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厦门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袁一平[1](2021)在《人的生态化生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的生态化生存问题的探索源于人类对生存困境与生态危机的审视,特别是对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深入反思。开展人的生态化生存问题研究,有助于唤醒人的生态意识、改变生产方式、完善生存方式,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变。人的生态化生存问题属于跨学科的探索,它在以往哲学、伦理学、生态学的基础上,将传统生存哲学与生态哲学的研究扩展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领域,并在实践上尝试以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整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知、判断与选择。本文在梳理与分析人的生态化生存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索,初步建构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框架。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从问题的提出开始,介绍了研究的理论动因与现实动因,梳理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介绍了当前人类社会所处的困境,表述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第二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生存论及其生态逻辑。本章首先从形成、内涵以及意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基本思想进行了探索。其次,从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人类无机的身体、是人类栖息的家园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根基。最后,从生态基本属性的演化过程、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特性、人类生存活动的时空逻辑三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意蕴。第三章: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本章首先从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内涵、形成及深化三个阶段阐释了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脉络。其次,从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生产逻辑、依附关系、精神世界三个方面阐释了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逻辑及其精神。最后,从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积极维度、消极维度与超越因素探讨了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第四章: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本章首先从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内涵、特征及其历史必然性对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进行了初步阐释。其次,对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存在的物质生活困境、精神生活困境、生存发展困境、生态平衡困境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并进一步探索了相关问题产生的根源。最后,从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异化、批判与超越探讨了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第五章: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本章基于上述的研究基础,探索了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首先从人的生存方式的生态化转型的必要性、可能性与挑战性三个方面分析了人的生存方式的生态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其次,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探讨了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形式,从限度性生存、整体性生存与和谐性生存三个方面探讨了其主要特征。最后,从推进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则、价值选择和行动要求探讨了其实践要求。第六章: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路径选择。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具体的实现路径是本研究的最重归宿。本章首先从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推动科技生态化转向、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三个方面对人类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进行了探索。其次,从优化大众生活结构、推行绿色消费方式、提倡极简生活理念三个方面对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进行了探索。最后,从生态化思维的主要特征、基本原则、培育路径三个方面对人类思维方式的生态化转向进行了探索。
梁冠华[2](2021)在《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文中指出在国家话语体系内,探索行为体如何用语言来建构国家身份的相关热度正日渐升温。此外,国家身份的建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人文学科研究日益呈现出注重交叉与应用研究的大趋势下,国内外学界特别是国内学者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以理论联系实际来解读社会现象及参与社会管理的巨大热情。尤其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情势,对国家身份建构的相关研究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话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其研究亦愈发呈现出增长之势。目前,从整体来看,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内容广泛、成果丰硕,主要涵盖了在已有理论框架内对身份进行整体述评以及对其建构过程的分析。具体可细分为功能类、策略类和关系类。所用理论视角主要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框架内展开,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同时,现有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思路受限,惯用一种理论阐释问题而较少涉及跨学科性的交叉研究;也有研究方式尚待破执,传统的定性研究无法完全满足科研需要,适当运用各种语料库处理方法对信息进行统计和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度。针对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论文选取国家话语范畴内的国家领导人话语,具体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演讲话语为研究对象,一则尝试结合语料库研究方式解析语篇所构建的中国多重国家身份;二则通过学科交叉研究拓展思维域度,以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的新修辞学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并辅以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构筑了国家身份建构及其话语修辞策略的语篇分析范式。国家话语的国家身份相关研究视角广阔,论文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在宏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的是伯克戏剧主义修辞的动机理论和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了语料库研究、定性研究以及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式,从整体上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研究发现,习近平主席的外交演讲语篇具体构建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责任大国和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大国四种国家身份。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根本动机一方面在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安全和主权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另一方面亦兼具世界情怀,着力兼顾全球以及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直接动机是使国际社会各方在达成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上,以行动共同体为驱动力,切实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付诸于行动。在微观分析模块,具体依托戏剧主义修辞的同一理论和抽象理论,详细回答中国国家身份“怎么样”的问题。换言之,在结构安排上,论文顺次从内容同一、形式同一和辞格同一这三个层面探究国家身份建构的内部话语机制,即修辞策略。研究发现,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内容同一策略分别包含了同情同一、对立同一和无意识同一三种实现路径。相应地,与内容同一相辅相成的形式同一策略则从规约形式、重复形式和递进形式三个方面展开。此外,在辞格同一策略内,我们发现了语篇建构国家身份的三大主体隐喻辞格,即建筑隐喻、拟人隐喻和旅程隐喻。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身份的建构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一言堂”,而是内在结构与外在结构共同建构的结果。其中,内在结构可视为身份的“自我”构建,相应地,外在结构即为身份的“他者”构建。因此,论文虽以西方修辞学为基石探究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内在自建国家身份的话语策略机制,但并未忽略外在的他建效果。根据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9》,调查结果所显示的中国国家形象同论文所探讨的中国国家身份“是什么”的结论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充分说明中国国家身份的自建效果已经得到了他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为该研究提供了合法性的现实理据。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在理论上,将西方修辞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新颖分析模式,有利于丰富政治话语研究的学术资源;(2)在研究方法上,采用混合研究范式,突破了以往以一种模式进行研究的单一方法,有助于改变人们对话语研究过于主观的诘难,为政治话语的阐释增加具体的实证支撑,增强研究的信度和效度;(3)在研究视角上,将研究的焦点从传统侧重对受众的单向劝说转为开展与受众的双向认同。在语篇的分析中,我们着重讨论的是演讲者在与受众的互动中是如何合理调度相关的修辞资源来实现国家身份的有效建构;(4)在研究价值上,面对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局面,我们突破性地选用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的外交演讲,使本项课题研究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现实意义。这既有助于增强内部的民族凝聚力,又有助于增益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进国际话语新秩序的建构。
吴腾飞[3](2020)在《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将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纳入其中,使其成为了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国家文化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子系统,指的是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多样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然而西方国家却自恃“文化中心论”,试图推动文化全球化向“文化西方化”发展,用西方的“普世价值”照亮整个世界。这种文化霸权主义行径正不断引发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较量,也不断引起世界各国对于本国文化安全问题的高度警觉。当今中国,已经昂然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在不断创造属于新时代的中国理论、中国实践、中国奇迹。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党和国家奋斗目标的战略性调整而产生许多新变化、新特征、新意义。概括而言,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鉴于此,深入研究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问题,对于丰富和完善总体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以及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当前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为此,本文围绕选题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多学科交叉分析等研究方法,将全部内容分为六大章节进行具体论述:第一章为文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选题的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现状综述、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与主要方法、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这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奠定研究起点。第二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第一,对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确定论文研究的核心目标。第二,对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概括,选择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等五个方面作为本文的研究重点。第三,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进行对比和分析,论述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软性安全”、“隐性安全”、“长期安全”,突显其有别于其它安全类型的特殊地位。这些相关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述,可以确保本文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针对性。第三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本章节主要运用“古今中外法”,对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入挖掘: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为其理论之基;以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建设探索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时期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为其创新之道;以“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萌芽、“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理念、“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政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为其历史之迹;以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为其他山之石,为后续章节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具有立体多维的战略价值,如国家维度,有利于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社会维度,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个人维度,有利于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世界维度,有利于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等。同时,从文化-政治、文化-经济、文化-社会、文化-外交等不同社会结构方面分析,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又具备政治保障功能、经济促进功能、社会整合功能、外交导向功能等多重功能,会对国家社会整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价值功能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本文研究工作提供必要的价值导向。第五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从战略机遇分析,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时代化机遇、信息化机遇、经验化机遇、合作化机遇;从全新挑战分析,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分别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网络化挑战、多样化挑战、市场化挑战、国际化挑战。此外,国家文化安全建设也存在着一些科技方面、制度方面、观念方面、利益方面、交流方面等深层制约因素。这些现实境遇的具体分析,可为后续章节的破解之法提供具体标的。第六章为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本文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以前文论述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好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以铸牢思想体系保障来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以健全制度体系保障来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以夯实物质体系保障来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以完善权益体系保障来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以创新网络体系保障来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以加强对外体系保障来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从而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与学术界现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较,本文可能存在一些创新之处。第一,可能在研究视角方面有所创新。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选择从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出发来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也多为各自领域内的相关性论述。因此,本文坚定选择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角出发,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所蕴含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论述,并且有机结合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从而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多学科融合为辅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视角创新。第二,可能在研究框架方面有所创新。目前,绝大多数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会倾向于遵循“现实问题——解决对策”的基本逻辑结构,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国家文化安全领域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相应的对策路径之上。因此,本文在谋篇布局方面会力求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路向上论证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内容,从而提升整篇文章的全面性、系统性、学理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结构创新。第三,可能在研究观点方面有所创新。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些相对新颖的学术观点,比如,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具备有别于其他安全类型的“三种特殊性质”;认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建设应当充分利用好“四大战略机遇”来积极应对“四大全新挑战”;认为可以从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加强对外体系保障等“六大保障”入手,推动形成全面性、系统性、综合性的安全屏障,不断提升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安全系数和保障能力,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观点创新。然而,受限于写作时间和写作能力,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较为宏大厚重的理论实践问题,试图对其在两三年之内用十余万字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是一项较为困难的研究任务。加之“新时代”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可供参考的相关资料较少,这也会导致本文部分内容欠缺准确性、深刻性、学理性,甚是遗憾。但是,若以辩证思维积极看待上述不足,将其视为不断改进、丰富、完善今后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亦可算是本文的写作贡献。
夏承伯[4](2020)在《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研究既有生态危机现实促逼与发展模式反思国际背景,又有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实践的国内发展需要,还有历史唯物主义迎接时代挑战,特别是生产力理论重新认识等学科内在发展需要。学界对此研究虽有所进展,但以往所做工作很大部分集中在传统生产力理论个别问题的提出与反思,这当然十分必要。然而,对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的自觉而系统的研究尚付阙如。由此,目前化整为零的碎片化研究和分散性探讨尚待改进,而化零为整的系统化研究和整体性推进亟待改善。传统“征服论”生产力论的实质是与工业文明相匹配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现实中的表现,其存在具有现实基础、认识论基础与思想根源。自然生态环境系统失衡、现代社会经济系统失范、人类自身生存系统失调是其面临的三大困境,对此进行深度反思与批判是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的前提。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马克思具有生产力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自觉认识与利用自然并与之进行物质变换、能量转换、信息交换的生产实践过程所具有的现实综合力量,特别是其自然生产力、物质变换以及整体思维等层面使其具有表征自然生态再生产与经济社会再生产能力的丰富生态内涵,马克思生产力实质是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力量总和。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内涵的挖掘研究,促使生产力发展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发挥作为劳动者的人的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度之自觉性,促使生产力发展行进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之路,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内在本质上的生态向度。劳动者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生物属性,是其两者的对立统一。由于后者的存在,就决定了劳动者应该而且必须遵守生态法则,以效仿生态系统最优组合原则进行分工协作是其在生产力中发挥最佳功效的重要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其受剥削与异化的根本原因。劳动对象包括天然自然物与原料,只有在具备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前提下,劳动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若想资源能源持续利用,必须遵循不同种类的特性进行合理开发。劳动工具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为劳动者提供了劳动场所与必要空间,机器异化加重了对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双重压榨与剥削。对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进行生态化规范,大力发展生态科技,用环境思想教育提升人们的全球环境意识,培育堪当生态治理大任的时代新人。生产力结构经历“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再到“全面生产”认识过程,包括自然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与人口生产力等结构类型。自然生产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前提基础从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第一源泉;社会生产力本质是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良性运行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是内涵集约生产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人口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更应注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匹配及防止其失调或失衡。自觉深度挖掘马克思生产力结构的生态蕴含,为深入理解并全面协调资源能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适度生产三者关系,并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建设以生态安全为基础的“两型”社会,健全生态良法与环境道德双重制度保障体系,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时代意义。生产力的生态功能在于实现自然界、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变换的有序高效。自然界之间新陈代谢承载自然生产力功能,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发挥劳动生产力功效,社会内部物质变换迸发社会生产力效能。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违背物质变换规律,导致物质变换断裂,资本主义制度破坏财富源泉,既污染城市环境,又造成乡村萧条,使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基础和环境条件异化。消除物质变换裂缝需要从人地双向互动与有机废物循环利用的思维变革、机器改良与科学进步的技术革新以及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等三方面入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社会;重视土地修复恢复,推进生态农业创新;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探索绿色城乡模式是马克思生产力生态功能的重大价值借鉴。传统生产力标准主要以劳动生产率和生产工具为衡量标尺,单向度指向经济技术领域,缺乏生态维度。为此,生产力标准除体现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技术标准,在当代更应该深度体现经济技术运行是否符合人类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生态标准。生产力生态标准要求严格遵守生产力发展受控于生态承载力阈值,在维护生态平衡下进行资源合理开发与综合利用,以期实现自然力内涵扩大利用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双赢目标。深入理解与严格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对于人们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理念,具有重要评估与考量价值。反思传统生产力论时代局限,挖掘生产力生态内涵,展示生产力生态要素,优化生产力生态结构,发挥生产力生态功能,秉持生产力生态标准,坚持马克思生产力论生态意蕴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品质,为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实践作出积极的理论贡献。
刘纯一[5](2019)在《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将华侨华人问题视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侨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休戚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侨务工作由之前的革命手段转变为政府行为,侨务政策也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中国政府在外交策略的考虑着眼,做出了相应的历史性调整,国内以安置归侨侨眷工作为主,国外则将处理好与华侨住在国的关系摆在首位。“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领域遭遇重创,海内外广大侨胞因此蒙上一层深重的心理阴影,中国国家形象、国民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影响。在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国内各领域逐步开展“拨乱反正”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亦重新对“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进行确定,以“改正错误、重聚人心”为指导,更是对以往的政策失误进行了系统的纠偏,而恢复侨务工作、落实侨务政策也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毫无疑问,侨务政策的制定依据及执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大华侨华人、归侨侨眷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对于促成与之形成新团结、新合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侨务工作作为中国政府工作的一条重要战线,成为了中国总体发展布局的战略性工作,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得益于邓小平等中央高层的关于“‘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的一系列表态,为侨务工作冲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禁锢,在改革开放中发挥其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与遵循。其后,中国政府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根据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认识到几千万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作用是中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进而不断调整侨务工作的整体性思路,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充分利用海外华侨华人资金、智力资源,调动国内归侨侨眷的积极性,使侨务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中国的侨务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中国侨务政策调整转变的历史进程,既有来自于国际环境的压力,更多的是与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变化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的总体框架和基本思路是,对改革开放前新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思想原则和内容进行考察,通过对过往政策历史的回溯,进而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宏观背景,阐明这一时期中国侨务政策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着重论述改革开放初期侨务政策的深刻内涵及其实践价值。从而深入挖掘侨务工作与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并从中分析阐明侨务政策规定内容及其在调整中和实践中的变动因素,继而试图从时代背景和形势发展中对这种变化予以合理的解释。笔者参考公共政策的相关理论,注意理解把握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执行的关键环节,探讨中央在制定出台侨务政策时的现实考虑,以及地方在执行落实侨务政策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社会变迁、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探讨了改革开放后(1978-1992)侨务政策制定和执行产生的实际影响,思考侨务工作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努力方向,为进一步改进侨务工作以使之更好地融入中国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提供参考意见。
陈杰[6](2019)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文中指出群众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的工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团结凝聚了被视为“一盘散沙”的人民群众,铸成了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汇聚了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相信群众,相信党,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因此,从话语建构视角对群众工作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窥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进程,就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这里的“新”包含三层意蕴:一是中国人民有了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二是中国诞生了“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三是十月革命提供了依靠人民群众赢得革命胜利的范例。但这里的“新”,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跨界融合、创造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20世纪20年代国际国内特殊的时代语境孕育了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阐发之基,发轫之根。所谓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能融通党“为民立命、为民谋利”的思想主张、政治观点、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在贯穿党的各领域各方面群众工作实践中面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言说与转化的宏大话语有机系统。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具有意识形态性、社会建构性、内容开放性、党群互动性等特性,具备理论的建构与转化、文化的诠释与传承、价值的引导与认同等功能,呈现出政治话语、时代话语、理论话语、大众话语的表现类型,涵盖了话语间性、话语预设、话语内容、话语形式、话语语境、话语交往等要素。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将思想付诸于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转化。这种“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就是掌握和运用理论的人民群众。只要实现了这种彻底的理论对群众的掌握,也就实现了“理论——群众——物质力量”的转化。那么,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践中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群众运用理论的跨界融构呢?无疑,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就是阐释这一转化发展机制的重要注脚之一。话语体系受制于各种社会关系,同时又建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绝不是单纯的理论叠加或话语重塑,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外特殊时代语境中孕育而出的知识、话语和信仰体系。它贯穿于“照着说”“接着说”“用着说”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发展理路中,融构于俄式话语向中国话语转换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是党同群众沟通的符号系统,是党群和谐共生的动态系统,更是党对群众思想主导与价值引领的统一体系。从此种意义上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在于始终恪守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阐释着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动员群众自觉行动的大众话语。同时,从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问题、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问题、密切党群关系的存亡问题、事关国家民族发展的战略问题等方面对人民群众进行话语主题设置。从完善意识形态话语权主导机制,在保障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制度认同促进群众的政治参与,区分群众工作对象而实现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等方面实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路径认同,并将这种“理论”掌握群众后产生的“物质力量”纳入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道义”范围和话语范式,化作人民群众支持革命与战争的持久力量。简言之,谁拥有了创造话语的权力和选择词汇并赋予其含义的权力,谁就可以向人民大众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释和表达,继而拥有了控制大众思想的权力。这既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过程性与结构性统一的历史视野,也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生成——存在”结构分析法解释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框架。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是一个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同思共构的统一过程。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话语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创新发展的结果,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的结果,更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历史发展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三化”宏大叙事视角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实践中积累形成了理论自信是前提、人民利益是基础、意识形态是关键、党组织建设是保证、党心民心是根本的基本经验,但也遭受了党内滋生的盲动主义、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等错误倾向的干扰,而产生了值得汲取的历史教训。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必须要继承和发展“为民立命,为民谋利”核心价值,充分汲取和挖掘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理论——群众——物质力量”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设在创新党的领导、坚守人民利益观、密切党群关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优势、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等方面提供以资借鉴的智慧、力量和价值。
张舜禹[7](2019)在《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文中提出地方政府实务者在其组织生活中进行着创新,但他们并不完全明确“何谓创新”“如何创新”。尽管颇具政府创新经验的“创新者”时常将创新的成功归因于上级号召、问题倒逼、民众需要等偶然性因素,但事实上,创新同样也是作为一般公共组织的地方政府适应复杂嬗变情境、谋求组织生存发展的自觉选择。故创新是地方政府在偶然性因素影响下正常开展组织行为活动的必然趋势。基于此论断,我们应当把地方政府置于其作为创新场域局内人的主体位置,从地方政府组织的内在属性出发,观察创新活动的过程全景、把握创新行为的内在规律,探索出一套能够在我国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下,为创新实践实时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创新工具。上述努力在破除我国政府创新动力不足、持续性差、难于推广等现实困境的同时,补充了政府创新理论研究欠缺的整体性系统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所谓“地方政府创新工具”,即地方政府基于创新目标要求和创新情境特点,在生成具有创新特征的决策与行为过程中,能够通过工具化利用实现功能性支持创新实践的要素或条件。那么,如何从地方政府的组织属性出发,探究生成与完善创新实践的内在机理?如何获取真正适用于地方政府的创新工具?组织理论揭示了组织将其可及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以实现组织目标的现象。由此,可以推断,以组织理论知识为源流提取符合地方政府组织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是值得展开深度学理探索的努力方向。根据组织内在性质的不同,组织理论为观察组织现象提供了多元视点。将组织解释为封闭系统的观点强调,组织在面对变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和棘手问题时,倾向遵从理性-工具的行动逻辑,从耳熟能详或有口皆碑的流行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并准确抉择解决思路。由此形成了组织面对复杂情境时习惯使用的“迷思”工具。将组织解读为自然系统的观点指明,组织通过保持结构敏感性,为实现既定目标和组织发展设计相匹配的组织形态,为实际需要提供动态的结构-功能支持。由此形成了组织在攻克自身发展障碍时倾向应用的“结构工具”。将组织理解为开放系统的观点认为,组织需要对“由自己的反应改变了的环境”做出反应,并循环往复地进行着情境-权变,由此形成的惯性思维、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使组织具备某种特定身份,成员基于对组织身份的文化认同会自觉输出符合身份要求的行为,由此形成了组织接受环境要求进行自我权变时偏好运用的“文化工具”。上述工具是基于组织依据其内在属性将其可资利用的要素和条件进行工具化使用,为组织发展提供功能性支持的内在机理而提出的。正是内在性质的相互叠加、彼此依托,使组织成为面向各种情境都能灵活应对的有机协作系统。依据组织行为基本规律获取的组织工具在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会否具有适用性?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场域的基本特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适应或超越经济社会转型“危机”、破除或防备创新障碍等客观要求亟待地方政府开发适用于自身行为规律的创新工具。其实,在创新实践过程中,业已存在地方政府借助组织要素的可及性、灵活性与普适性的优点,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迹象。只是相关经验一直未得系统归纳,因此,地方政府对于获取创新工具具有强烈的迫切性。诚然,以源自西方的组织理论预判创新工具存在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创新场域中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含混不清的嬗变情境也成为创新工具的使用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但是,我国地方政府被赋予的主体性地位和自主性空间,顶层设计与上级部门对地方探索的高度支持等均为创新工具的操作使用提供了可行因素。为探究地方政府是否也依据其内在属性,通过组织要素的工具化使用,为创新实践提供动态的功能性支持,我们找到理论推断与现实镜像的对接窗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该奖项的获奖案例构成的数据库记录了我国进入全面改革时代背景下近20年地方创新的最佳实践。以创新程度、参与程度、效益程度、重要程度、节约程度和推广程度作为评选依据,该奖项高度耦合了政府创新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组织目标、创新能力、结果实效、情境适当、新颖创造、扬弃速率等基本特征要素。地方政府向评选委员会提交了详细记录成功个案从筹备发起到实施持续,再到扩散推广等完整创新进程的文字材料,获奖案例为我们观察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中是否亦使用了上述工具提供契机。通过文本分析178项创新案例的评选材料,纵向过程追踪三项创新个案,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创新语境下也存在将上述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的现象。源自西方组织理论的“迷思”一词表达了从领导者的视角出发,他们通常基于组织生活经验,从其熟悉的组织方案中迅速找到问题解决对策的思维惯性。“迷思”具体指代组织在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中能够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创新场域中的地方政府时常处于“无序”的治理情境中,因方案之于问题解决极强的实效性,“迷思”便具备了工具属性。地方政府创新事业突飞猛进的20年间,地方政府既存在向国际公共部门的汲取先进方案的现象,也存在采纳国内优秀创新方案的情况,日渐盛行的“行政审批局”改革模式就是其中一个实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其接触到的流行组织方案进行情境化、合理化的吸纳,按照“迷思”的思维进行工具化使用并有效推进本地创新。宁夏银川市委市政府吸纳天津市滨海新区“建立政务服务局”模式的样板方案,在经历合理扬弃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首家省会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本文追踪了银川市实现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目标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精准扬弃的合理化过程使“迷思”能够成功嵌入本地情境,是发挥“迷思”工具效用的关键。地方政府通过对方案的知识积累、确认方案对本地创新的嵌合度、重点考察方案背后的机制和技巧,以及自主开发、发展完善方案等途径,能够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同时,地方政府实时检视“迷思”的吸纳情况与本地合理化过程,能够及时避免嵌合“排异”导致“迷思”工具属性的失效和创新结果的失败。地方政府通过组织结构的分工与协作在垂直与水平两个向度上的变化形成了面向创新目标与嬗变情境的四种组织结构形态——设立任务型机构、增建新职能部门、多元主体协同合作、跨部门(组织)协作。通过对辽宁省纪委监察厅纠风室发起的“民心网”创新实践进行纵向过程追踪,分析发现,结构工具通过分工或协作在不同向度上内容与程度的调适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可以动态匹配创新目标、任务内容和情境变化,为地方政府提供最为恰切的结构形态,能够顺利发挥创新参与者的专业技术理性,从而助益创新。保持结构工具的形态敏捷性,从而动态匹配创新情境变化是正确应用结构工具的基本原则。在启用结构工具之前,地方政府应当准确预判组织形态变化对创新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健全的机制设计、及时的制度跟进能够有效缓解组织结构形态的骤变或调适对地方政府功能正常运转造成的冲击。在结构工具启用后,健全与完善新组织形态下的“软件”保障,可以使创新实施者明确应当如何“作为”能够保证创新实践对情境变化的动态适应,且确保创新任务的稳步完成。文化因素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创新的感知、认同和投入。地方领导者通过与创新参与者、实施者达成关于创新实践的社会契约,颁布植入文化建设指向的创新决策与制度安排,以及设计弘扬美好价值或文化理念的符号标识、口号标语等方法,激发了地方实务者的创新认同,亦获得了民众对创新的社会认同。通过追踪共青团贵州省委发动的“春晖行动”,还原创新领导者如何融合运用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激发广泛认同,进而实现扶贫工作的社会化动员、组织化动员目标的完整过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因接受创新文化而树立的创新观念,起到了解放思想、激发创新动力的作用。此外,将创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等文化内涵相结合,在丰富文化工具内容的基础上,能够增强文化工具的运用效果。同时,文化工具实现方法的挑选与运用是一项具有技巧性、艺术性的领导活动。但是,文化工具的方法应用不当或文化内涵冲突,可能会影响创新参与者的决策认同,削弱创新动力与士气。如果地方政府有关创新方案的文化解释、文化宣传挑战了社会共识,会使创新实践因无法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而举步维艰。上述两点均可能导致创新“中止”的后果。地方政府的确符合组织一般规律,存在将组织要素进行工具化使用,实时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组织现象。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工具之间的融合使用、创新工具的不同实现手段之间的彼此联动,切实确保了创新实践的可行性、稳健性与持续性。因此,以地方政府实务者对使用创新工具的思维化、知识化、操作化为落脚点,从而串联:地方政府创新主体地位的立足点,地方政府内在组织属性的出发点,依据组织属性给予创新实践功能性支持的关键点,为仍处于发展完善初期的政府创新理论研究补充了一个整体性的系统视角。同时,优化创新工具操作使用的实践探索,也拓宽了增进创新实践成效的助推路径。
桑建泉[8](2019)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国际,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的利益共生点不断增加、基本共识区域日益拓展、命运交融程度持续加深,人类在发展的依存性层面已经成为融合的命运共同体。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良善型公共生活结构在当下还不具有成熟稳定性,倡导与践行共同价值,正是为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当下走向更为符合人类价值期待的应然状态。基于此,系统地探究共同价值的丰富内涵、理论实践基础与现实关照,不仅有助于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魅力,更有助于全面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合理性。理解价值是开展共同价值研究的理论起点。洛采首次在规范化的理论体系中提高了价值的形而上地位,马克思则主张价值应在具体现实而非抽象推演中得到理解,为此他还批判了瓦格纳的抽象概念演绎法。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解释价值本质,破除了价值一般与价值特殊之间的理论“壁垒”,指出实践过程中主体改造客体的价值关系是理解价值现象的基础。与价值相一致,共同价值应在具体的历史实践而非纯粹思辨中得到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共同价值是反映人类命运与共状态中共同需要关系、共同利益的价值规范。它既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具体的价值理念,也包含着人类追求美好公共生活的积极价值倾向、正确价值选择与良善价值目标。经过西方资产阶级精心包装的“普世价值论”早已背离了自由等理念的本真意涵,共同价值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普世价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初步提出到拓展与深化,始终表达了关怀人类文明前行的价值倾向,而类主体性、利益共生性、风险共同性不仅让共同价值成为深刻现实,更让其成为联结当代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纽带。共同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理论范畴。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价值立场,是在扬弃市民社会中得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叙事不是纯粹客观的事实描述,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态度,即对资本主义开辟世界历史的进步意义给予积极肯定,同时对资本主义给亚非拉等殖民地带去的深重灾难进行无情批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史是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矛盾不断调和以至最终统一的过程,“自由人联合体”是其价值理想。在当下,共同价值需要承继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价值立场、“世界历史”价值视野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以增强其理论解释与理论批判力。共同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范畴,其由中国提出有着逻辑必然性。七十年来,新中国尽管在发展中曾经遭遇过挫折,但整体上从未偏离共同价值。中国共产党通过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方式坚持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探索中作出了开放发展的价值抉择,通过平衡国内国际责任承担了责任发展的价值担当。当代中国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内在一致性,现代化发展、开放发展、责任发展有机统一的中国实践具有深刻的世界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同样离不开责任大国的引领。今日中国之所以能提出共同价值,是基于自身实践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体悟;今日中国之所以要提出共同价值,是为了更好地扞卫人类当下利益与实现人类命运的当代改善。共同价值可以为全球治理提供现实关切,是完善全球治理的规范性价值导向。共同价值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合作以实现人类共同利益,因此二者在全球治理中的“携手共治”应得到正确理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不能简单推演到国际关系领域,主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展开激烈对抗进而战胜并埋葬资本主义是“斯大林话语体系的表达”。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当代全球性问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应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局出发携手合作。中国关于全球治理嵌入共同价值的主张,立基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和人类社会重大矛盾的科学认知,倡导全球事务各国共同治理、国际交往“义利并行”。日益走近国际舞台中心的新时代中国将为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但中国不会牺牲核心国家利益,而是在国家发展与人类利益中寻求统一。当今的霸权主义国际格局同人类命运的改善背道而驰,是阻碍全球治理健康持续发展的主要威胁,从霸权主义国际格局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共同价值嵌入全球治理的逻辑演进必然。共同价值在理论优势、实际推进、整体构建三个维度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质在于其当代性,共同价值则为各国追求当代利益提供了价值规范,它倡导各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利益,主张各国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共赢,可见共同价值在利益属性的维度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优势的发挥。其次,“一带一路”的发展理念与共同价值具有内在契合性,其在目标维度致力于践行共同价值,未来发展中的“一带一路”建设在共同价值引领下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推进。再次,共同价值不仅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容,而且规范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发展方向,以共同价值为导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性构建,丰富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范畴、拓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充实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蕴含。共同价值是人类整体发展中责任与义务的有机统一。从当今国际的基本现实而言,共同价值是各主权民族国家的发展权益与国际责任的有机统一。践行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依靠力量只能是世界各国的人民,“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只有将人类发展命运的决定权交还给各国人民,让人民在理性思考与实践中深刻体悟“自我”的真实责任与义务,全球人民才能在普遍的价值共识中携手构建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人类也才能“诗意地栖居”于共有的地球家园。
张霞[9](2019)在《闽粤菜系对泰国食文化的影响》文中指出民以食为天,食是人类生存发展之基。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在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食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透过“食”这一表象,我们可以了解民族的行为与文化。中泰两国同属亚洲,食文化早已深深地打上亚洲食文化的烙印。泰国作为我国近邻友邦,两国贸易往来和友好交流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众所周知,泰国是岭南地区移民的主要国家,现在泰国大部分的华裔均来自中国的广东、福建等省份。明朝时期,闽粤两省的中国人为了谋求新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到南洋讨生活,他们在泰国通商贸易或留居,不仅带动了泰国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两国文化的碰撞和融合。食文化作为汉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看似简单的文化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早期这些中国人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国闽粤地区的食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因而在两国人民生产生活中,泰国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闽粤地区食文化的影响。本文着眼于带有中国食文化气息的闽粤菜系对泰国食文化的影响而进行论证,主要内容如下:首章是绪论,对当前学术界闽、粤菜系和泰国食文化、中泰食文化及其关系等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第二章对中国八大菜系之闽粤菜系起源与发展、经典菜品、特点进行简单介绍;第三章主要论述泰国食之理念、取材和调料、烹饪技巧、食用餐具和方式、特色菜肴;在概述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基础之上,进而从食用餐具与方式、关于食的理念、食之习俗、泰国菜中的闽粤风味菜四个方面展开闽粤菜系对泰国食文化影响的论述,因此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章节。第五章则从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和贸易往来、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中国食文化的魅力与泰国文化的特点五大方面探究本文所重点论述的影响背后的原因所在。
薛卫洋[10](2018)在《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尤其在高等教育领域,近些年来被誉为与公办高教、民办高教并列的国内高教“三驾马车”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规定,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者必须有中方教育机构,在高等教育领域即为我国的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通过数据查询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相较于公办高校,相对不足。民办高校是否需要发展中外合作办学?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缘何不足?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如何适应民办高校的分类管理?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缘起。概括而言,本研究主要集中于六方面研究。其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在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需要,“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教育新时期对外开放要求,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与中外合作办学特殊价值定位以及跨境高等教育具有的复杂性、风险性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使然;民办高校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的意义则在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助推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新需求,提高民办高校办学国际化水平,规避民办高校涉外办学风险。其二,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进行剖析。梳理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数量、年份变化、举办期、在办学机构和项目数,从办学层次、省份分布、学科专业、师资与课程等方面分析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结构,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方高校进行相关分析,统计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方式与规模、在学生和毕业生规模,学历学位颁发情况和预期培养人数。现状研究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呈现出整体规模较小、办学层次较低、校均设立或举办机构和项目数偏少;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递次发展局面,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匹配度不高。其三,对影响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基于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导,从观念意识、管理体制机制、办学资源等方面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进行内外部相关因素分析,发现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四,分析讨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和新机遇。研究得出,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公办高校的竞争、国内对于国际教育高端化的需求以及我国教育市场开放的冲击。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新机遇则在于跨境教育大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催生的合作办学新需求,和国家与地方支持民办高校和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其五,对国外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并反思——以马来西亚为例。在对马来西亚社会、其高等教育和私立高等教育体系介绍的基础上,梳理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背景、历史脉络,总结其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研究发现,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呈现出:政府注重规划引导与服务、法律政策制度保障充分、注重质量保障和私立高校举办意愿强烈等特征。基于此,得出政府的支持态度与否,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前提;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的完善,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基础;完善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必要保障;能否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则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根本。其六,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作出趋势预判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认为,未来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但在不同办学形式和层次上仍将有所差距,在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背景下,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未来的主体将是非营利性的。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和现实因素的考虑下,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维护教育主权、坚守公益性、特色差异化发展和保护学生权益等原则。建议我国政府未来从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办学地位、推进民办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完善、适时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分类发展、倡导民办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办学等方面加强相关顶层设计。在推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具体举措上,建议:民办高校加强办学质量建设、提高社会声誉;提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认识、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拓宽办学主体、加强与国内外企业联合办学;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和设立专项支持项目。
二、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厦门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厦门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人的生态化生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1.1 理论动因 |
1.1.2 现实动因 |
1.2 研究的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脉络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方法 |
1.3.3 研究的意义 |
2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生存论及其生态逻辑 |
2.1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生存论 |
2.1.1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形成 |
2.1.2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内涵 |
2.1.3 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存论的意义 |
2.2 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根基 |
2.2.1 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 |
2.2.2 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 |
2.2.3 自然界是人类栖息的家园 |
2.3 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意蕴 |
2.3.1 生态基本属性的演化过程 |
2.3.2 人类生存活动的生态特性 |
2.3.3 人类生存活动的时空逻辑 |
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 |
3.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内涵及其脉络 |
3.1.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内涵 |
3.1.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形成 |
3.1.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深化 |
3.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关系及其精神 |
3.2.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生产逻辑 |
3.2.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依附关系 |
3.2.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精神世界 |
3.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 |
3.3.1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积极维度 |
3.3.2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消极维度 |
3.3.3 人的自然化生存方式的超越因素 |
4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 |
4.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内涵及其特征 |
4.1.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内涵 |
4.1.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特征 |
4.1.3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必然 |
4.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的问题与根源 |
4.2.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的相关问题 |
4.2.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中的问题根源 |
4.3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影响及其反思 |
4.3.1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异化 |
4.3.2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批判 |
4.3.3 人的技术化生存方式的超越 |
5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 |
5.1 人的生存方式的生态化转型 |
5.1.1 人的生存方式生态化转型的必要性 |
5.1.2 人的生存方式生态化转型的可能性 |
5.1.3 人的生存方式生态化转型的挑战性 |
5.2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形式与主要特征 |
5.2.1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基本形式 |
5.2.2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主要特征 |
5.3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则与价值准则 |
5.3.1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重要原则 |
5.3.2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价值选择 |
5.3.3 推进生态化生存方式的行动要求 |
6 人的生态化生存方式的路径选择 |
6.1 促进人类生产方式的转变 |
6.1.1 推动产业生态化转型 |
6.1.2 推动科技生态化转向 |
6.1.3 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
6.2 促进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 |
6.2.1 优化大众生活结构 |
6.2.2 推行绿色消费方式 |
6.2.3 提倡极简生活理念 |
6.3 促进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 |
6.3.1 生态化思维的主要特征 |
6.3.2 生态化思维的基本原则 |
6.3.3 生态化思维的培育路径 |
7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言 |
1.1 选题源起 |
1.2 理论框架 |
1.3 研究问题和方法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5 创新之处 |
1.6 论文结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政治话语研究综述 |
2.1.1 政治话语的界定 |
2.1.2 政治话语研究述评 |
2.2 国家话语研究综述 |
2.2.1 国家话语相关概念 |
2.2.2 国家话语研究述评 |
2.3 身份研究综述 |
2.3.1 身份认知初探 |
2.3.2 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2.4 国家身份研究综述 |
2.4.1 国家及国家身份认知初探 |
2.4.2 国家身份的话语研究综述 |
2.5 小结 |
第三章 戏剧主义修辞 |
3.1 引言 |
3.2 肯尼斯·伯克修辞思想研究概述 |
3.2.1 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传承与创新 |
3.2.2 肯尼斯·伯克修辞学理论研究成果 |
3.2.3 肯尼斯·伯克修辞理论对国家话语研究的意义 |
3.3 修辞动机 |
3.3.1 动机与行为 |
3.3.2 动机与否定 |
3.3.3 戏剧五位一体 |
3.4 辞屏 |
3.4.1 “辞屏”的概念 |
3.4.2 “辞屏”的特点 |
3.5 同一 |
3.5.1 同一与分离 |
3.5.2 同一与实质 |
3.5.3 同一的方式 |
3.6 国家话语、国家身份与修辞认同三元合一的研究合法性探析 |
3.7 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多重国家身份的建构 |
4.1 引言 |
4.2 中国声音 |
4.3 中国身份 |
4.3.1 新兴大国 |
4.3.2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4.3.3 负责任大国 |
4.3.4 东方文明大国 |
4.4 国家身份建构动机 |
4.4.1 根本动机:利益共同体 |
4.4.2 直接动机:行动共同体 |
4.5 小结 |
第五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内容同一策略 |
5.1 引言 |
5.2 同情同一 |
5.2.1 以构建“家族质”实现身份认同 |
5.2.2 以构建“几何质”系紧合作纽带 |
5.2.3 以构建“方向质”付诸共同实践 |
5.3 对立同一 |
5.3.1 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困境 |
5.3.2 地缘政治危机频现 |
5.3.3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
5.4 无意识同一 |
5.4.1 第一人称复数“我们” |
5.4.2 表达美好人格的词语 |
5.5 小结 |
第六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形式同—策略 |
6.1 引言 |
6.2 规约形式同一:文体结构 |
6.2.1 绪言:称呼与问候语 |
6.2.2 关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6.2.3 基于共同利益的行动倡议叙述 |
6.2.4 关于中国形势、中国道路的叙述、分类和证明 |
6.2.5 中国方案、中国举措叙述 |
6.2.6 结尾:致谢与祝福语 |
6.3 重复形式同一:叙事 |
6.3.1 叙事对主题的导引 |
6.3.2 叙事构筑情感认同 |
6.4 递进形式同一:修辞推论 |
6.4.1 完整修辞推论 |
6.4.2 省略大前提的修辞推论 |
6.4.3 省略小前提的修辞推论 |
6.4.4 省略结论的修辞推论 |
6.5 小结 |
第七章 国家身份建构的修辞策略之辞格策略 |
7.1 引言 |
7.2 建筑类隐喻 |
7.2.1 建筑隐喻描述 |
7.2.2 建筑隐喻说明 |
7.3 拟人类隐喻 |
7.3.1 拟人隐喻描述 |
7.3.2 拟人隐喻说明 |
7.4 旅程类隐喻 |
7.4.1 旅程隐喻描述 |
7.4.2 旅程隐喻说明 |
7.5 其他隐喻 |
7.5.1 疾病类隐喻 |
7.5.2 文化类隐喻 |
7.6 小结 |
第八章 结语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及研究发现 |
8.1.1 主要观点:话语、互动、同一三位一体 |
8.1.2 研究发现:回答中国国家身份建构“三问” |
8.2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问题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3)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之处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相关问题概述 |
2.1 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概念 |
2.1.1 安全 |
2.1.2 国家安全 |
2.1.3 国家文化安全 |
2.2 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 |
2.2.1 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安全 |
2.2.2 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安全 |
2.2.3 文化资源与文化市场安全 |
2.2.4 文化制度与公共文化安全 |
2.2.5 语言文字与风俗习惯安全 |
2.3 国家文化安全的特殊性质 |
2.3.1 比“硬性安全”更柔和的“软性安全” |
2.3.2 比“显性安全”更复杂的“隐性安全” |
2.3.3 比“短期安全”更持久的“长期安全” |
第3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理论资源 |
3.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3.1.2 列宁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
3.2 创新之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家文化安全思想 |
3.2.1 革命战争时期:产生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新萌芽 |
3.2.2 建设探索时期:扞卫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新胜利 |
3.2.3 改革开放时期:打开国家文化安全发展的新局面 |
3.2.4 新时代时期:标示国家文化安全强盛的新方位 |
3.3 历史之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资源 |
3.3.1 “宗法礼乐”和“百家争鸣”的国家文化安全萌芽 |
3.3.2 “天下一统”和“多元融合”的国家文化安全理念 |
3.3.3 “海纳百川”和“继往开来”的国家文化安全政策 |
3.4 他山之石:西方文化学者的国家文化安全理论 |
3.4.1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论 |
3.4.2 约瑟夫·奈的文化软实力论 |
3.4.3 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
第4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价值功能 |
4.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当代价值 |
4.1.1 国家维度:维系国家统一强盛与民族团结复兴 |
4.1.2 社会维度:保障社会稳定和谐与文化传承积淀 |
4.1.3 个人维度:聚焦个人全面发展与生活幸福美好 |
4.1.4 世界维度:致力世界和平繁荣与文明融合进步 |
4.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重要功能 |
4.2.1 政治保障功能 |
4.2.2 经济促进功能 |
4.2.3 社会整合功能 |
4.2.4 外交导向功能 |
第5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现实境遇 |
5.1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战略机遇 |
5.1.1 新时代文化安全的全新战略高度 |
5.1.2 划时代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速度 |
5.1.3 国内外理论实践的持续积累厚度 |
5.1.4 全球性文明对话的相互交流深度 |
5.2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全新挑战 |
5.2.1 意识形态受到多元社会思潮的干扰冲击 |
5.2.2 文化建设受到文化霸权主义的深度威胁 |
5.2.3 文化资源受到世界文化强国的激烈争夺 |
5.2.4 文化话语受到“西强中弱”的不利影响 |
5.3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深层制约 |
5.3.1 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有待提升 |
5.3.2 文化制度的改革进程有待加快 |
5.3.3 文化自信的深厚底蕴有待开发 |
5.3.4 文化权益的现实矛盾有待化解 |
5.3.5 文化开放的交流互鉴有待深化 |
第6章 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策略 |
6.1 铸牢思想体系保障全面深化文化凝聚力 |
6.1.1 坚决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 |
6.1.2 坚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引领作用 |
6.1.3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 |
6.2 健全制度体系保障全面提升文化防御力 |
6.2.1 牢牢掌握党对国家文化安全工作的领导权 |
6.2.2 科学构建国家文化安全综合决策管理系统 |
6.2.3 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
6.3 夯实物质体系保障全面促进文化生产力 |
6.3.1 促进国家文化产业的创新性生产 |
6.3.2 倡导国家文化资源的保护性开发 |
6.3.3 推动国家文化市场的规范性转变 |
6.4 完善权益体系保障全面优化文化服务力 |
6.4.1 发展现代国民素质教育体系 |
6.4.2 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6.5 创新网络体系保障全面增强文化支撑力 |
6.5.1 加快构建融合式媒体传播体系 |
6.5.2 不断健全引导式舆情处理体系 |
6.5.3 大力创新综合式网络治理体系 |
6.6 加强对外体系保障全面扩大文化影响力 |
6.6.1 引进来:促进文化吸收搞好中国转化 |
6.6.2 走出去:扩大文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
6.6.3 新秩序:重塑文化格局做好中国方案 |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致谢 |
(4)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一)生态危机现实困境促逼反思发展模式 |
(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促进建设美丽中国 |
(三)唯物史观时代使命促使重构生产力论 |
二、研究述评 |
(一)学术史发展述评 |
(二)国外研究进展 |
(三)国内研究回顾 |
(四)学界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三、研究意义、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思路 |
(三)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生产力的生态内涵 |
第一节 征服论生产力生态维度的缺失 |
一、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现实根据 |
二、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认识根源 |
三、征服论生产力存在的思想根由 |
第二节 生产力应有生态内涵意蕴阐释 |
一、生产力生态内涵揭示基本前提 |
二、生产力生态内涵发掘基本维度 |
三、生产力生态内涵阐释基本依据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内涵及其价值阐发 |
一、生产力的生态整体主义之审视 |
二、生产力的环境发展共赢之审度 |
三、生产力的主观客观协调之审思 |
第二章 生产力的生态要素 |
第一节 生产力要素构成分歧依据辨析 |
一、基本要素论支持依据 |
二、多要素论的支撑理由 |
三、系统要素论内在根据 |
第二节 生产力基本要素生态意蕴辨识 |
一、劳动者的生态底蕴挖掘 |
二、劳动对象生态意蕴揭示 |
三、劳动资料生态向度阐释 |
第三节 生产力要素生态蕴含辐射价值 |
一、科学技术生态功能审度 |
二、教育本质绿色维度审视 |
三、人类生态意识深层提升 |
第三章 生产力的生态结构 |
第一节 生产力生态结构类型演进分析 |
一、两种生产的生态要义 |
二、三种生产的生态旨趣 |
三、全面生产的生态向度 |
第二节 生产力基本构成生态蕴含解析 |
一、自然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源泉 |
二、社会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变换 |
三、人口生产力:生产力发展的能动力量 |
第三节 生产力基本构成生态价值剖析 |
一、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 |
二、生态安全的两型社会 |
三、生态惠民的民生目标 |
第四章 生产力的生态功能 |
第一节 三重领域生产力生态功能挖掘 |
一、自然生产力的生态功能 |
二、劳动生产力的生态功效 |
三、社会生产力的生态使命 |
第二节 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现象解读 |
一、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现实表现 |
二、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原因剖析 |
三、生产力生态功能异化破解路径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功能现实借鉴价值 |
一、循环经济与资源节约 |
二、土地修复与生态农业 |
三、空间优化与绿色城乡 |
第五章 生产力的生态标准 |
第一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历史参照缘由 |
一、生产力技术标准的反思 |
二、生产力经济标准的反省 |
三、生产力生态标准的确立 |
第二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时代评价尺度 |
一、生产力生态标准评价依据 |
二、生产力生态标准解读举要 |
三、生产力生态标准评判原则 |
第三节 生产力生态标准现实践行意义 |
一、自觉践行生产力生态标准 |
二、积极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 |
三、积极推进节约型社会建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与课题研究及获奖情况 |
致谢 |
(5)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旨趣 |
(一) 选题缘起 |
(二) 研究旨趣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说明 |
(一) 时间跨度选取 |
(二) 中国侨务政策 |
1. 政策对象 |
2. 政策内容 |
三、研究现状及理论背景 |
(一) 研究现状 |
1. 系统全面的梳理侨务政策体系及思想理论 |
2. 某一领域侨务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演进情况 |
3. 关于各类具体侨务政策的执行情形的研究 |
4. 落实侨务政策对地方发展变迁影响的研究 |
(二) 理论背景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一) 研究思路 |
(二) 研究方法 |
1. 历史文献分析法 |
2. 社会史研究方法 |
3. 口述史研究方法 |
五、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改革开放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之前侨务政策的主要内容 |
一、吸引海外知识分子回国报效 |
二、成立运行侨务工作机构组织 |
三、土地改革中考虑侨胞特殊性 |
四、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 |
五、鼓励侨胞兴学捐赠 |
六、妥善安置归国华侨 |
七、辅导华侨回国投资 |
八、大力保护争取侨汇 |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侨务政策遭冲击破坏 |
一、海外侨务工作被否定 |
二、侨务机构组织被撤销 |
三、归侨侨眷被歧视迫害 |
四、侨捐侨资工作的倒退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之后侨务政策的恢复调整 |
第一节 侨务领域的“拨乱反正” |
一、驳斥“海外关系复杂论” |
二、“建庙”与“请菩萨” |
第二节 侨务政策内容的调整 |
一、侨务政策的关涉范围更为全面细致 |
二、侨务政策的重心更加倾向经济工作 |
第三节 国内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一、国内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二、全面恢复归侨侨眷的政治权利 |
三、保障归侨侨眷的合法经济权益 |
四、鼓励归侨侨眷同海外正常联系 |
五、推进华侨农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
第四节 国外侨务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
一、国外侨务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
二、积极保护保障华侨的正当权益 |
三、发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传统 |
四、促进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
五、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 |
六、教育华侨遵守尊重当地法律习俗 |
七、协助华侨华人发挥“桥梁”作用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侨务政策执行所反映出的社会变迁 |
第一节 侨务政策落实带来的社会关系调整 |
一、落实政策的“不得刁难” |
二、适当照顾是否“开后门” |
三、“调动”一切积极力量 |
第二节 广东福建落实侨房退还的社会影响 |
一、侨房退还问题的历史成因 |
二、侨房退还政策执行的难度 |
三、侨房退还工作的显着成效 |
第三节 一桩纠结的侨房退还案的政策因由 |
一、政策“鼓励”下的申诉 |
二、政策执行上的“无奈” |
三、久拖未决中的“困惑”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发挥侨务政策优势与助推经济发展 |
第一节 发挥“侨”的作用来搞活经济 |
一、“发展才是硬道理” |
二、“门路要多一点” |
三、“不要丧失机遇” |
第二节 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侨”企 |
一、举足轻重的侨资企业 |
二、蓬勃兴起的侨属企业 |
三、紧跟政策的自办企业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侨界的政治参与程度及其影响效度 |
第一节 侨界与统一战线工作 |
一、华侨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颇有渊源 |
二、侨界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构成 |
三、侨胞积极推进祖(籍)国的统一大业 |
第二节 民间外交的重要力量 |
一、正视侨务工作的外交特性 |
二、华侨华人与中美关系改善 |
三、华侨华人的影响日益增强 |
第三节 侨界参政议政的选择 |
一、政治环境的认知差异 |
二、制度机制的有效保障 |
三、文化情感的认同归属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的背景 |
1.1.2 研究的意义 |
1.2 研究的国内外现状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的思路 |
1.3.2 研究的方法 |
1.4 研究的内容及创新 |
1.4.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1.4.2 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的要义把握 |
2.1 话语及话语体系的基本概述 |
2.1.1 话语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1.2 话语体系的内涵、特点及功能 |
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及中国逻辑 |
2.2.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原初语境 |
2.2.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的中国逻辑 |
2.3 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厘定 |
2.3.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概念 |
2.3.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类型要素 |
2.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要内涵 |
第3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理论溯源 |
3.1 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梳理 |
3.1.1 马克思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1.2 列宁主义群众工作话语论述 |
3.2 历史借鉴: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滋养启示 |
3.2.1 传统民本思想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滋养 |
3.2.2 辛亥革命对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形成发展的启示 |
第4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历史发轫 |
4.1 催生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并与群众实践结合的国内语境 |
4.1.1 “五四”时期群众性运动的实践洗礼 |
4.1.2 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论战 |
4.2 唤起中国人民觉醒并推动革命运动高涨的国外语境 |
4.2.1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及人民群众的影响 |
4.2.2 十月革命、共产国际对中国及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形成发展 |
5.1 “照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移植与实践(1921.7-1927.7) |
5.1.1 “工人运动的怒涛”中俄式话语的全面植入 |
5.1.2 “打倒列强除军阀”对俄式话语的适应性嬗变 |
5.1.3 “农民运动‘好得很’”中国共产党群众观初步萌发 |
5.2 “接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探索与转换(1927.8-1938.11) |
5.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苏维埃革命话语建构 |
5.2.2 “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对中国革命实际的背离 |
5.2.3 “发展群众创立新苏区”长征时期的话语调适 |
5.2.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主导权的成功转化 |
5.3 “用着说”——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再造与认同(1938.12—1949.9) |
5.3.1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实践 |
5.3.2 “群众路线”话语的创造性表述 |
5.3.3 “人民斗争的新高涨”迎接解放区群众工作话语新发展 |
5.3.4 “第二条战线”开辟蒋管区群众工作话语新阵地 |
5.3.5 “学会管理城市”面临城市群众工作话语新挑战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 话语体系:价值、主题和路径 |
6.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价值意蕴 |
6.1.1 恪守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政治话语 |
6.1.2 阐释中国革命实践语境的理论话语 |
6.1.3 动员群众自觉行动实践的大众话语 |
6.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主题设置 |
6.2.1 争取革命胜利的政治主题 |
6.2.2 保障群众根本利益的民生主题 |
6.2.3 密切政党与群众血肉联系的存亡主题 |
6.2.4 事关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战略主题 |
6.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认同路径 |
6.3.1 强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嵌入及主导作用 |
6.3.2 满足群众物质利益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6.3.3 注重制度建设以实现群众有效政治参与和政治认同 |
6.3.4 区分不同阶级阶层群众的资源整合与社会认同 |
6.3.5 以群众路线导引群众工作认知范式与话语系统 |
6.3.6 将群众“组织起来”走“延安道路”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三化”进程中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的经验、反思和启示 |
7.1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经验 |
7.1.1 坚定和笃信理论自信是前提 |
7.1.2 实现和扞卫群众利益是基础 |
7.1.3 创新和强化意识形态建设是关键 |
7.1.4 建设和净化党政组织是保证 |
7.1.5 凝聚和赢取党心民心是根本 |
7.2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反思 |
7.2.1 话语体系模式化与群众工作中的盲动主义 |
7.2.2 话语体系僵化与群众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
7.2.3 话语体系神圣化与群众工作中的个人崇拜 |
7.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启示 |
7.3.1 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群众工作中的创造性领导 |
7.3.2 树立正确人民利益观是群众工作话语体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
7.3.3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本质在于永远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 |
7.3.4 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与政治认同的话语优势 |
7.3.5 提升话语传播能力适时抢占群众工作意识形态制高点 |
7.3.6 立足国情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以涵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 |
结语 群众工作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7)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一)相关背景与选题意义 |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目标 |
二、文献述评 |
(一)经典范式与代表观点 |
(二)文献评析与研究展望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数据 |
(一)基本思路与结构安排 |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研究不足 |
第一章 构建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组织理论基础 |
一、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基本概念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概念内涵与特征要素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概念界定与关键节点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的理论源流 |
(一)理性-工具:封闭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二)结构-功能:自然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三)情境-权变:开放系统观点下的组织理论 |
三、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分析框架 |
(一)地方政府创新的生成机理分析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理论建构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适用性分析 |
一、地方政府获取创新工具的迫切性 |
(一)地方政府动态适应性的自觉选择 |
(二)地方政府组织要素的工具化走向 |
二、地方场域适用创新工具的约束性 |
(一)创新工具嵌入本土语境的局限 |
(二)创新工具适应地方情境的掣肘 |
三、地方政府使用创新工具的可行性 |
(一)探索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的条件与动力 |
(二)地方政府创新工具逻辑框架的操作化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迷思”工具 |
一、“迷思”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一)“迷思”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二)“迷思”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三)“迷思”工具的实现手段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迷思”工具的使用说明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迷思”工具内容梳理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迷思”工具使用过程追踪 |
三、以“迷思”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一)确保“迷思”吸纳的精确嵌合 |
(二)避免“迷思”排异的创新失效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结构工具 |
一、结构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一)结构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二)结构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三)结构工具的基本形态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结构工具的应用说明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结构工具形态梳理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结构工具应用过程追踪 |
三、以结构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一)保持形态设计的动态匹配 |
(二)规避形态错位的创新风险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地方政府创新的文化工具 |
一、文化及其工具化的原理解析 |
(一)文化工具的内涵与由来 |
(二)文化工具的原理与功用 |
(三)文化工具的实现方法 |
二、地方政府创新语境中文化工具的运用说明 |
(一)基于文本描述的文化工具方法梳理 |
(二)基于个案还原的文化工具运用过程追踪 |
三、以文化工具助推地方政府创新实践 |
(一)保证方法运用的认同激发 |
(二)预防方法失灵的创新中止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国外各类公共部门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附录二:国内各类公共组织创新奖项的评价标准汇编 |
附录三:历届获得“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奖项名单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后记 |
(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研究目标和选题意义 |
(一)研究目标 |
(二)选题意义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动态 |
三、共同价值的研究综述 |
四、主要研究内容和拟解决关键性问题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二)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六、可能的研究创新 |
第二章 共同价值的理论蕴含 |
一、价值与共同价值 |
(一)价值的主客观之争 |
(二)马克思对价值的实践诠释 |
(三)价值、价值规范与共同价值 |
二、“普世价值论”的理论本质及共同价值对其超越 |
(一)国内学界论辩“普世价值论”的理论背景 |
(二)“普世价值论”真的普世吗? |
(三)共同价值对“普世价值论”的超越及其美好生活意蕴 |
三、命运与共时代的共同价值 |
(一)作为价值理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二)共同价值在当代的深刻现实性 |
(三)共同价值是联结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纽带 |
第三章 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价值立场 |
(一)市民社会中隐藏着理解人类历史的“锁钥” |
(二)市民社会的自我局限 |
(三)人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价值超越 |
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价值视野 |
(一)资本主义的勃兴拉开了世界历史的序幕 |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深重灾难 |
(三)社会所有制的必然确立 |
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人联合体”价值理想 |
(一)资本主义自由观的价值批判 |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人的理论阐释 |
(三)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 |
四、共同价值对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的理论继承 |
(一)阐明共同价值“人类社会”的价值立场 |
(二)明晰共同价值“世界历史”的价值视野 |
(三)坚定共同价值“自由人联合体”的价值理想 |
第四章 共同价值由中国提出的逻辑必然 |
一、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价值追求 |
(一)中国社会革命的现代化审视 |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提炼与不断化解 |
(三)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价值向往 |
二、中国共产党开放发展的价值抉择 |
(一)当代中国开放发展模式的探索与确立 |
(二)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开放发展 |
(三)开放发展的中国经验 |
三、中国共产党责任发展的价值担当 |
(一)筑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
(二)维护中华统一命运共同体 |
(三)支持世界和平发展事业 |
四、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 |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代中国发展 |
(二)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世界意义 |
(三)当代中国开放发展的世界意义 |
(四)当代中国责任发展的世界意义 |
第五章 共同价值的全球治理关照 |
一、追求共同价值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携手共治” |
(一)资本主义的灭亡是基于“外在性”还是基于“内生性” |
(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及其限度 |
(三)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均难以独善其身 |
二、全球治理嵌入共同价值的中国主张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迈入新时代 |
(二)人类社会在当代所面临的重大矛盾 |
(三)中国的全球治理观 |
三、从霸权主义国际格局走向以共同价值为底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国际霸主竞相交替是近代以来世界格局演变的最突出特点 |
(二)当今世界的霸权主义国际格局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前行逻辑 |
(三)未来的国际格局必然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
第六章 共同价值对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贡献 |
一、共同价值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优势的发挥 |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特质 |
(二)共同价值关注当代人类的整体发展利益 |
(三)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当代人类整体发展利益的理论优势 |
二、“一带一路”:共同价值的实践样态 |
(一)“一带一路”发展理念与共同价值的内在契合 |
(二)“一带一路”在目标维度致力于践行共同价值 |
(三)以共同价值引领“一带一路”的未来发展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构建及其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
(一)共同价值回答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内容 |
(二)共同价值规范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发展方向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闽粤菜系对泰国食文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原因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综述 |
一、中国八大菜系之闽粤菜系研究现状 |
二、泰国食文化研究现状 |
三、闽粤菜系对泰国食文化影响的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 |
第二章 八大菜系中的闽粤菜系 |
第一节 闽菜 |
第二节 粤菜 |
第三章 泰国食文化内涵及特点 |
第一节 泰国食之理念 |
第二节 泰国食之取材与调料 |
第三节 泰国菜的烹饪技巧 |
第四节 泰国食用餐具与方式 |
第五节 泰国特色菜肴 |
第四章 中国闽粤菜对泰国食文化的影响 |
第一节 食用餐具 |
第二节 食的理念与讲究 |
第三节 食之习俗 |
第四节 泰国菜中的闽粤风味菜 |
第五章 中国闽粤菜对泰国食文化产生影响的原因 |
第一节 地理位置因素 |
第二节 历史渊源与贸易往来 |
第三节 文化交流与民族迁徙 |
第四节 中国食文化的魅力 |
第五节 泰国文化兼容并包 |
第六章 结论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创新之处与局限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民办高校及其相关概念 |
二、中外合作办学及其相关概念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对民办高校发展的研究 |
二、对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研究 |
三、对民办高校国际化发展的研究 |
四、对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研究 |
五、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内容 |
三、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创新点 |
第二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与意义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背景 |
一、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 |
二、“一带一路”建设与我国教育新时期对外开放 |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大发展与中外合作办学价值定位 |
四、跨境高等教育的复杂性、风险性与中外合作办学的规范性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意义 |
一、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
二、借鉴国际先进教育教学经验,推动高水平民办大学建设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适应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新需求 |
四、提升办学国际化水平,推进民办高校职能国际化发展 |
五、规范跨境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规避涉外办学风险 |
第三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现状剖析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基本数量及相关情况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整体数量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年份变化 |
三、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举办期和在办机构、项目数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结构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办学层次分布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各层次机构和项目的省份分布 |
三、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科专业结构 |
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师资结构与课程结构 |
第三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外方高校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中方高校分析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外方高校分析 |
第四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在学与毕业 |
一、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方式 |
二、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规模 |
三、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在学生规模 |
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毕业生规模 |
五、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学历学位证书颁发情况 |
六、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预期培养总人数 |
第五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特征分析 |
一、整体规模较小、层次较低、校均设立或举办机构和项目数偏少 |
二、基本形成东中西部地区递次发展局面,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匹配度不高 |
第四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
一、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二、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
一、办学理念与实践及认识 |
二、内部管理体制机制 |
三、办学资源支撑 |
第三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
一、社会认识 |
二、行政管理 |
三、办学资源获取 |
第五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未来面临的挑战 |
一、《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改带来的影响 |
二、公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竞争 |
三、整体办学实力、水平与高端化国际教育需求间的差距 |
四、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下教育市场开放的冲击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迎来的新机遇 |
一、跨境教育大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催生合作办学新需求 |
二、国家与地方支持民办高校持和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发展 |
第六章 国外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概述与特征分析——以马来西亚为例 |
第一节 马来西亚社会及其高等教育体系概述 |
一、马来西亚的社会 |
二、马来西亚的高等教育体系 |
三、马来西亚的私立高等教育 |
第二节 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情况 |
一、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背景与历史脉络 |
二、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主要形式 |
第三节 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发展特点 |
一、政府注重规划引导与服务 |
二、法律政策制度保障充分 |
三、质量保障体系构建完善 |
四、私立高校举办意愿强烈 |
第四节 对马来西亚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的经验反思 |
一、政府的支持态度与否,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前提 |
二、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国合作办学发展的基础 |
三、健全的跨境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发展的重要保障 |
四、不断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私立高校跨境合作办学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
第七章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趋势研判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趋势走向 |
一、办学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
二、不同办学形式和办学层次的发展仍将有所差异 |
三、非营利性是未来发展的主体 |
第二节 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应遵循的原则 |
一、坚持党的领导原则 |
二、维护教育主权原则 |
三、坚守公益性原则 |
四、秉持合理定位原则 |
五、特色差异化发展原则 |
六、保护学生权益原则 |
第三节 推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顶层设计 |
一、落实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同等办学地位 |
二、推进民办高校自身治理体系完善 |
三、适时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分类管理 |
四、倡导民办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办学 |
第四节 促进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的具体举措 |
一、加强办学质量建设,提高社会声誉 |
二、提升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科学认识,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 |
三、鼓励出台相关支持政策,设立专项支持项目 |
四、拓宽办学主体,加强与国内外企业联和办学 |
参考文献 |
附录 |
后记 |
四、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厦门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人的生态化生存研究[D]. 袁一平. 北京交通大学, 2021(02)
- [2]国家话语对国家身份的建构及其修辞策略[D]. 梁冠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新时代国家文化安全建设研究[D]. 吴腾飞. 吉林大学, 2020(01)
- [4]马克思生产力论的生态意蕴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夏承伯.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1992)中国侨务政策之研究[D]. 刘纯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5)
- [6]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群众工作话语体系研究[D]. 陈杰.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7)
- [7]组织理论视阈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工具研究[D]. 张舜禹. 吉林大学, 2019(10)
- [8]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底蕴研究[D]. 桑建泉.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9]闽粤菜系对泰国食文化的影响[D]. 张霞. 厦门大学, 2019(09)
- [10]民办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发展研究[D]. 薛卫洋. 厦门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