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

一、《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论文文献综述）

吴俊^[1]（2021）在《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文中研究说明这部书稿的成因非常偶然。2019年的某天,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来电,命我写一篇《朝花夕拾》的导读文章,只要两万字,是给中学生看的教学辅导通俗读物。我没加考虑就答应了。过后才明白这是一件难事。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写这篇文章。这就拖了很长时间都没办法动笔。没想到,很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而且,疫情到现在还没结束。

魏巍,蒋薇^[2]（2021）在《百年《狂人日记》研究再认识》文中研究指明回溯百年来的《狂人日记》研究史,反封建是研究中的主线思想,忧愤深广的社会价值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脱离文学实际空谈小说对现实的批判性,成为《狂人日记》研究中的共性问题。若要真正理解《狂人日记》,就必须从小说文本出发,概括出它应有的价值,而不是预设结论。从狂人形象的生成、启蒙思想的凸显以及反封建礼教的社会意义三个维度对百年来的《狂人日记》研究资料进行梳理,通过分析比较、思想探究,在呈现《狂人日记》研究角度日趋多样化、研究思想不断转变的具体事实和过程中,对《狂人日记》研究中的狂人形象、启蒙思想、反封建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总结评述,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狂人日记》,打破长期以来研究的静态生长模式,以图打开《狂人日记》研究的新视野。

LEE W00NG^[3]（2020）在《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日据时期韩国文坛和社会对外国文化的吸收主要侧重于通过日本输入西方文学和文物。在如此之情况之下,部分韩国文人将中国文学作为外国文学,即世界文学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了积极的吸收,并试图以此来推动韩国近代文学的发展。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之目的在于,以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借鉴,来建构韩国近代文学,同时建立反帝反封建的近代民主社会。近代转换期的中国现代文学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以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以文学革命、革命文学、抗战文学为中心展开。包含日据时期（1910年-1945年）和解放时期（1945年-1948年）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也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使命,以近代化和解放独立国家为目标指向,经历了胎动期、发展期、深化及停滞期和复兴期的发展过程。本论文分析该时期在韩国发表的196篇批评,进行解释。胎动期为1920年代前半期,在该时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正式开始。梁建植、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在该时期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批评。梁建植在1920年11月号至次年2月号《开辟》上翻译发表了日本研究者青木正儿的<以胡适氏为中心的中国之文学革命>,此文是20世纪上半期韩国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最早一文。之后,梁建植继续发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译文及他所写的批评,十分积极地翻译了戏曲、诗歌、小说等作品。192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留学的李允宰在留学期间发表了有关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政论以及介绍中国罗马字运动的文章,并翻译发表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李东谷强调借鉴中国新文学建构运动中的思想改革与文学改革,以之作为他山之石。梁明参考胡适的新文学建构理论,则主张通过韩文的语文改革开展新文学建构。以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为中心的胎动期批评主要在1920年至1924年之间展开,以翻译日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中国本土文学革命的评论开始。其目的在于打倒封建旧思想和旧制度,从而建设近代社会、建构近代文学。该时期韩国批评家们特别关注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与主张,翻译了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谈新诗>,另外,多数当时的戏剧、诗歌、小说等被翻译。该时期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20余篇,《每日申报》上连载的梁建植译<人形之家>（中文名为《玩偶之家》）以《娜拉（（?））》（永昌书馆,1922）之名出版,李相寿译《人形之家》（汉城图书,1922）也出版。发展期为1920年代后半期至1930年代前半期,该时期留学过中国大学的批评家们非常活泼地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样的批评观点上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该时期主要批评家有柳基石、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金台俊等。柳基石以1925年2月在《基督新报》上发表<墨子与基督>为始,发表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文艺观,并在韩国最早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丁来东和李陆史正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的相当深度的批评,金光洲发表了以中国现代戏剧和电影为中心的批评。如此,20世纪上半期中发展期成为韩国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最活泼的时期,该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数量达到100多余篇,另外,开辟社还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1929）。深化及停滞期为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之间。该时期,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毕业生们开展了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然后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相当萎缩了。金台俊从1930年代前半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观点的批评,接着他裵澔、李明善等京城帝国大学中文系出身的批评家以大学为中心开展了讲台上的中国文学批评。从1930年代至1945年解放以前,他们发表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批评共计30余篇,而从中日战争爆发至解放之间发表的不分观点的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仅有30余篇。复兴期为1945年8月解放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间。解放之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再次迎来复兴时期,在此短暂的5年之间韩国文坛共发表了 42篇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除了在前阶段开始继续活跃的丁来东、金台俊、李明善等之外,尹永春开展了活跃的批评活动。该时期,李明善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集》（宣文社,1946）、《鲁迅杂感文选集》（未出版,1949）,金光洲·李容珪共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1·2辑）（首尔出版社,1946）,尹永春的《现代中国诗选》（青年社,1947）,《现代中国文学史》（鸡林社,1949）等诸多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着作也纷纷出版。对以梁建植为中心的第一代批评家的192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学界从“翻译、翻案与近代文体的实验”,“经过日本的同时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译介”,“殖民地知识分子悲伤的现实和理想主义的世界创造”以及“韩国近代中国翻译文学史的奠基”等方面高度评价了其积极意义。与梁建植同时期,李允宰、李东谷、梁明等批评家为建构近代思想以及近代社会体制,非常关注中国的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新文化运动,并将其介绍到韩国社会及文坛。在他们之后,1930年代以来,曾在中国留学并接受学术训练的丁来东、李陆史、金光洲、金台俊等批评家们正式开始了学术性、系统性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他们的批评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研究者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他们深刻思考祖国的解放和新国家的建设,并以此为视角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之后,在解放时期尹永春也是同样为了新国家的建设从基督教的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批评。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历史使命的近代转换期,推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文学实践的通道:以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社会和建构近代文学为目的的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展开,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通过译介和批评中国新文学运动来追求韩国社会的思想革命和近代文学建构;第二、通过文学批评知识分子对殖民地现实的愤怒和内在抵抗的表达: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之下韩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公开反对或抵抗日帝,但他们通过批评半殖民地情况下的中国现代文学,迂回地表露出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精神;第三、通过小说和戏曲来追求以平民文学为中心的近代指向和近代文学建构:从封建时代传统文学的贵族文学脱皮,关注以俗文学、民间文学为中心的平民文学。虽然日人研究者们关注以小说和戏曲为中心的中国平民文学,但他们注重元曲、明清小说等古典文学。梁建植以来韩国的批评家们继续关注以小说、戏曲和新诗等平民文学为主的中国现代文学;第四、对近代文体的实验及对语文改革的影响:韩国的言文一致运动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开始得更早,但中国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近代韩语语文规范化的确立。1917年发表的李光洙的《无情》已相当达成言文一致,但到1940年代横写、韩文专用等问题还没完成。韩国批评家们借鉴中国罗马字制定运动,想推动韩语语文改革;第五、在文学的想象空间再现的理想乡的精神世界与新国家建设的理想和实践: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们在批评空间展现出他们对祖国解放和独立的理想以及建设新国家的理想。他们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信仰等自己的批评观点,通过中国现代文学译介与批评,展现出建设新国家的理想;第六、对正义和博爱的追求以及爱国精神的表达等:韩国的批评家们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展现出真正的爱国精神。他们基于人的尊严和自由,超越狭隘和歪曲的爱国主义,追求正义和博爱的终极价值。抗日运动期间独立运动家们展现的精神不仅仅局限于反日,反而他们主张了弱小民族的联合来共同推动反战、反帝国主义以及恢复世界正义和维护东亚和平。包含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20世纪上半期韩国文坛及社会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指向解放、独立国家建设和近代民主社会建设的文学实践。其核心的文学精神是‘抵抗与批判’,通过抵抗与批判来追求的终极价值是正义与博爱的恢复。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指向对殖民统治的间接抵抗和近代文学及近代社会建设,也包含着祖国解放以及新国家建设的理想。日据时期和解放时期的韩国批评家们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之意味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艺批评。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是知识分子应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文学实践。该文学实践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不义和压抑人的尊严的‘抵抗与批判’,并且对歪曲的现实之抵抗与批判追求的终极指向是‘正义和博爱的实现’,即人本身的尊严价值。

郝一帆^[4]（2020）在《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曾谦虚地说过自己可勉强称得上创作的作品有5部,即《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前三者均为鲁迅的短篇小说集,由此可以看出小说创作在鲁迅整体书写中的重要地位。鲁迅一生创作的小说数量并不多,但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同他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艺术的贡献密不可分。本文对鲁迅小说所进行的叙事诗学研究实则是对其叙事艺术的独特规律和文学本质的研究,进而考量了鲁迅小说中独特的叙事诗学形成语境、叙事诗学主题、叙事诗学视角、叙事诗学策略以及叙事诗学演变。首先,第一章讨论了鲁迅小说叙事诗学形成语境是多元的。我们在研究鲁迅小说叙事诗学之前,必须先了解其产生的土壤。鲁迅小说叙事诗学的形成受到了中国古代叙事传统与西方小说叙事言说的双重影响。同时,鲁迅小说叙事诗学与其翻译诗学密切相关。鲁迅小说叙事诗学亦受到“为人生”文艺观的影响,由此他走向了现实主义的书写。第二章论述了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主题。在鲁迅小说叙事诗学主题研究方面,前人极少由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本文正是由审美感官等维度切入,较为创新地分析了鲁迅小说中“吃人”“治疗”“复仇”的叙事诗学主题。第三章分析了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视角。鲁迅通过对其小说中叙述者的精心选择,使得他小说具备了种种新奇的叙述视角,如看客视角、狂人视角、儿童视角等,这些视角产生了陌生化的叙事效果。第四章剖析了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策略。叙事诗学十分侧重对叙事话语的研究。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便采取了多样化的叙事策略:鲁迅小说具有文言文与白话文并用、“硬质”特质的叙事语言;亦有重复、反讽等多种创作技巧;此外,鲁迅小说中还蕴含着独特的“剪接”叙事结构与“圆形”叙事结构。最后,第五章从宏观层面来探讨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可以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三部小说集的创作将鲁迅的小说创作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需要关注的是,鲁迅小说中的诗化意味与理性意识呈现出了此消彼长之态,这一现象同鲁迅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创作背景等多方面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总而言之,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中深深蕴含着他对于社会、时代的现实主义视角的哲思,他将从中西、古今习得的叙事手法同自己个人的现实主义情怀、“为人生”的文艺观完美结合。他在小说创作中对于国民性的深刻揭示与深沉的哲学思考,则是鲁迅小说创作的重要意义所在,这对我们当下的创作与生活仍具有启迪与警示的作用。

唐克文^[5]（2020）在《价值的毁灭—鲁迅小说的悲剧性研究》文中提出鲁迅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当时最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是“五四”时代和文学革命时期的先驱者和精神典范,他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对中国现代国民思想的变革和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鲁迅的文学创作主要是为现实服务,针砭时弊,他从未说过自己创作的就是悲剧文学,事实也正是如此,但不能说他的作品中就不含有悲剧因素,同绝望抗争的行为本身就在弘扬一种悲剧精神,无论是鲁迅在小说中塑造的人物,还是鲁迅自己,都具有如此的悲剧精神。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提出“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中国人难以欣赏悲剧的原因在于不愿正视价值的毁灭,但无论人们看或不看,价值的毁灭依然在继续,鲁迅所做的只是将这一毁灭过程更加血淋淋摆在那些装聋作哑的人面前,想以此唤醒他们,这无疑是艰难的,这也是鲁迅作品中悲剧性之所在。本文共六个部分。引言交代以鲁迅小说的悲剧性作为论文选题的缘由,指出鲁迅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并梳理了学术界对鲁迅文学研究的主要情形和相关内容,最后陈述了本篇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论文的主体部分有四章:第一章主要是结合鲁迅的人生境遇和社会环境来探究其不同时期小说创作的悲剧性特色。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主要是积极奋进的“呐喊”时期;五四运动转入低潮和国民革命运动失败时,则主要是“绝望”和“反抗绝望”的“彷徨”期;鲁迅晚期的创作《故事新编》的一系列小说作品是对中国古代传说的改编,诙谐与悲凉共存,庄严与荒诞同在,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体现了一种疏离与反叛的特征。第二章主要是结合鲁迅的小说创作来探讨其对悲剧的界定和理解。稍加梳理西方悲剧理论的历史,引出鲁迅对悲剧的看法,悲剧是为了将被毁灭的有价值的事物展现在观者眼前。鲁迅的悲剧小说所塑造的是具有真实性的人物形象,这和中国之前的团圆艺术完全不同,而描绘的环境也是真实的,可按照不同的人物形象分为多重的生存世界。在小说中,鲁迅描述的是悲剧人物的物质层面的生命和精神层面的尊严等价值的毁灭,面对绝望的世界,鲁迅和他笔下的人物都在奋起反抗。这些论述需要结合对鲁迅的具体小说作品的认识,讨论其中的悲剧人物及其特征,环境描写和情节安排,等等。第三章是探究鲁迅小说的悲剧性思想形成的原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鲁迅成长过程中对其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儒家、佛教、庄周和古代神话传说的影响都造成了鲁迅的悲剧性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浪潮也推动了鲁迅艺术风格的形成。而在南京求学和日本留学时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洗礼,其中摩罗诗人的反抗精神、进化论的理性思想,以及具有非理性色彩的尼采意志论理论和悲剧酒神的思想都对其影响巨大,这些影响了鲁迅日后的小说创作的视角和方向。第四章论述了鲁迅小说悲剧性的审美价值。主要体现在鲁迅悲剧观念和悲剧小说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将峻急的真实社会状况描述了出来,刻画出奴性的国民灵魂,有着展示和重塑真实世界的现实意义,以及剖析自我的精神价值,有着强烈的批判色彩。此外,鲁迅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大地,但他的小说创作却同时具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风格,连接着不同的时代,显得复杂而宏大。最后是结语。综上所述,鲁迅结合他的现实经历,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角度提出了属于自己的悲剧论断,他的小说作品也具有极强的悲剧性色彩,并且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表现,或者说每部小说都是一次伟大的尝试,从不同的侧面将现实的社会悲剧展现了出来,以先驱者的姿态大声呐喊,低头彷徨,极尽戏谑,惊醒了昏睡中的国民们。鲁迅小说的悲剧性体现在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在看似暗色的悲剧性中,却有着一抹亮色,给人以希望。就文艺层面而言,西方悲剧通过几千年的发展拥有了十分完善的悲剧理论体系,但中国却缺少对悲剧的理解与欣赏,近代西方思潮的传入影响了鲁迅等知识分子对悲剧题材的书写,对中国近现代悲剧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他的悲剧文学创作和悲剧理念则对后来的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让人们能够正视价值的毁灭,并且感受到价值毁灭时所迸发的生命之美。

孙佳丽^[6]（2020）在《论鲁迅《呐喊》《彷徨》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缺席》文中认为鲁迅小说的艺术技巧和思想内涵,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持续关注的话题,其中,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复杂性和独特意义受到格外关注。但对第一人称叙述者缺席这一现象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且都是浅尝辄止,既没有全面系统的分析,也没有深入的思考和挖掘。本文以《呐喊》《彷徨》中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为研究对象,以小说中涉及到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缺席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相关的叙事学理论,通过文本细读,首先发现并分析因第一人称叙述者缺席而造成的小说内容和形式上诸多有意味的问题,然后挖掘第一人称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复杂的叙事动机,最后探索鲁迅在采取这些叙述策略时的意图,以此窥见鲁迅蕴含着深刻矛盾的精神世界之一隅。在《呐喊》《彷徨》中,共有9篇小说存在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缺席,本文将分四类进行讨论。在《狂人日记》和《伤逝》中涉及到内外两层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各自的缺席分别造成了将内心世界对象化和掩护内层叙事的效果,曲折的叙述方式反映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精神困境,这与鲁迅不同时期启蒙思想的内在矛盾有关。在《阿Q正传》和《明天》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利用“说书人”式的全知叙事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达到在文本表层缺席的目的,但文本深层蕴含的道德情感立场和不经意现身时表露出对人物的同情与批判,都使其无法真正缺席,这与在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时客观理性和主观感性之间的矛盾有关。在《孔乙己》和《祝福》中,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回忆叙事中缺席,将叙事权力转移到获得独立性和主体性的经验自我和人物手中,以此逃离叙事现场,转嫁对主人公悲剧应负的责任,却受到了隐含作者的审判。这种利用不可靠叙述者来还原小说虚构性的叙述策略,与鲁迅对自己的文学话语有效性的怀疑有关。在《头发的故事》《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第一人称叙述者通过缺席,使人物获得充分自足的主体性,并使其与自己在共情和自省中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对话,分别呈现了两组互相渗透而又彼此对抗的内心世界。无论是人物自身的种种矛盾,还是人物与第一人称叙述者之间微妙的矛盾关系,都是鲁迅将自己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对象化的结果。

解志熙^[7]（2019）在《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文中提出一去年是《狂人日记》发表100年,今年又是五四运动100年。于是"五四"和鲁迅又成了学术热点。"文革"后期我在家乡读中学,记得语文课本里就有《狂人日记》。那时适值"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老师对《狂人日记》的教学,自然与批"孔老二"、反儒家结合起来,强调这篇课文的反孔反儒意义。那时我年纪还小,囫囵吞枣地接受,实在不能理解《狂人日记》的微言大义,尤其是对家族制度的激烈攻击,让我很纳闷——家当真坏到不可饶恕吗?

余敏^[8]（2019）在《鲁迅作品插图研究》文中指出鲁迅,作为现代文学之父,在文坛上的震撼性与影响力自是不言而喻的,而伴随鲁迅作品相生的鲁迅作品插图可谓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品插图,古已有之,而鲁迅作品插图则具有全新的现代性,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截然区别于以往的作品插图,具有独特的价值内涵。鲁迅作品插图为鲁迅作品而生,语图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在鲁迅作品插图中表现为“语象”向“图像”转换,图像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因文生图、以图插文、语图互释等丰富的语图关系。鲁迅作品插图与鲁迅作品的结合形成了图文一体的关系,在解读的过程中,语言的指向性与图像的直观性相结合,语图之间形成了互补。插图本质上属于绘画艺术,具有丰富的艺术性,鲁迅作品插图图像由不同的绘者绘制而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格特征。以木刻、漫画、素描三种鲁迅作品插图绘画类型最为常见,体现出鲁迅作品插图独特的艺术特点。语言与图像作为最重要的两种叙事媒介,而鲁迅作品插图充分发挥了图像形象性的叙事特长。单幅图像的孕育性以及多幅图像的连续性均推动着鲁迅作品的第二次叙述,以图言说更具趣味性与审美性,丰富了鲁迅作品的内在意蕴。鲁迅作品插图作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具有多重的审美、传播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也在不断丰富着鲁迅作品。力求客观、全面地评价鲁迅作品插图,因此就插图图像的局限性也进行了分析探讨。

李慧敏^[9]（2019）在《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文中研究指明鲁迅的一生主要经历过两次沉默时期。一次是1909年编译完《域外小说集》至1918年《狂人日记》问世,另一次是1922年12月写完《<呐喊>自序》至1924年2月《祝福》完成。所谓沉默,即停止表达性的创作。鲁迅的两次沉默在其创作生命中如同黑洞般存在,但鲁迅之为鲁迅,他存在的独特性与他的沉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我们不对鲁迅的沉默作出应有的思考,将难以走进他的文本世界,甚至很难窥见鲁迅深刻思想的一隅,更难以接近他的博大心灵世界。那么,我们将会彻底的失去鲁迅,失去与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先驱者的对话机会,这对中国人而言,是重大的损失。本论文立足鲁迅的两次沉默,梳理鲁迅沉默与开口的关系以及鲁迅的“沉默”对其文本世界的建构。论文分为三个部分,“前沉默:鲁迅沉默的发轫”、“显沉默:鲁迅沉默的昭世”与“后沉默:鲁迅沉默的突围”。其中“显沉默”为主体部分,着力于探究沉默对鲁迅文本的建构,以鲁迅沉默与开口的关系为经线,纵向深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以细读鲁迅的文本创作为纬线,横向进入鲁迅的文本世界,探求其沉默在文本创作上所赋予的特征。论文通过经纬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走近鲁迅的内心世界,挖掘出鲁迅之为鲁迅的本质特征。

郭文斗^[10]（2018）在《南高与鲁迅小说艺术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越南与中国互为邻居,山连山、水连水,两国之间的文化源远流长,越中友谊永世长存。从古至今,两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中国文化自秦朝起便对越南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为数众多的中国文学着作、艺术作品被传播到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各国,并得到了广泛越南研究者及读者的高度重视。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鲁迅、巴金、老舍、矛盾、曹禺、朱自清、赵树理等着名作家及其作品陆续被传播到越南,使越南文坛日益活跃。鲁迅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被介绍到越南的,并对越南文坛产生了很大影响。鲁迅是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南高是越南八月革命前后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文学家。南高与鲁迅处在不同的国家,属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个人经历,但二者同为两国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的文学巨匠,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相同点。鲁迅在作品中呈现的许多现实问题在南高的作品中也有所分析。比如:描写刻画人物时都集中描写那些新旧交替时代命运坎坷的新旧两派知识分子,备受压迫逆来顺受的淳朴农民、腐化变质的奴性农民,封建道德语境下被遗忘忽视剥削的女性等。本文在搜集翻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对南高和鲁迅最有代表性作品中的人物刻画手法、小说叙事视角、小说情节构建、语言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探索分析引起他们共鸣与形成各自特色的深层原因,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两位大文学家,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启迪。本文首先对比了二者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异同。二者都着力刻画两类人物:知识分子及农民。知识分子形象包括旧知识分子形象、新知识分子形象及革命派知识分子形象。农民形象包括被驯化类的农民形象、腐化变质类的农民形象以及具有反抗精神的农民形象等。在叙事视角上,本文对比了南高与鲁迅所运用的叙事外视角、叙事内视角及转换叙事视角艺术等。在情节构建上,本文从南高与鲁迅小说故事情节构架共性及特性两方面进行对比研究:二者的叙事共性包括组装结构、开放结构、心理结构;叙事特性包括颠倒、交叉结构相结合艺术以及对立与对比结构相结合艺术。此外,鲁迅与南高在小说语言及叙事风格技巧上也存有诸多值得对比之处。如小说语言上的多声性、复调性叙事语言,人物语言之人物对话与人物独白,叙事笔调客观冷漠的叙事笔调、讽刺幽默的叙事笔调。造成两者共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历史背景、文化吸取养分、创作原则与创作动机等方面的相似,而造成二者相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国情与文化基础、身份阶层及个人阅历等的差异。

二、《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1）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论文提纲范文）

（2）百年《狂人日记》研究再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价值的毁灭—鲁迅小说的悲剧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论鲁迅《呐喊》《彷徨》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缺席（论文提纲范文）

（7）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8）鲁迅作品插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论文提纲范文）

（10）南高与鲁迅小说艺术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论文参考文献）

• [1]一本“导读”而成的书——鲁迅生平简谱和文字传达[J]. 吴俊. 文艺争鸣, 2021(11)
• [2]百年《狂人日记》研究再认识[J]. 魏巍,蒋薇.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1)
• [3]20世纪上半期韩国的中国现代化文学批评史研究[D]. LEE W00NG. 山东大学, 2020(08)
• [4]鲁迅小说的叙事诗学研究[D]. 郝一帆. 湖北民族大学, 2020(12)
• [5]价值的毁灭—鲁迅小说的悲剧性研究[D]. 唐克文. 安徽大学, 2020(07)
• [6]论鲁迅《呐喊》《彷徨》中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缺席[D]. 孙佳丽.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7]蒙冤的“大哥”及其他——《狂人日记》的偏颇与新文化的问题[J]. 解志熙. 探索与争鸣, 2019(05)
• [8]鲁迅作品插图研究[D]. 余敏. 南昌大学, 2019(02)
• [9]沉默之思—鲁迅的沉默及其文本世界[D]. 李慧敏. 苏州大学, 2019(04)
• [10]南高与鲁迅小说艺术之比较研究[D]. 郭文斗. 湖南大学,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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