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三年,中国学到了什么（论文文献综述）
石钊千[1]（2021）在《中越各自咖啡出口贸易对比分析》文中认为21世纪以来,世界咖啡企业星巴克、雀巢等纷纷在云南普洱建立咖啡生产基地,向其他国家提供咖啡生豆原料,因此,人们逐渐把视线转移到国产咖啡豆的生产和贸易上来。在中国,由于纬度和光照条件的限制,咖啡生产几乎局限于云南省和海南省,年产量不高,对我国的经济贡献率较低。而同时,在我国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越南,现今在世界上越南咖啡生产量及出口量居第二位,且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的咖啡主产区在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出口贸易却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文章对中越两国各自的咖啡出口贸易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得出适合中国咖啡产业发展的政策和建议。总体来讲,以中国和越南两国各自的咖啡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深入研究了当前中国和越南两国咖啡出口贸易的现状。研究方法结合了文献分析法、统计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法。同时运用了经济学理论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资源禀赋理论,并对相关的咖啡贸易以及出口贸易对比分析的文献进行研究并整理,形成了后文中对中越两国咖啡出口竞争力以及贸易潜力的测算。从部分来看,首先对当今世界咖啡出口贸易现状进行了阐述,接下来对两国咖啡出口贸易的规模、市场进行了对比。越南的咖啡生产量和出口量均为世界第二,而相比较来说,中国咖啡的产量和规模较小。其次,运用SWOT分析法,分别优势、劣势、机遇以及威胁四个层面对中国和越南各自咖啡出口产业进行对比分析,深层剖析了两国在咖啡出口贸易上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得出了两国均面临着咖啡出口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威胁并存的结论。接下来,利用国际上常用的贸易竞争力指标进行计算,包括出口贡献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国际市场占有率,通过对两国各自的出口贸易指标进行对比,进一步明确两国在当前国际咖啡出口市场上的地位,也能看到两国间存在的差距和未来发展的趋势。同时,在这一章节最后,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这一指标对中国和越南的咖啡出口相似度进行了计算。根据计算结果得出,当前两国在咖啡出口上在的相似度指数几乎为0,即两国之间的竞争性较低。第六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首先,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针对可能会影响中国与越南咖啡出口贸易的因素,利用计量经济学软件stata14.0,通过构建OLS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选择了2005年——2019年与中国和越南进行咖啡贸易的62个国家,其中不包括战乱国家以及咖啡净出口国,数据类型为面板数据。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和越南对各贸易国的咖啡出口额,并根据两国的具体情况设定了解释变量,中国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双边GDP、双边人口、双边人均收入、中国咖啡消费量、中国咖啡产量、中国是否实行“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贸易国是否为WTO成员国这10个;越南回归模型的解释变量包括双边GDP、双边人口、双边人均收入、世界咖啡总出口量、越南是否加入WTO以及贸易国是否为WTO成员国这9个。通过分别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和越南两国的咖啡出口总额均受到本国GDP、贸易国GDP以及贸易国人均收入的正向影响,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咖啡的出口起到促进作用,越南加入WTO后,咖啡的出口贸易额增加。接下来,根据所得出的关于中国和越南各自的回归方程测算了62个国家所属的贸易潜力类型,本文将贸易潜力类型划分为三类,分别为潜力潜在型、潜力开拓型和潜力成熟型,根据测算结果看出,中国拥有较多潜力潜在型的贸易对象,越南拥有较多潜力开拓型的贸易对象,同时,越南对各贸易国的咖啡出口比中国咖啡出口更为成熟。最终,根据已得出的结论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咖啡产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其目的是充分利用相关积极因素,向越南学习相关的经验,包括提高咖啡的产品生产率,以及咖啡文化交流等,以此来促进中国咖啡贸易发展,并为我国带来更大的收益。
车明[2]（2021）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尽管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致力于打造一个公平、开放、稳定的国际贸易体系,但是由于各国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存在分歧且现有多边贸易组织（如WTO）无法对各国贸易政策施加强有力的约束,使得各国均有可能对本国贸易政策进行调整,而外界无法准确预知其贸易政策是否会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仍然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阻止本国经济下滑,这样的状况引起了全球各界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普遍忧虑。这种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并未随着各国经济的复苏而逐步缓解,反而在近几年中愈演愈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后,坚持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挑起与其它国家的贸易摩擦。除美国外,日本将韩国排除出贸易优惠“白名单”,同样引起亚洲内部国家间贸易分歧,由于英国“公投脱欧”,欧盟贸易政策环境变得疑雾重重,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爆发也提升了潜在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导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提升的各个事件中,中美贸易摩擦无疑和中国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势必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宏观经济运行间的关系,亦能为评估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提供一定依据。本文的第一章内容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等内容。第二章的文献综述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不确定性的内生性研究和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四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并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简要评述。接下来,本文从两个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自身的特点展开研究,其中第三章对三种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式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优的测度方式,为后文的相关研究内容奠定基础;第四章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宏观经济波动的内生响应还是外生冲击,为后文的理论建模方式提供指导。而后,本文分别从模型和实证的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其中第五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构建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开放DSGE模型模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并探讨其传导机制;第六章基于模型分析结果和现实情况构建冲击约束集,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最后,第七章对前文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关可行性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工作主要获得了以下几点结论:（1）结合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基本事实对三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法进行比较后发现,就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基于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幅度的“关税测量法”无法准确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利用“随机波动率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会将已经提前告知的关税波动也计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中,且未能识别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出现的不同商品关税税率反向变动造成的抵消效应;通过对报纸进行文本分析构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两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且丰富的时变性质还能够体现一段时期内经贸关系紧张与缓和的交替变化。（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内生性识别结果表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会因为正向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而下降;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受到冲击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动方向不确定,因此可以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原因而非结果。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的解释力度较强,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对经济波动具有相对重要的影响。此外,对借助工具变量寻找到的唯一解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具有明显右偏和厚尾的非正态分布特点。（3）在构建异质性开放DSGE模型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基于哈佛大学经济复杂性数据库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所提供的中国2017年进出口产品级数据发现,在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和来源国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新的关税,会使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上升2%左右。此外,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分析发现,非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进入率为9.70%,出口企业年平均出口市场退出率为12.78%。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将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即投资、消费、就业和产出等均出现不同幅度的下降,且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产生的“下行效应”约占总效应的30%至40%。在传导机制分析中发现,新厂商进入与在位厂商退出是产生本文基准模型脉冲响应结果的核心传导机制,此外,名义粘性、商品偏好、消费习惯和投资调整成本均会对脉冲响应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4）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发现,在受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后,反映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宏观景气指数出现一个“驼峰状”的负向偏离;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负面影响最大。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景气指数的解释力度在冲击出现之后的前5期中逐步上升,并在长期中稳定在高位;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社会消费品总额同比增长率和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解释力度都超过了20%。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时变分析表明,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宏观景气指数的脉冲响应相对稳定,但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在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的具体指标方面,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在短期内迅速下降,而后逐步回升,并未体现出“先逐步下降,后逐步回升”的特点;和其他两项指标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峰值出现较晚,且具有一定的长期效应;进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值呈现出明显的先上升后下降的特点,且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变动幅度明显增大。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并未像大多数文献那样将关注点集中在微观层面,重点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国际影响大的特点,选择将注意力集中在宏观层面,重点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产生的影响。（2）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面,本文并未直接指定某种特定的方法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是结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的客观事实对“关税测量法”、“不确定性指数法”和“随机波动率法”这三种测度方式的准确性进行分析与比较,并选择最符合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基本事实的方式去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变化。（3）在理论模型方面,本文结合新进入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大贡献且其自身也具有较高进入率与退出率的基本事实,在建模分析过程中通过引入新企业进入与在位企业退出机制,将市场外潜在进入企业的经营决策也纳入本文模型的分析框架内。同时为了让模型设置更加符合中国现实,本文根据中国企业级数据对不同类型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进行校准,并基于中国进口产品级数据估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进口商品平均税负变化情况,让数值模拟结果更具现实意义。（4）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并未直接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视为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外生冲击,而是尝试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和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其次,在实证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时,本文基于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结果构建符号约束,同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构建叙事法约束,并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同时施加符号约束与叙事法约束进行冲击识别。
赵永斌[3]（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淦雄[4]（2021）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金融危机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在不断地成长。近年来,在全球贸易化日益增强的情况下,逆全球化思潮在不断地成长,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问题对全球的治理体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发展新的契机,但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景下,这种诉求面临严峻的挑战。各国政府为了应对逆全球化思潮,纷纷加强了“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干预。以特朗普政府为例,如对外宣布美国退出TPP、力促制造业“回流”、增加贸易保护措施、掀起中美贸易争端。随着中国进口贸易以及工业制成品受到的市场冲击日趋强烈,当面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冲击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质量变化研究显得十分有意义。本文首先主要整合了近些年有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产品质量的文献,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理论、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等。然后分析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的作用机制效应可能有——“产品信心效应”、“投资决策效应”、“技术溢出效应”、“质量升级效应”,结合上述两个理论和四个效应总结得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有显着负向影响的假设。再者从UN COMTRADE DATABASE、WORLD BANK等数据库,鉴于嵌套Logic模型的Khandelwal方法,测算出2012-2019年中国对进口来源国的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建立以固定效应为基础的模型,带入计算得出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相关的变量数据,经实证得出以下的结论: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受到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当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的质量将会下降,并且每上升一单位不确定性指数,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会下降3.8%。经文献整理后发现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因素可能有——进口来源国人均GDP、最惠国关税、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TBT贸易技术壁垒措施数量以及是否签订FTA双边贸易协定。本文对此进行了实证,得出了进口来源国人均GDP、TBT贸易技术壁垒、是否签订FTA双边贸易协定对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呈正向影响。而最惠国关税、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呈负向影响。在保证本文的完整性和严谨性,本文加入以“单位价值法”测算质量的方法来进行稳健性分析,发现以“单位价值法”测算质量的方法同样得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呈显着负向影响。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本文利用墨西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工具变量来对其进行处理,发现墨西哥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呈负显着影响,这保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后将工业制成品分成了中间品、资本品、消费品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中间品质量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最大,资本品和消费品影响较小。最后提出了本文的政策建议。世界各国应当坚决抵制“逆全球化”思潮,第一,大力发展产品质量规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出口国,在进口贸易的发展上同样不能落后,大力发展进口贸易将会是未来我国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向。第二,加大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权。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逾二十年,要发展自己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分量,增大中国在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主导权。第三,加强与主要贸易国经济交流。第四,加强与世界主要经济合作组织的交流。第五,严格规范进口产品质量检测,提高进口产品检疫标准。以上政策对中国的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升级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傅一苹[5]（2021）在《文化产品补贴规则研究》文中认为数字化是当今最具特色的时代背景,它以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方式作用于国内、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其影响下,文化产品较之其他产品范围更广、程度更深、速度更快地被改造为无形,或者自诞生之初即为无形,愈发呈现为服务。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方式的特殊性、公共物品属性及文化属性,连同其数字化背景下的特殊性,使得国际社会成员产生以下合法政策目标:通过“激励技术进步——增强比较优势——增进贸易、提高文化部门生产率”作用机制来增进文化产品贸易、发展文化产业及数字经济,提供文化领域公共物品,保护和促进文化。补贴由于较少劣势（更少贸易限制）与较多优势为前述合法政策目标所必需。国际法视角下的文化产品补贴规则分为两类:贸易协定中的补贴一般规则;文化公约中的补贴规则,以及贸易协定中专门但不够系统的文化产品补贴规则。既有贸易协定规制文化产品补贴的路径大致分为三条:不特殊对待文化产品补贴;排除文化产业在协定之外;承诺清单中限制文化产品补贴国民待遇。然而,三条路径下的补贴规则皆没有适度关注文化产品特殊性,进而没有适度考虑补贴实施国基于特殊性产生的合法政策目标,只知规制具有贸易扭曲作用的补贴,不知合理豁免追求合法政策目标者,因此皆不适应特殊性,需另辟路径构建适应特殊性的补贴规则。贸易协定适应产品特殊性、关切非贸易价值具有正当性,补贴特殊规则对适应文化产品特殊性有实质贡献且不可替代,加之负面影响可控,使得以补贴特殊规则适应文化产品特殊性成为必要。欧盟、美国分别主导缔结的贸易协定在规制理念上共同趋向文化关切与贸易自由的平衡,在规制路径上共同趋向通过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来平衡,使得以补贴特殊规则适应文化产品特殊性变得可行。“数字”“无形”“服务”皆乃数字化背景下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将其置于数字产品或无形产品这一全新概念之下,并适用全新的数字产品贸易规则似乎更与时俱进。但一方面,目前以电子商务章节为代表的数字产品贸易规则主要规定了贸易自由,几乎不涉及贸易管制,相应地,几乎不存在适用于贸易管制措施（含补贴）的规则,无法从中搜寻文化产品补贴规则并思考其完善;另一方面,既有专门的文化产品补贴规则主要存在于服务贸易规则下,将文化产品置于升级或拓展的服务这一概念之下,便于分析既有补贴规则与文化产品特殊性的不适应,然后借各贸易协定下完善服务补贴规则的契机,构建适应特殊性的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的构建以服务补贴规则的完善为契机并蕴于其中,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综合考虑补贴的贸易扭曲作用与合法政策目标以分类补贴并分别规制,允许那些合法政策目标足以平衡其贸易扭曲作用者例外或豁免;另一方面,以透明度、必要性与合比例性规范补贴的实施。数字化背景下的文化产品与数字产品存在广泛交集,这种现实映射到法律中,表现为文化产品与数字产品贸易规则的交叉。由于专门的文化产品贸易规则（含本文构建的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主要存在于服务贸易规则下,因此,前述交叉是服务与数字产品贸易规则交叉的一个缩影,需要妥善处理二者的重叠适用问题,明确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优先适用于数字文化产品贸易。长远来看,出于发展数字经济的需求,国际社会成员将强化对文化产品“数字”特殊性的考虑、淡化对其文化属性的考虑,要求产品及信息流动的渐进自由化,作为一种贸易管制措施的补贴将逐渐失去用武之地。相应地,文化产品贸易管制与贸易自由规则此消彼长,作为贸易管制规则的一种,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终将消失。与内国推动构建国际层面的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并行的,是利用补贴实现提供文化领域公共物品,保护和促进文化,增进文化产品贸易、发展文化产业及数字经济之后,应该让其逐步退出。在此情形下,补贴内国法历经与既有国际规则的协调、与本文构建的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相一致两个阶段之后,最终应建立补贴逐步退出机制,以从容因应数字化背景下产品及信息流动的渐进自由化。
罗彪[6]（2021）在《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法律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自从我国进入WTO以后,传统的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对我国的作用不那么明显,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手段作用越来越小,为了寻求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在此背景下,新型的技术性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登上历史舞台。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越来越严峻,特别是农产品出口遭遇的绿色壁垒,面对的检测项目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严格苛刻。由于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我国农产品出口国际市场越来越困难,给农产品出口企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因此,突破绿色贸易壁垒问题刻不容缓。本文在探讨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和特征、相关国际规则和表现形式。通过大量地搜集数据,客观地分析了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得出了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是发达国际利用国际环保法律的漏洞而实施的高标准的绿色环保要求,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同时,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平的落后,也是造成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之上,针对我国当前农产品面临的出口困境,提出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特征和表现形式对农产品贸易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和剖析,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角度,提出我国农产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建议。这将有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突破绿色贸易壁垒,同时也将不断完善我国绿色环境标准法律制度,给农产品生产创造一个绿色健康的生产环境,推动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保障国民的绿色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柯露[7]（2020）在《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沿线国家间跨境投资活动往来日益频繁。“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产业结构也多呈相融互补之势,这为我国扩大对外投资、深化区域分工协作提供了有利契机。由于各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难免造成投资合作的过程中各国及其投资者间的分歧与争议。“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间的国际投资争端不同于一般国际投资争端,沿线各国并未悉数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彼此间既未形成欧盟这样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也没有如“美-墨-加”长期稳定地达成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投资争端通常仍借助于政治解决（协商与调解、外交保护）、司法解决（国内司法救济、国际法院救济）以及仲裁解决机制,主要表现为申请ICSID或WTO仲裁、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签订双边及多边投资条约等方式解决。然而,现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仍存在覆盖不全面、仲裁与诉讼成本高、管辖权冲突、缺乏上诉机制、透明度不足、裁决结果不一致等问题,无法有效地适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不利于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构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势在必行。作为WTO的成员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我国创设国际商事法庭并签署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奠定了基础;在坚持利益平衡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手段多元化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比研究并借鉴WTO、ICSID、NAFTA/USMCA以及欧盟投资法庭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经验,以国际商事法庭为依托、亚投行等其他机构的配合下设立专门的“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期制定行之有效的预防、磋商、调解、仲裁、诉讼、上诉、执行等具体程序,通过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间解决投资争端的双边、多边条约,去构建符合“一带一路”时代特色、有效化解纠纷矛盾的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贾瑞哲[8]（2020）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各国越来越重视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研发补贴成为WTO主要成员支持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普遍采取的手段。研发补贴政策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合法性和在实践中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讨。首先,在多边贸易体制下,研发补贴的合法性受到关注。WTO成立之初,各国对研发活动的支持政策受到一定的约束。由于研发补贴具有外溢效应,WTO仅将政府对基础研究、大部分产业研究和一部分竞争前开发活动的援助视为不可诉补贴,单独规定在《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协定》）第8.2条“不可诉补贴”条款下。但该类补贴的合法性仅持续了5年,于1999年底到期失效。研发补贴规则制定的缘由、演进与发展历程及到期失效的原因值得探讨。研发补贴作为一种不可诉补贴的探讨集中在GATT时期乌拉圭回合谈判阶段。虽然各成员最终认同将补贴分为禁止性补贴、可诉补贴与不可诉补贴,也将研发补贴纳入了不可诉补贴清单,但分歧仍然存在。这一历史问题导致了多哈回合谈判前有关不可诉补贴规则的磋商中断。最终,研发补贴甚至不可诉补贴均没有成为多哈回合谈判的主要议题,WTO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也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效力的“僵尸条款”。该条款的失效并不是规则本身的不合理造成的,而是由诸多历史性、政治性及谈判性因素导致的。在新一轮WTO改革建议中,不可诉补贴的适用性问题又被重新提及。鉴于WTO争端案例的“准判例”性质,本文研究了涉及研发补贴政策最多的两个案例。通过分析申诉方与被诉方对有关研发补贴政策的争议点的抗辩及专家组与上诉机构做出的裁决,本文进一步剖析具体研发补贴政策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并从案例中得到启示。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分析WTO主要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情况。一方面,美国、欧盟及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在内的WTO主要发达成员都十分重视研发活动,通过拨款、税收等主要的财政手段和少量的金融工具方式进行了大量的国内研发补贴。同时,发达成员政策目标、实施主体、补贴手段等制定方面具有策略性。但这些研发补贴政策并不是完全符合WTO规则的,与多边贸易规则存在一定冲突性。另一方面,中国也重视研发补贴政策,虽然通报次数少于其他发达成员,但是研发补贴政策数量较多,研发支持强度逐年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产业发展的方向。从中国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来看,研发计划和研发税收政策的占比较大、争议较多,存在潜在被诉的可能性也较大;研发规划作为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虽然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但比较容易成为争端中的不利证据。其次,在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值得关注。研发补贴政策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它能够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促进出口。本文利用全球贸易预警（GTA）数据库,建立起动态非均衡面板数据,对研发补贴政策的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研发补贴政策具有一定的贸易效应,既可以扩大出口,又能够抑制进口,总体上改善一国的贸易状况。研发补贴政策在长期和短期都具有出口促进作用,而抑制进口只体现在短期。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效应更加明显,而直接性研发补贴的出口作用不显着。但整体上看,研发补贴的贸易效应较小,并不能大幅度的提高出口或减少进口,产生重大贸易影响。正因为研发补贴有限的正向效应,才导致该类政策的真实存在。但是,研发补贴对贸易的影响十分有限,因而只是属于可诉补贴的范畴,并不是《SCM协定》直接规定的禁止性补贴。如果多边贸易规则不能进行有效约束,则会导致各成员政策的滥用。《SCM协定》直接与研发补贴相关的规则已经到期失效,而研发补贴政策的普遍性和争议性都对WTO规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主要成员针对WTO改革发表了声明、提交了建议,补贴规则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对研发补贴规则的分歧依然存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技术、法律鸿沟难以跨越。在此背景下,各国应坚持多边主义,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本文认为,WTO可以考虑重新将研发补贴的纳入不可诉补贴清单,同时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公平待遇;各成员还要推动建立有效的研发补贴通报制度。在政策制定方面,各国应摒弃禁止性的研发补贴政策,加强对基础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还要在合规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研发补贴政策。中国应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参与新一轮研发补贴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提出有效合理的建议和主张;对内则需要完善研发补贴政策体系的合规性审查制度,注重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策略和技巧;还要正确对待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贸易争端,提前做好应诉准备,建立政策研究和争议储备两大数据库,知己知彼,掌握主动权。
胡家菁[9]（2020）在《海运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变暖问题和其他环境问题的不断加剧,世界各国都在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环境,一些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的概念,并且在德班气候大会后,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将碳关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服务贸易领域。欧盟提出拟在2013年将海运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虽然目前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延缓征收,但并不排除其可能性。全球海洋运输每年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1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3%左右。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海洋运输产生的碳排放量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2050年海运的减排目标,并且从2020年开始对海洋运输船舶排放的硫化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海洋运输作为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载体,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国家。如果发达国家为了实现海运减排,把征收海运碳关税作为工具,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影响。研究海运碳关税的征收会对我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有碳关税对运输服务环节研究的不足,并且根据模拟分析得到的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于预防海运碳关税的征收会对我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研究海运碳关税的征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一共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介绍本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意义。然后是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包括碳关税的实质、碳关税的合法可行性、碳关税的相关影响、运输碳关税的相关影响。最后是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提出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碳关税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对碳关税的概念进行介绍,并且对碳关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了描述。介绍了碳关税的理论基础,然后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分析海运碳关税的征收会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出口和对福利的影响。第三部分是中国出口货物海运发展现状和海运碳排放量。首先对我国目前海运的现状和发展历史进行理论分析,发现不管是在港口建设还是法律完善方面,我国的海运都处于不断地建设和发展中。2019年我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达到139.5亿吨,外贸吞吐量比去年增长4.7%。然后通过基于周转量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计算得到2007-2018年我国出口货物海运的碳排放量,并且对出口海运碳排放量和海运货运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第四部分是基于GTAP-E模型分析海运碳关税的征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选取20美元/吨CO2、40美元/吨CO2和70美元/吨CO2的碳税额档次,设定九种征收方案,分析如果美国、欧盟和日本对我国征收海运碳关税可能对我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最后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基于前面的分析,2008-2011年碳排放量处于波段上升的状态,2011-2018年处于波段下降的状态。海运碳关税的征收会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提高产品出口成本,不利于我国的出口,尤其是能源密集型产业商品的出口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海运碳关税的征收也会对我国的GDP和福利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因为海运碳关税的征收会引起我国商品出口量减少,同时国内的商品供给量增加,会造成产品的销售价格下降,并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GDP,对我国的福利造成损失。本文从政府和企业的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政府层面应该增强中国在国际海运话语权,完善我国在海运碳减排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且强化我国的海运碳排放交易市场。企业层面应该提高自己的研发能力和水平,提高营运效率,建立一套有效并准确的碳排放检测系统,市场方面应该不断地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关注了发达国家对海运碳关税的征收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虽然只有欧盟在2012年提出过“航海碳税”,但是随着海运减排目标的实施,并不排除发达国家将海运碳关税作为减排手段。其次本文采用GTAP9.0数据库和GTAP-E模型模拟分析了不同的征收情境,采用反事实的分析思路,利用递归动态的方法,将GTAP-E数据库中的相关变量数据更新到2013年,分析如果2013年发达国家对我国征收了海运碳关税可能对我国的经济产生的影响,以便为以后可能发生的情形提供借鉴。
潘尧[10]（2020）在《国际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农业“走出去”战略加强了我国农业的国际合作,推动了农产品贸易的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更多农产品贸易摩擦事件的发生。在大国博弈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农产品贸易摩擦不仅与企业的微观经营与决策密切相关,同时也对国家粮食安全等国计民生重大事项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全面、完整、清晰、洞察性与关联性地理解农产品贸易摩擦事件的基础上形成高质量决策,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宏微观管理需要。案例作为一种先验经验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信息充分决策的重要依据和有效工具。针对目前我国农产品贸易摩擦事件信息较为分散,且未曾发现相关案例库的现状,同时考虑到现有案例库构建技术存在案例结构化和聚合不足、案例信息采集与处理自动化程度不足等问题,采用网络爬虫和文本相似度计算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研究了农产品贸易摩擦事件文本信息采集和基于人机交互的案例库构建关键技术,提出了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构建的技术框架,为案例库的实际构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论文主要开展了四个部分的研究:（1）通过文献调研、各类案例库调研、专家访谈等方法,获取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的需求,分析与设计案例的框架结构和案例库的功能。（2）确定农产品贸易摩擦信息源和采集策略,实现了基于Scrapy框架的案例信息采集。（3）针对传统文本表示方法存在的不足,结合Word2Vec分布式表示和TF-IDF关键词提取方法,提出一种改进的关键词文本矩阵KTRM表示方法,据此进行文本相似度计算以实现案例信息处理和聚合。（4）运用自动分词、命名实体识别、关键词抽取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案例文本信息抽取,实现人机交互的半自动化案例构建。通过上述研究,论文形成了一个基于网络信息爬取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人机交互式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建设解决方案,基本完成了案例库的设计和原型系统构建。论文所提出的技术方案及其关键技术可有效提高案例信息采集、信息处理、案例构建以及检索的效率,为提供更高质量的决策、进行后续的研究、应用与分析奠定了基础。
二、WTO三年,中国学到了什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三年,中国学到了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1）中越各自咖啡出口贸易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中国咖啡出口贸易相关研究 |
| 二、越南咖啡出口贸易相关研究 |
| 三、影响咖啡出口贸易因素研究 |
| 四、两国贸易产业对比分析研究 |
| 五、文献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内容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创新点与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 |
| 第一节 相关理论基础 |
| 一、绝对优势理论 |
| 二、比较优势理论 |
| 三、要素禀赋理论 |
| 四、理论的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贸易相关衡量指标 |
| 一、出口贡献率 |
| 二、国际市场占有率 |
| 三、出口相似度指数 |
| 四、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第三章 中越咖啡出口贸易现状对比 |
| 第一节 世界咖啡出口贸易现状 |
| 一、世界咖啡主要出口国 |
| 二、世界咖啡出口贸易现状概述 |
| 第二节 中越咖啡出口贸易规模 |
| 一、中国咖啡出口贸易规模 |
| 二、越南咖啡出口贸易规模 |
| 三、中越咖啡出口贸易规模对比分析 |
| 第三节 中越咖啡出口贸易市场 |
| 一、中国咖啡出口贸易市场 |
| 三、越南咖啡出口贸易市场 |
| 四、中越两国咖啡出口贸易市场对比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越咖啡出口贸易SWOT对比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咖啡出口SWOT分析 |
| 一、中国咖啡出口的优势 |
| 二、中国咖啡出口的劣势 |
| 三、中国咖啡出口面临的机遇 |
| 四、中国咖啡出口面临的威胁 |
| 第二节 越南咖啡出口SWOT分析 |
| 一、越南咖啡出口的优势 |
| 二、越南咖啡出口的劣势 |
| 三、越南咖啡出口面临的机遇 |
| 四、越南咖啡出口面临的威胁 |
| 第三节 中越两国咖啡出口SWOT对比分析 |
| 一、中越两国咖啡出口优势对比 |
| 二、中越两国咖啡出口劣势对比 |
| 三、中越两国咖啡出口机遇对比 |
| 四、中越两国咖啡出口威胁对比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越咖啡出口竞争力对比分析 |
| 第一节 评价指标的选择 |
| 第二节 基于出口贡献率的对比分析 |
| 一、出口贡献率 |
| 二、中越两国咖啡出口贡献率 |
| 第三节 基于贸易竞争力指数的对比分析 |
| 一、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 二、中越两国咖啡贸易竞争力指数 |
| 第四节 基于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对比分析 |
|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MS) |
| 二、中越两国咖啡国际市场占有率 |
| 第五节 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对比分析 |
| 一、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二、中越两国咖啡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 第六节 出口相似度指数 |
| 一、出口相似度指数 |
| 二、中越两国咖啡出口相似度分析 |
| 第七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越咖啡出口贸易潜力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选取及变量分析 |
| 一、样本选择依据 |
| 二、数据来源 |
| 三、变量值预期 |
| 第二节 中国咖啡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一、模型的建立 |
| 二、描述性分析 |
| 三、相关性检验 |
| 四、回归分析 |
| 五、模型的检验 |
| 六、实证分析结果 |
| 第三节 越南咖啡出口贸易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
| 一、模型的建立 |
| 二、描述性分析 |
| 三、相关性检验 |
| 四、回归分析 |
| 五、模型的检验 |
| 六、实证分析结果 |
| 第四节 中越两国咖啡出口贸易潜力对比分析 |
| 一、中国咖啡出口贸易潜力 |
| 二、越南咖啡出口贸易潜力 |
| 三、国家潜力类型对比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中国咖啡产业国际竞争力与越南具有一定差距 |
| 二、中国与越南咖啡出口相似度较小 |
| 三、中国与越南咖啡出口贸易均面临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威胁并存的现状 |
| 四、本国 GDP及贸易国 GDP对中国和越南的咖啡出口起显着促进作用 |
| 五、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和越南的咖啡贸易起促进作用 |
| 六、中国咖啡出口贸易潜力较大,越南咖啡出口贸易市场更为成熟 |
| 七、欧洲市场是中越咖啡出口的潜在贸易对象 |
| 第二节 促进中国咖啡出口的政策建议 |
| 一、提升中国咖啡产业整体水平 |
| 二、改善出口贸易策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表A:中国对各贸易国咖啡出口额(单位:千美元) |
| 附表B:越南对各贸易国咖啡出口额(单位:千美元)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 |
| 2.1.1 实物期权效应 |
| 2.1.2 预防性动机 |
| 2.1.3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 |
| 2.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式 |
| 2.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
| 2.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 |
| 2.2.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其他影响 |
| 2.2.5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实证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3 内生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
| 2.3.1 从理论角度解释不确定性来源的相关研究 |
| 2.3.2 从实证角度探讨不确定性内生性的相关研究 |
| 2.3.3 关于内生不确定性研究的文献述评 |
| 2.4 其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 |
| 2.4.1 从整体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2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3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
| 2.4.4 关于其他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研究的文献述评 |
| 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式的分析与比较 |
| 3.1 引言 |
| 3.2 “关税测量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2.1 “关税测量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2.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3 “随机波动率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3.1 “随机波动率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3.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4 “不确定性指数法”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 |
| 3.4.1 “不确定性指数法”的基本思想与测度方式 |
| 3.4.2 与现实情况的比较分析结果 |
| 3.5 本章小结 |
| 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性识别 |
| 4.1 引言 |
| 4.2 识别策略与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2.1 识别策略 |
| 4.2.2 结构冲击约束集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内生性识别结果 |
| 4.3.3 方差分解 |
| 4.3.4 唯一解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改变滞后阶数 |
| 4.4.2 改变经济波动的衡量方式 |
| 4.5 本章小结 |
| 附录4A 与本文相关的冲击识别方法 |
| 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理论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构建DSGE模型 |
| 5.2.1 家庭 |
| 5.2.2 最终品生产商 |
| 5.2.3 零售商 |
| 5.2.4 批发商 |
| 5.2.5 资本品生产商 |
| 5.2.6 在位中间品生产商 |
| 5.2.7 新进入的中间品生产商 |
| 5.2.8 政府部门 |
| 5.2.9 加总变量与宏观均衡 |
| 5.3 参数校准 |
| 5.3.1 校准核心参数 |
| 5.3.2 校准其他参数 |
| 5.4 数值模拟 |
| 5.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4.2 贸易摩擦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 |
| 5.5 传导机制分析 |
| 5.5.1 新厂商进入 |
| 5.5.2 名义粘性 |
| 5.5.3 商品偏好 |
| 5.5.4 消费习惯 |
| 5.5.5 投资调整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附录5A 中间品生产商最优决策方程 |
| 附录5B 高阶近似与剪枝算法 |
| 6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 |
| 6.1 引言 |
| 6.2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1 宏观经济整体运行情况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2.2 宏观经济具体指标的基本事实描述 |
| 6.3 实证设计与数据来源 |
| 6.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识别策略 |
| 6.3.2 稳健性检验 |
| 6.3.3 数据来源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脉冲响应结果 |
| 6.4.2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结果 |
| 6.4.3 稳健性检验结果 |
| 6.5 时变视角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分析 |
| 6.5.1 混合TVP-SV-VAR模型 |
| 6.5.2 选择最优模型设置 |
| 6.5.3 混合TVP-SV-VAR模型估计结果 |
| 6.6 本章小结 |
|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本文的创新点 |
| 1.4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相关文献回顾 |
| 2.1 经济不确定性的相关研究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概念及研究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测量方法 |
| 2.2 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2.1 产品质量的研究 |
| 2.2.2 产品质量的测算方法 |
| 2.2.3 供给角度的产品质量研究 |
| 2.2.4 需求角度的产品质量研究 |
| 2.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品质量的相关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的机制分析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
| 3.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简介 |
| 3.1.2 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
| 3.1.3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
| 3.2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的理论机制 |
| 3.2.1 实物期权理论 |
| 3.2.2 预防性动机理论 |
| 3.3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的作用机理 |
| 3.3.1 产品信心效应 |
| 3.3.2 投资决策效应 |
| 3.3.3 技术溢出效应 |
| 3.3.4 质量升级效应 |
| 4.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设计 |
| 4.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4.1.2 变量定义 |
| 4.1.3 模型设定 |
| 4.2 结果分析 |
| 4.2.1 描述性统计 |
| 4.2.2 相关性分析 |
| 4.2.3 基准回归结果 |
| 4.2.4 稳健性检验 |
| 4.3 内生性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
| 4.3.1 内生性检验 |
| 4.3.2 异质性分析 |
| 5.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文化产品补贴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 五、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与补贴 |
| 第一节 文化产品及其国际贸易的定义 |
| 一、文化产品的定义 |
| 二、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定义和现状 |
| 三、数字化背景下文化产品及其国际贸易新发展 |
| 第二节 文化产品的特殊性 |
| 一、文化产品国际贸易方式的特殊性 |
| 二、文化产品的文化属性 |
| 三、文化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 |
| 四、数字化背景下文化产品的特殊性 |
| 第三节 基于特殊性产生的合法政策目标与补贴 |
| 一、补贴为激励技术进步从而增进贸易所必需 |
| 二、补贴为保护和促进文化所必需 |
| 三、补贴为提供文化领域公共物品所必需 |
| 四、补贴为发展数字经济所必需 |
| 第二章 既有补贴规则与文化产品特殊性的不适应 |
| 第一节 文化产品补贴规则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
| 一、文化产品补贴规则的调整对象 |
| 二、文化产品补贴规则的范围 |
| 第二节 既有贸易协定规制文化产品补贴的三条路径 |
| 一、GATT与 SCM协定不特殊对待文化产品补贴及其发展 |
| 二、NAFTA排除文化产业在协定之外及其发展 |
| 三、GATS具体承诺中限制文化产品补贴国民待遇及其发展 |
| 第三节 三条路径下的不适应及其原因分析 |
| 一、不特殊对待文化产品补贴路径下的不适应 |
| 二、排除文化产业在协定之外路径下的不适应 |
| 三、承诺清单中限制文化产品补贴国民待遇路径下的不适应 |
| 四、不适应的原因分析 |
| 第三章 以补贴特殊规则适应文化产品特殊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第一节 必要性 |
| 一、贸易协定适应文化产品特殊性具有正当性 |
| 二、补贴特殊规则对适应文化产品特殊性有贡献且不可替代 |
| 三、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的负面影响可控 |
| 第二节 可行性 |
| 一、适应产品特殊性的补贴特殊规则实例 |
| 二、文化产品补贴规制理念与路径趋同 |
| 三、各贸易协定下服务补贴规则完善的契机 |
| 四、数字技术发展促进补贴信息交换 |
| 第四章 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的借鉴与总体设想 |
| 第一节 对于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借鉴 |
| 一、欧盟国家援助制度的规定 |
| 二、借鉴援助的构成要件 |
| 三、借鉴援助的分类 |
| 四、借鉴援助的通知 |
| 五、借鉴欧盟国家援助制度需注意的其他问题 |
| 第二节 对于WTO渔业补贴规则的借鉴 |
| 一、《合并主席案文》附件八的规定 |
| 二、借鉴渔业补贴的构成要件 |
| 三、借鉴渔业补贴的分类 |
| 四、借鉴渔业补贴的通知 |
| 五、借鉴渔业补贴的救济 |
| 第三节 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的总体设想 |
| 一、考虑补贴的合法政策目标并规范补贴的实施 |
| 二、在服务贸易规则下构建 |
| 第五章 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的具体构建 |
| 第一节 明确文化产品补贴的定义 |
| 一、采用服务补贴一般定义 |
| 二、补贴主体 |
| 三、补贴方式 |
| 四、授予利益的认定和补贴金额的计算 |
| 第二节 综合考虑文化产品补贴的贸易扭曲作用与合法政策目标 |
| 一、文化产品补贴的贸易扭曲作用 |
| 二、文化产品补贴的合法政策目标 |
| 三、综合考虑以划分补贴类型并分别规制 |
| 第三节 规范文化产品补贴的实施 |
| 一、增强文化产品补贴的透明度 |
| 二、实现文化产品补贴的非歧视待遇 |
| 三、规范文化产品补贴的合比例性 |
| 第四节 文化产品补贴的损害与救济 |
| 一、文化产品补贴的损害 |
| 二、文化产品补贴的救济 |
| 第六章 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的影响与应对 |
| 第一节 对文化产品补贴内国法的影响与应对 |
| 一、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以贸易协定为载体进入内国法 |
| 二、内国法与文化产品补贴特殊规则相一致 |
| 三、文化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和其他领域内国法的互动 |
| 第二节 最终对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应对 |
| 一、实现文化产品国际贸易领域的法治化 |
| 二、文化产品补贴主要以市场为导向并逐步退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6）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法律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绿色贸易壁垒概述 |
|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含义及特征 |
| (一)绿色贸易壁垒的基本含义 |
| (二)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成因 |
| (三)绿色贸易壁垒的特征 |
|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国际规则 |
| (一)WTO的法律规则 |
| (二)国际公约的法律规则 |
| 三、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
| (一)绿色关税制度 |
| (二)绿色卫生检验检疫制度 |
| (三)绿色技术标准 |
| (四)绿色环境标志 |
| (五)绿色包装 |
| 第二章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
| 一、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概况 |
| (一)中国农产品近年出口情况 |
| (二)中国农产品主要出口的国家和地区 |
| (三)中国农食产品近年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总体情况 |
| 二、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消极影响 |
| (一)大范围的农产品受到影响 |
| (二)提高了中国农产品出口成本,削弱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
| (三)提高了市场准入条件,抑制了农产品出口数量 |
| 三、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积极影响 |
| (一)有利于促进绿色产业的发展 |
| (二)有利于提高中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
| (三)加速我国环保标准体系的国际化进程 |
| 第三章 绿色壁垒制度下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
| 一、绿色贸易壁垒下相关国际法律规则的漏洞 |
| (一)发达国家主导了国际环保法律标准的制定权 |
| (二)WTO相关法律规制存在缺陷 |
| (三)多边协议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制存在缺陷 |
| 二、绿色壁垒制度下我国相关法律存在的缺陷 |
| (一)绿色贸易壁垒下我国环境执法监督管理体系存在不足 |
| (二)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
| (三)农产品绿色标准法律制度的内容存在缺陷 |
| 第四章 国际应对绿色壁垒的法律对策经验 |
| 一、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标准化活动 |
| 二、加强国际互认、认可机制 |
| 三、合理利用WTO规则,解决绿色贸易壁垒争端 |
| 第五章 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法律对策 |
| 一、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国际法层面对策 |
| (一)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
| (二)完善WTO和多边协议中的“绿色条款” |
| (三)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农产品贸易争端 |
| 二、应对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的国内法层面对策 |
| (一)健全环境执法体系、完善农产品质量监管内容 |
| (二)完善国内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
| (三)健全我国农产品绿色标准法律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1.4.1 研究方法 |
| 1.4.1.1 文献分析法 |
| 1.4.1.2 比较分析法 |
| 1.4.1.3 实证分析法 |
| 1.4.2 本文创新之处 |
| 2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投资争端 |
| 2.1 “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基本概况 |
| 2.2 “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的产生与特点 |
| 2.2.1 “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产生的原因 |
| 2.2.1.1 政治原因 |
| 2.2.1.2 法律原因 |
| 2.2.1.3 环境原因 |
| 2.2.1.4 其他原因 |
| 2.2.2 “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的特点 |
| 2.3 章节小结 |
| 3 “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的解决现状 |
| 3.1 “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的国际法依据 |
| 3.1.1 双边投资条约 |
| 3.1.2 多边投资条约 |
| 3.1.2.1 中日韩多边投资条约 |
| 3.1.2.2 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 |
| 3.2 “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模式分析 |
| 3.2.1 ICSID争端解决机制 |
| 3.2.2 WTO争端解决机制 |
| 3.2.3 双边及多边投资条约解决机制 |
| 3.2.4 东道国国内救济机制 |
| 3.3 章节小结 |
| 4 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4.1 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必要性 |
| 4.1.1 “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大量存在 |
| 4.1.2 现有机制无法有效解决争端 |
| 4.1.2.1 受案主体范围有限 |
| 4.1.2.2 仲裁与诉讼成本高 |
| 4.1.2.3 部分裁决结果存在公正性危机 |
| 4.1.2.4 缺乏上诉机制 |
| 4.1.2.5 裁决难于执行 |
| 4.1.2.6 覆盖不全面 |
| 4.1.2.7 管辖权的限制 |
| 4.1.3 顺应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的发展趋势 |
| 4.2 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行性 |
| 4.2.1 具备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条件 |
| 4.2.2 满足“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发展需要、契合倡议发展目标 |
| 4.2.3 域外机制提供有益经验 |
| 4.2.3.1 借鉴ICSID争端解决机制 |
| 4.2.3.2 借鉴WTO争端解决机制 |
| 4.2.3.3 借鉴NAFTA / USMCA争端解决机制 |
| 4.2.3.4 借鉴欧盟投资法庭机制 |
| 4.3 章节小结 |
| 5 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议 |
| 5.1 构建全新的综合性多元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
| 5.1.1 以国际商事法庭为依托 |
| 5.1.2 其他有关机构的配合 |
| 5.1.3 设立专门的“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
| 5.2 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 |
| 5.2.1 利益平衡原则 |
| 5.2.2 可持续发展原则 |
| 5.2.3 手段多元化原则 |
| 5.3 构建“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具体程序 |
| 5.3.1 争端预防程序 |
| 5.3.1.1 预防程序 |
| 5.3.1.2 磋商程序 |
| 5.3.1.3 调解程序 |
| 5.3.2 争端裁决程序 |
| 5.3.2.1 仲裁程序 |
| 5.3.2.2 诉讼程序 |
| 5.3.3 争端保障程序 |
| 5.3.3.1 上诉程序 |
| 5.3.3.2 执行程序 |
| 5.4 规定将争端优先提交中心解决的条款 |
| 5.5 章节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一、 在学期间所获的奖励 |
| 致谢 |
（8）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WTO框架下规制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研究 |
| 1.3.2 与不同国家研发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 |
| 1.3.3 研发补贴政策效应有关的相关研究 |
| 1.3.4 与研发补贴政策制定的相关研究 |
| 1.3.5 现有文献评述 |
| 1.4 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 1.4.1 内容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与相关概念界定 |
| 2.1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基础 |
| 2.1.1 补贴的经济学含义及理论基础 |
| 2.1.2 研发补贴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
| 2.2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1 补贴的概念和分类 |
| 2.2.2 研发补贴的含义 |
| 2.2.3 WTO框架的含义 |
| 第3章 WTO框架下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国际规则 |
| 3.1 WTO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1 《SCM协定》与研发补贴政策相关的规则 |
| 3.1.2 WTO研发补贴规则的演进 |
| 3.1.3 WTO研发补贴规则失效的原因分析 |
| 3.2 与研发补贴政策有关的WTO争端解决案例分析 |
| 3.2.1 欧洲空客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2 美国波音案中的研发补贴政策及争议焦点 |
| 3.2.3 案例的启示 |
| 3.3 本章小节 |
| 第4章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4.1 WTO主要发达成员实施研发补贴政策的现状分析 |
| 4.1.1 美国 |
| 4.1.2 欧盟 |
| 4.1.3 英国 |
| 4.1.4 法国 |
| 4.1.5 德国 |
| 4.1.6 西班牙 |
| 4.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比较 |
| 4.2.1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 |
| 4.2.2 WTO主要发达成员研发补贴政策的合规性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5章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践 |
| 5.1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总体情况 |
| 5.1.1 中国研发补贴通报时间虽短但政策数量多 |
| 5.1.2 中国的补贴政策与发达成员存在差异性 |
| 5.1.3 美国对华反补贴调查中的中国研发补贴政策 |
| 5.2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的特点分析 |
| 5.2.1 中国对研发活动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
| 5.2.2 基金拨款和税收优惠是主要手段 |
| 5.2.3 研发补贴政策引导产业发展 |
| 5.3 中国研发补贴政策体系与WTO规则的一致性分析 |
| 5.3.1 研发规划 |
| 5.3.2 研发计划 |
| 5.3.3 研发税收政策 |
| 5.4 本章小节 |
| 第6章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的实证分析 |
| 6.1 模型的设定 |
| 6.2 数据选择与变量描述 |
| 6.2.1 数据选择 |
| 6.2.2 变量描述 |
| 6.3 计量分析 |
| 6.3.1 基准回归: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
| 6.3.2 子样本分析:直接性与间接性研发补贴政策对出口的影响 |
| 6.3.3 拓展分析:研发补贴政策对进口的影响 |
| 6.4 本章小节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新一轮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及实施的背景 |
| 7.1.1 研发补贴政策兼具合规性和合理性 |
| 7.1.2 研发补贴政策实践面临着WTO规则改革 |
| 7.2 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实践的建议 |
| 7.2.1 积极维护研发补贴政策的国际规则框架 |
| 7.2.2 制定和实施合规合理的研发补贴政策 |
| 7.2.3 中国的应对策略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海运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碳关税的实质 |
| 1.2.2 碳关税的合法可行性 |
| 1.2.3 碳关税的相关影响 |
| 1.2.4 运输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及不足 |
| 2 碳关税的概念和理论分析 |
| 2.1 碳关税的相关概念 |
| 2.2 碳关税的提出与发展 |
| 2.3 碳关税的理论基础 |
| 2.4 海运碳关税对我国经济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4.1 对出口的影响 |
| 2.4.2 对福利的影响 |
| 3 中国出口货物海运发展现状与海运碳排放量 |
| 3.1 中国出口货物海运发展历史 |
| 3.2 中国出口货物海运发展现状 |
| 3.3 中国出口货物海运碳排放量的测度 |
| 3.4 中国出口海运碳排放量与海运货运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3.4.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
| 3.4.2 实证分析 |
| 4 海运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基于GTAP-E模型 |
| 4.1 GTAP-E模型介绍 |
| 4.2 数据的处理 |
| 4.2.1 地区划分 |
| 4.2.2 部门划分 |
| 4.2.3 碳关税冲击的计算 |
| 4.3 情景设定 |
| 4.4 模拟结果与分析 |
| 4.4.1 对我国的GDP的影响 |
| 4.4.2 对我国的产出和销售价格的影响 |
| 4.4.3 对我国的贸易条件和出口的影响 |
| 4.4.4 对我国的福利的影响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5.2.1 政府层面 |
| 5.2.2 企业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际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技术路线 |
| 1.3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2.1 农产品贸易摩擦研究现状 |
| 2.1.1 农产品贸易摩擦的类型 |
| 2.1.2 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原因 |
| 2.1.3 农产品贸易摩擦的对策 |
| 2.2 案例库应用及构建研究现状 |
| 2.2.1 案例库的应用 |
| 2.2.2 案例库构建方法 |
| 2.3 相关技术研究现状 |
| 2.3.1 信息采集 |
| 2.3.2 信息聚合 |
| 2.3.3 其他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的需求分析与概要设计 |
| 3.1 案例结构分析与设计 |
| 3.1.1 专家访谈及分析 |
| 3.1.2 案例数据库设计 |
| 3.2 案例库业务流程分析与功能设计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农产品贸易摩擦事件信息采集 |
| 4.1 信息采集来源 |
| 4.2 信息采集策略 |
| 4.2.1 基于关键词的聚焦爬虫 |
| 4.2.2 采集页面解析 |
| 4.3 信息采集实现 |
| 4.3.1 网络爬虫框架 |
| 4.3.2 基于Scrapy框架的信息爬取 |
| 4.3.3 数据过滤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信息聚合及案例构建 |
| 5.1 基于文本相似度计算的案例信息聚合 |
| 5.1.1 关键词文本表示矩阵KTRM表示方法 |
| 5.1.2 基于KTRM文本表示的相似度计算 |
| 5.2 案例构建 |
| 5.2.1 预处理 |
| 5.2.2 国家及类型抽取 |
| 5.2.3 提取关键词 |
| 5.2.4 命名实体识别 |
| 5.2.5 时间抽取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构建 |
| 6.1 案例库总体架构 |
| 6.2 功能模块设计 |
| 6.3 案例构建功能模块 |
| 6.4 案例检索功能模块 |
| 6.4.1 简单检索 |
| 6.4.2 高级检索 |
| 6.5 案例推荐功能模块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四、WTO三年,中国学到了什么（论文参考文献）
- [1]中越各自咖啡出口贸易对比分析[D]. 石钊千.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D]. 车明. 四川大学, 2021(12)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4]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进口工业制成品质量的影响[D]. 淦雄.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5]文化产品补贴规则研究[D]. 傅一苹. 湖南师范大学, 2021
- [6]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及法律对策研究[D]. 罗彪. 西北民族大学, 2021(09)
- [7]一带一路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研究[D]. 柯露.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2)
- [8]WTO框架下研发补贴政策研究[D]. 贾瑞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海运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D]. 胡家菁.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
- [10]国际农产品贸易摩擦案例库构建研究[D]. 潘尧.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