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嵩焘外交思想述论（论文文献综述）
吴京蔚[1]（2020）在《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郭嵩焘是晚清洋务大臣兼外交使臣,是中外闻名的思想家、外交家、军事家,有“近代孤独的先行者”之称。他在目睹了国家遭外敌入侵之后,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力图改革中国。作为近代中国首位驻外公使,在外期间,他深受西方先进科技、文化之启迪,结合中国当时社会的现状,致力于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成为清王朝封建阶层中较早提出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涉及广泛,内涵丰富。在政治现代化领域,他建议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运用于中国,达到君与民交相维系目的;主张重视法制建设,德法兼治,相得益彰以稳固国家政权;针对晚清吏治腐败的官场习气,他主张治理从严、抚民以宽。在经济现代化领域,他主张鼓励工商业的发展,反对重农抑商政策,强调以行商治国为本;主张整顿钱法税制,规范市场秩序,并且积极地与外国进行贸易往来,促进经济发展;在教育现代化领域,他倡导在学生的教育课程中加入实学内容,以此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他力推学生出国留学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后归国做贡献,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教育,提倡建立国家充实选拔人才的体系;在外交现代化领域,他通过考察侨民在国外的现实情况,提出设立领事基地保护在外侨民的利益;他强烈反对针对朝廷内的传统狂妄排外的虚骄士气,认为应该立足国家实际制定对外政策,主张尽量避免战争损伤国家人力物力,并且崇尚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政策。郭嵩焘的现代化思想显示出以“立足传统”为核心、以“本末统一”为主线的特点。他的现代化思想对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发展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使得其后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改革中国的有志之士;强烈冲击了长时期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中心论”观念,突破了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的束缚,为向西方学习提供了思想前提。但是,他作为深受儒学文化浸染的封建官僚,其现代化思想尚未清醒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实质,过于盲目崇拜西方先进文化,并且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缺陷。
罗啸[2]（2020）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郭嵩焘是中国晚清具有法治人格的代表,在其法治理念与事功建立中处处彰显法治人格。晚清中西方文明碰撞冲突不断,在西方法治文化的影响下,部分知识分子突破传统的禁锢,走出国门参与西方法治生活,学习西方先进法治理念,探寻法治真谛,郭嵩焘就是晚清先进法治人物的一个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郭嵩焘参与筹办洋务过程中,其内心及行动上不断打破“夷夏之大防”观念,将西方人平等视之,主动认识西方法治文明,透过西方富强的现象看到西方富强的本质,提出着名的“本末论”。马嘉理事件爆发,郭嵩焘勇担历史重任出使西洋,成为了中国第一任外交官。出使西洋,也意味着“夷夏”观念在外力压迫下进一步被打破,中国人开始走向世界认识西方。出使期间,郭嵩焘以平等的心态参与到西方法治生活中,积极学习并运用国际法知识维护中国国家权益,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尊重与赞赏,尽展其法治人格。回国后,郭嵩焘并未上京复命,而是回到家乡投身湖湘复兴改革运动,试图将自己在西方所学到的先进理念对现实进行改造,为湖湘法治由传统向近代化转型起到了先行者的作用。在湘风促化过程中,郭嵩焘改造传统教育模式,引进西方法治教育,推动了湖湘法治教育近代化,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被后世誉为“维新变法先驱”。郭嵩焘的法治人格影响着其事功的建立,并在事功的建立中不断完善其法治人格。湘人在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的影响下,思想由保守逐渐走向开放,谭嗣同等人承继了郭嵩焘的法治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湖湘法治文化近代化的转型,建立了一系列法治事功。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自觉形成完善的法治人格,养成法治思维、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在理顺与汲取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培养现代法治人格,为不断推动法治国家建设打造坚实基础。
吴桐[3]（2019）在《郭嵩焘的基督教观》文中提出郭嵩焘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中,受经世思想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探寻救国道路。他在这一过程中接触与认识基督教,并形成其基督教观。郭嵩焘的出访经历成为其基督教观形成的关键节点。在出访之前郭嵩焘因教案问题以及对西学的追寻而与基督教接触,对基督教有了初步的认识。出访期间,郭嵩焘为进一步探索西学而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形成对基督教的基本认识。对比出访前后郭嵩焘对基督教认识的变化,可见随着对基督教了解的深入,他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也更为客观与理性,对基督教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愈加透彻。郭嵩焘的基督教观,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束缚,肯定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为学习西方扫除思想壁垒,从而推动其洋务观的形成。此外,同时代及后续官僚士大夫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主要聚焦在教案上,而郭嵩焘的基督教观则在此基础上,开始更多地关注基督教与西学以及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体现出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认识远超时人,凸显其思想的先进性。但同时郭嵩焘也难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始终站在儒家士大夫的立场上认识基督教,体现出其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因此,从郭嵩焘的基督教观中可以看到其思想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俞茵之[4]（2019）在《晚清驻法公使群体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从一个闭关锁国的天朝大国,迈出了融入世界的艰难步伐。随着新局面下对外活动日益增多,清政府仿效列强,开始选用驻外公使、建立外交官制度。驻外公使既是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新群体,更是较早踏出国门、亲身体会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法国是欧洲大陆的传统大国之一,在欧洲大陆上历史悠久,兼之国情与传统中国有一定相似之处,尤其是天主教传教士于明清时期频繁来华,是欧洲大陆上与传统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强国之一。本文主要以晚清驻法公使群体为研究对象,涉及其选派、出身、主要外交活动以及贡献等。和晚清驻英公使相比,驻法公使具有如下三个特点: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负有处理教案这一要务,以及更为注重留学生的培养。清朝廷对驻法公使的重视程度起初并不如驻英公使,主要表现为法国为兼驻国,公使通常由驻英、俄、德等国公使兼任。其中原因,和当时清廷外交人才的稀缺、法国本身的国际贸易定位、清王朝的外交策略等有关。后期,清廷对驻法公使日益重视,法国成为公使常驻国。作为较早走出国门的晚清官僚阶层,驻法公使群体较好地履行了身为公使的职责,包括积极与法交涉、屡屡建言献策、致力文化交流、促进留学事业和推动晚清外交改革等。一些驻法公使还对西方制度与中国现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
陶旭佳[5]（2019）在《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文中认为同治十三年（1874）的中日台湾交涉引发朝野震动,清廷随即便展开海防筹议。对于这场讨论,学界既往重心在于“海防与塞防之争”,比较忽视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为回应这场争论,郭嵩焘写就《筹议海防事宜疏》,表达了其对海防六事和洋务的看法。然学界往往侧重郭氏之洋务观和富强观,却鲜见对该疏原意的探讨,若从海防史的视角去解读其海防疏之内涵,也许更符合当时的语境。集新旧、南北身份于一身的郭氏,其海防取向可作为观照近代海防史的一个切面。在鸦片战争后的两次海防讨论中,部分士人试图以着书宣传海防观念。报刊舆论、海防译书和西方海防观念的传入也在形塑着国人的海防认知,“筹海与制夷”逐渐得到认可。而早年的郭氏经历了数次战争,于海防有切身的体会。在其赋闲家居时,便对北廷辩争中朝廷的海防人才培养方案感到困惑,认为总署和诸臣皆失。台事专约签订后,朝廷谕令海防六事交予沿海军政官员妥议。由此引发的讨论持续了七个月之久,从地方到中央,沿海督抚和京官各叙己见,一时争论迭起。筹议的余波也蔓延到中下层,社会舆论议论纷纷。光绪元年（1875）,正值筹议喧嚣之际,郭氏因台事被召入都,其奏陈的海防折即为回应筹议中的各方观点。此折亦是其海防术略的集中体现,包括筹防三策和本源四计,“三宜四计”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他继而推导出“海塞防并重”、“政教为海防之本”、“资商贾之力以兵”的主张。种种言论均显露出郭氏不同于李鸿章等海防要员的取向,中下层人士和中央也给予了回应,进而推进海防政策的调整。赴闽后他着手处理台事,折射出海防观的延伸——海岛观。在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有诸多异同,李氏作为海防重臣,他主张“废塞防、重海防”无可厚非,而郭氏则据时势推出“海塞防并重”论,亦颇具新意。在具体战术上,两者于重点设防、以守为战和以守为款上较为一致,于富强本图和船炮购置有分歧,但均主张师法西洋,师法之别在器物和政制。最特别之处在于郭氏之本末论,有三层含义,首以“政教为本,防边为末”为要,后实转变为以“人心风俗”为本。两种取向各自代表了晚清海防观念史的不同路径,对理解近代人物海防观念的转变有诸多裨益,亦可彰显郭氏海防观的独特处。由上述种种论述,可推出郭嵩焘的海防观在溯本与开新之间。溯本,意指其观念立足点仍在传统,他并未超出传统陆基海防体系的构想,但将通商融入海防中确是近代海防观念史中的创见。开新,意指其“本末之辩”超出了主流话语模式,提供了另一种取法西洋的途径,这一途径在沉寂多年后才为后世发掘。在近代海防与洋务的交融态势下,诸多海防观念的合力处汇成一股主流,郭氏海防观即是这股洪流中的支流,也是反思海防和洋务近代化的一面镜子。这印证了晚清海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亦可供当代海防术略构建的鉴戒。
江炅坡[6]（2019）在《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文中指出周汉反教案发生在1890年代,前后历时8年,多次引起外交冲突。这是一起在籍士绅反洋教事件,牵涉政治、外交、法律等多方面因素。为了妥善解决周汉案中存在的“两难”情况,清政府相关主办官员仔细斟酌周汉的罪名认定,并多次改变对周汉的处理策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究了周汉反教案的起源问题,认为杨格非（Griffith John,1831-1912）与嘉托玛（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1842-1914）等人所代表的外国势力推动了此案的形成,并促进了湖南反教形象的塑造。在探讨外部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分析了清政府内部的影响因素,深入研究了两湖督抚斗争对清政府转变处理策略的影响。与此同时,本文补充论述了 1892-1898年间中外双方围绕周汉的交涉过程,丰富了周汉反教案的内容。经过论证,本文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认为陈宝箴逮捕周汉,是在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后的主动选择,而非迫于英国领事压力的结果,并由此探讨了清政府教案政策的转变问题。此外,本文运用《宁乡大屯营周氏四修族谱》等新材料,探究了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关系网络。这不仅丰富了周汉的人物形象,还有助于理解清政府多次转变处理策略的具体原因。最后,本文还将周汉反教案置于更长的时段进行观察,考察了 1898年代迄今周汉形象的变化过程,借以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潮变迁的脉络。
李强[7]（2019）在《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文中提出中国耶稣会士是明末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天主教进入中国传教后,出现的新型宗教群体,中外学界历来少有关注。本文在中国近现代史的视域内,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宗教观,考察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学术活动,以及他们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及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局限。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介绍本文的选题缘由、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和中文及英、法、拉丁文史料来源,以及论文框架、写作思路。第二章突破以往明清天主教史研究专注于着名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局限,根据在华天主教的重要时间节点,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整体性地回溯1840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和消亡过程,进而揭示他们在来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扮演的中介性角色。第三章考察晚清时期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再现”和发展概况,重点分析该群体发展的历史阶段、内部结构、社会定位以及代际谱系等重要议题,论证了中国耶稣会士所受中西融合的宗教和世俗教育,使其具有了特殊的宗教性与国际性。他们作为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结合的产物,来自本地社会,服务本地教会,这种本地性是影响他们传教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关键。第四章着重讨论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首先,与以往“教案”史侧重于民教冲突研究不同,通过黄伯禄、李问渔的个案梳理他们在“调和民教”,实现“民教相安”的活动及由此显示出的政治认同;其次,在近代天主教《圣经》汉译史的视域下,考察中国耶稣会士《圣经》汉译文本的概况,分析他们翻译《圣经》的主体性地位;最后,系统地考察中国耶稣会士“护教”论述对近代中国天主教徒宗教认同、社会认同的塑造。通过以上三个议题探讨了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起到的主体性地位。第五章侧重于考察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首先,考察他们参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他们的地理学着作及由此透露出来的民族意识。其次,借助新史料考察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之间的学术交往,讨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与近代“东学西传”之间的关系;最后,着重梳理中国耶稣会士整理和研究本地教会史的着述活动,并分析他们的宗教认同和社会认同。以上研究显示,中国耶稣会士综合了宗教性、世俗性、学术性的多重身份,促成他们参与近代中西文化互动的进程,也促使他们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天主教信众自我身份辨识的塑造。第六章为本文结语部分。首先,在天主教本地化视域下从国际性与本地性、宗教性与世俗性、民族性与时代性、历史性与延续性等四个角度全面把握该群体的整体特性,借此分析他们的历史角色及历史局限性。其次,着重考察他们的文化认同及影响。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及文化认同,是理解他们的中介性角色如何在晚清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具体体现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的发展,亦是天主教与近代来华殖民力量互相影响的结果。但他们区别于西方传教士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基督徒的宗教生活,也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冲突。尽管如此,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使得这一群体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发挥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也大多限于中国天主教内部。
汤浩[8]（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白哲[9]（2018）在《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参赞,在中国古代有两种释义。其一,为地方官,清末东三省总督之下及驻藏办事大臣之下均置参赞;其二,为外交官,清末始置,为使馆中仅次于出使大臣的高级外交人员,佐大臣办理外交事务。出使大臣兼使数国的,则设立分馆,以参赞代办使事。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使馆与公使馆均置参赞,掌办机要和调查报告。大使或公使因故不能视事时,通常由参赞代理其职务,充任临时代办。（1）本文论及晚清驻外参赞群体,其参赞定义取其二。而本文研究对象为晚清中国参赞群体,所研究时间范围从驻外大臣派驻至外务部成立之前,即1875-1901年。时段划分的原因在于晚清自庚子事变后,列强强令清政府另设外务部,基于内外变化,晚清政府遂对外交制度开始进行变革,而外务部成立后的参赞制度设计与此前则有所差异。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共性特征因外务部改革而有所区别,因此为区别探究晚清驻外参赞的群体特征,特将研究时间范围进行了界定。而本文尝试以1875-1901年的驻外参赞群体为研究对象,以清代官员人物传记史料以及奏疏文稿等文献资料为基础,采用文献解读和统计分析、比较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勾勒这一群体的概貌。本文内容主要涉及参赞的国别分布、科贯出身以及后续出路和作用影响等情况,下面就各章进行简要概述。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清前期的中外交往和晚清驻外使节制度。其下主要分为两小节,第一节介绍清前期的中外交往,内容涉及交往形式和清前期的对外交往机构;第二节介绍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即追溯晚清时期从总理衙门的设置到驻外公使的派遣这一主要发展背景与过程。第二章:晚清驻外参赞的选派及国别分布。本章分为两节,第一节为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选派及其群体的形成,首先宏观梳理出1875年至1901年间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概貌,如招募方式、驻在国家、籍贯来源和出身结构等方面内容;第二节为探讨晚清驻外参赞的国别分布状况,包括英、俄、德、日、美五个主要国家,并分别概括参赞在不同的国别有其具体的职责区分。第三章:晚清驻外参赞的科贯和后续出路。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论及参赞的籍贯分布特征和原因,多分布于东南的闽粤和沿海的苏皖浙地区,这与东南和沿海地区的区域优势和人才地理优势息息相关,同时旗籍出身者因清朝的统治属性也占相当比例;第二节探讨晚清驻外参赞的出身结构,其出身结构特点主要表现于大多数参赞均为异途出身者,且其头衔多为捐纳所得,同时也有部分学堂学生出身者,这与晚清官场壅滞和学堂的兴起有关,而且驻外差使即可获得保奖,更是吸引多数异途者愿意远赴海外;第三节涉及晚清驻外参赞的后续出路包括回国继续任京官或担任地方官、进入高官幕府担任幕僚以及留任外交界继续从事外交事务活动。第四章:晚清驻外参赞的作用和影响。本章内容包括两节,第一节探讨参赞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出色地完成了参赞本职工作并为驻外使馆的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其二,有效协助公使的对外交涉事务,保证了晚清公使外交的顺利开展。第二节探讨晚清驻外参赞的具体影响包括积极影响和不足之处,一则对后世中国对外工作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则其具体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于不利于晚清外交官的职业化发展,同时参赞制度的职责不清以及选派无标准,导致参赞整体素质偏低且工作成效无保障。
方莉[10]（2017）在《论郭嵩焘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和思考》文中研究说明郭嵩焘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由传统向现代转化之中。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氏在历史中拥有独特地位,起到独特作用。出使英法,使他有机会实地深入考察西方社会。通过考察,郭嵩焘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思想更趋先进,见解日趋深邃,更使他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中国社会。郭嵩焘从儒家传统视角出发,并结合多元的道器观和求真务实的知行观,考察西方政治制度。他主要考察了西方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文官制度等。在此过程中,他将西方的政治制度与古代中国传统的议事、朋党、党争、司法、选官等现象和制度相比较,批判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向往西方“君民兼主国政”的政治制度。他将俄国和日本定为向西方社会学习的榜样,激励中国向泰西学习。虽然,郭嵩焘歆羡西方政治制度,但他并未明确提出直接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他认为中国虚骄之气盛行、人心风俗败坏,无法直接进行政治制度改良。要想实现政治改良,必须先从人心风俗入手,改善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西洋归国后,郭氏隐居湖南,主张改革教育、实行禁烟,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禁烟公社和思贤讲舍,以期实现挽回人心风俗的重任。晚年郭嵩焘虽然远离庙堂,但其心仍在庙堂之上,时刻关心国家时局。特立独行的思想,使郭嵩焘一生受尽打击。与同时代人相比,郭嵩焘的思想超越洋务派,并为早期维新思想的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对戊戌变法时期的“湖南新政”产生巨大影响。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郭嵩焘没能突破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思想仍具有保守性。他仍旧是中国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向往儒家的三代之治,并基于儒家理想视角肯定西方政治制度,郭氏思想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统治。出使英法期间,由于知识的局限以及英人有意识反复宣传,使他对西洋产生崇拜的心理,对西方资本主义本质缺乏正确认识。郭嵩焘一生都在苦苦追寻一条能够融合中西,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以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在时代转型的背景下,通过融合中西以实现强国之梦的历史使命,并不是郭嵩焘等人所能完成的,但郭氏引领的融合中西文化的道路为后代所继承和发展。
二、郭嵩焘外交思想述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嵩焘外交思想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及研究的意义 |
| 1.1.1 课题研究的来源 |
| 1.1.2 课题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文献综述简析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产生的条件 |
| 2.1 客观条件 |
| 2.1.1 外来挑战的冲击 |
| 2.1.2 家庭环境的熏陶 |
| 2.1.3 良师益友的启迪 |
| 2.2 主观条件 |
| 2.2.1 驻外公使经历的影响 |
| 2.2.2 办理洋务实践的触动 |
| 2.2.3 爱国忧患意识的激发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内容 |
| 3.1 郭嵩焘的政治现代化思想 |
| 3.1.1 君与民的交相维系 |
| 3.1.2 倡法治以德法兼治 |
| 3.1.3 严官吏以安抚民心 |
| 3.2 郭嵩焘的经济现代化思想 |
| 3.2.1 工商立国为本 |
| 3.2.2 整顿钱法税制 |
| 3.2.3 发展对外贸易 |
| 3.3 郭嵩焘的教育现代化思想 |
| 3.3.1 推崇实学以丰富课程内容 |
| 3.3.2 选拔人才以推动国家振兴 |
| 3.3.3 鼓励留学以改进教育方式 |
| 3.4 郭嵩焘的外交现代化思想 |
| 3.4.1 立足实际以摒弃虚娇士气 |
| 3.4.2 讲求刚柔相宜的和平外交 |
| 3.4.3 设立领事以保护本国侨民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评析 |
| 4.1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特点 |
| 4.1.1 以立足传统为核心 |
| 4.1.2 以本末统一为主线 |
| 4.2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意义 |
| 4.2.1 孕育了中国早期维新思想的萌芽 |
| 4.2.2 突破了传统华夷外交观念的束缚 |
| 4.3 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的局限性 |
| 4.3.1 未能理性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 |
| 4.3.2 尚存个人思想与实践相脱臼之瑕玷 |
| 4.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际意义 |
| 三、研究动态述评 |
| (一)对近代湖南人的人格事功研究 |
| (二)对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研究 |
| 四、理论导引 |
| (一)湖湘人格与事功 |
| (二)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理论分析 |
| 1、“人格”一词的溯源及定义探讨 |
| 2、法治人格的定义探析及内涵 |
| 3、法治人格与事功的理论阐释 |
| 五、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郭嵩焘法治人格形成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因素 |
| 第一节 晚清变局与西方法治文明的传入 |
| 第二节 国人对西方法治的主动传播 |
| 第三节 郭嵩焘的个人经历 |
| 一、郭嵩焘与湘军事业 |
| 二、参与洋务运动 |
| 三、出使西洋 |
| 四、公使回国 |
| 第二章 洋务先知: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
| 第一节 湖湘士人对“夷务”的探索 |
|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 |
| 二、湘人领导的洋务运动 |
| 三、郭嵩焘初涉洋务知洋情 |
| 第二节 郭嵩焘洋务思想及其法治人格体现 |
| 一、破“夷夏之防”观念 |
| 二、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
| 第三章 使西先觉:第一公使的法政考察 |
| 第一节 “马嘉理”事件的影响 |
| 一、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 |
| 二、郭嵩焘任中国第一任外交官 |
| 第二节 郭嵩焘对英国议会制度的考察 |
| 一、对“君民兼主国政”的思考 |
| 二、在中西民主政治之间进行对比 |
| 第三节 对西方司法制度的考察 |
| 一、对律师制度的考察 |
| 二、对陪审制度的考察 |
| 三、对狱政制度的考察 |
| 第四章 湘风促化:推动湖湘法治文化的近代转型 |
| 第一节 重振‘人心风俗’ |
| 一、确立王船山“道统‘地位 |
| 二、以王船山为核心树立湖湘典范 |
| 第二节 开创近代湖湘法政教育先河 |
| 第三节 早期维新运动先驱 |
| 一、建立中国式议会制度的提议 |
| 二、早期湖湘维新派对郭嵩焘思想的继承 |
| 三、近代湖湘法政事业的兴起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四、报刊、文件类 |
| 附录 |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3）郭嵩焘的基督教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时代、思潮与郭嵩焘 |
| 第一节 郭嵩焘之生平简介 |
| 第二节 内忧外患与西风东渐对郭嵩焘的影响 |
| 一、郭嵩焘与晚清社会的内忧外患 |
| 二、西方基督教在华的传播与西学东渐 |
| 第三节 经世思潮与郭嵩焘 |
| 一、经世思潮的复兴 |
| 二、经世思潮对郭嵩焘的影响 |
| 第二章 郭嵩焘与基督教的早期接触 |
| 第一节 郭嵩焘与基督教的初逢 |
| 一、因教案而关注基督教 |
| 二、从探索西学中接触基督教 |
| 三、与传教士的往来中了解基督教 |
| 第二节 早期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认识 |
| 一、政治视野下对基督教的认识 |
| 二、宗教文化视野下对基督教的认知 |
| 第三章 出访期间郭嵩焘对基督教的进一步探访 |
| 第一节 海外觅“教”:郭嵩焘出访期间与基督教的接触 |
| 一、出访途中对基督教世界的初探 |
| 二、抵达西方后对基督教的探索 |
| 三、归国途中与基督教的接触 |
| 第二节 出访期间郭嵩焘的基督教观 |
| 一、政治视野下的基督教观 |
| 二、文化视野下的基督教观 |
| 第四章 郭嵩焘基督教观的演变与特点 |
| 第一节 出访前后郭嵩焘基督教观的变化 |
| 一、政治视角下对基督教与政治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化 |
| 二、文化视角下的基督教观:从西学载体到西方文明之源 |
| 第二节 与同期及后续官僚士大夫比较:郭嵩焘基督教观的特点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晚清驻法公使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法关系沿革 |
| 一、早期的中法关系 |
| 二、传教士的活跃 |
| 三、近代中法关系的开启 |
| 第二章 清末外交的变革与驻法使节的派遣 |
| 一、晚清朝贡体系的瓦解 |
| 二、临时使团的尝试与驻法使团的派出 |
| 三、公使制度的建立与驻法公使的派遣 |
| 第三章 驻法公使的选任及地位 |
| 一、主要人员构成 |
| 二、出身和选任标准 |
| 三、驻法公使的地位 |
| 第四章 驻法公使的主要贡献与影响 |
| 一、积极与法交涉 |
| 二、屡屡建言献策 |
| 三、致力文化交流 |
| 四、促进留学事业 |
| 五、推动外交改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5）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资料、时段、概念与方法 |
| 四、重难点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海国时代与郭嵩焘行迹 |
| 第一节 海疆多事与中日交锋 |
| 一、海权、海防与“海战” |
| 二、“岛夷要约”的冲击 |
| 第二节 士人与民众的海防观念 |
| 一、筹海与制夷:《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 |
|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海防译书考 |
| 三、《防海新论》的引介和传播 |
| 四、《申报》视野下海防舆论的塑造 |
| 第三节 海涛扬波:郭氏初悟海防 |
| 一、游幕生涯:浙江、天津 |
| 二、北廷辩争中的困惑 |
| 第二章 “海塞防并重”:郭嵩焘海防观的构建与术略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论争(1874-1875) |
| 一、亡羊补牢:总署海防六事 |
| 二、备御之策:甲戌督抚复奏 |
| 三、风波再起:乙亥京师廷议 |
| 第二节 筹防三策:郭氏之海防战略 |
| 一、“据要地,扼海口” |
| 二、“正朝廷,因民利” |
| 三、“察事变,任人才” |
| 第三节 本源四计:郭氏之海防战术 |
| 一、“急通官商之情” |
| 二、“通筹公私之利” |
| 三、“兼顾水陆之防” |
| 四、“先明本末之序” |
| 第三章 郭嵩焘海防术略的诉求与回应 |
| 第一节 海防筹议中郭氏的诉求 |
| 一、筹饷事宜的处理 |
| 二、本在政教,末在防边 |
| 三、船炮的购置问题 |
| 第二节 郭氏海防观的回应 |
| 一、刘锡鸿之评论 |
| 二、中枢采纳与海防政策的调整 |
| 第三节 台地抚番中的海岛观念 |
| 第四章 海防视域下的郭嵩焘与李鸿章 |
| 第一节 海防观念的共性特征 |
| 一、“理势合一”:经世传统的承继 |
| 二、“以守为战”与“以守为款” |
| 三、由天下到万国的地理观 |
| 第二节 海防观念的不同面相 |
| 一、海防与边防之偏重 |
| 二、富强之本图何在 |
| 三、铁甲船能设与否 |
| 第三节 潮流的归趋:海防与洋务的交融 |
| 一、主流与支流 |
| 二、“本末论”的演变 |
| 结语 溯本与开新之间：晚清士人海防观的转变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周汉反教案的调查与交涉(1890-1891) |
| 第一节 长江教案期间的外国舆论 |
| 第二节 杨格非追查教案的发现 |
| 第三节 列强眼中的周汉反教案 |
| 第二章 周汉与宁乡周氏家族的关系网络(1390-1903) |
| 第一节 宁乡周氏家族的早期发展(1390-1850) |
| 第二节 湘军与周氏家族的际遇(1850-1903) |
| 第三节 周汉的早年经历及其人脉(1861-1890) |
| 第三章 周汉反教案的处置(1891-1892) |
| 第一节 “从缓察办”策略的出台 |
| 第二节 两湖督抚的权力斗争 |
| 第三节 恽祖翼赴湘查办结果 |
| 第四章 周汉反教案的后续交涉(1892-1898) |
| 第一节 英法领事赴湘事件 |
| 第二节 反教风波之后的湖南、周汉与周氏家族 |
| 第三节 周汉案的后续交涉与落幕 |
| 第五章 周汉形象的符号化及其流变(1898-2018) |
| 第一节 排外旧党与湖南维新期间的周汉形象(1898-1900) |
| 第二节 反教士绅与清末民初的周汉形象(1900-1930) |
| 第三节 1930年代以降的周汉形象变化(1930-2018)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关于周汉的评论资料辑录(1898-2018) |
| 附录二 周汉生平大事年表 |
| 作者简介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来源 |
| 第五节 论文框架与写作思路 |
| 第二章 老耶稣会的本地化:1840 年前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初现与消亡 |
| 第一节 明末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初现(1580—1644) |
| 一 明末来华耶稣会士与早期中国辅理修士 |
| 二 明末来华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主要考量 |
| 第二节 清初来华耶稣会与中国会士的发展(1644—1724) |
| 一 顺治朝传教环境对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的影响 |
| 二 康熙朝传教环境的变化与中国耶稣会神父的出现 |
| 第三节 “百年禁教”时期的中国耶稣会士(1724—1840) |
| 一 雍乾禁教时期耶稣会发展中国会士举措的变化 |
| 二 耶稣会被“取缔”后的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三 “禁教”时期江南地区的中国神职群体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作为“西教士”与中国基督徒之间的中介 |
| 二 作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中介 |
| 三 作为西方天主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中介 |
| 第三章 新耶稣会的本地化: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再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教权”冲突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形成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二 准备阶段:1850 年徐汇公学的设立与课程设置 |
| 三 形成阶段:1862 年耶稣会初学院的建立 |
| 第二节 “教务“增长与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发展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阶段性量化分析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内部结构 |
| 第三节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的代际谱系与社会定位 |
| 一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代际谱系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社会定位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中西宗教与世俗教育的融合塑造 |
| 二 西方天主教会与本地社会的结合产物 |
| 第四章 “华人为教士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治理 |
| 一 “民教冲突”:中国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与“教案”发生 |
| 二 “调和民教”:中国耶稣会士的“教案”观——以李问渔为例 |
| 三 “民教相安”:中国耶稣会士与“教案”的解决 |
| 第二节 “华文圣经”:中国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一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与《圣经》翻译 |
| 二 近代天主教《圣经》翻译的时代特色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圣经》翻译作品概况 |
| 第三节 “耶儒释老”:中国耶稣会士的宗教对话(护教)着述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宗教对话着述概况 |
| 二 “专辟佛老”:黄伯禄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三 “护教斗士”:李问渔宗教对话着述研究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缓和中西冲突与构建新型政教关系 |
| 二 《圣经》汉译与西方天主教信仰的本地化 |
| 三 从基督宗教间冲突到宗教学研究的雏形 |
| 第五章 “学贯夫中西者”: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学术活动 |
| 第一节 “泰西之学”: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西学东渐” |
| 一 李问渔的西学译介 |
| 二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着作 |
| 三 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西学东渐”活动之影响 |
| 第二节 “淹贯中西”:中国耶稣会士与晚清“东学西传”——黄伯禄与英国汉学家庄延龄的学术交往 |
| 一 英国汉学家庄延龄与黄伯禄的书信来往 |
| 二 庄延龄中国宗教研究着作与黄伯禄 |
| 三 黄伯禄及其他中国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着作之价值 |
| 第三节 “光前启后”:中国耶稣会士的本地教会史研究 |
| 一 中国耶稣会士对徐光启历史的整理 |
| 二 中国耶稣会士对许甘第大(Candida Hiu)历史的整理 |
| 三 中国耶稣会士整理本地教会史的本地化意义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一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多重身份 |
| 二 中国天主教徒的自我身份辨识 |
| 第六章 结语:本地化视域下的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群体 |
| 第一节 本地化视域下反观晚清中国耶稣会士的整体特性 |
| 一 国际性与本地性的统一及差异 |
| 二 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双重结合 |
| 三 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群体本质 |
| 四 历史性与延续性的宗教阶层 |
| 第二节 文化认同:理解晚清江南中国耶稣会士在近代天主教本地化进程中历史主体性地位的关键 |
| 一 在晚清历史语境中缓和天主教信仰价值与中国社会的冲突 |
| 二 塑造天主教信仰符号与中国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结合 |
| 三 影响该群体宗教实践和社会生活的文化认同之来源 |
| 表格索引 |
| 图片索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成果 |
| 致谢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三、 研究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1章 湖湘理学发展与晚清湘系集团的兴起 |
| 1.1 湖湘理学的传播和在清代的发展 |
| 1.2 晚清湘系理学经世集团的集结 |
| 第2章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及建军思想 |
| 2.1 湘军早期军事实践活动 |
| 2.2 湘军与团练勇营 |
| 2.3 湘军建军思想初析 |
| 2.4 湘军早期建军思想与《纪效新书》《练兵实纪》 |
| 第3章 湘军：淬砺理学精神的新军 |
| 3.1 理学自救的产物 |
| 3.2 湘军理学经世思想来源的几个侧面 |
| 3.3 凝士以礼：理学导向下的湘军“节制”机制分析 |
| 第4章 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理学导向下独特的湘军军事思想 |
| 4.1 儒学的转向：兵儒合流的豪侠气象 |
| 4.2 明耻教战：湘军建军治军思想的核心 |
| 4.3 湘军“兵争”思想中的儒学向度 |
| 4.4 湘军对传统兵学的继承与扬弃 |
| 第5章 湘军军系与理学 |
| 5.1 湘军军系文化表征 |
| 5.2 湘军军系文化中的“气节观” |
| 5.3 湘军发展重心转移及后期湘军军事实践 |
| 5.4 湘军军事实践中对理学的疏离 |
| 第6章 湘军创制与理学 |
| 6.1 湘军集团的理学经世思维 |
| 6.2 湘军的主要经世实践：创制 |
| 6.3 湘军创制评析 |
| 第7章 湘淮军集团的同源异流：一个理学文化视角的比较 |
| 7.1 湘淮军理学文化背景的异同 |
| 7.2 湘淮军集团价值文化取向差异 |
| 7.3 湘淮军集团不同的历史际遇 |
| 第8章 湘军集团对咸同理学的影响 |
| 8.1 湘军集团对于晚清理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
| 8.2 湘军经世文化对理学思想的扩充和完善 |
| 8.3 湘军人物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 |
| 8.4 重建以理学为核心的儒学人文信仰 |
| 第9章 湘军理学经世的历史地位 |
| 9.1 晚清理学复兴是儒学自身运动的结果 |
| 9.2 湘军崛起成为晚清政治格局转捩的重要枢纽 |
| 9.3 湘军集团与晚清“国运”相终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学术前史回眸 |
| 三、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内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前期的中外交往和晚清驻外使节制度 |
| 一、清前期的中外交往 |
| 二、晚清驻外使节制度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清驻外参赞的选派及国别分布 |
| 一、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选派及其群体的形成 |
| 二、晚清驻外参赞的国别分布状况 |
| 第三章 晚清驻外参赞的科贯和后续出路 |
| 一、晚清驻外参赞的籍贯分布 |
| 二、晚清驻外参赞的出身结构 |
| 三、晚清驻外参赞的后续出路 |
| 第四章 晚清驻外参赞的作用与影响 |
| 一、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的作用 |
| 二、晚清驻外参赞的积极影响与不足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论郭嵩焘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和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综述 |
| 1.1.1 郭嵩焘简介 |
| 1.1.2 研究现状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郭嵩焘近距离考察西方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基础 |
| 2.1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的自我审视与批判 |
| 2.1.1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状况 |
| 2.1.2 龚自珍对于清末社会的批判 |
| 2.2 鸦片战争：中国人首次睁眼看世界 |
| 2.2.1 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冲击 |
| 2.2.2 林则徐与魏源对于西方社会的认知 |
| 2.3 中国人首次近距离深入考察西方国家 |
| 2.3.1 中国对外交流的传统思维模式 |
| 2.3.2 近距离考察：郭嵩焘等人出使英国 |
| 2.4 郭嵩焘近距离考察与评议西方的思想基础 |
| 2.4.1 中国传统儒家政治理想 |
| 2.4.2 多元的道器观 |
| 2.4.3 求真务实的知行观 |
| 第三章 关于西方议会制度及政党制度的考察和思考 |
| 3.1 关于西方议会制度的考察和思考 |
| 3.1.1 西方议会制度与中国古代议事制度 |
| 3.1.2 西方议会制度：“君民兼主国政” |
| 3.2 关于西方政党制度的考察和思考 |
| 3.2.1 西方政党制度与中国古代朋党、结党现象 |
| 3.2.2 西方政党制度：“两党相互驳难，以求一是，用意至美” |
| 第四章 关于西方司法制度及文官制度的考察和思考 |
| 4.1 关于西方司法制度的考察和思考 |
| 4.1.1 西方司法制度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
| 4.1.2 西方司法制度：“罚当其罪” |
| 4.2 关于西方文官制度的考察和思考 |
| 4.2.1 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 |
| 4.2.2 西方文官制度：“所用必皆贤能” |
| 第五章 关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思考和实践 |
| 5.1 俄国、日本政治改革 |
| 5.1.1 彼得大帝改革：“真豪杰之举” |
| 5.1.2 日本效仿西方：“日进无穷” |
| 5.2 关于西方社会舆论文化的考察和思考 |
| 5.2.1 西方社会舆论与中国古代社会舆论 |
| 5.2.2 西方社会舆论：“无有敢恣意妄为者” |
| 5.3 对中西统治思想的思考：“德治”、“法治” |
| 5.3.1 西方“法治”与中国传统“德治” |
| 5.3.2 颂扬西方“法治”,批判中国传统“德治” |
| 5.4 晚年社会文化建设实践——禁烟与教育 |
| 5.4.1 禁烟活动：“诚欲治天下，必自禁鸦片烟始” |
| 5.4.2 教育理念：“讲求征实致用之学” |
| 第六章 对郭嵩焘考察西方政治制度的评价 |
| 6.1 郭嵩焘考察西方政治制度的进步性 |
| 6.1.1 对洋务派的超越 |
| 6.1.2 为早期维新派思想奠定基础 |
| 6.2 郭嵩焘考察西方政治制度的落后性 |
| 6.2.1 将西方政治制度等同于儒家三代之治 |
| 6.2.2 对资本主义本质缺乏正确认识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及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郭嵩焘外交思想述论（论文参考文献）
- [1]郭嵩焘现代化思想研究[D]. 吴京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2]郭嵩焘法治人格与事功研究[D]. 罗啸.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3]郭嵩焘的基督教观[D]. 吴桐. 福建师范大学, 2019(12)
- [4]晚清驻法公使群体研究[D]. 俞茵之. 苏州科技大学, 2019(01)
- [5]同光之际郭嵩焘海防观研究（1874-1875）[D]. 陶旭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6]晚清周汉反教案再研究[D]. 江炅坡. 浙江大学, 2019(01)
- [7]中西之间：晚清江南地区中国耶稣会士群体研究（1842—1912）[D]. 李强. 上海大学, 2019(02)
- [8]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9]晚清驻外参赞群体研究[D]. 白哲. 西南大学, 2018(01)
- [10]论郭嵩焘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考察和思考[D]. 方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