、依据不同地势和生态条件划分的宁夏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趋异的趋势,但增速在逐渐收敛,其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分别对应的收敛速度为-0.06211,-0.0721和-0.06287。4、2007-2017年间,只有2017年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空间相关性,而2008-2017年的农业技术进步指数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5、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协调发展,对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着的负向作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人力投入具有显着的负向作用,但资本投入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推动宁夏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加大科研投入,持续提升科技水平;通过加强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发挥正的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降低中部地区的牵制作用和负的溢出效应;从教育、资源配置、规模经济、资本、经济和资源环境等方面提高农业技术效率。二、改进生态文明建设中人力资本的投入结构,加强资金的投入力度;协调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降低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借助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
察应坤[3]（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安晓宁[4]（2020）在《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12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6亿吨以上;2018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77.21千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粮食主产区功不可没。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增加粮食产量、增强产粮能力来确保粮食安全,忽视了粮食主产区的产值能力及其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业综合竞争力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作用。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越来越高,但是农业经济效益较低,经济水平相对于非主产区越来越落后,产粮大县常常是财政穷县。在粮食主产区农民增产不增收、农产品供需矛盾、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尤为突出。着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二者协调发展,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在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农业现代化是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的重要基础保障,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是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助推剂,能有效带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协调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满足消费者需求具有重要意义。河南省地处我国中原地区,是传统农业大省,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河南省农业发展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研究以河南省作为典型省份,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进行研究;首先对粮食主产区整体与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现状进行研究;其次,将农业产业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融合作为评价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子系统,选取农业生产现代化、农业产出现代化、农村社会经济现代化与农业生态现代化作为评价农业现代化的子系统,在此基础上,以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方法,对粮食主产区整体及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再次,运用协调度模型,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进行测度与评价,总结粮食主产区与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点,探究粮食主产区与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粮食主产区整体层面和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
熊辛格[5]（2020）在《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文中研究说明物流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指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流通过程。物流业则是按照他人的物流需要,有偿提供物流服务的行业。中国近代物流业可以根据它在不同领域所具备的功能不同,分为两大类,即以运输为主的企业和以运输代理及相关业务为主的企业,主要包括公路物流业、铁路物流业、航运物流业、航空物流业和货栈业等。在列强物流企业凭借条约特权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衰败到曲折发展的嬗变过程,形成了以码头货栈业、航运物流业、公路物流业和铁路物流业为主体的体系,为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近代物流类不平等约章的订立为列强入侵我国近代物流业提供了特权庇护。对外扩张物流业,是保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了实现侵略野心,尽快在中国建立政治及经济上的支配地位,订立物流类约章成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侵华的首要策略。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通过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为外商物流业入侵我国经济创造了特权上的基础。根据不同内容,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可以分为货物税率类、码头货栈类、物流交通设施类与电信通讯类四种。随着对华入侵的增强,欧美各国将提高货物流通速率、降低运输成本和增加货物数量等问题视为辅助各国势力的重要步骤。无论是货物税率类,还是码头货栈类和交通设施类约章,都体现了列强在中国扩大近代物流业的野心。通过税率类约章,列强攫取了协定关税特权,降低了进出口及内地税税率,为外商在华扩大商品运输量创造了条件。码头货栈类约章的订立,使得外商在通商口岸广泛建立商品集散地,推动物流运输业向内地扩张。除此之外,良好的物流交通设施作为基础条件,也是近代外商物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列强通过不平等约章,不仅攫取了修筑公路和铁路的权利,也获得了在我国沿海及内河航行的权利,为外商物流交通的入侵创造了条件。而电信类准条约的签订,令外商获得在华设立现代通讯机构的权利。随着外商在华水线和陆线铺设的完成,提高了商业信息流通效率,为外商在华物流业的扩张创造更多便利。在物流类约章特权的庇护下,外商物流业在我国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系。列强控制了我国内地及进出口商品的流通量,为外商货栈业及物流运输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此,外商码头货栈业逐渐成为支配我国货物流通的主要势力,经历了从沿海蔓延至内河通商口岸的过程。受码头货栈业的推动,外商轮船公司也逐渐占据了我国沿海及内河水域航运物流业市场的主导权,不仅加速了我国传统航运物流业的衰败,而且为列强进一步加深侵略创造了条件。于此同时,外商陆路物流交通运输业也逐渐形成主导势力。修筑公路设施是公路物流业发展的前提条件。租界成为列强入侵我国公路物流的前哨,在工部局的规划和监督下,不仅出现了新式公路,而且还引进了汽车,使外商公路运输处于优势地位,并随着租界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铁路投资权则为列强侵略我国铁路物流业创造了基础设施上的条件。通过各类筑路合同,各国不仅攫取了我国铁路的经营权,而且还聘请客卿、购买器材和设计线路等,进一步促进了在我国铁路物流业规模的形成。在外商物流业的刺激下,我国民族物流业经历了从传统到近代化的演变过程。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以及与外商争利的诉求,是推动近代民族物流业兴起的主要原因。首先发生转变的是近代航运物流业。以轮船招商局为代表的官办航运物流企业率先摒弃传统的帆船运输方式,依靠自身努力逐渐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势力。华商企业也纷纷采用轮船参与航运物流,在长江、珠江及黑龙江流域都形成了初步的规模,并推动了码头货栈业的发展。码头货栈业是我国近代民族货栈业的先导者。不管是轮船招商局,还是华商航运公司,均在各大通商口岸基本设立了初具规模的码头货栈,为我国货物的流转提供了必要的设施。随着民族电信业的逐渐完善,使华商实现信息互通有无具备一定条件,电报和电话遂成为物流公司的配套设置,促进了民族物流业的发展。无独有偶,公路的修筑和汽车的引入,为我国近代民族公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在经济建设、军工筑路和地方自治等因素的影响下,各省逐渐认识到汽车运输的重要性,从而推动了公路物流业格局的形成。广泛筑路的兴起与铁路机构的成立,促进了我国近代民族铁路物流初步规模的形成。随着关税自主权的收回、谋划航权自主运动的深入和收回邮权运动的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一系列必要的措施,推动了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裁厘加税是实现关税自主的前提条件之一,其中货物通过税的裁撤,促进了铁路和公路物流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巩固自身航业实力,提高码头货栈能力,则是保障我国顺利收回航权的前提之一。受此谋划的影响,我国民族航运物流业及码头货栈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族电信业在此浪潮中亦获得长足进步,不仅电信辐射范围扩大,而且物流商业用户对其依赖剧增,遂成为民族物流业体系形成的重要辅助。因此,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运营规模,都显示了南京政府时期我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受中外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中国近代物流业呈现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近代化与封建传统杂糅的格局。在外商物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我国民族物流业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及商业、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但整体依然处于依附的地位,无法实现独立发展。
吴盛杰[6]（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武晓媛[7]（2019）在《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传统工艺的传承和保护随一国工业演进发生、发展,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手工艺作为一门古老的“营生”,是传统社会中人类生产生活的一项基本活动,并依赖“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知识模式世代传承。可以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核心生产力的手工艺,它不仅满足了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质需求,而且满足人类文化审美情趣的精神需要。它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又是丰富人类精神生活的“良方”,满足着社会大众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不同诉求,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有适度的存续和发展空间。尽管如此,受传统文化观念控制的古代中国一直没有给予手工艺及手工艺人应有的尊重和认同。近代以降,伴随西方的殖民侵略,近代机器技术与设备随即而来,这对传统工艺的存续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先进的机器技术刺激并促进手工技艺的改良革新,但同时又与手工艺争夺资源、抢占市场,展开激烈地竞争。就近代中国传统工艺整体发展情形言,后者成为主要趋势,机器的冲击甚至造成手工艺的全面崩溃。时至今日,中国已由传统农业国跻身现代工业国前列,并可同世界工业强国开展技术角逐,但仍无法扭转和改变手工艺的生存困境,在现代激烈地商业市场竞争中许多手工艺正急剧衰退甚至消亡。如何使传统工艺与工业化和谐共生,如何使传统工艺理性传承以更好地适应工业现代化要求,成为一个从历史延续至今的重要议题。可见,“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应如何对待传统工艺”,或者说“传统工艺应如何应对工业现代化”是一个值得反复思考和深入探究的问题。不过,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传统工艺在不同时代表现出来的功能不尽相同。在传统社会里手工艺是作为国计民生的支柱而存在的,但在现代社会中它更多地承担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所以对它的保护和利用因时代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本文重点关注关系民生日用的工艺品在近代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时期的命运。基于此,本文既是一项关于传统工艺的历史研究,也是对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工艺出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文章围绕“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即如何克服和改进传统工艺的弊端,又如何保持和宏扬传统工艺的价值,立足晚清民国的时代背景,以“中国工业化早期的传统工艺发展策略”这一鲜有关注却极具时代意义的内容作为第一研究主题,以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为支撑,探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际,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通过对中国传统工艺的源头发展策略进行考察,发现在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国人就手工艺的出路问题曾提出过一系列的思想和行动方案,使“日用而不知”的传统工艺呈现在社会大众的视野下。在此基础上,厘清晚清民国工艺策略在整个手工艺工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为当前传统工艺发展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本文主体内容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难点及创新之处,提出晚清民国中国技术社会转型期应该如何思考和对待传统工艺的问题,并从源头策略上为手工艺寻找出路,以期获得一些新认识和新主张。第一章主要对工艺观念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起步时期的演变情况进行研究。指出“工艺”是一个现代意义下的传统词汇,是经过近代多层内涵沉淀后的一种结果。立足于“工艺”的语言学考察,重点对“工艺”一词在近代包含的工业、工艺美术、手工艺等多重意义进行解读,揭示出技术转型期工艺概念演变的内在思想逻辑。同时界定了全文讨论的“传统工艺”范畴,列举了文中涉及的主要工艺门类,并以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作为全文的理论支撑。第二章阐释了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自晚明起,资本主义萌芽在以手工为技术基础的工商业中萌生,致使封建统治者与工商业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封建政府开始全面抑制工商业发展,扩大对手工业的破坏。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却采取了与钳制手工艺完全不同的态度,提倡并鼓励西方机器工艺发展,手工艺在封建政府的打压和近代机器技术冲击的双重阻滞下艰难生存。但它却并未被机器技术取代而失去社会技术主体的地位。所以,传统工艺作为中国传统技术资源究竟应该如何发展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对晚清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的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进行研究,发现它们的工艺发展策略大致沿着相同路径进行。首先由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商政界代表、经济学者以及工艺美术家等从思想层面探讨传统工艺的近代多元价值及其出路问题,对手工艺的认识和理解超出了传统社会的固有意义。而后在学者论证的前提下,再由中央政府主导制定且部分推行某些工艺策略,并且不同时期的工艺策略还体现出了自身的独特性。晚清时期在毫无经验可循的前提下,一切始于初探。社会中一批极具前瞻性认识的有识之士从经济、技术、知识、社会角色以及文化的不同视角阐释了手工艺的新价值,开启了国人从思想层面探索传统工艺如何进入现代社会。清政府积极配合,一改过去“薄手艺、贱百工”的态度和对手工艺的严格管控,从推行工艺教育、创办工艺局和征集手工艺品出洋参展三方面进行了初步尝试,把零散、衰颓的传统工艺用新的理念和方式进行重组,适应并推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北洋政府时期工艺思想和行动策略的最大特点则是继承延续。在“循序渐进”、“以工代赈”和“全面改良”工艺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沿着清末“工艺新政”的路线,对晚清工艺策略进行局部调整和修正。它主张的手工艺政策在整个近代中国工艺发展策略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南京国民政府早期,经过工商政学界和工艺美术界热烈讨论,官员和学者对手工艺的价值及其工业现代化的认识已非常深刻,进行了针对手工艺与工业化关系、手工艺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等具体问题的讨论。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尝试构建了复兴传统工艺的政策体系,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并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对中国手工艺事业作出统一规划和安排。经过三个时期演进,中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渐趋成熟。第六章重点研究了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倡导的工艺策略。这一时期手工艺的工业现代化问题由政府主导转向由社会团体承担。“国济”作为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开始独立领导起全国的手工艺事业,提出了“建设性救济”的独特工艺思路。从思想认识上看,“国济”对手工艺的认识已接近了传统工艺问题的本质,强调了传统工艺的改进是一个牵涉多方面的问题,不只依赖于技术改良和革新,还需要组织、资金、人才、市场等不同社会要素的配合;从具体行动上看,“国济”建立了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创办了《手工艺》杂志,提供给国人工艺思想交流的平台。在它的组织下手工艺事业发展成为了一场社会运动,增强了传统工艺的社会认同感。第七章结论主要是在总结晚清民国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路径和手工艺实际变化情形的基础上进行反思,分析了造成这一时期手工艺策略没有取得实效的原因。结合当前国家传统产业和乡村建设发展主题,思考工艺振兴对传统产业改造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以期对当前传统工艺传承与保护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张慧瑶[8]（2019）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地区的平稳有序发展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息息相关。法律作为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最稳定、最有效的保障力量。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在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农村经济平稳增长的制度保障和缓和农村矛盾的制度途径,而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法制是法治的基础,法制化也是法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农村基层治理法律体系上进行了完善,才会使得农村法治有了既定制度的依靠。然而,我国农村基层治理因其受到经济发展滞后、农民法律意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其法制化程度严重滞后于农村治理需要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给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是一个探索、研究、实践的过程,需要长期、大量的投入,只是单纯依靠政府是无法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更为多元、有效的力量来推动基层治理的法制化发展。本研究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引入研究缘起,述评当前国内外对基层治理法制的演技现状,明晰研究基点;第二章是研究理论基础部分,在介绍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概念、主要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分析统治、管理与治理的联系与区别,接从六方面介绍了本研究借鉴的法学基础理论;第三章是历史梳理部分,依据不同经济历史条件将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划分为不同的时间节点,主要阐述农村基层治理现状、治理目标、价值理念、和特定历史时期所取得的成效;第四章是规律总结部分,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归结出我国农村在法制治理进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和经验,为后续的研究内容铺垫基础;第五章是现状分析部分,着重从基层治理法律制度、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干群关系等方面探究目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面对的难点与困境;第六章是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借鉴部分,通过对其他国家和我国典型地区的特色基层治理模式比较分析,总结出我国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借鉴;第七章是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预景部分,在遵循宪法和加强党的领导下,从法律规则、法治环境、法律主体、法制背景等四个方面,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发展重点与趋势探究;第八章是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部分,通过分析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价值取向,在基本原则的引导下,从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两方面出发系统化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提出完善意见;第九章是结语部分,主要论述了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本研究通过从整体上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多年来的演变历程,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双向分析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特点,涵盖了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行为、治理关系、治理规则等多层次,将其作为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的理论基础。对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归结出我国农村在法制治理进程中遵循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同时,在选取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典型国家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模式和我国农村地区进行比较探讨,吸收其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发展目标、发展重点,针对农村基层法制化的发展提出其经济法价值取向和法律制度原则,从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协同的角度对具体法律制度完善提出修改意见。立足于时代需要和社区发展,制定一部作为保障和完善各社区成员权益的社区发展法——《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对社区的性质、作用和职能,社区管理机构的产生和设置及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通过立法保证农村社区建设顺利开展,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
杨雨[9]（2019）在《亳州市谯城区乡村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城市化浪潮不断冲击着传统的乡村,乡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城市,致使乡村越来越衰落且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习近平书记审时度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使社会各界把注意力又一次放在了乡村上,“三农”再一次成为政府和社会有志之士关怀的重点。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亳州市谯城区作为一个农业大区,本地区农村发展比较落后,大量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问题比较突出。本文主要是对当前谯城区乡村治理出现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和研究,并且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改善基层政府部门和党委的管理理念,实现乡村良善治理,推动谯城区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本文用了文献研究的方法,对从古至今的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归纳研究,也对乡村治理理论进行了梳理探究。用实地调查的方法,调查研究谯城区乡村的村委会选举、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等问题。用案例分析法,分析了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江西黄溪村、河南南街村的乡村治理模式与方法。得出的结论有:（1）加强乡村治理是减少城乡差距和振兴农村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2）农村集体经济和依法治村是乡村治理的两大法宝。（3）乡村精英对乡村治理和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以法治村、发展集体经济、培养乡村精英等方面为谯城区乡村治理提出了相关建议,通过谯城区的县、乡、村三级单位各司其职共同努力,才能够治理好乡村事务。
高雪[10]（2019）在《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及其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受自然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影响,全球气候存在不断变暖的趋势,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之一,《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18）指出,1901-2017年,中国地表年平均气温每10年升高0.24℃,升温率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与此同时,由气候变暖引发的高温、雨涝等极端天气事件也有所增多。农业生产与气候条件密切相关,气候变化会增加农业生产的风险。管理者和农业生产者能否对气候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做出适应性反应,是缓解气候变化潜在不利影响,实现趋利避害的关键所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的问题,还制定了一些与农业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中国要提高农业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必须将落脚点放在微观农户身上。因此,研究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展,粮食生产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仍然最为直接（Rosenzweing et al.,1998）。中国政府历来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并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我国各项经济工作的首位。鉴于粮食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全面分析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已有文献已越来越关注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那么,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有哪些?这些适应性行为具有什么特征?这些适应性行为会给粮食生产过程和结果带来多大程度的影响?调查数据和已有文献显示,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是存在的,但少有文献对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进行长期与短期的系统分析。从长期来看,农户有足够的时间调整生产行为,从短期来看,农户能够利用的时间和采用的措施都相对有限。本文从长期和短期两方面分析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一方面,本文重点分析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长期适应性行为,讨论气温、降水量等气候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试图分析不同行为的特征;另一方面,本文分析粮食种植户面对极端天气事件时的短期适应性行为。本文以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及其适应性行为对粮食投入产出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具体而言,本文首先对气候变化和适应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与农户的适应性行为相关的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述评。其次,本文考察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年平均气温、年累积降水总量以及农业气象灾害的变化情况,在此基础上,开展实地调查,获取粮食种植户截面数据,对粮食种植户的气候变化感知及适应性行为进行分析,并从理论上讨论粮食种植户适应性行为选择的内在机制。再次,本文利用气象站1986-2014年气温、降水量的月值数据、粮食种植户截面数据,利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气温、降水量变化对粮食种植户不同适应性行为的影响,以识别具有代表性的粮食种植户对气温、降水量变化的适应性措施;与此同时,利用粮食种植户截面数据,分析粮食种植户对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的感知对其保护性耕作的影响,以厘清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在长期气候变化中发挥的作用。然后,本文讨论粮食种植户面对极端天气事件时的短期适应性行为,即利用2003-2011年湖北水稻种植户的面板数据、湖北气象站气温、降水量的日值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极端天气事件是否会影响水稻种植户的要素投入。接下来,本文聚焦于适应性行为的生产效应分析,利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利用内生转换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分析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对化肥投入的影响。最后,本文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基于以上,本文得到研究结论如下:（1）1986-2014年,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年均气温存在明显上升趋势,年累积降水总量无明显变化趋势。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总成灾面积占总受灾面积百分比的平均值是51.93%,即每年约1/2的受灾面积减产三成或三成以上。水旱灾害始终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气象灾害。（2）粮食种植户对气温变化的感知较为明显,77.7%的粮食种植户认为近年来气温明显升高,这与客观气温数据的变化趋势一致。粮食种植户对降水量变化的感知存在差异,将近50%的粮食种植户认为近年来降水量增多,21.96%的粮食种植户则认为近年来降水量减少。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长期适应性行为是存在的,应对气候变化,大多数粮食种植户采用适应性措施。调查数据显示,79.6%的粮食种植户采用适应性措施,其中,补苗、更换种子品种、调整农时、调整灌溉是粮食种植户较常采用的措施,农户采用占比依次是41.58%、35.34%、34.26%、33.44%。粮食种植户倾向于采用1-4种适应性措施,农户采用占比依次是25.08%、16.83%、12.15%和12.82%。（3）气温、降水量变化对粮食种植户农田管理型措施采用的影响最为稳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气温与粮食种植户采用农田管理措施的决策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降水总量增加1%,粮食种植户采用农田管理型措施的概率降低0.2%。稳健性次之的是更换种子品种、工程类措施。农田管理型措施更多地反映了粮食种植户对气温、降水量变化的适应。究其原因,采用农田管理措施的粮食种植户有较多的劳动力禀赋。实证结果也显示,家庭劳动力禀赋对粮食种植户农田管理型措施的采用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工程类的措施采用行为的影响不显着。（4）粮食种植户对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感知的二元变量对其保护性耕作行为没有显着影响,但把粮食种植户感知的指标具体细化后发现,与认为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粮食种植户相比,认为极端天气事件6-8年发生一次的粮食种植户不倾向采用保护性耕作。在一定程度上,粮食种植户保护性耕作决策受到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的影响。（5）湖北水稻种植户面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短期适应性行为是存在的。水稻种植户要素投入受到极端天气事件的影响。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与未发生雨涝灾害年相比,雨涝灾害年湖北水稻种植户的中间投入更少、机械水平更低,但劳动力投入水平更高。但随着雨涝灾害发生程度的增加,湖北水稻种植户的中间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均明显减少。（6）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能够促进粮食增产。在反事实假设下,当未采用适应性措施的粮食种植户采用相关措施后,亩均粮食产量增加1.02斤,相当于亩均粮食产出增加36%。基于分样本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显示,在反事实假设下,当采用适应性措施的小麦种植户不采用相关措施后,亩均小麦产量减少0.21斤;当不采用适应性措施的玉米种植户采用相关措施后,亩均玉米产量增加1.299斤。此外,处理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采用适应性措施的粮食种植户倾向于多投入化肥。从边际影响看,具有适应性行为的粮食种植户,其单位面积的化肥投入费用比不采取适应性措施的粮食种植户高出0.67%。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各级政府健全对气象灾害的预警机制。一旦气象灾害发生,相关政府部门应及时启动应急方案,提供相应的物质、技术或资金支持。（2）种业部门应在确保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增加种子的抗逆特征,提高种子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3）农业部门应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小型及微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为其建立激励机制并提供金融支持。（4）农技推广部门应采用差异化的激励政策,以保护性耕作推广为例,农技推广部门应依据不同地区的特定条件和农户家庭特征,在推广过程中适当调整策略。本文存在的创新之处如下:（1）研究方法的创新。一是论文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处理效应模型对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的效应进行研究。在评估粮食种植户适应性行为的效应时,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与无法观测的因素之间存在系统相关,这可能导致样本自选择问题,内生转换模型能较为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对粮食投入产出的影响。内生转换模型虽能解决由不可观测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无法评估边际效应,相比之下,处理效应模型不仅能解决内生性问题,还能直接评估边际效应,但少有文献利用处理效应模型。基于此,本文进一步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分析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对化肥投入的边际影响。二是论文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农户的短期适应性行为进行分析。已有文献基于农户截面或者短面板数据,分析农户的短期适应性行为,但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少有文献采用农户长面板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实际上,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问题,使模型估计更准确。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利用2003-2011年湖北水稻种植户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水稻种植户是否存在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短期适应性行为。（2）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实证检验粮食种植户的长期适应性行为对粮食产出的影响。农户的短期适应性行为通常反映农户的有限适应,与之不同,农户的长期适应性行为能够反映农户的充分适应,即农户有更为充足的时间调整策略和行为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产生的影响。国内文献主要考察农户对极端天气事件的短期适应性行为对农作物产出的影响,但少有文献分析农户的长期适应性行为对农作物产出的影响。本文基于粮食种植户的长期适应性行为的视角,实证检验粮食种植户的长期适应性行为对粮食产出的影响。（3）研究指标的创新。本文采用了多年平均气温和多年平均累积降水总量指标,并构建了粮食种植户对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感知的指标、雨涝灾害指数和高温热害指数。在已有文献中,气候因素的衡量指标通常是当年的气温、降水量等,虽然地区间气候差异能被视为气候变化,但其不能完全反映气候因素在时间上的变化。本文同样基于农户的截面数据,采用了1986-2014年的多年平均气温、多年平均累积降水总量衡量气候因素,分析多年平均气温和累积降水总量对粮食种植户农田管理措施、工程类的措施采用及更换种子品种行为的影响。此外,已有文献通常采用0、1分类变量衡量极端天气事件发生与否,这种衡量方式无法反映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或程度。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构建了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的指标、雨涝灾害指数和高温热害指数。
二、江西省农产品价格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江西省农产品价格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1）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人力 |
| 2.1.2 人才 |
| 2.1.3 人力资本 |
| 2.1.4 人才资源 |
| 2.1.5 人才支撑体系 |
| 2.2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
| 2.2.1 产业兴旺 |
| 2.2.2 生态宜居 |
| 2.2.3 乡风文明 |
| 2.2.4 治理有效 |
| 2.2.5 生活富裕 |
| 2.3 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支撑的诉求 |
| 2.3.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破解人才制约 |
| 2.3.2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挑战 |
| 2.3.3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机遇 |
| 第3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思想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1.1 乡村发展与城乡空间正义相关联 |
| 3.1.2 人才作用的发挥要立足社会实践 |
| 3.1.3 人民群众是最充沛的人才储备库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 |
| 3.2.1 农业农村现代化攸关国计民生 |
| 3.2.2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 |
| 3.2.3 要通过教育挖掘培养乡村人才 |
| 3.3 国外学者相关思想 |
| 3.3.1 人力资本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 |
| 3.3.2 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源泉 |
| 3.3.3 人力资本获得需要后天的投资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 |
| 3.4.1 以农为本思想 |
| 3.4.2 政以才治思想 |
| 3.4.3 养护农民思想 |
| 第4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 |
| 4.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
| 4.1.1 职业农民 |
| 4.1.2 新型农民 |
| 4.1.3 新型职业农民 |
| 4.1.4 乡村振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紧迫性 |
| 4.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
| 4.2.1 乡村专业人才 |
| 4.2.2 乡村专业人才的类型 |
| 4.2.3 乡村专业人才的作用 |
| 4.2.4 乡村振兴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
| 4.3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
| 4.3.1 农民工 |
| 4.3.2 新生代农民工 |
| 4.3.3 农民工返乡创业浪潮 |
| 4.3.4 乡村振兴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合理性 |
| 4.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 |
| 4.4.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4.4.2 科技人才是新生产力的开拓者 |
| 4.4.3 科技人才是科技知识的传播者 |
| 4.4.4 乡村振兴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客观性 |
| 4.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 |
| 4.5.1 社会各界 |
| 4.5.2 社会各界是乡土人才队伍的新鲜血液 |
| 4.5.3 社会各界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载体 |
| 4.5.4 乡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必然性 |
| 第5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 |
| 5.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路径 |
| 5.1.1 实施阳光工程 |
| 5.1.2 实施雨露计划 |
| 5.1.3 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
| 5.1.4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认定和管理工作 |
| 5.2 加强乡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 |
| 5.2.1 实施特岗教师计划 |
| 5.2.2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 |
| 5.2.3 实施“三区”人才支持计划 |
| 5.2.4 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
| 5.2.5 实施扶贫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 |
| 5.3 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的路径 |
| 5.3.1 实施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行动计划 |
| 5.3.2 实施乡村青年创业致富“领头雁”培养计划 |
| 5.3.3 打造“星创天地”就业创业服务平台 |
| 5.4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的路径 |
| 5.4.1 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
| 5.4.2 实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培养计划 |
| 5.4.3 实施杰出青年农业科学家项目 |
| 5.4.4 全面实施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 |
| 5.5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的路径 |
| 5.5.1 公民个人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乡村振兴 |
| 5.5.2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
| 5.5.3 群团组织发挥人才优势支持乡村振兴 |
| 5.5.4 行业部门利用资源优势推进乡村振兴 |
| 第6章 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的运行机制 |
| 6.1 建立多种方式并举的人才资源开发机制 |
| 6.1.1 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相结合 |
| 6.1.2 学历教育与技能培训相结合 |
| 6.1.3 以“半农半读”接受农业职业教育 |
| 6.2 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机制 |
| 6.2.1 城乡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2 区域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2.3 校地间人才培养合作与交流 |
| 6.3 建立城市人才定期服务乡村机制 |
| 6.3.1 教师定期服务乡村 |
| 6.3.2 医生定期服务乡村 |
| 6.3.3 科技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3.4 文化人才定期服务乡村 |
| 6.4 建立有效激励机制 |
| 6.4.1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
| 6.4.2 科技人才兼职取酬 |
| 6.4.3 农技推广服务绩效纳入职务(称)评聘 |
| 6.5 建立资金保障机制 |
| 6.5.1 增加财政涉农资金 |
| 6.5.2 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
| 6.5.3 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述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第二节 宁夏农业单要素生产率与生产要素禀赋 |
| 第三节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与变量选取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 |
| 第一节 差异性分析 |
| 第二节 收敛性分析 |
| 第三节 空间自相关检验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生态文明建设投入要素对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宁夏农户生态文明认知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第五节 估计结果与分析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拟解决的问题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文献综述与概念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理论 |
| 2.1.2 农业现代化相关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业产业结构 |
| 2.2.2 农业现代化 |
| 2.3 概念界定 |
| 2.3.1 粮食主产区 |
| 2.3.2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 |
| 2.3.3 农业现代化 |
| 第三章 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
| 3.1 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
| 3.1.1 农业投入 |
| 3.1.2 农业产出 |
| 3.1.3 农业产业结构 |
| 3.1.4 农村经济发展概况 |
| 3.2 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现状 |
| 3.2.1 农业自然资源状况 |
| 3.2.2 农业总体发展概况 |
| 3.2.3 农业产业结构 |
| 3.2.4 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
| 3.2.5 农业产值结构 |
| 3.3 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现代化现状存在问题 |
| 3.3.1 农业大而不强 |
| 3.3.2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 |
| 3.3.3 区域优势发挥不充分 |
| 第四章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 |
| 4.1 指标的设计原则 |
| 4.2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与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3 模型、方法 |
| 4.3.1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4.3.2 数据标准化处理——极值法 |
| 4.3.3 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 |
| 4.3.4 评价模型——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 |
| 4.4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评价 |
| 4.4.1 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综合评价 |
| 4.4.2 河南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评价 |
| 4.5 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 |
| 4.5.1 粮食主产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综合评价 |
| 4.5.2 河南省农业现代化评价 |
| 4.6 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薄弱点 |
| 第五章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评价 |
| 5.1 协调度模型选择 |
| 5.2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度评价 |
| 5.2.1 协调度评价 |
| 5.2.2 综合发展度评价 |
| 5.2.3 协调发展度评价 |
| 5.3 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特点 |
| 5.3.1 时间特点 |
| 5.3.2 空间特点 |
| 5.4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
| 5.4.1 粮食种植区域比较优势不突出 |
| 5.4.2 畜牧业发展不足 |
| 5.4.3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调增不足 |
| 5.4.4 不合理的农业价格支持政策 |
| 5.4.5 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 |
| 6.2.3 河南省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订立的缘起 |
| 第一节 西方近代物流业的兴起 |
| (一)西方近代物流业的产生与形成 |
| (二)辅助外贸扩张的西方近代物流业 |
| 第二节 列强侵华的物流需求 |
| (一)对华贸易扩张的需求 |
| (二)外商物流运输违规的行为 |
| (三)英国武力订约的诉求 |
| 第三节 清政府的对策 |
| (一)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
| (二)中国社会物流现状 |
| (三)传统的御夷之策 |
| 第二章 近代中外物流类约章的内容 |
| 第一节 货物税率类约章 |
| 第二节 码头货栈类约章 |
| 第三节 物流交通设施类约章 |
| (一)公路类约章 |
| (二)航运类约章 |
| (三)铁路类约章 |
| (四)航空类约章 |
| 第四节 电信通讯类准条约 |
| 第三章 不平等条约特权与外商在华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协定关税特权扩大货物流量 |
| (一)协定关税前后的货物流量 |
| (二)进出口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三)协定内地关税制度与货物流量 |
| 第二节 沿海及内河航权与外商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沿海航运物流业 |
| (二)内河航运物流业 |
| 第三节 通商口岸设栈与外商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外商货栈入侵沿海口岸 |
| (二)外商货栈业在内河口岸的扩张 |
| 第四节 租界筑路权与外商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租界道路规划 |
| (二)租界公路物流的形成 |
| 第五节 铁路筑路权与外商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筑路权益的实现 |
| (二)铁路物流业的入侵 |
| (三)外商铁路物流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经营电线特权与外商电信业的形成 |
| (一)列强电报系统的建立 |
| (二)租界电话网络的建立 |
| 第四章 不平等条约体系下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的雏形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物流业的衰败 |
| 第二节 近代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外商航运物流的认识 |
| (二)官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商办航运物流业的兴起 |
| 第三节 近代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初步规模 |
| (一)自主设栈意识的萌发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 |
| 第四节 近代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铁路权益的认识 |
| (二)早期筑路的尝试 |
| (三)铁路物流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节 近代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初步格局 |
| (一)对租界公路物流的认识 |
| (二)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兴起 |
| (三)公路物流业初步规模的形成 |
| 第六节 近代民族电信业的初步规模 |
| (一)对电信权益的认识 |
| (二)近代民族电报业的初步规模 |
| (三)近代民族电话业的初步规模 |
| 第五章 收回主权运动与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一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铁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厘促进民族铁路物流的发展 |
| (二)强烈的铁路主权意识 |
| (三)民族铁路联运体系的形成 |
| 第二节 关税自主的实现与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形成 |
| (一)裁撤厘金促进民族公路物流业的发展 |
| (二)民族公路联运物流网络的形成 |
| (三)民族公路物流运输的经营情况 |
| 第三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航运物流业的形成 |
| (一)收回航权须发展民族航运业 |
| (二)航运政策与机构的统一 |
| (三)民族水陆联运体系的形成 |
| (四)民族航运物流网络的扩大 |
| 第四节 航权自主的筹划与民族码头货栈业的形成 |
| (一)实现航权自主的前提 |
| (二)招商局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三)华商码头货栈业体系的形成 |
| 第五节 收回电信权的筹划与民族电讯通信体系的形成 |
| (一)收回电信权须发展民族电信业 |
| (二)民族电报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三)民族电话业体系对物流业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格局 |
| 第一节 占主导地位的外国在华物流业 |
| (一)外商在华物流业规模 |
| (二)外商物流业的优势地位 |
| 第二节 具有双重性质的民族物流业 |
| (一)民族物流业的近代化转型 |
| (二)近代民族物流业的规模 |
| (三)近代与封建性质的杂糅 |
| (四)依靠国外技术发展 |
| 第三节 中国近代物流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
| (一)促进商业的发展 |
| (二)促进工业的发展 |
| (三)促进商业信息的传播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7）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起 |
| 0.2 研究现状 |
| 0.2.1 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研究视角 |
| 0.2.2 传统工艺技术史研究视角 |
| 0.2.3 传统工艺艺术学研究视角 |
| 0.2.4 传统工艺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视角 |
| 0.3 研究思路与难点 |
| 0.4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工艺内涵界定和理论支撑 |
| 1.1 工艺内涵的演变 |
| 1.1.1 “工艺”词源考察 |
| 1.1.2 “工艺”的新内涵 |
| 1.1.3 本文讨论的工艺范畴 |
| 1.2 工艺的分类 |
| 1.2.1 分类依据 |
| 1.2.2 主要门类 |
| 1.3 理论支撑:农业国工业化理论 |
| 1.3.1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引入 |
| 1.3.2 催生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根基 |
| 1.3.3 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与传统工艺的关系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传统工艺问题的产生 |
| 2.1 自晚明始封建政府对手工业的打压和盘剥 |
| 2.1.1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扩大生产的钳制和打压 |
| 2.1.2 封建政府对手工业者加重摊派和勒索 |
| 2.1.3 手工业者反抗压榨与开明官吏求新求变 |
| 2.2 清中叶后封建政府对机器技术的重视和提倡 |
| 2.2.1 清政府鼓励创办近代机器工业的动机 |
| 2.2.2 全面推进机器工业发展:从军工到民用 |
| 2.3 传统工艺在双重压力下艰难生存 |
| 第三章 晚清传统工艺发展策略酝酿形成 |
| 3.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初探 |
| 3.1.1 经济价值:用传统工艺增进通商贸易 |
| 3.1.2 技术价值:用传统工艺补充机器技术促进生产与效率利用 |
| 3.1.3 知识价值:用传统工艺沟通实学与实业 |
| 3.1.4 社会角色价值:用传统工艺强化女性身份认同 |
| 3.1.5 文化价值:用传统工艺传承民族文化 |
| 3.2 清末“工艺新政”初步尝试 |
| 3.2.1 推行工艺教育,革新传统工艺传承方式 |
| 3.2.2 创办工艺局,改变传统工艺生产组织形式 |
| 3.2.3 征集工艺品出洋参展,拓宽传播渠道 |
| 第四章 北洋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继承延续 |
| 4.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调整 |
| 4.1.1 “循序渐进”的工艺思想 |
| 4.1.2 “以工代赈”的工艺主张 |
| 4.1.3 “全面改良”的工艺思路 |
| 4.2 相关工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
| 4.2.1 开展工艺调查研究 |
| 4.2.2 普设工艺传习机构 |
| 4.2.3 鼓励购用手工国货 |
| 4.2.4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 |
| 4.2.5 确立保护奖禁制度 |
| 4.2.6 普及推广工艺教育 |
| 4.2.7 北洋工艺政策的不足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现代探索 |
| 5.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深化 |
| 5.1.1 工商政学界关于手工业多重价值的讨论 |
| 5.1.2 手工艺价值探讨:工艺美术界的参与 |
| 5.2 国民政府复兴传统工艺的路径选择 |
| 5.2.1 构建传统工艺复兴的政策体系 |
| 5.2.2 探索行之有效的工艺发展新模式 |
| 5.2.3 次第开展复兴手工艺的行动计划 |
| 第六章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导的“手工艺运动” |
| 6.1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主导力量转变 |
| 6.1.1 先前的国内手工业团体 |
| 6.1.2 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政府支持下的社会服务团体 |
| 6.1.3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想的形成 |
| 6.2 传统工艺的工业现代化思想升华 |
| 6.2.1 召开成都手工艺集谈会 |
| 6.2.2 “建设性救济”工艺思路的集中展现 |
| 6.3 “国济”振兴传统工艺行动方案 |
| 6.3.1 建立分工兼合作的工艺组织体系 |
| 6.3.2 提供社会工艺思想交流平台—《手工艺》 |
| 6.4 形成了一个社会运动—手工艺运动 |
| 第七章 结论: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与借鉴 |
| 7.1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演变 |
| 7.2 传统工艺的实际变化情形 |
| 7.3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反思 |
| 7.4 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的借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设计与分析进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路线 |
| 1.4 研究的创新点和存在的难点 |
| 1.4.1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存在的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基础理论 |
| 2.1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相关概念 |
| 2.1.1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概念分析 |
| 2.1.2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特点 |
| 2.2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分析 |
| 2.2.1 二元要素为主走向五元要素并重 |
| 2.2.2 重视农村基层经济法律制度的治理作用 |
| 2.2.3 由行政法领域向经济法领域的制度重心迁移 |
| 2.3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法学理论基础 |
| 2.3.1 实质公平理论 |
| 2.3.2 社区发展权理论 |
| 2.3.3 生存权与发展权平等理论 |
| 2.3.4 农民权益保障理论 |
| 2.3.5 利益与利益机制理论 |
| 2.3.6 资源相互依赖理论 |
| 2.4 治理理论 |
| 2.4.1 统治、管理与治理 |
| 2.4.2 多中心治理理论 |
| 2.4.3 社会中间层主体理论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演变历程 |
| 3.1 建国初期(1949-1966 年):具备少量法律规则的行政命令式管理 |
| 3.1.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1.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1.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2 文革时期(1966-1976 年):缺乏法律规制的运动管理 |
| 3.2.1 农村基层治理概述 |
| 3.2.2 农村基层治理评价 |
| 3.3 恢复发展时期(1977-1989 年):逐步建立的基层治理法律规则 |
| 3.3.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3.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3.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3.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4 转型发展时期(1989-2000 年):行政法体系下的基层法制发展 |
| 3.4.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4.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4.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4.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5 稳定发展时期(2000-2012 年):经济法介入中的治理法律体系完善 |
| 3.5.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5.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5.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3.5.4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 |
| 3.6 新时代(2012 年至今):经济法框架下的基层治理五元规制 |
| 3.6.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概述 |
| 3.6.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价值理念 |
| 3.6.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建设取得成效 |
|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影响因素及演变规律 |
| 4.1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影响因素 |
| 4.1.1 金融要素的支持 |
| 4.1.2 技术要素的影响 |
| 4.1.3 政策要素的倾斜 |
| 4.1.4 土地要素的影响 |
| 4.1.5 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推动 |
| 4.2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演变规律 |
| 4.2.1 立法理念从―以农为本“到―以民为本” |
| 4.2.2 法律主体从单项权威到多元共治 |
| 4.2.3 治理方式从政府包办到自治、法治、德治协同 |
| 4.2.4 法制化效果从―以城带乡“到―城乡一体化” |
| 4.3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经验总结 |
| 4.3.1 重视法律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保障作用 |
| 4.3.2 重视村民自治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内生力量发挥 |
| 4.3.3 重视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堡垒作用 |
| 第五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现状分析 |
| 5.1 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现状描述 |
| 5.1.1 国家层面对农村基层经济治理制度的逐步重视 |
| 5.1.2 社会层面对农村社区组织化法律制度的逐步发展 |
| 5.1.3 个人层面对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 |
| 5.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问题分析 |
| 5.2.1 “治理缺位”: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新危机 |
| 5.2.2 “权能弱化”和“信任流失”: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新困境 |
| 5.2.3 基层治理转型中传统理念与实践模式的双重阻滞 |
| 5.3 服务导向下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困境的原因分析 |
| 5.3.1 压力型体制: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深层因素 |
| 5.3.2 法制悬浮: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制度因素 |
| 5.3.3 村民自治梗阻: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决定因素 |
| 第六章 国内外典型国家和地区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经验借鉴 |
| 6.1 国外典型国家农村基层治理制度介绍 |
| 6.1.1 美国:“城乡共生型”乡村小城镇 |
| 6.1.2 日本:“地方自治”建设现代乡村 |
| 6.1.3 韩国:“多元协作供给”的乡村治理 |
| 6.1.4 澳大利亚:“上下互动”的社区自助式治理 |
| 6.1.5 新加坡:政府主导的社区组织治理 |
| 6.2 国内典型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经验 |
| 6.2.1 江西省分宜县“党建+”乡村治理经验 |
| 6.2.2 广东珠海幸福村居建设经验 |
| 6.2.3 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治理经验 |
| 6.2.4 浙江省诸暨市新时代“枫桥经验” |
| 6.3 国内外典型国家及地区乡村治理的经验借鉴 |
| 第七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重点与趋势 |
| 7.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目标 |
| 7.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重点 |
| 7.2.1 重视农村经济法律制度的发展健全 |
| 7.2.2 重视治理依据的法律向转型 |
| 7.2.3 重视治理法制环境的市场化转变 |
| 7.2.4 重视农村多元纠纷的法治化解 |
| 7.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发展趋势 |
| 7.3.1 法律规则体系化 |
| 7.3.2 法律主体多元化 |
| 7.3.3 法治环境社区化 |
| 7.3.4 法制背景市场化 |
| 第八章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重点制度与重点立法设计 |
| 8.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经济法价值取向 |
| 8.1.1 注重实质公平正义 |
| 8.1.2 限制公权,保护农民权益 |
| 8.1.3 自由价值 |
| 8.1.4 绿色价值 |
| 8.2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基本原则 |
| 8.2.1 农民权益保障原则 |
| 8.2.2 规制适度原则 |
| 8.2.3 共建共治共享原则 |
| 8.2.4 最小限制和最大促进原则 |
| 8.3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的重点制度构建 |
| 8.3.1 稳定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法律制度 |
| 8.3.2 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自治制度 |
| 8.3.3 完善社会中间层组织治理的法律引导制度 |
| 8.3.4 建立健全乡规民约的软法规制制度 |
| 8.4 乡村治理法制化重点立法设计——《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的立法选择 |
| 8.4.2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宗旨与目标 |
| 8.4.3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总体思路 |
| 8.4.4 制定《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的立法框架拟定 |
| 8.4.5 《农村社区发展促进法》法律草案建议稿 |
| 第九章 结语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研究生在读期间学术成果与获奖情况 |
| 附录2 研究生在读期间参与研究的课题 |
| 致谢 |
（9）亳州市谯城区乡村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的背景 |
| 1.1.2 研究的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文献研究评价 |
| 1.3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的不足与创新之处 |
| 1.4.1 文章的不足 |
| 1.4.2 文章的创新之处 |
| 2 乡村治理的相关概念及历史演变 |
| 2.1 乡村治理的概念 |
| 2.2 乡村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2.2.1 民国初期乡村建设运动与乡土社会研究时期 |
| 2.2.2 “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村民自治研究时期 |
| 2.2.3 新乡村建设下的乡村治理研究时期 |
| 2.3 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沿革 |
| 2.3.1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主要模式 |
| 2.3.2 近现代乡村治理制度 |
| 3 加强乡村治理的现实依据 |
| 3.1 城乡之间的不平衡 |
| 3.1.1 城乡的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衡 |
| 3.1.2 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不平衡 |
| 3.2 新时代对三农的新要求 |
| 3.2.1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补齐农业发展的短板 |
| 3.2.2 农产品的供给从单体数量转向质量和数量并举 |
| 4 谯城区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
| 4.1 经济发展可持续不强 |
| 4.1.1 劳动力大量外流 |
| 4.1.2 产业结构单一 |
| 4.2 社会和谐不稳定因素增多 |
| 4.2.1 “空巢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问题突出 |
| 4.2.2 打牌赌博盛行 |
| 4.3 村民自治虚化 |
| 4.3.1 民主选举形式化 |
| 4.3.2 民主决策与管理不规范 |
| 4.3.3 乡镇党政对村民自治的不当干预 |
| 5 近现代乡村治理可借鉴的经验 |
| 5.1 梁漱溟与山东邹平乡村治理实验 |
| 5.2 黄溪村的振兴 |
| 5.3 南街村的集体经济道路 |
| 6 谯城区乡村治理的对策与建议 |
| 6.1 区政府主要任务 |
| 6.1.1 吸引知识精英返乡创业 |
| 6.1.2 建立新农村研究院,培养乡村治理人才 |
| 6.1.3 加强村党组织建设 |
| 6.2 乡镇政府的工作重点 |
| 6.2.1 推进土地适度流转及规模经营 |
| 6.2.2 加强农民的乡村文化价值认同感和技能培训 |
| 6.3 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措施 |
| 6.3.1 严格执行民主选举和管理 |
| 6.3.2 建设法治型村治模式 |
| 6.3.3 适度发展村集体经济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
| 1.2.1 概念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假说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假说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数据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数据 |
| 1.5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内容 |
| 1.5.3 技术路线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 |
| 2.2 农业部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
| 2.3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 |
| 2.3.1 基于宏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
| 2.3.2 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
| 2.4 农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
| 2.5 农户的适应性行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 2.6 文献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粮食主产区的气候变化趋势 |
| 3.1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
| 3.1.1 线性倾向估计 |
| 3.1.2 数据说明 |
| 3.2 气候变化趋势 |
| 3.2.1 中国粮食主产区气候变化趋势 |
| 3.2.2 水稻主产区气候变化趋势 |
| 3.2.3 小麦主产区气候变化趋势 |
| 3.2.4 玉米主产区气候变化趋势 |
| 3.2.5 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气象灾害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特征 |
| 4.1 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决策行为理论 |
| 4.1.1 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农户决策行为理论 |
| 4.1.2 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决策行为理论 |
| 4.2 调查区域与问卷设计 |
| 4.2.1 调查区域的选取 |
| 4.2.2 问卷设计 |
| 4.3 样本区域的气候变化特征 |
| 4.4 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特征 |
| 4.4.1 粮食种植户个体及家庭等特征 |
| 4.4.2 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 |
| 4.4.3 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气温、降水量变化对粮食种植户适应性行为的影响 |
| 5.1 家庭禀赋对粮食种植户适应性行为影响的理论分析 |
| 5.1.1 数理推导 |
| 5.1.2 理论解释 |
| 5.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3 变量均值的差异检验 |
| 5.4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粮食种植户的适应能力 |
| 5.5.2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5.5.3 模型估计结果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对粮农保护性耕作的影响 |
| 6.1 保护性耕作的内容与研究现状 |
| 6.2 研究假说 |
| 6.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5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极端天气事件对水稻种植户要素投入的影响 |
| 7.1 极端天气事件指标的测算 |
| 7.1.1 Z指数 |
| 7.1.2 高温热害强度指标 |
| 7.2 研究方法和模型设定 |
| 7.3 数据来源和变量说明 |
| 7.4 核算结果及分析 |
| 7.4.1 湖北水稻生长期的高温热害指数 |
| 7.4.2 湖北水稻生长期的雨涝灾害指数 |
| 7.4.3 方差分析 |
| 7.5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粮食种植户适应性行为的生产效应 |
| 8.1 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对粮食产出的影响 |
| 8.1.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8.1.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8.1.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8.1.4 稳健性检验 |
| 8.2 粮食种植户的适应性行为对化肥投入的影响 |
| 8.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8.2.2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论文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切实做好农业气象灾害的灾前预警工作 |
| 9.2.2 进一步完善气象灾害的事中服务及事后灾损定量评估 |
| 9.2.3 完善历史气象信息及数据,建立相关数据库 |
| 9.2.4 完善基本水利设施建设和水资源管理 |
| 9.2.5 增加农业科研投入,提高种子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
| 9.2.6 实行差异化激励政策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江西省农产品价格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论文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研究[D]. 胡鑫. 吉林大学, 2021(01)
- [2]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宁夏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D]. 杜慧彬. 宁夏大学, 2021
- [3]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4]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河南省为例[D]. 安晓宁.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01)
- [5]中外约章与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嬗变（1840-1937）[D]. 熊辛格.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7]晚清民国传统工艺发展策略研究 ——基于技术与社会转型语境的考察[D]. 武晓媛. 山西大学, 2019(02)
- [8]新中国成立七十年（1949-2019）农村基层治理法制化研究[D]. 张慧瑶. 华中农业大学, 2019
- [9]亳州市谯城区乡村治理研究[D]. 杨雨. 安徽农业大学, 2019(05)
- [10]粮食种植户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行为及其效应研究[D]. 高雪. 华中农业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