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实之争”看先秦学者对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

一、从“名实之争”看先秦诸子对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韦婷^[1]（2021）在《《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文中研究表明《广雅》爲三国魏张揖所撰,该书体例比附《尔雅》,是《尔雅》之後又一部解释词义的训诂之作。清王念孙《广雅疏证》即疏证《广雅》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根据“因声求义”理论指出、系联大量具有音同、音近、音通、音转等通假关系的字组,并据此校订相关传世文献,多有发明,犹爲後人奉爲圭臬。历来对於王氏“因声求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不全面,对《疏证》中具有通假关系的材料也未能穷尽地整理、证实与检讨。本文选取《疏证》（含《补正》）中具有通假关系的异类声素字组爲研究对象,以“新材料”爲切入点,尽量全面地结合传世、出土文献材料对这些字组进行“新证”研究。其中,传世文献以先秦、两汉、魏晋材料爲主,出土文献以战国、秦汉简帛材料爲主,兼及金文、碑刻、铜镜、玺印、兵器及古文字字形等材料。通过本文的“新证”研究,意义有二:一是丰富了传世与出土文献中通假字的研究。本文拓展了《广雅疏证》的研究视野,不仅指出、证实不少新见通假字组,且较爲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通假材料、原则、规律及问题。二是本文在多重证据、多种角度上重新检讨与评价了王念孙的声韵理论、音转理论以及因声求义理论。本文通过对346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地研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一、王氏在《疏证》中一直将东、冬合韵,王氏晚年分韵二十二部,或基於谐声材料。二、在已标注声韵关系的3446组异类通假关系字组中,主要以双声或叠韵字最多,以同类音转爲次,以异类音转最少。从声韵关系的配合上来看,皆以声韵相近或双声叠韵爲主。从异类声、韵转的分布来看,常用、无例证通假字中的声、韵转规律与王力相同,其声韵部流转的语音条件皆呈反比,而不常用通假字中的声韵部流转没有明显反比关系。三、王氏《疏证》中“因声求义”理论已经脱离了以往随意“音转”的风气,基本严格遵守古声韵系统来系联音义,仅在个别单一音义系联上出现了问题。四、王氏《疏证》中的“转”主要是指声纽相同或相近,韵部相流转,王氏对於“音转”的尺度整体有很好的把握,存在少量滥用“音转”现象。值得注意地是,其中大多特殊音转词,属於受到时、地等因素影响较多的声训词、同源词、方言词、名物词、虚词、连词等等,而小部分零散的声训词、同训词或义近实词的特殊音转现象有待商榷。

赵文晶^[2]（2021）在《《文心雕龙》中的“言意论”》文中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其对“言意”相关问题的阐述实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创获。《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梁时期,所主张之“言意”论,颇相左于流行之观念,而更倾向于“言能尽意”。自言意关系角度解读《文心雕龙》的独特意义,或可有补于中古文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自先秦始,“言意”已颇受关注。两汉之际,汉儒章句之学盛,言意关系之考辨反颇为沉寂。时入魏晋,此问题复成知识领域核心话题之一,聚讼纷纭,而有不同之主张。刘勰关于“言意”论之独特创见在于,其既非“言能尽意”之绝对论者,也非“言不尽意”之绝对论者,综观《文心雕龙》可知其是“言能尽意”与“言不尽意”之辩证统一论者。刘勰的言意观以儒家思想为主,故其才能在认识到语言在表意过程中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仍倾向于“言能尽意”论。同时,为了解决“言不尽意”这一现实问题,达到“言能尽意”之效果,刘勰于《文心雕龙》中对创作构思、作品风格、内容形式、体裁词藻等方面都作出了分析。简而言之,《文心雕龙》完成了“言意之辨”的诗学转换,促成了“言意之辨”这一玄学命题向“言有尽而意无穷”美学命题的转换,为后世文学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晓波^[3]（2019）在《现代汉语词语称名生成过程研究》文中提出事物和概念缘何得名?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语言是如何约定俗成的?从古至今,人们从未停止追问的脚步,称名研究是哲学研究和语言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称名是指赋予某一“所指”或“事物”以某种语言符号形式。词语称名生成过程是指为场景中的客观事物创造词语符号的过程,既包括认知过程也包括社会过程。研究词语称名生成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一片如何凝结成一点”的过程,对于了解大脑运作机制和语言的本质、语言管理与规范、词典编撰、对外汉语教学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聚焦现代汉语词语称名生成过程,通过理论模式的构建和实证分析的双重模式探索汉语词语称名的规律。本研究工作如下: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现代汉语词语称名生成过程的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文献综述部分主要从造词研究、译名研究、新词研究、称名研究几个方面梳理了相关研究,从而明确本研究的切入点和定位。论文的主要创新性研究成果集中于如下三个方面:首先,基于认知语言学、语义学和心理学理论建构了现代汉语词语称名生成认知过程模式—“两化六段论”。研究认为词语称名从无到有经历了“概念化”和“词化”两个阶段的认知加工过程。“概念化”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加工过程,“词化”是对概念化的符号表征过程。“概念化”阶段细分为三个具体阶段:属性感知、认知识解、认知联想;词化”阶段也细分为三个具体阶段:语义结构、称名结构、语素赋予。本研究借鉴述谓结构理论,提出语义结构的构建就是论元结构化过程。17种“论元”以谓词为中心,组合成不同的论元结构,完成了词语称名语义结构的构建,把概念化的结果“一片”变成了“一些点”的组合。词语称名的空间局限性要求称名结构对语义结构进一步概括与抽象,从论元结构中包含的谓词、施事、受事、与事、对象、工具、方式、时间、场所、材料中择取1-3个组成称名结构,最终实现对客观事物的“一片”到称名的“一点”的抽象与概括。最后为称名结构中的“点”来赋予语素,实现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完成整个称名过程并最终获得一个词语称名。在词语称名生成的认知加工过程中,称名者为保障言语交际顺利进行遵守一定的称名原则。本研究提出三条称名原则:明晰性、经济性、表达力。做为称名行为的主体,其称名行为亦受到认知方式、语言系统、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两化六段论”词语生成认知过程模式把已有的研究整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符合逻辑的新的理论模式,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研究分析的框架。基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理论,本研究建立了词语称名生成社会过程中的约定俗成模式—“社会协商模式”。通过对词语称名在社会上获得接纳、约定俗成的规律进行分析,提出三种社会协商模式:威权模式、精英模式、草根模式,并以古今具体的文献史料来证实。这三种社会协商模式完整地涵盖了词语称名从个体言语行为成为社会语言行为的过程,为语言规划和语言管理提供了路径参考。应用现代汉语词语称名生成认知过程模式—“两化六段论”,对现代汉语中的职业称名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调查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和《职业分类大典》中的职业称名,并对每一个词语进行了词语类型、称名结构、联想类型、释义的标注,建立了一个含有423个词语的小型语料库。通过对语料库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在职业称名中出现的13种语义要素中,按照其数量多少的排序是“施事”、“动作谓词”、“受事”,这表明最重要的语义要素是谓词和域内论元,因为缺省原则,“动作谓词”排在“施事”之后。此外,在职业称名中,共出现45种称名结构,每一种称名结构的数量多少与对明晰性、经济性原则的遵守成正比:占比最大的称名结构其经济性和明晰性程度最高;占比较小的称名结构其经济性和明晰性程度要么单项很低要么双项均很低;经济性和明晰性程度中等的称名结构的占比也居于中间位置。研究还表明大部分词语都是形态语义新词,说明这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词语类型,产生途径一般是对事物本身属性的认知加工,少数源于认知联想。形态新词数量很少,且均为通过对已有词语的缩略产生,没有一例新造字。语义新词数量也很少,产生途径多源于各种认知联想,本研究中的语义新词之所以能够再次承担新义,是因为它们原来承担的语义项目较少,语义新词不是职业称名的主流词语类型。此处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字典编撰、语言规范提供学理参考。结论部分总结全文,概括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获得的研究结果,阐述了论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最后是对将来研究的展望。本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加深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在语言研究上有助于拓宽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汉语词汇学的研究范围,加强语言学不同分支的综合,在实践上可以为语言规范、词典编撰、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学理参考。本研究还可以揭示大脑的运作机制,为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研究贡献语言学科的力量。

张绍时^[4]（2019）在《先秦“象”范畴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体系中,“象”是一个蕴含文化观念、哲学思想、审美特质的范畴,它跨越了哲学、美学、文学、天文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汉语思维方式、言说方式乃至社会价值体系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象”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范畴,与其孕育、发生最为关键的先秦时期有着紧密关联。“象”是构建先秦思想文化系谱的一个基本符号,从日常生活的器物之象到祭祀活动的祭器、乐舞之象,从天文学的日月星辰之天象到医学的藏象、脉象,从巫卜文化中的龟筮之象到宗法文化的制度之象,“象”涉及到先秦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多个方面,它是一个包含思想价值、精神品格、民族意识的概念。“象”又是关涉到先秦人们思维模式的一个重要范畴,象思维和象喻言说在先秦时期得到广泛运用,经过思想家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以“象”为思维纽结,以天地人互通为平台的整体运思模式。“象”范畴虽然在先秦的知识系谱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学界对“象”范畴在先秦时期的孕育发生、历史演化、内涵特征及其与象思维的关联、对后世文化的影响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有必要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结合、范畴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微观分析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研究方法对先秦“象”范畴进行全面整理、系统研究。在充分掌握文献的基础上,厘清“象”范畴的孕育、发生、发展过程,梳理各家学派对“象”范畴的论述,探析“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彰显“象”范畴所包含的民族思维模式,探讨“象”范畴对后世文化的影响。这有着多方面的意义:有助于把握先秦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有助于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内涵,有助于把握中华文艺美学的特征与精神,有助于中西文化及文论的比较研究。“象”字丰富的含义为“象”范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甲骨文中“象”有动物名、氏族名或人名、乐舞名三义。周代“象”字含义主要沿着动物义、神圣义、视觉义发展。“象”又转化为动词,具有效法、相似之义。在“象”的字义发展及转化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成为关系到周代礼乐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先秦思想家的理论总结直接促使了“象”范畴的发生,推动了“象”范畴的发展。《老子》提出“无物之象”“其中有象”“大象无形”等一系列命题,最先将“象”提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易传》提出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制器尚象”等命题分别阐释了易象的发生、目的和功能,建立了比较系统的象论思想。《乐记》将“象”引入到艺术领域,“气以成象”“声者,乐之象也”“乐者,所以象德也”等命题关涉到乐象的发生、形态和功能,“象”在乐中相应地具有本体、媒介、功能等多重意义。先秦思想家较少对“象”范畴进行直接地理论界定,“象”范畴的内涵、特征、功能是在与其他范畴的关联与比较中凸显出来的。从内涵来看,“象”与“物”“形”“名”“文”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象”源于古人对宇宙自然、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效法,它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互交融的产物。“象”既保留了自然物象的感性形态,又包含了主体观念之象的超自然、超实体特征,是一个具有丰富意蕴的文化符号。从特征来看,“象”与“气”密切相关而具有直观性,与“道”密切相关而具有形上性,是心物交融的产物而具有主客交融性。从功能来看,“象”是先秦思想家尽意的一种重要方式,他们广泛地运用象喻方式阐释自己的理论主张。“象”之所以成为先秦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与它所包含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象”源于先民的尚象意识,先民的采集渔猎活动、龟卜占筮活动以及图腾符号、象形字等都体现出这一本源性的尚象思维模式。象思维以“观物取象”为起点,以“取象比类”方式展开,以“立象尽意”为目的,以象征、比类、联想、暗示等方式把握和表述未知的世界。象思维是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相浑融的一种思维模式,具有形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特征。先秦象思维的广泛运用从潜在层面促进了“象”范畴的发生,“象”范畴的发生、发展与广泛运用又是象思维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先秦思想家对“象”范畴的讨论以及象思维的广泛运用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远影响。以文艺美学为例,这表现在三个层面:从话语层面来看,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衍生出意象、兴象、气象、境象等一系列次生范畴,在唐代形成了成熟的审美意象论,由“象内”“象外”之论进而发展成为艺术意境论;从思维与言说层面来看,先秦时期形成的象思维方式和象喻言说方式,对古典文艺美学的象思维及象喻言说有着重要影响,形成了偏重于直觉感悟与象喻妙譬的理论品格;从文化精神层面来看,先秦“象”范畴与象思维对古代艺术的超越精神、生命精神、诗性精神都有着重要影响。总而言之,“象”具有原始具象、认知中介和本体意义等多重内蕴,它在先秦思想文化演进与知识系谱生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象”与龟卜、占筮相结合,确立了它作为沟通天地人的中介。“象”在春秋战国思想家的阐释中完成了理论层面的超越。老子的“大象”论将“象”提升到哲学层面,确立了其形而上的本体意义。儒家将“象”与伦理道德相关联,确立了“以象比德”的政教传统。凡此种种体现了原始“尚象”意识到象思维的转化。先秦“象”范畴和象思维对重视形象性、审美性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洪慧^[5]（2019）在《论《荀子》中的诡辩艺术》文中指出《荀子》是先秦说理文的优秀代表,但从逻辑论证角度来看,某些说理并不严谨,因而具有一定的诡辩色彩。本文主要从修辞、逻辑角度对《荀子》其中的诡辩艺术进行系统性的研究,深入分析其中的修辞手法、论证方式与诡辩的关系,并探索其背后的传统思维特征。在春秋战国的历史背景下,《荀子》散文的内容主要取材于自然现象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体现了物我同一的思维方式与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在逻辑上,存在着主观片面、以偏概全、论据不实等缺陷。通过对具体文本进行分析,可见《荀子》散文中的诡辩艺术主要通过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来表现;比喻、类比、排比、对比等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产生了物我混同、异类相比、混淆因果关系、偷换概念等诡辩。最后,通过与同时代各家的横向比较分析《荀子》诡辩艺术的特色:《荀子》诡辩继承了《论语》的论证方式,以并列式的逻辑结构为主;《荀子》主要从内容实质上入手,运用多种手法进行诡辩;《荀子》诡辩多用博喻手法,连类不穷,气势磅礴。这些诡辩以其精妙的修辞、斐然的文采,体现出《荀子》诡辩艺术的文学性,也反映出了修辞与诡辩的关系。《荀子》中的诡辩艺术是时代的产物,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意象思维方式,文化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中的“诗性”品格和人文情怀。

王思勉^[6]（2019）在《论先秦名辩思想中的定义问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定义研究是逻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它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最为基础的前提。在中国先秦的名辩思想中,以“名实关系”问题为核心的、关乎定义的讨论异常丰富。这些讨论首先是对周礼制度下“名实”秩序崩溃的反思,其次关乎的是如何建立新秩序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先秦学者纷纷立说、讲学,对现实政治的关怀在言辞争辩中被体现。至此,语言层面上的名实关系问题,旋即成为讨论一切名实关系的首要问题。先秦名辩思想随着先秦学者对名实关系理解的不断深化而得以发展。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定义问题成为了先秦名辩思想中的核心议题,被广泛地讨论着。本文的写作是在“定义”的核心议题导向下,通过对先秦名辩思潮的文史线索予以梳理而展开的。本文认为,先秦名辩思想对定义问题的理解经由三个阶段而不断深化。这三个阶段的特征分别表现为:对定义的从自发使用,对定义及其使用者关系的反思,对定义功能的自觉探索。本文的论文结构以此为线索,分为四个部分展开。在第一章绪论中,本文回顾了现有先秦名辩思想研究的进路,明确了定义研究对于逻辑研究的重要性;在第二章中,本文例举了儒墨两家关于下定义的诸多例证并展开分类分析;在第三章中,本文对战国时期名辩各家的定义思想进行了系统性开掘与研究;在第四章中,本文以后期墨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经由对《墨经》六篇的文本分析,展示其“下定义”的实践,同时引入与亚里士多德定义理论以展开比较研究。通过对先秦思想家们对定义问题思考路径的梳理,本文试图揭示定义诉求与其论证形式之间深刻关联,并尝试性地为先秦逻辑思想引入新的研究视角。一定的学术思想缘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先秦名辩思想对定义的思考,是先秦学者理性思维中规范意识的自发显现。但它的实用诉求,使得定义问题的研究呈现出重语用研究而轻语义研究的特点,极大程度地限制了定义的内容,从而根本性地影响了论证的目标及其所采取的方法。正因此,先秦名辩思想中重内容而轻形式、重辩说而轻证明的论证个性使得中国先秦难以发展出系统的演绎思想。

雷蕾^[7]（2019）在《从逻辑视域看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是中国逻辑史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言”与“意”亦是中国逻辑史中的一对比较重要的范畴。简单说来,“言”“意”关系主要探讨的是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对“言”、“意”问题的讨论总是吸引着众多学者,使得他们纷纷着书立说以表明自己独特的立场。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精深微妙,其不仅涉及到了哲学视角中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上的问题,又对文学、美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此学者们从不同维度上的全方位解读使得这一问题不断的迸发出新的活力。本文试图从逻辑的视角重新看待这一古老却又充满生机的议题。由于魏晋玄学中“言”“意”问题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其在不同的逻辑语境下亦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本文选取了荀粲、王弼与欧阳建这三位观点较为集中的代表性人物,还原当时的逻辑语境,尝试对“言”“意”概念在不同思想脉络中涵义进行全新梳理;同时分别从逻辑上对以往学者们就这一议题中似乎约定俗成的“言尽意”论与“言不尽意”论进行了分析,“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并不能简单地以“言完全能尽意”和“言完全不能尽意”这两大阵营来加以概括,因此站在新的时代下对魏晋玄学“言意之辩”这一问题的深度反思则显得刻不容缓。

韩锡鹏^[8]（2018）在《先秦道家传播观念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管子四篇》等四本先秦道家专着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总结、阐述先秦道家的传播观念的产生、流变、特征与影响。本文是首次由方法论入手研究先秦道家的传播观念,同时也是首次系统的对黄老道家的传播观念予以考察。对先秦道家传播观念的研究,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其一,作为道家传播的方法论“无”;其二,考察哲学方法论在信息接受、处理和表达三个环节的应用;其三,则围绕道家政治领域传播观念展开讨论。在本研究中,本文主要以下发现:一,从整体上来看,先秦道家传播观念可以明显的分成老庄道家与黄老道家两种不同的派别,其中老庄一派侧重人内与人际传播,而黄老道家的传播观念则集中于大众传播的政治领域。二,“无”的方法论贯穿在道家传播观念中,老子和庄子的表现尤其明显。老子最先提出“无”的概念,并将其上升到道家思想的方法论高度,以其作为处理传播问题的根本方法论。庄子则是将“无”的方法论极端化。庄子对于传播活动的否定主要是通过对“名”以及“辩”两个观念的批判所实现:前者是对传播内容的否定;后者是对传播活动的否定。三,在信息单元的接受、处理以及表达方面,“无”的方法贯穿全过程。在接受与表达环节,有具体的方法予以阐述。四,在政治领域的传播中,老子强调“不言而教”,侧重于行动而并非语言的使用。而黄老道家及以后的申韩、王弼等人的传播观念都集中于君主与臣下关系。“形名”是他们侧重的传播内容,而“秩序”则是重要传播活动特点。从先秦道家传播观念的流变来看,道家的传播观念基本上遵循了从无到有,从消极到积极,从个人到公共的这一发展脉络,最终成为关注现实问题的传播观念。而这种极富特色的传播观念,是解决当下信息超载问题,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

任爱殊^[9]（2018）在《论先秦名辩的伦理特征——以儒道墨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蕴含语言学和伦理学的双重要素,道德伦理性是贯穿于诸子名实观的精神主线。诸子学术是以建立政治、社会、道德与思想秩序为主题的,这一先秦学术主旨决定了儒道墨对名实问题的思考是对言语行为价值、宇宙本体、政治原则、社会伦理作出的整体思考。从伦理角度关注先秦名辩问题,对于探讨先秦社会道德伦理意识如何影响语言运用以及语言使用如何塑造社会心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郑吉雄^[10]（2018）在《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文中研究表明"语言"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止是载体形塑了先秦思想史。传统义理、训诂之争已属不必要,因为语言既然是思想展开的方法与艺术,那么义理和训诂就是一体相融而非对立相斥。近代学科整合为"语言作为方法"塑造了成熟的环境,汉字的多义性则表明语言的变异常常透显出意义的多层次性。镶嵌了蕴含浓厚政教训诲词藻的神圣经典,为中国思想的语言方法启导了源头。孔子确立名教更奠定了语言的礼教伦理作用。战国诸子如墨、道之批判儒家,针对的正是名教、名学方法的逻辑与理论,名家更以激烈的立场解构名教。荀子遂提出新名学,全面回应各种反名教的"名"论,为这段绵延数百年的"语言陈述"论辩暂时划上了句号。

二、从“名实之争”看先秦诸子对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名实之争”看先秦诸子对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论文提纲范文）

（2）《文心雕龙》中的“言意论”（论文提纲范文）

（3）现代汉语词语称名生成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先秦“象”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论《荀子》中的诡辩艺术（论文提纲范文）

（6）论先秦名辩思想中的定义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7）从逻辑视域看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论文提纲范文）

（8）先秦道家传播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名实之争”看先秦诸子对语言与客观事物关系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广雅疏证》通假关系新证[D]. 韦婷. 吉林大学, 2021(01)
• [2]《文心雕龙》中的“言意论”[D]. 赵文晶.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3]现代汉语词语称名生成过程研究[D]. 刘晓波. 吉林大学, 2019(02)
• [4]先秦“象”范畴研究[D]. 张绍时.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5]论《荀子》中的诡辩艺术[D]. 李洪慧. 湖南大学, 2019(07)
• [6]论先秦名辩思想中的定义问题[D]. 王思勉. 南京大学, 2019(07)
• [7]从逻辑视域看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辩”[D]. 雷蕾. 黑龙江大学, 2019(03)
• [8]先秦道家传播观念研究[D]. 韩锡鹏. 厦门大学, 2018(07)
• [9]论先秦名辩的伦理特征——以儒道墨为例[J]. 任爱殊. 学术交流, 2018(10)
• [10]论先秦思想史中的语言方法——义理与训诂一体性新议[J]. 郑吉雄. 文史哲, 20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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