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津农林科技》2001年(1～6期)总目次（论文文献综述）
郝东升[1]（2021）在《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继而蚕食华北,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迅速占据了中国东南沿海及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领土。然而,军事占领并不能从根本上稳固其殖民统治,为了向侵华日军提供稳固的后方基地,日军在各占领区组建伪政府,实施“以华治华”,而沦陷区教育作为配合日伪政府强化其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与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政策截然不同,它的根本目的是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用军国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一般而言,日伪政府管理下的教育大致分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即奴化教育、教会教育与日本居留民教育。所谓奴化教育,是以日本政府在中国台湾、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殖民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一种以削弱中国人民抵抗意志,养成“顺民”的教育。教育政策的制定、教材的篡改,均以稳固统治,削弱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为目的。从殖民教育的本质而言,培养愚民是殖民教育的根本目的,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历届政府积极推动义务教育,中国民众的知识普及率已有很大提高,而山西省尤为显着。对此,日本政府亦有着清醒地认识:愚民教育已不能适应占领区的统治需要,欲想对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及成年人实施奴化教育,难度颇大。如能从儿童教育入手,经过数十年的教育,有可能弱化并消弭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为此,日伪政府积极检定和培训教师,开办小学,恢复小学教育。日军宣抚班和日本宗教团体在日占领区设立日语学校,招收学生,推广日语,从而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熟练掌握日语的学生,进一步强化了日军对各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近代以来,传教士跟随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渗透于中国内地,教会学校亦在传教士的积极努力下得以萌芽和发展,并发展成为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凭借其军事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如何在其占领区内推行殖民教育,日本政府在鼓励创办日语学校、篡改教科书的同时,亦对当地既有的教会学校加以改造。以山西沦陷区而论,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太平洋战争前,对已经存在的教会学校,日本政府以殖民主义特有的排他性原则,劝告其自行关闭或接受改造,令其严格遵照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修正私立学校规程》办学,以尽可能地减弱西方国家对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于德意系教会学校,日本政府限制其发展;对于英美系教会学校强令其关停。日本政府正是依靠这种手段,逐渐实现了其对占领区内教会学校的控制。居留民教育是日本政府对其国外移民的一种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侵华日军涌入中国的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使得居留民教育成为现实的需要。为适应“总力战”需要,日本政府对在外居留民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进行修改,强化军国民动员体制。为使日本居留民子弟迅速适应山西占领区的环境,日本人学校增加占领区的游学及占领区知识的传授,从而为长期占领中国培养“优秀”的统治者。这使得看似孤立的居留民教育,成为沦陷区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上述三种教育中,居留民学校主要从事于日本居留民子弟的教育,涉及的人数有限,且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教育。教会学校遭日伪政府的督饬改造或关停,对于沦陷区教育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奴化教育是三种教育中,覆盖人数最多,日伪政府投入人力、物力最多的教育,但受日军统治不稳定的影响,奴化教育实施的时间长短不一,未能培养成日本殖民统治所需的大量“顺民”。
孙磊[2]（2018）在《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文中指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中华自然科学社是历时较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科学社团。1927年9月,中央大学理工科大学生秉持在中国发展与应用科学的理念,在校内结社,组建了中华自然科学社。到20世纪30年代初,社员相继成长为职业科学工作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科学界的科学救国思潮影响下,他们从科学职业身份出发认识到自身的科学救国责任,总结晚清以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缓慢的症结在于科学没有得到广泛社会应用,于是将普及科学视同应用科学的有效途径,从1932年开始,直至1937年,编行科普刊物《科学世界》,致力于科学的大众化,以促进科学在中国的应用,并确立社务活动宗旨为在中国发展与普及科学,推动社团演变为以国内职业科学工作者为主体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抗战爆发后,迁移至大后方的社员于1938年在重庆中央大学重建总社,恢复了社务活动,在当时科学工作者群思以科学贡献于抗战建国事业的社会思潮中,继续开展以《科学世界》为中心的科学普及活动直至抗战结束;同时在1942—1945年,面向英美科学界发行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展开战时中外科学交流,以发展中国科学。抗战结束后,总社在1946年夏迁回南京中央大学旧址,恢复了在国内的社务活动,从1947年到1949年,持续编行《科学世界》,令刊物成为民国时期发行时间最长的科普期刊;还创办了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通讯》的延续。战后时期的中华自然科学社在国内科学界具有较大影响力,首先是规模显着,到1947年底,社员总数达到2000人以上,分布于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工业技术与农业科学等民国科学各领域。其次是与中国科学社发挥同等影响力,在1946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组中国科学促进会;1947年时与中国科学社合作,联合其他专门性科学学会,举办七科学团体联合年会;1949年时与中国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一道,联合发起组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新中国建立后,发展与普及科学成为政府职能,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社务活动渐趋停顿,在1951年3月底结束社务,完成发展与普及科学的历史使命。上述发展历程与主要社务活动表明,在民国科学史上,中华自然科学社发展与普及科学的社务宗旨与实践得到国内科学界认同,并因此发展成为与中国科学社齐名的综合性科学社团。本文认为,这一科学社会史现象具有深刻的研究意蕴,反映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形成认知的过程。具体来说,科学职业伦理是以科学职业理念为前提的。科学职业理念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为内涵,在科学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实践之间建立起维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性联系,形成将科学研究的理性化模式转化为社会发展的理性化目标的职业目的。由于令社会理性化本身意谓构建理性这一现代社会道德,所以这一职业目的旨在表达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而这是通过生成有效运用科学知识要以理性为价值取向的制度性规范来实现的,表现为建立起有关科学职业的道德准则,也就是以理性为价值取向,从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社会目的出发,构建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制度性规范,这就是本质上是制度伦理的科学职业伦理的内涵。返视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发展与普及科学正是科学职业理念的体现,因为发展科学旨在增进科学知识,普及科学则旨在应用科学知识指导实践,也就是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所以作为由多门学科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性科学社团,中华自然科学社维系不同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于社内的理念正是科学职业理念,成为民国科学界有效运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制。深入来看,科学职业理念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理性化目标,令中华自然科学社成为运行具有理性化意义的公共事务的社会建制,从学理上来说是一种公共领域建制,承载的是科学职业具有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道德的价值取向,表征民国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认识。本文因此以科学职业伦理作为研究视角,分章设节,对于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史进行一番科学社会史考察。第一章阐述1927—1937年期间,中华自然科学社以公共领域建制为方向的体制化历程,以及这一体制化方向带动作为科学职业伦理形成之前提的责任伦理的兴起过程,指出社团的成立是科学职业理念中国化的产物,表现为民国时期,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来造就物质文明的现代性理念形成,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蕴育出科学职业理念,这是中华自然科学社缘起的结社理念,使得基于科学职业的业缘性社会关系开始在社务活动中形成,表现为民国科学界关于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意识主导下,社员以作为业缘性社会关系运行方式的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开展社务活动,根据科学救国的时代需要,从1932年开始探索出以科学大众化为方向的社务活动途径,这就是通过出版通俗性科学刊物《科学世界》来普及科学于国内民众,形成作为专业性的程序化合作模式的科学普及规范。由于科学普及规范遵循的是发挥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路径,所以发挥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专长成为一种具有理性化意蕴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生成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公共领域建制属性,以运行理性化的社会公共事务为社务活动实质,所以社团的体制化建设旨在维系科学职业的联系理论与实践的结构,规制社员探索科学知识的有效运用途径,走向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社务实践。由于科学研究是社员的本职工作,这体现出科学职业的令社会理性化的责任伦理在社员理念中的兴起。第二章论述1938—1941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这一情形所体现的社史史实是,抗战爆发后位于大后方的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意识到,从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的抗战意向出发,大后方科学界根据科学职业理念形成自身的社会责任认识,认为应该从事应用科学研究以实现科学知识的战时应用,因此社员的社务活动也应转到这一方向上来。为此总社以应用科学为评价标准来展开科学普及,先是遵循面向发展生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展开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为社员有效运用科学知识提供必要的科技布局;在之前形成的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意识的作用下,从1939年起将应用科学学科规训转化为科学普及原则,在到1941年为止的《科学世界》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应用科学学科知识的生产作为科普主题的局面,表现出责任伦理在实践过程中走向学科规训化途径。第三章论述1942—1945年期间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情形。当时总社通过向社员集稿,发行面向英美科学界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通讯》,反映出当时社员主要集中在基础科学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构建出基础科学科技布局。当抗战建国时代要求由抗战意向转向建国意向之时,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也随之共同认识到要通过科学普及提振大后方基础科学教育,以发展面向建国意向的基础科学研究。在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化实践影响之下,社员从基础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形成了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对于科学普及方向的规划,走向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途径。第四章以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为题,论述在1946—1949年期间,社员意识到科学建国时代要求需要建立面向生产力的科学创新局面,以使得中国科学发展预及到世界科学创新趋势,于是开展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科学的科学创新研究情形。在社务实践中,社员一方面通过用于对外科学交流的综合性英文科学刊物《中国科学与建设》,促进中国科学界的科学创新研究经由专业交流得到确证;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世界》向国内社会普及世界科学创新情形,包括国内科学创新研究。对于科学创新研究而言,这两种社务活动发挥的是获取科学新知并予以传播的功能,在学理上来说建立起一种面向科学创新的科学新知流动局面,以从科学研究出发开展科学普及的责任伦理作为维系机制,为作为责任伦理实践路径的学科规训提供制度化安排。正是学科规训制度的建立使得责任伦理演变为科学职业伦理,因为这建立起支撑科学研究的科学学科规训面向生产力转化的常态化局面,根据科学创新规律,要求国内科学界对于学科规训作用于发展生产力的利他性予以阐释,使得社会信任科学创新符合社会大众利益;表现为经由《科学世界》,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与保障理性目的实现的社会目的得到国内科学界阐释,使得社会大众认识到科学创新符合现代社会理性化价值取向。这在学理上反映的是国内科学界对于科学职业伦理的理念表达。
张光润[3]（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说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牛志威[4]（2018）在《晚清粤港小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时期,粤港之地是小说创作出版中心上海之外,另一小说创作出版较为繁盛的地区。晚清粤港小说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报刊小说和单行本小说。经全面搜集,现见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共50家,刊载小说共506种;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共22家,出版单行本小说共48种。本论文从地域角度,对晚清粤港创作出版的小说进行整体研究。本论文由绪论、正文、结语、附录四部分组成,正文共五章。绪论说明选题缘起、明确研究对象、总结研究现状并拟定论文框架。第一章在全面搜集晚清粤港小说文献的基础上,对晚清粤港小说进行整体概观。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认识晚清粤港小说的发展态势与地域分布状况,并分析其形成原因。第二章研究晚清粤港小说的作家群体。首先,全面细致地考索粤港每篇小说的作者署名,尽可能多地弄清晚清粤港小说的作者及其生平。其次,从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身份共性较大的籍贯、创作时的年龄阶段、政治倾向等几个方面,认识小说家群体与小说整体面貌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章论述晚清粤港小说的主流思想——排满革命宣传及其表达途径。为达到宣传排满革命的目的,晚清粤港小说家对小说类型及小说主人公有一定的选择倾向。反抗异族统治及进行共和革命的历史演义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艳情小说、便于讲述道理的寓言体小说是小说家主要选择的小说类型。抗清人物与反清人物及其后代、晚清革命派人物、晚清保皇派人物是小说家主要选择或虚设的小说主人公,其中小说家对最后一类小说主人公是持批判嘲讽态度,对前数种小说主人公则是持赞扬歌颂态度。第四章全面论述晚清粤港小说排满革命宣传之外的其他主题,主要包括批判现实中的丑恶人物及丑恶现象、提倡实业、戒烟戒嫖、广博见闻、消闲娱乐等。第五章对晚清粤港小说家中成果丰富,但却一直未被学界关注的王斧、黄伯耀二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个案研究,弄清他们创作的小说作品,并对其小说创作进行总体认识。结语总结晚清粤港小说的地域特色及历史意义。思想以宣传排满革命为主和内容以粤人粤事为主,是晚清粤港小说的两大特色。其中前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革命者而形成,后者是因小说家大多是粤籍人而形成。就其历史意义看,一方面,晚清粤港小说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的小说互相影响,共同促成了晚清中国小说的繁荣,其对晚清南洋地区的华文小说创作影响尤大。另一方面,晚清时期是粤港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形成的小说兴盛传统对粤港之后的小说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附录主要是对晚清粤港小说及小说家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是论文展开论述的基础。附录共五个: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简介表、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及其刊载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及其出版小说统计表、晚清粤港小说家小传、晚清粤港小说作品简介。
冷雪梅[5]（2018）在《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文中认为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对中国善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宋、明、清的探讨,对于清代以后善书的关注较少。对大理地方善书的研究,更未见系统的研究。本文是对诸多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士绅撰着善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文章主要分为基础篇、特色篇和个案篇三大部分。上篇为基础研究,主要介绍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基本概况及成书原因,按照大理善书的实际应用及蕴含的意义,大致将其分为道德教化、应缘、修炼、精神需求等四类。就大理善书的分类而言,善书并非只是“通俗读物”。从创作来看,大理善书在承袭传统善书创作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游记类鸾书《洞冥宝记》和《蟠桃宴记》,开创了鸾书“对话式”和“章回体”的创作体例,并对此后鸾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其他善书一样,道德教化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救劫”思想则体现了“以道为教,万教归儒”的宗教救度。大理地方士绅撰着和刊印善书,开建善坛,宣讲圣谕,是其重要表现。与宋、明、清经典善书明显不同的是,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地方士绅对当地民众进行的西学启蒙,介绍了不少的科学知识。本文中篇对这一特色进行了研究。从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来看,当科学传到中国边陲大理时,地方士绅对之既非推崇,也不是排斥。他们认可和尊重科学,敬重闻名于世的西方科学家,鼓励国人学习他们的科学精神。但也并没有对科学顶礼膜拜。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万能的,意识到科技的异化问题,认为战祸连绵、生灵涂炭源于近代西方军事武器的发明和制造,有悖于“仁”道,“道”高于“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科学之上,故主张尊“道”鄙“技”。大理士绅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源于农耕文明的影响、儒家“天下归仁”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三方面的因素。大理善书中大量介绍的科学知识,主要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以及女性启蒙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多数为基础知识,涉及多个学科,信息量较大,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在女性启蒙方面,科学话语与社会性别话语交织,融合中西文化的话语体系,着重进行生育和教育的知识启蒙,试图塑造德才兼备的“新贤妻良母”之形象,希望女性为家庭建设能做出重要的贡献。除善书本身外,大理善书中的科学知识主要通过善坛、学校、家庭的教育进行传播。无论哪种途径,主要都是强调道德教化。对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知识,则以神道设教的方式,通过善坛向当地民众传播。科学知识在大理地区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上和生活方式上。观念方面,主要体现在经济观念、“四民”观念、婚育观念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观念上,不再过度强调“重农抑商”,而是倡导“以工商立国”,大力支持和鼓励发展工、商业,促进了大理集市的繁荣。其次是“四民”观念上,由于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士贵商贱”的传统观念已被打破,“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错动。最后在婚育观念上,大理士绅反对白族过去盛行的姑舅表优先婚,稳婆在生育分娩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式微,其原始的接生方法受到质疑。在生活方式上的主要表现,一是关注健康,二是崇尚俭朴,三是出现新的娱乐方式。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尤其“预防医学”等观念使当地民众的健康意识有所增强,对疾病的认知程度有了提高。他们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又因机器给农业生产带来了高效,人们的休闲时间因此而增多,出现了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玩洋牌、跳舞、唱歌、演戏、歌剧、打麻将等这些娱乐方式越来越兴盛,并且已从城市传到乡村。文章下篇主要以民国时期大理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为个案,对地方士绅如何进行劝善,如何处理科学与宗教之间关系进行了探讨。成善宗坛自民国初年（1912）建坛,至1950年停办,历时39年。期间,善坛主职人员举办大小法会数十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向我们真实和立体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大理村民的信仰世界。他们的道德教化既以圣谕宣讲为主,也有在其他宗教仪式中偶尔穿插进行的。他们既接受学校教育,也推广善坛教育。尽管他们对疾病有一定的了解,但在全村遭受瘟疫时,他们还是虔诚地举行供奉地藏像祛瘟的法会活动,诵《地藏菩萨救劫宝法》,并相信有奇效,以实例证明西方医学知识的传播及医疗的现代化,并未使“神药两解”的民间医疗走向消亡,而是继续留存并在民间产生影响。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洱源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较好地反映了近代宗教与科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首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及成善宗坛为地方学校的竣工举办庆祝大会,并到学校进行圣谕宣讲,反映了宗教与科学并非只有对立和排斥,它们之间还有融摄。大理士绅在西风浩荡的形势下,吸收了大量的科学知识,假借神圣仙佛降乩,结合旧有传统文化编撰善书,在宣教的同时,也向民众进行了科学知识的普及,促进了科学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因此,宗教对科学并非只有阻碍作用,也有适应或促进科学发展的因素。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调适,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大理善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与其他多数宗教团体不一样的是,当地士绅在对民众进行以道德为核心之宗教救度的同时,也在对其进行科学启蒙。他们既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又乐于吸纳利于国计民生的西方科学知识。他们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既不全盘西化,也不全盘复古,游刃有余的协调继承与扬弃之间的关系,是为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绵延永续,灿烂辉煌。其三,任何民族的健康发展都应该是以己为体,以人为用。在现代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民主、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我们不能忽视和否定西方先进的科技及价值理念,但也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
邹琪[6]（2018）在《朱德研究史》文中研究说明“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对象是朱德研究,是朱德研究的发展史。朱德研究,是研究朱德一生历史的研究成果,对朱德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都是朱德研究。本文对朱德研究进行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力图按照学术史本身的线索,来展现朱德研究的全貌。国内外目前都还没有“朱德研究史”的专着出版,这是朱德研究和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的空白。本文以朱德研究为研究对象,旨在对从20世纪20年代至2016年的朱德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并探析朱德研究中的经验教训和规律,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朱德研究史”,希冀拓宽朱德研究的领域,弥补国内外朱德研究中的不足,这使本文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时,在纵向上,按时间顺序分析朱德研究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横向上,在特定空间、特定历史时期内,分析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朱德研究的代表作,对其特点、内容、得失进行理论分析。对每个时期的朱德研究,先概述其研究背景、总体状况,再对代表作进行个案研究,分析其内容、研究方法和成就,最后总体评述,总结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按此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绪论,朱德研究概述。阐明研究的对象和意义,对朱德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分析朱德研究的现状,介绍文章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创新之处及研究意义,界定“朱德研究史”一些概念。第一章评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朱德研究（1920.8-1949.9）。这一阶段是朱德研究的萌芽时期。国外对朱德的研究,最早的主要散见于西方记者的着作。国内的朱德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初,主要是一些关于朱德实践活动的报道,如朱德领导红军的报道等。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关于朱德的文字,目前可查的是《简州顾品珍等来电》（《申报》1920年8月13日）。这一时期朱德研究的成果主要是报刊上发表的文章,20世纪30、40年代,研究朱德的专着开始出现,有关朱德传记的各种书籍广泛流传,如《朱德传》、《西战场的主将朱德》等。外国记者的着作中,影响较大的有《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等。这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朱德的传记,但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朱德的生平和轶事,是研究朱德的珍贵资料。第二章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朱德研究（1949.10-1978.12）。这是朱德研究的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这一时期研究朱德的书籍开始较多地出版,大都是记述朱德崇高品德和传奇故事以及回忆性的作品。香港和台湾也出版了研究朱德的着作,如吴起、孟超的《红色人物论》、章民的《朱德》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的严重影响,朱德研究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从“文革”结束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只出版了少量的回忆性的着作。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以非常生动、细腻和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栩栩如生的形象,在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第三章评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朱德研究（1978.12-2016.12）。这是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朱德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大量有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着作不断涌现,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德年谱》和《朱德传》的出版。这一时期香港和台湾朱德研究的代表作是顾则徐的《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这些研究成果,从朱德不同时期的生活片段到朱德传记的出现,从朱德生平介绍到朱德思想研究,使朱德研究走向成熟并继续发展,为朱德研究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关于朱德研究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且规模较大,如:1986年12月的“全国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91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05周年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3年7月的“全国朱德学术讨论会”、1996年12月的“纪念朱德诞辰110周年全国朱德生平与思想研讨会”、2006年12月“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5年6月的“朱德与抗日战争学术座谈会”、2016年4月的“纪念朱德总司令诞辰130周年论坛”、2016年8月的“一战成名——朱德与护国战争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的“朱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活动积极推动了朱德研究的深入,反映了朱德生平和思想研究的基本趋向,使朱德思想生平研究跨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第四章评述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从朱德诞辰120周年以来,学术界从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对朱德的生平、思想以及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朱德研究的水平和现状。朱德研究取得了新突破,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结语,总结90多年朱德研究的经验教训,对朱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朱德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研究方法、辩证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经历了 90多年发展的朱德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过程进行梳理和评述,对“朱德研究”进行研究,总结朱德研究的规律,为今后的朱德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推动朱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通过研究,提供关于朱德研究成果的详实资料,使人们明辨资料的正误优劣,以正确的历史资料和思想资料,更好地学习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精神、优秀品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陈实[7]（2017）在《伪满洲国童话研究》文中指出伪满洲国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将童话作为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侵略的一种工具,指派或倡导作家创作一种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殖民宣传植入其中的童话,意在教育和影响青少年。同时,一些爱好童话创作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附逆”“迎合”“解殖”等姿态,发表了数量不可忽视的童话作品,并在伪满洲国后期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本论文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章从探究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开始,对伪满洲国的童话概念进行梳理,以这一时期公开出版的童话作品为线索,分析殖民者如何利用童话进行“未来国民”的塑造,分析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与多重向度,以此呈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一刊”“一报”“一人（作家）”的案例形式,对伪满洲国的童话创作进行从平台到作家的全面分析。这三个案例将以实证的方式具体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两种分流及多重向度”:第二章以《满洲学童》作为案例,代表着殖民者的“植入与控制”。对《满洲学童》杂志及其所刊部分童话的考述,将重现伪满洲国“植入式童话”这一创作现象,揭露殖民者对儿童刊物的把控与设置,探讨他们利用童话来虚构乐土的实质。同时,以该杂志上“抗击英美”的童话为例,更深层次分析“献纳文体”的时代寓意,探究童话作家真心与无意的迎合,以此重现殖民地童话创作的纠结与挣扎;第三章以《泰东日报》作为案例,展示两种分流之中较为复杂的“中间层”,这里包含了“把控”“游离”“解殖”等多种形式的童话创作,且“把控”下有“附逆”“合作”“迎合”,“游离”中有“自觉与不自觉”“自我与时局”,“解殖”时有“消解与挣扎”。这些童话创作分流中的多重向度,正是隐藏于《泰东日报》这类报刊的文艺栏目之中。同时本章将着重分析《泰东日报》文艺副刊所掀起的“童话热潮”,并以此追溯伪满洲国时期“关东州”特殊童话土壤与作家源流的形成过程;第四章以伪满洲国时期着名童话作家杨慈灯为案例,将他作为童话作者中“游离与解殖”的代表。该章对杨慈灯的生平进行考证,梳理他在公开媒体上发表的作品,分析其军旅作品与童话作品之间的关系,并着重论述其童话创作中的两个向度。以此展现游离于殖民者“官方意识”之外的童话作家的生存与创作情况;第五章是对伪满洲国“满系”“日系”“蒙系”“俄系”“鲜系”作家多语系、多族群童话创作情况的考察,尽可能地呈现童话创作的交汇处与多样性,以期从伪满洲国各语系及族群童话写作的幻想、植入与附和之中,探究殖民者倡导的“植入式童话”与作家主观意识形态之间“同与异”的撕扯与张力。结语部分则探讨日本殖民者如何全面立体地渲染“新大陆”“新满洲”,如何将“苦海”虚构为“乐土”,并重点分析童话作为“解殖文学”的重要价值。对伪满洲国童话的研究,将再现这一时空的童话写作现象,弥补这一时期童话史料的缺失,衔接童话研究的断层,为中国文学史提供多样性的参考,与其他殖民地文学研究互为烛照、补充与参考,暴露日本殖民者培养“未来国民”的文化殖民计划,从儿童文学参与文化殖民的角度提出新思考,同时也将为这一时期的民族文学、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等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
张旭杨[8]（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提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王安[9]（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高健[10]（2014）在《新疆方志文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方志即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能够持续千年不间断编纂的历史文献。新疆（西域）地处祖国西陲,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自汉代中央政府统一西域以来,西域与内地的交流日益紧密,而方志的编纂正是这种紧密联系的文化纽带。西域的古方志兴起于汉代张骞、班勇等人所纂的西域地记或风土记,这类带有考察性质的文献也正是中国传统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地记、风土记。新疆方志的兴起与祖国内地方志的兴起是同步的。也正是依靠采择这些早期西域方志材料,《汉书》、《后汉书》等正史史籍中的“西域传”才有了丰富而生动的记述,才最终确立了我国正史史籍中“西域传”的应有地位。因此,新疆方志从一开始就具有备了实地考察和关系国家利益的独特特征。隋唐时期是新疆方志编纂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这些新疆方志虽然大多亡佚,但从仅存的敦煌图经残卷来看,其种类多而体例严谨,记述内容注重当地实际情况,改变了两汉西域地记中志怪传闻较多的局面。宋代及元、明是中国方志的定型和繁盛时期,但与之相反,由于多种历史原因,西域孤悬塞外,新疆的方志编纂进入了长期的低潮期,宋、元两朝基本没有,明代仅有几种根据出使或行记改编的准方志。归根结底,新疆方志的盛衰与中央王朝国力的盛衰一脉相承。尽管如此,在屈指可数的这几部准方志中,中原对西域的交流和影响随处可见,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方志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文化传播功能。自清代乾隆朝重新统一西域后,新疆方志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高峰阶段。这个大的高峰阶段不是瞬间的,而是由持续脉冲式的几个高峰所组成。其成就不仅表现在质量高、数量多、种类繁、规模大、体例新等诸多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与西北史地学的完美结合,赋予了方志新内容、新思想,提高了方志的学术地位。这种成就和地位是民国时期乃至今天的新疆方志编纂所难以企及的。本文论题《新疆方志文献研究》将上述自汉代至民国间新疆的方志编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按照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汉、唐、明时期西域古方志文献概况；梳理分析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概况；总结了民国时期新疆新方志的特点。其中重点是围绕方志文献来研究,对清代各个细分阶段的代表方志进行了详细探讨,总结了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的编纂体例、类型、特征,并对新疆方志文献中的舆图予以了特别分析。最后对全部新疆方志作了提要解题。本文首次对新疆方志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研究,在分析和论述中,笔者发现并运用了一些新材料,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运用辑佚、考据等传统文献学方法对两汉时期部分西域古方志进行了文献考证,提出了新观点；首次将新疆方志与史学、西北史地学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志所起的作用,提出了一些新观点；首次系统论述了清代新疆方志的编纂特点；提出了清代新疆方志的分期问题；首次对清代新疆方志舆图进行了总结分析：首次对民国新疆方志作了全面总结,并发现了一批新的民国方志文献。此外对日本所编新疆方志也首次予以了总结分析。新疆方志历史久远,内容独特,编纂和流传特别复杂,还有许多空白需要研究填补。笔者所论所述也难以全面,还很不完善,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
二、《天津农林科技》2001年(1～6期)总目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天津农林科技》2001年(1～6期)总目次（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 |
| 四、资料收集与运用 |
| 第一章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概况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山西省的调查与认识 |
| 第二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省教育的发展 |
| 第二章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与伪教育行政体系的运行 |
| 第一节 伪山西省公署的设立 |
| 一、侵占与宣抚 |
| 二、伪政府的建立与矛盾 |
| 三、治安与财政 |
| 第二节 奴化教育政策与行政管理体系 |
| 一、奴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
| 二、伪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
| 第三章 山西沦陷区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学校的设立及运行 |
| 一、校舍紧张 |
| 二、经费不足 |
| 三、生源紧张 |
| 第二节 教员的登录、检定与培训 |
| 一、教员的登录与检定 |
| 二、教员的培训 |
| 三、教员的培养 |
| 四、教员的经济生活 |
| 五、信任危机 |
| 第三节 教学工作与学校生活 |
| 一、课程、教学督导 |
| 二、日籍教员的作用 |
| 三、各类活动中的教员与学生 |
| 四、伪政府“捏合”下的中日学生交流活动 |
| 第四章 山西沦陷区教会学校教育 |
|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教会学校 |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前的教会学校 |
| 一、山西沦陷区的教会 |
| 二、日伪政府对教会学校政策的演变 |
|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后的教会学校 |
| 第五章 山西沦陷区日语教育 |
| 第一节 占领区的语言政策 |
| 第二节 驻军与日本宗教团体的日语教育 |
| 一、驻军的日语教育 |
| 二、日本宗教团体设立的日语学校 |
| 第三节 日伪政府设立的各类日语培训学校 |
| 一、山西省公署公务人员训练所日语教员班 |
| 二、太原市立日语学校 |
| 三、各伪县政府附设的日语讲习所 |
| 第四节 中小学校的日语教育 |
| 一、中小学校日语教育实施情况 |
| 二、日语教员的培养与培训 |
| 第六章 山西沦陷区居留民教育 |
| 第一节 居留民的社会生活 |
| 一、人口激增 |
| 二、职业构成 |
| 三、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运行 |
| 四、日常生活 |
| 五、学校的设立 |
| 第二节 日本人学校的教师与学生 |
| 一、教师来源 |
| 二、学生构成 |
| 第三节 “皇国少年”的养成 |
| 一、课程设置 |
| 二、勤劳报国与少年参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围绕本文选题及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本论文的结构安排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公共领域方向的体制化与责任伦理的兴起(1927-1937) |
| 1.1 中华自然科学社社员的结社缘起 |
| 1.1.1 科学职业理念在民国的形成 |
| 1.1.2 社员的业缘化结社活动 |
| 1.2 社团的公共领域建制化 |
| 1.2.1 科学职业理念的令社会理性化功能之实践 |
| 1.2.2 社团的公共领域制度建设 |
| 1.3 社团的社会功能的确立与责任伦理的初现 |
| 1.3.1 科学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社会功能之确立 |
| 1.3.2 社员的社会角色意识转向责任伦理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责任伦理的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38-1941) |
| 2.1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构建 |
| 2.1.1 总社从应用科学出发实践社会功能 |
| 2.1.2 应用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成为社务指导原则 |
| 2.2 应用科学学科对于社团科学考察活动的规训 |
| 2.2.1 科学考察团的组建与应用科学学科规划 |
| 2.2.2 应用科学学科知识在科学考察中的生产与应用 |
| 2.3 科学普及确立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3.1 《科学世界》塑造应用科学新知传播效应 |
| 2.3.2 《川康建设特辑》表征应用科学学科规训原则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责任伦理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实践(1942-1945) |
| 3.1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展现 |
| 3.1.1 《中国科学通讯》与发展中国科学的社务活动 |
| 3.1.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的建立 |
| 3.2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2.1 发展基础科学教育作为科学普及目标的确立 |
| 3.2.2 基础科学方向的科技布局规划科学普及途径 |
| 3.2.3 《科学世界》的基础科学学科规训化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与科学职业伦理的表达(1946-1949) |
| 4.1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制度化实践：科技传播系统的构建 |
| 4.1.1 社务活动走向构建科技传播系统结构 |
| 4.1.2 责任伦理的学科规训形成科技传播系统运行机制 |
| 4.2 面向科学创新的科技传播系统实践表达科学职业伦理 |
| 4.2.1 《科学世界》的科学创新总论指向科学职业伦理理念 |
| 4.2.2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理性化的社会文化：科学职业的理性目的 |
| 4.2.3 应用科学研究作为科学职业的社会目的：实现理性目的 |
| 4.3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表1：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名录与科学职业分布情形(194人) |
| 附表2：中华自然科学社主要负责社员任职科研机构分布情形(按照学科统计)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4）晚清粤港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一)关于“晚清” |
| (二)关于“粤港小说” |
| 三、晚清粤港小说研究现状 |
| (一)晚清粤港部分小说家及部分小说作品的个案研究 |
| (二)晚清粤港小说某些局部的综合研究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晚清粤港小说概观 |
| 第一节 晚清粤港小说创作出版的发展态势 |
| 第二节 晚清粤港小说创作出版的地域分布 |
| 一、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与出版小说机构的地域分布概况 |
| 二、晚清粤港小说地域分布形成的原因 |
| 第二章 晚清粤港小说家队伍研究 |
| 第一节 晚清粤港小说家队伍的构成概况 |
| 一、晚清粤港小说作者考索面临的问题 |
| 二、晚清粤港小说家队伍的构成成分统计 |
| 第二节 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的构成成分及其对小说的影响 |
| 一、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成员的籍贯分布及其对小说的影响 |
| 二、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成员的年龄结构及其对小说的影响 |
| 三、晚清粤港小说家群体成员的政治倾向及其对小说的影响 |
| 第三章 排满革命思想及其表达途径——晚清粤港小说的主题思想(上) |
| 第一节 排满革命与晚清粤港小说的类型选择 |
| 一、反抗异族统治及进行共和革命的历史演义小说 |
| 二、“革命+恋爱”模式的艳情小说 |
| 三、便于讲述道理的寓言体小说 |
| 四、大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小说 |
| 第二节 排满革命与晚清粤港小说的主人公选择及情感倾向 |
| 一、抗清、反清人物及其后代 |
| 二、晚清革命派人物 |
| 三、晚清保皇派人物 |
| 第四章 晚清粤港小说的主题思想(下) |
| 第一节 批判现实中的丑恶现象和丑恶人物 |
| 第二节 宣传戒烟(鸦片) |
| 第三节 提倡实业 |
| 第四节 广博见闻和娱乐消闲 |
| 第五章 晚清粤港小说家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王斧小说研究 |
| 一、王斧小说考 |
| 二、王斧小说的主题思想 |
| 三、王斧小说的艺术特色 |
| 第二节 黄伯耀的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 |
| 一、黄伯耀的小说理论文章与小说作品考 |
| 二、黄伯耀小说理论与小说创作的总体概貌 |
| 结语 |
| 一、晚清粤港小说的地域特色 |
| 二、晚清粤港小说的历史意义 |
| 附录 |
| 附录一：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简介表 |
| 附录二：晚清粤港刊载小说报刊及其刊载小说统计表 |
| 附录三：晚清粤港单行本小说出版机构及其出版小说统计表 |
| 附录四：晚清粤港小说家小传 |
| 附录五：晚清粤港小说作品简介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5）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背景 |
| 二、本文切入点 |
| 三、研究综述 |
| 四、使用资料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目的和文章结构 |
| 上篇 基础研究 |
| 第一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概况及成书原因 |
| 第一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类别 |
| 一、道德教化 |
| 二、应缘 |
| 三、修炼 |
| 四、精神需求 |
| 第二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主要内容 |
| 一、宗教救度 |
| 二、开坛阐教 |
| 第三节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的成书原因 |
| 一、近代云南社会的影响 |
| 二、成书“因缘” |
| 本章小结 |
| 中篇 特色研究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渗透的“科学” |
| 第一节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
| 一、“科学”的概念及源头 |
| 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历程 |
| 第二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的态度 |
| 一、认可和尊重科学 |
| 二、科学不是万能的 |
| 三、“道”高于“技” |
| 第三节 大理士绅对待科学态度之原因探析 |
| 一、农耕文明的影响 |
| 二、“天下归仁”的儒家传统 |
| 三、强烈的民族意识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及其途径 |
| 第一节 大理善书传播的科学知识 |
| 一、自然科学知识 |
|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
| 三、女性的科学启蒙知识 |
| 第二节 大理善书中科学知识的传播途径 |
| 一、善坛教育 |
| 二、学校教育 |
| 三、家庭教育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中的地方社会新气象 |
| 第一节 社会观念的变迁 |
| 一、经济观念 |
| 二、“四民”观念 |
| 三、婚育观念 |
| 第二节 生活方式的变化 |
| 一、崇尚健康俭朴的生活 |
| 二、新的休闲和娱乐方式 |
| 本章小结 |
| 下篇 个案研究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洱源下江乡成善宗坛的宗教活动 |
| 引言 |
| 第一节 成善宗坛的基本情况 |
| 一、成善宗坛的建坛 |
| 二、成善宗坛的迁移 |
| 第二节 成善宗坛举办的重大法会 |
| 一、学校竣工庆祝大会 |
| 二、圆通斋 |
| 三、葭旁开街大斋 |
| 四、供奉地藏像袪瘟 |
| 五、做家斋 |
| 六、中元普渡大会 |
| 七、吕祖会训斥杨庆昌 |
| 八、沿村宣讲圣谕 |
| 九、为杨宗震送葬 |
| 十、最后的法会 |
| 本章小结 |
| 附录一 成善宗坛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成善宗坛敦化寺平面图 |
| 附录三 成善宗坛牌位图 |
| 附录四 成善宗坛敬奉的神像牌位图 |
| 附录五 成善宗坛职事人员名单 |
| 本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编目 |
| 凡例 |
| 一、大理士绅撰写的善书编目 |
| 二、大理士绅抄写或刻印的外地善书编目 |
| 致谢 |
（6）朱德研究史（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梳理及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框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萌芽时期(1920.8—1949.9)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报刊中关于朱德生平思想的报道 |
|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 |
| 二、抗日战争时期(1937.7—1945.8) |
| 三、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9.9) |
| 第三节 中外记者笔下的朱德 |
| 一、任天马《活跃的肤施》 |
| 二、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
| 三、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
| 四、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 |
| 第四节 早期的朱德传记 |
| 一、陈德真《朱德传》(第2版) |
| 二、张寒青《西战场的主将朱德》 |
| 三、绍源《朱德自传》和张尚志《朱德与红军》 |
| 第二章 初步发展和曲折停滞时期(1949.10—1978.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
| 第三节 《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 |
| 第四节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
| 第三章 走向成熟和继续发展时期(1978.12-2016.12) |
| 第一节 概述 |
| 第二节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 |
| 第三节 朱敏《我的父亲朱德》 |
| 第四节 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 |
| 第五节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 |
| 第六节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 |
| 第七节 2006—2016年朱德研究的新进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伪满洲国童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文学史料体系的建立 |
| 第二节 东亚殖民主义视野下的伪满洲国童话 |
| 第一章 伪满洲国童话写作与“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一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源流 |
| 第二节 何为伪满洲国的童话 |
| 第三节 “未来国民”的塑造 |
| 第四节 伪满洲国童话的勃发 |
| 第五节 童话创作的多重向度 |
| 余论 |
| 第二章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一节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 |
| 第二节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与“植入式童话” |
| 第三节 童话中“鬼畜米英”的修辞与实践 |
| 第四节 童话“击灭米英”的时代寓意 |
| 第五节 献纳文体:童话真心与无意的迎合 |
| 余论 |
| 第三章 《泰东日报》童话:在形式与立场之间 |
| 第一节 《泰东日报》“童话土壤”的形成 |
| 第二节 辽东半岛“童话的热潮” |
| 第三节 形式与立场——童话复杂的边界 |
| 余论 |
| 第四章 杨慈灯童话的两个向度 |
| 第一节 杨慈灯小传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的现实之昼与童话之夜 |
| 第三节 两个向度:奇幻讽刺与幽暗控诉 |
| 余论 |
| 第五章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第一节 虚实与浮沉——中国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二节 描绘与把持——“日系”作家的童话创作 |
| 第三节 失语与掺杂——“鲜系”“俄系”文人的无奈 |
| 第四节 幻想、植入与协和:同与异的张力 |
| 余论 |
| 结语: “乐土”的建构与解构 |
| 第一节 “王道乐土”的立体虚构 |
| 第二节 作为“解殖文学”的童话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满洲学童》现存原刊目录(共82本) |
| 附录二: 1931-1945年《泰东日报》所刊童话作品目录索引 |
| 附录三: 1931-1945年杨慈灯作品目录 |
| 附录四: 1945-2017年伪满洲国文学研究论文目录 |
| 博士在读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中国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史略 |
| (一) 20世纪30-40年代的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 |
| (二) 20世纪50-80年代初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三) 改革开放至今海峡两岸的抗战损失研究 |
| 二、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的回顾 |
| 三、改革开放后三十余年间中国及广西抗战损失调查与研究简评 |
| (一) 中国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二) 广西抗战损失研究简评 |
| 四、选题缘由与本文旨趣 |
|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 研究方法与原则 |
| 五、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一) “抗战损失”概念的界定 |
| (二) 时间、地域范围的界定 |
| 第一章 战前、战时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 |
| 一、四大城市战前和战时的经济建设成就 |
| (一) 农业 |
| (二) 工商业 |
| (三) 手工业 |
| (四) 交通业 |
| 二、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 |
| 第二章 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的暴行与掠夺 |
| 一、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 |
| (一) 伪暴力机构 |
| (二) 伪行政机构——维持会 |
| (三) 日伪及汉奸们的日常“事务” |
| (四) 日伪组织在沦陷区的统治策略 |
| (五) 日伪组织统治造成的危害 |
| 二、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暴行 |
| (一) 轰炸 |
| (二) 焚烧 |
| (三) 屠杀 |
| (四) 经济抢掠 |
| (五) 性侵犯 |
| (六) 文物古迹的毁灭 |
| (七) 强征劳工 |
| 三、对战时日军在四大城市的统治、暴行与掠夺的基本认识 |
| 第三章 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及广西的背景和战争概况 |
| 二、日军第一次入侵四大城市造成的损失 |
| (一) 人口损失 |
| (二) 财产损失 |
| 第四章 日军第二次入侵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与财产损失 |
| 一、日军第二次入侵的背景、经过及后果 |
| 二、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损失 |
| 三、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人民财产损失 |
| (二) 机关团体损失 |
| (三) 公务员役财产损失 |
| (四) 交通事业损失 |
| (五) 工厂、公用事业及矿业损失 |
| (六) 合作社损失 |
| 第五章 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总损失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一) 两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总损失 |
| (二) 空袭造成的人口损失 |
| (三) 士兵伤亡损失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财产损失 |
| (一) 空袭造成的财产损失 |
| (二) 海关口岸的损失 |
| 第六章 四大城市抗战损失评析 |
| 一、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 |
| 二、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特点 |
| 三、四大城市损失的原因 |
| 四、四大城市损失的历史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抗战时期四大城市人口与财产损失增补表 |
| 二、抗战时期四大城市阵亡将士英名录 |
| 读研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说明 |
| （一）军人社会保障 |
| （二）残疾 |
| （三）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特殊教育 |
| （二）社会保障 |
| （三）残疾人事业 |
| （四）残疾人的贡献与影响 |
| （五）职业群体 |
| 四、研究方法与写作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起点和参照 |
| 第一节 历史起点：帝制时代的保障措施 |
| 一、明清以前：代有诏令 标准同一 |
| 二、明清时期：官兵有别 赏依伤定 |
| 三、晚清时期：多规并行 新旧共存 |
| 第二节 历史参照：残疾人的积极救助 |
| 一、传统遗产 |
| 二、晚清变化 |
| 第三节 时代参照：欧美国家的保障措施 |
| 一、物质补偿 |
| 二、康复就业 |
| 三、权利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残疾军人的优抚 |
| 第一节 抚恤：经济补偿 |
| 一、管理机关 |
| 二、待遇标准 |
| 三、实际推行 |
| 第二节 优待：精神慰藉 |
| 一、优待方式 |
| 二、实际效果 |
| 小结 |
| 第三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政府举措 |
| 第一节 收容教养 |
| 一、机构沿革 |
| 二、收容转院 |
| 三、教养管束 |
| 第二节 就业安置 |
| 一、制度建构 |
| 二、实施情况 |
| 第三节 成绩与问题 |
| 一、主要成绩 |
| 二、存在的问题 |
| 小结 |
| 第四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社会支持 |
| 第一节 社会舆论的关注 |
| 一、关于安置意义的阐发 |
| 二、关于安置途径的探讨 |
| 第二节 社会团体的协助 |
| 一、推动职业重建 |
| 二、建立安置社区 |
| 三、组建互助团体 |
| 小结 |
|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 分工明确形成体系 |
| 一、机构设置 |
| 二、内容构成 |
| 三、实际运作 |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优抚安置保障生活 |
| 一、抚恤 |
| 二、优待 |
| 三、安置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量才使用 继续革命 |
| 一、提高觉悟 培养能力 |
| 二、分配工作 量才使用 |
| 三、生产节约 支援前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附录 |
| 致谢 |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背景概况 |
| 第一节 新疆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
| 一、自然地理环境 |
| 二、历史地理环境 |
| 第二节 新疆历代行政区划变迁 |
| 一、汉唐至元明新疆行政体制 |
| 二、清代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三、民国新疆行政管理体制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概况 |
| 一、新疆方志数量 |
| 二、新疆方志类型 |
| 三、新疆方志名称 |
| 四、新疆方志体例 |
| 第二章 西域古方志 |
| 第一节 汉晋西域佚志 |
| 一、《出关志》 |
| 二、班勇《西域风土记》 |
| 三、道安《西域志》 |
| 第二节 隋唐西域图经与地志 |
| 一、隋唐西域佚志 |
| 二、敦煌文献中的西域图经和地志 |
| 三、隋唐西域方志的编纂体例 |
| 四、隋唐西域方志的价值 |
| 第三节 宋元明西域方志 |
| 一、宋元西域方志 |
| 二、明代西域方志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新疆方志的编撰与发展 |
| 第一节 开端与创新：乾隆年间西域方志编纂的繁荣 |
| 一、《西域图志》的编纂 |
| 二、南疆区域志的编纂 |
| 三、事宜类方志的繁荣 |
| 第二节 发展与融合：方志与西北史地学的交融 |
| 一、和宁及其所编方志 |
| 二、徐松及其所编方志 |
| 三、《大清一统志》与“新疆统部”的编纂 |
| 四、清代新疆方志与西北史地学之关系 |
| 第三节 普及与完善：清末乡土志与《新疆图志》 |
| 一、建省后的首部通志《新疆四道志》 |
| 二、新疆乡土志的编纂与流传 |
| 三、《新疆图志》及其各分志的编纂 |
| 四、新疆乡土志与《新疆图志》文献关系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新疆方志文献特点 |
| 第一节 清代新疆方志纂修者之特点 |
| 一、满族人士的广泛参与 |
| 二、遣员和流寓文人的参与 |
| 三、纂修者身份分析 |
| 第二节 清代新疆方志编纂特点 |
| 一、体例严谨,体裁多样 |
| 二、事宜类方志独具风采 |
| 三、区域性方志多而州县志少 |
| 四、官修少而私纂多 |
| 第三节 清代新疆方志内容特点 |
| 一、多收御制诗文 |
| 二、门类独特 |
| 三、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并重 |
| 第四节 清代新疆方志版本流传特点 |
| 一、多以稿抄本传世 |
| 二、总志与分志、单行本并行 |
| 三、版本系统复杂 |
| 四、同书异名混乱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新疆方志 |
| 第一节 民国新疆方志的变革 |
| 一、传统方志的艰难维系 |
| 二、新方志的兴起 |
| 三、民国新疆兵要地志 |
| 第二节 民国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一、设局修志未成 |
| 二、续修新疆通志的理论之争 |
| 第三节 民国时期日本所编新疆方志 |
| 一、日本对新疆方志的收集 |
| 二、日本所编新疆方志概述 |
| 三、日本所编新疆方志特点 |
| 小结 |
| 第六章 新疆方志舆图 |
| 第一节 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一、中国古代方志舆图概况 |
| 二、新疆方志舆图概况 |
| 三、主要方志舆图介绍 |
| 第二节 新疆方志舆图的内容和类型、特点 |
| 一、新疆方志舆图内容、类型 |
| 二、编纂体例特点 |
| 第三节 新疆方志舆图价值 |
| 一、史料价值 |
| 二、艺术价值 |
| 三、方志学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新疆方志提要 |
| 一、西域古方志 |
| 二、清代方志 |
| 三、新疆乡土志 |
| 四、民国方志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天津农林科技》2001年(1～6期)总目次（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沦陷区教育研究[D]. 郝东升. 山西大学, 2021
- [2]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历史考察（1927-1949） ——基于科学职业伦理视角的分析[D]. 孙磊. 山西大学, 2018(04)
- [3]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4]晚清粤港小说研究[D]. 牛志威.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5]晚清民国时期大理善书研究[D]. 冷雪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6]朱德研究史[D]. 邹琪. 扬州大学, 2018(12)
- [7]伪满洲国童话研究[D]. 陈实.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8]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9]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10]新疆方志文献研究[D]. 高健. 南京师范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