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对匈奴政策探析

一、东汉对匈奴政策评析（论文文献综述）

董莉莉^[1]（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何薇^[2]（2020）在《东汉故官吏再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故官吏再仕作为中国官僚政治中一种常见现象,值得深入分析、讨论。东汉王朝因其制度建设上的非完善性,故官吏再仕尚未形成定制,故而前人对此时期的故官吏再仕现象少有深入、系统的研究。综东汉一朝,故官吏再仕具有社会以及历史基础。较之前朝,东汉故官吏再仕实例数量更加突出。《后汉书》中明确记载的有再仕经历的故官吏人数达到了所载官吏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再仕的故官吏人数就更多了。东汉故官吏们在去职后的身份上有所区别。因其去职原因的不同,他们去职后在身份性质判定上主要分为免官与废官两大类。秦汉时期法律规定免官再仕无限制,废官则终身废弃。而在东汉政治实际中,废官被终身废弃这一规定的落实有所偏差,废官也有再仕的机会。故官吏们在去职后的名籍也会发生转变,一些故官吏会失去官籍上的名号,更有甚者会沦入刑徒籍。故官吏在政治身份上也有所区分,主要分为侯、平民、刑徒三大类。虽然不同政治身份的故官吏再仕机率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有再仕的机会。东汉朝廷看重故官吏群体,将他们视为一种特殊的人才资源储备。为了吸引故官吏继续为政权服务,对他们有一定优待,部分保留了其宦海生涯中积累的官资与禄秩,使之再仕时地位有异于平民——大部分故官吏再仕时虽不能官复原职,却也基本秉承着前任高职者再仕后被委任的职位也较高的原则,他们再仕后也多能快速升迁。东汉故官吏有多种再仕途径,但仍处于东汉几大选官途径之下,其中最突出的途径为征辟,特别是皇帝的征召。《后汉书》中皇帝征召复起故官吏的史料实例十分繁复。需要注意的是,东汉的故官吏再仕时拥有较高的自主权,能根据自身意愿选择性缔结君臣关系。东汉故官吏再仕的缘由不仅是基于朝廷看重故官吏的才与德,也是朝廷对东汉中后期特殊政治问题的应激反应。东汉中后期,外戚专政使得皇权旁落,皇帝掌政后会复起忠于皇室的故官吏以巩固皇权,并提升忠伦理在东汉朝堂中的激励作用。而外戚、士大夫官吏与宦官的斗争则成为故官吏再仕的温床。一方面,繁复的政治斗争增加了故官吏的基数。另一方面,不同政治势力为了提升群体实力,也会帮助本势力中的故官吏再回仕途。从总体上看,故官吏再仕对东汉的政治环境、官僚队伍建设以及王朝政权的巩固发展均有所影响。其利大于弊,是值得肯定的。

李文文^[3]（2015）在《秦汉时期少数民族赋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秦统一中国后,通过北击匈奴,南平岭南开启了对南、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进程,边疆各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它不仅在文化风俗方面不断丰富和影响着中原文化,更在物质上与中原王朝互通有无。而秦汉王朝对其因地制宜的经营理念也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呈现出了经济生活日渐繁荣的景象。大一统的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秦王朝的短暂开发之后,汉朝继续对南北方边疆进行拓展与开发。当秦、汉政府在边疆地区的统治得以逐步确立之后,赋税便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赋税所起的作用不仅仅是增加财政收入,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统治秩序的标志之一。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与不稳定性,中央政府无法采取与内地郡县相同的措施对其进行统治。本文所要探讨的也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赋税政策。诸如汉朝政府根据各个少数民族的不同情况所采取了“初郡毋赋税”和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賨布”、“賨钱”缴纳等等,这种政策具体的内容有哪些,它的贯彻力度如何,收到了怎样的效果,最后是否持续地执行等问题均是本文所关注的内容。本文分三章对秦汉时期边疆民族赋税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章为秦汉时期西北与西南地区的开发,本章以开发为主题,分南北两大区域进行讨论,意在以开发作为背景为探讨秦汉时期的边地赋税奠定基础。第二章为秦汉时期的边地民族赋税问题探讨,在本章中主要探讨了西北羌族、归附匈奴、西南以及岭南少数民族的赋税问题。第三章则从民族赋税征收看秦汉边疆民族政策,在这一章中通过对前两章所讨论问题做进一步的总结与延伸,意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少数民族赋税政策,通过赋税征收的变化看秦汉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从总体上来说,汉朝时期针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特殊政策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为后世王朝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借鉴。

周刘备^[4]（2014）在《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文中认为汉唐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朝代,汉朝和唐朝也是中国的代名词。汉唐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正是由于汉唐之间具有很大的可比性,所以唐代诗人往往会借用汉朝人事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唐朝是中国历史的高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高峰,唐诗尤为着名,在唐诗中存在着大量的“以汉喻唐”的诗歌。汉朝存在四百余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诗人自建国之初就关注汉朝,因而在诗歌中用汉代元素来表达自己心迹也就不难理解了。《全唐诗》中有大量涉及到汉朝的诗歌,五万首唐诗中涉及汉代问题的诗歌多达三千首左右。看似数量不多实则在《全唐诗》中占据重要地位。唐代诗人关注汉代元素范围很广,从汉代妇女到汉代术士,从汉代英雄到边疆战争,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关注最多的莫过于汉代边疆问题。关注汉代问题的诗人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群体广泛。从皇帝到一般大臣,从达官贵人到普通士人,从平民百姓到僧侣道士,甚至歌姬都关注汉代问题。怀古诗、咏怀诗、咏物诗和咏史诗都是汉代问题在《全唐诗》中的载体,唐代诗人通过这些诗歌来表达自己心迹。咏史诗、咏怀诗等虽然不是历史,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诗歌是唐代诗人的历史观,也是唐代诗人加工过的历史。我们从唐诗中可以看出唐代诗人是怎么看待汉代历史的,我们可以从这些诗歌中得出一些历史评价。汉代边疆问题是唐代诗人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汉朝统治了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漫长的国境线。两汉时期主要边疆集问题中在北部边境,最主要的边疆问题是和匈奴的问题,南部边疆问题在武帝时期已经基本解决,除了匈奴之外,还有西域、乌桓、鲜卑、西羌等问题。唐诗中涉及汉代边疆问题很多,其中涉及较多的有长城、阴山、居延一线及河西四郡等边疆重地,汉代的主要边疆官制,汉武帝、三李、苏武和卫霍等主要边疆作战将领,汉代和亲问题以及和亲妇女等。汉唐之间相差四百多年,而且汉朝之前中国历史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年。唐代诗人关注其他两千多年的历史远远低于汉代四百年历史。唐朝之前,除了汉朝以外,没有一个王朝值得唐代诗人去效仿,汉唐在很多方面都比较相似,汉唐之间具有相似的国运,所以唐代诗人愿意拿自己的朝代和汉代相比。此外,唐朝皇帝尤其是唐太宗起到很大的作用。魏晋时期,已经出现了关注汉代边疆问题的现象,只是远不及唐代。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不断积累,到了唐代出现汉代热现象。唐代诗人可以看的史书不多,前四史、《东观汉纪》和两汉纪是唐代诗人的主要史书,而且前四史中的《史记》和《汉书》也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所以唐代诗人非常熟悉汉代问题,在诗歌中关注汉代问题也就不奇怪了。唐代三百年间出现无数诗人,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能从汉代找到自己的原型,唐代诗人对汉人的认同,也成为唐代诗人关注汉代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自古注重借鉴前人的经验,观古知今,以史为鉴。唐代诗人希望用汉代来警示唐代统治者,对统治者有所规劝。

邵晓彧^[5]（2014）在《绳其祖武汉家臣 ——东汉耿况家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汉一朝居于历史之要津,豪族和外戚贯穿东汉历史发展始终,右扶风耿氏作为东汉六大家族之一,对当朝政局也产生颇多影响,故寻其发展轨迹,以窥东汉豪族之状况及当朝政治之特点。笔者试图以身份性特征来稽考右扶风耿氏的豪族发展历程。耿氏在东汉统一战争中开始壮大,后以对匈奴战争为契机,开辟了一条以任边防官来保持家族兴盛的新路径。耿氏第四代意欲在中央构筑起自己势力范围而做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然未伤其根本。耿氏终亡于耿纪的反曹。故耿氏活跃于光武帝至顺帝时期,消匿于冲质时期,若隐若现于桓灵时期,终于献帝时一现而消亡,其发展始终与东汉政局息息相关。其次探析耿氏家族的特征及成因。其家族成员在任职性质上表现为尚武的显着特点,且以任边防官构筑起东汉边防体系。从发展轨迹,其家表现为地域转移、势力转移及豪族身份的转换三条线索。此外,与其他五大家族相比,耿氏的发展呈现相对平稳的状态,笔者将其归因“拟制外戚”的尴尬身份。同时,欲置耿氏于社会关系网中,围绕“王权支配社会”、民族政策、家族利益而展开。耿氏以军事话语权架构起同皇权互动的机会,并体现出极强的依附性。耿氏与作为传统社会统治主体的儒生士大夫的关系、与阀阅在某些层面的交流对抗,这些都是影响家族盛衰的主因。笔者也试图从耿氏与少数民族接触轨迹中略窥东汉的民族政策。最后,从军事谋略学、政治地缘学的角度探讨耿弇在东汉统一战争中的功绩和耿国父子在消弭边患方面的策略及其历史价值；简论耿夔等以战争和行政管理等方式于民族同化中的作用。耿氏的忠汉气节及所现的民族精神也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以个案浅探析东汉豪族的精神世界。总之,东汉右扶风耿氏的发展与东汉政局息息相关,体现了皇权支配社会的特点。耿氏家族对皇权极强的依附性,由此而衍生的忠君观是其家兴盛,也是其衰亡的主因。同时,由守汉节、舍生取义及尚武精神而构成的家族精神,于今世仍有现实意义。

刘洋^[6]（2013）在《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 ——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篇关于东汉时期中央治理东北地区政策的研究。可以通过对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的研究总观东汉时期的周边形势,对汉匈战争、汉鲜战争、汉羌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于我们掌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探求中央治理地方的合理措施均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本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概述东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历史传统,明确两汉时期东北地区的地域范围,介绍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东北地区与中原的相互交往和行政沿革。指出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都在东北地区设置过行政管理机构,并通过对东北各族的册封、羁縻统治,将广大东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范围之内。第二章为本文重点,文章论述了东汉王朝东北治理政策的演变。在东汉前期、中期、后期,东汉王朝分别依据东北地区的形势实施了不同的治理政策。在东汉前期,由于国家历经长期的战乱以及灾害饥荒,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十分凋敝,加之匈奴、鲜卑、乌桓、高句丽等族频繁劫掠东汉边郡,所以东汉王朝对东北地区采取了较为保守的治理政策。为了加强对新兴鲜卑、乌桓部落的管理与防范,东汉王朝不但任命能臣猛将镇守东北各地,而且还复置护乌桓校尉。东汉王朝对鲜卑、乌桓所采取的安抚、笼络政策使鲜卑各部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这对于鲜卑摆脱蒙昧落后状态,由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起到了极大作用。东汉前期,东汉王朝对东北民族鲜卑、乌桓所采取的安抚、笼络政策是由汉光武帝依据当时东北形势而制定的,其政策依然为明帝、章帝、和帝三世所用,所以东汉初年实施的东北治理政策是务实的、有效的。东汉中期,东汉王朝北伐匈奴取得大胜,但却导致鲜卑崛起。逐渐壮大的鲜卑各部落频繁侵犯东汉东北及北方边郡,并对东汉王朝时叛时服。基于形势改变,东汉王朝开始重新构筑防御体系并制定相应政策,对其剿抚并用,以图分化瓦解鲜卑各部。东汉中期,东汉王朝对东北的治理政策更多的放在了对鲜卑的军事行动上来。东汉王朝的多次出征虽然给鲜卑造成很大损失,但已不能阻止鲜卑各部走向统一的进程,这是因为鲜卑的发展壮大是和东汉王朝东北治理政策有着紧密联系。这一时期,鲜卑等部落大规模南迁,并逐渐由分散走向联盟,其社会组织结构也在发生着改变。东汉后期,鲜卑檀石槐部由东北地区迅速扩张到整个大漠南北,兼并鲜卑、匈奴、乌桓等部落,建立鲜卑政治军事大联盟。东汉王朝在平定羌乱之后,对鲜卑进行大规模军事讨伐,但却以失败告终。东汉王朝的战败说明东汉王朝对鲜卑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鲜卑已不再是东汉王朝的藩臣。鲜卑政治军事大联盟的建立表明,此时的鲜卑已然是一个处于北方草原的类似“国家”的政治组织。第三章分析影响东汉王朝东北治理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相关因素。本章分析了东汉王朝的政治、军事,以及东汉王朝与西羌、匈奴的关系等因素对制定、实施东北治理政策的影响,指出正是由于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东北地区形势的变化,而东北形势的变化影响着东汉王朝东北治理政策的改变。最后,笔者认为鲜卑部落的崛起是和东汉王朝的东北治理政策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在桓帝、灵帝之前,东汉王朝始终未将东北的鲜卑部落视为其强大对手,未曾对鲜卑进行有效地军事打击,这就为鲜卑兼并匈奴、乌桓部落,进而建立大联盟,提供了良好契机。另一方面,鲜卑在与东汉王朝的频繁交流中,（包括对东汉王朝的朝贡以及对东汉王朝的抄掠中）其经济实力得到增强,社会组织日益完善,最终使鲜卑具备了与东汉王朝抗衡的能力。

李晓敏^[7]（2013）在《王符《潜夫论》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王符《潜夫论》写作年代、流传版本、作者生平、引用文献等问题的考辨和对其治道思想、文章义法、文学史意义的综论。文章的中心论旨是：王符治道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元气本原论”。王符充分认识到了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在对董仲舒天人关系理论的改造中,他张扬了民权,同时也保留了神权。王符治道思想以民本主义政权合法性为基础,但同时又承认“君权神授”的政权合法性。他希望以“天”的神权保障民权,但也授予了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前者让他在论述自己的风俗改善、经济本末论、治边安民等思想时能够以民为本,后者使他在国家治道上主张礼法兼施,保证君主的权威以达成治政。王符治道思想虽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对改善当时的弊政是切实可行的,具有很高的实践价值。王符《潜夫论》的文章是东汉中后期政论文的代表,既保留了含蓄、醇厚的汉文本色,又在局部上体现出积极要求突破的自觉意识,是东汉文章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本文的研究分上、中、下三编：上编是对王符及《潜夫论》相关文献问题的考辨。第一章对王符与马融等四人交游的时间、地点等问题进行详细考索,并在此基础上勾勒王符生平行迹。同时,考订《潜夫论》各篇文章的写作时间,重新推定《潜夫论》的成书时限。第二章对《潜夫论》的版本谱系、文字差异进行考察勾勒,厘清《潜夫论》一书的版本及流传情况。第三章对《潜夫论》的引书情况进行全面的统计分析,考察王符知识结构,发掘《潜夫论》文献价值,并将此作为进一步研究其治道思想和文学价值的基础。中编是对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的阐释。第一、二、三章主要阐释王符治道思想的哲学基础,包括对王符“元气本原论”,人性论及天人关系新义的重新诠解。第四、五、六章主要阐释王符对君、臣、民三者关系的处理,以此来对其治道的基本框架进行勾勒和梳理。第七、八、九章是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考察王符治道思想在具体施政过程中的实践方针,包括了对王符的风俗改善、经济本末论及治边安民等三方面主张的阐释。下编是对王符《潜夫论》文章风格及文学史意义的考量。第一章主要考察王符的着作意识及文学观念,作为后文考察其文学风格的基础。第二章首先是对《潜夫论》文章文法的具体阐释,包括对其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的文章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文法的角度考察其“含蓄”的文风特征及成因。第三章着重论述汉代经学与《潜夫论》文章的关系,主要包括汉代经学对《潜夫论》文章“醇厚”风格形成的巨大影响及王符对这种文风的突破。借此阐明王符文章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第四章是在与王充和仲长统文风的对比中,进一步阐释王符《潜夫论》含蓄、醇厚的文风,并指出其对后世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最后是文章的附录,主要包括《王符年谱》、《<潜夫论>佚文辑录》、《<潜夫论>历代着录考》、《<潜夫论>历代序跋》及《王符<潜夫论>治道思想图示》五个部分。

许宏达^[8]（2012）在《浅析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文中认为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游牧民族,历经东汉时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陆,北匈奴从漠北西迁,中间经历了约三百年匈奴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政局,《史记》、《汉书》等留下了匈奴情况的一些记载。本文主要论述了东汉初期,东汉政府为了维护边境安定对北匈奴所采取的政策。

安梅梅^[9]（2012）在《两汉魏晋属国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两汉魏晋属国制度是政府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实行的一种地方民族管理体制,属国居民“因其故俗”,即被允许保留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等。本论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传世文献为基本依据,并结合简牍、铭文、墓志、碑文等相关考古资料,对属国制度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两汉魏晋属国制度发展变化过程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力求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还原属国制度发展的全貌,并进而探索秦汉魏晋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管理体制的发展演变。本论文包括绪论共有七大部分：绪论由五部分组成,一是论文选题的意义；二是对“属国”概念进行了分析和界定,指出本研究中的“属国”是以两汉魏晋时期在边郡设置的属国为中心；三是回顾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分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四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五是论文的侧重点和内容框架。第一章论述了属国制度的相关问题,即属邦、典属国、属国的管理系统、属国兵、汉代属国的设置时间和西汉“复增属国”的数目；认为典属国并入大鸿胪的原因是随着属国都尉权力的扩大,典属国被逐渐架空,成为了空衔；西汉建立之初就已采用属国制,武帝“复增属国”是对西汉属国制度的进一步确立与完善。第二章论述了西汉安定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五原属国、天水属国、金城属国、张掖属国的设置背景、时间、治所、属国都尉的人选及其活动等；从金城属国和护羌校尉管理对象的性质、管辖的范围、职责等方面进一步论证了护羌校尉并不是金城属国的属国都尉。第三章论述了东汉安定属国、西河属国、上郡属国、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酒泉属国、辽东属国、广汉属国、蜀郡属国、犍为属国、越嶲西部属国、巴东属国的设置背景、时间、治所、属国都尉的人选及其活动等。并从东汉边疆形势和羌族的发展变化、边郡太守的权力和护羌校尉的职责等几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东汉并没有设置金城属国；“涿郡属国”也根本不存在,有关“涿郡属国”的记载是史书校勘时的断句错误,其应理解为“涿郡”和“辽东属国”。第四章论述了曹魏的辽东属国、蜀汉的广汉属国和涪陵属国、孙吴的九真属国和合浦属国、西晋的日南属国和合浦属国等,分析了这些属国的设置目的、时间、性质、发展趋势等,并考证得出西晋没有设置丹阳西部属国。第五章论述了两汉魏晋属国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西汉属国制度的特点是属国主要集中分布于西北边郡地区,主要管理匈奴和羌族,属国都尉权利受所在郡郡太守和典属国的制约,属国的机制不是很健全；东汉属国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化,即属国分布范围已突破西北,分布于西南和东北等地,属国数目和人口增多,管理的民族比较复杂,有匈奴、羌、鲜卑、乌桓、月氏、义渠、卢水胡、秦胡、夷、氐、夜郎等,属国建置比郡、机制健全,属国都尉不再受郡太守节制,一些郡都尉或边郡部都尉被改为比郡属国；比郡属国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向郡县化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魏晋时期属国数目明显减少,设置的地域延伸到了岭南地区,管理的民族已不完全是归附的民族部落,属国存在的时间也很短暂,多为临时性建置,最终被郡县制所代替。魏晋时期属国的郡县化,与当时的社会动荡、民族的迁徙、融合及统治政策的调整等因素有很大关系。总之,属国制度在两汉魏晋时期经历了由确立、发展、完善到郡县化的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第六章论述了属国制度的性质及历史作用。属国制与郡县制有很大的区别,其鲜明特征是“因其故俗”,属国制度的性质是一种具有自治性质的民族管理体制。尽管属国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管理措施失当等因素,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它是一种比较进步的民族管理体制,适应了边郡民族关系发展的复杂形势,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后世民族管理体制的制定和完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刘春红^[10]（2012）在《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秦汉断代史编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以来中国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主流是实证史学,下半叶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的发展进程决定了史学的发展,秦汉史的发展紧随历史的脚印,实现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进而再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因而,总结回顾中国秦汉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力图对1950年以来的秦汉断代史编撰历程进行理论性的探索与研究,通过对不同阶段秦汉断代史编撰着作的研究,分析其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以及史料运用等情况,总结秦汉断代史编撰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提出改进研究的方法,为今后的同类研究提供借鉴。1950年代至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为指导思想,学术界对其理论的运用已蔚然成风。此时期出版的秦汉断代史专着有两部：何兹全的《秦汉史略》、杨翼骧的《秦汉史纲要》。重视政治史的写作,内容较为简略,缺乏深度剖析和理论的支撑,是这两部秦汉史着作的共同特色,但它们也确实为此后的秦汉史编纂研究奠定了框架结构。1980年代出版的秦汉史专着有：林剑鸣《秦史稿》、《秦国发展史》,何汉《秦史述评》,林剑鸣《秦汉史》,共四部着作。在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体例及内容等方面较上一时代都有较大发展。在四部专着中,林剑鸣的着作就占四分之三,而且其学术价值远胜另一部着作,因此,就秦汉断代史编纂来说,堪称“林剑鸣时代”。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进入到新的发展时期。在拓展研究领域和运用新方法方面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跨学科研究克服了早期生硬套用的做法,而日趋臻熟。1990年代出版的秦汉断代史专着有：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此书开秦汉史集体编纂先河；马开梁的《远古三代秦西汉史》,秦西汉史占此书篇幅很小；颜品忠、岳庆平、颜吾芟主编的《中国全史·新编中国秦汉史》,又一集体撰史巨着,集普及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体,雅俗共赏；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新综合体”为1990年代秦汉断代史编纂的一大创新；林剑鸣、赵宏的《秦汉简史》,为高校历史教材,大学系列丛书之一；此外还有,王云度、张文立《秦帝国史》。随后祝中熹的《早期秦史》,分专题编纂,本书史料极为丰富,观点鲜明；孟祥才的《中国历史·秦汉史》重视中西比较研究,且文笔优美。纵观1950年以来的秦汉断代史编纂研究,本文最后从宏观上对秦汉断代史编纂进行总结和展望。

二、东汉对匈奴政策评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汉对匈奴政策评析（论文提纲范文）

（1）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2）东汉故官吏再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秦汉时期少数民族赋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5）绳其祖武汉家臣 ——东汉耿况家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 ——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论文提纲范文）

（7）王符《潜夫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浅析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论文提纲范文）

（9）两汉魏晋属国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秦汉断代史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东汉对匈奴政策评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2]东汉故官吏再仕研究[D]. 何薇.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秦汉时期少数民族赋税问题研究[D]. 李文文.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4)
• [4]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D]. 周刘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5]绳其祖武汉家臣 ——东汉耿况家族研究[D]. 邵晓彧.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9)
• [6]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 ——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D]. 刘洋. 广西师范大学, 2013(S1)
• [7]王符《潜夫论》研究[D]. 李晓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8]浅析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J]. 许宏达.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2(09)
• [9]两汉魏晋属国制度研究[D]. 安梅梅. 中央民族大学, 2012(10)
• [10]1950年以来中国大陆秦汉断代史编纂研究[D]. 刘春红. 扬州大学, 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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