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立董事制度与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甄瑜晴[1]（2021）在《基于混改背景的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并且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国家要继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实现国有企业战略转型,将国有企业向公司化进行转型。由此,如何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制度成为混改企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对混改背景下的企业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除了选择混合所有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影响因素的选择上,结合混改特征以董事会结构特征、独立性和行为与激励方面作为切入点,研究三个方面共七个影响因素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有效性的影响作用,并对其影响效果所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研究结果如下:在董事会结构特征的影响因素方面,混改企业中董事长与总经理由一人兼任更有利于董事会有效性的发挥。而在混改企业下设专业委员会数量上并不是越多越好,可能存在设置流于形式的问题,没有发挥多数量委员会的实际作用,而且过多数量委员会的设置对董事会有效性并没有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在董事会独立性影响因素方面,考虑到混改的特殊性,本文除了选择典型的独立董事比例作为衡量董事会独立性的指标之一,还选择了独立董事背景的多样性和在独立董事中是否含有国有性质背景的独立董事作为衡量董事会独立性影响因素的另外两个指标。实证结果显示,混改背景企业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和具有国有性质背景独立董事的加入都对混改企业董事会有效性产生负向的影响。而独立董事背景的多样性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是正向的,即独立董事中所包含背景种类越多,越有利于提升混改企业董事会有效性。在董事会行为与激励影响因素方面,董事会会议次数对董事会有效性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作用,但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激励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是正向的。而且本文将样本企业根据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性质进行分组以后,与本文所研究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后发现,实际控制人为国有背景的混改企业在独立董事比例方面与大样本的研究结果有所不同外,其他影响因素都与大样本结果相一致。
闫盼盼[2]（2021）在《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跨境并购不仅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获取战略性资源、加强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走出去”、“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与推进,我国政府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进行跨境并购,跨境并购交易的数量和金额持续增长。据Wind数据显示,我国企业跨境并购近十年的年度交易金额均在300亿美元以上,跨境并购活动保持活跃状态。然而,在如火如荼的跨境并购热情下,高溢价率和经营亏损引起了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在利用跨境并购“走出去”的同时,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以实现“走得远、走得顺、立得住”,促进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成为跨境并购研究领域的实践焦点与理论热点。围绕着“如何提高跨境并购质量”这一议题,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层面、行业层面及企业层面三个角度进行解答。学者们更多关注宏观层面及微观层面的客观因素,虽然制度、政治关系、文化差异、地理距离、行业特征等因素会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对企业来说都是“既定”的约束,企业更多地是被动接受,而微观层面因素的探讨则更有助于找出企业在面临相同并购环境时所呈现出差异化行为的症结所在。在微观企业层面,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因素众多,但企业管理层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管理者在企业跨境并购前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跨境并购决策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治理行为。而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和企业权利结构的重要实体,是企业并购战略的决策和实施控制部门,其特征和行为与企业跨境并购息息相关,其能否有效发挥职能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直接影响。而董事的个人特质和能力决定了其能否高效率地履行职责。我国各级政府在加速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陆续出台并提供了一系列引智引才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越来越多的具有海归背景的国际化人才进入董事会。海归背景人才的海外求学或工作经历往往使其拥有广泛的境外关系网络、合理的知识结构及丰富的跨国跨文化的管理技能等资源与能力优势,这些优势都已促使海归背景人才逐步成长为地区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主要力量。具体到微观层面,上述优势作为一项弥足珍贵的资源将会对企业的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已证实董事的海归背景能够促进董事会有效发挥职能,会对企业的绩效、创新、审计、战略等方面产生影响。而董事会作为企业跨境并购的决策和实施监督部门,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能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目前尚未有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海归背景董事这一视角对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问题进行探讨:在跨境并购交易的不同阶段,海归背景董事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的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作用的强弱是否受制于具体的决策情境?尽管前期探讨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国际化决策关系的研究已经辨识了一系列情境因素（Laufs等,2016;李竞等,2017）,但这些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为研究对象,目前从中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治理实践出发,对何种情况下海归背景董事将对企业跨境并购产生较强、较弱乃至无影响进行的研究不足。此外,不同的海外经历及董事会职位赋予董事不同的“发声”能力和影响力,拥有直接经验和实质性话语权才有能力和动力做出更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决策。那么,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是否因其海外经历的类型及职位的类型不同而存在差异呢?本文以2009-2017年发生并购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考察了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并购交易前的跨境并购发起、并购交易中的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交易后取得的并购绩效的影响,明确了海归背景董事影响企业跨境并购的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1）海归背景董事的存在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凭借其自身积累的独特资源与能力优势,提升企业进行跨境并购的能力,降低企业与跨境并购相关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帮助企业以较小的成本识别出不同国家或地区中所存在的并购机会,增强企业发起跨境并购获取潜在收益的动机。而且,海归背景董事还能够有效监督管理层,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不利影响。从而当企业意图并购时,海归背景董事促使企业更倾向于发起跨境并购。（2）海归背景董事有助于降低企业跨境并购溢价。在企业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海归背景董事可以帮助主并企业更好地开展尽职调查,提高对目标企业价值评估的准确性,降低跨境并购定价过程中的风险,优化跨境并购定价谈判策略,从而提高企业跨境并购定价效率,降低跨境并购溢价的支付。（3）海归背景董事可以促进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海归背景董事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企业跨境并购整合提供额外信息渠道和解决问题新视角的同时,还能够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督,实质性地减少管理层在跨境并购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低效率行为,以此促进企业跨境并购完成后的整合,最终带来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路径分析结果表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提升效应存在部分的整合能力路径。（4）主并企业所处地域差异、市场竞争程度以及股权性质可以调节海归背景董事与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的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不同决策情境的检验发现,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激烈竞争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促进作用更显着;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提升的增量贡献在沿海地区企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企业及国有企业中更大。（5）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跨境并购发起、跨境并购溢价及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因其海外经历类型及职位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海归背景董事的分类检验发现,相较于海外学习经历,海归背景董事的海外工作经历对企业跨境并购的影响更显着;相较于普通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关键职位的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和跨境并购绩效的边际效用更大;相较于具有海归背景的执行董事,具有海归背景的非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抑制效应更显着。综上分析,基于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议为:首先,从宏观政策制定者角度,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海归人才的社会资本积累;加强海外高层次人才政策体系的优化与实施;完善外派留学人员的现行培养体系建设;加强我国不同区域的制度建设;完善有关董事会的制度。其次,从企业角度,企业不仅应引入海归背景董事,加强对董事会的建设,健全现行董事会治理机制;还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进一步优化跨境并购。最后,针对资本市场中的投资者,其在考虑投资对象时可以将主并企业董事会中是否存在海归背景董事作为考量标准之一,以便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决策。
吴龙吟[3]（2020）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研究》文中认为在日趋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如何打开董事会运作的黑箱对于公司而言显得日益重要。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依赖于董事会的有效决策。当前主流研究重点考察了董事会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但该路径无法完全解释公司之间在董事会决策结果上的差异。本研究认为,除了董事会正式制度外,董事会内部还存在着对决策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影响的隐性互动关系,当前研究较少考虑董事会成员内部由于个人能力和威望的差异所导致的地位差序对董事会决策的影响。源于社会学领域的群体动力学研究表明,非正式等级普遍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群体中,清晰的非正式等级会导致群体成员对非正式领导者的自发服从和配合。作为一类群体,董事会的决策也势必会受到其内部非正式等级的影响。当前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尚未打开此逻辑黑箱,本研究意在解决这一重要问题。鉴于此,本研究以我国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董事成员任职信息与相关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为研究样本,并考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特质,将政治关联和金融关联纳入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范畴,以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及其启示为核心,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衡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对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产生影响。此外,本研究还考察了 CEO权力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环境不确定性与资源约束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之后,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有利于组织双元的培养。董事会并非仅是基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平等合议式决策团队,由董事会个体成员能力差异形成的非正式等级同样会对董事会决策产生影响。由于董事会需要在缺乏明确程序的前提下,在有限时间内,以民主的方式做出重要的决策,拥有出色决策能力和影响力的董事往往会赢得其他成员的尊敬和服从,自愿赋予其决策主导地位并以合作的方式为之提供建设性意见,从而提升了董事会决策效果和效率。在清晰的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中,塔尖董事出于维护已得到满足的他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具有充分动机去开发现有业务以满足公司短期效益,同时制定探索性决策以实现公司长期发展。而塔尖董事的意见受到重视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但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去实现公司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目标,即资本保值增值和稳定分红的可持续,能够从投资决策、公司文化、组织结构、团队建设、预算支持等各方面为组织双元提供其所需的有形和无形资源,强化现有竞争优势,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推动组织双元的培养。第二,组织双元能够提升公司的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的基本价值是保证公司不在探索和开发二者间偏执一端。开发活动虽然有利于保证公司在可预见未来的稳定收益,但对其过于强调则会使公司难以适应未来发生的重大环境变化,而过于强调探索活动则又不可避免地会挤占开发性业务的合理资源需要,对公司当前的生存产生消极影响。鉴于此,组织双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使公司在锚定使命和宗旨的前提下,通过灵活地配置探索性和开发性资源,使开发性业务持续地得到强化,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市场份额,并积极投资探索性领域,为实现公司长期发展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通过自上而下的系统化建设,组织双元可使公司实现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而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成果也在公司制度上得到了可持续的保证,大幅降低了间断的隐患。第三,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但中介作用的程度存在差别,组织双元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财务绩效中的中介效应要强于其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影响公司创新绩效中的中介效应。部分而非完全中介作用的原因在于组织双元只是董事会影响公司绩效的媒介之一,董事会的事务性决策如预算和财务审计、薪酬设计和激励措施等同样会对公司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至于组织双元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别,是因为组织双元的培养本质上是对公司探索能力和开发能力的两方面培养,而探索式创新和开发式创新又是组织双元的重要实践过程,其创新产出则是组织双元强弱的最直接反应。此外,创新产出与其经济效益的实现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毕竟二者之间存在着市场需求、营销能力等诸多中间因素,而探索性创新相对于开发性创新的不确定性更强。第四,CEO权力加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促进作用。从普遍性观点来看,CEO权力过大易引发其个体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董事会决策和监督的效果和效率。但本研究的特殊性在于,调查样本为中小板民营上市公司,很多公司存在董事长即控股股东及家族式管理的现象,CEO通常作为董事长家族成员与董事长利益一致,此时较大的CEO权力会强化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当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时,这一趋向会更加明显。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当CEO持股比例高于董事长时,会抑制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对组织双元的积极作用,这与普遍观点一致,即CEO过大易引发委托—代理问题。第五,环境不确定性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之间的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但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一方面,无论外部环境平稳抑或动荡,当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时,塔尖董事的个人能力和抱负都会推动其做出探索和开发的双元性决策。当外部环境平稳时,塔尖董事会居安思危,当外部环境动荡时,塔尖董事会危中寻机,时刻锚定公司的长远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框架化的动态能力,组织双元本就是为公司克服外部环境束缚和行业生存周期限制才应运而生的,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较高时,具备出色组织双元的公司便可更加充分地利用该动态能力,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机会,对各类可利用资源进行一系列有形和无形配置,使组织双元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发挥,从而有效推动公司绩效的提高。第六,资源约束既能正向调节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的关系,也能对组织双元与公司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关系产生促进作用。董事会须要根据公司可利用的资源来制定战略决策,当公司面临较强的资源约束时,纵然董事会内部存在清晰的非正式等级,且塔尖董事具备优秀的个体双元及相应地决策意愿,但碍于资源的匮乏,其不得不优先解决公司面临的迫切问题,有心无力于强势探索或深度开发举措,这无疑抑制了公司的组织双元潜力。另一方面,当公司用以执行双元化战略的有形和无形条件形成后,管理层同样需要必要的资源在双元化情境下进行经营实践,可用资源的多寡便成为制约公司能否实现理想的财务和创新产出的关键因素。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动机源头出发,论述并实证检验了组织双元的成因,推动组织双元研究向纵深发展。现有研究对于组织双元前因变量的探讨集中于两种观点,外部环境和公司领导层,但受到研究方法论和探讨深度所限,二者均未能系统和详尽的阐述组织双元的成因。外部环境观点强调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公司双元行为的主要推动因素,这种观点颠倒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矛盾运动法则,将作为变化条件的外部环境放在了首位,未能突出公司内部因素的主导作用;公司领导层观点虽然考察了领导者特征、行为过程等方面对组织双元的培养,但忽视了更深层次的指导思想因素,且没有系统论述领导团队成员如何能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公司决策,进而影响组织双元。鉴于此,本研究深入探讨了非正式等级在董事会内部的形成逻辑和重要性,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塔尖董事个人权力的关系,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个人动机和制定双元性战略的意愿,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的双元性战略执行能力。通过量化分析,本研究最终得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清晰度与组织双元正相关的结论,从而系统深入地论证了组织双元的成因。第二,基于董事会战略参与视角,系统考察董事会治理与公司长期成长的关系,将组织双元纳入董事会治理研究的理论体系中。当前的公司治理学术界虽然已有少量文献探讨了董事会对公司双元性事项的影响,但其内容基本限于对涉及公司探索或开发行为在某一方面具体应用的研究,且大多围绕双元创新,并没有在宏观层面上聚焦组织双元的根本价值,即实现公司的长期健康成长。由于董事会对全体股东负责,而不同类型股东的投资诉求存在着显着差异。因此,在公司治理实践中,称职的董事会不仅应该关注公司日常经营中的具体问题,更须要统筹全局,时刻秉持忧患意识,做好公司的舵手,在公司使命和战略高度上为公司长远发展指明方向,通过一系列战略性决策把握当下,布局未来,并选聘和组建与之相应的高层管理团队以推动决策的执行。这不但与组织双元的基本内涵不谋而合,也符合最高领导团队是组织双元的充分条件这一要求。基于此,本研究从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出发考查其对组织双元的影响,这同时也是以组织双元为立足点,反向推导归纳称职的董事会所应具备的根本属性的过程。由此本研究将董事会研究与董事会核心职能,即战略决策和监督,恰当地匹配融合,丰富和深化了董事会治理理论体系。第三,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董事会治理的研究范式始于“正式结构—公司绩效”,研究者们多依据委托代理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来解释董事会正式结构,如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健全度等因素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但由于该范式忽略了公司管理层这一公司实践中最重要的内容,在逻辑推导上存在理论上的明显缺陷,因而研究者将管理实践纳入其中,将其发展为“董事会正式结构—公司行为—公司绩效”范式,以弥补前者的不足。然而,由于董事会正式结构研究所依托是董事会及其成员的直接可观测变量,其背后的逻辑基础依然是传统的经济人假设,鲜有考虑现实中人的社会属性。此外,公司董事是高层次需要者,相对更加适宜以Y假设来判定其行为。因此,研究者提出“董事会非正式结构—公司绩效”和“董事会非正式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从社会群体的角度考查董事会内部互动过程,由此调和了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公司绩效”研究框架,探讨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如何通过组织双元最终影响公司绩效,并引入环境不确定性、CEO权力和资源约束作为调节变量探讨其作用边界,从而丰富了现有董事会非正式结构研究范式。
李欣[4]（2020）在《煤炭企业CEO个人特征对公司安全治理的影响》文中提出煤炭是我国最主要的一次能源,煤炭开采作为高风险行业,安全事故屡有发生,为了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国家相关政府部门颁布了一系列煤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近年来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已得到明显改善,但与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中国煤矿安全生产状况仍需改进。煤炭行业对我国国民生活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能源供给安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煤炭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煤炭企业的不安全行为不利于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阻碍我国的经济增长。煤炭企业CEO做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主要负责人,对企业的安全治理全面负责,但是CEO的个人特征各不相同,不同的特征会影响他们对企业安全治理所做出的决策,因此本文对煤炭企业CEO个人特征对公司安全治理的影响进行研究。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归纳;其次分析了我国煤炭上市企业的安全治理现状,在治理结构方面煤炭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安全、生产相关职业背景董事比例过低;在安全生产方面各公司安全投入差异较大;在经营绩效方面煤炭行业近年来由于供给侧改革,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波动较大;最后对煤炭企业CEO个人特征与公司安全治理进行实证研究。本文选取了 CEO年龄、学历、职业背景、任期四个特征指标,以2013-2018年23家煤炭上市企业为样本,从治理结构、安全生产和经营绩效三方面选取了 16个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公因子构建了安全治理综合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法对煤炭上市企业CEO个人特征对公司安全治理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CEO年龄越大越不利于公司安全治理;（2）CEO学历越高越有利于公司安全治理;（3）CEO有生产、安全监察相关职业背景对公司安全治理有利;（4）CEO延长任期有利于公司安全治理。依据研究结果并结合煤炭行业实际,本文从完善煤炭企业CEO聘用机制和提高煤炭企业CEO安全治理能力两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希望能够引起煤炭企业CEO对公司安全治理的重视,保证煤炭企业的安全生产能够稳定有序的进行。
杨扣萝[5]（2020）在《股权治理下的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技术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现代公司对自主治理的创新需求日益增长,企业通过分析行业特点、自身发展阶段以及长期发展目标,创新出适合自身发展的公司治理模式,以便更好地提高公司治理效率,阿里巴巴集团便是如此。作为“互联网+创新”行业的翘楚,阿里巴巴集团打破传统公司股权治理模式,创新出一种合伙人制度用于集团内部治理,引发了较多的关注,业界称之为阿里合伙人制度。本文以阿里巴巴集团实施的合伙人制度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本质和适用背景,探究它在公司股权治理制度方面的创新价值,并反思我国当前公司治理创新的制度环境。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有助于丰富公司股权治理理论,也对电商企业乃至创新型企业探索合理的公司治理模式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本文首先梳理归纳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介绍与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相关的概念与理论基础。其次解读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内容,发现马云团队实施合伙人制度最直接的目的是维持公司的控制权,通过拥有董事会过半数董事的提名权的方式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更深入地探究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的本质,结合双重股权结构作深入剖析,发现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控制权安排和股权结构设计制度,它与双重股权结构都是创新的公司治理模式,在典型特征和发挥作用方面是极为相似的,即公司的控制权与持股权分离,两权分离使创始人或团队以较低的持股比例维持控制权;此外还分析了阿里巴巴集团采用合伙人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实施效果以及潜在风险四个方面,可以看出新的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最后针对阿里巴巴合伙人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建议。进一步得出企业自主创新治理和资本市场环境建设的启示。为其他企业上市和治理创新模式提供实践经验,同时呼吁我国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承认多重股权结构的合法性,我国主要资本市场也应开放性地接纳多重股权治理模式并存,由此提升我国资本市场的活力与竞争力。
秦强[6]（2020）在《基于公司治理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业银行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主导性作用,同时是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媒介。随着改善金融企业的风险管理已经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研究和分析主导我国金融体系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尤为重要。近年我国银行系统大案频出,公司治理不完善成为银行风险暴露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以公司治理视角为切入点,探究现有商业银行体系中存在哪些公司治理问题,以及这些治理问题是否对商业银行风险产生影响,并依此从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提出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政策建议。本文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其风险大小的作用路径入手,基于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风险管理及二者关系研究的相关文献和理论基础,对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质量与风险程度存在逻辑上的关系进行了推演。由于商业银行息差收益来自于风险承担,因此在以风险为经营内容的商业银行中广义的公司治理的内涵包含了风险管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风险管理实施的前提和基础,而风险管理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商业银行的行业特征,本文总结了不同类型银行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的现状。《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6年报》将我国商业银行划分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在经营地域、监管政策、行政许可等方面不同。目前各类银行均已经形成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及配套的风险治理机制,且已经将风险管理职能嵌入银行管理的各个层级和业务流程之中,但在公司治理下的风险管理又存在集中于股权结构缺乏合理性、董事委派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的缺乏独立性以及薪酬制度激励性不足等问题。最后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薪酬特征入手,本文基于37家银行5年的面板数据证明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薪酬特征会对商业银行的风险产生显着影响。其中产权性质会影响商业银行风险,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不良率更高;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公司治理问题不同,其中大型国有银行主要风险点来自于股权制衡度不足,股份制商业银行高薪酬水平促进了经理人风险追逐行为而中小商业银行在提高股权制衡度、优化董事会规模与独立性以及提高薪酬制度的激励程度方面均大有可为。基于本文的研究,本文从一般意义上以及针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分别提出了从公司治理角度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政策建议。其中,一般意义上风险管理视角下公司治理的完善建议包括构建具有制衡性的多元股权结构、明确治理架构中不同角色的权责关系、提高风险管理策略在组织中的地位以及制定激励相容的经理人薪酬计划。对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要从借助此轮混合所有制改革适度引入战略投资者增强股权制衡度方面入手改善公司治理;对于股份制银行,主要建议包括适当降低薪酬激励水平以及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对于中小商业银行,主要从明晰政府权力的边界、完善董事会结构方面提升公司治理质量。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如下:第一,揭示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其风险大小的作用路径。即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所有外延都包涵在广义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内涵中,公司治理为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提供可能。公司治理中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薪酬制度设计是影响风险大小的主要因素。股权结构影响风险管理策略整体的风险偏好程度、董事会特征影响风险监督的有效性与独立性、薪酬制度设计影响风险策略执行的有效性,以上三方面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其风险大小的作用路径;第二,研究中发现虽然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目前均已经形成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基本架构及配套的风险治理机制,但在公司治理下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又存在集中于股权结构缺乏合理性、董事委派市场化程度不足导致的缺乏独立性以及薪酬制度激励性不足等问题,这些都是导致商业银行产生风险的重要因素。同时研究发现产权性质会显着影响商业银行风险,而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影响风险程度的公司治理特征不同;第三,本文结合案例分析对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模式特征进行了归纳。由于中国商业银行的模式介于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之间,两种模式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因此本文结合中国商业银行与两种模式的共性总结了发达国家治理模式对我国改进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启示。第四,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和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通过现状分析和实证研究方式分类研究,发现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所导致的风险发生影响因素,对我国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下风险管理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何松龄[7]（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王牌[8]（2020）在《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文中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制造业消费总量与生产规模实现迅速增长,但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浪潮的袭来,制造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鼓励制造业打造智能化制造,推动两化融合,并发布《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文件,为制造业发展指引了方向即创新驱动,也使得制造业成为创新发展的主要阵地,成为各国展开竞争的核心领域。因此,理清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是符合时代发展和我国国情的重要研究课题,是推动制造企业转型升级,促进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亟待深入研究。本文引入公司治理结构变量,以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结构进行具体,用以衡量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选用制造业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为对象展开具体研究,构建形成了从理论到实证的逻辑研究框架。首先,对企业价值、创新投入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指出委托-代理、资源基础与创新,制造企业发展等理论基础。其次,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本文研究的七个假设内容。再次,以2014-2018年制造业创业板上市公司共计1620份样本数据为基础,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等步骤完成实证研究。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制造企业创新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其一,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制造企业通过创新投入提升企业价值的途径切实有效。其二,股权结构中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负向调节制造业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而股权制衡度起正向调节作用。其三,董事会结构中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均对制造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邓冯玮[9]（2020）在《科创板双重股权结构的适用性分析 ——以优刻得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的技术创新公司迅速兴起。这种技术密集型公司的开发周期很短,但是非常“花钱”。短周期的发展需要充足不断的资金支撑,因此对于外部融资的需求非常迫切。随着国家的全面推广,习主席于2018年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优秀技术创新公司的发展并提供了更多服务平台。在这些措施中,2019年3月发布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在规则中设置了差异表决权安排,这标志着双重股权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但是,这个政策目前还在宏观层次,对此类公司的上市条件,如何设置表决权的差异以及更新和调整,披露和保护投资者等没有实际要求。因此探讨双重股权结构是否适用于我国新设立的科创板成为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话题。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结构的质量和实际效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多重股权结构会给企业带来什么影响与之同时,在科创板设立的背景下会给企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如何去应对这些机遇和挑战是本文要研究的一些问题。我国在科创板设立之前是不准许双重股权结构的公司上市的,能上市的都是同股同权公司,为了探明双重股权制服到底是否适用于科创板,本文在相关文献和理论的支持下,通过选取我国先行递交科创板上市申请的双重股权结构公司云计算服务商UCloud（优刻得）作为案例,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首先在科创板中选取一家与优刻得同行业的同股同权上市公司,比较两家公司的股票发行价格,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绩效评估以及风险管理和控制,并科学研究多重股权结构将对公司的运营造成何种影响以及是否会影响公司在科创板的上市;其次会在与科创板相似度较高的纳斯达克市场中选取一家双重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与另一家在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同股同权结构类似公司进行对比,这么做一是为了探究双重股权结构在纳斯达克市场中的表现怎么样,二是为了验证上一个对比得出的结论。最后得出多重股权结构在科创板的推动是非常具有适用性的结论。对比完成之后笔者会根据得出的结论列出在这科创板设立的背景下,双重股权结构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最终,就双重股权结构能够更好地适用于科创板明确提出相关调整和现行政策建议。
石梦頔[10]（2020）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效果研究 ——以绿地集团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重头戏,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成为我国国有企业脱胎换骨的关键一仗。借助混合所有制改革,民营资本加入到国有企业中,经过混合资本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化学”反应,从而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提高国有资本经营效率。自从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提出以来,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尝试践行改制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改革举措,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果,也面临早期摸索中存在的阻碍和问题。如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将继续向纵深推进,在加快改革速度和规模的同时,更加注重通过混合结构加强改革的质量和效益。为了后续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更加明确和可行,汲取过去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经验和教训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选择成功完成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绿地集团,通过分析总结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验和成果,为新一轮国企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在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进行文献综述和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绿地集团作为案例分析对象,通过案例分析法、事件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其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和效果进行研究。首先,本文借助背景介绍引入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选题,并围绕该选题对国内外文献进行收集和整理,了解当前对该选题的研究现状;此外,对支持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进行阐述,为后文案例分析进行铺垫。其次,本文选择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本选题的案例分析对象,介绍绿地集团和金丰投资的企业概况,阐述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路径以及其改革的特点。接下来通过从股权结构、公司治理、财务绩效以及市场效应四个方面来分析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一是改革前后股权结构的变化;二是从对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的影响分析对公司治理的改革效果;三是通过比较绿地集团改革前后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及发展能力几大财务指标分析对财务状况的改革效果;四是比较上市公司前后市值变化和观察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融资效果、股价波动和股票日收益率变动来分析对市场效应的改革效果。根据前文的分析总结得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的作用机理是股权改革通过优化内部治理机制、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提升市场效益、强化产业协同三个方面加强企业绩效。最后,本文根据前文的理论基础和案例具体分析得出结论:（1）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其发展战略相匹配;（2）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政府所想、市场所需;（3）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了绿地集团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效率;（4）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了绿地集团的企业竞争力。最后得到相关启示,为今后其他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出建议。
二、独立董事制度与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独立董事制度与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混改背景的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混合所有制改革文献综述 |
| 1.2.2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董事会有效性之间关系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4.1 技术路线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董事会有效性基本含义与特征 |
| 2.1.1 董事会有效性的基本含义 |
| 2.1.2 董事会有效性特征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资源依赖理论 |
| 2.2.3 现代管家理论 |
| 2.3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分析 |
| 2.3.1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角度 |
| 2.3.2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角度 |
| 2.3.3 基于现代管家理论角度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 |
| 3.1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结构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分析 |
| 3.1.1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的影响分析 |
| 3.1.2 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的影响分析 |
| 3.2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独立性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分析 |
| 3.2.1 独立董事比例的影响分析 |
| 3.2.2 独立董事背景的影响分析 |
| 3.3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董事会行为与激励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分析 |
| 3.3.1 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影响分析 |
| 3.3.2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的影响分析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 |
|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1.1 样本选取 |
| 4.1.2 数据来源 |
| 4.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被解释变量选择 |
| 4.2.3 解释变量选择 |
| 4.2.4 控制变量选择 |
| 4.3 实证研究设计与实证结果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变量间相关性检验分析 |
| 4.4 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
| 5.1 混改背景企业董事会结构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1.1 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情况的实证影响分析 |
| 5.1.2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实证影响分析 |
| 5.2 混改背景企业董事会独立性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独立董事比例的实证影响分析 |
| 5.2.2 独立董事背景的实证影响分析 |
| 5.3 混改背景企业董事会行为与激励对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董事会会议次数的实证影响分析 |
| 5.3.2 高管薪酬激励的实证影响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未来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参加科研情况及获得的学术成果 |
（2）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3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海归背景董事相关文献回顾 |
| 2.3 跨境并购相关文献回顾 |
| 2.4 文献评述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基础 |
| 3.1 高阶理论 |
| 3.2 资源依赖理论 |
| 3.3 委托代理理论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发起的影响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3 研究设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6 进一步分析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溢价的影响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 研究设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进一步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海归背景董事对企业跨境并购绩效的影响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 研究设计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进一步分析 |
| 6.7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创新点 |
| 7.4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3）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1.5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进展 |
| 2.1 理论依据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关系契约理论 |
| 2.1.3 地位特征理论 |
| 2.2 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 |
| 2.2.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相关研究 |
| 2.2.3 组织双元的相关研究 |
| 2.2.4 文献述评 |
| 2.3 中国情境下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文化溯源 |
| 2.3.1 注重等级的礼序观念 |
| 2.3.2 注重关系的社会传统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 |
| 3.1.1 非正式等级在董事会内部的形成逻辑 |
| 3.1.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的重要性 |
| 3.1.3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成员制定双元性战略的意愿 |
| 3.1.4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塔尖董事对双元性战略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
| 3.2 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 |
| 3.2.1 组织双元与财务绩效 |
| 3.2.2 组织双元与创新绩效 |
| 3.3 组织双元的中介作用 |
| 3.3.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财务绩效 |
| 3.3.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创新绩效 |
| 3.4 CEO权力对董事会非正式等级与组织双元的调节效应 |
| 3.5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
| 3.5.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环境不确定性与组织双元 |
| 3.5.2 组织双元、环境不确定性与财务绩效 |
| 3.5.3 组织双元、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绩效 |
| 3.6 资源约束的调节作用 |
| 3.6.1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资源约束与组织双元 |
| 3.6.2 组织双元、资源约束与财务绩效 |
| 3.6.3 组织双元、资源约束与创新绩效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 变量测量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解释变量 |
| 4.2.3 中介变量 |
| 4.2.4 调节变量 |
| 4.2.5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设定 |
|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 均值中位数差异性检验 |
| 5.3 相关性分析 |
| 5.4 回归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董事会非正式等级、CEO权力与组织双元 |
| 5.4.3 环境不确定性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 |
| 5.4.4 资源约束对组织双元中介效应的影响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替代关键变量 |
| 5.5.2 控制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 |
| 5.5.3 中介效应Bootstrap稳健性检验 |
| 5.6 内生性处理 |
| 5.6.1 Heckman两阶段备择模型 |
| 5.6.2 工具变量法 |
| 5.6.3 固定效应模型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启示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煤炭企业CEO个人特征对公司安全治理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案及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框架 |
| 2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CEO的概念界定 |
| 2.1.2 CEO个人特征界定 |
| 2.1.3 安全治理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高层梯队理论 |
| 2.2.2 委托代理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 煤炭上市企业安全治理现状分析 |
| 3.1 煤炭上市企业治理结构现状 |
| 3.1.1 煤炭上市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
| 3.1.2 煤炭上市企业董事会结构分析 |
| 3.1.3 煤炭上市企业高管激励分析 |
| 3.2 煤炭上市企业安全生产现状 |
| 3.2.1 煤炭上市企业安全投入分析 |
| 3.2.2 煤炭上市企业安全产出分析 |
| 3.3 煤炭上市企业经营绩效现状 |
| 3.3.1 煤炭上市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
| 3.3.2 煤炭上市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研究假设与模型设计 |
| 4.1 煤炭企业CEO个人特征与公司安全治理研究假设 |
| 4.1.1 CEO的年龄与公司安全治理 |
| 4.1.2 CEO的学历与公司安全治理 |
| 4.1.3 CEO职业背景与公司安全治理 |
| 4.1.4 CEO任期与公司安全治理 |
| 4.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3 变量定义 |
| 4.3.1 被解释变量 |
| 4.3.2 解释变量 |
| 4.3.3 控制变量 |
| 4.4 模型构建 |
| 4.5 本章小结 |
| 5 实证研究 |
| 5.1 构建安全治理综合指标 |
| 5.2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3 相关性检验 |
| 5.4 回归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6 对策建议 |
| 6.1 建立完善的CEO聘用制度 |
| 6.2 提高CEO安全治理能力 |
| 7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CEO年龄越大越不利于公司安全治理 |
| 7.1.2 CEO学历越高越有利于公司安全治理 |
| 7.1.3 CEO职业背景对公司安全治理有利 |
| 7.1.4 CEO延长任期有利于公司安全治理 |
| 7.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5）股权治理下的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3章 阿里合伙人制度概述 |
| 3.1 阿里巴巴集团介绍 |
| 3.2 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建立背景 |
| 3.3 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具体内容 |
| 第4章 阿里集团采用合伙人制度的案例分析 |
| 4.1 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本质分析 |
| 4.2 阿里集团实施合伙人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
| 4.2.1 能够满足管理层掌握控制权的需求 |
| 4.2.2 能够激发人力资本价值 |
| 4.2.3 有助于防御恶意收购 |
| 4.3 阿里集团实施合伙人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
| 4.3.1 阿里集团具备独特的无形资产 |
| 4.3.2 与集团董事会治理模式相匹配 |
| 4.3.3 获得了大股东的支持 |
| 4.4 阿里合伙人制度的实施效果分析 |
| 4.4.1 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分析 |
| 4.4.2 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分析 |
| 4.4.3 对非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 |
| 4.5 阿里合伙人制度的潜在风险分析 |
| 4.5.1 限制了普通股东的权利 |
| 4.5.2 合伙人团队易发生内幕操纵 |
| 4.5.3 使控制权的监督作用失效 |
| 4.5.4 易于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 第5章 建议与启示 |
| 5.1 完善阿里合伙人制度的优化建议 |
| 5.1.1 加大对合伙人的监督力度 |
| 5.1.2 优化股权结构来稳定控制权 |
| 5.1.3 发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作用 |
| 5.2 进一步的启示 |
| 5.2.1 对企业创新治理模式的启示 |
| 5.2.2 对我国资本市场环境建设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基于公司治理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国内外研究 |
| 1.2.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国内外研究 |
| 1.2.3 公司治理视角下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国内外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文章创新之处 |
| 1.5 论文框架 |
| 第2章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1 商业银行商业模式及行业特殊性 |
| 2.1.1 商业银行商业模式 |
| 2.1.2 商业银行行业特殊性 |
| 2.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 |
| 2.2.1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涵 |
| 2.2.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容 |
| 2.2.3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理论基础 |
| 2.3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分析 |
| 2.3.1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涵 |
| 2.3.2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内容 |
| 2.3.3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理论基础 |
| 2.4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关系 |
| 2.4.1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影响银行风险的路径分析 |
| 2.4.2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的逻辑关系 |
| 第3章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分析 |
| 3.1 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1.1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1.2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1.3 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现状 |
| 3.2 对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2.1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2.2 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2.3 中小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的影响评价 |
| 3.3 公司治理失败导致银行风险爆发的案例分析——以恒丰银行为例 |
| 3.3.1 恒丰银行基本介绍 |
| 3.3.2 恒丰银行风险事件梳理 |
| 3.3.3 恒丰银行风险事件暴露的公司治理问题 |
| 3.3.4 恒丰银行案例研究的总结与讨论 |
| 第4章 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研究假设 |
| 4.2 数据、变量和模型 |
| 4.2.1 数据说明 |
| 4.2.2 变量构造 |
| 4.2.3 模型构造 |
| 4.3 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检验与分析 |
| 4.4.1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程度的实证分析 |
| 4.4.2 产权性质与银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 4.4.3 不同分组下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对风险程度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第5章 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风险管理实践与启示 |
| 5.1 英美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 |
| 5.1.1 英美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案例分析 |
| 5.1.2 英美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总结 |
| 5.2 日德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 |
| 5.2.1 日德模式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案例分析 |
| 5.2.2 日德银行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模式总结 |
| 5.3 国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下风险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
| 5.3.1 规范股东治理,提升风险管理重要性认知 |
| 5.3.2 建立、健全正向激励与负向惩戒的双向考核机制 |
| 5.3.3 加强资本市场监督管理,提高银行风险管理的技术性 |
| 第6章 改善公司治理以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对策 |
| 6.1 从改善公司治理视角降低商业银行风险的一般性对策 |
| 6.1.1 增强股权结构制衡性,减小预算软约束、强化股东监督 |
| 6.1.2 明确角色间权责关系,提高风险监督效率 |
| 6.1.3 优化经理人薪酬计划,实现与风险管理目标的激励相容 |
| 6.2 从改善公司治理视角降低不同类型商业银行风险的对策 |
| 6.2.1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借由“混改”打破“官商不分”格局 |
| 6.2.2 股份制商业银行:弱化高额薪酬激励、抑制内部人控制问题 |
| 6.2.3 中小商业银行:强化经营独立性、优化董事会结构 |
| 结论与展望 |
| 1、结论 |
| 2、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7）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产权:一个比较视角的认知 |
| 二、金融产权:产权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
| 三、金融机构产权: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基础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亟待深入的关键领域 |
| 第二节 理论借鉴 |
| 一、企业产权理论 |
| 二、制度金融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与本相 |
|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 |
|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本相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特征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语境 |
| 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农村信用转型 |
| 二、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三农”落后 |
|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以所有权改革为主的演进模式 |
| 三、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 |
|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经验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基本成效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三、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表现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第五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制度成因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缺位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错位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越位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异化的深层机理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法制缺失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供需失衡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目标冲突 |
| 第六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四、韩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巴西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印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节 域外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一、重视法律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
| 二、坚持合作制的基础性地位 |
| 三、重视国家的扶持性作用 |
| 四、优化机构间的产权联结 |
| 第七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框架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指引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五、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 |
| 一、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 |
| 二、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 |
| 三、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 |
| 四、深化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 |
| 五、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8）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对照表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 |
| 1.2.2 关于治理结构对创新投入影响的研究 |
| 1.2.3 关于治理结构对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关系影响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企业价值 |
| 2.1.2 创新投入 |
| 2.1.3 公司治理结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委托—代理理论 |
| 2.2.2 资源基础理论 |
| 2.2.3 创新理论 |
| 2.2.4 制造企业发展理论 |
| 第三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 |
| 3.2 公司治理结构、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 |
| 3.2.1 股权结构、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 |
| 3.2.2 董事会结构、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 |
| 第四章 实证研究设计 |
|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
| 4.2 变量指标 |
| 4.3 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基于治理结构的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回归结果分析 |
| 5.3.1 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回归结果分析 |
| 5.3.2 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分析 |
| 5.4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强化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
| 6.2.2 完善制造企业治理结构 |
| 6.2.3 提升创新投入风险控制 |
| 6.2.4 加快制造企业转型升级 |
| 6.3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附录 部分样本数据汇总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科创板双重股权结构的适用性分析 ——以优刻得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 |
| 2 制度背景和相关理论基础 |
| 2.1 制度背景 |
| 2.1.1 科创板设立前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
| 2.1.2 科创板设立后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的变化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双重股权理论 |
| 2.2.2 一股一权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 |
| 2.2.4 表决权工具化 |
| 3 优刻得案例介绍 |
| 3.1 公司简介 |
| 3.2 公司的股权结构和特殊表决权设置情况 |
| 3.2.1 优刻得股权结构 |
| 3.2.2 优刻得特殊表决权设置情况 |
| 3.3 公司的融资历程 |
| 3.4 公司的经营现状 |
| 4 优刻得案例分析 |
| 4.1 比较指标的确定 |
| 4.2 优刻得与国内科创板中相似公司比较分析 |
| 4.3 纳斯达克市场中双重股权结构和同股同权结构公司比较分析 |
| 4.3.1 科创板和纳斯达克市场的比较 |
| 4.3.2 百度和新浪的比较 |
| 4.4 比较分析总结 |
| 4.5 科创板设立的背景下双重股权制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 4.5.1 双重股权制度带来的机遇 |
| 4.5.2 双重股权制度带来的挑战 |
| 5 增加双重股权制度与科创板融合度的对策建议 |
| 5.1 双重股权制度下公司治理问题的改进 |
| 5.1.1 加强独立董事的监督责任 |
| 5.1.2 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
| 5.1.3 为持有特殊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创建一个事后追责机制 |
| 5.2 科创板双重股权制度下投资者保护配套制度的完善 |
| 5.2.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
| 5.2.2 建立健全股东利益平衡机制 |
| 5.2.3 建立集体诉讼制度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文小结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效果研究 ——以绿地集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的研究 |
| 1.2.3 关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基本框架 |
| 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效果的理论概述 |
| 2.1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概述 |
| 2.1.1 混合所有制的内涵 |
| 2.1.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 |
| 2.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2.2.1 提升国有资本运行效率 |
| 2.2.2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
| 2.2.3 加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
| 2.3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
| 2.3.1 改制上市 |
| 2.3.2 员工持股 |
| 2.3.3 引入战略投资者 |
| 2.3.4 并购重组 |
| 2.4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基础 |
| 2.4.1 委托代理理论 |
| 2.4.2 公司治理理论 |
| 2.4.3 产权理论 |
| 3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案例概况 |
| 3.1 案例背景介绍 |
| 3.1.1 房地产行业背景介绍 |
| 3.1.2 绿地集团概况 |
| 3.1.3 金丰投资概况 |
| 3.2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3.2.1 上海地方国企改革政策的推动 |
| 3.2.2 自身快速发展以及顺应环境的需要 |
| 3.2.3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
| 3.3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 |
| 3.3.1 设立合伙企业改制职工持股会 |
| 3.3.2 引入战略投资者 |
| 3.3.3 借壳金丰投资实现上市 |
| 3.3.4 参与其他地方国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 |
| 3.4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点 |
| 3.4.1 结合多种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创新实现改革目标 |
| 3.4.2 实现了国有资本、战略投资者和职工三方共赢 |
| 3.4.3 改革背后有个开明的政府放手支持 |
| 3.4.4 借助可复制“绿地模式”,完善产业链布局 |
| 4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及作用机理分析 |
| 4.1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股权结构分析 |
| 4.1.1 混合所有制改革前的股权结构 |
| 4.1.2 混合所有制改革后的股权结构 |
| 4.2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
| 4.2.1 董事会层面 |
| 4.2.2 监事会层面 |
| 4.2.3 经理人层面 |
| 4.3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
| 4.3.1 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盈利能力分析 |
| 4.3.2 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偿债能力分析 |
| 4.3.3 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营运能力分析 |
| 4.3.4 混合所有制改革前后发展能力分析 |
| 4.4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市场效应分析 |
| 4.4.1 上市公司前后市值变化分析 |
| 4.4.2 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融资效果分析 |
| 4.4.3 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价波动分析 |
| 4.4.4 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股票日收益率变动分析 |
| 4.5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的作用机理分析 |
| 4.5.1 优化内部治理机制影响企业绩效 |
| 4.5.2 创造竞争性的市场环境提升市场效益 |
| 4.5.3 强化产业协同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
| 5 结论与启示 |
| 5.1 结论 |
| 5.1.1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路径选择与其发展战略相匹配 |
| 5.1.2 绿地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为政府所想、市场所需 |
| 5.1.3 混合所有制改革改善了绿地集团的股权结构与治理效率 |
| 5.1.4 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了绿地集团的企业竞争力 |
| 5.2 启示 |
| 5.2.1 国企应顺应战略发展来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
| 5.2.2 国企应注重对社会资本的综合考虑 |
| 5.2.3 国企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加速市场化进程 |
| 5.2.4 提升政府放手力度以实现国企真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独立董事制度与多重委托代理结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混改背景的董事会有效性影响因素研究[D]. 甄瑜晴. 西安石油大学, 2021(12)
- [2]海归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影响的研究[D]. 闫盼盼. 吉林大学, 2021(01)
- [3]董事会非正式等级、组织双元与公司绩效研究[D]. 吴龙吟. 山东大学, 2020(04)
- [4]煤炭企业CEO个人特征对公司安全治理的影响[D]. 李欣. 西安科技大学, 2020(01)
- [5]股权治理下的阿里巴巴集团合伙人制度研究[D]. 杨扣萝. 阜阳师范大学, 2020(06)
- [6]基于公司治理的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D]. 秦强. 山西财经大学, 2020(08)
- [7]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8]制造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D]. 王牌.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20(05)
- [9]科创板双重股权结构的适用性分析 ——以优刻得为例[D]. 邓冯玮.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
- [10]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效果研究 ——以绿地集团为例[D]. 石梦頔.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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