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

一、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论文文献综述）

崔桂武^[1]（2021）在《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文中认为中国自1990年起进入社会转型期,与社会转型同步的是文学转型。文学转型的标志有两个,一是从上世纪初即开始形成与延续的中国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文学向当代社会转型文学的转型;一是以乡土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写作向城市文学写作的转型。这两个转型标志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意义充分体现在“70后”作家多年的创作实践中,这使得本选题就有难得的研究价值。“70后”作家在世纪之交的社会转型期登上当代中国文坛,至今已有近三十年时间。三十年来,围绕“70后”作家的“两次崛起”,读者和评论界一直争议不断。争议的重要原因是,“70后”崛起时间正是中国文坛大转型的时间。在众说纷纭的文学批评中,“70后”作家坚守文学理想,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创作实绩。时至今日,“70后”作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站在今天的文学立场来审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将其置于社会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展开研究,对这一作家群体及其创作给予客观恰当的文学史定位,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担当和责任。基于这一学术理念,本论文定位于自1990年到2010年这20年间“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研究。绪论部分梳理整合三十年来“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从“70后”作家的个案研究和整体性研究两个向度展开,概括分析“70后”作家在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创作的个性和共性特征。本部分对研究中涉及到的“70后”作家、社会转型期、城市文学、城市认知、城市体验等概念进行了界定。论文第二章深入研究了社会转型与“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关系,以及“70后”作家及其城市文学创作何以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社会转型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城市化”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消费时代到来等政治、经济因素共同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历史语境;此期学界内部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及文学传播活动的进一步市场化以及大众文化时代读者消费趣味的世俗化等,则构成了“70后”作家城市文学活动的文化语境。综合评论界多年的研究成果,本部分围绕“70后”作家群体的命名与身份建构、其城市文学的出场与特色书写、其进行创作的自身诉求与写作姿态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论文主体部分共三章,包括第三到第五章,分别从“底层书写”“精英书写”和“女性书写”三个维度展开深入研究。论文第三章为“底层书写”。本章分别对“70后”作家城市文学中的下岗工人、城市乡民、城市平民等三类城市群体的生存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对下岗工人在下岗后的风光不再、再度出发,生活困顿、精神迷惘以及失业不失志等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度呈现;写出了城市乡民移居城市后人生漂泊的迷惘与执着、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无奈与尴尬;对于城市普通原住民,“70后”作家写出了他们烦恼生活、诗意光阴的烟火气和世俗性。论文第四章为“精英书写”。本章重点对“70后”作家笔下书写的怀有精英意识的人、正在成长中的未来精英,具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知识精英、白领精英和企业精英,在面对城市消费化、商业化所发生的历史变化,以及走在精英路上的奋进与失落、在城市欲望中的困惑与守正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况进行分析研究。通过其平民化书写姿态,能见出“70后”作家作为同代人的思索与进取、“个人化”书写特点以及在审美超越维度上的缺失等写作状况与特征。论文第五章为“女性书写”。本章重在研究“70后”女性作家“身体诉说”视角下的城市女性的另类生存状况,展现社会经济转型、消费文化兴起的城市带给女性“性”意识的变化,以及由此呈现的两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重点从历史由来、现实原因以及作家自身原因三个角度探究了“70后”女作家的城市书写何以要用“身体诉说”这一重要问题。论文第六章为论文的结论,集中分析概括了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城市文学创作的价值与意义。本章重点阐释了“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的突破与创新,对审美文化的冲击与重构,从而概括出其独有的“代际”作用与意义,即经由“70后”,文学由政治化、精英化向商业化、市场化发展;理性写作与感性写作开始共存相伴;文学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文学叙事从宏大历史叙事走向日常叙事。第七章是本论文的结语。本论文认为,与前代作家相比,“70后”作家创作缺失宏大叙事、人文关怀,与“80后”商业化写作成熟模式相比,“70后”商业化写作又有所欠缺;“70后”作家最初登场是以女作家的“身体写作”为文坛瞩目,文坛对其命名与评价以及社会经济、商业等文学内部与外部因素使这一作家群体成为“被遮蔽的一代”。事实上,全面考察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文学创作,可以见出“70后”作家的历史贡献。他们的城市文学作品,全面真实记录了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生的物质和精神境况,丰富、拓展了城市文学创作的领域和空间,同时,其在城市文学创作多个领域进行着的探索尝试,已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记录和文学留痕,具有很高的文学、史学和社会学价值,文坛应给予肯定与确认。

杜玉洁^[2]（2021）在《“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提出“千禧一代”是指1982年至2000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出生于20世纪时未成年,在跨入21世纪以后达到成年年龄,与文学代际中的“80后”、“90后”几乎重合。“千禧一代”作家群是中国新世纪以来出现的重要创作群体,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千禧一代”以前所未有的表达方式和极具先锋性的文学审美范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恰逢新千年中国社会进入经济发展的高速期,社会文化的巨变、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交融以及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革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了突破与尝试,在短短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中,取得了颇为丰厚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涵盖了青春文学、纯文学、网络文学等多种创作类型,小说创作主题也涉及校园恋情、都市婚恋、城乡对立、家族变迁、言情穿越、科幻未来等。“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写作已经从单一的成长视角转向多元丰富的创作视野,无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新媒介网络写作的创新还是对女性文学的发展,都逐渐趋于成熟。本论文以“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入手,分析该群体的创作特质和创作类型,通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文本细读展开主题研究,挖掘“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和人文关怀,探寻作品中的美学意识和文学性,纵观“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媒介性别视域下的女性主义立场,发现“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展望“千禧一代”女作家未来的创作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文学景观的生成与其所处时代密切关联,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与资本联姻,写作市场的红利催熟了一代青年作家,“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开放的社会语境和多元的文化视域中有了更多自我言说的机会。她们在享受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似的时代症候,和平年代的历史感的缺失和不可言说的生存困境成为这一代人的精神之殇。在21世纪的前二十年中,“千禧一代”女作家走过了被质疑被批判到被认可被接受的发展历程,由青春文学过渡到纯文学、畅销文学和网络文学,“千禧一代”的创作一直努力从边缘走向中心。“千禧一代”女作家最开始受到关注是从“青春文学”开始,在这一时期,“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尚处在萌芽阶段,创作内容主要是青春期个性的表达,青年亚文化、“玉女”写作以及校园写作是这一时期的创作关键词。随着“千禧一代”女作家的成长成熟,她们的创作由个体转向社会,从城乡世界、婚恋生活、家族变迁窥探时代脉搏下的中国社会现状,“千禧一代”女作家的纯文学写作也逐渐得到权威学界的认可。在网络文学和类型写作风靡的21世纪,“千禧一代”女作家在“女性向”网络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网络文学的IP热潮也为网络言情小说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发展方向。“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小说创作体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文学审美范式。其作品中的语言修辞,包括流行语言的运用、网络语言表达策略和语言形式的建构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质。“千禧一代”女作家对跨媒体叙事中的叙事时间、叙事空间、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叙事手法的运用也适应了大众娱乐的审美追求。“千禧一代”女作家所运用的新的文学创作方式和在新媒体时代形成的独特文学经验使文学写作更注重读者与作者的交互性,这种新的文学表现模式催生了新的文学创作方向,在尊重传统文学创作的同时,文学作品也成为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成果。“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中的文化场域建构也反映出时代与历史的镜像,从这一代作家自身的成长来看,“千禧一代”女性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与青年知识分子,并非缺乏历史感,而是在时代喧嚣中成为了旁观者和多余人。她们作品中体现出的文化现象,包括代际冲突、生态环境、家庭伦理、职场生存等成为现代人普遍关注的社会文化问题。作为最年轻的女性创作群体,“千禧一代”女作家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千禧一代”女作家通过身体写作、两性叙事以及女性命运探析,在创作中不自觉表露出的女性立场,现代社会让女性拥有了更多身份,女性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话语中被遮蔽、被命名,她们的生存境遇被青年女作家所关注。“千禧一代”女作家试图通过网络书写打破女性作为客体和他者的窘境,其作品中体现出的女性意识、女性的欲望表达、主体意识、生命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不同的表达。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当下,女性的生存空间已不再单纯来自男性的挤压,而是受到社会发展、技术变革、环境变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在现代人类生存的诸多挑战面前,“千禧一代”女作家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具有超性别的勇气和格局,能够关注到性别之外的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

霍虹^[3]（2021）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是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所定义的现代文学时期,本论文把这一时间段内批评主体对当时女性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的共时性批评作为研究对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中,论文先是全面梳理并整体观照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然后从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入手,进一步探究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主要理念、模式和方法,分析其价值与局限,以期在推进完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本土的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全文共分为六章,具体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首先界定论文的研究对象并介绍研究缘起,然后爬梳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的概况,发现还比较欠缺整体性与主体性研究成果,从而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思路、方法与意义等。第二章,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进行文学史的梳理,勾勒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创作与批评的整体脉络。文学革命到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第一批现代女作家及其文学创作兴起,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随之诞生,并表现出发生期的特征,即批评主要集中于冰心等个别女作家、批评视角较单一、批评主要还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繁荣发展,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也随之发展,表现为批评主体更加职业化、现代批评意识更加成熟、批评的理论性与系统性更强、批评视角更加开阔、形式多样的专业性批评成果大量涌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时期,女作家及批评家被战争分割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三大政治区域内,文学创作和批评都表现出各自区域的特征,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批评与第二个十年相比略显单薄,而沦陷区的批评大多避开了战争和政治现实,更关注作品本身。第三章,考察了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的身份特征。第一个十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形成了核心相对稳定的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批评主体以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女作家作品批评,虽然立场不同、风格各异,但无不洋溢着改造现实的激情,以真诚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身份逐渐发生分化,主要分为革命者批评主体身份、左翼批评主体身份、自由主义批评主体身份,并在批评中表现出各自的身份意识;第三个十年受战争影响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内,国统区批评主体生活颠沛流离、解放区批评主体接受知识分子身份改造、沦陷区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身份被压抑,五四时期所形成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在总体上趋于弱化;而三十年间,始终不变的是性别主体身份,男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具有隐含的性别文化身份的权威地位,而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性别身份的批评主体在面对同为女性的作家及其作品时则或是表现出深刻的共情或是表现出剧烈的排斥,暗含着女性性别身份的焦虑。第四章,进一步研究批评主体在以不同的身份经验对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进行积极主动的批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批评理念。第一个十年,批评主体以较一致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充满挑战的勇气与改造的激情,对追求“人”的全面解放、实现“人”的外在和内在的全面自由本质表现出十分的热情,大量引进国外各种文艺理论,其中的现实主义批评理念和浪漫主义批评理念被有不同身份意识倾向的批评主体所青睐,而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念却处于缺失的地位;第二个十年,随着批评主体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分化,五四时期基本达成共识的新文学观念发生瓦解,革命者和左翼批评主体秉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念,自由主义批评主体是以自由主义文艺批评理念为指导。新文学阵营被持有不同文学理念的知识分子们分裂成若干派系,各派系在对女作家作品争相阐释的过程中得以更深入地探求女作家作品的性别特征,女性作家及女性批评主体成长后也注意到自身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使得女性文学批评理论进入酝酿期;第三个十年,批评主体被分割在不同的政治区域,不同区域内不同身份特征的批评主体形成各自的文学批评理念,国统区主要是“宣传抗战”批评观、解放区主要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影响下的批评理念、沦陷区出现了中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第五章,研究在不同文学理念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所形成的语境论和体验性两大批评模式。语境论批评模式关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与“种族”“环境”“时代”因素之间的密切关系,体验性批评模式关注批评者面对现代女作家作品时内心的体验。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理念中,强调文学对社会历史的反映与推动价值的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强调文学表现内心、追求自由审美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批评理念更多地采用了体验性批评模式;倾向于宏大批评话语的男性批评主体更多地采用了语境论批评模式,倾向于私人化批评话语的女性批评主体则更偏爱于体验性批评模式。在具体批评过程中,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主要运用了“知人论世”、感悟式“诗化”和“比较分析”等批评方法。第六章,论述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与局限。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深刻影响了现代女作家们的创作方向,并在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女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化进程;批评中张扬了具有身份特征的“主体性”,始终保持一种主体“在场”的批评状态,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实践性、体验性等多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特征,这些特征作为批评的“中国经验”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批评中产生了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萌芽,可作为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根基。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一些男性批评主体的男权主义思想以及其在批评中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隔阂,阻碍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及批评理论的生长。

郑紫晖^[4]（2021）在《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露西·伊利格瑞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埃莱娜·西苏并称为欧洲现代女性主义“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伊利格瑞的学说包括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女性主义权力话语理论和性别政治批判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其突出的特质是明确的解构主义立场和对于差异性权利规则的强调,她的理论可以视为是关于差异性的差异化的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一方面放弃经典女性主义理论着眼于权利的现实取向,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女性确认女性性经验、为女性主体性赋权和构建女性主义话语的方式,颠覆男权社会的二元逻辑思维模式、打破男权话语的微观权力牢笼,最终使女性通过建构语言的方式实现自我赋权。伊利格瑞理论的后现代特质体现在她对于差异和平等概念、女性性话语以及对于性别文化等问题的具体阐述上。本文绪论部分明确了选题视角、研究特色与研究意义。论文是在后现代视域下研究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义理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主义研究在伊利格瑞学说创构时期已进入后现代语境;另一方面在于伊利格瑞深受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其理论体现出显着的解构主义哲学理念。为此,本文梳理了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发展的大致脉络和阐释了解构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本文的研究特色是以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话语理论以及微观权力理论三个模块范式为参照,根据伊利格瑞学说的精神实质及其理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总结出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范式,即基于女性心理 分析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谱系建构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范式、基于女性身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微观权力理论范式。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呈现伊利格瑞理论在阐述女性语言和主体性建设方面的洞见性观点,这能够有助于推进中国女性主义文论建设,也可为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为清晰地呈现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建构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想之间的渊源,本文第二章主要梳理了后现代文化思想对于伊利格瑞的影响,以及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学说与伊利格瑞学说的关系。后现代文化思想的代表学说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德里达的语言观与差异观和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伊利格瑞首先改造拉康的镜像理论,并生成针对于经典精神分析学说的女性主义理论的窥镜检视,即她在针对以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和阉割情结等为核心的、由男性主导的对女性塑形的经典话语规定中,还原女性被割裂和噤声的过程,并重新定义女性性经验、主张赋予女性主体性,从而建立男权文化体系之外的、以女性情谊和母女亲情为枢纽的女性谱系。其次,在建立女性语言的课题方面,伊利格瑞接受德里达提出的重视“能指链”打开的生成性的、游戏般的延异的语言观点。伊利格瑞将男权社会对于女性性经验的篡改归因于人类当前语言状况的单一和独断性,她进而在鼓励女性言说的基础上,主张建构与男性主导话语模式所不同的、基于女性认知和身体特性的新的语言。女性可以通过语言实践和对于现有语言的模仿和改造来获取女性话语。第三,受到福柯的微观权力学说的影响,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主义语言观是一种权力论:女性获取关于语言的权力有助于突破男权话语对女性的“监看”和对于女性身体的压抑,女性借由女性语言可回复到身体与生命本身,并进行生活实践。在这一基础上,伊利格瑞最后提出基于女性语言实践和自我创造的女性主体建构理论;此外,后现代女性主义其他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有波伏瓦的女权主义学说、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与西苏的阴性写作理论等。伊利格瑞承认波伏瓦的旗帜地位,并指出其“他者”说对于女性屈辱地位指认的重要性,但她同时更加接受克里斯蒂娃对男性文化体系进行深入研究的符号学方法,伊利格瑞依据此方法,发扬女性文论研究对于前俄狄浦斯时期的重视的传统,建立起关于女性谱系的基本认知;她同时又结合西苏关于女性“乳汁”般的生命能量与女性白色写作的学说,提出肯定女性性经验、构建女性对于自身的言说和体验的女性主义话语方式、为女性主体性赋权等观点。如果说波伏瓦和克里斯蒂娃发现了女性被命名的地位和自身遭受到的压迫,而西苏继而提出女性有一种不得不表达的生命的能量,以及女性语言天生具备表达这种能量的阐释力,那么伊利格瑞的语言观则直指女性实践活动,将女性语言视为女性体验自身的过程和产物,将女性主义语言哲学描述为一种过程论,因而女性的主体性就来自这种创造和自我赋权的自我确认与满足。伊利格瑞以参照、对应而非对抗的方式解读平权理念,她模仿男性话语中的人称代词体系,建立女性对女性人称的认同感以及语言学意义上的具有性别意味的女性主体性,并主张女性模拟并参与语言游戏、创造女性语词,号召女性通过这些活动体验自我与创造生活。本文第三章至第五章内容,即是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三种范式的具体内容进行阐释。第三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伊利格瑞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理论对于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批判:男性将话语规则解读为基于自身的父子/兄弟的男性秩序,将对于人类性经验的规则内化在依据男性自身的父子/兄弟血缘谱系之上的性秩序,这不仅生成了男孩在成长为男人生命轨迹中的、对于父亲与男性谱系的绝对依附,也规定了关于女性性经验的一些列话语内容,这些内容甚至包含关于人类性经验的话语禁忌。伊利格瑞的精神分析理论逐一批判俄狄浦斯情结、羡阳情绪、阉割情结等弗洛伊德专用的术语,指出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母性指派等话语阴谋,最终提出建立女性谱系等主张。第四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理论。伊利格瑞探讨男权话语牢笼长久以来限制女性真实地展现自身的性特质之话语内容,她提出女性必须通过建立围绕女性性特质的语言获取主体性。这种女性主义语言观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展开的解构主义的颠覆性解读,这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在当代发展的一次重要转向,即使得女性文论研究从具体的权利实践层面转向语言实践视野。伊利格瑞采取德里达的延异语言观,主张女性通过采取模仿和游戏的方式,在语言中实现自身语言之直觉的、非目的的、重视身体与性经验因素的特质。第五章阐释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理论。伊利格瑞探讨女性受制于人们基于性别的生理、社会内容建构的社会秩序,主张改变人们自由地谈论和处理性经验问题时所采取的的态度,建立健全使人们的性特质得到保护和呈现的社会文化结构和制度框架。伊利格瑞主张用差异的眼光看待差异,这是后现代主义女性文论与传统女性主义权利视域下的女性主义性别政治观点相区别的核心原则,即伊利格瑞从确认女性性经验的独特性角度,将回避差异的理论起点转向尊重差异,将争取男女同权的理论视野扩充至争取人类生命权益的范畴。从理论角度上讲,伊利格瑞指认女性语言可以突破男性二元逻辑模式,而这一主张具备政治意味,即她主张建立语言学意义上的女性性别概念,并主张女性获取一种对标自身性别进行命名的话语权。而从健全权利机制角度上看,伊利格瑞将性别政治批判细化到异性婚恋、生命健康、职业规则以及女性公民权益等层面上,并以此提出一系列具体的确保女性权益的主张。本文第六章是对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进行评价,也包括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思考。伊利格瑞的理论是对西方传统性别文化秩序的颠覆性阅读,她批驳西方男权社会赋予女性的“女性气质”概念隐藏了以男性为主导的话语规则的工艺和阴谋,此概念被隐喻为一种阳具力量的垄断和扩张。由此,她强调建构性别差异理论,批判平等主义和单极世界,倡导女性性别认同和女性写作;她采用后现代哲学的解构主义立场和福柯式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方式,提出建立尊重女性生命本质的、具有女性亚文化特征的女性谱系;她还针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歧视与困境提出解决方式,这些内容都使她的理论带有鲜明的性别政治批判色彩,可以说,伊利格瑞推动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总体进程。像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总要引起争议一样,伊利格瑞的理论也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是聚焦于伊利格瑞的理论所呈现出的“生物学本质主义”和“非历史主义”的特征。对于前种评价,本文认为具有一定的道理:伊利格理论建构在女性特殊的身体体验、尤其是女性对性经验体验基础上,这的确呈现出生物学本质主义的特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伊利格瑞强调女性性经验的差异性做法,是在于从根本上解构男权话语规定,这也可视为伊利格瑞为寻求女性主义话语根据所做出的努力;而对于后种评价,本文认为,学者们给予伊利格瑞的评价,在总体上应是肯定大于指责。她虽然不是以经典的线性历史学研究方法建构理论,但她用考古学和谱系学方法回溯至人类文明的前俄狄浦斯文明阶段,并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推导出的女性谱系,可被视为一种历史发生学的研究,因此,学界将她的理论定义为“非历史主义”是偏颇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男权话语体系为参照提出的女性谱系等学说,在解构男性话语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理论成果落入女性中心主义的窠臼。伊利格瑞以差异解构男权话语的二元对立逻辑的理论模式,实际上使她的话语理论也落入二元对立形而上学的圈套,这也难免使她的理论呈现出一种微观权力的特点。本文结语部分主要在于从更广阔的视域,认知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价值与局限。伊利格瑞提出的女性主义话语能够有效地丰富人类语言的表达空间,这主要在于她提出女性要用不断地参与语言游戏和自身的生活实践,并获取主体地位,而无数个女性的具体语言与生活实践打造成女性话语意义的能指链,女性语言因其而不断延异而生成新的样式和意义,这种属于女性的能指世界的总和使得女性在者与其存在相联系,女性由此实现自身赋权。女性语言的打造可以打破男性话语的一统天下之局面,人类语言将因之而丰富多彩。然而,伊利格瑞的学说仍然呈现出一种乌托邦性质,即女性书写女性谱系、树立女神权威的主张无法真正推倒男性诸世纪以来建成的文明大厦,女性语言也将会因过分地强调小范围的意义生成与女性范围间的彼此认同,而导致语言的歧义与“贫困”,这因而导致人们怀疑伊利格瑞的理论带有蔑视社会规则、视人类既有价值体系为虚无的主观主义色彩。但从总体上看,伊利格瑞的理论仍具有帮助女性在文学与语言角度实现自身言说的可能,她的理论能否成为一种学术主流还有待于历史证明。

张耀丹^[5]（2021）在《新时期以来彝族女性文学研究 ——以汉语小说创作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当代彝族女性文学自新时期起开始群体性发展,至今已有较为优秀的创作实绩,但学界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仅有少数作者被相关研究提及。因此,本文拟以彝族女性文学中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呈现当代彝族女性参与写作至今的整体文学面貌和发展脉络,以及各阶段代表作家的文学创作风格及意义,分析彝族女性作家如何在创作中表达民族和女性的双重议题。论文的主体部分共有五章,呈现出由总至分的论文结构。第一章作为总体性的描述,主要介绍了彝族女性写作发生的背景和动因,以及不同时期作家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传统彝族社会的女性观使得彝族女性在经历社会变革、进入社会角色之后,自然而然地开始进行女性意识的表达,彝族女性写作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端的。在发端之初,五零后与六零后作家便开创了“精英文学”和“地方文学”两条脉络,以其丰富的创作实绩和较长的创作生命成为这一群体的中流砥柱;七零后作家继承了“地方文学”一脉,呈现出私人口述史和地方家族史叙事的景观;八零后作家则因全球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异军突起地产生了更为现代性的写作模式,成为短短四十年间彝族女性文学发展的一次转向。第二章到第四章运用文本细读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对彝族女性写作的女性意识表达、民族性表达和跨文化书写进行具体分析,展现彝族女性作家在多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的背景下,如何以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创作背景,完成其个人经验与女性经验对于彝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第五章则对其整体发展进行评述和展望。本文一方面要对彝族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历时性的梳理,一方面要具体到其具有共性的多方面的研究,以期对其群体性的把握做到完整又不失细节。彝族女性文学作为少数民族文学中被忽视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补足,即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孙晓晴^[6]（2021）在《当代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以女书译介为例》文中指出在漫漫中国文学长河中,女性文学的地位不容忽视。从古至今,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层出不穷,她们性格不同、身份各异,创作的文学题材也多种多样。湖南江永的农村妇女不仅拥有口传文学传统甚至还创造了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属表音文字——女书。然而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领域里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精致的贵族女性及其诗歌作品,给予民间女性口传文学关注较少。哈佛大学伊维德教授（Wilt Lukas Idema,1944—）是从欧洲汉学和北美汉学两种学术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既有纯熟的语言基础,又有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伊维德在撰写中国女性文学史时收纳了无数不同身份的女性作家,给予她们作品上的尊重。江永女书研究自国内出现时,他便产生兴趣,试图通过女书英译让西方读者了解这种女性说唱文学。因此他不仅在女性文学史巨着《彤管:中华帝国的女作家》中译介女书自传作品,还出版专门译介女书叙事歌谣的《江永的女英雄:女书中的中国叙事歌谣》。但国内外学界对伊维德教授中国女性文学方面译着的研究较少,而且对女书转译汉文叙事歌谣的部分也没有专门的译介。因此本文主要将处在这两个薄弱之处交汇点的伊维德的女书研究着作《江永的女英雄:女书中的中国叙事歌谣》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发掘其译介特色与价值,进而健全完善女性文学相关的研究框架。本文通过梳理伊维德成长与学习工作经历以及中国文学译着成果,总结伊维德构筑的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体系,探究其女书译介历程;并追溯中西中国女性文学与女书相关研究,举出伊维德译介的创新之处与特点;再将女书歌谣划分为“女性生命体验”、“女性德行典范”、“女性才学与爱情追求”三个主题进行分别论述,并对比分析伊维德在译介中的性别研究视角与方法;伊维德在译介中通过构建江永女性的民俗文化语境向西方读者传达了女书叙事歌谣的异国文化特色,也在性别研究视角下客观总结了其中的女性叙事所透露出的江永女性既突破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生存状态,最后伊维德试图通过“女性史诗”的文学价值评价将处于边缘的江永女性说唱文学提升到被西方读者所认可的主流文学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祝圣”了女书叙事歌谣。伊维德的译介对女书在世界文学中地位的提升有重要作用,在他之后女书不仅在西方主流学者编着的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女书转译的叙事歌谣也得到了女书研究领域资深学者的特别关注与研究。伊维德对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现了更多被埋藏在“主流”文学史后的“另一部”女性文学史,为深入了解和探究中国的传统文学提供了更加独特的角度和全面的视野,有力推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王秀花^[7]（2020）在《格里塔·加德研究 ——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学者格里塔·加德（Greta Gaard）是当代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批评的杰出代表,其全球性跨文化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第三世界妇女解放及物种公正、生态女性主义创作与批评等建树,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的发展。学者、环境活动家、同性恋者、素食者及达摩教义修行者等多重身份,铸就了她生态女性主义的显着特点,其跨界拓展的广泛性、公正性及包容性,为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文学创作与批评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在大量阅读第一手英文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资料分析法、文本细读法、外部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及跨文化比较等方法,系统地对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进行较为详实的评述、反思及比较,以期为应对当前的环境危机和文化生态危机提供新的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对我国的女性文学创作、批评及文学理论建构有所助益。本论文共分五章和结语:第一章讨论二十世纪中后期欧美后现代主义语境中的生态女性主义,从生成论的角度讨论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分支的发展脉络,追溯谱系,重点陈述后现代主义各流派中生态女性主义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其男女两性平等、保护人类生态环境的价值诉求,是后现代主义主潮虚无倾向的积极反拨;第二章讨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和格里塔·加德的历史登场,重点审视加德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对其涉及到文学、心理学、环境伦理学和社会学等诸多特点进行讨论,发掘加德的生态书写所呈示的思想渊源及文化意义;第三章讨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重点考察加德对生态女性主义伦理观、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的突出贡献,其对传统伦理观注入“关怀”和“语境”的新鲜血液,将“环境正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及性别平等的价值诉求相统一,立足全球性跨文化视界建设生态女性主义新观念;第四章讨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创作。“非虚构性写作”是一种抒情叙事,带有浓烈的文学性,“杂糅”手法可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加德的诗歌创作也体现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值得重视。加德的文学创作与其生态女性主义思想遥相呼应,是其有机组成部分;第五章结合加德男女两性平等、保护生态及尊重少数族裔文化的价值观,讨论其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解,关于小说、儿童环境文学,诗歌及神话传说的评论,以及她对生态女性主义者不重视文学作品的批评,凸显她结合底层文化（草根文化）、儿童环境文学、后殖民女性主义话语等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观所呈示的文学批评特色,强调其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独特贡献。结语部分结合中国大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总结加德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和批评的成就,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强调其交叠性、持续性、包容性及实践性的特色,凸显其现实意义。综上所述,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在性别学、生态学、文学、伦理学、宗教及人与动物的关系等多个领域的交融互补,为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文学创作及批评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多样性、跨界性及可能性,为强调生态保护、男女平等及尊重多元文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界,为正在发展中的我国女性文学及批评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参照,为我们思考文学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独特路径,顺应了当代世界文学理论强调实用性及各种学说互存互补的发展趋势,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张政君^[8]（2020）在《镜像阶段理论与中国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 ——以林白陈染小说为例》文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文学诞生于20世纪。在经过“五四”时期、新时期女性文学创作的实践,女性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了第三次发展的高峰期,进入了一个自觉与自省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个人意识与性别意识的觉醒以及“私人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镜像书写,尤以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与陈染《私人生活》最为突出。需要指出,本文所指的镜像书写中的镜像是指承载主人公心理投射与期待的,作为意象出现在小说中的镜像,有主人公对镜自照的场景。本篇论文聚焦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小说,通过梳理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及其在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的运用,尝试以镜像阶段理论剖析林白《一个人的战争》与陈染《私人生活》,并将中西方小说中的镜像书写进行对比,阐明镜像书写在不同国别文学中表现出来的共性与个性。通过分析中国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的谋和与分歧,在比较中揭示中国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的突破及产生突破的原因。进一步探寻90年代中国女性镜像书写的得与失,以及镜像书写带给中国女性写作的新契机。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四个方面（除绪论）。第一,概述镜像阶段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梳理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与林白陈染镜像书写的概况。第二,运用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研究分析中国20世纪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的代表作品（《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的镜像女主人公。在比较分析中西方小说中的“镜像书写”后,阐释中国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与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的谋和与分歧。第三,分析《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中镜像空间的表现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以及镜像空间的发展。第四,阐明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镜像书写出现的原因及其得与失。

连艳果^[9]（2020）在《魏爱莲论女性与明清小说关系》文中指出作为北美知名汉学家,魏爱莲（Ellen B.Widmer）集中探索中国古典小说与女性书写史,尤其是于明清时期女性与小说之关系着力颇多,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界均有较大影响。魏爱莲指出,明清时期女性作家的出现,其外在因由是商业出版的兴起与繁荣,而从主体角度看则是女性自我实现诉求的高涨与审美追求的提高。传记写作及其自我指涉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参与小说创作活动。此外,男性支持女性教育与小说出版所形成的“涓滴效应”,男性对女性经验、形象的挪用（“腹语术”）与女性文人对男性文人创作风格的借鉴（“女扮男装”）,“想象性的社群”所建构的文学网络,均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女性深度参与小说写作。魏爱莲强调,明清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既有男性作家笔下“成功女性”,这是男性权力话语的折射,亦有女性自我书写的“政治女性”,则系女性希冀实现自我价值的表征。这些女性形象既成为传统文人道德伦理审判的对象,更是女性读者眼中的“第二自我”,可被视为女性诉求的显现。魏爱莲对明清时期女性的小说接受也不乏关注。她认为,女性的小说阅读之所以成为可能,与女性作为隐含读者的身份、闺秀读者阅读能力的提升以及小说文本（如《红楼梦》）的推动均有关联。同时,女性与小说批评活动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们成为小说批评的主体,即评点人,而且这一时期小说批评中的女性视角也渐次展开。此外,商业出版的兴起也使女性的读者角色愈发受到重视,而印刷媒介的繁荣更是进一步推动了女性阅读走向普及与深入。魏爱莲关于女性与明清小说之关系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其显着特色。她极为注重返回历史语境,集中体现在结合历时梳理与共时分析、广泛运用“历史的小说化”、合理运用历史想象;作为异域之眼,她还使用比较研究法,既注重开展不同类别中国古典小说之间的比对,又适时进行中西跨文明比较;“互文性分析”在其研究中相当常见,她既讨论小说与诗歌之间的互文关系,还探索同一小说内部及不同小说之间人物、意象的互文性。总而言之,魏爱莲开展的女性与明清小说关系研究,有其显着的理论价值与创新性,但又偶有文本选择欠妥与理解偏差。

杨旗^[10]（2020）在《1990年代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身体写作》文中认为“身体写作”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学现象,它是世纪之交特定的文化产物,是在整个社会进入转折时期各种潮流冲击形成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到新世纪,学术界对于它的评价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多持批判的态度,其存在的文学价值也慢慢被忽略。“女性主义”在文学史的发展中一直备受关注,其理论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把“身体写作”置于“女性主义”这一大框架之下,结合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具体的文本进行分析,既摆正了研究方向,也能从理论的高度去挖掘作品中深层次意蕴。笔者认为重新梳理分析90年代“身体写作”这一文学现象,能为身体书写乃至女性主义书写提供坚实的理论参考与现实依据。本论文将从以下几个部分进行分析论证。导论部分从前人“身体写作”的研究出发,阐述其研究内容并进行系统分析,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选题意义,从目前已有的身体写作的研究中确立本论文的研究价值。第一章把身体与女性主义联系起来思考,简单梳理女性主义、身体意识在中国的发展,分析“身体写作”产生之前的文化语境,得出“身体写作”的缘由与反响,为之后的文本分析树立理论基础。第二章从90年代“身体写作”的具体作品出发,重点阐述作品中的同性恋者、自由者、自恋者等女性形象和身体与性爱关系,以得出其所带有的颠覆性,明确文本所存在的文化、文学价值。第三章选取文学审美性这一角度,再度深入作品,主要从叙事形式的先锋性、写作话语的独特性、写作空间的拓展性三方面进行分析,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各类理论,力图客观清晰地展示出女性身体书写的独特魅力。第四章则是从辩证的角度分析“身体写作”的局限性并进行反思。

二、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论文提纲范文）

（1）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以来彝族女性文学研究 ——以汉语小说创作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当代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以女书译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格里塔·加德研究 ——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论文提纲范文）

（8）镜像阶段理论与中国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 ——以林白陈染小说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魏爱莲论女性与明清小说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0）1990年代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身体写作（论文提纲范文）

四、女性文学的语境与写作身份（论文参考文献）

• [1]社会转型期“70后”作家的城市书写[D]. 崔桂武. 辽宁大学, 2021(02)
• [2]“千禧一代”女作家小说创作研究[D]. 杜玉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3]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批评研究[D]. 霍虹. 辽宁大学, 2021(02)
• [4]伊利格瑞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研究[D]. 郑紫晖. 辽宁大学, 2021(02)
• [5]新时期以来彝族女性文学研究 ——以汉语小说创作为中心[D]. 张耀丹.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6]当代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 ——以女书译介为例[D]. 孙晓晴.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7]格里塔·加德研究 ——论加德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创作与批评[D]. 王秀花. 贵州师范大学, 2020(12)
• [8]镜像阶段理论与中国90年代女性镜像书写 ——以林白陈染小说为例[D]. 张政君.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9]魏爱莲论女性与明清小说关系[D]. 连艳果. 湘潭大学, 2020(02)
• [10]1990年代女性主义视域下的身体写作[D]. 杨旗.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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