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刑事法学派的变迁反思刑事对策的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张锋学[1]（2020）在《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增长,犯罪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现行犯罪预防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从过分强调报复、报应的刑罚功能转变为注重教育、挽救的预防功能;从事后惩治、震慑转变为事前预防、以人为本,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人格预防理论,探讨一条有效的途径。从“人格刑法理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进行探讨,通过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设计我国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旨在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新思路,降低犯罪率和社会教育、矫治成本,并为理论和实务部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内容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包括: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成为犯罪低龄化的重要诱因、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犯罪成因为: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我国目前犯罪预防现状为: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要提高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通过净化网络环境和技术创新,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塑造。家庭环境预防应突出人格预防,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要突出健康人格的塑造。社区应优化功能和环境条件,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农村应加强留守儿童犯罪防治,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建立强制监护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的构建新思路是: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犯罪心理,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生物学治疗是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路径,人格调查是生物学治疗的前提和基础,应当以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影响较大,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道德思维能力培养是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爱的教育”、“平等教育”和“独立教育”。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有利于及时防治道德偏差,应当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重视体育运动干预的作用,发挥社会团体对不良行为的防治潜能,提升自我预防能力。
王冠[2]（2020）在《论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文中研究指明社会危害性是传统刑法理论的基本概念。本文试图对这一传统概念的细致梳理,给出新的内涵,并由此展开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挖掘和体系构建。简而言之,命题核心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叙述当前我国刑法理论中应如何界定社会危害性概念?以及如何判断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第二,提出社会危害性具有去罪功能。刑事违法性是形式判断标准,社会危害性是价值判断依据。刑事违法性是入罪的规范评价,而社会危害性是去罪的价值评价。第三,论证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体系定位,与犯罪概念、犯罪构成、犯罪阻却事由是何种关系?第四,阐述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常见的表现类型。除去导论与余论外,本文共有六个章节构成,具体如下:导论部分,概述社会危害性理论及去罪理论的研究现状,并简单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第一章是社会危害性概念的梳理和反思。从词源考据和历史沿革的角度对社会危害性概念在刑法上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厘清了社会危害性在前苏联刑事立法上的演变,简述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前苏联和主要欧洲大陆国家刑法史上的发展,为社会危害性理论研究作了铺垫。简论我国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引入和承继的政治原因和法律原因。第二章主要是厘定社会危害性概念。我国刑法是以社会本位观为基本价值观的。在社会本位刑法观的指导下,社会危害性是指对维护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公共利益的客观损害。社会危害性以客观损害为核心要素是修正刑法客观主义的逻辑延续。基于修正的客观主义刑法立场,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应该客观化,不应包含人身危险性等主观要素。以社会本位刑法观为价值取向,以修正刑法客观主义为基本立场,从二次违法性原理的角度论证了社会危害性不会导致罪刑擅断、不会影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的实现,进而不应被逐出注释刑法学。第三章提出社会危害性具有去罪功能。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内容与形式、价值评价与规范评价、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的关系。无论刑事立法上的归纳逻辑,还是刑事司法上的演绎逻辑,均导致刑事违法性评价具有不周延性。正是因为刑事违法性评价的不周延性,所以存在具备刑事违法性但欠缺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在犯罪认定中需要以社会危害性作为价值判断依据,进而发挥其去罪功能。无论是国外刑法理论中的实质违法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还是我国刑法中的“但书”规定和构成要件实质化,均说明了社会危害性在犯罪认定原理上具有去罪功能。第四章是论证社会危害性作为去罪的价值判断依据应当如何具体把握。以损害为核心的社会危害性概念本身具足规范性、实体性、刑法专属性,且具有相对明确的判断标准,能够充当犯罪认定体系中的独立价值判断机能,不应当予以抛弃。社会危害性是对社会利益的侵害,本质是一种损害。因此,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依据仍然是损害。在刑事立法层面,进入刑法评价视野的损害行为依然是需要按照前置法穷尽且无效规则予以判断,即在处罚种类和处罚程度均用尽尚不能达到规制效果时,才能认定其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进而予以审慎考察适用刑罚。在刑事司法层面,犯罪认定依然需要依据追诉标准和客观损害,实质地判断是否存在刑事立法时所预设的可罚社会危害性。如果没有,则应予以去罪化处理。第五章是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体系定位。四要件理论模式下,犯罪构成是犯罪认定的唯一标准和规格,故而社会危害性不应在犯罪构成之外发挥其去罪功能。反之,则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容易导致肆意入罪的风险。社会危害性应作为犯罪构成内部犯罪客体要件的去罪功能评价要素。否认犯罪构成中社会危害性作为去罪要素,则会导致“但书”无用。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刑事违法性先于社会危害性判断,刑事违法性是入罪判断,而社会危害性是去罪判断。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可以对进入犯罪圈行为进行去罪化,一定程度上矫正了过度刑法或者刑法万能主义的弊端。对于前置法与刑法的法律价值冲突,刑法以社会危害性为自身的价值判断依据,有时可以得出前置法不一样的价值判断结论,即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与“但书”属于“表里关系”,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是犯罪构成价值否定判断功能的集中体现,理顺了“但书”与犯罪构成的冲突。犯罪阻却事由正是因为满足了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要素,所以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了犯罪的成立。第六章是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具体表现类型。对于预备犯,预备犯处罚范围包括:一是预备行为所针对的是刑法重大利益,如针对国家利益、公共安全、重大人身利益等。二是预备行为本身属于情节恶劣、情节严重的程度。三是预备行为停止属于极为偶然的客观因素,预备行为通常情况下具有极高的概率发展成为着手以后的实行行为。四是预备犯的犯意较为坚定,虽因客观原因被迫停止,但仍会再次寻找机会继续实施未完成的犯罪行为的。对于上述以外的预备犯,不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去罪化处理。对于未遂犯,预备行为实行化类犯罪的未遂犯、帮助行为正犯化类犯罪的未遂犯,均应予以去罪。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同时具备其他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也应予以去罪化处理。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本身不具有致害的可能性或者可能性极小,不仅不值得科处刑罚也不值得予以定罪。对于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的从属性表明其具有去罪的空间。被教唆者犯意没有转化为行为之前的教唆未遂、教唆预备、教唆中止均不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并非所有的帮助行为均具有可罚的社会危害性,帮助行为可罚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依据可以从是否存在密切而确定的共同犯意联络、利益侵害的当场特征、紧密的促进作用等方面予以把握。对于不具有可罚社会危害性的帮助行为,应该予以去罪化处理。对于抽象危险犯的认定,在刑事违法性层面完全接受行政不法的判断标准,不作针对性的价值判断,而是将某些情况下的价值否定判断交给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危害性要素去评价。当行政不法标准与刑法的价值判断（社会危害性判断）不一致时,应当以不具有刑法上可罚的社会危害性为由而评价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去罪化。
徐世亮[3]（2019）在《定罪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导论》文中指出我国刑法理论体系一直分为犯罪论和刑罚论两部分,没有将定罪问题作为专门问题加以研究。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而言,定罪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是实现从文本的犯罪“规定”到实际的犯罪“认定”的重要过程,也是犯罪构成理论从一般性到个别化的过程。事实上,定罪问题既包含理论也包含实践,既涉及实体法问题,也囊括程序法问题。本文秉承“刑事一体化”的基本思路,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关于定罪问题的理论成果、深度剖析实践中涉及定罪问题的现实案例,试图构建较为全面、系统的定罪论体系,为构建更加合理的刑法理论体系提供支持,同时为司法操作层面搭建起一条从法律文本到现实定罪的桥梁。本文第一章界定了定罪的基本概念,明确定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定位,厘清了定罪与犯罪构成、定罪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首先,定罪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判断行为人实施的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活动。定罪问题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定罪的概念和作用、定罪的原则、定罪的方法、定罪的根据（包含定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定罪的法律依据、定罪与法律解释）、影响定罪的因素（包括定罪与刑事政策、定罪与量刑）以及一罪与数罪等。其次,定罪是从事实到法律的思维活动过程,一方面,案件事实通过犯罪构成的映射,从繁杂中抽丝剥茧出要件;另一方面,刑法规范通过犯罪构成的分解,丰富具体的含义,分析出应然的要件。显然,犯罪构成是定罪过程中从事实到罪名的桥梁,这个桥梁方向是否正确、坚固和顺畅,直接影响定罪的过程和结果。在当今世界刑法体系内,犯罪构成理论主要分为三大类:一种是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三阶层犯罪构成理论;一种是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还有一种是以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为代表的“一元性”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单纯从逻辑体系的角度研究,三大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均可自圆其说,但同时又都难以说服彼此。从检验定罪实践效果的角度来看,定罪属于实务操作层面的问题,涉及刑事实体法和刑事程序法。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双层次犯罪构成理论”,即判定犯罪必须同时考虑实体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因而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中,没有专门研究定罪问题的必要性。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构成要件是某行为构成犯罪所必须满足的主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整体,缺一不可,其表现为耦合式的定罪机制。四个构成要件之间为并列关系,彼此不存在阶层性。若行为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和意外事件等正当性事由的,则不构成犯罪。由于正当性事由是作为非必要性因素存在的,这直接导致我国理论界对出罪机制的研究相对滞后以及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正当性事由的适用相对谨慎。相比较而言,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符合思维的一般逻辑顺序,该体系中的三个要件对犯罪的评价分工明确,且紧密相连、层层递进,具有逻辑上的自足性。因此,三阶层理论能够实现形式判断和实质判断的有机统一,同时对定罪的指引作用更加明显。在厘清定罪与各大犯罪构成体系关系的基础上,在我国本土刑法理论中,一个必须回应的命题便是定罪与《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的关系问题。考虑到三阶层理论基本是以“出罪”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犯罪构成体系,所以在实行三阶层理论的刑法体系中,无须再构建一个类似“但书”的规定。但是在以构成犯罪为基本特征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下,“但书”的积极意义仍应予以关注。具体而言,对于行为事实,在运用“四要件”进行形式解释之后,应当运用“但书”规定进行实质解释,从而充分发挥其出罪功能。最后,基于对刑事政策的开放态度,我国的刑事政策不仅在刑事立法、刑事执法中普遍应用,在定罪的司法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法律与政策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是国家治理的方式,法律与政策存在同源性。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刑罚轻重的运用以及刑罚手段的选择。当下,应当充分发挥刑事政策在出罪而不是入罪方面的作用。刑事政策（特别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实施必须在观念上进行革新,才能更好的在定罪方面产生良好的指导作用。除了法治观念、人权保障等一般基础性观念之外,还要从过分单一地依赖刑法、泛刑罚化的刑事政策向社会综合治理、刑法谦抑、区别对待和刑事一体化等观念转变。本文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定罪的过程与定罪的基本原则。抽象性、概括性是法律规则的基本特征,刑事立法者在确定犯罪成立条件时,往往通过使用弹性犯罪成立条件以实现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的平衡。在定罪过程中,三段论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占有统治地位的定罪模式。如何正确看待定罪三段论并构建能够保证刑法规范评价有效运作的模式,是定罪研究的关键问题。在定罪三段论中,大前提为刑法规范,小前提为待决案件事实,结论为有罪或者无罪,以及在有罪的情况构成何罪。定罪三段论推理的过程,就是通过将待决案件事实置于刑法规范之下,判断二者是否具有符合性并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根据三段论的基本要求,定罪活动分为事实的筛选、法律规范的寻找、具体犯罪构成的选定和论证推导四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环节:确定前提（包含事实前提和法律前提）——逻辑推理——确定罪名。正基于此,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确定法律前提、确定逻辑推理原则以及确定罪名规则。关于定罪的基本原则,刑法学界不同学者从不同层面进行了阐述,大体可以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无论基于何种立场讨论定罪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成为定罪的总准则。罪刑法定原则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可以从诸多角度去考察,但是从罪刑法定原则基本内容所坚持的“不定罪、不处罚”这一侧重面和偏向性分析,其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就是“有利于被告人”。应当看到,罪刑法定原则中所蕴含的人权保障思想,对规制定罪过程中的任意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定罪问题所追究的价值目标。在定罪过程中,依据罪刑法定的总准则,可以延伸出三个基本原则:全面评价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全面评价原则就是在将某一行为与法律规则进行比对时,必须选择能够全面评价其行为特征及法律属性的法律条文;禁止重复评价是指将某一行为事实已作为一个犯罪的构成要件时,不能再在同一次犯罪评价过程中作为另一犯罪构成要件加以评价;疑罪从无原则则是指在定罪过程中,应当选择最全面反映某一行为特征的法律规范进行评价,如果因法律界限不清晰,在遵循上述两个原则仍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作出合适评价时,应当秉持刑法的谦抑性,按疑罪从无处理。本文第三章整体分析了定罪的方法。在哲学层面,方法伴随着认识而产生、发展,认识是关于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认识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获取。基于此,不同的认识便产生了不同的方法。同理,在定罪问题中,我们需要研究定罪的方法。在方法论层面,随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二分,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在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差别。自然科学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性,而社会科学则是以了解“变化世界”为最终目的,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在于所有个案促成的总体状况。法律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一种,因此法律方法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既对立又统一。同自然科学一样,法学方法也研究事物（法律）的规律,非规律性的研究是无意义的。但是法律科学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法律研究的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规则不解决是与否的问题,而解决对与错的问题,因此它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规则。通过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不难发现,在法律科学领域一般难以提出精确的命题,也无法只得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法律真理”的确立是一个商谈、聚合、证伪的过程,认识“法律真理”的正确方法不在于研究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过程的理性分析,关注过程的参与要素,研究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通过路径的正确确保结论的合理。在定罪过程中,定罪结论正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合理”）与否,关键在于对定罪过程的分析,其中包括:定罪的环节;每个环节中发挥作用的要素;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法律科学中得出这样一种认识:法律获得核心并非将案件事实涵摄于制定法之下获得结果的过程,它毋宁受制于或多或少数量众多之论据的有序合力。在定罪过程中,由于逻辑、解释、权力、政策等因素均发挥着错综复杂的作用,通过对定罪方法的哲学分析,本文认为研究定罪方法,更多着眼的不是技巧,而是对权力要素的限制。在具体操作层面,定罪的方法主要包括“侵害客体分析法”“目的分析法”“手段——客体分析法”“行为——对象分析法”和“部分定罪法”等五类方法。“客体侵害分析法”是指通过分析实际受损的是什么客体,从而最终确定应适用罪名的定罪方法。“目的分析法”是指借助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分析行为实质,从而确定合适罪名的定罪方法。“手段——客体分析法”是指行为人实施多种手段最终损害刑法保护的客体,多种手段均可能符合某种犯罪构成要件,此时应以直接使法益遭受损害的手段行为认定罪名。“行为——对象分析法”是指以行为对象的感受来确定行为性质、认定犯罪的方法。“部分定罪法”则是指对行为的整体因缺乏法律规定的相应罪名,但行为的手段、方法、步骤符合法律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时,应以行为的部分进行定罪。本文第四章深度剖析了定罪中刑法解释的立场与原则。在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形成了刑法立场上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可以看作被动刑法观,强调刑法的谦抑性和缩限性;实质解释论可以看作是一种能动刑法观,通过主动发挥刑法的作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基于社会现实的分析,实质解释论的成立有赖于四个基本条件: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健全的法律制度、较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和完善的纠错机制。但在此四个方面,我国目前似乎都不尽完善。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有不同的需求,需要相应地采取不同的原则和立场,因此理论的合理性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不同状态。在立法处于保守阶段时,司法应当相对主动,以弥补立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缝隙;而当立法主动时,司法应当相对保守,以切实保障人权。如果立法扩张,司法也扩张的话,刑法无疑就会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因此,定罪中的刑法解释应倡导形式解释论。基于定罪中形式解释论的立场,本文主张倡导“可能的词义解释”的原则。需要指出的是,“可能的词义解释”是相对宽泛的概念,“可能的词义解释”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原则,不能取代具体的解释方法。“可能的词义解释”为我们进行刑法解释框定了两个基本范畴:一是“词义”;二是“可能”。一方面,对法律用语的解释必须以法律文本为基础,不能将法律文本中不存在的概念解释到法律规定之中。另一方面,刑法解释必须限定在可能的范畴内。这里的“可能”是指包含在事物中预示着事物发展的种种趋势,“可能的范畴”则包含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即同一时间段内根据一般公众认识,具有同一属性的事物;或者不同时间段内,根据一般公众认知,可能衍生、变化出的事物。基于不同的立场,理论界提出文义解释、当然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多种刑法解释方法。这些解释方法在针对某些特定问题时,各有其意义,但无论采用哪种解释,都应实事求是地运用,不可以偏盖全。具体而言,立法原意解释不能超出可能的词义范畴;体系解释应注意体系适用的协调性;文义解释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在定罪量刑方面,理论界与实务界长期坚守着先定性后定量的思维方式,即罪名认定是刑罚裁量的根据,罪名确定前不能考虑刑罚问题,在准确定罪的基础上考虑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进行量刑。然而,这一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定罪量刑思路如今遇到“以刑制罪”观点的挑战。“以刑制罪”是希望通过刑法解释实现无论是普通案件还是疑难案件在罪责刑方面的均衡。本文认为,“以刑制罪”的思维模式并不可取,理由在于:第一,从刑罚反推罪名的思维方式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否定,应当坚守从罪名到刑罚的过程;第二,“以刑制罪”扭曲了定罪与量刑的关系;第三,考虑个案审理的公正性,刑罚公正本身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题中之意,与罪刑法定原则更不冲突;第四,罪刑不均衡主要源于司法解释不力,不能期望通过“以刑制罪”加以解决。本文第五章着重介绍了罪名适用的基本规则。定罪的过程不仅包括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还应判定行为人构成何种罪名,确定罪名是定罪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首先,无论是1979年刑法还是1997年新刑法,立法者均未在刑法条文中对分则罪名加以明示。由于最高权力机关对于刑法分则罪名的规定尚付阙如,为了有利于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实现刑事司法审判的统一性与严肃性,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以联合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对刑法分则罪名作出规范与统一。最高司法机关对罪名的确定主要遵循法定原则、准确原则、简括明确原则和约定俗成原则。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按照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和相应的罪名加以适用,同时还应当注意把握罪名适用的一般规则:第一,正确认定一罪与数罪;第二,正确区分是单一罪名还是选择性罪名;第三,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单位犯罪原则上不能构成单一罪名。其次,在所有刑法分则罪名中,选择性罪名是一种特殊的情形。选择性罪名是指一个法律条文规定了两种以上有内在联系的犯罪行为,可以分解适用又可概括适用,但不实行数罪并罚的罪名。我国刑法分则构建犯罪构成要件的基本思路在于,何人基于何目的针对何对象实施了何行为造成了何结果。不同的行为人可以基于不同的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实施了不同的行为并造成不同的结果。刑法对此如何评价,是以一罪进行处断还是以数罪进行处断,就成为犯罪论的核心。司法机关在适用选择性罪名时,只要案件事实表明被告人属于选择性罪名的犯罪主体之一,针对其中一种对象实施了其中一种行为就可以构成本罪,并依据相应的主体身份、犯罪对象和行为类型确定最终的罪名;如果被告人针对同一犯罪对象实施了其中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行为的,仍然为一罪,不实行数罪并罚。最后,在司法实务中,准确划定刑事审判范围不仅是开展司法裁判活动的逻辑起点,也是规范审判权运行边界的重要依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指控的犯罪事实就是法院司法审判的范围,超出起诉书指控范围的事实原则上不能成为法院司法裁判的对象。作为提示和限制审判范围的起诉书中的指控犯罪事实,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标准:其一,指控的犯罪事实应当符合特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具备进行法律评价和刑事追诉的可能;其二,指控的犯罪事实必须特定、具体,能够成为公诉人与辩护人展开辩论的目标对象;其三,指控的犯罪事实具有被陈述的表达特性。审判机关对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变更包括“择轻变更”与“择重变更”,但均应受到一定的程序限制,旨在保障被告人的基本权利。程序规则的建构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审判机关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应享有变更权;第二,审判机关对指控罪名的变更权应受指控事实的限制;第三,审判机关变更指控罪名应遵循必要的诉讼程序,择重变更罪名时应给予被告人必要的程序保障。
庄益探[4]（2019）在《刑事法学应当加大关注犯罪的“供给侧”问题》文中认为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的犯罪问题依然十分严峻,且并不是非常乐观。在实践工作中,我国的司法机关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更为重视强化立法的严格性,从犯罪的"需求侧"方面苦下功夫。但是缺乏从"供给侧"角度展开思考,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我国犯罪管理的有效性。基于此,本文深入探讨了刑事法学应当加大关注犯罪的"供给侧"问题的必要性及思路。
屈舒阳[5]（2018）在《刑事没收制度研究 ——以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为镜鉴》文中研究表明刑事没收制度是国家以强制力剥夺犯罪人或第三人所有的,与犯罪有密切关系之特定财物,并收归国库所有的相关法律原则与规则。台湾地区“立法院”在2015年12月30日公布了刑事没收新制,其内容涉及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客体范围、主体对象等诸多方面。台湾地区的此次修法标志着刑罚、保安处分与刑事没收制度“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形成。虽然,没收新制受到了许多质疑,但总体而言,台湾地区刑事没收制度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轨道,形成了系统且完整的规范体系,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惩治犯罪的积极效果。反观祖国大陆的刑事没收制度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直接影响到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用。通过对100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决书样本的统计与分析,可以发现,司法机关因陋就简、各行其是,对与犯罪密切相关之财物的认定与处理极为混乱,“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比皆是。有基于此,本文以法教义学为分析视角,主要从实体法的层面围绕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与大陆现行刑事没收制度进行比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以实现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与合法财产秩序的维护,并发挥刑事没收制度惩治犯罪之功效。本文采用总分结构。第一部分是刑事没收制度的总论研究,其包括了前三章的内容,主要是对刑事没收制度相关基础性理论的分析与探讨。第二部分是刑事没收制度的分论研究,其包括了后四章的内容。刑事没收制度实际效用的发挥体现在国家对具体客体的剥夺与处理上,因此,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分别针对不同没收客体的分析与讨论。此四章的行文逻辑基本相同,以概念的界定与特征的总结为前提,明确对不同客体的认定方法,在此基础之上逐一分析没收不同客体的正当性基础及其法律性质。通过对两岸相关刑法没收规范的比较,发现大陆在没收具体客体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反思的基础上借鉴台湾地区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经验来完善大陆的刑事没收制度。第一章是刑事没收制度的基础理论。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刑事没收制度存在认识上的差异,为巩固立论之根基,应保证在同一语境之下对刑事没收制度展开比较研究,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刑事没收制度进行了梳理和阐明。从没收财产刑的发展趋势来看,其已经完成了特定时期的历史使命,被世界上大部分民主法治国家和地区予以废除,现行刑事没收制度仅指特别没收。在明确刑事没收制度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刑事没收制度产生的理论渊源、价值取向以及合宪性基础三个方面来论证刑事没收制度的正当性。通过对两岸刑事没收制度历史沿革的比较,展现两岸刑事没收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与价值选择,从而夯实镜鉴之根基,避免制度移植后的“排异反应”。第二章是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框架。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架构是由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客体范围、主体对象、前提条件及法律效果组成,其与公民的财产权利密切相关。通过对相关核心内容的比较,能够发现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制度所存在的主要差异以及差异背后所展现的制度优劣。第三章是构建大陆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总体展望。刑事没收制度的构建是一个系统且庞大的工程。鉴于台湾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制度的发展趋势,大陆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本土化修正与完善。在实然的层面上,从刑事制裁体系“一元主义”与“二元主义”的合理性分析出发,明确大陆当前“有实无名”双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基本态样,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大陆构建“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可行性。在应然的层面上,大陆刑事没收制度的构建还需要处理和协调好部门法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关系以及刑事没收制度内部规范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是违禁物的没收。违禁物是整个法律体系通用的概念,违禁物是在相应客观条件之下,依其性质或状况,对公民、社会以及国家等具有一定危险性的物品。违禁物的危险性是其本质特性,违禁物没收的核心在于其自身危险性的认定上。因此,违禁物的没收并不依赖于刑事不法行为的存在,应被纳入义务没收的范畴。对违禁物没收应当注重对无违禁情形第三人的保护。由于违禁物具有易变性,在违禁物同其他客体发生冲突与竞合时,应当优先适用违禁物的没收。第五章是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大陆语境下的供犯罪所用之物包括了犯罪预备之物,但不包括犯罪行为结束之后所用之物。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认定应当采用“直接专门”理论,供犯罪所用之物是专门用以实行犯罪构成要件行为具有直接关联的物品。除违禁物以外的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本质特征在于,其被用于犯罪以前属公民合法所有之财物。由于公民对财产权的滥用,违背了使用财物的社会义务,从而使合法所有的财物不再具有正当性,并被纳入职权没收的范畴。在“责任能力为责任要素”的观点下,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应以故意犯为限。对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会牵涉到相关物权理论的内容,相关问题应当在保障公民财产权利和维护财产秩序的基本立场下进行处理。为防止刑事没收的法律效果受到规避,还应当建立没收及其替代措施的双层体系,并规范没收用语。第六章是犯罪所生之物的没收。犯罪所生之物是伴随于犯罪行为与犯罪成本的物理上的衍生物,其自始就不具有正当性,应被纳入义务没收的范畴。大陆刑法没收规范并未明确对犯罪所生之物的具体处理方式,但是,与犯罪所生之物同质的一般违法行为所生之物的处理方式却存在着明确的规定。大陆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所生之物的处理,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台湾地区对犯罪所生之物与供犯罪所用之物的同等对待明显忽略了两者不同的特性,应当在检讨与反思的基础上制定犯罪所生之物的没收规范。第七章是犯罪所得的没收。大陆“违法所得”的表述是由“定性+定量”的刑法立法模式所决定,但就实际效果而言,“违法所得”与“犯罪所得”并不存在差异。犯罪所得是犯罪行为人因犯罪行为而取得之财产性利益,既包括了直接财产性利益,也包括了部分间接财产性利益。“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通过犯罪行为获取的财物违背了财产权取得之界限,自始不具有正当性,应当被纳入义务没收的范畴。综合考量“总额原则”与“净额原则”适用的利弊,犯罪所得中的犯罪成本也应当纳入没收的范围。犯罪所得的没收可以被定性为准不当得利之衡平措施,以回复合法的财产秩序。通过对“履行型”、“挪移型”、“代理型”三种案件类型的分析,明确对第三人犯罪所得没收的具体情形。明确界定被害人的范围,在善意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与被害人回复请求权保护的优先顺序上进行分析并作出选择。推定犯罪所得是高度怀疑相应财物源自于犯罪行为,但事实上却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应的财物与哪一犯罪行为存在具体的关联。推定犯罪所得的没收在惩治犯罪的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其正当性也备受质疑。在纾解了推定犯罪所得没收同无罪推定原则之冲突的基础上,从现实层面、理论层面以及规范层面分析大陆借鉴推定犯罪所得的可行性,并对推定犯罪所得没收的适用进行严格的限制。
武小琳[6]（2017）在《刑事拘留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刑事拘留在我国刑事程序中具有极高的适用率,对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在制度设计上,刑事拘留仅由侦查机关决定,决定与执行的全过程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且最长可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达37日;在实践中,刑事拘留被滥用现象屡见不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极易受到损害。因此,刑事拘留长期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批评和质疑。在历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学术界的建议大多未得到认可,与刑事拘留相关的规定表现地异常稳定。在强制措施制度整体法治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刑事拘留已经成为刑事程序法治化的短板,与国际人权公约中刑事司法的最低标准差距较大。本文从刑事拘留的概念辨析与重构入手,分析刑事拘留的立法规定、司法现状和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差异及产生的原因,澄清通说观点对刑事拘留的误解,重新界定了刑事拘留。通过对现行法中的刑事拘留制度进行规范分析,对适用量最大、暴露问题最充分的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参照国际人权公约中保障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最低标准”,文章最后提出了完善刑事拘留制度的建议。全文共四章,约17万字。第一章,刑事拘留制度的规范分析,全面梳理现行法律中关于刑事拘留的规定,将刑事拘留界定为由侦查主体单方面决定,在一定时间内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以保障侦查活动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刑事拘留制度是一整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包括刑事拘留的审查、决定和执行全过程,涉及侦查机关在此期间进行的多项侦查活动,关乎侦查权力运行与犯罪嫌疑人权利行使、内部权力控制与外部权力制约的动态平衡。在此期间,辩护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等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需要有效实现,告知、通知、不得刑讯逼供等侦查机关的义务必须切实履行。刑事拘留制度体现出侦查初期侦查机关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态度。刑事拘留前,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多采用传唤、拘传以及留置盘查（继续盘问）的方式使犯罪嫌疑人到案接受调查。在经过人身检查、信息采集以及讯问之后,根据所获证据材料呈请审查批准刑事拘留。在以公安机关为主的侦查机关内部,包含五个层级、涉及不同部门分工合作的审批程序已经建立。在历次立法改革中,刑事拘留的期限不断被延长。在刑事拘留期间,犯罪嫌疑人有权知悉刑事拘留的原因及其他诉讼权利,有权委托律师辩护,并在不被监听的条件下会见律师。2012年《刑事诉讼法》从明确侦查机关禁止性义务的角度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但仍保留了“如实回答”条款,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矛盾。在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后,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审查批准逮捕程序中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这是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一条重要途径。第二章,刑事拘留制度的实证分析。刑事拘留是侦查实践中适用率最高的强制措施,总体适用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在不同地区,适用率受到侦查机关案件处理方式及惯例、刑事司法改革试点工作的影响而出现地区差异;在同一地区,涉嫌犯罪的严重性、该类犯罪的发案频率、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及在案发地的社会关系、案件的侦查取证难度是侦查人员作出刑事拘留决定的影响因素。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由于侦查机关内部工作机制的调整和改进,刑事拘留的适用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延长刑拘期限的现象仍然突出,总体而言犯罪嫌疑人被剥夺人身自由的时间呈缩短趋势;刑事拘留后变更为逮捕的情况有所减少,变更为取保候审的情况增加。实践中,一线公安民警在接到报警时并不区分案（事）件的性质,统一将违法犯罪嫌疑人带回公安机关审查后再判断是否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并办理相应手续。讯问是审查判断案件性质的重要工作,根据讯问结果结合其他证据材料,侦查民警通过执法办案系统完成刑事拘留的内部审批程序,决定刑事拘留需要经过侦查民警——本部门法制员——侦查部门负责人——法制民警——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五级审批”。这种内部审批起到了一定的控权作用。在长期的工作中,法制民警对刑事拘留的审核已形成较统一的工作方式和证据要求。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使工作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和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改革都要求缩短刑拘期限,从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第三章,刑事拘留制度的比较法考察。英国的警察拘留制度以拘留警官的特别设置、详细的程序规定、完善的权利保障为特点。法国的拘留制度在争议中经历多次改革,在国内和国外双重压力下改造完善一项备受苛责的制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德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比例原则的影响下注重公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在侦查初期各国刑事程序中均有由侦查主体决定短时间内剥夺人身自由,以查明案情、收集证据用于决定是否继续羁押或保释嫌疑人的制度设计。区域性和全球性人权公约要求与刑事拘留有关的国内法应具备可预见性、确定性的品质,剥夺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应当依法进行。有关当局承担告知、迅速将被追诉人带见法官等积极义务;被追诉人享有多项诉讼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最低标准”的目的在于防止公权力恣意侵犯个人权利,任意或非法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和司法现实与国际公约关于侦查初期剥夺被追诉人人身自由的原则性要求也存在差距。第四章,刑事拘留制度的完善,在前三章内容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刑事拘留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具体建议。刑事拘留涉及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需要从宪法的角度重视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平衡,构建“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人身自由保护模式。在刑事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全盘统筹、科学规划完善方案。参考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履行我国的国际法义务,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规则的制定过程中需要坚持程序法定原则、分权制衡原则和比例原则。在具体措施方面,本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刑事拘留制度的完善构想:（1）立法上明确刑事拘留的地位和功能;（2）合理设计到案措施体系,构建针对现行犯的无证拘留措施,明确规定传唤、拘传的适用对象,完善非现行犯到案制度;（3）完善刑事拘留的决定和执行程序,建立对刑事拘留的司法监督机制;（4）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保障措施;（5）完善对违法刑事拘留的国家赔偿,以增强侦查人员和侦查机关的责任感,严格遵守法律关于刑事拘留程序和期限的规定。
安然[7]（2017）在《环境污染罪的解释论展开 ——以规范司法适用为中心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刑法规范既是国民的行为规范,更是司法上的裁判规范,只有当法律条文真正在司法上得到有效适用,法治的权威才能得以塑造与巩固。污染环境罪的立法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媒体对污染环境罪惩治情况的报道频率也显着增加,人们凭直觉就可以感觉到国家加强了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打击。然而,污染环境罪问世五年有余,它在司法实践中的情况究竟与前身有什么区别?学界对污染环境罪的研究与该罪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来的问题是否一致?我国当下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是否与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污染环境罪作为一种典型的法定犯,在司法实践中的情况与传统的自然犯究竟有什么区别?随着民众环保诉求的水涨船高,我国对污染环境罪的惩治力度尚有多少潜力可挖掘?类似的问题通过规范研究显然是无法得出准确答案的。带着上述疑问,本文拟对现有的污染环境罪案例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并得出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准确情况,以期在此基础上对污染环境罪现有研究的不足展开有针对性的补足并为司法实践与我国的环保事业提供切实的帮助。第一章首先对污染环境罪的立法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而后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收录的2011年-2016年间的2862个污染环境罪一审判决书进行分析,对案件来源地、案件审级、犯罪主体情况、判决依据情况、是否造成经济损失、等数据进行归纳,并以此为基础对污染环境罪的适用情况进行了纵向分析。而后,本章对2015年浙江省发生的2255个故意伤害罪案例进行分析,对其刑罚适用情况、自由刑缓刑率等数据进行归纳并与污染环境罪刑罚的相关情况进行比对。分析结果显示,对被判处自由刑的污染环境罪被告们适用缓刑的比例竟然低于故意伤害罪。换言之,我国当下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制是十分严格的,不仅比法定犯罪严格,甚至在某些参数上较之传统的自然犯罪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对司法实践中的污染环境罪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分析后,发现当前我国对污染环境罪的规制受刑事政策的影响过于明显,这一现象源于我国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传统。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是必要的,但刑事政策所具有的功利性与易变性不能过分侵蚀刑法的公正性与稳定性。如要规范污染环境罪的适用,我们首先需要对污染环境罪,尤其是对污染环境罪中较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进行科学细致的理论诠释,将学界与实务界对污染环境罪理解推向一致。第二章对污染环境罪的法益进行了厘清,提出本文的核心观点,即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不是传统的人身或财产法益,也不是非人本的生态法益,而是人类的环境利益。本章先对中外刑法学界中与污染环境罪法益相关的学说进行了较为全面、详细的梳理,介述了德日刑法学中的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纯粹以人为中心的法益论、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论、行政的法益论、个别的法益论、下一代的生命与人类的公共财产论、健康论、宪法的价值与原则论以及综合说,而后介述了我国刑法学界中与污染环境罪法益相关的环保制度说、环保秩序说、环境社会关系说、环境权说、生态法益说与复合法益说。中外刑法学界现有对污染环境罪法益的学说都有其根据与一定的解释力,但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无法准确体现我国刑法中污染环境罪的特质,无法为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要素、罪过形式等重大问题提供明确、统一、可操作的诠释标准。对污染环境罪法益的理解必须坚持人本立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首先是一种人的利益,但不是传统的人身或财产利益,也不是环境消费利益,而是关于人类正常生活存续的环境利益,其核心要素为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品质。第三章在人本的环境利益法益观的指导下对污染环境罪的结果进行了探讨。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的环境利益,而环境利益的核心是环境品质。鉴此,污染环境罪的结果之本质是人的环境利益受损,或者可以说,是污染环境行为损害了适合人类正常生活存续的生活品质。事实上,当前学界对污染环境罪结果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诸学者没有坚持人本主义的法益观立场,而采取了非人本主义的法益观,导致污染环境罪结果的模糊,从而导致在对污染环境罪的既遂形态进行讨论时有意无意的混乱。以现行法律规范和司法案例为据,污染环境罪是一种结果犯并且同时兼具了危险结果和侵害结果。因此,污染环境罪实际上具有一种复合的既遂形态:危险犯（具体危险犯）既遂形态是本罪的一般结果犯,而侵害犯既遂形态是本罪的结果加重犯。在人本法益观的视域中,我们宜把污染环境罪的"纯环境损害"结果理解为一种具体危险犯。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罪与危险驾驶罪或与其他抽象危险犯的罪名之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人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了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改变,这意味着,行为人污染环境造成"纯环境损害"结果的行为已经现实侵害了人的环境利益,而且这种侵害不是抽象的而是完全具体可见并且可以用科学手段进行精确量化的。第四章主要对学界争议较大的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进行了探讨。学界对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大致形成了过失说、故意说与复合罪过说三种观点。过失说是我国刑法学通说坚持的观点,主张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排放、倾倒或处置有害物质的行为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后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虽已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故意说认为,从形式上采取故意说最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实质上采用故意说可以平衡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划定适当的刑罚范围,并能与其他犯罪形式形成想象竞合犯的关系,扩大处罚范围、减少处罚漏洞。复合罪过说,也有学者称之为模糊罪过说、混合罪过说或复杂罪过说,主张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同时包括故意和过失。本文认为,中外各国刑法均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过失犯罪的罪名即可以理解为故意犯罪。在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中还有共同犯罪的条款,也说明在立法者眼中污染环境罪是一种可以构成共同犯罪的故意犯。此外,自2011年以来的司法实践情况展示,几乎所有的污染环境罪案例均以故意犯论处。因此,故意说在污染环境罪的立法与司法上都有充分的依据。第五章对污染环境罪的共同犯罪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本文收集的2862个污染环境罪案例中,涉及共同犯罪的有900余个案例。这意味着,三分之一的污染环境罪案件是共同犯罪案件,污染环境罪的共犯问题的重要性是不容否定和忽视的。受到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刑事政策之影响,我国当前对污染环境罪共犯的规制是十分严厉的,部分案件的判罚可商榷之处较为明显。有些被告人仅承担了开关大门的门卫角色或仅将房屋出租给污染环境者,也被入罪处理,不当扩大了共犯处罚的边界。对污染环境罪共犯的认定首先需注意的是,不应过分强调主观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必须要承认即使不成立帮助犯的某些"帮助行为"在客观上也可能与构成要件结果之间存在某种因果联系,因此单纯的因果考察无法科学地限制帮助犯的成立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对污染环境罪共犯的认定应以是否创设了或升高了人类环境利益的风险这一客观标准为判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上百上千、纷繁复杂的案件中科学准确地划定污染环境罪共犯的边界。此后,本文对如何完善污染环境罪共犯的司法认定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建议。鉴于污染环境罪与自然科学要素关涉较多,如何提高污染环境罪共犯认定的专业性与规范性是当下污染环境罪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污染环境罪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如因果关系的判断、损害结果的确定、环境恢复费用的计算等问题都需要具有较高科学水平的专业人员才能处理。法官能否完全理解环境鉴定意见中的术语和得出结论的逻辑,能否提出专业的质疑意见,能否理解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直接关乎被告人自由与财富的剥夺与否,关系重大,司法者不能仅看到鉴定意见就径直做出有罪判决。为了应对案件审理的专业性问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我国可以考虑完善专家陪审制度,以提高污染环境罪审判的科学性。污染环境罪的同案不同判现象较为突出,除了及时更新相关司法解释之外,我们有必要重视和进一步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更加高效地发布污染环境罪的典型案例,提升污染环境罪审判的规范程度。
吴小帅[8]（2015）在《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论》文中提出我国刑事起诉制度实行公诉与自诉并行的双轨制,其中公诉占据主体地位,自诉作为公诉制度的补充而出现,二者共同构建了我国的刑事追诉体系。在刑事自诉制度的诸多内容中,刑事自诉圈的划定即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大小是刑事自诉制度理论与实践中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刑事自诉圈的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到自诉制度能否顺利运行及整个刑事司法功能是否得以有效发挥,对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自诉圈进行了较为具体甚至颇具突破性的规定,大幅扩张了自诉制度的适用空间,并首次创造性地规定了自诉对于公诉的监督机制。然而由于立法技术的不足,加之相关制度的阙如,自诉案件的实践运行与立法原意存在明显的悖离,而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此问题并无涉及。因此有必要在系统梳理刑事自诉圈的演变规律及借鉴国外自诉圈立法模式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自诉制度运行的实证状况,对刑事自诉制度进行理性反思,重新合理划定刑事自诉圈。本文共分为八部分。导论部分主要就本文的选题背景、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思路及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交代。第一章论述了刑事自诉制度存在的正当性。诉权理论、刑事被害人理论、刑事诉讼谦抑理论、诉讼合意理论以及恢复性司法理论等理论对现代自诉制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构成了自诉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内在依据。刑事自诉制度具有弥补公诉制度缺陷的制度性价值、有效节约司法资源的经济性价值、满足多元主体需要的社会性价值、反映亲亲相隐诉讼心理及体现无讼追求观念的社会性价值等价值蕴含。同时,刑事自诉制度能够体现刑法的基本原则、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第二章对刑事自诉圈的建构模式进行了考察和归纳。根据世界主要国家（地区）自诉圈立法的差异,刑事自诉圈的建构模式主要分为自诉独占模式、自诉与公诉并行模式和公诉垄断下的“类自诉”模式三种。自诉独占模式发端于初民社会的私力救济,主要存在于早期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如古罗马法、古日耳曼法以及英国1879年前的立法例。自诉与公诉并行模式是当今世界存在数量最多且情形最为复杂的模式,根据自诉与公诉的关系以及两者范围的消长,又可细分为德国的自诉不断扩张模式、俄罗斯的公诉扶助自诉模式、中国台湾的自诉公诉平分秋色模式、中国大陆的自诉公诉关系多元模式等几种亚模式。其中,我国的自诉圈建构的模式最为特殊：不仅自诉案件种类多,而且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之间关系复杂,分为“纯自诉”、“自诉转公诉”、“可公诉可自诉”、“公诉转自诉”四种情形。公诉垄断下的“类自诉”模式是指一国的刑事起诉权虽统一由国家行使,实行公诉垄断,但在诉讼制度中存在有制约公诉权并体现自诉功能和价值的相关制度的一种特殊模式。由于各国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的差异,“类自诉”模式在不同国家样态各异,其中美国的“类自诉”源于大陪审团制度、日本源于准起诉制度、法国源于民事原告人制度、意大利源于不告不理案件的存在。通过对刑事自诉的模式考察可知,虽然刑事起诉制度中公诉范围不断扩大、自诉范围不断缩小已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但自诉制度一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自诉缺失的国家,其“自诉意蕴”仍然通过其他制度得以体现。除此之外,各国自诉圈的性质、内容都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对于重构我国刑事自诉圈提供了域外借鉴。第三章论述了重构我国刑事自诉圈的必要性。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范围的规定粗疏且紊乱,实践中问题重重,效果很不理想：自诉案件的公诉化现象严重；自诉案件的证据门槛过高；或公诉或自诉的选择导致了“同案不同罚”的处理结果；自诉案件的类型失衡。在法定的三类自诉案件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圈”划得过宽,不仅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和侵占罪纳入此中的正当性不足,而且侮辱罪和诽谤罪的自诉标准也不够清晰,有扩张性滥用之虞；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圈”边界不明,缺乏明确的自诉与公诉并存时的冲突解决机制；“公诉转自诉”案件的立法规定存在冲突,案件成立条件设定不够严谨,程序设置紊乱,导致司法机关在具体适用时无所适从,此类案件实践中几近名存实亡。第四章对影响刑事自诉圈重构的因素进行了类型化研究。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及文化的等因素都在影响和决定着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大小。刑事自诉圈在重构时要受到以人为本的民生政治因素、转型了的权力斗争哲学观等哲学因素的影响,受新熟人社会及民间司法资源等社会现实和刑事自诉法文化传统的制约,要考量公民对不法行为的宽容程度,衡量公民证据掌控能力的强弱,以及兼顾国际法治环境对本土立法的影响。第五章是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的具体设想,系统阐述了我国刑事自诉圈构建的理念、原则及具体设计方案。在重构刑事自诉圈时应当坚持公诉与自诉关系协调原则、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案件性质与社会危害程度双低原则、以及法益侵害的个人性原则等原则。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将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虐待罪和部分侵占罪从自诉圈中剥离出去,同时吸纳相关的亲属间财产型犯罪、侮辱尸体罪、无其他严重情节的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发生在亲属之间且无其他严重情节的过失致人重伤罪、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无其他严重情节的强奸罪、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且无其他严重情节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罪名；缩小司法解释中列举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范围；对于“公诉转自诉”案件,应当通过制度改革来改变其近乎虚设的状态,将“公诉转自诉”从自诉案件中分离,作为一项独立的制度,其性质为“被害人申请司法审查”制度,并对被害人申请司法审查的具体制度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设计。在上述具体制度设计的基础上,提出“动态自诉圈”的思路。刑事自诉圈并不是一成不变、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动态地变化,需要不断调整和吐故纳新。第六章对于刑事自诉圈重构的配套制度进行构建。刑事自诉圈的划定不是简单的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范围界分,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受制又影响着其他多种制度。只有合理构建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才能保证自诉圈不至于名存实亡,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是调整自诉案件的证据制度,强化自诉人的证据收集权利、提高自诉人的证据收集能力；二是规范自诉案件的审判制度,主要从确立自诉案件时效制度、增设自诉案件缺席审判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三是健全自诉案件的监督救济制度,包括完善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监督制度、建立刑事自诉强制代理制度以及强化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四是建立公安及检察机关的自诉协助制度,明确公安机关处理自诉案件的程序,并构建合理的自诉与公诉制度衔接机制。结语部分认为在当下世界多元化的背景下,以理性、宽容、渐进、调和为价值观的法律制度设计必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宽容的理性是刑事自诉制度独有的性格品质特征,人性化的刑事自诉制度应当防止自身的过分激进与扩张,应该保持一种自我克制。刑事诉讼应当秉承一种宽和理性的司法精神,以其人文关怀重构法律与民众之间缺失的亲和力,司法人员应当以“服务公民的主体性理念”去践行一种宽和的司法精神。
马东丽[9]（2014）在《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兜底条款作为立法者无法穷尽列举之情形的一种立法技术,是刑事立法局限性的必然,在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立法者在1997年刑法修订时,为了应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情况,在我国刑法分则各章节中规定了大量的兜底条款,这不但刑事立法局限性的使然,也是在我国几千年来重刑主义和工具主义刑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刑事立法秩序中心主义理念下,立法者基于刑事政策作出的积极选择。作为一项立法技术,兜底条款的存在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在我国司法解释的推波助澜和法官积极适用的共同作用下,兜底条款罪名被不断扩张,以致这些罪名从扩张走向变异而具有“口袋化”倾向,并且在司法适用实践中呈现一种普遍化的趋势,有些罪名甚至最终成为“口袋罪”而备受学界质疑和诟病,如何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和兜底条款罪名的无限扩张,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结合学界观点对兜底条款相关概念界定之后,从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出发,探明了兜底条款的真实困境并不在于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根源于我国司法解释的弊端和不足.在兜底条款必然存在的现实‘背景下,为力求兜底条款的最大明确性,应该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两方面去实现,从而达到兜底条款对保护社会和人权保障的真正协调和良性、灵活的平衡。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以下五章：第一章对兜底条款的基本概念作以界定。通过对我国现行刑法中“其他”“等”概括规定的梳理,结合学界关于兜底条款概念的表述,笔者界定了兜底条款的概.念和特征,对刑法理论上与兜底条款的相关概念予以区分之后,结合学界关于兜底条款的分类,在兜底条款研究对象的范围之内,对兜底条款的类型予以重新界定。第二章论证了兜底条款在刑法中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既然兜底条款是世界各国刑事立法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和现实价值。本章第一节首先对兜底条款的存在依据进行分析,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不但是刑事立法局限性的必然,也是立法者基于刑法立法秩序中心主义理念和刑事政策作出的积极选择,并在刑法立法和司法中有其一定的现实价值。第二节在兜底条款存在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探明兜底条款的真实困境并不是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冲突,而是根源于我国司法解释的不足和弊端,也只有在探讨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对兜底条款的其他问题作出进一步解答。第三章为力求我国刑法规范的最大明确性,从刑事立法上去限缩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所在。笔者通过梳理我国新旧刑法中每个章节中兜底条款的分布情况以及适用范围的变化趋势,结合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到《刑法修正案（八）》的修订的变化趋势,限定了我国刑法分则中兜底条款的应有范围,然后对我国刑法中现有兜底条款范围的合理限缩提出自己的建议。第四章针对刑事立法上短时间内不能缩减兜底条款适用范围的现状,笔者探讨了如何通过司法过程来实现兜底条款的限缩,这也是本文的重点。纵观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兜底条款罪名的司法实务现状,对兜底条款的解释和判断,缺乏的不是知识与经验,而是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的法治理念,笔者在对我国司法解释主体的纷争和司法解释泛滥与扩张的现实予以透视之后,提出司法机关应在以谦抑性为原则,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标尺的解释理念下,坚持严格解释的态度和形式解释的立场,使用正确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和适用兜底条款,收缩兜底条款罪名的适用范围,把不能涵盖在兜底条款罪名中的违法行为,能不作犯罪处理的尽量不做犯罪处理,从而达到社会保护的立法目的,实现我国刑法对人权的保障。第五章为更进一步控制兜底条款罪名的扩张适用,通过司法适用中的其他途径来限制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本章第一节首先对兜底条款罪名的司法适用现状进行了分析。由于我国司法解释的泛滥和扩张,使兜底条款罪名的外延不断扩张,以致这些罪名从扩张走向变异而具有“口袋化”倾向,并且呈现一种普遍化的趋势,有些罪名甚至最终成为国内学界诟病的“口袋罪”。针对此,有学者提出了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引入法官解释机制的建议,但在我国现有的司法环境和现状下,这些意见虽很中肯的但不具有实现的可能性。第二节兜底条款罪名司法适用完善中,提出司法人员可以利用其他一些司法适用途径来限制兜底条款罪名的扩张。如在司法适用中利用兜底条款罪名与相关罪名之间的竞合关系,也不失为一种防止兜底条款盲目扩张的方法,或者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在对具体案件适用司法解释时,能够甄别司法解释对兜底条款罪名的解释合理与否,而选择正义的结论,不盲从的去适用兜底条款的罪名,尽量控制兜底条款罪名适用范围,减少其“口袋化”的扩张倾向,以减少学界对兜底条款的质疑和诟病。
王耀忠[10]（2013）在《非监禁刑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非监禁刑是指对犯罪行为轻,主观恶性浅、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行为人所适用的不予关押的刑罚种类。如管制刑。广义上的非监禁刑还应该包括体现行刑社会化理念的刑罚裁量制度与刑罚执行制度。如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非监禁刑不仅是刑罚领域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且是刑罚轻缓化的必然归宿；它的诸多价值都是监禁刑所无法比拟的,它不仅能以人道主义的关怀增进人类社会的自由,而且能够以最小量的刑罚投入产生可观的社会效果；不仅可以充分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当宽则宽的理念,而且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法治国的进程。国内的非监禁刑理论与实践虽然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2003年两高、两部在六个发达省市开始社区矫正试点,标志着我国非监禁刑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步入了快车道。但我国非监禁刑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还不够成熟,都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困境。在刑罚观念的转变上,仍是传统观念有余,现代观念不足；在非监禁刑的立法上,存在着惩罚力度不足、种类不全、适用条件不够明确、个别化处遇体现不足等问题；在非监禁刑的司法上,存在着适用率低、适用歧视、标准不统一、当事人参与程序、同步监督与权力制衡缺失、司法腐败与不公、行政化色彩较重、不合理的司法行刑人员倒追查制度等问题：在非监禁刑的执行上,重表现轻心理、重形式轻实效、量刑与矫正衔接不良等问题。本文围绕非监禁刑基本理论和刑罚观念,非监禁刑的立法和司法问题,结合笔者的调研材料,采用理论紧密联系实践、借鉴国外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分析和探讨。通过对犯罪原因的反思提出了层阶一体化责任观,在对其原因、依据、正当性论证的基础上设计了《犯罪内因量表》、《犯罪外因量表》、计算公式以及适用方法。因此,层阶一体化责任观既是一种重视犯罪外因的犯罪责任观,也是一种实践观,是一种方法论的突破。本文努力将层阶一体化责任观贯彻到非监禁刑的司法和执行中去,提出并设计了《假释罪犯重要因素人身危险性评估量表》等,将假释罪犯的再犯危险性预测因子分成宣判前预测因子和执行期间预测因子两大类,并赋予了执行期间预测因子独立的再犯危险性判断功能。简单地说,层阶一体化责任观,是指对大部分犯罪来说,国家、社会和行为人都应承当性质不同、责任量不同的责任,国家、社会对引发犯罪的外因向前延伸承担制定良好刑事政策、社会政策减少犯罪外在因素的责任,向后延伸承担科学矫正犯罪行为人、安置帮教的责任；而犯罪行为人主要对引发犯罪的内因承担法定的刑事责任。因此,国家、社会和犯罪行为人对每一起犯罪所应承担的责任便形成一个动态的责任层阶,当国家、社会和犯罪行为人根据各自的责任量共同承担责任时便是层阶一体化的责任。层阶一体化责任观的提出在于倡导国家、社会正确对待犯罪行为人,正确看待犯罪现象的存在,提升国家、家庭和罪犯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社会公众对非监禁刑矫正罪犯的认同感,实现国家、社会、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利益最大化,最终目标是要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减少犯罪,建立起一个和谐的大中国。“层阶一体化责任观”主要是从犯罪、刑罚、刑事责任的外围,即主要是从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在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中的价值和意义上提出的,可以说是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国家、社会从政策和制度上减少未然犯罪因素的责任以及科学矫正和合理安置已然犯罪行为人责任之间紧密衔接的一种责任观,是行为人刑事责任向前与向后延伸所形成的一种国家社会责任。“层阶一体化责任”不同于刑法上的团体责任,团体责任是一种刑事责任主体的横向扩张,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而层阶一体化责任是不同领域、不同性质责任之间的一种合理衔接和互动。“层阶一体化责任”中的“责任”具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就犯罪行为人而言,是一种法定的、必然的责任,具有特定承担主体；就国家和社会而言,是一种制度、政策意义上的责任,是一种建议国家和社会科学认识、合理对待并去积极承担的责任,并不具有强制性和必然性。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前言,介绍了本文研究的意义、研究背景和方法。第二部分非监禁刑的观念问题,在比较国外刑罚观与反思我国传统刑罚观的基础上倡导人本主义刑罚观,并提出了层阶一体化责任观,对层阶一体化责任观提出的原因、正当性依据以及司法行刑实践应用的量化进行了论述和设计。第三部分非监禁刑的立法问题,在分析我国非监禁刑立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基础上,提出了对管制刑、财产刑、资格刑、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完善建议并进行了详细的法条设计。第四部分非监禁刑的司法问题。在对非监禁刑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概述的基础上,主要针对管制、罚金、缓刑和假释四大主要非监禁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数据化实证论述,提出了司法对策。由于调研和实证材料的有限性以及涉及国家机密等问题,本文的论述肯定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二、从刑事法学派的变迁反思刑事对策的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刑事法学派的变迁反思刑事对策的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实证分析法 |
| 二、图表综合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文献分析法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未成年人犯罪与人格刑法理论 |
| 第一节 未成年人犯罪概述 |
|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界定 |
|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理论 |
| 第二节 人格刑法相关理论 |
| 一、人格概述 |
| 二、犯罪人格的一般理论 |
| 三、人格刑法理论 |
| 第三节 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人格刑法理论 |
| 一、刑法人格化有利于制定合理的刑事政策 |
| 二、刑法人格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公正性 |
| 三、刑法人格化有利于评估人身危险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 |
| 一、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影响较大 |
| 二、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 |
| 三、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 |
| 四、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 |
| 五、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 |
| 第二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 |
| 一、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 |
| 二、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 |
| 三、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 |
| 四、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 |
| 五、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 |
| 六、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 |
| 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 |
| 第三节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现状 |
| 一、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
| 二、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 |
| 三、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 |
| 四、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 |
| 五、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 |
| 六、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 |
| 七、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美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与基本理念 |
| 二、美国的“转向处遇”制度 |
| 三、美国的“零容忍政策”和“恢复性政策” |
| 四、美国的“圆桌谈话” |
| 第二节 日本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日本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立法概况 |
| 二、日本的“非行少年程序” |
| 三、日本的“家庭裁判所” |
| 四、日本的“少年司法体系”和司法理念变迁 |
| 第三节 英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英国的“国家亲权主义”制度 |
| 二、英国的儿童福利保护 |
| 三、英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
| 第四节 意大利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意大利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模式 |
| 二、意大利的“‘帮助身边的人’核心计划” |
| 三、意大利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教育和矫治 |
| 第五节 韩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韩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 |
| 二、韩国的“保护处遇制度” |
| 第六节 德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实践 |
| 一、德国的少年儿童立法概况 |
| 二、德国的“社会调查制度” |
| 第七节 国外共性的经验与借鉴 |
| 一、重视通过立法手段加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 |
| 二、重视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和矫治作用 |
| 三、重视家庭环境预防和学校环境预防的作用 |
| 四、重视心理预防和避免标签效应 |
| 五、坚持“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 |
| 第一节 加强网络环境预防 |
| 一、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 |
| 二、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人格塑造 |
| 三、提升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 |
| 第二节 优化家庭环境预防 |
| 一、家庭环境预防应当突出人格预防 |
| 二、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 |
| 三、围绕人格预防加强亲职教育 |
| 四、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
| 第三节 创新学校德育教育 |
| 一、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 |
| 二、学校德育教育应当突出健康人格塑造 |
| 三、创新德育教育的内容、方法和体系 |
| 四、德育教育的成败应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 |
| 第四节 提升社区功能和综合防治能力 |
| 一、优化社区功能与环境条件 |
| 二、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 |
| 三、社区防治应结合专门学校的改革进行 |
| 四、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社区帮教工作 |
| 第五节 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防治 |
| 一、加强农民工就业政策调整 |
| 二、重视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
| 三、改善农村学校教育环境 |
| 四、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强制监护制度 |
| 五、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 |
| 六、整合社会资源与加强综合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之构建 |
| 第一节 人格预防的重点在于心理预防 |
| 一、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形成犯罪心理 |
| 二、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 |
| 三、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 |
| 四、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 |
| 五、创造有利于心理健康的环境条件 |
| 第二节 犯罪人格的生物预防 |
| 一、犯罪人格的生物因素分析 |
|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生物性原理 |
| 三、生物学治疗创新预防新思路 |
| 四、人格调查应作为生物学治疗的前提 |
| 五、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 |
| 第三节 实践以道德思维为导向的人格预防 |
| 一、道德思维概述 |
| 二、神经学视域下的道德思维干预 |
| 三、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的影响 |
| 四、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 |
| 五、道德思维能力培养应作为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 |
| 六、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三种教育 |
| 第四节 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体系 |
| 一、犯罪思想道德监测的内涵和原则 |
| 二、监测犯罪思想道德的指标体系 |
| 三、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体系的具体实践 |
| 第五节 加强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防治 |
| 一、未成年人不良行为概述 |
| 二、未成年人不良行为防治的理论基础 |
| 三、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2）论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社会危害性概念之考察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概念在苏俄刑事立法中的演化 |
| 一、《苏俄刑法指导原则》中的社会危害性 |
| 二、《苏维埃刑法典》中的社会危害性 |
| 三、《苏俄刑法典》确立了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演化 |
|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在欧洲大陆刑法史上的变迁 |
|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在前苏联刑法理论中的演化 |
| 第三节 我国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拿来”和“继承” |
| 一、我国刑事立法对社会危害性理论的“拿来” |
| 二、我国刑法采用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原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厘定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概念界定应秉持社会本位刑法观 |
| 一、个人本位刑法观和国家本位刑法观的不足 |
| 二、人的社会属性是社会本位刑法观的哲学基础 |
| 三、社会本位刑法观的优势及其表现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概念的厘清 |
| 一、社会危害性是行为属性 |
| 二、“危害”是指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
| 三、“社会危害”是指社会利益的客观损害 |
| 第三节 驳论:社会危害性存在诸多缺陷 |
| 一、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会导致罪刑擅断 |
| 二、社会危害性理论不会妨碍人权保障 |
| 三、社会危害性不应被逐出注释刑法学 |
| 本章结论 |
| 第三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提出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 |
|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内容评价与形式评价的关系 |
| 二、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价值评价与规范评价的关系 |
| 三、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的关系 |
| 第二节 刑事违法性评价的不周延性 |
| 一、刑事违法性形式评价和规范评价的不周延性 |
| 二、例证:陆勇销售假药案 |
| 第三节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发掘 |
| 一、实质违法性理论说明了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 |
| 二、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印证了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 |
| 三、“但书”与构成要件实质化证实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判断依据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具有规范性与实体性 |
| 一、社会危害性规范性来源于可量化的价值判断要素 |
| 二、以损害为核心内涵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实体性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具有明确的判断标准 |
| 一、俄罗斯刑法理论社会危害性判断方法之否定 |
| 二、社会相当性不应成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 |
| 三、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依据——以损害为基准 |
| 第三节 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具有刑法专属性 |
| 一、刑事立法上的判断标准:前置法穷尽且无效规则 |
| 二、刑事司法上的判断标准:追诉标准+客观损害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体系定位 |
| 第一节 社会危害性去罪判断不在犯罪构成之外 |
| 一、犯罪构成是认定犯罪的唯一标准 |
| 二、犯罪一般概念不能成为个罪的判断标准 |
| 三、犯罪构成之外的去罪判断违背基本原理 |
| 第二节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应置于犯罪构成之内 |
| 一、人权保护需要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在犯罪构成之内 |
| 二、社会危害性应作为犯罪构成的价值判断要素 |
| 第三节 社会危害性应作为犯罪客体的去罪要素 |
| 一、犯罪客体要件缺少去罪评价要素 |
| 二、社会危害性是犯罪客体应有的去罪要素 |
| 三、社会危害性作为去罪要素不会导致评价多元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的主要表现类型 |
| 第一节 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去罪类型 |
| 一、犯罪未完成形态的去罪理论依据 |
| 二、预备犯的去罪类型 |
| 三、未遂犯的去罪类型 |
| 四、中止犯的去罪类型 |
| 第二节 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的去罪类型 |
| 一、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的去罪理论依据 |
| 二、教唆行为的去罪类型 |
| 三、帮助行为的去罪类型 |
| 第三节 抽象危险犯的去罪类型 |
| 一、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根据 |
| 二、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及其去罪类型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一、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有利于矫正刑法万能主义 |
| 二、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缓和了跨法的法律价值冲突 |
| 三、社会危害性去罪功能促进了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合理性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感恩有你 |
（3）定罪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难点和创新 |
| 第一章 定罪概述 |
| 第一节 定罪的基本概念 |
| 一、定罪的内涵 |
| 二、定罪的外延 |
| 第二节 定罪与犯罪构成 |
| 一、犯罪构成的理论体系 |
| 二、从定罪的角度看三种犯罪构成理论 |
| 三、定罪与“但书”规定 |
| 第三节 定罪与刑事政策的关系 |
| 一、中外刑法学对刑事政策的不同立场 |
| 二、刑事政策在我国刑事司法(定罪)中的应用 |
| 三、定罪与刑事政策关系的应然立场 |
| 四、正确运用刑事政策确定合理的定罪思维 |
| 第二章 定罪的过程与基本原则 |
| 第一节 定罪的过程 |
| 一、定罪过程的三段论 |
| 二、三段论下定罪活动的基本过程 |
| 三、三段论的缺陷及本文的研究方向 |
| 第二节 定罪的基本原则 |
| 一、关于定罪原则的理论争鸣 |
| 二、全面评价原则 |
| 三、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
| 四、疑罪从无原则 |
| 第三章 定罪的方法 |
| 第一节 定罪方法的哲学基础 |
| 一、方法论的起源与发展 |
| 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
| 三、关于法律方法的基本观点 |
| 四、研究定罪方法的哲学意义 |
| 第二节 定罪方法的具体展开 |
| 一、侵害客体分析法 |
| 二、目的分析法 |
| 三、手段—客体分析法 |
| 四、行为—对象分析法 |
| 五、部分定罪法 |
| 第四章 定罪中刑法解释的立场与原则 |
| 第一节 定罪中的刑法解释 |
| 一、刑法解释中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 |
| 二、定罪解释中形式解释论的倡导 |
| 三、定罪中刑法解释应坚持的原则 |
| 四、几种刑法解释方法应当注意的问题 |
| 第二节 关于“以刑制罪”的辨析 |
| 一、“以刑制罪”的概念演进及评述 |
| 二、“以刑制罪”之否定 |
| 第五章 罪名适用的规则 |
| 第一节 罪名适用的一般规则 |
| 一、正确确定罪名的现实意义 |
| 二、确定罪名的基本原则 |
| 三、罪名适用的基本规则 |
| 第二节 选择性罪名的适用规则 |
| 一、选择性罪名的概念 |
| 二、选择性罪名的设置标准及适用规则 |
| 第三节 罪名的变更及程序保障 |
| 一、如何理解“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 |
| 二、罪名变更应基于指控事实并给予必要程序保障 |
| 三、基于两则具体案例的分析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刑事法学应当加大关注犯罪的“供给侧”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刑事法学加大关注犯罪“供给侧”问题的必要性 |
| 二、解决犯罪“供给侧”问题的实现路径 |
| (一) 构建刑法立法的检疫机制以及退出机制 |
| (二) 进一步强化刑事法学对犯罪合理反应的支持 |
| (三) 刑事法学要强化对犯罪源头预防制度的建设 |
| 三、结语 |
（5）刑事没收制度研究 ——以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为镜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部分 刑事没收制度总论研究 |
| 第一章 刑事没收制度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内涵 |
| 一、中国大陆语境下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二、台湾地区语境下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三、其他国家和地区语境下的刑事没收制度 |
| 四、还原大陆刑事没收制度的“本来面目” |
| 第二节 刑事没收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
| 一、刑事没收制度的理论渊源 |
| 二、刑事没收制度的价值取向 |
| 三、刑事没收制度的合宪性考问 |
| 第三节 刑事没收制度镜鉴的根基 |
| 一、中国古代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二、中国近代的刑事没收制度 |
| 三、两岸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章 刑事没收制度的基本框架 |
| 第一节 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 |
| 一、台湾地区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 |
|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 |
| 三、中国大陆刑事没收的客体范围及缺漏 |
| 四、刑事没收客体范围的精确划分 |
| 第二节 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 |
| 一、台湾地区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 |
| 二、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 |
| 三、中国大陆刑事没收的法律性质及弊端 |
| 四、刑事没收独立法律效果的明确界定 |
| 第三节 刑事没收的前提条件与法律效果 |
| 一、刑事没收前提条件的阶层论分析 |
| 二、刑事没收法律效果的物权论分析 |
| 第三章 构建大陆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总体展望 |
| 第一节 构建大陆“三轨制”刑事制裁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
| 一、刑事制裁体系的“一元主义”与“二元主义” |
| 二、大陆现行刑事制裁体系的基本态样 |
| 三、“有实无名”双轨刑事制裁体系的发展趋向 |
| 第二节 构建大陆现代刑事没收制度的具体路径 |
| 一、刑事没收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的明确 |
| 二、刑事没收与民事没收、行政没收的协调 |
| 三、刑法没收规范与刑事没收程序的融合 |
| 四、刑事没收客体范围的细化与增补 |
| 五、刑事没收前提条件的确定与法律效果的重塑 |
| 第二部分 刑事没收制度分论研究 |
| 第四章 违禁物的没收 |
| 第一节 违禁物的基本内涵 |
| 一、违禁物的界定 |
| 二、违禁物的划分 |
| 第二节 违禁物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违禁物没收的正当性基础 |
| 二、违禁物没收的法律性质 |
| 第三节 大陆违禁物没收的主要问题 |
| 一、违禁物的范围界定模糊 |
| 二、没收前提条件设置不当 |
| 三、第三人合法权利的漠视 |
| 四、没收客体认定杂乱无章 |
| 第四节 大陆违禁物没收规范的完善 |
| 一、明确违禁物的认定方法 |
| 二、没收前提条件的特殊处理 |
| 三、重视第三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
| 四、化解不同客体间的冲突与竞合 |
| 五、违禁物没收规范溯及力的特殊考量 |
| 第五章 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 |
| 第一节 供犯罪所用之物的基本内涵 |
| 一、大陆语境下的“供犯罪所用之物” |
| 二、供犯罪所用之物认定方法的选择 |
| 三、供犯罪所用之物的逆向界定 |
| 第二节 供犯罪所用之物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犯罪实行阶段中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 |
| 二、犯罪预备阶段中供犯罪所用之物的没收 |
| 三、供犯罪行为结束后所用之物的特殊考量 |
| 第三节 大陆供犯罪所用之物没收的主要问题 |
| 一、没收的前提条件不明 |
| 二、没收的方式过于严苛 |
| 三、没收的主体存在缺漏 |
| 四、没收不动产态度保守 |
| 五、没收替代手段的缺失与用语的混乱 |
| 第四节 大陆供犯罪所用之物没收规范的完善 |
| 一、没收前提条件的进一步限制与解放 |
| 二、职权没收的采用与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三、物权理论下没收主体的扩展与延伸 |
| 四、动产没收与不动产没收的同等对待 |
| 五、统一用语并建立层次分明的执行措施 |
| 第六章 犯罪所生之物的没收 |
| 第一节 犯罪所生之物的基本内涵 |
| 一、犯罪所生之物的特性与范围 |
| 二、犯罪所生之物的认定方法 |
| 第二节 犯罪所生之物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犯罪所生之物没收的正当性基础 |
| 二、犯罪所生之物没收的法律性质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犯罪所生之物没收规范的反思与借鉴 |
| 一、职权没收方式的再思考 |
| 二、没收前提条件的再推敲 |
| 三、没收主体对象的再商榷 |
| 四、没收替代措施的再考量 |
| 第七章 犯罪所得的没收 |
| 第一节 犯罪所得的基本内涵 |
| 一、“违法所得”与“犯罪所得” |
| 二、犯罪所得的界定与认定 |
| 三、推定犯罪所得的界定与认定 |
| 第二节 犯罪所得没收的法理依据 |
| 一、一般犯罪所得的没收 |
| 二、推定犯罪所得的没收 |
| 第三节 大陆犯罪所得没收的主要问题 |
| 一、没收的前提条件过于严苛 |
| 二、比例原则适用的空间有限 |
| 三、第三人财产权利的保护存有疏漏 |
| 四、替代措施的欠缺与没收用语的混乱 |
| 五、被害人合法财产权保护手段的匮乏 |
| 六、含混不清的推定犯罪所得没收规范 |
| 第四节 大陆犯罪所得没收规范的完善 |
| 一、明确没收的前提条件 |
| 二、比例原则的具体适用 |
| 三、强化对第三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
| 四、构建没收及其替代措施双层体系 |
| 五、完善对被害人合法财产权的保护 |
| 六、推定犯罪所得没收的反思与借鉴 |
| 结语 |
| 附件:刑事没收制度适用之思维流程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后记 |
（6）刑事拘留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刑事拘留制度的规范分析 |
| 第一节 刑事拘留的概念辨析及重构 |
| 一、刑事拘留的概念和特征的通说观点 |
| 二、对通说观点的反思 |
| 第二节 适用刑事拘留的程序 |
| 一、刑事拘留前的处置措施 |
| 二、刑事拘留的决定与执行程序 |
| 第三节 刑事拘留的期限 |
| 一、刑事拘留的期限及演变过程 |
| 二、刑事拘留期限的计算与刑期折抵 |
| 第四节 被拘留人的诉讼权利 |
| 一、知悉刑事拘留的原因及其他诉讼权利和义务 |
| 二、辩护权与获得律师帮助 |
| 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 |
| 四、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利 |
| 第五节 刑事拘留制度存在的问题 |
| 一、刑事拘留立法定位不明，功能混乱 |
| 二、刑事拘留期限过长，期间缺乏外部监督制约 |
| 三、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及保障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刑事拘留制度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及样本的基本情况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样本和访谈对象 |
| 第二节 公安机关适用刑事拘留的基本情况 |
| 一、刑事拘留在实践中适用的主要特点 |
| 二、2012 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事拘留适用情况的变化 |
| 第三节 刑事拘留在公安侦查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
| 一、基层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拘留的流程分析 |
| 二、法制部门对刑事拘留的审核工作 |
| 三、常见案件类型中法制审核的要求与证据标准 |
| 第四节 刑事司法改革对刑事拘留适用的影响 |
| 一、刑事拘留的内部审批程序在执法规范化建设中进一步完善 |
| 二、刑事拘留期限在速裁程序改革中进一步缩短 |
| 第五节 刑事拘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工具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犯罪嫌疑人权利被忽视 |
| 二、滥用刑事拘留，甚至惩罚性适用刑事拘留 |
| 三、现有速裁和快速办理程序改革中存在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刑事拘留制度的比较法考察 |
| 第一节 域外法中的刑事拘留制度 |
| 一、英国的警察拘留制度 |
| 二、法国的拘留制度 |
| 三、德国的拘留制度 |
| 四、美国的审前羁押制度 |
| 五、域外法律制度对我国刑事拘留制度完善的启示 |
| 第二节 与刑事拘留相关的国际准则 |
| 一、欧洲人权法中刑事拘留的标准 |
| 二、联合国人权法律框架中刑事拘留的标准 |
| 三、国际准则对我国刑事拘留制度完善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刑事拘留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
| 一、指导思想 |
| 二、基本原则 |
| 第二节 完善刑事拘留制度的具体建议 |
| 一、立法上明确刑事拘留的地位和功能 |
| 二、合理设计到案措施体系 |
| 三、完善刑事拘留的决定、执行和监督程序 |
| 四、加强对刑事拘留前及刑拘期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
| 五、进一步完善对违法刑事拘留的国家赔偿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环境污染罪的解释论展开 ——以规范司法适用为中心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之考察 |
| 第一节 污染环境罪的变迁与影响 |
| 第二节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的现状 |
| 一、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解释及其效用 |
| 二、污染环境罪适用现状的纵向分析 |
| 三、污染环境罪适用现状的横向比较 |
| 第三节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之症结 |
| 一、对结果、罪过等关键要素的理解存在冲突 |
| 二、受刑事政策的影响过于严重 |
| 三、仍未摆脱我国犯罪控制的惩罚主义传统 |
| 第四节 规范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的教义学进路 |
| 一、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与边界 |
| 二、污染环境罪的解释原则 |
| 第二章 污染环境罪的法益 |
| 第一节 污染环境罪法益的诸学说 |
| 一、德日刑法学中的污染环境罪法益学说 |
| 二、我国刑法学界对污染环境罪法益的认识 |
| 三、对中外污染环境罪法益学说的评析 |
| 第二节 人本主义法益观的证成 |
| 一、对"纯环境侵害行为"入罪的解读 |
| 二、刑事立法的思想基石:人类中心主义之再诠释 |
| 三、环境伦理学对污染环境罪研究的影响与反思 |
| 第三节 污染环境罪法益的具体构造 |
| 一、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的利益 |
| 二、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是人的环境利益 |
| 三、环境品质是环境利益的核心要素 |
| 第三章 污染环境罪的结果 |
| 第一节 污染环境罪结果的理论争议 |
| 一、当前污染环境罪结果的主要学说 |
| 二、刑法理论对构成要件结果的分类 |
| 第二节 人本法益观下的污染环境罪结果 |
| 第三节 污染环境罪结果对既遂形态的影响 |
| 一、侵害犯与危险犯对立的理论解构 |
| 二、污染环境罪复合既遂形态的规范依据 |
| 三、污染环境罪两种既遂形态的司法示例 |
| 四、污染环境罪复合既遂形态的司法功能阐明 |
| 五、污染环境罪复合既遂形态的价值分析 |
| 第四节 推进污染环境罪结果的科学设定 |
| 第四章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 |
| 第一节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的论争 |
| 一、污染环境罪罪过的过失说 |
| 二、污染环境罪罪过的故意说 |
| 三、污染环境罪罪过的复合罪过说 |
| 第二节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是故意 |
| 第三节 法益侵害与故意的认识内容 |
| 一、污染环境罪的故意是对污染行为的追求与对污染结果的放任 |
| 二、"违反国家规定"不是污染环境罪的故意内容 |
| 第五章 污染环境罪的共犯 |
| 第一节 污染环境罪共犯的处罚状况 |
| 第二节 法益侵害与共犯处罚根据 |
| 一、责任共犯论 |
| 二、违法共犯论 |
| 三、因果共犯论 |
| 第三节 归责视角下污染环境罪的共犯认定 |
| 一、刑法教义学中的诸学说 |
| 二、以法益风险是否升高为主要判准 |
| 三、提升司法适用的准确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意识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五、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刑事自诉制度存在的正当性 |
| 一、刑事自诉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 诉权理论 |
| (二) 刑事被害人理论 |
| (三) 刑事诉讼谦抑理论 |
| (四) 诉讼合意理论 |
| (五) 恢复性司法理论 |
| 二、刑事自诉制度的比较优势 |
| (一) 弥补公诉制度的缺陷 |
| (二) 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 |
| (三) 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 |
| (四) 契合亲亲相隐的诉讼心理 |
| (五) 反映无讼追求的诉讼观念 |
| 三、刑事自诉的刑法及刑事政策价值 |
| (一) 体现刑法的基本原则 |
| (二) 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
| 小结 |
| 第二章 刑事自诉圈建构的基本模式 |
| 一、自诉独占模式 |
| (一) 古罗马法的自诉独占 |
| (二) 古日耳曼法的自诉独占 |
| (三) 英国1879年前的自诉独占 |
| 二、自诉与公诉并行模式 |
| (一) 德国的自诉不断扩张模式 |
| (二) 俄罗斯的公诉扶助自诉模式 |
| (三) 中国台湾的自诉公诉平分秋色模式 |
| (四) 中国大陆的自诉公诉关系多元模式 |
| 三、公诉垄断下的“类自诉”模式 |
| (一) 美国的大陪审团制约公诉模式 |
| (二) 日本的准起诉模式 |
| (三) 法国的民事原告人发动公诉模式 |
| (四) 意大利的“不告不理”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重构我国刑事自诉圈的必要性 |
| 一、我国刑事自诉圈立法的实践困境 |
| (一) 流失严重：自诉案件的“公诉化”现象突出 |
| (二) 维权困难：自诉案件的证据门槛过高 |
| (三) 显失公平：或公诉或自诉的选择导致“同案不同罚” |
| (四) 冷热不均：自诉案件的类型失衡 |
| 二、我国现行刑事自诉圈立法的缺陷 |
| (一)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立法粗疏且不尽合理 |
| (二)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立法模糊且存在诉权冲突 |
| (三) 公诉转自诉案件的立法冲突且程序紊乱 |
| 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的本土影响因素 |
| 一、人本主义民生政治的推行 |
| 二、和谐哲学观的确立 |
| 三、自诉历史传统的影响 |
| 四、新熟人社会背景的生成 |
| 五、民间司法资源的汲取 |
| 六、不法行为社会容忍度的提升 |
| 七、刑事被害人证明能力的局限 |
| 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的原则与思路 |
| 一、刑事自诉圈重构的原则 |
| (一) 公诉与自诉关系协调原则 |
| (二) 确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
| (三) 案件性质与社会危害程度双低原则 |
| (四) 法益侵害的个人性原则 |
| 二、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的基本思路 |
| (一) 告诉才处理案件的“吐故纳新” |
| 1、告诉才处理案件范围的建构依据 |
| 2、告诉才处理案件范围的重构设想 |
| (二)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之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限缩” |
| 1、确立自诉权优先的原则 |
| 2、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建构依据 |
| 3、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重构设想 |
| (三) “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废旧立新” |
| 1、“公诉转自诉”制度的废除 |
| 2、被害人申请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
| 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的配套制度 |
| 一、调整自诉案件的证据制度 |
| (一) 强化自诉人的证据收集权利 |
| (二) 提高自诉人的证据收集能力 |
| 二、完善自诉案件的审判制度 |
| (一) 确立自诉案件时效制度 |
| (二) 降低对自诉人起诉条件的审查标准 |
| (三) 增设自诉案件缺席审判制度 |
| 三、健全自诉案件的监督救济制度 |
| (一) 完善刑事自诉案件的审判监督制度 |
| (二) 建立刑事自诉强制代理制度 |
| (三) 强化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
| 四、建立警检机关的自诉协助制度 |
| (一) 明确公安机关处理自诉案件的程序 |
| (二) 构建合理的自诉与公诉制度衔接机制 |
| 小结 |
| 代结语：迈向一种宽容的理性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附件 |
（9）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兜底条款概论 |
| 第一节 兜底条款的界定 |
| 一、“其他…”“等”的表述方式梳理 |
| 二、兜底条款的概念 |
| 三、兜底条款的特征 |
| 第二节 兜底条款的类型 |
| 一、学界的分类梳理 |
| 二、笔者观点 |
| 三、兜底行为方式和兜底方法、手段的区分 |
| 第三节 兜底条款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一、兜底条款与开放的构成要件 |
| 二、兜底条款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 |
| 三、兜底条款与情节犯 |
| 四、兜底条款与“口袋罪” |
| 第二章 兜底条款的价值蕴含 |
| 第一节 兜底条款的存在依据 |
| 一、刑事立法局限性 |
| 二、刑事立法秩序中心主义理念 |
| 三、刑事政策的积极选择 |
| 第二节 兜底条款的价值 |
| 一、兜底条款的罪刑法定主义评判 |
| 二、兜底条款的现实价值 |
| 第三章 兜底条款的合理范围 |
| 第一节 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 |
| 一、兜底条款适用范围的立法评析 |
| 二、兜底条款适用范围的变化趋势 |
| 第二节 兜底条款范围的合理限制 |
| 一、兜底条款的应有范围 |
| 二、兜底条款现有范围的合理限缩 |
| 第四章 兜底条款的解释 |
| 第一节 我国刑法解释的现实透视 |
| 一、刑法解释主体的纷争 |
| 二、司法解释现状：泛滥和扩张 |
| 三、我国司法解释扩张的实质解读 |
| 第二节 兜底条款解释的基本理念 |
| 一、兜底条款的解释理念 |
| 二、兜底条款的解释立场 |
| 第三节 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 |
| 一、刑法体系解释原理 |
| 二、兜底条款的解释 |
| 第五章 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 |
| 第一节 兜底条款罪名司法适用的现状 |
| 一、兜底条款罪名适用的“口袋化”倾向 |
| 二、兜底条款罪名“口袋化”危害 |
| 第二节 兜底条款的司法适用完善 |
| 一、兜底条款罪名的竞合适用 |
| 二、限制兜底条款罪名适用的其他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10）非监禁刑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前言 |
| 1.1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背景与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 非监禁刑的观念问题 |
| 2.1 传统刑罚观的反思 |
| 2.1.1 中外刑罚观念解读与比较 |
| 2.1.2 传统刑罚观产生的原因与弊端 |
| 2.1.3 人本主义科学刑罚观之提倡 |
| 2.2 层阶一体化责任观的提出 |
| 2.2.1 犯罪原因引发的思考 |
| 2.2.2 国家社会责任观的觉醒 |
| 2.2.3 层阶一体化责任观的展开 |
| 3. 非监禁刑的立法问题 |
| 3.1 非监禁刑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
| 3.1.1 非监禁刑的惩罚力度不够 |
| 3.1.2 个别化处遇思想体现不足 |
| 3.1.3 非监禁刑的种类不足 |
| 3.1.4 非监禁刑适用条件不够明确 |
| 3.2 非监禁刑的立法完善 |
| 3.2.1 管制刑的立法完善 |
| 3.2.2 财产刑的立法完善 |
| 3.2.3 资格刑的立法完善 |
| 3.2.4 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
| 3.2.5 假释制度的立法完善 |
| 3.2.6 暂予监外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 |
| 3.2.7 非监禁刑种类、制度的立法完善 |
| 4. 非监禁刑的司法问题 |
| 4.1 非监禁刑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概述 |
| 4.1.1 罚金刑的滥用与功能的扭曲 |
| 4.1.2 不合理的倒追究制度 |
| 4.1.3 公、检、法之间的制衡问题 |
| 4.1.4 被害人、社会舆论对非监禁刑适用的影响问题 |
| 4.1.5 非监禁刑适用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
| 4.2 管制刑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4.2.1 管制刑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
| 4.2.2 管制刑的司法对策 |
| 4.3 罚金刑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4.3.1 罚金刑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
| 4.3.2 罚金刑的司法对策 |
| 4.4 缓刑制度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4.4.1 缓刑制度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
| 4.4.2 缓刑制度的司法对策 |
| 4.5 假释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 4.5.1 假释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
| 4.5.2 假释制度的司法对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从刑事法学派的变迁反思刑事对策的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D]. 张锋学.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论社会危害性的去罪功能[D]. 王冠.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定罪的基本立场与方法导论[D]. 徐世亮.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刑事法学应当加大关注犯罪的“供给侧”问题[J]. 庄益探. 法制博览, 2019(05)
- [5]刑事没收制度研究 ——以台湾地区没收新制为镜鉴[D]. 屈舒阳. 厦门大学, 2018(12)
- [6]刑事拘留制度研究[D]. 武小琳. 西南政法大学, 2017(03)
- [7]环境污染罪的解释论展开 ——以规范司法适用为中心的思考[D]. 安然. 山东大学, 2017(08)
- [8]我国刑事自诉圈重构论[D]. 吴小帅. 山东大学, 2015(01)
- [9]我国刑法中兜底条款研究[D]. 马东丽. 武汉大学, 2014(06)
- [10]非监禁刑问题研究[D]. 王耀忠. 武汉大学, 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