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国家利益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陈想丽[1]（2021）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开展国际斗争,化解风险矛盾,在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以丰富的文献和史料为支撑,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基本条件、历史轨迹和内容特征,在总结基本经验的基础上,对其历史影响和当代启示进行了思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开展的国际斗争,既深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斗争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累的斗争经验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斗争智慧的影响,也同冷战对峙下的两极格局与和平发展的时代新趋势并立同行的国际环境以及新中国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密不可分,同时也与毛泽东的斗争精神、民族情怀和世界眼光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三次调整国际战略,从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末,在“一边倒”战略下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以反帝为核心的国际斗争;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立足争取“中间地带”,毛泽东领导开展了以反帝、反修、反殖为重点的国际斗争;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面向“三个世界”,毛泽东主要围绕反霸领导开展了国际斗争。整体来看,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具有反帝反霸斗争的正义性、多个领域协同联动的复杂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整体性等特征。在开展国际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深刻认识到开展国际斗争的必然性、长期性以及斗争形式的多样性,在斗争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始终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独立自主、以斗争求和平的国际斗争原则,并通过宏观把握国际斗争的主要对象、综合运用多种斗争手段、提升国家斗争实力、推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等采取了有针对性的国际斗争策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开展的国际斗争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汲取其中的斗争经验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继续关注国际斗争的新形态新动向、把握国际斗争的本质和规律、增强开展国际斗争的能力和本领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白倩[2]（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研究》文中提出延安时期诸多的负面言论和抹黑话语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核心利益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声音较小,外交力量薄弱。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为解决凸显的民族矛盾,开启了红色外交的大门,积极主动寻求外界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注重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深入挖掘研究马克主义理论经典着作,融合中华优秀传统外交文化的精髓,传播中国共产党声音,坚定抗日决心,为夺取民族独立与解放主动发声阐明立场,全面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理论钻研、实践探索、舆论斗争、组织宣传和引导外交话语等手段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话语指导、以中国实际为话语立足点、以群众路线为工作方法的话语表达和外交话语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既具有复杂的社会历史性,又蕴含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的深刻把握。探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可以为当代外交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更多的历史参考。本文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产生的历史背景,实践与理论探索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并阐述了最终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即形成了毛泽东外交话语思想的基本范畴、基本立场、基本方略和语言风格,并对外交话语的现实启示进行阐述和总结。新时代我们要汲取延安时期的外交经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维护国家主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发展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传播媒介载体,传播中国声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外交话语的全面提升,助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潘何琴[3]（2021）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革命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关键词,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一部分。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处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毅然扛起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大旗,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道路,并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此后,不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亦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使命,保持革命底色,发扬革命精神,带领中国人民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观的逐步形成和深化,并反过来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理论武器。20世纪末期以来,“革命过时论”“告别革命”之声甚嚣尘上,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环境及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光荣使命,继续深挖革命观的时代内涵,发扬伟大革命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必然,也是现实境遇的必然。要在新的时代特征中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弘扬优良革命精神首先必须弄清楚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来龙去脉,需要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何以能形成及如何形成有清晰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认识革命,如何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上形成对革命问题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从而不断推进革命的进程。基于此,文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方法、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为研究对象,梳理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演进轨迹,厘清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归纳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进而探析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并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作出总体评析。在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革命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骨干,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中国传统革命观的流传和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及传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的争论中看到了革命是破解中国社会困境的重要手段,初步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初步探讨了组建无产阶级政党,对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意义、革命的主体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通过对革命任务的确定、革命纲领的制定、革命统一战线的提出和革命工作的转变,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对象、革命任务、革命性质、革命动力和革命策略等形成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深化了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工农联盟、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等问题的认识,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主要包括认清了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基于对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正确判断了中国革命的动力,进而明确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初步把握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基本辨别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深刻理解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个人情感等主观因素,加上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复杂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等客观因素和来自共产国际外在因素的影响,致使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经历了曲折性、反复性和艰难性的过程。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初步思想成果,是在经历种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中集全党智慧的共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学评析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观,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局限,总结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既是对党史观的科学回应,也是对当今现实问题的时代回应。
白东阳[4]（2021）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或“代表团”）的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却在党史上,尤其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同中共中央一样,中共代表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也经历了曲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受共产国际和自身因素的影响,在1931年至1932年末坚持了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制约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调整,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但在这一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变。一方面法西斯势力日益壮大,一方面日本染指华北。鉴于形势的变化,中共代表团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积极调整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发表了《一一七宣言》,向中共中央反映了对中国统一战线政策的新认识,指导了东北地区统一战线工作。在共产国际七大筹备过程中,中共代表团紧随共产国际调整统一战线政策的步伐,起草并发表了《八一宣言》,助推“抗日反蒋”方针的提出,并在国际上积极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代表团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表达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意愿,推动中共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中共代表团在抗日统一战线上的态度转变引起了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注意,推动了中共代表团直接同蒋介石代表邓文仪和前19路军代表陈铭枢的莫斯科谈判。在调整政策的过程中,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由“左”倾逐渐转向右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中共代表团的职责之一就是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重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奉命回国的王明大肆“兜售”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思想,给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国民党频繁制造摩擦,破坏统一战线。鉴于这种情况,任弼时和周恩来先后前往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日形势和统一战线情况,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路线方针的支持。中共代表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争取到了国际力量对中共的支持,宣传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新时期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借鉴。
王欢[5]（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提出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成向东[6]（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高立伟[7]（2021）在《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分析——基于苏联高层决策角度》文中指出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多样、发展阶段复杂,先后经历了转变中立、平衡调整、战争准备、间隙丛生四个阶段,这种阶段性外交决策的变化是苏联高层从其国家和民族利益角度出发做出的选择。这种通过外交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两条路径实施的外交选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是在那个列强环视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关键时期苏联的鼎力相助,不仅避免了国共两党内战,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对于中国取得抗日战争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贾一村[8]（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陈勇[9]（2020）在《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在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抑或是在当今全面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对世界局势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产生一定影响,因而都受到世界各国高度关注。各国了解中国政策方针和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渠道,是翻译成外语的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的准确度、对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对政治的敏感性等因素会影响外国人士对中国领导人着作的理解,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对华态度。中国领导人着作对外翻译已有近百年历史,对这些翻译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评价其得失、效果,有助于改进当今和今后政治文献外译的质量,取得理想的效果。鉴于此,本文以《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部领导人着作及其英译本为研究语料,探索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轨迹,发现这种翻译实践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为译者提供一定的借鉴。鉴于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能深刻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且与翻译规范（研究）在学术理念、研究视野、研究路径等方面高度契合,本研究借用其学术理念和分析框架,提出了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以便有效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深入分析领导人着作英译受社会因素制约的具体机制。本文通过改造图里（Toury）等学者关于翻译规范的分类从而将领导人着作英译的规范分为操作规范和社会规范,并借鉴费尔克劳（Fairclough）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提出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主要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通过对标题、比喻、词语和注释四个方面的英译方法进行充分描写,发现其规律性,以此为基础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第二,从机构、外交、伦理和意识形态四个方面重构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分析社会因素对政治文献翻译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第三,分析上述翻译规范所形成的总体秩序,主要包括:规范的层次结构,即每部译作及其所处时代中并存的主流规范、过时规范和先锋规范;规范的约束力,即当规范发生冲突时哪些规范约束力强哪些弱,以及从总体上来讲原语规范和目的语规范哪个约束力更强;“正确”观念,即当时的“正确”翻译的标准;此外,还分析层次结构、约束力和“正确”观念在三部着作英译中的变迁过程。通过微观的文本分析、宏观的社会背景分析以及中观的影响机制分析,本研究发现:第一,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所有规范中,国家利益伦理的约束力强于其它任何翻译规范。第二,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约束力难以做到百分之百,总有少数例外情况。第三,随着时代发展,原语规范在领导人着作英译中有逐渐减弱之势,但均强于目的语规范。第四,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翻译规范及其层次结构是动态的,“正确”观念也随之变化,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本研究有三个创新点:第一,理论创新:提出了翻译规范秩序这一概念和翻译规范研究的话语分析框架;第二,观点创新:国家利益伦理具有最强约束力;第三,视角创新:挖掘出了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点,提出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视角。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检验并充实翻译规范理论,将其研究范围从文学翻译扩大到政治翻译;应用价值在于,为今后的领导人着作翻译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共中央编译局等中央文献翻译单位提供参考。
李想[10]（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二、苏联国家利益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苏联国家利益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基本条件 |
| 2.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斗争的相关理论 |
| 2.1.2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斗争智慧 |
| 2.1.3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斗争经验总结 |
| 2.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时代背景 |
| 2.2.1 二战后时代主题出现“和平与发展”的新趋势 |
| 2.2.2 世界整体处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 |
| 2.2.3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挑战 |
| 2.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主观条件 |
| 2.3.1 强烈的斗争意识 |
| 2.3.2 深厚的民族情怀 |
| 2.3.3 广阔的世界眼光 |
| 3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历史轨迹和内容特征 |
| 3.1 1949 年至20 世纪50 年代末:实施“一边倒”开展反帝斗争 |
| 3.1.1 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一边倒”的历史必然性 |
| 3.1.2 “一边倒”战略下以反帝为核心开展国际斗争 |
| 3.2 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末:争取“中间地带”开展国际斗争 |
| 3.2.1 国际战略转变为争取“中间地带”的动因 |
| 3.2.2 争取“中间地带”开展反帝、反修、反殖的国际斗争 |
| 3.3 20 世纪60 年代末至70 年代中期:立足“三个世界”开展反霸斗争 |
| 3.3.1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和意义 |
| 3.3.2 面向“三个世界”以反霸为重点开展国际斗争 |
| 3.4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基本特征 |
| 3.4.1 具有反帝、反霸的正义性 |
| 3.4.2 多个领域的协同联动 |
| 3.4.3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 |
| 4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基本经验 |
| 4.1 正确认识国际斗争的形势 |
| 4.1.1 认清开展国际斗争的必然性 |
| 4.1.2 认清开展国际斗争的长期性 |
| 4.1.3 认清国际斗争形式的多样性 |
| 4.2 准确把握国际斗争的方向 |
| 4.2.1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在开展国际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
| 4.3 坚定开展国际斗争的原则 |
| 4.3.1 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斗争原则 |
| 4.3.2 遵循独立自主的斗争原则 |
| 4.3.3 坚持以斗争求和平的斗争原则 |
| 4.4 采取有针对性的国际斗争策略 |
| 4.4.1 宏观把握国际斗争的主要对象 |
| 4.4.2 综合运用军事手段与非军事手段 |
| 4.4.3 全面提升国家的斗争实力 |
| 4.4.4 推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
| 5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历史影响和当代启示 |
| 5.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历史影响 |
| 5.1.1 扞卫了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 5.1.2 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
| 5.1.3 提供了开展国际斗争的理论和经验 |
| 5.2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当代启示 |
| 5.2.1 关注新时代国际斗争的新形态新动向 |
| 5.2.2 深刻把握当代国际斗争的实质和规律 |
| 5.2.3 不断增强开展国际斗争的能力和本领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3.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相关概念厘定 |
| (一)话语 |
| (二)外交话语 |
| (三)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 |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一)中国共产党自身力量发展壮大 |
| 1.中国共产党人员数量增加 |
| 2.中国共产党实力逐渐增强 |
| (二)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 |
| 1.苏共关系变化 |
| 2.中国共产党主动探索 |
| 3.中国共产党重视外交 |
| (三)日本侵华战争 |
| 1.日本对外扩张,刺激党解放民族热情 |
| 2.日本暴露侵略野心 |
| (四)国民党的丑化宣传 |
|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探索 |
| (一)理论探索 |
| 1.外交基本政策的提出 |
| 2.“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宣教方针 |
| 3.争取各方力量,增强战线宽度 |
| (二)实践探索 |
| 1.邀请中外记者访问团来延安 |
| 2.建立外事机构 |
| 3.成立延安交际处 |
| 4.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 |
| 5.与华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交往 |
| 6.参加国际会议 |
|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主要成就——毛泽东外交话语思想 |
| (一)外交话语的基本范畴 |
| 1.抗日 |
| 2.独立 |
| 3.自主 |
| 4.联合 |
| 5.统一 |
| (二)外交话语的基本立场 |
| 1.国家主权至上 |
| 2.人民利益当先 |
| (三)外交话语的基本方略 |
| 1.联合与斗争相结合 |
| 2.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
| 3.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
| (四)外交话语的语言风格 |
| 1.外交话语灵活化 |
| 2.外交语言大众化 |
| 3.外交话语中国化 |
| 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的现实启示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 |
| 1.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 |
| 2.坚定人民为中心的观点 |
| (二)坚持党对外交的绝对领导 |
| 1.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 |
| 2.强化党对外交工作队伍建设 |
| (三)推进开创性特色大国外交 |
| 1.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观 |
| 2.以“中国梦”联结中国与世界 |
| 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话语体系 |
| 1.坚定外交话语体系的战略目标 |
| 2.坚持外交话语体系的根本原则 |
| 3.巩固外交话语体系的逻辑主线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来源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来源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 |
| (一)基本思路 |
| (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主要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形成条件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社会背景 |
| (一)近代中国各阶级救亡图存的运动 |
|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主体条件 |
| (一)中国工人阶级革命主体意识的觉醒 |
| (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崛起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的思想来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 |
| (二)中国传统革命观 |
| (三)近代革命思想的产生与传播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演进轨迹 |
|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革命观萌芽的影响 |
| (一)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之争 |
| (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相结合 |
| (三)无产阶级政党组建的初步探讨 |
| 小结 |
| 二、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形成 |
| (一)党的成立和革命任务的确定 |
| (二)党的二大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
| (三)党的二大和民主联合战线的提出 |
| (四)党的工作重心从工人运动到国民革命的转变 |
| 小结 |
| 三、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观的发展 |
| (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与发展 |
| (二)党的四大和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提出 |
| (三)党的四大和工农联盟思想的确定 |
| (四)深化对暴力革命与武装斗争的认识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基本内容 |
| 一、对中国革命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的认识 |
| (一)中国革命的对象 |
| (二)中国革命的任务 |
| (三)中国革命的性质 |
| (四)中国革命的前途 |
| (五)认清中国革命基本要素的深远影响 |
| 二、对中国革命动力的判断 |
| (一)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
| (二)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
| (三)农民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 |
| (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 |
| (五)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
| (六)认识中国革命各个阶级力量的深远影响 |
| 三、对中国革命斗争策略的明确 |
| (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二)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统一战线是革命的策略 |
| (三)“党内合作”是国共合作采取的策略形式 |
| (四)保持党的独立性是“党内合作”的原则 |
| (五)确立国共合作策略的深远影响 |
| 四、对中国革命关键的把握 |
| (一)革命领导权 |
| (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
| (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民主革命领导权 |
| (四)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及意义 |
| 五、对中国革命主要斗争形式的辨别 |
| (一)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 (二)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形式 |
| (三)工农兵武装是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 |
| (四)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依靠武装斗争的深远影响 |
| 六、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理解 |
| (一)中国革命的时代定位 |
| (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 (三)加强中国无产阶级与世界无产阶级的联系 |
| (四)准确把握革命世界性范畴的深远价值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影响因素 |
| 一、主观因素: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水平与个人情感 |
| (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苏情感 |
| 二、客观因素:中国社会矛盾与国内革命形势 |
| (一)中国社会矛盾的频发与复杂 |
| (二)国内革命形势的变化与发展 |
| 三、外部因素:共产国际的影响 |
| (一)积极作用 |
| (二)消极影响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总体评析 |
| 一、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贡献 |
| (一)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 |
| (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
| (三)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指明方向 |
|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历史局限 |
| (一)对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认识不足 |
| (二)对党建立武装力量的领悟不够 |
| (三)对农民土地问题的理解不深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经验 |
| (一)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是认识中国革命问题的现实依据 |
| (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思想是分析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基础 |
| (三)化解党内意见分歧达成党内共识是统一中国革命思想的重要步骤 |
| 四、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的时代关照 |
| (一)坚守革命理想,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 |
| (二)继承优良革命传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
| (三)运用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
| (四)拓展革命的时代内涵,正确认识和科学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五)总结历史经验,推进新时代的伟大斗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一)文献资料 |
| (二)着作 |
| (三)期刊论文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难点 |
| (二)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共代表团较早酝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内外形势 |
| 一、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际形势 |
| 二、九一八事变前后的国内形势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助力调整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
| 一、中共代表团与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
| 二、中共代表团助推调整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三节 中共代表团参与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
| 一、中共代表团参与东北统一战线工作 |
| 二、中共满洲省委积极贯彻中共代表团指示 |
| 三、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东北统一战线工作 |
| 第二章 中共代表团积极助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 |
| 第一节 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的发表 |
| 一、共产国际七大与共产国际转变统一战线政策 |
| 二、《八一宣言》的提出及其对中共的影响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积极助推中共联蒋抗日策略的形成 |
|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转变对待国民党的态度 |
| 二、中共代表团推动中共联蒋抗日策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在莫斯科接触 |
| 一、中共代表团与邓文仪莫斯科谈判 |
| 二、中共代表团与陈铭枢莫斯科谈判 |
| 第三章 中共代表团尽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
| 第一节 任弼时赴苏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
| 一、共产国际与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
| 二、任弼时赴苏争取共产国际支持中共统一战线政策 |
| 三、任弼时与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 |
| 第二节 周恩来赴苏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
| 一、周恩来赴苏争取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支持 |
| 二、皖南事变与林彪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作 |
| 第四章 中共代表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和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中共代表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 |
| 一、与共产国际联系密切 |
| 二、反馈与指导并存 |
| 三、以国共合作为重点 |
| 第二节 中共代表团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贡献 |
| 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
| 二、争取莫斯科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支持 |
| 三、在海外宣传了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 |
| 第三节 中共代表团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当代启示 |
| 一、必须高度重视统战工作 |
| 二、统战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
| 三、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分析——基于苏联高层决策角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转变中立阶段:苏联对于抗战坚持中立方针(1931～1932年) |
| (一)阶段性背景 |
| (二)苏联高层对华危机的外交选择 |
| (三)共产国际对华危机的政策选择 |
| 二、平衡调整阶段:平衡国共、牵制日本、未雨绸缪(1933～1934年) |
| (一)阶段性背景 |
| (二)稳住日本 |
| (三)平衡中国 |
| (四)共产国际的政策调整 |
| 三、战争准备阶段: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雏形(1934～1937年) |
| (一)苏联高层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及做法 |
| (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选择 |
| (三)共产国际的指挥方针 |
| (四)苏联对中国的援助 |
| 四、间隙丛生阶段: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苏联(1938～1945年) |
| (一)苏联高层调整苏中关系的国际背景 |
| (二)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 |
| (三)战争背景下的苏联选择 |
| (四)牺牲中国利益的苏联外交选择 |
| 五、苏联高层外交决策的思考 |
（8）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9）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和预期突破 |
| 1.6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领导人着作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1 《毛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2 《邓选》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1.3 《习谈》英译和出版过程 |
| 2.2 领导人着作英译研究 |
| 2.2.1 《毛选》英译研究 |
| 2.2.2 《邓选》英译研究 |
| 2.2.3 《习谈》英译研究 |
| 2.3 话语视角下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对比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
| 3.1 批评话语分析 |
| 3.2 翻译规范 |
| 3.2.1 翻译规范研究的源起 |
| 3.2.2 翻译规范的分类和涵盖范围 |
| 3.3 翻译规范研究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契合之处 |
| 3.3.1 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
| 3.3.2 从语言到社会的研究视野 |
| 3.3.3 权力关系 |
| 3.3.4 意识形态 |
| 3.3.5 历史性 |
| 3.3.6 中介性 |
| 3.3.7 阐释性 |
| 3.3.8 小结:“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的理据 |
| 3.4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3.4.1 费尔克劳的批评话语分析框架 |
| 3.4.2 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3.4.3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话语分析框架 |
| 第四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 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1.1 标题语义信息的翻译方法 |
| 4.1.2 标题语法形式的处理策略 |
| 4.1.3 总结:标题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 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2.1 比喻简述 |
| 4.2.2 本研究中比喻的界定标准和翻译方法 |
| 4.2.3 比喻翻译方法统计和分析 |
| 4.2.4 总结:比喻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 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3.1 共同词译法分类 |
| 4.3.2 分析 |
| 4.3.3 总结:词语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 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4.1 《毛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2 《邓选》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3 《习谈》注释英译方法统计与分类 |
| 4.4.4 三部着作注释英译方法对比与分析 |
| 4.4.5 总结:注释英译的操作规范 |
| 4.5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社会规范 |
| 5.1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机构规范 |
| 5.1.1 外文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2 中共中央编译局及其翻译理念的渊源和变迁 |
| 5.1.3 外文局和中共中央编译局机构差异及其对翻译的影响 |
| 5.2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外交规范 |
| 5.2.1 毛泽东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毛选》英译的影响 |
| 5.2.2 邓小平时期外交政策及其对《邓选》英译的影响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政策及其对《习谈》英译的影响 |
| 5.3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伦理规范 |
| 5.3.1 作为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爱国伦理 |
| 5.3.2 领导人着作翻译伦理的分析思路 |
| 5.3.3 三部译作的翻译伦理分析 |
| 5.4 领导人着作英译的意识形态规范 |
| 5.4.1 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2 权力关系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4.3 翻译意识形态及其对领导人着作英译的影响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翻译规范秩序的话语分析 |
| 6.1 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及其变迁 |
| 6.1.1 《毛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2 《邓选》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1.3 《习谈》英译时代翻译规范的层次结构 |
| 6.2 翻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1 三部着作标题英译的“正确”观念及其变迁 |
| 6.2.2 “正确”观念及其变迁的社会动因分析 |
| 6.3 翻译规范的约束力 |
| 6.3.1 翻译规范约束力的非绝对性 |
| 6.3.2 原语规范的减弱之势与相对于目的语规范的强势地位 |
| 6.3.3 具有最强约束力的国家利益伦理 |
| 6.4 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的两个“变”和两个“不变”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总结 |
| 7.2 结论 |
| 7.3 创新 |
| 7.4 启示 |
| 7.5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10）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朝韩抗日叙事国别文学研究情况 |
| 二、中朝韩抗日叙事比较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述 |
| 一、当代抗日叙事的范畴 |
| 二、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观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全民抗战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构建 |
| 一、中国全民抗战群像的构筑 |
| 二、朝鲜领袖抗日形象的塑造 |
| 第二节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成因 |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的续写 |
| 二、从“全民”到“领袖”的抗日叙事转向 |
| 三、后世的书写走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革命成长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抗日革命成长叙事特征 |
| 一、革命成长叙事的模式化 |
| 二、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第二节 革命成长叙事的个例分析 |
| 一、《苦菜花》与《血海》中的母亲革命成长叙事 |
| 二、《小兵张嘎》与《她当时九岁》中的儿童革命成长叙事 |
| 三、母亲革命成长与儿童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韩抗日英雄理念 |
| 一、中国的人民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二、朝鲜的忠诚化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三、韩国的民族主义英雄理念 |
| 第二节 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与朝鲜“忠臣”抗日叙事样态 |
| 一、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义”的书写 |
| 二、朝鲜的抗日“忠臣”叙事:“忠”的泛化 |
| 第三节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个例比较 |
| 一、狼牙山五壮士与游击队五兄弟 |
| 二、英雄李舜臣与忠臣李舜臣 |
| 三、爱恨情仇安重根与抗日英雄安重根 |
| 小结 |
| 第五章 理念指向叙事 |
| 第一节 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含义 |
| 二、理念多重选择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北间岛》、《苦难的年代》与《豆满江》中的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呈现 |
| 二、不同理念指向下的不同矛盾叙事 |
| 三、理念指向下的历史叙事 |
| 四、历史与现实视角交融下的理念指向 |
| 第三节 《驽马万里》与《长征》中的理念叙事 |
| 一、出逃动机中的理念选择 |
| 二、建设新国家的梦想与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日伤痛叙事 |
| 第一节 阶级创伤叙事与反战叙事 |
| 第二节 历史惨案伤痛叙事 |
| 一、象征化的创伤:“南京大屠杀”与“柳宽顺” |
| 二、突出女性立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慰安妇”伤痛叙事 |
| 一、“慰安妇”问题在中韩的提出 |
| 二、中韩“慰安妇”伤痛叙事特点 |
| 三、《三十二》、《二十二》与《鬼乡》中的伤痛与治疗叙事 |
|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一节 国家话语下的主流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党派对立中的抗日斗争历史 |
| 二、国家政治语境的改变 |
| 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复原与韩国义烈团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二节 边缘化历史复原叙事 |
| 一、金学铁笔下的朝鲜义勇军历史 |
| 二、金衍洙书写的“民生团”事件 |
| 三、文人个体视域下历史复原叙事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与《异梦》的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全景展示历史:人物多元、背景宏大与空间多变 |
| 二、民族魂的书写 |
| 三、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B 中朝韩抗日诗歌比较研究 |
四、苏联国家利益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展国际斗争的历史经验研究[D]. 陈想丽.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外交话语研究[D]. 白倩. 延安大学, 2021(11)
- [3]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观研究[D]. 潘何琴.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4]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D]. 白东阳. 兰州大学, 2021(02)
- [5]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6]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7]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模式分析——基于苏联高层决策角度[J]. 高立伟. 学术探索, 2021(01)
- [8]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9]中国领导人着作翻译规范及其嬗变的话语分析[D]. 陈勇.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12)
- [10]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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