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大改组内阁

一、智大刀阔斧改组内阁（论文文献综述）

黄蓝紫^[1]（2020）在《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二战后至今是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经过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此前建立起来支撑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英国职前教师教育也在各种社会压力下开始转型。通过相关政策的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历经强调规模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发展阶段,在培养目标、模式、标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成效显着。同时,战后英国独特的两党交替执政模式,以及政党、政府、职前教师教育机构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导致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彰显着政治和利益属性。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切入视角,研究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推动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一方面可以丰富对英国教师教育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宽了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研究视野,这对我国职前教师教育的改革具有一定借鉴意义。鉴于此,本研究力求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理论视角,以政党交替为纵向划分依据,结合公共政策学的横向分析框架,对不同历史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剖析,以探究政策的阶段性议题和影响政策形成的内外动因。同时,通过梳理政策变迁的轨迹与总结其特征,分析导致政策变迁的利益博弈,进而归纳出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的特点,提出对我国的启示。具体而言,本研究基本观点如下。第一,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经历了强调数量扩张、突出质量与能力、注重标准与专业、追求卓越四个阶段。二战后至1979年的“共识政治”时期,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主题是强调数量扩张。英国政府通过颁布《麦克奈尔报告》、《罗宾斯报告》和《詹姆斯报告》扩大了职前教师教育规模,提高了职前教师教育学术地位,确立了职前、入职和在职教育一体化的培养路径。20世纪70年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受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和教师专业化运动的影响,英国政府通过颁布多个政策,拓宽注重实践的师资培训途径,制定能力本位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设立多个职前教师教育督查机构,进而确立了质量与能力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同时,中央政府逐渐加强对职前教师教育的控制,鼓励职前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市场化竞争。1997年新工党执政后,处于世纪之交的英国在“第三条道路”的指导下致力于提高基础教育标准与质量。为此,新工党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合格教师标准、拓展合格教师准入途径等政策确立了注重标准与专业的职前教师教育政策主题。2010年后,联合政府确立了培养“卓越教师”的发展方向,通过《培养下一代卓越教师》白皮书、《2012教师标准》和《卓越教师标准》的颁布实现了培养目标和培养标准的卓越化。第二,1944至2015年,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内容从注重理论和数量转向注重实践和能力;从教师教育自治转向中央问责制;从注重能力转向基于标准;从基于标准转向追求卓越。导致政策发生上述变化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职前教师教育的掌控者:政府;职前教师培训权的争夺者:高等教育机构、中小学;自身利益的维护者:教师。此外,不同执政党、教师与中央政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与中小学之间的利益博弈直接导致了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的变迁。第三,通过探讨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博弈,不难发现,实现职前教师教育整体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即构建职前教师教育领域多元平衡的发展格局。首先,应当倡导职前教师教育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中介机构、职前教师教育机构和中小学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同配合。其次,追求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持续开发针对不同生源、多机构共同参与的教师培养模式。最后,实行职前教师教育生源选拔的多元化。

江霞琴^[2]（2020）在《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建构 ——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1996-2001）》文中研究表明1996-2001年的日本大部制改革是日本继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美国主导下民主改革后的第三次意义重大的行政改革。日本此次世纪交替之际的大部制改革是在国际、国内双重压力下应运而生。在国际背景下,原来“1府22省厅”的省厅体制面临着老龄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压力;在国内背景下,日本政治、经济、社会和其他环境因素发生了变化,使得现有体制弊端日益显现,中央省厅改革重组势不可挡。除此之外,政府过度限制市场经济抑制经济发展趋势使得国民对政府功能提出质疑,要求政府放宽限制释放企业竞争活力,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因此,此次大部制改革不仅仅局限于机构改革即中央省厅的重组,还包括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塑等。改革的宗旨是将政策决策形式由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转变,改革中央省厅结构,形成大部门体制,尽可能避免权力分散、政出多门等弊端的泛滥,实现追求精干小政府的目标,并且改革了诸多相关制度与之配套。鉴于我国与日本有着类似的行政背景和历史轨迹,探究日本大部制改革的潜在逻辑,总结改革经验,为我国机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启示。1996-2001年,日本通过进行大刀阔斧的中央省厅改革,最终构建了“1府12省厅”的大部门体制,成为发达国家中拥有最精干中央政府核心机构的总体架构,改革取得了显着成效。本文立足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整体性政府理论来研究日本大部制改革的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的建构。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来阐述日本大部制改革的功能调适与结构优化两大内容,并从整体性政府理论来看日本大部制改革是如何建立结构性协同机制和程序性协同机制从而构建了整体政府。论文研究的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是介绍论文的写作情况,包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中日学者对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的情况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第二章是梳理日本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根据不同的时段将其分为战后初期在美国领导下的民主化改革、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以分权为导向的改革、泡沫经济崩坏时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第三章是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以及目标指向。外部行政生态的变化以及日本政府机构内部的官僚系统腐化是推动日本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两个背景因素。通过实现发展型政府转型和建立协同机制来构建整体政府是日本此次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指向。第四章是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中的功能调适即如何建构程序性协同机制。主要分析日本政治体系中的过程功能:政策决策、政策咨询、政策执行、政策公开、政策完成等五项功能的完善,推动政策协同,从而达到“决策、执行、监督”互相分离且彼此制衡的目的。第五章是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中的结构优化即如何建构结构性协同机制。主要分析日本中央机构与机构、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职能界限的调整与规范,从而完成政府职能向“市场监管、经济调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转变。第六章是对日本大部制改革进行评价、反思以及在日本大部制改革中整体政府建构的中国启示。日本大部制改革获得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具体实现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也是值得总结的。基于对日本大部制改革的整体评价进而分析日本大部制改革是何以建构整体政府的,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日本大部制改革中整体政府建构的中国启示。

邱松^[3]（2020）在《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 ——以三井、三菱财阀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日本财阀作为军国主义的经济支柱,是近代对外侵略战争中的重要推手和参与者之一,更是战争的最大获益者。由于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集中体现了日本财阀的切身利益,致使其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服务;也正倚靠日本财阀的鼎力相助,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才得以成行,且愈演愈烈。此过程中的财阀尤其以三井、三菱的情形最为典型。从追溯两财阀的发家史可知,明治时期两财阀的初具规模以及大正时期的壮大膨胀是与近代军国主义的发展壮大紧密联系的。两财阀积极地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战前积极地参与到日本当局的内政外交中去,策动了对外战争的爆发,战时更是通过提供军需物资、掠夺占领地的战略物资等方式,不遗余力地为军国主义的一次次对外扩张服务;同时,军部法西斯势力把持下的日本政府成为财阀垄断资本的保护伞,大发战争横财的两财阀也为其日后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军国主义服务。如此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日本走向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道路。昭和时代前期,作为军部法西斯势力与日本财阀深度结合的中国战场上,更是将二者的关系推向顶峰。

陈小迁^[4]（2019）在《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冷战后乃至20世纪中后期以来,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并充分发挥治理能力是世界各国所追寻的主要发展目标。海湾君主制国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巴林、阿曼）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起于20世纪初期沙特现代民族国家建立。随着石油财富的涌入以及60、70年代英国殖民者逐渐退出海湾地区,各酋长国的治理任务也由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向发展和完善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历经数十年发展,海湾君主制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治理成果,它们大多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民众富足、社会康乐。然而,在繁盛表象之下,海湾诸国的国家治理正处在十字路口之上,旧有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越发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以往积累的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引发了诸多治理矛盾。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只有坚定推进国家治理变革,切实提升治理能力,解决遗留的治理顽疾,持续推进国家发展,才能应对新时期的多重挑战,辩证地抓住利好机遇,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治理理论学派众多,至今尚无普遍认可的理论范式。鉴于此,本文以客观情况为基础,站在国家层面的治理视角,采取国家发展史与治理理论相互结合的方法,从20世纪初期以来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演进历程出发,探讨并总结符合海湾诸国国情的治理模式、成果、问题及转型路径。为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本文选取沙特阿拉伯和巴林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为研究中心,文中仍然会少量涉及并论述海湾君主制国家共有的治理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构建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四个方面,并且治理演进与变革受到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影响。因此,本文共分七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正文由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治理变革机制五章所构成,以求对沙特与巴林的国家治理问题进行体系性地研究。导论阐述了研究缘起、中外学术史、论文研究方法、治理理论辨析及研究框架,并且对20世纪以来的沙特与巴林国家治理演进脉络做简要梳理,以明晰它们的国家治理发展阶段和重要历史事件。结语部分首先判析了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治理模式,并且分析了新时期沙特、巴林国家治理的变革情况,存在的改革悖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等。第一章探究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问题,分别从国家治理的政治制度、权力核心构成、协商民主与立法权力、治理的行政体系与能力四个方面,对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体系构建及问题加以阐述。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政治治理体系较为完善,关键在于治理效能较为低下,制度性矛盾与传统治理观念限制了政治治理的高效施行。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沙特阿拉伯、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经济治理问题,涉及海湾国家的经济治理特征、国家与市场关系、国家经济治理战略这三个主要问题,着重阐述了它们的经济治理基础、成果、问题及未来变革方向。在国家主导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市场的治理地位较低且能力较弱,无法实现国家与市场的协调发展,导致海湾君主制国家经济治理的执行力、顺应力及市场活力均有明显的不足,需要着力调整。第三章以沙特阿拉伯与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社会治理为主题,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湾诸国中社会结构的演变及特征,对沙特和巴林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关系的变化情况,特别是“食利契约”下的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机制的现状及问题加以探讨。此外,本章还就海湾君主制国家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妇女权利、社会整合、贫富差距、部落认同、个体诉求、移民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体系性工程,需要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调整社会治理政策,捋顺社会与国家及各群体间的关系,解决社会发展矛盾。第四章以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的宗教文化治理为研究中心,对海湾君主国的宗教文化治理加以分类,并且概括分析各自的治理特征,对多种思潮冲击下的官方宗教文化治理政策及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予以探讨。文中认为,沙特和巴林对于非官方宗教文化群体严格管控的治理手段,加大了民众的逆反情绪,加之海湾地区什叶派的跨国教派认同,以及伊斯兰复兴主义甚至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引发了沙特、巴林等国宗教文化治理方面的多重矛盾与冲突,威胁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稳定。第五章分析了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从20世纪初期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治理演进的动力机理,认为经济、文化及政治因素是治理发展的内部动力,海湾君主国的治理变革风潮具有传导效应,同时变革的方向与速度受到地区大国的严格管控。此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促进”政策使海湾君主制国家承受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压力,但出于铁杆盟友关系,美国对海湾君主国采取了与其他中东国家“区别对待”的保全政策。总体而言,沙特、巴林等国家的治理演进中存在变革与停滞、体系性改革与局部性改革、精英引导与民众行动等七组关系。概而言之,本文以国家治理的四个构成要素以及治理嬗变的影响因素为研究焦点,选取沙特阿拉伯与巴林为典型研究对象,在梳理半个多世纪以来影响海湾君主制国家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发展的一系列事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起分析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框架,试探性地总结并评价海湾君主制国家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同时为其治理变革找寻出路。

张言芳^[5]（2019）在《拉吉夫·甘地从政时期的功过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关于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的研究,目前主要有印度本国的一些人物传记和研究,主要是从积极方面来研究拉吉夫·甘地。还有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主要是美国学者的研究。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在利用收集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1984年—1989年）的政策和取得的成绩,对拉吉夫·甘地进行总体的评价。论文通过分析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的政策来展开研究,主要是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文化方面。印度的政党政治在印度研究领域是一大热点,尼赫鲁家族对印度的管理也有大批学者进行研究,有关贾·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而关于拉吉夫·甘地的研究相对较少。此为选题主要原因。拉吉夫·甘地是贾·尼赫鲁的外孙,英·甘地夫人的儿子,是尼赫鲁家族的第3位总理,印度独立后的第8届政府总理。拉吉夫·甘地生于1944年8月,1980年10月2日公开宣布积极从事政治。他执政时间较短,只有5年,即1984年10月30日至1989年11月。1991年5月21日遇害。执政初期稳定了国内由于英·甘地遇害而爆发的危险局势,任内期间改善中央与地方邦之间的关系,减缓地方宗教冲突,积极发展经济,尤其重视计算机软件的发展,为其后任者拉奥总理大刀阔斧地经济改革奠定基础,对今日印度获得软件大国的称号功不可没。

那文鹏^[6]（2019）在《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及其产业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经济发展的助力器。20世纪70-90年代,迅猛发展的印尼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促使印尼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然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断了印尼的工业化进程,印尼制造业自此以后出现相对衰退的现象。具体而言,印尼制造业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等方面的重要性,较之以往明显下降。这种在人均收入和工业化水平较低时出现的制造业衰退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引发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的原因颇多,其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如亚洲金融危机引发资本外逃、国际大宗商品繁荣诱发“荷兰病”、自由贸易水平提高导致区域竞争加剧。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国内的政经环境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危机诱发政治危机,印尼由威权体制过渡为民主体制,改变了制造业发展的长期环境;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印尼国内的劳动力、资本和物流等生产成本快速上涨,高成本经济削弱了印尼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围绕高端制造业的产业竞争逐渐加剧,但印尼受限于自身薄弱的技术能力和短缺的高素质劳动力,难以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面对日益严重的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印尼政府出台了大量的产业振兴政策,最终形成了长短周期互为补充的政策框架,以图重振印尼制造业的往日雄风。根据印尼政府的规划,印尼将于2025年建设成为工业强国,同时成为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印尼政府致力于推动优先产业集群发展、建设经济走廊和工业园区、推动临港制造业发展和改善营商环境,不仅为印尼制造业复苏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为中印（尼）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光润^[7]（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说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肖建东^[8]（2018）在《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历经了从预备仿行立宪、君主立宪到共和宪政的全面展开等重要历史阶段,这个过程波澜曲折,最终归于失败,留下了及其深刻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从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的角度对汤化龙一生的宪政思想与宪政实践进行系统考察,总结其丰富的宪政经验,尤其是借鉴他失败的深刻教训,为当代中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服务,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深远。在汤化龙早年时期,正值清末新政和预备仿行立宪时期,家庭、旧学、仕途与国家危难、维新思潮的综合作用促使他留学日本,深受日本君主立宪的影响,撰写了《议会论》,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成为坚定的君主立宪派骨干。汤化龙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回国,他利用担任湖北咨议局议长的身份,在湖北乃至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君主立宪运动,并在保路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中冲锋陷阵,非常激进,却在绝望中收场。在清末国会请愿运动中绝望的汤化龙恰逢武昌首义爆发,毅然转向共和革命,积极参与组织武昌首义和推动辛亥革命向全国发展,在制定军政府条例与共同制定《鄂州约法》中成就斐然,为民国初年的共和宪政做了非常重要的铺垫。在民国初年,汤化龙全力投身于全新的共和宪政事业,醉心于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先后担任共和建设讨论会会长与民主党、进步党、研究系的党魁,同时还先后担任北京临时参议院的副议长和民初第一届国会两次常会的众议院议长,全面创建了“国家重心力”理论与“调和论”宪政思想,在创建共和宪政与运行共和宪政方面努力奋斗。在保卫共和宪政方面,汤化龙始终冲在前面,他领导进步党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率领研究系骨干帮助段祺瑞粉碎了张勋复辟,两次参与再造共和宪政。依据“国家重心力”理论,他把创建共和宪政的希望先后寄托在袁世凯和段棋瑞身上,但袁世凯不走共和宪政正轨,段祺瑞政府却抛弃了汤化龙,而他的“调和论”理论与实践也遭到了南北各方势力的反对,最终陷于“四面楚歌”的地步,最后被国民党人暗杀。本文的结论:在近代中国宪政道路的选择及其演变中,汤化龙适应各时期宪政的需要,先后依据君主立宪思想、“国家重心力”与“调和论”的共和宪政思想,积极促进各时期的宪政建设,是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的激进派与骨干力量,其积极进取的精神与积累的各种宪政经验都可为后人做借鉴。他始终热衷于西式宪政的形式,对中国的国情虽有一定的认识和关注,但这种关注严重不够,导致西式宪政因不合乎国情而不断流产,他本人也为社会多方面所不容而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惨遭暗杀,教训极其深刻。

杨楠^[9]（2017）在《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基于1947年《国家安全法》的颁布而建立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主要负责研讨美国外交和国家安全相关政策。伴随时间推移,这一机制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重要性日益凸显,并从最初单一的政策论坛最终发展成为涵盖国安会正式会议、国家安全顾问、国安会幕僚以及国安会委员会四部分的立体化结构。尽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重要诱因之一便是冷战的外部压力,但其却不能被单纯理解为冷战的产物。从表面上看,在冷战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安会的组织架构始终处于看似无迹可寻的剧烈变动之中,然而实际上,这种变动是美国政策精英群体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管理理念间进行取舍的集中体现,其存在着明显的线索。本文试图利用美国政府大量原始解密档案,并借鉴相关的研究成果,追溯从杜鲁门政府到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轨迹,探究造成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制演变的主要动因,并试图解释这种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鉴于美国国安会至今都占据着美国国家安全机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厘清其发展脉络,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该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实质,进一步深入理解美国政府国家安全决策产出的进程,为我国国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路径和方略。本文在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理论、政府管理学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理论等学说的基础上,对美国官方的揭秘文档进行总结和分析,最终试图说明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尽管国安会系统在整个冷战时期的架构和机制不尽相同,但其运作理念却始终摇摆于“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模式之间。而1947年《国家安全法》对其的模糊描述是造成这种窘境的重要原因;其次,美国决策层对外部冷战环境的评估和感知、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对国安会的塑造以及“第三方”监管集体对国安会机制的影响是造成美国国安会始终处于变动的三大因素;最后,后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斯考克罗夫特”国安会运作模式实际上是在“统筹-协调”与“咨议-顾问”两种国安会运作理念间寻求的一种“动态平衡”。由于蕴含在国安会内部的机制困境并未得以解决,因此虽然“斯考克罗夫特模式”的持续时间较长,但其在本质上仍是十分脆弱的。

周武^[10]（2017）在《张元济研究》文中认为张元济生于1867年,死于1959年,一生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历史时期,几乎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他没有宣言,没有旗号,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甚至也不屑于对自己的选择做任何皇堂的解释,但他开明、稳健,富于识见又长于办事,在激进与保守两极对峙的历史夹缝中适宜地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数十年如一日把商务印书馆从一个简陋的小印刷厂提升到全国最大的出版社。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亦从清翰林转变而为现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他的名字标志着中国出版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有关张元济的研究,近三十多年来颇受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相关论着层出不穷,单是他的传记就已出版了 20余种,至于散见于报刊的各类文章更多达千篇以上,但由于受资料和视野所限,有关他的研究仍存在不少被忽略或未及深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已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论断或细节需要重新检视。有鉴于此,本文力避重复性论述,而选取他学行与志业生涯中若干重大且尚未引起重视或需要重新检视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专题研究,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张元济研究应有的内涵,从而更全面、立体地彰显张元济这一“存在”的独特性及其意义。全文除序引、结语和附录外,主体部分由六个专题研究组成,每个专题一章。第一章综论张元济的学思历程及其毕业志业之所在,并分析他在变乱纷扰的年代领导商务印书馆取得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第二章探讨张元济在五四前后的时代大潮中的依违进退之道,以及这种依违进退之道给商务印书馆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第三章从《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中选取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及股东会历次会议上提出的21个议案逐一进行整理、点校和笺释,藉此展示张元济的另面,即他作为一家大型文化企业的领导者的识见、能力、智慧和良知;第四章以上海市档案馆新公布的张元济与日本友人及公私藏书机构来往书信为核心史料,并参酌其他相关史料,重新梳理张元济1928年日本访书始末及随后复杂的借影交涉过程,进而阐释此次访书在近代中日书籍交流史上的多重意义;第五章依据相关当事人的档案、日记、书信及书籍广告等史料,对张元济终身抱憾的《国藏善本丛刊》从创议、选目、摄照到最后宣布停刊的全过程做了详尽的考索和钩沉,还原出一段尘封已久的书林往事;第六章以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张元济致傅斯年信和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张人凤父子所藏傅斯年致张元济信相互比勘,并稍作诠释,从而再现出张、傅两代学人之间过去鲜为人知的学术交往,以及因这种交往而带动的商务与史语所之间的紧密合作。文末附录《商务印书馆董事会议录整理稿》系根据本人所藏《商务印书馆档案抄件》中的相关内容整理点校而成。张元济自始至终参与商务董事会的运作,并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因此,这部整理稿对了解和研究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价值,故附录于此,与正文相互参证。

二、智大刀阔斧改组内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智大刀阔斧改组内阁（论文提纲范文）

（1）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建构 ——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1996-2001）（论文提纲范文）

（3）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 ——以三井、三菱财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4）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5）拉吉夫·甘地从政时期的功过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6）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及其产业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论文提纲范文）

（10）张元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智大刀阔斧改组内阁（论文参考文献）

• [1]二战后英国职前教师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D]. 黄蓝紫.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功能调适、结构优化与整体政府建构 ——日本大部制改革研究（1996-2001）[D]. 江霞琴.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4)
• [3]日本财阀与军国主义的关系研究 ——以三井、三菱财阀为例[D]. 邱松.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海湾君主制国家现代国家治理多维研究 ——以沙特阿拉伯、巴林为中心[D]. 陈小迁. 西北大学, 2019(01)
• [5]拉吉夫·甘地从政时期的功过评价[D]. 张言芳. 云南大学, 2019(03)
• [6]印尼早熟型去工业化问题及其产业政策研究[D]. 那文鹏. 厦门大学, 2019(08)
• [7]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8]汤化龙宪政思想及其实践研究[D]. 肖建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9]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1947-1987）[D]. 杨楠. 浙江大学, 2017(12)
• [10]张元济研究[D]. 周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7)

标签：张元济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