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浅谈广播节目中关于交流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赵子夜[1](202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表明中华民族历来是勤劳勇敢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同时积淀出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但在数千年的封建思想浸染下,传统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品在其内容上均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暴力、愚昧、迷信、色情等诸多封建落后因素。这些封建落后的思想异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中国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疏离的,必然要受到整饬与改造,使其纳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轨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随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文艺机构团体的建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传统文艺改造运动逐渐拉开帷幕。期间,中国共产党相继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分别对传统文艺的体制、艺人、内容进行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虽然在改造过程中也产生一定的问题,但总的来说,通过传统文艺的改造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了传统文艺的发展繁荣,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也进一步明晰了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理清了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坚定了“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党史学、艺术学、文学等知识,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分析法、交叉研究法等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背景、步骤、措施、作用、问题等进行综合研究,以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探索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历史规律,为当下文艺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和借鉴。具体来看,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背景、国内外学者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思路及及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同时对论文中所涉及的一些特定名词进行具体阐释。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该部分首先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列宁的文艺理论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三方面分别进行归纳分析,剖析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理论基础;随后对苏区时期和延安时期文艺改造的历史实践进行总结回溯,总结中国共产党改造传统文艺的实践经验;最后则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造的现实缘由进行系统分析,包括推进文艺现代转型、整饬伦理道德观念、重塑民族国家理想、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等等。第三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该部分主要对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为破旧立新,全面改造传统文艺所进行的铺垫工作进行系统地梳理与解构,包括对旧文艺机构的接管与改造、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与利用、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第四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该部分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首先对这一时期决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五五指示”及文艺整风运动这三个重要节点进行梳理分析,从宏观上描绘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路线。随后从“改制”“改人”“改剧”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的具体措施进行系统阐释解构,如从改革文艺管理体制、改革团体组织体制、改革团体管理体制三个层面对传统文艺体制进行彻底的变革;从思想改造、技能改造、形象改造三个层面实现传统艺人到文艺工作者的蜕变;最后从查禁反动有害的旧文艺、整理改造传统文艺和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三个方面实现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与利用。第五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该部分承接第四章,主要对“双百”方针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嬗变进行解构研究。其中,首先介绍“双百”方针的形成、出台,客观评价“双百”方针对传统文艺改造的影响。之后从传统文学、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音乐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第六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成果及经验。该部分首先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并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提炼总结。借此进一步明确今后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第七章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反思。该部分对传统文艺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文艺改造中的教训进行深度反思,为当下及今后中国共产党文艺发展的路线政策提供借鉴参考。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袁博[3](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认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郝明英[4](2020)在《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研究》文中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近年来有关网络直播方式的出现,对知识产权现有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网络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冲击,是本文要研究的主题。探讨网络直播技术发展中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完善,着作权是核心问题,本文以着作权法律关系的分析为研究视角进行系统论述。着作权法律关系包括了着作权保护的客体、着作权内容、着作权主体及归属等具体方面。通过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与阐释着作权法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一方面为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完善提供建议,另一方面也为网络着作权理论的剖析与完善提供基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本文采用法历史学、法经济学、比较法学等视角,综合运用历史考察法、实证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法律解释等研究方法对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的撰写思路主要分为三方面,一是从法律关系本身分析网络直播节目的着作权保护;二是从现有法律制度规定角度解释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问题;三是从应然角度分析如何发展与完善我国相关法律制度,以加强网络直播节目的着作权保护。具体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为基础理论分析,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的必要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网络直播节目,具体可分为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综艺直播节目和游戏直播节目。网络直播节目是指基于互联网技术,对体育赛事、网络游戏、综艺节目等内容进行现场拍摄、制作并实时发布于网络的画面和声音的组合。对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进行研究,是网络直播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有助于促进着作权法在网络环境下的完善。第二章为实证分析,即从立法、司法角度分析网络直播节目的保护现状,并结合现状分析网络直播节目目前面临的知识产权保护困境。就网络直播节目面临的保护困境而言,主要为网络直播节目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不清晰,目前包括了狭义着作权、邻接权、反不正当竞争等多个保护模式,在狭义着作权中还存在电影作品与类电作品、汇编作品、其他作品说等。其次,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存在多个问题,包括主体复杂、作品独创性定义及认定标准缺乏一致性、涉及作品类型认定标准模糊、权利救济规定混乱等。第三章主要从着作权保护客体角度分析网络直播节目,即分析作品定义及构成要件、独创性标准以及网络直播节目是否具有独创性问题的分析。本文认为独创性要求作品为独立创作,同时体现作者的选择与判断,判定某一智力成果的独创性,应以有无为标准,网络直播节目在创作中由作者独立创作,体现作者的个性与选择的,可认定其具有独创性。其次,分析目前相关作品类型的定义及构成要件,网络直播节目涉及的作品类型分析。本文认为与网络直播节目相关的作品类型为电影作品与类电作品以及邻接权中的录像制品,二者区分并不明显,这些作品类型的本质在于其由一系列连续动态画面组成。在着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建议将电影作品和录像制品统一定义为视听作品,删除制作手段、传播方式的限定,避免产生着作权与邻接权独创性高低的划分。第四章从着作权保护内容角度分析网络直播节目,即分析网络直播节目涉及的权利类型,明确各项权利控制的行为,进而分析网络直播节目的着作权保护可以归入何种权利类型。目前主要存在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兜底权利、广播组织权的讨论。我国着作权法中有关广播权的规定主要来自于《伯尔尼公约》,不能控制初始为有限传播的行为,广播权无法控制网络直播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是交互式传播行为方式,而网络直播节目的传播特点是具有单向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无法控制网络直播行为。广播组织权是广播组织对其广播节目信号所享有的权利,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其保护范围尚不能延伸至网络环境,亦无法对网络直播节目的传播提供保护。运用“其他权利”保护网络直播节目也仅仅是权宜之计,由于法律并未明确何种权利可以纳入兜底权利范畴,适用兜底权利会带来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应十分谨慎。第五章从着作权保护主体及权利归属角度分析网络直播节目。网络直播节目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了节目的制作者、创作者、传播者、表演者以及节目中单个作品的作者。分析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归属,需要结合我国法律制度的规定,综合考虑上述利息相关方发挥的作用。根据我国现行着作权法,网络直播节目的制作者应享有作品的着作权;根据着作权法第三次修改过程中的送审稿,网络直播节目的着作权归属应优先从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财产权由制片者享有。第六章为完善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的建议。在上述五章分析内容的基础上,明确网络直播节目知识产权保护应坚持的基本原则,以促进版权产业发展为重点考量因素,坚持技术中立、利益平衡原则,坚持法律制度的确定性。并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分析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的完善建议,从实然角度完善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司法保护,明确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独创性判断在于一系列连续动态画面是否具有独创性,并合理解释涉及传播的着作权内容。从应然角度完善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立法,一是完善作品的定义,明确作品独创性的标准。二是完善视听作品的定义及构成要件。三是明确视听作品的归属。四是完善有关传播权的定义及内容。
张慧玲[5](2020)在《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权开始接管上海,接管上海旧广播电台即属接管工作之一。上海人民政府通过对不同性质的广播电台采用不同的接管办法,顺利地完成了上海电台新旧性质的转换。其中原上海公营电台被没收,大部分私营电台依旧存在,私营电台的广播内容较之前却有所变化,教育与服务节目需占一定的比例,以配合国家建设等宣传。由于私营电台的商业性质,其经营管理与政府的管制标准存在差距。因此,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对私营电台进行改造,首先组织成立具有公私合营性质的联合广播公司;其次,上海人民电台对具有私营性质的联合广播公司进行收购,上海的电台由此改造完成。随着对电台管制步骤的推进,广播节目发生变化,沪剧播音时间随着私营电台的减少和广播周率的合并逐渐下降;另外,为配合社会主义的宣传,沪剧播音剧目中现代戏有所增多。所有电台改造完成后,上海的电台进入国营化时期,政府加强了对广播电台的管理。广播工作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尤其在大跃进时期、“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广播电台的政治色彩浓厚。沪剧播音节目也不例外,现代戏占主导地位,经典传统剧目或被积压,或被禁止播出。在“文革”前夕,诸多经典剧目甚至被归入“坏”节目行列,直接限制了沪剧题材的多样化发展,节目驱于单一,广播艺术呈现僵化的特点。在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广播工作的调整,促进了广播节目的开放。沪剧新剧目的创作、旧剧目的开放以及沪剧新人的培养,为沪剧播音提供了剧目与人才,广播电台亦为沪剧本身及艺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在沪剧播音繁荣景象的背后,由于受到电视媒体、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及听众收听爱好的变化等影响,沪剧播音开始出现了危机。新时期下,沪剧播音出现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局面。
董甜甜[6](2019)在《互联网时代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研究》文中提出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文化与精神层面的集中表达,是建立文化自信、展现国家形象的重要文化符号。互联网发展到了更高的阶段,则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全新的传播环境。利用互联网的传播优势,对中华元素进行数字化艺术传播,是新时代之下的顺势而为,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华元素作为研究主体的基本概念是立足于传统,建立在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必要的文化筛选基础之上的。从传统的根基、现代的传承和必要的文化抉择的基础内涵,到横向的物质层面和非物质层面,以及纵向的“优秀性”和“非异质”性的中华元素的基本范围,即完成了中华元素的概念的初步界定。此外,中华元素还应具有的“可提炼的符号性、民族精神的正面性和文化意蕴的整体性”的特质,这使中华元素的概念得到了更加清晰的界定。此概念界定不仅有利于对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庞杂而抽象的概念进行有原则的筛选,利于提炼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更是利于其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快速传播,避免出现对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歪曲的负面性。同时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中华元素的传播困境进行分析,并从中华理念的再生、传统符号元素的再生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互联网赋予传统文化的新生,也显示了互联网带来的更大机会。更高阶段的互联网时代,不仅实现了从“赛博空间”到全时空连接的数字化语境、从中心化发散型传播模式到“去中心化”网状节点传播模式的传播关系的变化,传受关系也从被动单向向互动双向的模式转变,受众权力也得到了极大解放。这些传播关系的变革成为了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的重要传播基础。此外,互联网时代也为中华元素的数字化传播创造了更大的优势条件:青年为主体的受众群体带来更广泛的传承力量;社交为导向的社群传播带来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强传播力;数据为核心的技术支持带来更全面和准确的科技支撑;移动媒介下的场景革命带来的更丰富更广阔的传播空间。同时,中华元素也在数字化艺术传播中,通过高程度数字化语境进行的传播环境再塑、多样化数字艺术形式实现了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弥合、数字化的国际传播语言的有效表达,以及高品质数字化艺术作品对民族文化内涵的精彩表达,实现了现代重塑。且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也在“文化自信”、文化产业、文化身份、海外传播四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传统文化“热度”的增加和互联网对传统娱乐行业的助推,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艺术传播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不论是电影工业的进步,还是文综类电视节目的崛起等,都是很好的证明。但也必须承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还属于初级阶段,对传统文化的内涵精髓与现代生活中的情感共鸣还没有找到准确的平衡点,传统与现代审美结合下的属于中华美学的视觉语言更是需要进行长期的探索。客观来看,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还存在目标受众缺乏传播培育和分层、数字化艺术作品的转译质量较低、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平衡、数字化艺术传播形态发展不均衡以及互联网适应程度较低五个方面的问题。当下的互联网时代,不论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介对人们生活的深入渗透,还是短视频、直播、移动客户端(APP)等新的传播形态的普及,这都为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不论是现实实践还是学术研究,都还没有对此给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因此,在互联网新形势下对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路径的研究则成为关键。研究先从传播者的“工匠之心”、接受者的“分众模式”以及把关者的高标准控制论述其数字化艺术传播的主体策略;其次,从现代的符号语言表达,沉浸式体验的文脉传承以及碎片化语境的快速获取等四个方面充分论述了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转译的策略;最后,提出以“可沟通”的传播语言跨越文化鸿沟、媒介融合背景下的高度一体化传播以及关注参与感的体验式互联网思维等五方面来全面构建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的新生态,以此来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进行行之有效的路径探索。不管怎么说,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的未来发展会拥有更高的国际传播水平、人工智能的亮点、更成熟的产业等美好的前景,但中西方信息传递的不对等、中华元素数字化艺术的把关难等难点也还将长期存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仍然是任重道远。研究的主要创新点:首先,对中华元素概念界定进行了一定的发展,认为必要的文化筛选是中华元素能够适应现代创新转化和在跨文化传播中构建国家形象的关键。其次,首次对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转译进行系统的研究,从凝练的符号语言表达;沉浸式体验中的文脉传承等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数字化艺术转译的原则和策略,这是数字化艺术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再次,首次提出以“可沟通”的传播语言来实现海外传播中的文化鸿沟的弥合。又次,提出以纵向型的“内驱型受众”和“培育型受众”对受众分类,结合横向型的本土和海外受众分类进行精准化传播,并要利用互联网的网状节点优势,构建自发成长型的传播结构。最后,首次立足于互联网更高的发展阶段,对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论述。这既是对此处研究严重不足的一次补充,也是在努力解决在面临互联网快速发展下的机遇和挑战——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该如何抓住机遇,并借助数字化艺术进行高效、高质地传播,同时能够拥有健康、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王鑫[7](2019)在《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文中研究表明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在文艺交流和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延安时期戏剧、电影、美术、音乐领域所孕育的艺术作品,在开拓了延安文艺形式、承载着延安文化精神的同时,形成了多元化本土艺术资源向世界传播的新方向;在文学实体的双向译介行为之外,延安时期扩展出了“文学旅行”或“观察笔记”等表现形式的“域外作家的延安书写”新路径;1940年代中期以来,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等延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域外学界收获了广泛传播与可观成果,进入了对外输出与域外研究的新高潮。故此,我们可以说,延安时期首次启开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双向、多元、平等的文学交流与对话的新历程。如今,对于世界文学范围的延安文艺形态的研究进行适当清理、重新反思与有效回应,是十分必要的。在文化文学的互动与交汇中,是时候重启对于延安文艺的跨时空与跨文化研究,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话语资源有所助益。本文呈“导言”,正文六个章节,“结语”等,分别讨论了“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延安艺术作品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域外作家在延安”、“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延安重要作家的域外研究”以及“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第一章,将延安时期取得的丰厚的文学成就放置在世界传播与研究的视野中作一概览,从总体上廓清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进程、特征及其所集中的问题。域外学界涉及译介传播与评论研究两大方面,结合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以详实的文献材料为基础,对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进行体系化的整理、归纳与简述。第二章,关于延安时期取得的多元的艺术成就,以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四大领域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情况为讨论对象,追溯现代以来各艺术领域的发展沿革,以及延安艺术作品在域外引发的反响。择取延安各艺术门类的典型成果作为域外研究的核心内容,诸如歌剧与电影形式的《白毛女》、延安木刻、《黄河大合唱》,力图挖掘延安艺术为世界所带来的新资源。第三章,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来延安的大批域外作家所创作的延安文本,及其触及并自觉传播的延安精神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时空的基本线索论述这批域外的延安文学作品,研讨其中蕴含的叙述主题与审美意味。通过域外观察者的延安叙述,映现出延安精神对其文学观与世界观的深层影响,以此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第四章,由于域外学界的丁玲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故而将丁玲的域外研究作为再研究的典型个案,分别论述域外丁玲研究中的“真实性问题”、“两极断裂论”与“情感研究问题”;着重讨论梅仪慈的丁玲研究,在意识形态话语与隐喻书写等方面的新发现;此外,以女性文学研究、作家传记研究与人文心理学研究为视角,力图开掘域外丁玲研究中的新可能。第五章,围绕域外学界对于延安重要作家赵树理与周立波的研究成果展开讨论。分析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下的赵树理,以及日本延安文艺研究的复杂境遇;并在“声音媒介”的传播方式与“文化自信”的执着守护中透视赵树理的文学态度。域外学界的周立波研究呈现出不同的评价趋向,针对农民语言与农民意识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强化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延伸。第六章,进一步从理论的层面对域外延安文艺研究进行反思与回应,讨论了“回心型”文学传统与文学“抒情传统”为延安文艺研究所带来的理论资源;进而从“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和延安文艺的“现代性”问题,分析域外延安文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最后,以“政治与文学二元论”的典型论调为反思对象,从关于文学创作与作者形象意义上的“崇高”概念,揭示出献身革命的延安作家在其自我崇高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并以此重构延安文艺所带来的积极的精神重生与文化重建价值。总之,对于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再研究,需要以关系研究为前提,辩证理解域外研究者的理论尝试与思维局限,反思学界为延安文艺与“政治话语”之间建立的必然关系,将延安文艺从“政治话语”的唯一背景中解脱出来,进而发现延安文艺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革命文化资源与现代性张力。
李彦冰[8](2019)在《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建、管、用”实践调研》文中认为“三农”工作始终是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对于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地域的差异导致发展的不均衡,如何保障农民均等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这是当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各级党委政府需要解决的难题。广播作为从建国以来就存在的公共文化传播工具,很好地保障了农民文化权益的实现,虽然几起几落,但目前依然存在较强的生命力。文章对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的基本概况作了介绍,围绕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管理、使用三个关键词,介绍了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建设脉络与管理举措,研究了湖南农村广播的运行模式与作用,具体表现在:湖南省在资金、体制、标准等多方面支持“村村响”发展,现如今已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平台与层级传播,在维护社会稳定、助力农民脱贫致富以及在应急事件中迅速传达相关讯息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运用了问卷调查法,历时两个月完成了“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受众调查问卷”,结合问卷调查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目前,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用户呈现出年龄偏大、学历和收入偏低的特点。同时,近一半的受访者不听或者很少收听农村广播,对农节目设置上也呈现出供需不匹配、播出时间不固定等问题。但“村村响”在以应急信息发布、播放频率、声音效果等方面运行情况良好。根据问卷调查,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发展现状。结合与湖南省广电局管理部门领导进行的实地调查、面访和问卷调查数据,研究还发现: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在“建设、管理、使用”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覆盖不均衡、管理不顺畅、投入资金有限、专业人才匮乏、评估体系不完善、节目内容单一、后期维护不力等。针对问题,文章提出:在建设方面,应该努力提升覆盖率、建设智慧广播、加强设备维护;管理方面,增强资金供给同时引入民间资本、聘请专业人才、完善管理制度;使用方面,在增强节目质量的同时应该加强与各地的联系等等建议。文章还尝试着给出了群众满意度量表,以对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加以优化和完善。
张咏絮[9](2019)在《论“十七年”视觉艺术作品中男性英雄形象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下无论是关于“十七年”艺术领域的研究还是关于男性形象的研究都已获得丰硕的成果,但其中仍存在诸多尚待丰富的研究内容,这就可以从研究角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出新的尝试与拓展。现有的对“十七年”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涵盖了文学、电影、戏曲、美术、建筑、音乐、舞蹈等门类,其中对于人物形象的研究多集中在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知识分子和中间人物等角度,并多存在于对传统文学文本的讨论和研究层面上,而对于男性形象的关注尤其是将其放入视觉领域的研究则较少;同时以男性气质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的领域多见于西方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对于国内视觉艺术的研究则更鲜有涉及。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了一套崭新的视觉体系和审美逻辑以示自身政权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然性。男性英雄人物则被赋予了书写这一历史话语的权利,既形成了毛泽东时代关于理想男性的视觉景观,又为解读这段历史的提供了新视角。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光聚焦于“十七年”视觉艺术(本文主要涉及电影和美术)中男性英雄形象,既打破了单一艺术门类限制的藩篱,又将男性形象尤其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形象作为研究主要内容。旨在借助男性英雄形象的建构来解读意识形态如何进入艺术,进而左右现实中男性形象的气质构建并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影响。这一时间维度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承前启后”的历史性,它既承继了三四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原则、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议精神,又为“文革”时期艺术的“三突出”原则埋下了伏笔。因此,本文将“十七年”视觉艺术中男性英雄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不以线性的时间作为索引,而是在具体问题的推进下抽茧剥丝,由历史文化语境到现象表征再到构建手段,层层展开论述。本论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从宏观的历史背景出发,揭示男性英雄形象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对具体类型的男性英雄形象内在特征进行分析;第三章作为第二章的延续,解答视觉艺术以何种手段将内在气质与精神外化为可视可感的形象,即分别从面相、服饰和表演三个维度展开;第四章将极致化“革命浪漫主义”的视听冲击来分析构建男性英雄形象的视听手段。第五章作为本论文的落脚点和研究该问题带来的现实意义,借以男性英雄人物进行过去和现在的双向对话与思考。因此,对“十七年”男性英雄形象的研究既是对这一历史时段的艺术研究的一次补充,也是对当下男性形象进行反思的一个契机。
浦晗[10](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指出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二、浅谈广播节目中关于交流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浅谈广播节目中关于交流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选题意义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1.5 基本概念界定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背景 |
2.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
2.1.2 列宁的文艺理论 |
2.1.3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文艺理论 |
2.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实践经验 |
2.2.1 苏区时期的文艺改造 |
2.2.2 延安时期的文艺改造 |
2.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现实缘由 |
2.3.1 协调继承发展,推进文艺现代转型 |
2.3.2 培育文化认同,整饬伦理道德观念 |
2.3.3 建立人民主体,重塑民族国家理想 |
2.3.4 强化宣传机制,巩固新生人民政权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准备 |
3.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及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3.1.1 中国共产党对旧文艺机构的改造 |
3.1.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理论的改造 |
3.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及影响 |
3.2.1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 |
3.2.2 第一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影响 |
3.3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3.3.1 中央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3.3.2 地方性文艺改造机构和团体的建立 |
第4章 中国共产党传统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及贯彻 |
4.1 中国共产党文艺改造方针政策的出台 |
4.1.1 改造的基本方向:第一届全国戏曲工作会议 |
4.1.2 改造的根本方针:“五五”指示 |
4.1.3 改造的思想纠偏:文艺整风 |
4.2 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体制的改造 |
4.2.1 改革文艺管理体制 |
4.2.2 改革团体组织体制 |
4.2.3 改革团体管理体制 |
4.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艺人的改造 |
4.3.1 思想改造 |
4.3.2 技能改造 |
4.3.3 形象改造 |
4.4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内容的改造 |
4.4.1 查禁反动有害旧文艺 |
4.4.2 整理改造传统文艺 |
4.4.3 创作社会主义新文艺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5.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5.1.1 “双百”方针的提出 |
5.1.2 “双百”方针的影响 |
5.2 “双百”方针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改造的继续推进 |
5.2.1 改造传统文学的推进 |
5.2.2 改造传统戏剧的推进 |
5.2.3 改造传统美术的推进 |
5.2.4 改造传统音乐的推进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及经验 |
6.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作用 |
6.1.1 确立社会主义的文艺体制 |
6.1.2 推动传统文艺的繁荣发展 |
6.1.3 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
6.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经验 |
6.2.1 文艺的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
6.2.2 文艺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6.2.3 文艺的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 |
6.2.4 文艺的繁荣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
第7章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及启示 |
7.1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问题 |
7.1.1 文艺改造教条化 |
7.1.2 文艺论争政治化 |
7.2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造的启示 |
7.2.1 尊重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
7.2.2 正确处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
7.2.3 坚持“双百”方针的正确引导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理论基础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无神论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一、论文概况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三) 研究综述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五) 创新与不足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一、“缠”与“放”之间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二、群体特征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结语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章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基础理论 |
第一节 网络直播与网络直播节目的演变 |
一、网络直播技术的发展及特点 |
二、网络直播节目的生成及特点 |
第二节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的必要性 |
一、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是产业发展的需求 |
二、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有助于促进法律体系完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实证分析 |
第一节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立法保护现状 |
一、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相关规定 |
二、网络直播节目相关法规规章 |
三、网络直播节目相关规范性文件 |
第二节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司法保护现状 |
一、体育赛事直播节目着作权司法保护现状 |
二、综艺直播节目着作权司法保护现状 |
三、游戏直播节目着作权司法保护现状 |
第三节 网络直播节目面临的着作权保护困境 |
一、网络直播节目知识产权保护路径不清晰 |
二、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现存问题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客体 |
第一节 作品的定义及独创性标准分析 |
一、作品的定义及其构成要件 |
二、独创性标准的界定 |
三、网络直播节目的独创性分析 |
第二节 视听作品的定义及网络直播节目作品类型分析 |
一、相关作品类型概念解析及有关国家规定 |
二、网络直播节目与现有作品类型之间的联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内容 |
第一节 传播权相关内容及比较分析 |
一、广播权 |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 |
三、广播组织权 |
第二节 网络直播节目涉及权利内容 |
一、广播权与网络直播节目 |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与网络直播节目 |
三、“其他权利”与网络直播节目 |
四、广播组织权与网络直播节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归属 |
第一节 视听作品着作权归属分析 |
一、有关国家视听作品着作权归属的比较 |
二、我国视听作品着作权归属的立法选择 |
第二节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归属分析 |
一、网络直播节目涉及利益相关方及其作用 |
二、我国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归属相关规定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完善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的建议 |
第一节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
一、以促进版权产业发展为重点考量因素 |
二、坚持技术中立原则 |
三、坚持利益平衡原则 |
四、保持法律制度的确定性 |
第二节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司法保护完善建议 |
一、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采用的法律解释方法 |
二、司法解释下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完善建议 |
第三节 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立法保护完善建议 |
一、关于作品定义的完善建议 |
二、关于作品类型的完善建议 |
三、有关权利归属的完善建议 |
四、有关传播权的完善建议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致谢 |
(5)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理论方法与史料来源 |
四、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接管与改造时期的沪剧播音(1949-1953) |
第一节 上海旧广播电台被接管前后 |
一、政府对旧广播电台的接管办法 |
二、旧广播电台被接管后的播音情况 |
第二节 私营电台改造时期的沪剧播音 |
一、从私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
二、私营电台改造完成之际 |
小结 |
第二章 政治运动频繁时期的沪剧播音(1954-1976) |
第一节 上海电台国营化初期的沪剧播音 |
一、广播工作的改进与沪剧播音 |
二、沪剧播音的回升 |
第二节 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沪剧播音 |
一、广播大跃进与沪剧播音 |
二、广播工作的调整与沪剧播音 |
第三节 “文革”前夕及“文革”期间的沪剧播音 |
一、“文革”前夕沪剧播音革命化 |
二、“文革”时期的沪剧播音 |
小结 |
第三章 市场化时期的沪剧播音(1977-1990) |
第一节 广播电台节目调整与改革 |
一、广播节目的改观 |
二、综合文艺节目的创办 |
第二节 沪剧播音与听众反映 |
一、沪剧播音剧目变化 |
二、沪剧播音新人辈出 |
三、听众收听爱好的变化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互联网时代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价值 |
二、研究现状 |
(一)研究现状综述 |
(二)研究现存问题 |
三、研究创新与不足 |
(一)研究主要创新点 |
(二)研究存在的不足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互联网时代的中华元素 |
第一节 中华元素的基本界定和传播困境 |
一、中华元素的概念界定 |
二、中华元素的范围界定 |
三、中华元素的特点界定 |
四、中华元素的当代传播困境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简述 |
一、传统互联网为基础 |
二、移动互联网为主流 |
三、“互联网+”的经济新形态 |
第三节 中华元素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化艺术再生 |
一、传统文化理念的再生 |
二、传统符号元素的再生 |
三、传统美学趣味的再生 |
四、传统民族精神的再生 |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中华元素在数字化艺术传播中的重塑与意义 |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下传播关系的变革 |
一、连接:从“赛博空间”到全时空连接的数字化语境 |
二、网状:从中心发散型到“去中心”化的网状节点传播模式 |
三、互动:从单向被动到双向互动的新型传受关系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下中华元素数字艺术传播的机遇 |
一、青年为主体的受众群体——最核心最广泛的传承力量 |
二、社交为导向的社群传播——多层次多维度的强传播力 |
三、数据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更全面更准确的科技支撑 |
四、移动媒介下的场景革命——更丰富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数字化艺术传播对中华元素传承的现代重塑 |
一、环境再塑:高程度数字生存语境构建当代传播环境 |
二、文化弥合:多样化数字艺术形式跨越海外传播鸿沟 |
三、有效表达:国际性数字传播语言彰显中华元素魅力 |
四、重焕光彩:高品质数字艺术作品传承民族文化内涵 |
第四节 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意义 |
一、“文化自信”的战略要求 |
二、文化产业的市场驱动 |
三、“文化身份”的内在诉求 |
四、海外传播的现实需要 |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现状 |
第一节 中华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的传受关系 |
一、艺术创造的多样传播者 |
二、艺术接受的广泛受众者 |
三、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关系 |
第二节 新媒介环境下中华元素数字艺术传播的主要形态 |
一、蓬勃发展的数字游戏 |
二、稳步推进的电影艺术 |
三、新兴崛起的电视综艺 |
四、其他类型的传播形态 |
第三节 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存在的问题 |
一、目标受众缺乏传播培育和分层 |
二、作品数字化艺术转译质量较低 |
三、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不平衡 |
四、数字艺术传播形态发展不均衡 |
五、互联网的适应性和主动性不足 |
第四章 互联网时代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的创新路径 |
第一节 数字化艺术传播的主体策略 |
一、传播者的“工匠之心”:传统文化与现代美学的和鸣 |
二、接受者的“分众模式”:横向之本土和海外受众与纵向之内驱和培育型受众细分 |
三、把关者的高标准控制:数字化艺术传播的规范化建设 |
第二节 中华元素的艺术传播内容的数字化转译 |
一、现代:凝练的符号形态语言表达 |
二、吸引:沉浸式体验中的文脉传承 |
三、便捷:碎片化语境下的快速获取 |
四、故事:多样化叙事讲述中国故事 |
五、交互:新技术支持下的情景互动 |
第三节 数字化艺术传播的新生态建设 |
一、以“可沟通”的传播语言与“他者”对话 |
二、建设媒介高度融合下的立体化传播矩阵 |
三、深度运用重视参与感体验的互联网思维 |
四、综合多层次多维度的数字艺术传播形态 |
五、构建政府引导下全民参与的微传播热潮 |
第五章 中华元素数字化艺术传播的未来发展 |
第一节 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的趋势 |
一、中华元素的国际化传播水平更深入和广泛 |
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的融合应用成为新亮点 |
三、中华元素传承下的商业和产业化程度更高 |
第二节 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现存难点 |
一、跨文化传播中的数字化信息传递的不对等 |
二、警惕互联网新媒介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消解 |
三、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的现实把关难度大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致谢 |
(7)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第一节 选题的价值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成果 |
第一节 延安文艺的世界译介与交流概观 |
一、延安文艺作品在世界的译介情况 |
二、本土作家与延安文艺的世界传播 |
第二节 延安文艺在世界的研究概况 |
一、延安作家作品在世界的研究成果 |
二、海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情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延安艺术在世界的传播与研究 |
第一节 延安戏剧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戏剧的发展与变革 |
二、域外作家笔下的延安戏剧 |
三、杰克·贝尔登笔下的《白毛女》 |
四、德克·博迪笔下的歌剧《白毛女》 |
五、歌剧《白毛女》在世界 |
第二节 延安电影在世界 |
一、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沿革与变迁 |
二、抗战电影的域外传播 |
三、域外电影人在延安 |
四、延安电影的发展 |
五、《白毛女》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第三节 延安美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美术事业发展 |
二、中国美术作品的早期域外传播 |
三、抗战木刻在世界 |
四、中国革命木刻对日本的影响 |
第四节 延安音乐艺术在世界 |
一、中国共产党音乐事业的发展 |
二、《黄河大合唱》的域外传播与接受 |
三、延安革命歌曲在世界 |
四、延安音乐思潮对日本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域外作家在延安 |
第一节 书写延安的域外视点与研究现状 |
一、书写延安的三个维度 |
二、域外延安书写的研究现状 |
第二节 美国作家的延安书写 |
一、第一阶段:1936-1939 |
二、第二阶段:1939-1949 |
第三节 其他域外作家的延安文本 |
一、其他域外记者的延安文本 |
二、其他国际友人的延安文本 |
第四节 不同时空下的域外延安书写 |
一、各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域外书写 |
二、延安时期前后的域外书写 |
第五节 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化意蕴 |
一、域外延安文本的创作背景与文化缘起 |
二、域外延安文本的文学与文化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从延安走向世界的丁玲 |
第一节 丁玲作品研究与译介述评 |
一、丁玲的创作与本土研究述评 |
二、丁玲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第二节 域外丁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 |
一、真实性问题:作者与人物 |
二、两极断裂论:文学创作“转向” |
三、情感研究:政治追求与爱情追求 |
第三节 梅仪慈的丁玲研究 |
一、“意识形态”再认识及其局限 |
二、“冲击—反应”论的移植和再造 |
三、“隐喻”书写:疾病与空间 |
第四节 域外丁玲研究的其他可能 |
一、女性文学研究与丁玲小说研究 |
二、作家传记研究与丁玲的政治生涯 |
三、人文心理学研究视角下的丁玲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重要延安作家的域外研究 |
第一节 赵树理研究在世界 |
一、赵树理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海外赵树理研究的主要话题 |
三、日本“人民文学”视野中的赵树理 |
四、“听觉”与“声音”媒介视野下的文学传播 |
五、作为“文化自信”守护者的赵树理 |
第二节 周立波研究在世界 |
一、周立波作品的域外译介与研究概况 |
二、域外周立波研究的不同趋向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引发的反思与回应 |
第一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
一、“回心型”文化与延安文学 |
二、“情本体”与“抒情”传统 |
第二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损耗”与局限 |
一、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 |
二、“现代性”复杂而单一的面孔 |
三、文化差异与接受误区 |
第三节 域外延安文艺研究的思考与回应 |
一、“政治与文学二元论”与“冲击—反应”论 |
二、“想象的共同体”与“崇高” |
三、“崇高”与崇高化自我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建、管、用”实践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 |
1.2.2 国外研究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
1.3.2 研究方法 |
1.4 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1.4.1 研究思路 |
1.4.2 创新点 |
第2章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基本情况 |
2.1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建设脉络 |
2.1.1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前身 |
2.1.2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发展 |
2.2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管理举措 |
2.2.1 统一思想落实资金投入 |
2.2.2 细分责任建立长效机制 |
2.2.3 规范标准分级规划建设 |
2.3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运行模式 |
2.3.1 县级播控中心 |
2.3.2 乡镇广播站 |
2.3.3 村组广播室 |
2.4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作用 |
2.4.1 解决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
2.4.2 对农节目助力精准扶贫 |
2.4.3 应急广播保障群众安全 |
第3章 基于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受众反映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 |
3.1 调研问卷设计 |
3.2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用户情况 |
3.2.1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用户性别比例均衡 |
3.2.2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用户中老年居多 |
3.2.3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用户学历普遍偏低 |
3.2.4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用户收入较低 |
3.3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收听情况 |
3.3.1 近半数被调查者不爱听广播“村村响”节目 |
3.3.2 “村村响”节目内容与受众需求存在较大偏差 |
3.4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运行情况 |
3.4.1 应急信息发布较及时 |
3.4.2 日常播放频次偏少 |
3.4.3 音质音效效果良好 |
第4章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存在的问题 |
4.1 建设方面 |
4.1.1 网络覆盖不均衡,覆盖率有待提升 |
4.1.2 事业体制为主导,公益属性亟待强化 |
4.2 管理方面 |
4.2.1 资金缺口较大,财政问题突出 |
4.2.2 缺乏专业人才,管理队伍薄弱 |
4.2.3 评估体系欠缺,评价指标单一 |
4.3 使用方面 |
4.3.1 节目内容单一,供给需求失衡 |
4.3.2 设备易损易坏,后期维护不力 |
第5章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的优化建议 |
5.1 加强“村村响”的前期建设 |
5.1.1 提升传输网覆盖率 |
5.1.2 建设智慧广播平台 |
5.1.3 加强设备售后维护 |
5.2 优化“村村响”的中期管理 |
5.2.1 多渠道引入资金流 |
5.2.2 打造专业人才高地 |
5.2.3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
5.3 规范“村村响”的后期使用 |
5.3.1 提高对农节目质量 |
5.3.2 加强对外学习交流 |
5.4 构建群众满意度指标体系 |
5.4.1 群众满意度指标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及具体因子 |
5.4.2 制定切实可测的群众满意度量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受众反映调查问卷 |
致谢 |
(9)论“十七年”视觉艺术作品中男性英雄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 |
二、文献综述 |
三、研究思路 |
四、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十七年”视觉艺术中男性英雄形象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 |
第一节 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 |
一、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
二、一元化的思想改造 |
三、政治运动中的视觉艺术 |
第二节 文艺思潮与文艺理论为塑造英雄形象定调 |
一、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人民性”的探讨 |
二、从题材规划到“三结合”的创作方法 |
三、从“创造新的英雄典型”到“典型性”的探讨 |
第三节 外交环境的风云诡谲 |
一、苏联文艺思想与男性英雄形象建构之关联 |
二、清算好莱坞电影所带来的事实上的悖论 |
第二章 “十七年”视觉艺术作品中被神化了的主要男性英雄形象类型 |
第一节 英雄主义形象: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
一、革命英雄与男性气质的天然联系 |
二、身份的转换:从普通农民到革命者 |
三、崇高的“身体”:肉体的受难与精神的道德化 |
四、性爱的遮蔽:从革命伴侣到去性化 |
第二节 劳动模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英雄 |
一、从现实走向艺术:劳模艺术呈现的动因 |
二、从苦难走向幸福:劳模艺术形象的演变 |
三、现代化景观下的劳动身体 |
第三章 意识形态规训下的男性英雄形象的构建手段与悖论 |
第一节 面相:微观政治 |
一、中国“面相术”视阈下的完美男性面孔 |
二、苏联影响下的“社会主义新人”面孔 |
三、从天然的面容到意识形态的面具 |
第二节 服装:权利外衣 |
一、干部装:政治身份的象征 |
二、军装:坚定意志的标记 |
三、工装:被模糊了的性别意识 |
第三节 程式化的红色表演美学 |
一、模式化的英雄神态 |
二、戏剧化的肢体动作 |
三、革命化的英雄气质 |
第四章 极致化的“革命浪漫主义”视觉冲击与被夸张的画面语言 |
第一节 单一化的构图与强烈的色彩对比 |
一、公式化与表现形式单一的构图 |
二、光线运用中的阶级性倾向 |
三、夸张的暖色调与强烈的色彩对比 |
第二节 镜头与场面调度 |
一、苏联式的蒙太奇处理 |
二、为革命主题服务的场面调度 |
三、特写镜头与“富有阶级特征的脸” |
第三节 来自各种声音中的政治询唤 |
一、革命化的音乐主旋律 |
二、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歌词、对话与独白 |
第五章 对“十七年”视觉艺术中男性英雄形象构建的反思 |
第一节 意识形态与男性形象的塑造与博弈 |
一、被限制的想象力:单一的审美标准 |
二、强化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社会主义男女同化” |
第二节 男性英雄形象的现状与当代审美价值 |
一、阴柔男性气质的“霸屏”:对男性形象女性化的反拨 |
二、被消费的“男色”:改写“十七年”时期男英雄形象 |
三、寻找“荷尔蒙”:重建男性英雄气质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专着、科研成果 |
致谢 |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南戏学术史的存在事实与研究的学理依据 |
二 南戏学术史的研究现状与治史范式 |
三 南戏学术史的叙史范畴 |
第一编 学术之“势”:南戏在现代学术整体中的进路与呈现 |
第一章 传统至现代的滥觞:从“一个失去的环节”到近代研究范式的初建 |
第一节 蓄意的空白:古代南戏研究巡礼 |
一 双重的枷锁:视为“小道”的戏曲与“重北轻南”的曲学思维 |
二 空白的生成:片面、破碎而单一的古代南戏学术史 |
第二节 剧变与契机:学术语境的现代转型与南戏研究的近代化转向 |
一 调试与顺化:经学的退席与晚近的学术转关 |
二 价值的重估:“小说界革命”与民间通史文艺社会价值的凸显 |
三 社会到学术: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与民间文艺学理价值的发掘 |
四 底色与分化:民俗学背景中生成的近代南戏研究 |
第三节 学人与学科:第一代戏曲学人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初建 |
一 大家之师:吴梅的曲体研究与现代南戏学谱的编织 |
二 以治经法以治曲:姚华的曲本考订与南戏辑佚之风的肇始 |
三 史述与“现代性”:王国维的戏曲史书写与近代南戏研究范式的生成 |
第二章 剧学中的意义凸显: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与研究的专门化 |
第一节 双向的体认:戏曲艺术成就的世界认同与学术价值的专学化 |
一 “整理国故”运动的发起与通俗文艺研究的深入 |
二 海外演出的热潮与传统戏曲的世界性认同 |
三 现代戏曲教育研究机构的建立与专业学术期刊的创办 |
第二节 内向的搜求:剧目曲文的辑佚与的南戏学科肌理的构建 |
一 从青木正儿到郑振铎:姚华之后的践行者 |
二 钱南扬、赵景深与冯沅君:南戏辑佚三大家 |
三 宗志黄与“休休”:学案中遗落的重要缺页 |
第三节 外向的理路:“印度戏剧输入说”的生发与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一 默转潜移的学术语境:晚近佛学的复兴到中印比较文艺研究的兴起 |
二 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文化移动论”的建构至“印度水路”的描绘 |
三 专门化的另一条路径:“输入说”的衍化与现代南戏史述模式的完型 |
第三章 “一元”与“多元”:二十世纪下半叶研究的转型与重构 |
第一节 政治与文艺:戏剧及其研究发展进程中的二次蜕变 |
一 政治主体性的逐渐渗透:从“革命文学”的论争到左联的文艺理论实践 |
二 被立定的方向:《讲话》的发表与文艺对政治范畴的体认 |
三 转变的酝酿:戏曲创作与批评方式的变革与第二次的研究转向 |
第二节 “坚守”与“失落”的临界:《琵琶记》大讨论的因果及学史意义 |
一 “讨论”的起因:遗产价值的阐述与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求 |
二 对学术主体性的坚守:“大讨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 |
三 无力抗争的学术失落:从短暂的高峰向政治一元化的滑落 |
第三节 对传统的追忆与解构:新时期的学科发展与理念更迭 |
一 历史的回溯:传统、系谱与学术共同体 |
二 后现代的逻辑:交叉、解构与多元化 |
第二编 史述之“度”:南戏学术概念及范畴的历史言说 |
第四章 “格局”与“视角”:史着中的南戏书写 |
第一节 “格局”的映现:文学史中的南戏 |
一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确立的过程与最初的标尺 |
二 政治修辞与模式固化:“十七年”及之后文学史中的南戏 |
第二节 “视野”的表达:戏曲史中的南戏 |
一 从青木正儿到周贻白:“文”史与“剧”史的胶着与渐进 |
二 专题与视角:通史的分野与多元化的视阈 |
第五章 自我范畴的确认:关于南戏史的研究 |
第一节 南戏形成之时间:史料解读方式变化而导致的差异与“前移” |
一 “古于北曲”的模糊推定 |
二 “徐说”与“祝说”的择取 |
三 “酝酿期”的折衷与兼容 |
四 “宣和、淳熙之前”的推移与假设 |
第二节 南戏源起之地点:“一点”与“多点”的争执 |
一 “温州源起说”的渊源及确立 |
二 “多点起源说”的提出与争议 |
第三节 南戏艺术之源头:众说纷纭的迷雾 |
一 宋杂剧说 |
二 诸宫调说 |
三 傀儡戏说 |
四 民间剧曲说 |
五 宗教仪式说 |
第四节 南戏的发展与流变:一度失去的“中间” |
一 元代南戏研究的误区与纠正 |
二 南戏声腔流变研究的停滞与发展 |
第五节 南戏历史的下限:界断的难明与合法性的质疑 |
一 以元明代季更迭为界限 |
二 以创作主体的身份为依据 |
三 以昆剧的兴起为标志 |
四 “演进期”的界限代替 |
第六章 “史述”与“名定”:“史述”中的称谓释读与南戏学科概念的嬗递 |
第一节 碎片下的逻辑:古人对南戏名称的记载及其背后的概念认知 |
第二节 分蘖式的关联:南戏名称的近代审视与南戏概念的立体化重构 |
第三节 整合中的正名:辨证中的概念群集与南戏学科意义的完全形成 |
第三编 审视之“维”:现代南戏研究的空间与层次 |
第七章 研究的“基本面”:作为文献的南戏 |
第一节 剧本文献的发现与南戏史研究的深入 |
一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流回及其文献价值 |
二 南戏地方戏文本的发掘与新的研究视点 |
第二节 曲谱、曲选的发掘与南戏辑佚的进展 |
一 《九宫正始》、《寒山堂曲谱》的发现与戏文辑佚的阶段性完成 |
二 明曲选的整理、刊行与新时期的南戏辑佚 |
第三节 文物形态的泛起与研究领域的再延伸 |
一 现代文史研究中的文物传统与戏曲文物学的先声 |
二 刘念兹等人的田野工作与南戏文物概念的成型 |
三 文物视阈下南戏研究领域的延展及分化 |
第八章 表演的形态与场域:作为舞台艺术的南戏 |
第一节 传统曲学的末梢:以“曲唱”为主体的音乐研究 |
一 吴梅的曲律研究与古典曲学“音乐性”的传承 |
二 从“曲律”到《曲体研究》:吴梅的学脉与南戏曲体研究的系统化 |
第二节 从“场上”到“舞台”:现代剧场理论的介入与“舞台艺术”概念的成型 |
一 学人的剧场实践与现代南戏“演剧”研究的萌生 |
二 “排场”与“作场”:传统知识体系中南戏演出形制的解读 |
三 西方剧场艺术视阈下“舞台艺术”概念的确立及研究的发展 |
第九章 “日常”与“非日常”的空间:作为社会结构与行为的南戏 |
第一节 向上的路标:上层建筑“机能”的解读与社会结构中的南戏 |
第二节 向下的指针:南戏研究向“民间立场”的回归与内化 |
一 溯源与回归:“民间性”话语的内置与研究理念的民俗学回摆 |
二 田仲一成笔下的祭祀与演剧:南戏与乡村组织及民俗行为的同质化 |
余论:南戏学术史的形态与研究的“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文及参与课题 |
附录一 :南戏研究发展年谱(1913-2012) |
附录二 :百年南戏研究文献索引(1913-2012) |
后记 |
四、浅谈广播节目中关于交流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艺的改造研究(1949-1956)[D]. 赵子夜. 吉林大学, 2021(01)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4]网络直播节目着作权保护研究[D]. 郝明英.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5]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D]. 张慧玲.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互联网时代中华元素的数字化艺术传播研究[D]. 董甜甜. 东南大学, 2019(05)
- [7]世界视域中的延安文艺[D]. 王鑫.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8]湖南农村广播村村响“建、管、用”实践调研[D]. 李彦冰. 湖南大学, 2019(07)
- [9]论“十七年”视觉艺术作品中男性英雄形象的建构[D]. 张咏絮. 上海大学, 2019(02)
-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