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北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敬告作者(论文文献综述)
师永丽[1](2021)在《唤醒青年:《新青年》中的青年动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青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生力军,青年动员是今天青年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在建党一百周年的今天,回顾《新青年》中青年动员的历史对当前和今后的青年工作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思想混乱的年代,《新青年》如何从早期传播西方思想到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转变为党刊、如何有效地动员青年,值得学界深入探讨。基于此种原因,对《新青年》的发展历史以及《新青年》中青年动员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究。《新青年》通过对青年的情感、价值观进行改造,达成当时革命运动救中国所需要的情感、价值观和期望,进一步影响青年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的过程。通过对《新青年》的挖掘和整理,总结出了《新青年》在“新思想”动员、“新文学”动员、“新风尚”动员、“新教育”动员等方面的舆论建构及其动员策略,“新思想”动员聚焦“破旧”(反对旧思想)与“立新”(传播新思想),使青年摆脱旧思想的桎梏,加深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新文学”动员从白话文运动入手,呼吁青年使用白话文,促进中国社会在语言方面的进化的同时推动了中国文学艺术的进步;“新风尚”动员改造封建婚丧习俗,逐步解放女性,还关注破除封建迷信;“新教育”动员专注女子教育和工人教育,推动女子受教育权落实的同时改变青年旧式的读书观,促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奠定了基础。《新青年》中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为当前青年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青年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建立党团一体化的动员体系;要紧扣青年动员的时代特点,针对目前青年学生的特殊环境与背景做好青年工作;要确保青年动员的实效性,从校园文化环境入手,鼓励青年努力奋斗,增长才干。因此,深入研究《新青年》中的青年动员,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张雪飞[2](2021)在《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文中提出衣之于人,自人类文明伊始就如影随形、相伴相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倾向于遮蔽人身形体,不太强调人的生物属性和个体特性;彰显等秩阶次,关注人的文化表征和社会意蕴。晚清民国是服饰传统、规制、风格和文化剧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形态、社会认识、女性社会角色转轨的关键阶段。人衣关系经历了抗争与冲突、困顿与反思,在张力和矛盾中蜕变和进化。研究这一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对于社会制度变迁、服饰文化转型、妇女解放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论文包括四个主体部分:第一章站在人衣关系的视角,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发掘和梳理女性服饰变革的历史脉络;第二章从纺织原料、分析并阐述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从纺织原料、面料的技术革新、成衣制造方式和产业更新,以及纺织贸易市场变化三个方面,讨论服饰变革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分析产业进步、技术革新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联,也即从“衣”的层面对人衣关系的变革动力进行历史透视;第三章从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文化现象、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和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这三个层面,探讨社会变革和女性服饰变革的关系,剖析伴随其间的人衣关系的变化特征;第四章从夷夏之防、道器之辨、礼俗之隔和荣耻之变四大关系入手,揭示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厘清服饰变革的深层机理。本文主要观点和创新如下:1.服饰潮流是一种能够同时揭示服饰变革现象和本质所在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本文试图打破以往以主流历史分期、社会变革为纲的近代服饰史叙事,以及服饰品类、服饰流派、服饰空间扩散的服饰专题分类,由人衣关系的生理要求、观念思想、社会生活、审美文化、技术支持等不同侧面考察服饰潮流的变革趋势,抽象概括出“衣以容身”“衣以立身”“衣以适人”“衣以彰人”四大服饰潮流。以服饰潮流的方式展现服饰变革的全貌,既符合服饰本身的历史脉络和嬗变轨迹,尊重研究对象本身的发展规律,又呈现服饰变革的创新性与继承性、往复性与多样性,揭示种种复杂多栖的规律和特性,为研究服饰变迁的技术、社会和文化因素提供线索和链接。2.产业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为供给带动需求、需求拉动供给给出历史的有力借鉴。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与技术变革,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和化学化的进步,根本地改变了服饰面料性能、服用加工技艺,为服饰结构的改良和变革提供了可能的物质和工艺基础,形塑了纺织服装贸易和消费的全新格局,为晚清民国女性服饰时尚的兴起和潮流的延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本文绘制出服饰潮流与相关因素的关联机制分析框图,展示说明了产业技术变革如何对服饰变革发挥作用,特别是对影响方式、路径和机理方面的系统阐释。技术变革是对“衣”的物理特性、生产方式、市场供给和美学价值的创新,为“人”提供可消用、选择和适配的服用方案。作为服饰消费主体的“人”根据自身的穿用需求、经济基础和消费偏好以及文化审美,影响纺织、服装的贸易市场格局,对服装原料面料、剪裁结构方式提出需求。技术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关系实质上通过改变“衣”的供给进而影响“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又进而促进“衣”的技术和产业升级改革。3.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服饰时而领着、时而跟着,既能动于社会变革,又从动于社会变革。一方面,社会变革是服饰变革的引领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潮启蒙、引导着近代女性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之中,推动着服饰潮流的发生和传播。以珠江三角洲的“自梳”和长江三角洲的“摩登”为代表的服饰社会现象为女性服饰潮流蓄能积力;另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能动者。代表性女性和女性群体以或拟男化、中性化的服饰行为,或个性化、大众化的穿衣方式,推动着妇女解放,成为社会变革不容小觑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服饰既作为被社会生活、时代思潮改良和引导的主要对象,同时又充任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的道具、工具和面具。社会变革与服饰变革的内在互动,本质上是服饰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从被“衣”掩饰的“人”到以“衣”修饰的“人”,再到借“衣”立身的“人”,透过近代女性的服饰行为,抑或是社会舆论对女性服饰的评价和反应,“衣”之功能得到重新辨析,服饰下的人性得到解放,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得以进化。4.文化变革既是阻碍服饰变革的重要防线,反过来又是催化服饰变革的深层动因。长久以来,华夏服饰是区辨夷夏族群、承载文野观念的文化载体。无论是葆有华夷文化优势的历史时期还是闭关自守被强力冲击的晚清之际,拥护文化传统和民族尊严的“庙堂”及士大夫们反对服饰变革。而随着近代西方传教士的“诱导”,本来象征文明的缠足成为野蛮文明的标记,夷夏之别破防、文野之位互换,趋新大势和尊西倾向成为服饰变革的新动向。在西学东渐、西器东传的时代背景下,服制是扞卫“中体”的“重器”,象征着传统儒家文化的伦常名教、制度文物以及体统规矩,不可“轻言”变革。而在改良政治制度的维新变法时期,服制改革成为复兴民族、更易“人心”的方略,由器而道的“天演”进化论提倡优胜劣汰、强权竞争,成为推动服饰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传统礼俗社会中,服饰是“礼治”的重要媒介,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礼乐制度的高度发展是服饰文化长期保持稳定、难以遽变的根本。晚清宗法秩序遭遇挑战,作为民众生活“风俗”的服饰改良提出变革要求,女性服饰潮流甚或走在了服制法规之前,由俗入礼。文化是慢变量,近代服饰变革的不易和反复,皆出自于文化内核“面子”、服饰面子即文化里子,能小变则不大变,能形变则不质变。而服饰变革的发端和剧变,仍需归因于文化内核“面子”。在敏感于外人观感、维护文化“面子”的同时,服饰悄然生变,服饰由宗族和伦理走向民族和国家,再走向个体和自我,“人衣关系”不再等同于纲常伦理的“人人关系”。5.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的路径并完全不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三阶段,而是多个范畴兼而有之,各个阶段均有参与。服饰变革属于物质器技,亦成为寄托人伦关系的社会制度,甚至还是文化思想的重要表征,事实上是“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难以区分先后甚至彼此。整体来看,女性服饰变革是在制度层变革时生发的。反缠足运动发端于呼吁制度改革的戊戌维新,辛亥以后服饰等级制度改弦更张,服饰听取民便。新文化时期反思文化,女性服饰在更大范围、更大波次、更大程度上发生变革,服饰潮流渐趋成型,人衣关系也随之转换、调整。但局部而言,在学习西器的洋务时期,洋纱、洋布大量进驻开埠城市,上海等地的年轻、时尚、社交女性已开始穿用洋布衣。在民风开放、趋新入时的地区,原料面料、穿衣方式等物质层面的变化来的较早,相对顺利地被一部分女性所接纳,但并未涉及到服饰文化层面的对抗与哲思。对于广大乡村地区的劳动女性,质地厚实、自产自销的土布更便于劳作,物质层面的服饰变化来得更为迟滞、缓慢,或许到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发生变化之后,服饰才相随而变。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呈现出多轨道、多征候、多阶段并行不悖的复杂格局。6.服饰变革本质而言是“人衣关系”的更新与重构。服饰不是纯粹单一的自然物,而是典型的文化产物。变革时期人衣关系变化的意义在于,“人”既是具体的、个体的人,同时也是群体的、社会化的和历史性的人。“衣”既是具有物质属性的衣,同时更是代表民族风俗、承载社会功能、表征时代特征的“衣”。服饰变革之前,衣的礼治、标示、文化功能更为显着;服饰变革之中,衣的工具、道具、面具功能更加显露;服饰变革之后,衣服重归保暖和装饰的基本功能。考虑到人衣关系的复杂多元性,“人的穿着”可以分为四个层次:适身、得体、体面和得当/适境。初级层面的“适身”强调作为生物体的人和作为自然物的衣。更高级层面的“得当/适境”更看重中国文化下具有多种属性之“人”的穿衣要领和不同穿着场合下“衣”的服饰文化要素。广而言之,人衣关系甚至可能是人类的永恒主题,互动交融、和谐共彰应该是人类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
董俊[3](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徐霞[4](2020)在《《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文中认为民国以来,西医传播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接受过西医教育的中国知识精英逐渐取代传教士,成为医学传播的主力。医学报刊的宗教色彩明显减弱,文化与教育功能更趋鲜明。1939年8月15日,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中华健康杂志》正式刊行,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黄子方担任该杂志主编。《中华健康杂志》作为近代通俗性医学刊物的典型代表,不仅是这一时期医疗社会状况的历史见证者,同时也是西医传播历程中的长期践行者,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中华健康杂志》尚未进行细致研究,本文以《中华健康杂志》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该杂志的创办始末及人员变动情况,全面把握其刊行状况。同时围绕杂志内容展开分析,探究这一西医科普类杂志的传播方式及特点。本文重点关注杂志中的群体表达,剖析医师作为知识中介者在传播过程中的构建面向,考察民众作为知识接收者的医疗看法与疾病认知,同时思考《中华健康杂志》的社会意义,展现医师群体在战争与经济困难的大环境之下所做出的改变与调适。本文对《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表明:该杂志的栏目设计与知识呈现,实际上是一系列包括专业与通俗、教育与乐趣、普及与利益等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协调、补充的结果,医学知识的专业化与通俗化贯穿杂志发展的始终。在战乱的情势下,预防医学得到重点提倡,医师群体依据社会状况进行调整,提出了健康而又经济的生活方式,为民众提供了切实有效的健康指导。另外,医师作为杂志文章的创作主体,在进行医学知识传播的基础上,也试图借助杂志这一宣传平台为自身“正名”,他们一方面着意强调西医的“科学性”特征,为其学科正当性辅以证明,同时从自身角度出发辨析医患纠纷、维护医护人员的合法权利,为塑造现代化的病人而努力。此外,杂志也并没有隐去民众的声音,一系列读者栏目的开设,为民众提供了反馈渠道与发声平台,医患双方相辅相成,最终展现并丰富了民国医学社会化进程的时代内涵。
刘炎飞[5](2020)在《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时期,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变幻莫测的时局、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催生了媒体的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新的政治体制及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使媒介环境相对宽松,报纸结构比例开始发生变化,民营报纸逐渐超越官报和政党报纸,所占比例为三分之二,民营报业和民营报人成为此时中国新闻业的主力军。黄远生、徐宝璜、邵飘萍、任白涛、戈公振、林白水、胡政之、史量才、汪汉溪、黄天鹏、周孝庵为其代表人物。他们大都留学于欧美或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化和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熏陶,也目睹了西方报纸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反观中国报纸“现多徘徊歧路,即已入迷途者,亦复不少。”于是,他们为改造中国社会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殚精竭虑、筚路蓝缕,在新闻实践、新闻学研究、培养新闻人才等方面开启艰难的探索,撰写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着,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新闻学专刊,开启了中国的新闻教育,为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民营报人作为北洋政府时期新闻战线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中,十分注重对新闻学的探讨和总结,在理论新闻学、实务新闻学和历史新闻学诸方面都创造了突出的成果,提出了新的思想见解,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宝库做出了新的贡献。民营报人们首次提出报纸是社会的公共机关,应以服务公众为目的,强调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全面客观代表公众意见,在社会普遍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基础理论方面,民营报人最早构建了新闻学体系,提出了以事实为本源,读者为中心的新闻观,建立了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原则遵循。为保证报纸的“客观性”,民营报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道德规范,强调了记者道德修养和品性培育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言论自由是报纸生存外在条件,独立自尊是记者的核心价值观,客观公正是记者恪守的报道原则。民营报人全面阐述了报纸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在业务活动中的操作原理与方法。提出了倒金字塔式的新闻写作方式,以读者为本位的编辑宗旨,事实与意见分离的新闻范式,以事实为基础、力求客观公正代表民意的评论写作要求等经典业务理论。报刊经营方面,他们提倡经济独立,主张在广告和印刷等经营活动中,不能唯利是图,而要义利兼顾。民营报人关于新闻基础理论的阐释、新闻业务操作规范的建立、新闻伦理道德的构想,以及报刊经营的思考,体现了公共性、客观性的新闻理念,折射出民营报人对新闻业职业化、专业化的追求。这些思想是民营报人在北洋政府时期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自身的角色立场,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中国新闻业实践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理论体系,使中国关于新闻“有学”还是“无学”之争,第一次得到正面肯定的回答,推动了中国新闻业的现代化、职业化转型,创建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对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晓芳[6](2020)在《“秋瑾文艺”研究》文中指出秋瑾是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1907年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牺牲不久,文艺界便出现了以秋瑾为题材的时评杂感、诗、词、散文、传记文学、小说、戏剧、曲艺、话剧,二十世纪下半叶,又出现了影视剧等,一百多年来不曾消歇,成为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一种文艺现象。本文的研究对象便是这些以秋瑾为题材的文艺创作。本文的核心议题在于:“秋瑾文艺”创作何以经久不衰?“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以何种艺术手法来塑造秋瑾形象?秋瑾艺术形象的发展演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文艺类型为纲,以时间为轴,对秋瑾题材的文艺作品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不同文艺作品的艺术手法及社会价值,“秋瑾文艺”的书写者们对秋瑾的“改编策略”及背后的书写逻辑。贯穿全文的是社会思潮与文化演进影响下的秋瑾形象的演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秋瑾文艺”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便是“秋瑾文艺”的内在书写逻辑,也因此,每个时代呈现出的秋瑾的艺术形象各不相同。晚清民国时期,“秋瑾文艺”推动着社会变革,秋瑾的艺术形象也初次偏离了历史真实,文艺作品中的秋瑾,一面是女学和新学的倡导者,一面是“男女革命”的受害者形象。民国初年,在表彰革命先烈的纪念活动中及辛亥革命的旗帜下,秋瑾的革命功绩得到了承认,其形象也实现了由弱女子向革命先烈的跨越,并成为妇运的一面旗帜和党派斗争的缓和剂。抗战时期,为了动员全民抗战,在民族大义的书写立场下,秋瑾“女革命家”的事迹被广为颂扬,“秋瑾文艺”成为启蒙与救亡的革命范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秋瑾女革命家的身份在人性解放的思潮下得以重置,增添了“女性”“母性”等内涵,为其大义之举增添了悲壮的色彩,但却偏离了基本史实。秋瑾的形象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经多重合力而形成,可以说,时代的需要造就了秋瑾的艺术形象,在动态演变中,秋瑾的形象不断转换新生,文艺作品中的秋瑾形象正代表了秋瑾在国人心中的形象。“秋瑾文艺”创作反映出了文艺的社会属性,这也是“秋瑾文艺”的使命与担当。
陈曦[7](2019)在《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日本人西片朝三在大连创办的《满洲报》,1922年7月24日创刊,1937年7月31日停刊,历时15年,一度成为当时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中文报纸。《满洲报》前身是“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的汉文版。《满洲报》独立创刊后,以“民办”报纸的身份存在,却又和日本殖民机构“满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致力于完成文化殖民的使命。为落实“以文化的力量图两国民众的亲和”的“官方”要求,《满洲报》以副刊为最佳载体,成功吸引读者并将殖民意识潜移默化地输出。《满洲报》共创办副刊25个,数量和版面多,内容丰富,且极具影响力,既完成了殖民政治赋予的使命,又带动了报纸发行量迅速增加。《满洲报》的创办获得了极大成功。1937年,《满洲报》基本完成了日本在东北前期文化殖民的任务,在历史潮流中走向终结。《满洲报》的命运紧紧与日本殖民东北的步伐联系在一起,力图实现“中日亲善”的文化殖民目标,为伪满洲国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与同时代日本殖民机构的“官报”不同,《满洲报》以“民办”报刊特有的亲民风格,立足报业市场,广受认可。《满洲报》副刊的文字,保存了当时殖民社会的丰富形态,是还原日本在东北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史料。近年来,学术界对伪满时期报纸研究越来越重视,但主要集中在对《盛京时报》的研究,《满洲报》研究长期处于被忽略的状态。目前,仅有的一些关于《满洲报》副刊的研究,也只限于文学方面。政治文化以媒介为载体传播时,恰恰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文化的视角,给我们从大众媒介中勾勒出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形体提供了可能。本文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将《满洲报》副刊作为研究对象,来揭开日本对东北殖民的“冰山一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殖民东北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后日本加速殖民,伪满洲国建立,形成了一段具有代表性的殖民历史时期。因此,本文将《满洲报》的研究时间起点定为1931年。论文对《满洲报》副刊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把每种副刊的办刊详情,进行细致的整理挖掘。整篇论文的章节按照《满洲报》副刊类别和具体副刊展开。文章将针对重点副刊,分析特色、解析内容,从政治文化角度总结其文化殖民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满洲报》副刊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到,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文化殖民,围绕两条主线进行,一是话语表达“去中国化”,割裂既有的国家认同,进而达到让殖民地人民广泛认同“满洲国”的目的;二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思想”,以教化手段,将东北人民在思想意识上奴化,塑造成合格的“满洲国民”。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满洲报》副刊上有着清晰的政治言论表达界限,政治议题围绕“中日满”三个“国家”的概念展开,在构建“满洲”是“国家”这样的判断上不遗余力,同时,将“满日”关系形成“亲善”、“友邦”这样清晰表达。从对“满洲国”的基本认知和情感出发,《满洲报》政治副刊、儿童副刊、妇女周刊、体育副刊,从各自不同读者群体出发,试图塑造殖民统治下不同类人群的共同政治人格,形成个人对“满洲国民”的身份认知和价值认同。在殖民的政治生态下,《满洲报》副刊总体上折射了特有的殖民政治文化,成功向民众输出权力主导的价值取向。其中,文艺副刊稍显特殊。文艺副刊通过文学叙事,全方位生动展示了伪满洲国的社会形态,其中夹杂诸多世俗的社会观念和价值,同时也透露出迷茫和消沉的社会情绪。文艺副刊中,有些文学作品已经出现与其他副刊思想主旨相背离的叙事,试图戳破充满希望的“王道”国家的政治幻象,由此生发出对殖民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可以说,《满洲报》副刊中唯有文艺副刊显示出疏离殖民政治的现象,甚至出现对殖民的抵抗力量。总之,《满洲报》作为伪满洲国时期的一份重要报纸,成为当时社会形态的缩影,让我们得以窥探殖民政治文化在伪满洲国蔓延深入的过程。
陈龙[8](2019)在《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文中提出五四以降,各种“主义”激荡角逐,孕育了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报刊作为凝聚早期共产党人与共产主义组织的精神核心,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共报刊工作发源于城市,但1948年中宣部发布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提出“我们城市办报的经验还不多,望将经验与问题电告”,似乎忽视了建党以来中共在“城市办报”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聚焦1942年的《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和1948年的《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发布的前因后果,不难激发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整体转型的想象。这种转变的多次发生,揭示了中共办报模式主要不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线性发展,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振荡过程。现有研究表明,意识形态的变迁、地理环境的形塑、中心工作的转换、政党地位的演变是影响中共办报模式发展的主要因素,报刊与党派的关系、报刊与受众的关系、报刊的技术形态、报刊的经营管理及其相互关联与影响的方式是中共办报模式的主要内核。本文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从“模式”的意涵出发,全面系统地对1921-1949年中共办报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研究,对中共办报模式作如下历史分期与类型划分:1921年至1927年是“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上海模式”;1928年至1937年是“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瑞金模式”;1938年至1949年是“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时期,形成了中共办报的“重庆模式”与“延安模式”。通过对以上模式的符号化描述发现,中共办报模式的发展轨迹基本是以“党报姓党”为中心线,以“城市办报”和“农村办报”为两级上下波动,其发展存在三种逻辑:作为党派工具的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报刊、作为生产事业的报刊。时代在变化,报刊的使命任务也应随之变化。《红旗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当前报刊的主要使命是“以建设为自任”而非“炫众以导乱”,报刊发展必须兼顾三种逻辑,不可偏废。要解决“在新形势下办报党报,在保持党性的前提下不断增强党报的影响力”的问题,应当推动政治方向的引导、读者需求的满足、报刊事业的壮大的有机结合,这是中共办报模式在两级振荡中的曲折发展历程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指明了中共办报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胡小京[9](2019)在《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文中认为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设立的最大出版机构——广学会,该会于1912年4月,为启迪女性新知,专门针对社会中上层受过教育的家庭女性及女学生群体创办了《女铎》杂志。在基于基督教指导原则之下,该刊重点围绕女性的家政事务管理、儿童教养、婚恋、教育、职业、自身权益及社会服务等相关问题,给予女性全方位的引导和帮助。《女铎》发行近四十年,是与时代互相适应和选择的产物,其选载文章时而保守、时而偏激、时而激进、时而反复,对女性角色定位在情感上错综复杂,恰恰真实地呈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角色建构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在刊行基调上,《女铎》对女性角色的定位选择了一条温和而保守的“新”路线,试图在培养家庭新式“贤妻良母”与社会新女性之间达到一种有序过渡和平衡,这种平衡是近代中国转型中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一种体现。虽然在近四十年的发刊中,《女铎》始终将重心落足于家庭,但其在女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的引导、规训及处理这二者平衡之间的努力和尝试,推动了家政科学化及社会现代化进程。因此,本文拟通过对《女铎》文本的解读,以“女性角色”为连接点,探究民国时期社会历史变迁与报刊媒介之间建立的密切关系,充分阐释女性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功能性内涵和时代性特征,并对二种角色的平衡进行理论分析。在研究女性角色建构的历程中,不仅可以透视出民国时期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与定位,也从中显露出以知识女性群体为代表的,来自女性自身的自省和自言,凸显了女性角色从被动受男性社会精英倡导到女性自身主动诉求的历史性转变。
尚方超[10](2018)在《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降,中国逐渐融入世界潮流,各种外来因素对民族和国家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外国列强的不断入侵下,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国家命运发生巨大变化。政党自诞生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逐渐成为解决民族与国家问题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在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中诞生的近代政党,以极强的使命自觉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维护民族利益和改变国家命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共擎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大旗,利用各种形式和途径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抗战动员。而重视报纸,特别是充分发挥党报的功能,是中共开展抗战动员的重要途径。报纸,自近代以来,就成为重要的传媒工具和舆论平台,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在中共的革命斗争历程中,十分重视报纸。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结合日本侵华的时代环境和全国联合抗日的社会需要,发展了自身的报纸舆论工作,形成了较为系统和颇具特色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可以说,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和实践,是其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诞生于1938年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合法发行的唯一一份机关报,其地位和价值不言自明。自创办伊始,《新华日报》就致力于成为抗战的号角和人民的喉舌,被誉为“新华军”。在中共全国范围的抗战动员方面,《新华日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作为报纸灵魂的社论,是《新华日报》上最具思想价值和理论力量的内容,是《新华日报》发挥抗战动员作用的重要阵地。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寄予了厚望,以周恩来、董必武等为代表的负责同志,不仅作为“把关人”审阅和修改社论,而且亲自撰写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呈现出了初始形态、完整形态、最终形态三种不同的生态,数量达到了两千余篇,涉及国际国内的不少重要话题,在时间、类型、主题、性质四个方面展现了中共抗战动员的广度和深度。全面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体现了中共将抗日置于中国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的使命自觉,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方略。社论对国内的悲观失望风气和妥协投降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激烈的批判,宣传了坚持持久抗战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社论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际反侵略统一战线、法西斯国家内部反战统一战线三个方面宣传了中共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倡导团结抗日;社论以国民参政会为契机,对中共主张的民主自由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解读和宣传,号召为抗战动员提供民主自由的政治保障。《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宣传,树立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扩大了中共的话语权,是中共在全国范围开展抗战动员的关键一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是《新华日报》社论在抗战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鲜明特色。在这个模式中,中国抗战力量与日本法西斯是相互对立的两元,并且前者是被侵略者,是正义的,后者是侵略者,是罪恶的。正义与罪恶的设定,是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重要内核。凡是加入到中国抗战洪流中的政府、军队、人民等,都是正义的;凡是依附于日本法西斯的汉奸卖国贼等,都是罪恶的。凡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意志、品质和精神等,都是值得提倡的;凡是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妥协风气、悲观心理都是必须禁止的。《新华日报》社论,直接宣告了与日本法西斯的对立,紧扣抗战的时代主题。二元对立宣传模式的建构,为国人提供了价值评判的标准与行为选择的依据,是中共形象塑造的重要方式。为了坚守《新华日报》社论这一重要的舆论阵地,中共进行了对外对内两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围绕《新华日报》社论,国共双方进行了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在国民党视域中,《新华日报》的诸多社论,系“不妥”言论,或是造谣诽谤,或是无中生有,或是失之偏颇,或是妨碍大局。为此,国民党在严密的新闻检查制度下,对社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打压。在共产党的视域中,《新华日报》社论符合新闻自由的精神和言论报国的宗旨。因此,共产党根据国共合作的大局和具体形势的需要,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些围绕《新华日报》社论的博弈,展现了国共双方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利益关切。同时,这些关于社论的斗争,反映了一个政党在民族利益之下,在国家命运面前,如何巧妙处理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第二,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纠偏。《新华日报》社论倾注了撰写者的大量心血,但由于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管理者对复杂局势把握不准、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等原因,难免出现一些偏谬。中共十分重视《新华日报》社论呈现的舆论动向,通过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的方向,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对社论进行了及时的绳愆纠谬。在全面抗战的时代背景下,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新华日报》社论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包括全局性、指导性、权威性、时宜性、战斗性。不可否认,《新华日报》的部分社论在舆论方向、出版标准、宣传尺度等方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综合来说,《新华日报》社论阐述了报纸的宗旨理念,对新闻事业有重大影响;宣传了中共的抗战主张,构建了中共的抗战形象;指明了国人的前进方向,汇聚了中国的先进力量;打击了不利的抗战因素,凝聚了全国的抗战力量。《新华日报》社论在全面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彰显了其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深远意义。民族、政党与国家,是近代以来的重要学术命题。以《新华日报》社论为对象进行专题考察,从文本史料、报刊舆论、新闻评论、党派话语、抗战动员等多重维度进行深描研究,是探讨这一命题的有益尝试。中共利用《新华日报》社论,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了抗战动员,宣传了自身的抗战主张,塑造了自身的抗战形象,反映了战时的社会思潮和时代价值,体现了其作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重要地位和十分强烈的政党使命自觉。所有这些,都集中展现了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在现今依然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河北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敬告作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北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敬告作者(论文提纲范文)
(1)唤醒青年:《新青年》中的青年动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目的 |
1.1.3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国内外研究评析 |
1.3 研究路线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3.3 研究创新 |
1.4 相关概念界定 |
第二章 《新青年》概述 |
2.1 《新青年》创办始末 |
2.1.1 《新青年》创刊背景 |
2.1.2 《新青年》发展历程 |
2.1.3 《新青年》栏目设置 |
2.2 《新青年》与新思想的传播 |
2.2.1 “百家争鸣”:西方思想蜂拥而至 |
2.2.2 “一枝独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
第三章 《新青年》中的青年动员 |
3.1 “新思想”与青年动员 |
3.1.1 反对旧思想:“批孔” |
3.1.2 传播新思想:马克思主义 |
3.1.3 “新思想”对青年的唤醒 |
3.2 “新文学”与青年动员 |
3.2.1 白话文运动 |
3.2.2 “新文学”动员的三大体裁 |
3.2.3 “新文学”对青年的唤醒 |
3.3 “新风尚”与青年动员 |
3.3.1 改造婚丧观念 |
3.3.2 女子解放运动 |
3.3.3 破除封建迷信 |
3.3.4 “新风尚”对青年的唤醒 |
3.4 “新教育”与青年动员 |
3.4.1 时代背景 |
3.4.2 《新青年》推动“新教育” |
3.4.3 “新教育”对青年的唤醒 |
第四章 《新青年》中青年动员的经验与启示 |
4.1 《新青年》中青年动员的经验 |
4.1.1 强化思想引领 |
4.1.2 注重榜样宣传 |
4.2 《新青年》中青年动员的启示 |
4.2.1 坚持青年动员的正确方向 |
4.2.2 紧扣青年动员的时代特点 |
4.2.3 确保青年动员的实效性 |
第五章 结语 |
5.1 结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0.2 服饰变革文献综述 |
0.3 研究思路、框架与内容 |
0.4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0.5 创新点 |
第1章 人衣关系表里之辨——女性服饰潮流 |
1.1 衣以容身:松绑解放,开禁易俗 |
1.2 衣以立身:性别反叛,异中求变 |
1.3 衣以适人:简便合体,文明质朴 |
1.4 衣以彰人:流曲赋形,纳西慧中 |
1.5 思考与讨论:人衣关系的历史脉动与文化嬗变 |
第2章 经纬不辍纺新织异——产业进步、技术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2.1 有里有面:面料及其生产 |
2.1.1 纺、缫技术与原料更新 |
2.1.2 机织技术与质料革新 |
2.1.3 印染技术与纹样、色彩嬗变 |
2.2 有型有样:成衣及其制造 |
2.2.1 家庭生产 |
2.2.2 拎包客与前店后场 |
2.2.3 半标准化与标准化生产 |
2.3 有价有市:纺织贸易以及市场 |
2.3.1 纺织原料、纺织品贸易和市场 |
2.3.2 成衣市场及贸易 |
2.4 思考与讨论:纺织和制衣产业技术变革下的人衣关系 |
第3章 觉与不觉咸与维新——社会变革与女性服饰变革 |
3.1 局隅生变:带着服饰烙印的社会现象 |
3.1.1 广府地区缫丝女工与“自梳”现象 |
3.1.2 上海城市女性和“摩登”现象 |
3.2 起而求变:伴随服饰行为的社会运动 |
3.2.1 戊戌维新和不缠足会 |
3.2.2 辛亥前后的民权革命和女子参政运动 |
3.2.3 新文化和女学生爱国平权运动 |
3.2.4 新生活的反摩登实践与国货运动 |
3.2.5 社会运动中的女性角色和服饰角色 |
3.3 论而思变:彰显服饰主张的社会思潮 |
3.3.1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 |
3.3.2 妇女解放思潮 |
3.4 思考和讨论:社会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第4章 易服不易表里乾坤——文化变革与服饰变革 |
4.1 防与不防:“夷”“夏”文野观念转变 |
4.2 尊与不尊:“道”“器”体用概念解体 |
4.3 禁与不禁:“礼”“俗”治理秩序重构 |
4.4 变与不变:“荣”“耻”面子文化演进 |
4.5 思考与讨论:文化变革维度下的人衣关系 |
余论 |
5.1 余论 |
5.2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后记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2 学术史回顾 |
2.1 医学史研究 |
2.2 近代医学观念研究 |
2.3 近代医疗卫生社团、杂志研究 |
2.4 关于《中华健康杂志》的研究 |
3 资料使用情况 |
4 创新之处与研究方法 |
4.1 创新之处 |
4.2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华健康杂志》概况 |
1.1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背景及缘起 |
1.1.1 西医群体与近代医学知识的传播 |
1.1.2 医学社团与专业医刊的发展 |
1.1.3 中华医学会与《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办 |
1.2 《中华健康杂志》的创刊与宗旨 |
1.3 《中华健康杂志》的发行概况 |
1.3.1 酝酿与发展:初创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1.3.2 责任与担当:沦陷时期的《中华健康杂志》 |
1.3.3 复兴与坚持:战后的《中华健康杂志》 |
1.4 《中华健康杂志》编撰群体介绍 |
1.4.1 杂志主编群体介绍 |
1.4.2 杂志作者群分析 |
1.5 《中华健康杂志》的经费来源 |
1.6 出版环境对杂志定价的影响 |
第二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营销策略与编辑特色 |
2.1 杂志的营销与设计风格 |
2.1.1 杂志的宣传营销手段 |
2.1.2 封面的设计与变化 |
2.1.3 杂志广告的刊登情况 |
2.2 杂志传播的内容特征 |
2.2.1 医学知识的通俗化传达 |
2.2.2 医学内容的专业化保持 |
2.3 杂志中的故事文本探析 |
2.3.1 多样化的故事形态 |
2.3.2 故事中作者的价值倾向 |
第三章 《中华健康杂志》的健康关怀 |
3.1 聚焦热点:为社会“开药方” |
3.1.1 备受关注的传染病防治 |
3.1.2 妇婴健康的着重强调 |
3.1.3 工人疾病与社会保障 |
3.2 立足实际:经济视域下的健康生活建构 |
3.2.1 预防医学: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考量 |
3.2.2 困难条件下的营养问题 |
第四章 《中华健康杂志》中的“医患”表达 |
4.1 文化的中介者:医师的塑造与表达 |
4.1.1 “伪科学”的中医与“科学”的西医 |
4.1.2 塑造“合格”的病人 |
4.1.3 维护神圣的医护形象 |
4.2 文化的接收者:杂志读者的反馈与建议 |
4.2.1 《中华健康杂志》的读者特征 |
4.2.2 读者栏里的社会镜像 |
4.3 何为“健康”:医患群体共同的“健康”塑造 |
4.3.1 医师的专业化建构 |
4.3.2 病患的经验性传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1 |
附录2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5)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过往研究的回顾 |
三、研究内容与创新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北洋政府时期新闻业的发展及代表性民营报人 |
第一节 新闻业发展的历史环境 |
第二节 新闻业发展的政策空间 |
第三节 新闻业的发展 |
第四节 民营报人大量涌现的原因及代表性民营报人 |
第二章 民营报人对报纸功能的阐释 |
第一节 报纸以供给新闻为天职 |
第二节 报纸以服务公众为目的 |
第三节 报纸以代表公共意见为己任 |
第四节 报纸是公众接受教育的机关 |
第三章 民营报人对新闻学基础理论的探讨 |
第一节 关于“新闻”与“报纸”的解释 |
第二节 对“新闻”起源问题的探究 |
第三节 对新闻价值理论的研究 |
第四节 对新闻真实性的认识 |
第四章 民营报人新闻伦理思想 |
第一节 道德品格:记者的首要资格 |
第二节 独立自尊:记者的核心价值观 |
第三节 言论自由:记者的追求与向往 |
第四节 客观公正:记者的报道原则 |
第五章 民营报人对新闻业务的理论总结 |
第一节 新闻采集思想 |
第二节 新闻编辑思想 |
第三节 报刊评论写作思想 |
第六章 民营报人的报刊经营理念 |
第一节 报纸商业化的必要性 |
第二节 义利兼顾的经营方针 |
第三节 以广告为本位的经营理念 |
第七章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形成的原因 |
一、新闻事业的需要 |
二、中西文化的影响 |
第八章 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
第一节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价值 |
第二节 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的历史局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北洋政府时期的代表性民营报人 |
二、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论文 |
后记 |
(6)“秋瑾文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秋瑾文艺”概念界定及选题意义 |
二 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研究现状及评析 |
三 本课题的研究方法、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秋瑾生平、思想与创作研究 |
第一节 秋瑾生平概述 |
第二节 秋瑾的妇女解放思想及实践活动 |
第三节 秋瑾的革命思想及实践活动 |
第四节 秋瑾的文学创作研究 |
第二章 秋瑾题材的散文研究 |
第一节 时代思潮与晚清的报刊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散文创作概述 |
第三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叙事特色 |
第四节 秋瑾题材时评杂感的社会价值 |
第五节 纪念与教育:民国后期与建国后的秋瑾题材散文创作 |
第三章 秋瑾题材的诗词研究 |
第一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概述 |
第二节 激愤与哀思:晚清民国秋瑾题材诗词创作 |
第三节 秋瑾题材诗词创作的价值 |
第四章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研究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戏曲及曲艺创作概述 |
第二节 晚清民国秋瑾题材戏曲的编创特色 |
第三节 启蒙与救亡的延续——蛰伏期的秋瑾题材的戏曲编创 |
第四节 解读与重构——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秋瑾题材的戏曲创作 |
第五节 个案研究:独具时代风貌的《轩亭冤传奇》 |
第六节 秋瑾题材曲艺作品的编创特色 |
小结 |
第五章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研究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小说、传记文学创作概述 |
第二节 秋瑾题材的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色 |
第三节 秋瑾题材小说的艺术特色 |
第六章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研究 |
第一节 秋瑾题材的舞台剧与影视剧创作概述 |
第二节 秋瑾题材话剧的时代风貌 |
第三节 记忆与重构:秋瑾题材影视剧研究 |
第七章 “秋瑾文艺”的接受和在今日之价值 |
第一节 常与非常——秋瑾文艺形象的塑造之路 |
第二节 多重合力——秋瑾女革命家形象的成因 |
第三节 “秋瑾文艺”在今日之价值 |
参考文献 |
附录:“秋瑾文艺”作品及研究资料汇编(1907—2019) |
上编·作品卷 |
下编·研究资料卷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谢辞 |
(7)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一、选题意义 |
二、史料搜集 |
第二节 基本概念 |
一、报纸副刊 |
二、政治文化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报刊研究 |
二、伪满时期的报纸副刊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思路 |
一、主要方法 |
二、框架安排 |
第一章 殖民统治下的《满洲报》 |
第一节 《满洲报》十五载兴衰 |
一、殖民统治下孕育而生 |
二、成长为“满洲第一” |
第二节 《满洲报》的殖民“底色” |
一、西片朝三:为政治利益办报 |
二、于殖民政治“功绩尤属匪浅” |
第三节 《满洲报》副刊的政治属性 |
一、25个副刊的更迭发展 |
二、殖民政治的呈现形态 |
第二章 政治副刊:建构殖民的政治认同 |
第一节 《内外论潮》:中国与“满洲”的割裂 |
一、四种重要的文章来源 |
二、中国与“满洲”的对立形象 |
第二节 《政海津梁》:“满日”的提携与亲善 |
一、“中日满”之间的关系 |
二、日本视角下的国际形势 |
第三节 《王道周刊》:以“道德教化”美化殖民 |
一、为谁的“王道”立言 |
二、阐释传播“王道主义” |
第四节 结语:殖民话语下的政治幻象 |
第三章 儿童副刊:从“王道”到“皇道”的灌输 |
第一节 “王道”浸染下的《小友乐园》 |
一、纯粹的“儿童化”内容 |
二、“王道”全方位的渗透 |
三、赋予儿童“王道”品格 |
第二节 “皇道”教育在《新小友》兴起 |
一、以“科学”名义引导劳动 |
二、童话:营造“希望”之国 |
三、漫画:描绘“教化”故事 |
第三节 结语:塑造爱国的“第二国民” |
第四章 妇女周刊:“王道政治”下的“新女性” |
第一节 宣讲“王道”的“妇女观”(1933-1935) |
一、倡导“新女性”追求“解放” |
二、借“旧思想”塑造“贤妻良母” |
三、养成社会需要的“新女性” |
第二节 做战时服务的“后援团”(1936-1937) |
一、渐进式“鼓励”女性生育 |
二、“御夫术”背后的思想枷锁 |
三、当好孩子的家庭“教职员” |
第三节 结语:培养殖民政治的“女仆” |
第五章 体育副刊:借体育礼义施“王化之行” |
第一节 报道内容与话语特色 |
一、在殖民统治之下创刊 |
二、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 |
三、“军事化”的表达特色 |
第二节 体育报道的政治诉求 |
一、谋求独立的国际地位 |
二、对中日态度上的反差 |
三、灌输“军国主义”思想 |
第三节 结语:殖民与体育“共谋” |
第六章 文艺副刊:殖民政治重压下残喘 |
第一节 《星期副刊》:初露批判殖民的端倪 |
一、开启东北新文学的先河(1931-1933) |
二、批判和描写现实社会 |
第二节 副刊更迭期:挣扎着传达呐喊声 |
一、选择“抗争”的文学出路 |
二、背离“王道乐土”的叙事 |
第三节 《消闲世界》:殖民时代的社会图景 |
一、连载小说的刊载情况 |
二、小说叙事里的现实百态 |
第四节 结语:殖民政治的文学叙事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内外论潮》国际事件报道目录 |
二、《满洲报》政治副刊时评文章目录 |
三、《王道周刊》头条文章统计 |
四、体育副刊竞技常识文章目录 |
五、《医识》副刊头条文章目录 |
六、《星期副刊》传播现代思想一览 |
七、《晓野》和《北国文艺》中的社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后记 |
(8)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梳理 |
一、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中共宣传工作研究的关键词及启示 |
(二)有关办报模式与中共整体转型的研究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梳理 |
(一)对于中共办报模式演变的两种认知 |
(二)对于中共党报理论发展的主流观念 |
(三)对于中共领袖办报思想的充分总结 |
(四)对于中共办报模式内涵的初步归纳 |
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界定 |
一、模式的基本概念 |
二、模式的主要功能 |
三、模式的思维缺陷 |
四、中共办报模式的概念阐释 |
第四节 基本思路与框架 |
一、勾连学术网络、形成想象空间 |
二、引入多学科的视角与研究方法 |
三、进行历史分期,凸显模式差异 |
四、明晰构成要素,描绘模式全景 |
五、形成研究问题,彰显研究意义 |
第五节 章节结构与内容 |
第一章 报为机关:中共办报模式的初步探索(1921-1927)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实践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轮廓 |
一、陈独秀: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奠基者 |
二、机关论:早期中共党报理论的主核心 |
(一)党管党报 |
(二)全党办报 |
(三)上层宣传、下层鼓动 |
第三节 中共办报“上海模式”的探索 |
一、《新青年》:中共报刊的初始范本 |
(一)报为主业,宣传建党 |
(二)生产符号权力的报刊 |
(三)凝聚政党组织的报刊 |
二、“上海模式”的基本内涵 |
(一)党性原则:“一人之报”到“一党之报” |
(二)内容策略:“知识气质”与“两级传播” |
(三)技术形态:“编印分离”与“全党办报” |
(四)经营管理:拨款制对报刊经济属性的消解 |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开创意义与不足 |
第二章 报为工具:中共办报模式的基本成型(1928-1937) |
第一节 中国革命环境的剧烈变化 |
(一)中共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
(二)领导层进入不稳定时期 |
(三)党内路线斗争接连不断 |
第二节 中共党报思想的体系建构 |
一、继承与突破:瞿秋白之于陈独秀的党报思想 |
二、向上走与向下走: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趋向 |
(一)向上走:“党报姓党”与“全党办报” |
(二)向下走:“群众办报”思想的初步形成 |
第三节 中共办报“瑞金模式”的形成 |
一、党性原则:党报与党“同频共振” |
二、内容策略:斗争性与建设性并存 |
(一)“工具论”催生“斗争性” |
(二)执政党办报孕育“建设性” |
三、技术形态:公开刊物“内刊化” |
四、经营管理:普遍采取战时拨款制 |
第四节 “瑞金模式”的历史贡献与不足 |
第三章 城乡互动:中共办报模式的多元发展(1938-1949) |
第一节 中共办报内外环境的变化 |
(一)国共两党的相互形塑 |
(二)白区与红区路线之争 |
第二节 中共党报理论的基本成熟 |
一、一以贯之:毛泽东办报思想的深厚积淀 |
(一)求学时期:我所愿做的工作是新闻记者 |
(二)大革命时期:报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三)土地革命时期:报刊内容应“由远及近” |
(四)抗日战争时期: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 |
二、定于一尊:中共党报理论的内涵深化 |
(一)从实际出发的工作路线确立 |
(二)推动全党办报的组织化运作 |
(三)明晰报刊的基本内容与策略 |
第三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分化并立 |
一、夹缝生长:中共办报“重庆模式”另辟蹊径 |
(一)党性原则:坚守阵地与增强党性相统一 |
(二)内容策略: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三)技术形态:以独立面目开展合法斗争 |
(四)经营管理:广告业务与多种经营铺开 |
二、重庆模式”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
三、完全党报:中共办报“延安模式”推向全党 |
(一)党性原则:党对报刊的高度控制 |
(二)内容策略:联系群众的改版路径 |
(三)技术特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 |
(四)经营管理:“工具论”下力求自给 |
四、“延安模式”的重要地位与历史缺陷 |
第四章 两极分化:中共办报模式的差异根源 |
第一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环境差异 |
(一)办报业态的差异 |
(二)传播对象的差异 |
(三)经济来源的差异 |
第二节 中共办报模式的路径差异 |
(一)“农村办报”的发展路径 |
(二)“城市办报”的发展路径 |
余论 |
(一)“工具论”决定了中共报刊面貌 |
(二)“工具论”存在以我为主的缺陷 |
(三)报刊发展的三种逻辑不可偏废 |
(四)推动报刊发展逻辑的殊途同归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 :《向导》篇目一览表 |
附录2 :《布尔塞维克》篇目一览表 |
附录3 :《红旗周报》篇目一览表 |
在学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后记 |
(9)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现状 |
(一) 近代女性角色研究 |
(二) 近代女性报刊研究 |
(三) 《女铎》杂志研究 |
(四) 近代基督教女刊研究 |
四、概念的界定 |
(一) 《女铎》 |
(二) 女性角色 |
五、研究理论和创新点 |
(一) 研究理论 |
(二)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女铎》杂志 |
一、合力兴办,顺势而为 |
(一) 依托宗教平台 |
(二) 借助上海地势 |
二、主办得力,女性合聚 |
(一) 主编 |
(二) 撰写人员 |
(三) 读者 |
三、编排精良,取材适宜 |
(一) 编辑要旨 |
(二) 栏目内容 |
四、宣传有方,名声远播 |
(一) 布道征文 |
(二) 编读互动 |
第二章 女性家庭角色的重塑 |
一、树立科学的家政生活理念 |
(一) 衣食住的科学搭配 |
(二) 家庭常见疾病的防治 |
(三) 家政经济能力的培养 |
二、培养新型的育儿观念 |
(一) 优生优育的筹划准备 |
(二) 幼童饮食的科学哺育 |
(三) 幼童卫生保健的推广 |
三、注重科学的家庭教育 |
(一) 严于律己的母教典范 |
(二) 遵从规律的育儿策略 |
(三) 自幼规范的礼仪教育 |
(四) 教导得法的金钱观念 |
(五) 科学引导下的性教育 |
四、建立新型的内外关系 |
(一) 夫妻关系 |
(二) 亲子关系 |
(三) 婆媳关系 |
(四) 主仆关系 |
(五) 新式社交 |
第三章 女性社会角色的新构 |
一、谋求女性教育的发展 |
(一) 倡导女学的时代背景 |
(二) 重视女学教育的教会力量 |
(三) 强调女学教育的多渠道推广 |
二、培养自食其力的经济能力 |
(一) 近代女性职业的溯源 |
(二) 女性经济自立的倡导 |
(三) 女性职业教育的推广 |
(四) 育儿后顾之忧的应对 |
三、倡导因时而易的参政立场 |
(一) 创刊之初的保守规避 |
(二) 时代呼吁下的主动诉求 |
四、推动社会角色的外延 |
(一) 启迪女性社会服务意识 |
(二) 倡办女性特色的服务团体 |
第四章 《女铎》视域下女性角色的平衡 |
一、两性角色关系之平衡 |
(一) 男女两性之有别 |
(二) 男女两性之平等 |
二、中西文化融合之平衡 |
(一) 家庭角色的固守与微变 |
(二) 社会角色的渐变与生成 |
三、主办与时局之平衡 |
(一) 宗教与世俗兼顾 |
(二) 角色引导与重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表 |
(一) 附表1 1912-1948年《女铎》“家政”专栏文章统计表 |
(二) 附表2 1936-1950年《女铎》其他专栏家政文章统计表 |
(三) 附表3《女铎》定价变更表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10)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学术价值 |
(三)现实意义 |
二、学术回顾 |
(一)相关研究 |
(二)现状评析 |
三、研究旨趣 |
(一)问题意识 |
(二)重点难点 |
(三)方法支撑 |
(四)学术创新 |
四、观察维度 |
(一)文本史料维度 |
(二)报刊舆论维度 |
(三)新闻评论维度 |
(四)党派话语维度 |
(五)抗战动员维度 |
五、概念界定 |
(一)社论、社评与社说 |
(二)专论、代论与来论 |
(三)《新华日报》版本界定 |
第一章 时代使命:《新华日报》之诞生 |
一、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与实践 |
(一)中共的报纸舆论思想 |
(二)中共对报纸工作的动员 |
(三)中共对报纸社论的重视 |
二、《新华日报》诞生的社会环境 |
(一)心理基础:民族危机的持续刺激 |
(二)舆论氛围:国内普遍要求抗战动员的呼声 |
(三)抗战大局:国共合作后中共合法地位的获得 |
三、《新华日报》诞生的历史过程 |
(一)《新华日报》的创办过程 |
(二)《新华日报》的宗旨愿景 |
(三)《新华日报》的舆论反响 |
第二章 良工苦心:《新华日报》社论之创作 |
一、社论的创作群体 |
(一)群体组成 |
(二)群体特征 |
二、社论的产生过程 |
(一)初始形态 |
(二)完整形态 |
(三)最终形态 |
三、社论的内容分析 |
(一)社论时间 |
(二)社论类型 |
(三)社论主题 |
(四)社论性质 |
第三章 党派话语:《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之宣传 |
一、中共对自身抗战使命的认知 |
(一)将抗日置于革命议事日程第一位 |
(二)对共产党员提出严格要求 |
(三)在抗战中推动中共最高目标的实现 |
二、《新华日报》社论对中共抗战方略的体现 |
(一)社论与“持久抗战” |
(二)社论与“统一战线” |
(三)社论与“民主自由” |
第四章 形象塑造:《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之建构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二元对立宣传模式 |
(一)全面抗战时期二元对立模式的内涵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必然性 |
二、《新华日报》社论二元对立宣传模式建构的实现 |
(一)宣告与日本根本对立,确定宣传基调 |
(二)报道日军的野蛮暴行,激发民族情绪 |
(三)揭露日本的统治危机,树立抗战信心 |
(四)描述国人的悲惨生活,刺激大众心理 |
(五)宣示反对投降和倒退,打击民族败类 |
第五章 利益关切:国共双方围绕《新华日报》社论之斗争 |
一、国民党视域:新闻检查机构“检查”下的社论 |
(一)国民党对《新华日报》社论的关注 |
(二)因“不妥”言论“被检”的社论 |
(三)1942年“违检”社论统计分析 |
(四)“违检”社论反映国民党利益关切 |
二、共产党视域:合作斗争背景下的社论 |
(一)对办报环境的认知——经营者的体验 |
(二)一份传单中的社论——经营者的声诉 |
(三)复杂局势中的斗争——经营者的反抗 |
第六章 绳愆纠谬:中共对《新华日报》社论之纠偏 |
一、社论出现偏谬之原因 |
(一)领导层——指示错误把关不严 |
(二)管理者——复杂局势把握困难 |
(三)撰写人——见识水平有所限制 |
二、中共对社论纠偏之措施 |
(一)扫除王明右倾主义对社论的干预 |
(二)在改版整风中调整社论方向 |
(三)指导社论宣传尺度的把握 |
第七章 综合评析: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 |
一、《新华日报》社论的时代特征 |
(一)全局性 |
(二)指导性 |
(三)权威性 |
(四)时宜性 |
(五)战斗性 |
(六)局限性 |
二、《新华日报》社论的历史意义 |
(一)阐述报纸宗旨理念,推进中国新闻事业 |
(二)宣传中共抗战主张,构建中共抗战形象 |
(三)指明国人前进方向,汇聚全国先进力量 |
(四)打击不利抗战因素,推动中国抗战进程 |
三、应对危机过程中的民族、政党与国家互动 |
(一)民族心理的养成 |
(二)核心价值的汇聚 |
(三)中流砥柱的体现 |
(四)政党使命的自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四、《河北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敬告作者(论文参考文献)
- [1]唤醒青年:《新青年》中的青年动员研究[D]. 师永丽.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 [2]人衣关系视域下的晚清民国女性服饰变革研究[D]. 张雪飞. 东华大学, 2021(01)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华健康杂志》与民国医学知识的传播与建构(1939—1949)[D]. 徐霞. 河北大学, 2020(08)
- [5]北洋政府时期民营报人新闻思想研究[D]. 刘炎飞.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6]“秋瑾文艺”研究[D]. 张晓芳.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政治文化视角下的《满洲报》副刊研究(1931-1937)[D]. 陈曦. 吉林大学, 2019(02)
- [8]中共办报模式演变史研究(1921-1949)[D]. 陈龙. 暨南大学, 2019(08)
- [9]媒介视域中的女性角色建构 ——以《女铎》(1912-1949)为中心[D]. 胡小京.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1)
- [10]民族、政党与国家: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社论研究[D]. 尚方超. 河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