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国志》女性形象看叙事的思想本质

一、从《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塑造看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论文文献综述）

冉雪^[1]（2021）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研究现状与思考》文中指出在日渐升温的英雄文化研究中,文学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以不同英雄题材、英雄类型和英雄理论为中心的研究格局。在文学各题材中,英雄史诗、古典小说、武侠小说与军旅小说最热衷于书写英雄。在形形色色的英雄类型中,悲剧英雄、反英雄与女英雄以对英雄命运的观照、对英雄书写传统的反叛和对英雄性别格局的重塑,受到当代研究者的热情关注。当前,英雄书写的理论研究尚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而对相关概念的深入探讨则是英雄文化研究得以提升的基石,围绕英雄主义、英雄叙事、英雄形象等概念的研究工作正一步步推进。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的整体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也还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之处。随着新时代英雄文化的发展,英雄书写的当代性问题浮出历史地表,新时代英雄文化正成为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的新的发展方向。

蔡一然^[2]（2021）在《三国戏女性形象政治性研究》文中指出

白馨宇^[3]（2021）在《陈力电影艺术创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电影市场逐步发展,主旋律电影内容日趋多样化,在创作中将意识形态宣导与电影美学并提。本文基于我国主旋律电影蓬勃发展的视野下对陈力电影创作进行多层次的研究。陈力擅于把重大题材还原到生活常态,展现历史风貌和时代氛围。她在既定的叙事话语中表达独特的美学主张,日益形成自己的导演艺术风格,从而引发受众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内在联系的深刻领悟。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剖析陈力电影作品的艺术特征。首先对陈力电影的价值求同和文化表达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其创作中将家国理念、人民生活与传统文化在历史维度中进行现代化阐释的特征。其次分析陈力电影中各类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她注重在历史与文化范畴中对人物进行细致描绘,展现了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冲突性,从而完成历史与文化的共同性交汇。最后分析陈力电影的叙事风格和影像特征,总结其如何实现丰富叙事与营造浪漫化意蕴的双重表达。本文在细致分析了陈力电影作品的基础上作出研究,通过综合运用电影叙事学、女性主义、符号学、美学等相关理论对其作品由表及里进行多维度分析,试图梳理陈力电影中形式与内容的美学共性与规律性特征。

李秋霞^[4]（2021）在《《岭南逸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岭南逸史》是清中叶广东地区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小说以才子黄逢玉与张贵儿、李小鬟、梅映雪等佳人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为线索,描述了明代岭南地区两瑶叛乱和盗贼作乱的历史,具有浓重的岭南文化特点。在才子佳人小说盛行的时代,该书在文体上有所创新,在展示岭南风情、传播岭南文化以及战争书写方面都别具一格,具有较高的历史与文学价值,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岭南逸史》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因袭与发展。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重要的一种小说类型,纯正的才子佳人小说一般都有三个特征:小说主人公都是貌美才高、出身优越的才子和佳人;故事情节基本上都有“一见钟情-离别-团圆”三部曲;小说语言兼备“风雅”与“通俗”的美学风格。《岭南逸史》以才子佳人故事为基本框架,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模式设计以及美学风格上都有所因袭,但在爱情婚姻故事中糅杂了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神怪等题材,体现了才子佳人小说演变时期的一些特点,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为广阔,揭示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关注的重心也从个人欲望上升为社会关怀。第二章,才子佳人故事框架下的岭南历史叙事。《岭南逸史》的才子佳人故事是在明代广东地区瑶乱和贼乱四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作者有明确的补史意图,在创作时大量参考了《明史》《永安县次志》《广东新语》等史书、方志中的记载,也吸收了一些民间故事,巧妙地运用黄逢玉、张贵儿二人作为线索人物,将战争与各方人物串联起来,敷衍成一个比较生动、曲折的故事。在才子佳人的故事框架下,小说比较全面、真实地展现了瑶民、官府、百姓和盗贼四者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描绘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岭南社会图景。在经世致用思潮与屈大均等先贤的影响下,作者借创作表达了他的民族融合意识和促进民族间和谐发展的治世方略。第三章,别具一格的战争书写。小说以鸦髻山、肇庆和磜头三大战役为中心,从宏观和微观多个角度呈现了战斗场面,描述了斗勇斗智斗法的多样化作战形式。在战争书写方面对《三国演义》多有借鉴,无论是在战争叙事手法、人物形象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设置方面,都能看到《三国演义》的印迹。在继承的同时也有创新,作者将笔墨重点放在女性身上,精心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民族特征突出的女英雄形象;在战争描写中善于结合岭南自然风貌以及兵器和人物等特点,展现出了具有浓郁岭南地域特色的战争画面。

赵晶晶^[5]（2021）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中国小说发展历程,叙事表达始终与诗化现象相伴而行。无论史传文学、唐传奇,还是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诗化现象或隐或现存在。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简单的表现为文本结构的散文化、语言的诗意化、意象的抒情化等特征。而是指小说叙事表达之外存在诗性气质的诸多层面,具体表现在文本空间、小说世界、作家及个体追求的精神气质等维度。因此,笔者将诗化书写现象定位为三个层面:1.作为一种诗性的文本追求,主要体现在小说诗意话语的呈现、风景书写等。2.作为一种诗性的生存状态,主要体现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诗化存在。3.作为一种诗性的个体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作家及人物个体的生命态度与精神气质层面。本文以此贯穿十七年时期小说文本的研究,意在打破人们对十七年时期相关小说的认知惯性,从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性视域来理解新时期以来的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小说作为研究对象,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多个维度探析其中的诗化书写现象。论文将研究的关注点转向人情、人性的角度上,试图在坚硬的叙事话语中找寻柔软的诗意追求,通过诗化书写探知此时作家的艺术人生如何体现在主流的文学导向中。或者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叙事中,挖掘诗性日常生活场景及细节,让大众从作品表现中体会到独属“十七年”时期的诗意生活状态。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并非将此时一些小说定位为诗化小说,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之中,分析当代文学的诗化品格之走向。新时期初小说的诗化之风,正是作家直接承续十七年文学中或隐或显的诗化追求之体现。如铁凝、贾平凹在新时期初创作中,深受孙犁的影响。铁凝结合自己的特性形成诗化较强的创作风格,将笔下的女性塑造为如从“荷花淀”中走出的淳朴善良女性。贾平凹继承孙犁“简洁、清新”的语言魅力,以及孙犁的艺术人生般的精神世界,并以此作为自己创作作品的精神支撑。这些作家的创作既体现了新时期以来诗化书写的传承,也呈现了当代文学诗化追求的路径与走向。论文主体部分共六章:第一章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源流做大致梳理。此部分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文化来源与流变发展。诗化书写现象源自国内儒释道的传统文化,以及国外诗学文化的传承。对诗化书写现象发展脉络展开研究,厘清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诗化书写现象这条发展主线。第二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民俗风景。该部分分别从现实原则、快乐原则、道德原则对“十七年”时期小说中民俗风景的诗化表现展开分析。坚持以现实原则的“自我”表现,描绘“十七年”主流政治下的本真的民俗及生态环境。以快乐原则的“本我”突破“自我”,在民间传统中突出民俗的魅力。以道德原则的“超我”实现诗意的栖居,从而构建“十七年”时期的理想世界。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日常生活。此部分分别从革命战争题材、乡村变革题材、城市生活题材等方面研究“十七年”时期小说日常生活的诗化表现。本文以诗化书写的叙述风格展现革命环境中英雄的另一面,探知乡村“生活化民间”的日常空间。通过挖掘“异质性”写作方式,表达在城市知识分子特定的历史氛围中寻找家国情怀之外的感情归属。第四章主要论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情感结构。该部分从情感结构的角度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体征。本文试图从不同的情感角度构建十七年小说的情感模式,排除仅就一种静态的情感论述的可能性。该部分将主流叙事中的“异质类”作品,通过个体情感来呈现独特的情感结构。“十七年”小说中城乡之间情感的流动,成为时代情感的体现。第五章主要分析“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女性形象。此部分主要挖掘“十七年”时期小说中的成长中知识女性、农村传统妇女、“落后”女性等形象并研究其诗化表现。“十七年”时期小说中女性的存在作用如诗化书写那般淡化或缓解激烈的矛盾,或者中和宏大叙事及男性象征的阳刚之气。知识女性自带独特的诗性话语,以及农村妇女常态化的表现,“落后”女性形象独特的存在,不但是源自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时也丰富了“十七年”文学的诗意空间。第六章主要探讨“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的叙事伦理。该部分从个体伦理、民间伦理、情爱伦理等方面突出“十七年”时期小说叙事的诗化伦理。文学复杂性生成的个体伦理,与人民伦理形成共存的张力现象。“十七年”时期国家伦理的主导下渗离而出的民间伦理,将传统文化的厚重性从主流文化中分离而出。“十七年”小说中的情爱伦理带着时代话语的重负,又潜在地表现出情爱追求的个人气质。论文通过对“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的研究,把握其中一些文本的诗化风格,探究主流话语规约下的诗性生活状态,并深入理解文本中传达出来的作家及人物个体身上的诗性精神与气质。研究的根本就在于将其置于百年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新时期以来文学诗化追求的美学走向。

陈曦^[6]（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王凡^[7]（2020）在《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小说的电影改编是我国名着电影改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创作不仅在内地电影的发展中结出了累累硕果,也于香港电影的演变进程中产生了诸多佳作。作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影坛占据重要地位的制片公司,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曾投资拍摄了多部依据明清小说改编的影片。本论文以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等研究方法对这一文化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学界对于明清小说电影改编的研究多关注于内地及香港二十世纪80年代后的此类创作现象,而对以邵氏此类影片为代表的二十世纪80年代前的明清小说香港电影改编的研究则关注较少,本论题的探究可较好地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这一论题的选题意义,并从明清小说的香港电影改编和邵氏电影两个层面对这一选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邵氏电影的整体概况进行了简要的介绍。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三国演义》的改编。影片《貂蝉》将书中王允以计诛董卓的情节搬上银幕,在部分重构片中主人公的貂蝉命运轨迹时,彰显了她“公义为先”的形象,投射出主创者的女性意识与家国情怀。而影片《神通术与小霸王》在展现《三国演义》中孙策斩于吉的情节时,凸显了浓郁的武侠影像风格,并反映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表征。两部影片虽类型、风格完全不同,但都折射出导演强烈的个人化印记,并在这一创作主体意识的影响下,彰显出对原着人物富于新意的改易与重塑。第二章主要探究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水浒传》的改编。影片《阎惜姣》《潘金莲》运用戏曲化手段正面重塑了书中阎婆惜、潘金莲这类反面女性人物。而影片《武松》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进一步彰显了潘金莲的人性化色调,并突出了武松形象的传统人伦意味。与之相比,张彻导演的“水浒”电影在武侠影像书写中彰显了梁山人物的英雄侠义形象,淡化了他们形象的阴暗面。邵氏“水浒”题材影片浓墨重彩地描摹了原着人物,折射出影片主创者对于这些经典形象的特殊诠释。第三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红楼梦》的改编。影片《红楼梦》《金玉良缘红楼梦》都以“浓缩”与“节选”相融合的改编方式重点呈现了宝黛爱情悲剧,并突出了林黛玉的形象。而影片《红楼春梦》则对《红楼梦》原着的若干情节片段进行了情色化影像诠释。邵氏“红楼”影片对于原着小说的改编既体现了香港电影改编《红楼梦》的诸多特征,又反映了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所受到的商业性规制。第四章主要论析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聊斋志异》的改编。影片《倩女幽魂》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艺术才情,彰显了原着男性的“家国情怀”。而影片《狐鬼嬉春》则在喜剧片的建构中对《聊斋志异》“才艺生情”模式进行了影像戏仿,并将传统劝诫意识灌注其中。邵氏“聊斋”题材影片不仅反映了影片主创者侧重对原着“才艺生情”模式的影像呈现及传统文化意识对于改编者的思想浸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聊斋》喜剧诠释的文化语境。第五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三侠五义》的改编。影片《七侠五义》《冲霄楼》较为生动地呈现了原着中白玉堂、展昭等侠士的形象,将与他们关涉的情节段落作为节选改编的主要对象,并有意强化了原着的悬念效果。张彻更是在《冲霄楼》中融入了他独有的武侠影像风格及对武侠精神的反思。此外,同为武侠片导演的刘家良在将《三侠五义》改编为影片《御猫三戏锦毛鼠》时,既尝试对其进行喜剧武侠片的改编,又表现出过犹不及的改编失当问题。三部影片都对原着进行了节选式改编,并注重对书中侠士形象的影像呈现,同时也在客观上以明清小说为载体,反映出邵氏武侠片的阶段性特征与演变进程。第六章主要论述了邵氏电影对于小说《西游记》《金瓶梅》《醒世恒言》的改编。邵氏《西游记》电影不仅强化了原着女性的负面色彩,还以影像画面含蓄展现了她们形象的官能性意趣。《金瓶双艳》《风流韵事》在呈现《金瓶梅》的过程中,突出了原着的道德劝诫意识,展现了原着女性的命运悲剧,艺术化呈现了原着的性内容,彰显了原着的世情色调。影片《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将《醒世恒言》同名小说搬上银幕时,重构了原着的情节开端,强化了原着情节的戏剧性,并大量运用戏曲唱段来叙事表意,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第七章主要探析了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人物、情节的改编方式以及电影商业性对于此艺术实践的多重影响。邵氏电影对于明清小说情节的改编主要采取了节选式、浓缩式及杂糅式这三种方式,明清小说人物在这类影片中呈现出武侠化、喜剧化、戏曲化等特征,同时也在一些人物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体现出描摹复杂人性的创作趋向。这与原着小说自身的审美特点、电影商业性、影片主创者的主体意识等因素密不可分。电影的商业属性促使邵氏导演强化明清小说题材电影的情节戏剧性,突出暴力、情色元素,并将影片加以类型化整合,但同时又令片中人物更显扁平化。这些表现既是香港电影历来注重商业价值的某种映射,也是古典名着在现代传播历程中受到商业性浸染的鲜明注脚。第八章主要探讨了张彻与李翰祥这两位邵氏着名导演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张彻在将《水浒传》《三国演义》拍摄成武侠片的过程中,将“阳刚电影美学”融注其中,突出了原着人物除暴安良、舍生取义的精神。李翰祥则将劝时警世的意识与对原着女性的现代理性审视灌注于明清小说的改编中。二人的创作主体意识与鲜明影像风格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亦鲜明地映射出他们的电影“作者”意识。第九章以李翰祥与高罗佩为例论述了明清小说的电影再诠释与文学再诠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二者既在复杂人性的描摹、传统文化的呈现及文化思辨意识的投射等方面体现出共通性,又在再诠释的具体对象、再诠释的媒介、再诠释中的“缩减”与“扩展”及文化增殖效应方面差异显着。艺术形象的固有差异、现代商业性及再诠释者自身因素都是产生差异的原因。对明清小说再诠释的各类方式、理念的探究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影响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各种因素,也有助于把握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内在基本规律。第十章主要从邵氏明清小说题材影片与内地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与此后香港同类题材影片的比较及邵氏电影明清小说改编的历史地位、意义阐述了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创作对其后此类艺术实践的影响。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其后香港电影的此类创作既在情节改编幅度、思想主题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颇为相似,又在创作主体意识的突出与淡化、严肃主题与浮夸风格的对比中折射出差异性。这与创作理念的革新、商业意识的强化、不同的改编取向密切相关。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与二十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的此类创作在原着某些主题的彰显、情节戏剧性的强化、视觉奇观的营造也同样十分相似,在原着情节改编、原着思想的诠释、类型片整合等方面则差异显着,这与电影创作语境、主创者的主体意识有着内在的关联。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对其后的此类创作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明清小说电影改编史上占据着特殊的地位。结语对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进行整体归纳。邵氏电影中有关明清小说的改编实践在商业电影模式与古典名着改编的融合、改编拍摄技法的探索、改编创作中文化思辨的自觉等方面都为此后的明清小说电影改编乃至所有名着的电影改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丰富艺术经验。更为重要的是,邵氏电影的明清小说改编在同时期的内地、台湾此类创作相对荒疏之际,填补了当时华语电影此类创作的空白。可以说,明清小说的邵氏电影改编是明清小说影视改编史上的重要进程,也是明清小说现代传播的重要阶段。

孔庆荣^[8]（2019）在《“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清末民初,随着小说文学地位的提升,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也发生了转型,这一变化的成因、动力、特点及影响尚需作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叙述者”这一功能性人物作为研究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切入点,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在“叙事干预”视角下研究叙述者主体性在文本中的作用,进而描述文本内部的运行机制。叙述者对文本的操纵被称为“叙事干预”,是叙述主体对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实施的影响,是小说主题建构、文本意义生成以及修辞效果提升的重要手段。叙述者既是叙述的主体,也是“叙事干预”的主体,是开展小说叙事模式研究的重点,有丰富的学理内涵和外延,有助于研究者进入复杂的文本世界研究小说的形式特征和叙述者主体性的呈现方式,对于小说的组织结构、运行规律和形式美学有较强的解释力。宏观而言,整个文本都是叙述者实施干预后的结果;微观来说,叙述者对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程式化特征以及评论性话语等都可以实施操控。叙事文本是叙述者对故事素材实施操控后的一种呈现方式,蕴含着叙述者的叙事动机、修辞意图和伦理立场。本文以清末民初的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以叙述者的干预行为为研究重点,聚焦小说的形式特征及变化规律,将小说叙事模式的变化与社会历史语境相勾连,综合考虑小说界革命、出版业发展以及小说翻译活动的影响,避免文本的阐释陷入机械教条的符号分析中。同时,基于“叙事干预”的宏观分析模型和微观分析模型,研究“叙事干预”的对象、干预方式和干预意图特点,具体分析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交流、叙事结构、叙述者评论以及译者干预等方面的特点,分析这一特殊时期小说文本复杂的形式特征。本文主体结构分为第1章、第2-6章、第7章三个单元,分别完成了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背景和转型研究现状的概述、以“叙事干预”透析清末民初小说叙事转型的五个向度、借助典例进行主题示范和合理性加强这三项任务,研究发现最终指向“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两个方面的文本特征。研究认为,这两个文本特征既相互对立又有机统一,体现了叙述者主体性的复杂变化以及小说文本在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反映了小说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的过渡期状态。通过叙述者进入文本内部分析小说的形式特点,已经触及小说内部的运行机制和自足性特点,有助于更好的分析小说文本的结构特征。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叙述者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视角变换意识,通过全知视角向限制视角的转变,叙述者从无所不知变为有所不知,突出了人物在文本中的主体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二是改变叙事交流模式,逐步淡化叙述者的说书人痕迹,叙述者和受叙者的程式化交流模式出现了变化,另外丰富了人物话语交流模式,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无引导性对话等话语模式,极大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语义密度和情感传递效果,有助于突出人物在场感、弱化叙述者声音、制造语境压力,较好地实现了叙述者个人身份的隐藏以及叙述权力的自我限制。关于“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叙述者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来实现:一是改变叙事结构,叙述者将“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结合,突出叙事结构的时空特点;通过预叙、倒叙、插叙、补叙等多种形式改变时间结构的因果关系和顺序关系,通过构建人物线和主题线来创设叙事空间;通过缀段式结构和分层叙述实现叙述进程的纵向发展,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上建构了典型的叙事结构。二是突出了对“故事”和“话语”的评论,叙述者以评论作为重要的干预手段,对故事情节、故事人物、故事主题以及叙事本身进行评论性干预,凸显了叙述者的价值观倾向、伦理意图和元叙述意识,实现了叙述权力的自我张扬。三是凸显译者的主体性,译者是小说翻译过程中再叙事的执行者,译者通过对叙事主题、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叙事语言的“干预”,使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更加符合译入语文化规范、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形成了这一时期翻译小说特殊的文本特征,对创作小说的叙事模式带来了明显影响。综上所述,清末民初小说的叙述者对叙述权力既有自我限制,也有自我张扬。整体而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是比较突出的,反映了传统小说在这一特殊时期复杂的文本特征。清末民初的小说处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的中间地带,期间既有叙事传统逝去的尾声,又融入了现代小说的质素;既有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传承、激活、创新,又有对西方现代小说叙事技巧的学习、借鉴、应用。可以这样说,清末民初是中国小说叙事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在中西文化的相互激荡下,章回体小说的叙事模式逐渐式微;翻译小说的叙事技巧激发了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被时间遮蔽的部分,限制叙事、心理叙事、倒叙叙事、自由直接引语等传统小说中非主流的叙事技巧在这一时期被激活,使用频率日趋增高,赋予了传统小说新的生命力;现代思想、法理精神、民主意识等叙事主题逐渐成为这一时期小说主题关注的重点。研究清末民初小说叙事模式变化的表现、成因及发展趋势,有助于丰富中国小说的“叙事诗学”,进一步指导小说的创作实践,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认为,西方小说的叙事技巧参与了这一时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型,影响了小说转型的路径、方式和趋势,与中国小说自身传统共同推动了小说叙事模式的发展、变化乃至转型。西方叙事实践让中国叙事诗学的建构和发展有了参照和对比的范式。清末民初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轫阶段,叙事理论的发展和小说的创作实践都呈现出传承与创新共存的过渡期特征,传统小说在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的现代化特征逐步凸显,中国小说叙事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自此走上了现代化道路。

胡杨^[9]（2019）在《古典名着电子游戏改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选取电子游戏这一新的媒介形态,对其故事脚本来源进行深入分析,从文艺学、传播学、叙事学、游戏学等角度探寻古典名着在新型互动媒介中的表现手法及表达空间,以期丰富古典名着的传播范围,力图对新媒介环境下产生的新的文学传播问题作出回应。本文综合运用观察、案例分析、文本对比、数据分析等方法并结合作者个人游戏经验与文艺学专业知识,在梳理电子游戏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古典名着以电子游戏的方式进行改编与传播的实例,经由电子游戏改编了的古典名着突破了以往的阅读模式,突破了传统媒介作者——读者的二元格局。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论文中所说的“古典名着”特指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本论文主要研究的也是以中国古代四大名着为主并辅有其他古代经典文学作品的电子游戏改编问题。本文通过典型电子游戏实例、游戏用户行为报告数据、古典名着传播模式演变整合,发现电子游戏改编后的古典文学,不仅代表着部分受众的生活方式发生着改变,审美方式、接受习惯也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最终折射到思想观念和阅读方式也随之变得数字化、影像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古典名着进行电子游戏改编的意义远远大于人们对电子游戏或古典名着本身的封闭式的关注。同时,本文也正视了古典名着电子游戏改编所暴露出的问题,电子游戏的商业性及消费主义的本质亦衍生出消解原着文学性、解构原着精神品格及文本误读等诸多弊端,对经典的虔诚阅读已变为快餐化、平面化、时尚化、娱乐性的消费。论文共分三章。第一章梳理了电子游戏的发展以及它与古典名着的勾连要素;第二章对古典名着电子游戏改编类型进行分类,并分析电子游戏这一特殊媒介与传统媒介在古典名着表现与读者接受上的异同,最后发现其改编症结;第三章是对古典名着电子游戏改编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反思;结语部分总结全文,归纳了电子游戏所具有的全新媒介特质与古典名着的传播新思路。

浦晗^[10]（2018）在《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文中研究表明南戏作为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以高度综合的艺术形式,结束了中国戏剧漫长的酝酿期,揭开了中国戏剧成熟期的篇章。它上承歌舞百戏,下启昆腔乱弹,是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一个的重要节点。但由于古代文人的偏见与“重北轻南”曲学思维的影响,南戏在古时却罕有学者关注,有关南戏的记载和研究也呈现出片面、破碎而单一的特征,人为地造成了巨大的学术空白。晚近以降,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引发了学术语境的新旧转向,传统学术在对西学的调试与顺化中走向裂变,正统诗文的地位趋于式微,民间通俗文艺的社会价值在各类文体的“文学革命”中得以重估,并被提振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蕴含的学理价值也被学者逐渐发掘,中国民俗学的大幕缓缓揭开。在这一背景下,第一批在近代教育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学人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理念对南戏进行观照,初步建构了近代南戏研究的范式。随着一批重要文献的陆续发现,众多国内外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利用这些文献展开了对南戏剧目与曲文的辑佚,以此还原南戏真实的历史面貌,搭建南戏研究的文献基础;与此同时,晚近佛学的复兴与“文化移动论”学说的引介,为“印度戏剧输入说”的酝酿提供了理论温床及文化地缘的阐释依据,诱发了学界对南戏产生问题的集体性探讨,客观地形塑了现代南戏史述的完整模式。南戏研究也在这一内外向的双重探原中走向了的专门化。南戏学术伴随着百年学术的整体进路而升降沉浮,在形成专题思想史的同时在其间清晰地呈现出了学术之“势”。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步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带来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功利性诉求,以及戏曲自我发展的实际需要,最终在1956年引发了文艺界对《琵琶记》的大讨论。在这场盛况空前的讨论中,这一批由“旧”入“新”的学者开始尝试以文艺社会学的理念去阐释古代经典文本,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迎合与疏离中坚守着学术的主体性,平衡着学术与政治的天平,并在“大讨论”之后将南戏研究带入了第二个历史高峰。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步入极端,南戏研究也无力抗争地迅速陷入了政治的泥沼,成为了庸俗社会学的注脚。文革结束以后,学界通过深刻的学术反思重塑了学术的传统与谱系,在方法论的自觉与燥热中,西方文艺研究的理论体系渗入了传统戏曲研究的畛域,南戏研究也顺着新时期文艺研究解构式的后现代逻辑而逐步走向了多元化。深入到具体的研究事项,作为研究核心内容的南戏史述最终要通过“释名”而达到了意义的完成,而“释名”的过程则具象地勾勒出了史述之“度”。史着中的南戏书写直观地展现了现代南戏研究的“格局”与“视角”。南戏的历史研究则是南戏研究中最为核心也是争议最多的研究领域。但在这诉讼纠纷与公案频出的南戏史述中,南戏本身的名称亦得到了学界最大程度地辨析,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在戏曲史的视阈下串联历史中的南戏文献,各种称谓被历时性地从文献记载中析出,并与南戏发展的历史相连接,南戏的概念从长时期割裂式的平面变成了立体而关联的图示。在“正名”的过程中,南戏所指称的对象逐渐“僭越”了短时段与单一化剧种的矩矱,而具备了整体性的戏曲史与戏曲学意义,逐步生成了完整而立体的学科概念。南戏研究百年的历史进程生发了南戏作为学科的意义,也同时建构了多元的研究维度与学术空间。这些多元的研究层次构成了南戏作为现代学科的内部结构,生动地描摹了研究者的审视之“维”。文献是研究的基本面,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贯穿了现代南戏研究从始至今的整个流程,也塑造了南戏研究“言而有据、论从史出”的学科品格。舞台艺术的研究则以文献为基架,又同时最大程度地延展了文献研究的意义,补充了文献视角的单一性,构成了南戏学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点。而在文献与舞台艺术的研究维度之外,南戏学术还有一个“日常”与“非日常”的社会学空间。前者在向上的立场中强调南戏作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及其具备的社会功能,后者则在向下的方向里呈现了其作为民间微观社会行为的社会观念。这一社会学的批评空间最大程度地延展了南戏学科的边界,为南戏形成发展等问题的戏曲史研究、舞台艺术研究,以及版本、剧情、思想等方面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从社会外围因素出发的观察视角。总体而言,南戏研究从近代的起步至今,在百年时光的洗礼与沾溉中,在一代又一代戏曲学人的开拓与耕耘下,取得了丰硕而瞩目的成就。它整体性地融入了中外思想文化的百年历史进程,其本身即构成了一部完整了现代思想史。在南戏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关于南戏的学术共同体随之聚合并分衍,一个个南戏学术重镇陆续建设,最终形成了富有层次感的当代南戏研究格局。随着学界对南戏的剧目、曲文辑佚工作的进展,对南戏发生、发展历史梳理的深入,南戏的历史面貌被逐步还原,文献中关于南戏的概念也得以重构、拼接,多维的研究层次也随之生成,从外到内地形构了“南戏学”的内涵与意义。

二、从《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塑造看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塑造看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研究现状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3）陈力电影艺术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岭南逸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古典名着电子游戏改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三国演义》的女性形象塑造看叙事的意识形态本质（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学领域英雄书写研究现状与思考[J]. 冉雪.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6)
• [2]三国戏女性形象政治性研究[D]. 蔡一然. 上海戏剧学院, 2021
• [3]陈力电影艺术创作研究[D]. 白馨宇.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4]《岭南逸史》研究[D]. 李秋霞. 陕西理工大学, 2021(08)
• [5]“十七年”时期小说诗化书写现象研究[D]. 赵晶晶.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6]《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7]香港邵氏电影中的明清小说改编研究[D]. 王凡.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8]“叙事干预”视角下清末民初小说叙事的转型研究[D]. 孔庆荣. 曲阜师范大学, 2019(01)
• [9]古典名着电子游戏改编研究[D]. 胡杨.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南戏百年学术史论（1913-2013）[D]. 浦晗. 苏州大学, 2018(12)

标签：英雄三国志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三国志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