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周经济回顾(12月26日—1月1日)(论文文献综述)
陈秋旭[1](2021)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泰东日报》创办于大连,创刊于1908年11月3日,停刊于1945年10月,其在刊时间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历时37年之久,与日本统治关东州的时间基本相始终。在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该报的办报风格和政治倾向与之前后时期有明显的不同,这十年间《泰东日报》的报道,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国外势力在华侵略,反对国内军阀势力的统治,介绍国内外先进思潮,并声援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不仅记录了近代以来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大连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侵略史,同时敢于发声,彰显自己的政治主张,呈现出与其他同时期日系中文报纸不同的特点。《泰东日报》作为日系报纸,又身处被殖民统治下的大连,缘何在1918年—1928年间敢于彰显自己不同的政治主张?其政治主张在宣传报道中有哪些具体体现?循着这一思路,本文以长春市图书馆馆藏120卷《泰东日报》微缩胶片为文献史料,在通读全部报纸的基础上,重点截取1918年—1928年这十年间的宣传报道,采用历史学和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方法,试图从《泰东日报》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入手,探究其发生转向的成因,并详细阐述《泰东日报》这十年间所发生的转向在具体报道中如何体现,由此分析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作为进步思想的宣传阵地,在当时中国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对推动社会进步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本研究除绪论和结语部分之外,主体分为六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该论文的选题缘起,综述本问题的研究现状,归纳所使用的史料,介绍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考察和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的转向。在系统梳理《泰东日报》并纵向比较该报37年的办报历程后,发掘出《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的特殊性,并从时代背景和报人思想两个层面入手,探究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发生转向的成因。第二章至第六章,系统论述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发生转向并体现进步性的具体表现。其中:第二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在金子平吉和傅立鱼的主持和影响下,虽身处东北地区,但一直关注国际和国内局势。面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泰东日报》敢于发声,及时报道国际时局,揭露英、美、日等列强的侵略行径和本质,并对日本在大连及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行径予以报道。第三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这一时期的《泰东日报》,对当时的国内局势进行连续报道,揭示了一个腐败低效、不受信任的政府形象,呈现出混乱动荡、日益凋敝的社会现状,并以社论、时评或者社会新闻报道的方式,对军阀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进行报道,尤其是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给予关注和同情。第四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世界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此一时期,《泰东日报》以鲜明的民主革命立场,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通过发表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以及一些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通过译介国外作品,介绍国外社会生活和进步文化。第五章,梳理并分析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宣传和报道。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对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以及三民主义给予持续关注和报道,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同时,关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报道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关注中共早期活动,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批判旧思想,宣传新思想,培养爱国精神,抵制日本对大连民众的奴化教育。第六章,探讨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1918年—1928年间,大连爱国团体先后成立,《泰东日报》秉持鲜明的政治立场,与这些爱国团体相互呼应,支持并参与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向大连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和生活方式,同时高度重视实业的宣传和推广,对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寄予希望。结语部分,在全面梳理《泰东日报》在1918年—1928年间宣传报道中所彰显的理性与进步的基础上,与同时期的《盛京时报》和《顺天时报》报道内容加以比较,突出论述了这一时期《泰东日报》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提出这一时期《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的不足之处。
张磊[2](2021)在《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文中研究说明对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而言,无论接收东北或统治东北,莫不以沈阳为大本营,沈阳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东北的军事政治重心。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东北所进行的接收重建工作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教育接收重建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其成败影响人心向背和政权兴亡。本文研究时段集中在1945-1948年,研究地域集中在沈阳市,旨在运用档案、报刊等文献史料,重点考察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严重危机,进而揭示国民党以教育为其内战服务的本质以及国民党在国共东北争夺中失败的历史必然性。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阐述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抗战胜利后中共鉴于沈阳市重要的战略地位,先于国民党进驻沈阳。中共撤出沈阳后,国民政府派出董文琦等人于1945年12月底到达沈阳,直到1946年3月13日,驻沈苏军全部撤离,国民党军进驻沈阳,才开始正式接收。受日本十四年殖民统治,沈阳市教育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后又经苏军抢掠,各学校建筑设备饱受摧残。第二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为指导东北教育接收,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东北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会,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通过《接收东北教育事业决议案》,国民党辽宁省政府也相继颁布各类学校复员暂行办法。辽宁省教育接收工作由东北敌伪事业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辽宁省分会教育组负责,该教育组由教育部东北区特派员办公处及辽宁省政府共同派员组成,专科以上学校由处派员接收,中等以下学校由省市派员接收。沈阳市教育接收工作逐次推进大体完成,但在接收中无论是中小学还是高等院校,都面临着经费短缺、师资不足、校舍残破、校具不全、教材匮乏等问题,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在东北临大学生分发过程中,由于东大开学日期未定,致使千余有为青年棉衣无着、煤斤无源、课业荒废,给教育重建带来极大困难。第三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接收后国民党沈阳市划定教育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进行教材编审和课程的重新设置,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国民党沈阳市政府财政支出中,教育文化支出以22.75%居于第二位,不仅并未达到市县不得少于35%的规定,且不及保安警察支出47.86%的一半,这与蒋介石喊出的“抗战时期,军事第一;建国时期,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严重不符。国民学校通过周会、课程内容、壁报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戡乱”教育,教育为内战服务的目的昭然若揭。献校运动口号喊的轰轰烈烈,最终结果却是徒有虚名,每区试办两保国民学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受战乱影响失学儿童日益增多,政府措施失当收容效果甚微。由于叙级未定1946年国民党沈阳市政府仅向教员发放维持费等生活补助,同时向学生征收尊师米。但维持费极其微薄,且存在拖欠发放、公教人员不平等问题。教员叙级甄审工作办理完竣后所发薪俸虽有增加,但仍不及物价升腾之速,教员生活难以为继,引发请愿罢教斗争。第四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战后东北青年失学过多亟待收容,国民政府教育部筹办了大学先修班,国民党辽宁省设立临时中学,沈阳市接办东北青年中学并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并制定公立中等学校公助生暂行办法以及奖助金办法等。但中等教育重建中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奖助金有名无实,教育救济收效甚微,教学设施匮乏,教师薪俸低微。甚至个别校长贪污公款以及一些教员教学无力、师德败坏等事件也屡有发生。为扭转军事战场颓势及补充兵源,国民党对沈阳市高中以上学生实施军事训练,初中以下学生实施童子军训练。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举办冬令营,动员学校组建青年工作队,为实施“戡乱”服务,其结果是教育环境更加恶化。第五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复员重建方式有回迁国立东北大学、接收国立沈阳医学院,以及创办私立东北中正大学、私立辽东学院、私立辽宁医学院和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支出捉襟见肘,教学设备奇缺,教职员待遇微薄。在教师管理上存在任人唯亲,师资不齐,教授缺少。教育部所欠学生公费不能全部下拨,学生生活难以为继。教育部实行奖学金制度,但因为奖学金名额数量较少,引起学生的抗议和不满。加之战后东北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具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政治敏感性的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第六章,研究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为推行社会教育,在沈阳设置的社教机构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民众学校、学校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以及国民教育研究会等,这些社教机构相互配合,对民众实施识字教育、注音符号教育、电化教育、国民体育等。受经费限制沈阳市社会教育的推动十分困难,电化教育的器材设备不仅严重缺乏,对社会教育的人才培训也仍显不够。结语部分,对沈阳市教育接收与重建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在教育接收中缺乏计划,并以军方和政治势力插手为主要特征。在教育重建中由于国民党在东北率先挑起内战,导致战后物价飞涨,经济殆于破产,教育经费被军事挤占,失学儿童和青年益众,种种弊端致使教师学生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力加速运转,并将政治信任投向了共产党一方,加速了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灭亡。
宋子昕[3](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郑丽颖[4](2021)在《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文中研究指明1883-1903年,俄国人尼古拉·费多洛维奇·彼得罗夫斯基(Н.Ф.Петровский,1837-1908)任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期间,利用自己的外交身份想尽一切办法开展考察和古文献文物收集工作。他是最早对喀什古城作出研究、最早进行南疆古代手稿收集的欧洲官员,所获收集品数量多、种类丰富、语言丰富、内容重要、涵盖面宽。无论是梵文手稿,还是其他未定名手稿都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他建立了完整的古文书搜集网络,完成了中国南疆考古地图的绘制,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俄国探险家奥登堡、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法国探险家伯希等欧洲探险队提供了往来便利和协助。利用哥萨克骑兵每月往来奥什和喀什的便利条件,彼得罗夫斯基轻而易举将古文献文物经中亚大铁路运回俄国,使俄国成为西域古文献艺术品重要收藏地之一。在沙皇政府和俄国半学术组织的指令下,彼得罗夫斯基总领事作为古文书发出者与古文书接收者俄国科学院院士罗曾、古文书研究者奥登堡院士三者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西域古文书收集研究网络,并在英俄考古之争中保持明显优势。现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有梵文文献、印度文献、藏文文献、吐火罗文文献等多种语言,据不完全统计,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文物计3000余件,最早的文物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古代手稿及残片总数7000余件,含梵语、佉卢文、婆罗谜文和未比定写本,造成了我国珍贵收稿文物的大量流失。本文研究材料来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俄罗斯地理协会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档案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民族博物馆、俄罗斯国家文化艺术档案馆所藏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驻新疆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给俄国外交部官员、俄国军官、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地理学家的信函及密件200余封、俄国探险家考察报告、俄国皇家科学院会议纪要、彼得罗夫斯基发表在皇家考古协会学报上的考察报告等原版资料。文中所用外文史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内容,对研究俄国外交史、特别是中俄关系及我国南疆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雷[5](2020)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文中提出一个人的挺立,依靠的是脊梁;一个民族的崛起,支撑的是精神。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需要遍地林立的物质大厦,更需要建造巍峨耸立的精神大厦。人是精神的载体,人物报道是传播和塑造社会主流价值观、引导主流舆论的利器,也是建造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大报”,70多年来,一代代人民日报的新闻工作者,秉承党中央机关报的历史使命,书写着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战斗、生活、建设、发展的当代史,描绘着新中国精神大厦的图谱,形成了独特的人物报道传统。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经由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指导意见的通过,标志着“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被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有了系统的顶层设计。在党中央领导下,打响了一场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体、夺取移动互联网时代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主流媒体排头兵和主力军,人民日报抓住媒体融合的时代机遇,坚持“一手抓技术,一手抓内容”,在依托“中央厨房”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的同时,不断提高优质内容生产能力,把人物报道这一传统优势和长处发挥到了极致,人物报道的栏目创新也进入了新的活跃期。根据本研究所做的全样本统计,2014年8月至2019年4月,人民日报共刊发人物报道9000多篇,月均150余篇,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栏目稿,涉及栏目387个,新开设栏目197个,人物报道由以往的“多栏目”格局演化为“多栏目集群”的新格局。以人物的精神为“特殊材料”,以栏目建设为主体,人民日报在其版面、网页、移动新媒体上构建起一种类似当今“摩天大楼”所普遍采用的“巨型框架+核心筒+加强桁架”结构,映射出“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生动镜像。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格局发生变化:首先是典型报道栏目多样化、立体化、系统化:重大典型报道以“时代楷模”宣传为核心,“时代先锋”、“先锋足印”、“最美基层干部”、“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四大栏目“鼎足之势”,各类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不断推陈出新。这四大栏目与“时代楷模”以及众多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结合在一起,就构筑起了一座精神大厦的“核心筒”。2013年之前,人民日报已经出现多个大型常设普通人故事栏目,并形成了“人生境界”、“劳动者之歌”、“身边的感动”、“暖流”等多个栏目“接力”的局面。2014年之后,人民日报以“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栏目由过去的“接力”,发展到“栏目集群”,“新春走基层”、“点赞中国”、“故事·百姓影像”、“守望”、“行进中国·精彩故事”、“发现身边”等新栏目与“劳动者之歌”齐头并进,交相辉映,形成了一种类似超高层建筑上围绕在“核心筒”周围的“巨型框架”结构。在人民日报四大类栏目集群当中,还有一类数量较大的“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基本上都是为了适应阶段性主题宣传而设置。这些人物报道栏目均为战役性主题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围绕特定主题,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故事,通过人的故事来鼓舞人心、凝聚人心、激励人心,形成了人民日报建设民族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人民日报上的人物报道,走过了70多年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生动故事,树立了一个个光辉的典型、榜样、楷模。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借助最新的“中央厨房”全媒体运行平台,人民日报的人物报道也探索出一条“用全媒体手段讲述人物故事”的新路径,开创出一个个全新的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构筑起中华民族精神大厦最具创新色彩、时代特色的“塔尖”。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的实践,为构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提供了宝贵的参照,也启发了更多的思考:任何一座高楼大厦,要想巍然耸立,矗立不倒,必须打好坚实深厚的基础。当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内心深处,巍然耸立在党心民心的基础之上。党心和民心,是这座大厦的基础和生命力所在。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需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不忘初心锤炼党魂,使精神大厦的“核心筒”根深蒂固;二是扎根人民凝聚民心,使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牢不可破;三是守正创新做强媒体,使精神大厦的“建筑师”坚强有力。
张沁兰[6](2019)在《琉球久米村研究》文中认为琉球是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自明代初期被纳入东亚宗藩体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后,作为最初“闽人三十六姓”移民的聚居地久米村,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琉球王国给予了种种的免税、官职与教育特权。久米村遂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先进生产技术向琉球传播的中心,而久米村人则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传播琉球的最主要使者之一。因此,琉球久米村在中琉之间的友好往来,以及为琉球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方面发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多将“闽人三十六姓”或久米村人,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或仅局限于某一历史时期加以讨论,第一次立足于久米村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整个历程,全面涉及到与久米村紧密相关的: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与久米村的形成、久米村人与中琉关系、“萨摩入侵”与久米村的“补籍”、琉球对外关系中的久米村人、久米村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传统、琉球复国运动与久米村的衰亡、久米“崇圣会”与“门中会”等内容。叙事的时限,始自明初的“闽人三十六姓”移居,迄于当今的久米村各宗亲“门中会”赴福建寻根访祖。旨在对琉球久米村作出多维度、整体性的探讨,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久米村的发展脉络,还原其在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和完整面貌,重新阐述其历史影响与现实意义。同时还在结合个别专题的研究上,力争能为弥补解决琉球王国及中琉关系中的一些长期以来被忽略的、或原本以为文献无徵的史实问题,作些必要的辨析与考证。本文立足于学术界的前期成果,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与研究,认为明清时期具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通过较大规模的东海海域移民——久米村人,东被琉球王国,成为当时琉球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进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由于琉球久米村的宗亲组织,至今依然活跃在冲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成了冲绳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且明显保留着带有福建区域特色的习俗文化传统,从而对在海外、尤其是东亚地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如何加强与琉球久米村宗亲组织的联系,福建与冲绳的友好往来,使之能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成为本文在认真客观阐释琉球久米村人功绩的同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作用与影响,以彰显中国人的和平理念,使之能够成为在改善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的促进力量。
江炅坡[7](2019)在《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文中认为周汉反教案发生在1890年代,前后历时8年,多次引起外交冲突。这是一起在籍士绅反洋教事件,牵涉政治、外交、法律等多方面因素。为了妥善解决周汉案中存在的“两难”情况,清政府相关主办官员仔细斟酌周汉的罪名认定,并多次改变对周汉的处理策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周汉反教案的起源问题,认为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与嘉托玛(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1842-1914)等人所代表的外国势力推动了此案的形成,并促进了湖南反教形象的塑造。在探讨外部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清政府内部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了两湖督抚斗争对清政府转变处理策略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补充论述了 1892-1898年间中外双方围绕周汉的交涉过程,丰富了周汉反教案的内容。经过论证,本文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认为陈宝箴逮捕周汉,是在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后的主动选择,而非迫于英国领事压力的结果,并由此探讨了清政府教案政策的转变问题。此外,本文运用《宁乡大屯营周氏四修族谱》等新材料,探究了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关系网络。这不仅丰富了周汉的人物形象,还有助于理解清政府多次转变处理策略的具体原因。最后,本文还将周汉反教案置于更长的时段进行观察,考察了 1898年代迄今周汉形象的变化过程,借以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潮变迁的脉络。
张格[8](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说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白林[9](2019)在《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利用蒙古国对外关系中央档案馆、蒙古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革命党档案馆以及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地方省档案馆解密的档案资料,以1949年至196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工人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为研究主线,重点探讨中国援建工人历年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状况及其演变过程,力图借此反映出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国家,中蒙在建交后双方外交及经济关系的发展脉络。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叙述中国派遣援建工人赴蒙的历史过程。1949年中蒙建交后,只因首任中国驻蒙古大使吉雅泰误解周恩来的语意,与蒙方交涉在蒙华侨问题时主动提出派遣中国工人赴蒙的问题。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朝鲜战争爆发以及中国派兵参战等原因,中蒙双方派遣工人的交涉暂停。直到1955年,中蒙两国签订协定,中国派遣大批工人赴蒙参加生产建设。受中蒙关系变化的影响,1963年中国停止派遣援建工人,1964年中国在蒙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第二章主要考察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情况。蒙古领导人既需要大批中国工人赴蒙援建,又对他们持有“猜忌”、“警惕”的矛盾心理。而这种矛盾心理均表现在蒙方分配中国工人工作及其生活条件等方面。例如,给中国工人过于分散分配工作;与苏联工人和蒙古工人比较起来看,中国工人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有明显的差距。但是,中国工人在中国政府的宣传和教育下,援建工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三章分析中蒙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及其处理方针的演变过程。针对中国工人违法乱纪的行为与两国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中国政府主动要求之下,经中蒙双方协商决定,按照蒙古法律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原因,蒙古司法机关和警察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出现偏袒或袒护本国人的现象。因此,在中方要求下,中蒙双方进行商讨并调整为共同协商解决司法问题。中蒙关系恶化后,蒙方不顾中方的反对,单方面强行处理工人之间的司法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第四章探讨中蒙两国关系的变化及其中国援建工人回国的过程。1955年中国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因各种原因及其3年工作期满等原因,部分中国工人提前陆续回国。中苏关系恶化后,由于蒙古采取“等距离”外交政策,在1959年至1961年初期间,期满和提前回国的工人很少。受中苏关系的影响,中蒙关系恶化后,中国工人期满和提前回国人数剧增。特别是1962年访华期间,泽登巴尔与周恩来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加剧了中蒙两党和两国关系。蒙古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政策,1964年单方面宣布运送中国工人全部回国。第五章讨论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五年计划中的影响。1955年开始,蒙方引进大批中国工人,使其参加国民经济建设当中。与此同时,针对蒙古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中蒙双方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向蒙古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蒙古领导人不顾苏联反对,不仅学习中国“大跃进”运动,而且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中国工人积极参加其中创造出了很多成果。直到1964年,中国工人全部回国而中国提供的援建项目被迫暂停。中国对蒙古派遣劳动力和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与对其他国家提供的援助有较大的区别。中国对蒙古援助行为不仅输出自身经济发展模式,它还具有排除或消减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的这一政治任务。中国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扩大在蒙古的政治影响,以此将来与苏联角逐蒙古问题。但是,中国派遣劳动力援蒙的行为,不仅影响中蒙双方领导人做出有关两国关系的决策,而且在1960年代初期促进了中蒙两国关系恶化的进程。
张勇丽[10](2019)在《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以英敛之满族下层旗人、天主教徒和着名新闻人的三重身份特征,全面梳理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剖析新闻人英敛之与法国天主教势力、旗人英敛之与清末社会政治之间的关系,客观全面认识在“天主教徒”和“满族人”等身份交织影响下的“新闻人”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及其新闻思想在当时中国尤其是北方新闻业中的影响及历史贡献。内容主要涉及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研究、新闻活动研究、与天主教、清末政治和辛亥革命之关系研究、新闻思想研究等方面,在结语中对英敛之的历史地位作了归纳性阐释。第一部分探讨英敛之人生道路的三次转折:从底层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又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再从声名显赫的“舆论娇子”成为离世脱俗的“隐士”。三次人生转折与时代、社会和人物个性、人物出身、人物信仰紧密交织在一起,对英敛之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满族下层旗人的出身、生性好道的个性使其一直追寻挽回世道人心的办法,并因此与“博爱合群”的天主教结缘。成为天主教徒对英敛之一生影响重大;通过《益闻录》等天主教报刊开始涉足新闻界。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使英敛之意识到变法自强的重要性,决意通过办报继续戊戌政变后一度中断的变法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创办《大公报》的新闻活动和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文章第二部分探讨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选取清王朝政治改革的早、中、晚三个阶段,系统梳理了英敛之创办和主持《大公报》期间在“拒俄运动”、“抵制美约运动”和“四川保路运动”中的态度和变化,呈现英敛之爱国主义和满族主义情绪的交织、矛盾和抉择。隐退之后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着重于借助报刊宣扬天主教、为天主教辩诬和推动天主教中国化运动以及募捐赈灾等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对英敛之新闻实践活动的梳理,可以发现其以一生报刊实践践行着“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报刊理想和人生信条。文章第三部分首先探讨了英敛之与清末政治(清末新政、君主立宪及君主)之关系。研究了英敛之推动清廷“预备立宪”以巩固清王朝统治而进行的舆论宣传,详细梳理了英敛之对清王朝统治从充满希望到逐渐失望的态度演变过程。认为英敛之虽对亲贵专政不满,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仍为保存清廷统治、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摇旗呐喊,表现浓郁的宗族情结。在“族”“国”二选一困境中,英敛之顺应时势接受共和政体以保存国家,展现了宗族情绪和爱国主义双重价值夹缝中报人英敛之的矛盾、挣扎和最终选择,肯定了英敛之的爱国情怀。其次考察了英敛之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包括法国天主教和法国领事馆)的关系及其演变。考察了创办《大公报》时期英敛之对法国天主教势力的巧妙借助、《大公报》创刊初期双方短暂的“蜜月期”、报纸出版后不久英敛之即陷入与法国天主教势力的纠集矛盾,以及最后彻底摆脱法国天主教势力控制的详细过程,展示了晚清报人在清朝统治集团和洋人势力双重压力为实现“言论救国”的报刊理想经历的曲折和艰难。最后研究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及共和之关系,考察了英敛之对辛亥革命和民主政权的关系和态度变化,呈现了英敛之在辛亥首义爆发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这一阶段态度的转变过程,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第四部分是对英敛之新闻思想的研究。提出了英敛之新闻思想有三个来源的观点,以之为主线从新闻功能观、新闻自由观、新闻本体论、新闻编辑思想等方面探讨英敛之富有特色的新闻思想,归纳出英敛之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等新闻思想特征。通过对英敛之人生经历、新闻活动、新闻思想的全面梳理,本文认为《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是一个在外敌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是一个在封建专制环境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也是一个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更是一个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民主共和大势的明智新闻人,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应具有相应的历史地位。
二、一周经济回顾(12月26日—1月1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一周经济回顾(12月26日—1月1日)(论文提纲范文)
(1)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研究综述 |
三、史料及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一章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转向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的创办、发展及转向 |
一、《泰东日报》的创办及发展历程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所发生的转向 |
第二节 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转向的成因 |
一、《泰东日报》办报环境的变迁 |
二、1918 年—1928 年《泰东日报》的报人思想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泰东日报》对国际时局及列强侵华行径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报道国际时局并揭露列强侵华行径 |
一、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局 |
二、揭露英、美等国对中国主权的侵略 |
三、报道和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民族歧视 |
四、报道和揭露列强对中国民众爱国斗争的镇压和迫害 |
第二节 揭露日本在大连及东北的殖民统治 |
一、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金融等其他社会现象 |
二、报道日本殖民统治下大连的卫生防疫事业 |
三、揭露日本在大连地区的奴化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泰东日报》对军阀统治下国内时局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现状 |
一、反对皖系军阀时期复辟帝制 |
二、揭露皖系军阀举债卖国、出卖主权 |
三、谴责皖系军阀官僚阶层的腐败统治 |
四、揭露皖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第二节 揭露直系军阀时期的腐败统治 |
一、揭露曹锟贿选丑闻 |
二、揭露直系军阀时期军阀统治的本质 |
三、揭露直系军阀的专制独裁 |
四、报道直系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生活 |
第三节 揭露和抨击奉系军阀对东北地区的统治 |
一、揭露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的真实面目 |
二、批判奉系军阀官场和官员的腐败现象 |
三、报道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下东北民众的社会生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泰东日报》对国外革命及先进思潮的宣传和报道 |
第一节 宣传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世界革命高潮 |
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 |
二、支持中俄(苏)恢复邦交 |
三、记录当时世界革命高潮 |
四、报道日本国内革命及朝鲜独立运动 |
第二节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客观的介绍 |
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二、对列宁的高度评价 |
第三节 对国外社会生活及文化的介绍和报道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泰东日报》对国内革命及思想的报道和宣传 |
第一节 对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关注 |
一、支持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宣传三民主义 |
二、关注孙中山动态,报道纪念孙中山的活动 |
第二节 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重大事件的关注和报道 |
一、报道国内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 |
二、关注中共早期活动,对李大钊等人进行报道 |
三、报道国民党左派反对蒋、汪统治的政治活动 |
第三节 对新思想的宣传和报道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泰东日报》对大连社会及民众的关注和报道 |
第一节 《泰东日报》对大连爱国团体的关注与报道 |
一、傅立鱼组织创办的大连中华青年会 |
二、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印刷职工联合会的相继成立 |
第二节 关注并支持大连民众的政治抗争 |
一、关注大连民众疾苦 |
二、支持大连民众进行政治抗争 |
第三节 对大连民众社会生活及方式的重视和宣传 |
一、对实业的重视和推广 |
二、关注并报道各项社会活动 |
三、批判旧思想,宣传健康、文明、上进的生活方式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综述 |
四、运用史料 |
五、研究方法 |
六、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后沈阳市教育接收的背景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的殖民教育 |
一、殖民教育的行政机构 |
二、殖民教育的基本方针 |
三、殖民教育的基本内容 |
第二节 接收前沈阳市的教育状况 |
一、学校教育破坏严重 |
二、社会教育残破不堪 |
第三节 国民政府接收沈阳 |
一、中共政权在沈阳的建立与撤出 |
二、国民政府人员抵达沈阳 |
三、国民党军对沈阳的军事接收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接收的政策与实施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东北教育的接收政策 |
一、教育部东北青年救济处的《整理意见》 |
二、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的《东北教育议案》 |
三、国民党辽宁省政府制定《复员准则与办法》 |
第二节 沈阳市初等教育的接收 |
一、国民学校接收概况 |
二、对教职员以训练代甄审 |
第三节 沈阳市中等教育的接收 |
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的回迁 |
二、省立中学接收概况 |
三、市立中学接收概况 |
第四节 沈阳市高等教育的复员 |
一、东北临大补习班的设立与困境 |
二、国立东北大学的回迁与窘境 |
三、专科以上学校师生的甄审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初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国民学校的重建 |
一、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的设置 |
二、市教育经费的来源与支出 |
三、划定辅导区设置国民学校 |
四、献校祝寿运动徒有虚名 |
五、整顿私立小学与私塾 |
六、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第二节 教学重建 |
一、贯彻落实“戡乱”方针 |
二、教科书缺乏且价格昂贵 |
三、教学设备严重匮乏 |
第三节 师资训练与薪俸 |
一、重视师资训练 |
二、教师薪俸微薄 |
三、请愿罢教迭起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中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中等学校的重建 |
一、国民党辽宁省教育厅的设置 |
二、划分学区与学校设置 |
三、筹办东北大学先修班 |
四、设立临时中学收容流亡青年 |
五、创设市立师范学校 |
六、举办暑假补习学校 |
七、行政组织与校务处理 |
第二节 学生管理与训练 |
一、学生费用高昂 |
二、奖助金有名无实 |
三、救济学生收效甚微 |
四、实施童子军训练及军事训练 |
五、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补充兵源 |
六、组织青年工作队为“戡乱”服务 |
第三节 教学重建与师资薪俸 |
一、改订教学科目 |
二、教学设施匮乏 |
三、教师薪俸微薄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高等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概况 |
一、国立东北大学 |
二、国立沈阳医学院 |
三、私立东北中正大学 |
四、私立辽东学院 |
五、私立辽宁医学院 |
六、辽宁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
第二节 沈阳市高等院校的师生管理 |
一、招生与就业 |
二、公费及奖学金短缺 |
三、教师管理办法 |
四、教师薪俸低微 |
五、教学设施不足 |
第三节 沈阳市学生运动的浪潮 |
一、“六二”罢课斗争 |
二、反对冬令营的斗争 |
三、迁校与反迁校斗争 |
四、抗议“七五”惨案运动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国民政府对沈阳市社会教育的重建 |
第一节 社会教育机构 |
一、民众教育馆 |
二、图书馆 |
三、民众学校 |
四、其他机构 |
第二节 社会教育内容 |
一、识字教育 |
二、电化教育 |
三、其他教育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二、学术回顾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五、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小结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一、电力与通讯 |
二、毛巾与肥皂 |
三、燃料 |
四、自来水 |
五、铺底与房租 |
六、纳税与认捐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小结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小结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小结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一、晕堂 |
二、火灾与触电 |
三、建筑安全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小结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小结 |
结论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研究旨趣 |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史料概述 |
第一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动机研究 |
第一节 从塔什干到喀什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的“学者”身份 |
第三节 俄国学术组织的指令 |
一、时代背景 |
二、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科学院联系的建立 |
三、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皇家考古协会的“合作”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皇家地理协会的协助 |
五、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委员会的联系 |
小结 |
第二章 彼得罗夫斯基的新疆考察活动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及其周边古迹的考察 |
一、彼得罗夫斯基对三仙洞石窟的考察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喀什古城的定义及“鸽子窝”废墟的考察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汗诺依古城遗址的考察 |
四、小结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库车、库尔勒收获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一、彼得罗夫斯基在喀什和莎车发现的古币及研究 |
二、彼得罗夫斯基在库车的发现 |
三、彼得罗夫斯基在库尔勒等地的发现 |
四、小结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在和田收集的珍宝及其外流过程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币及文物 |
二、彼得罗夫斯基和田收集品中的古AI写作本 |
小结 |
第三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俄国探险队的协助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协助 |
一、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具有地理考察和军事探察双重特性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地理考察的协助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普氏政治探察的情报协助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协助 |
一、探险目的 |
二、探险经费来源 |
三、非法入境 |
四、彼得罗夫斯基的处理方式和结果 |
五、结语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及评价 |
一、格罗姆切夫斯基——英俄大角逐的重要参与者 |
二、格罗姆切夫斯基访问坎巨提的过程及结果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格罗姆切夫斯基的协助 |
四、彼得罗夫斯基对探险家格罗姆切夫斯基三次亚洲考察的评价 |
小结 |
第四章 彼得罗夫斯基对欧洲探险家的协助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法国探险家杜特雷依和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死因的追查 |
一、杜特雷依探险队的新疆考察 |
二、各国政府和探险家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调查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杜特雷依死因的追查 |
四、彼得罗夫斯基为德国探险家施拉格什维特树碑 |
五、小结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协助及评价 |
一、与彼得罗夫斯基的初次见面 |
二、1894-1902 年间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的多次协助 |
三、彼得罗夫斯基对斯文·赫定探险的评价 |
四、小结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对斯坦因的协助 |
小结 |
第五章 彼得罗夫斯基与俄国学者关于新疆考察的讨论 |
第一节 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的指导 |
一、彼得罗夫斯基和罗曾交往的建立——新疆古AI写作本和文物流失的开始 |
二、罗曾对彼得罗夫斯基喀什周边考察的指导 |
三、罗曾与彼得罗夫斯基里应外合应对英俄考古竞争 |
四、小结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与奥登堡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一、奥登堡——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国佛学研究集大成者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寄给奥登堡的新疆收集品及二人关于新疆考察的探讨 |
三、关于库车考察方案的探讨 |
四、关于俄国委员会新疆考察方案的探讨 |
五、结语 |
第三节 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一、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的研究 |
二、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梵语文献的研究 |
三、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古代手稿的语言鉴定 |
四、奥登堡对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佛教手稿的确定及研究 |
五、未完待续工作 |
小结 |
第六章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英俄考古之争 |
第一节 英俄在新疆的考古之争——以彼得罗夫斯基书信为中心 |
一、国家为支撑的考古竞争 |
二、保尔获得库车梵文写本——英俄古文书竞争的催化剂 |
三、彼得罗夫斯基和马继业的古文书收集 |
四、英俄对中国新疆古文书的研究 |
五、影响 |
六、小结 |
第二节 伊斯拉姆·阿訇伪造“未知文字”古文书再考 |
一、伪造古文书的出现 |
二、彼得罗夫斯基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三、斯坦因对伪造文书的调查 |
四、结论 |
小结 |
第七章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特点、影响及其手稿收集品的价值和意义 |
第一节 彼得罗夫斯基新疆考察活动的特点 |
第二节 彼得罗夫斯基考察活动的影响 |
一、打开了欧洲探险家新疆研究的大门 |
二、开启了俄国探险家新疆探险的新纪元 |
三、掀起了俄国外交官员收集新疆古文书的热潮 |
四、造成了我国珍贵文书文物的大量外流 |
第三节 彼得罗夫斯基手稿收集品的价值 |
一、彼得罗夫斯基收集品中的佛教手稿 |
二、其他未知语言古代手稿 |
小结 |
第八章 结论 |
中文参考文献 |
外文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5)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选题背景与文献综述 |
1.1 媒体融合是一场巩固主流舆论阵地的攻坚战 |
1.1.1 媒体融合的背景:主流媒体面临空前挑战 |
1.1.2 媒体融合的手段:打造新型主流媒体 |
1.1.3 媒体融合的目的:传播和塑造主流价值观 |
1.2 人民日报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
1.2.1 独特地位: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与担当 |
1.2.2 重要作用:从主流媒体到新型主流媒体 |
1.2.3 具体实践:用主流新闻塑造传播主流价值观 |
1.3 人物报道对传播塑造主流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 |
1.3.1 人物报道溯源:东方纪传体史书与西方人物传记 |
1.3.2 中国特色人物报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体现 |
1.3.3 西方特色人物报道:现代传播学的借鉴 |
1.4 栏目创新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
1.4.1 栏目:也是一种系统化的框架结构 |
1.4.2 人民日报的栏目创新:正处在新的活跃期 |
1.4.3 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尚待深耕的“沃土” |
1.5 本研究目的、意义、方法和结构 |
1.5.1 本研究选题的目的 |
1.5.2 本研究选题的意义 |
1.5.3 本研究的基本方法 |
1.5.4 本研究的逻辑结构 |
第二章 媒体融合阶段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多维分析 |
2.1 文本分析:对9462篇人物报道的量化分析 |
2.1.1 人物报道日均发稿量在5篇以上 |
2.1.2 人物报道发稿的主阵地在要闻版 |
2.1.3 人物报道的主旋律是核心价值观 |
2.1.4 人物报道是人民日报的核心优势 |
2.2 栏目分析: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空前活跃 |
2.2.1 栏目众多:涉及人物报道的栏目多达387个 |
2.2.2 创新活跃:新开设人物报道栏目多达197个 |
2.2.3 结构有序:人物报道栏目呈现四大集群现象 |
2.3 模式分析:媒体融合催生人物报道新模式 |
2.3.1 “扫一扫”背后:媒体融合带来新闻模式之变 |
2.3.2 人物报道新体验:“扫描二维码体验更丰富” |
2.3.3 人物报道新映像:“看人民映像品百味人生” |
2.3.4 人物报道新呈现:“扫一扫与人物面对面” |
2.4 理论分析:社会文化空间的重构与精神交往升级 |
2.4.1 文化空间重构呼唤精神交往升级 |
2.4.2 人类精神交往具有“多层次性”特征 |
2.4.3 高层次精神交往追求人与人的默契、心与心的和谐 |
2.4.4 高层次精神交往的价值在于构建心灵相通的意义世界 |
2.4.5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的精神交往意义 |
第三章 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历程:久久为功的铸魂工程 |
3.1 纸媒体阶段:树立重大典型,报道新人新事 |
3.1.1 典型人物报道的三次高潮(1949—1989) |
3.1.2 典型人物报道的栏目化趋势(1990-1996) |
3.1.3 “新人新事”类栏目的演化(1951—1996) |
3.2 报网互动阶段:弘扬时代先锋,讲述百姓故事(1997—2013) |
3.2.1 报网互动开启典型报道“新模式” |
3.2.2 “时代先锋”栏目成为典型报道“顶梁柱” |
3.2.3 普通人物报道栏目成为“新常态” |
3.3 媒体融合阶段:讴歌时代楷模,构建精神大厦(2014——2019) |
3.3.1 典型报道栏目集群:矗立起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3.3.2 普通人报道栏目集群:编织起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3.3.3 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构造出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3.3.4 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突出为精神大厦的“塔尖” |
第四章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4.1 时代楷模报道:铸就“核心筒”的“中心柱” |
4.1.1 “时代楷模”的来龙去脉 |
4.1.2 “时代楷模”的“全媒体交响” |
4.1.3 人民日报上的“时代楷模” |
4.2 四大典型报道栏目:“核心筒”的“四大支柱” |
4.2.1 “时代先锋”栏目:先锋模范的典型事迹 |
4.2.2 “先锋足印”:践行核心价值观 |
4.2.3 “最美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的颂歌 |
4.2.4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永恒的英烈精神 |
4.3 中小型典型报道栏目群:“核心筒”的有机结构 |
4.3.1 多姿多彩的“典型风采” |
4.3.2 别出心裁的“典型呈现” |
4.3.3 各式各样的“典型故事” |
4.4 人民日报典型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为国家立心,为时代铸魂 |
4.4.1 典型人物:体现“榜样的力量” |
4.4.2 典型人物报道:体现党报的担当 |
4.4.3 栏目创新:为典型人物报道开辟新空间 |
第五章 人民日报普通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5.1 大型栏目:“巨型框架”的“巨型柱” |
5.1.1 “走转改”系列:歌颂基层一线的普通劳动者 |
5.1.2 “微故事”系列:微小故事里的伟大进程 |
5.1.3 “影像”系列:镜头里的百姓故事 |
5.1.4 “青春派”:青春飞扬的新一代 |
5.2 中小型栏目群:“巨型框架”的“二级柱” |
5.2.1 “发现”系列:挖掘生活深处的精神之美 |
5.2.2 “生活”系列:老百姓的美好新生活 |
5.2.3 “法治”系列:见证法治进程 |
5.2.4 “青春”系列:新生代的故事 |
5.3 人民日报普通人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实践 |
5.3.1 用“新人新事”反映“新时代新风尚” |
5.3.2 讲述普通人身边的感人故事 |
5.3.3 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第六章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加强桁架” |
6.1 新时代主题人物报道栏目群:四大“腰桁架” |
6.1.1 中国梦系列栏目:用“中国梦”凝聚人心 |
6.1.2 新时代系列栏目:演奏新时代交响 |
6.1.3 脱贫攻坚系列栏目:脱贫攻坚的故事 |
6.1.4 中国故事系列栏目: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
6.2 纪念性栏目群:四大“伸臂桁架” |
6.2.1 抗战主题系列人物栏目:传承抗战精神 |
6.2.2 长征主题系列栏目:重温长征精神 |
6.2.3 改革开放系列栏目:坚定改革开放的脚步 |
6.2.4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栏目:掀起爱国主义的高潮 |
6.3 人民日报主题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理论分析:智媒时代尤需“以情动人” |
6.3.1 重大主题报道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 |
6.3.2 不断提高重大主题报道的“人气指数” |
6.3.3 “以情动人”是重大主题报道的最高境界 |
第七章 人民日报全媒体人物报道栏目集群:精神大厦的“塔尖” |
7.1 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开创人物报道新栏目 |
7.1.1 “点赞中国”:第一个大型全媒体互动人物报道栏目 |
7.1.2 “工匠绝活”栏目:用绝活表现“绝活” |
7.1.3 “暖闻热评”栏目:用评论传播“人物” |
7.1.4 “中国有我”栏目:用故事为奋斗者喝彩 |
7.2 在“中央厨房”支撑下讲述全国两会“融故事” |
7.2.1 “融·两会”栏目:中央厨房的新呈现新体验 |
7.2.2 “融两会”栏目:不一样的故事,不一样的讲述 |
7.2.3 “我当融记者”栏目:人民日报记者的“融故事” |
7.3 在媒体融合时代讲好“总书记”的“微故事” |
7.3.1 “我和总书记面对面”栏目:“大主题”的“全媒体呈现” |
7.3.2 “总书记的深情牵挂”栏目: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故事 |
7.3.3 总书记的“微镜头”:“大人物”的“微视角”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筑牢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基础 |
8.1 铸党魂:强化精神大厦的“核心筒” |
8.1.1 活力的源泉:党的主题教育活动接力 |
8.1.2 永远的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
8.1.3 榜样的力量:用英烈先锋教育全党 |
8.2 聚民心:优化精神大厦的“巨型框架” |
8.2.1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
8.2.2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聚民心” |
8.2.3 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8.3 砺铁军:锤炼精神大厦的“铸魂人” |
8.3.1 新闻工作者也是“铸魂人” |
8.3.2 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武装新闻工作者 |
8.3.3 担当起“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历史重任 |
8.3.4 书写好当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生活史、心灵史 |
参考文献 |
致谢:一个新闻记者的心路 |
个人简介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6)琉球久米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由 |
二、本选题的学术史回顾与梳理 |
三、本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与核心资料 |
四、论文的创新点 |
第一章 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与久米村的形成 |
第一节 中琉宗藩关系的建立 |
一、明太祖谕遣特使杨载赍诏入琉与泰期奉表入贡 |
二、琉球三山王入贡与明琉宗藩关系的确立 |
第二节 “闽人三十六姓”移居久米村 |
一、明初“赐闽人三十六姓” |
二、久米村的地理位置及其得名缘由 |
三、琉球国对久米村的优待政策 |
第二章 久米村人与中琉关系 |
第一节 久米村人与琉球王国的请封、迎封、谢恩 |
一、久米村人参与的请封前期活动 |
二、请封与迎封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第二节 久米村人与朝贡贸易 |
一、明清与琉球的朝贡贸易 |
二、入贡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第三节 久米村的来华留学生与精英学子 |
一、“官生”的派遣 |
二、来闽的“勤学生” |
三、精英学子 |
第三章 萨摩入侵与久米村的“补籍” |
第一节 萨摩藩入侵琉球与久米村人的抗争 |
一、萨摩岛津氏的入侵 |
二、三司官郑迵与久米村的顽强抵抗 |
三、郑迵密信明朝的最后抗争 |
四、萨摩藩的掌控与“隐蔽政策” |
第二节 久米村的衰落与“补籍”政策的实施 |
一、久米村的凋敝 |
二、琉球的“补籍”政策与久米村人口的增加 |
第四章 琉球对外关系中的久米村人 |
第一节 琉球与东南亚中介贸易中的久米村人 |
一、琉球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贸易 |
二、“大航海时代”的久米村人 |
第二节 琉球与朝鲜关系中的久米村人 |
一、出使朝鲜的久米村人 |
二、琉朝使节北京交往中的久米村人 |
第三节 萨、琉、日关系与久米村人 |
一、久米村人出使萨摩藩 |
二、“上江户”使团中的久米村人 |
第四节 久米村人与“异国船”来访交涉 |
一、欧美“异国船”的强行入琉 |
二、久米村人参与“异国船”的交涉 |
第五章 久米村的行政管理与文化传统 |
第一节 久米村的行政与文教 |
一、久米村人的官职 |
二、孔庙的建立与明伦堂的设置 |
第二节 久米村系家谱的编纂及其特色 |
一、久米村家谱编纂的源流 |
二、久米村系家谱的特色 |
第三节 久米村的宗教信仰 |
一、佛教寺庙林立 |
二、天妃信仰盛行 |
三、祖先祭祀崇拜 |
四、琉球与日本本土宗教信仰对久米村的影响 |
第四节 久米村人的生活习俗 |
一、年节习俗 |
二、婚葬习俗 |
三、饮食习俗 |
四、茶道与饮酒 |
第六章 琉球复国运动与久米村的衰亡 |
第一节 日本册封琉球藩王与强行阻贡 |
一、明治政府蓄谋吞并琉球 |
二、牡丹社事件与日本册封琉球藩王 |
三、日本明治政府吞并琉球 |
第二节 久米村人在华的救亡复国运动及其失败 |
一、琉球密使赴华请愿与久米村人在华救亡活动 |
二、林世功的大义殉国与复国运动的失败 |
三、琉球亡国后的久米村衰败 |
第七章 久米崇圣会与门中会 |
第一节 久米崇圣会的建立及其活动 |
一、久米崇圣会的建立与发展 |
二、至圣庙的兴建 |
三、至圣庙的祭孔活动 |
四、“久米孔子塾”讲座 |
五、人才培育与崇圣会文库的设立 |
第二节 门中会的建立与发展 |
一、阮氏我华会 |
二、毛氏国鼎会 |
三、陈氏华源会 |
四、王氏槐王会 |
五、梁氏吴江会 |
六、久米林氏会 |
第三节 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赴福建寻根访祖 |
一、阮氏我华会的寻访 |
二、毛氏国鼎会的寻访 |
三、陈氏华源会的寻访 |
四、王氏槐王会的寻访 |
五、梁氏吴江会的寻访 |
结语 |
附录1 久米村主要姓氏一览表 |
附录2 历代久米村总役(总理唐荣司)一览表 |
附录3 近世久米村的位阶及官位 |
附录4 久米村大事年表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7)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第一章 周汉反教案的调查与交涉(1890-1891) |
第一节 长江教案期间的外国舆论 |
第二节 杨格非追查教案的发现 |
第三节 列强眼中的周汉反教案 |
第二章 周汉与宁乡周氏家族的关系网络(1390-1903) |
第一节 宁乡周氏家族的早期发展(1390-1850) |
第二节 湘军与周氏家族的际遇(1850-1903) |
第三节 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人脉(1861-1890) |
第三章 周汉反教案的处置(1891-1892) |
第一节 “从缓察办”策略的出台 |
第二节 两湖督抚的权力斗争 |
第三节 恽祖翼赴湘查办结果 |
第四章 周汉反教案的后续交涉(1892-1898) |
第一节 英法领事赴湘事件 |
第二节 反教风波之后的湖南、周汉与周氏家族 |
第三节 周汉案的后续交涉与落幕 |
第五章 周汉形象的符号化及其流变(1898-2018) |
第一节 排外旧党与湖南维新期间的周汉形象(1898-1900) |
第二节 反教士绅与清末民初的周汉形象(1900-1930) |
第三节 1930年代以降的周汉形象变化(1930-2018)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关于周汉的评论资料辑录(1898-2018) |
附录二 周汉生平大事年表 |
作者简介 |
(8)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资料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小结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小结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小结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小结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小结 |
结语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9)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序言 |
一、问题的缘起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综述 |
三、史料来源 |
四、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本文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交涉派遣经过 |
第一节 中蒙两国关系的历史背景 |
一、20世纪20年代中蒙两党关系 |
二、中共对蒙古独立态度之转变 |
三、中蒙两国建交与互派大使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问题的缘起 |
一、派遣援建工人的初步交涉 |
二、援建工人交涉中断的原因 |
三、重启派遣援建工人的交涉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的派遣过程 |
一、派遣和引进工人的前期工作 |
二、第一批援建工人赴蒙古 |
三、援建工人陆续来到蒙古 |
四、派遣援建工人逐渐减少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状况 |
第一节 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和分配 |
一、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管理 |
二、中国援建工人的工作分配 |
第二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工作状况 |
一、援建工人工作基本步入正轨 |
二、援建工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
三、援建工人生产工作量的减少 |
第三节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古的生活状况 |
一、援建工人抵达蒙古后的生活 |
二、蒙古对中国援建工人的福利政策 |
三、中蒙关系恶化与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援建工人在蒙司法问题及其处理 |
第一节 早期援建工人的“违法乱纪”及处理 |
一、早期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及其原因 |
二、援建工人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方针 |
三、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的友谊及其冲突 |
第二节 中蒙关系恶化与司法纠纷的加剧 |
一、蒙古民众对援建工人的态度 |
二、中、蒙两国工人之间矛盾的加剧 |
三、援建工人生存环境恶化与双方谈判 |
第三节 “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发酵及其解决 |
一、双方在援建工人问题上的矛盾激化 |
二、“窦海玉、于深水事件”发生的经过 |
三、双方对“窦海玉、于深水事件”的交涉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的回国过程 |
第一节 蒙古外交政策的变化及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一、中苏分裂与蒙古“等距离”外交政策 |
二、蒙古公开攻击中共与泽登巴尔访华 |
三、蒙古外交政策变化及其对援建工人的影响 |
第二节 援建工人回国的决策及过程 |
一、援建工人提前回国及其原因 |
二、双方动员援建工人期满后继续留蒙 |
三、援建工人期满回国的谈判及工人回国 |
第三节 援建工人全部回国及其双方的争论 |
一、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交涉 |
二、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过程 |
三、援建工人全部回国的余波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经济援助与中国援建工人的成效 |
第一节 蒙古第二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一、二五计划与经济援助的初步交涉 |
二、双方经济援助谈判及协定的签订 |
三、二五计划中援建工人的建设成就 |
第二节 蒙古三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一、三年计划的制定与中国的经济援助 |
二、蒙古政府对中国“大跃进”的态度 |
三、全面开展“大跃进”与援建工人 |
第三节 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与中国的援助 |
一、三五计划的拟定与周恩来访问蒙古 |
二、对“大跃进”态度转变与苏联的经援 |
三、援建工人建设状况及其援建项目中断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现状述评 |
一、英敛之的生平与经历研究 |
二、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三、英敛之的新闻活动研究 |
四、相关研究的不足及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创新点及不足 |
一、研究内容 |
二、创新点 |
三、研究的不足 |
第一章 英敛之人生道路转折与社会环境 |
第一节 从下层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 |
一、家世并不显赫的满洲旗人 |
二、历经艰辛后信奉天主教 |
三、英敛之放弃儒释道皈依天主教的原因与影响 |
第二节 从信奉天主教的满族人成为信奉天主教的满族报人 |
一、与皇室“淑”女联姻 |
二、恐因言获罪远避滇越 |
三、庚子奇祸无完卵 |
四、友人出资邀办报 |
第三节 从名声显赫的“言论骄子”成为出世离俗的“隐士” |
一、民国初创与英敛之退隐 |
二、英敛之退隐原因探析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英敛之的新闻实践活动研究 |
第一节 报人生涯的开端 |
一、诗文投稿《益闻录》初涉新闻界 |
二、通过“提问”与《格致新报》初识 |
三、撰写“论说”在维新报刊发声 |
第二节 新闻生涯的峰巅:《大公报》十年 |
一、《大公报》创办前天津的新闻环境 |
二、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对社会关系的“借助” |
三、英敛之时期《大公报》与社会运动 |
第三节 退隐后借助新闻媒介的有关活动 |
一、提倡创办天主教报刊 |
二、利用《大公报》宣传天主教 |
三、在报刊发声为天主教辩诬 |
四、撰文鼓吹天主教“中国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英敛之与天主教关系研究 |
第一节 创办《大公报》中对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借助 |
一、筹创《大公报》时期对天主教的“借助” |
二、天主教“多方”助力英敛之创设《大公报》动因剖析 |
第二节 与法人在华天主教势力的短暂“蜜月期” |
一、在“教案”报道中“护教” |
二、宣扬天主教教义引导中国旧风俗改良 |
第三节 与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的“抵牾纠结”期 |
一、天主教对英敛之及《大公报》的“两手” |
二、英敛之对抗天主教的“两手” |
第四节 摆脱法国在华天主教势力对《大公报》的干预 |
一、拒俄运动成为英敛之“亲日疏法”的导火索 |
二、日俄战争期间《大公报》的舆论立场及馆址迁移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英敛之与清末政治研究 |
第一节 英敛之与“清末新政”关系之研究 |
一、主张改革社会政治生态 |
二、致力开智化俗为推行新政奠定民智基础 |
第二节 英敛之与“预备立宪”关系之研究 |
一、《大公报》呼吁“预备立宪”的言论 |
二、英敛之支持、监督清廷推行预备立宪的言论 |
三、推动社会改革以适应“预备立宪” |
第三节 英敛之与清朝“君主”关系之研究 |
一、真诚称颂“英明果敢”的光绪帝 |
二、遵循前朝遗诏支持摄政王辅政 |
三、失望于摄政王任用亲贵的辅政举措 |
四、默认隆裕太后降“退位”旨以保国家和平统一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英敛之与辛亥革命关系研究 |
第一节 促成辛亥革命的三重势力 |
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兼领导者 |
二、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辅助力量 |
三、西方列强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间接推动力量 |
第二节 英敛之对辛亥首义及共和态度之演变 |
一、为清廷维稳献计做最后呐喊 |
二、对武昌起义和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变化 |
三、关注君主民主立宪政体之解决 |
第三节 英敛之对创设民国和南北和议态度的变化 |
一、指责革命军在议和期间选举临时大总统是“行共和专制” |
二、批评孙(中山)推袁(世凯)继任大总统是“私相授受” |
三、批评朝廷与民军和谈拉锯是“各谋私利” |
四、顺应民心大势认同共和政体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英敛之的新闻思想研究 |
第一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三个来源 |
一、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理想的现代化转换 |
二、西方资产阶级新闻理念的影响 |
三、天主教“仁爱合群”观念的糅合 |
第二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 |
一、英敛之关于“新闻功能”的思想 |
二、英敛之关于“新闻自由”的思想 |
三、英敛之关于“新闻本体”的思想 |
四、英敛之的报刊编辑思想 |
第三节 英敛之新闻思想的主要特征 |
一、以“政治救亡、延续朝廷”为核心的新闻实践宗旨 |
二、以“服务社会、引导民众为先”的新闻独立精神 |
三、以“仁爱合群、改造人心”为办报宗旨的新闻追求 |
本章小结 |
结语 |
一、在列强侵略面前主张自强兴国的爱国新闻人 |
二、在封建君主制度下推进君主立宪的进步新闻人 |
三、迷惘无奈借助天主教“聚心育民”的宗教新闻人 |
四、在氏族情感上忠于清廷但未逆大势的明智新闻人 |
附录·英敛之新闻活动日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一周经济回顾(12月26日—1月1日)(论文参考文献)
- [1]1918年—1928年《泰东日报》宣传报道研究[D]. 陈秋旭.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国民政府对沈阳市教育的接收与重建研究(1945-1948)[D]. 张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俄国外交官彼得罗夫斯基西域考察活动研究(1883-1903)[D]. 郑丽颖. 兰州大学, 2021(09)
- [5]媒体融合背景下人民日报人物报道栏目创新研究[D]. 张雷. 河北大学, 2020(02)
- [6]琉球久米村研究[D]. 张沁兰.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7]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D]. 江炅坡. 浙江大学, 2019(01)
- [8]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9]中国赴蒙援建工人研究(1949-1964)[D]. 白林.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8)
- [10]清末民初新闻人英敛之研究[D]. 张勇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