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代表思想是强化审计监督的政治导向（论文文献综述）
肖楠[1]（2021）在《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文中指出爱国主义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以人们对各自祖国的天然情感为逻辑起点,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以不同形态传递、发展与继承,建立起同政治权力的共生,从而构建起政权合法性论证、社会整合、身份认同、话语竞争等一整套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基础。以此为理论前提,面对新时代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局势和国内矛盾变化现实,中国主流媒体强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传播。本文以中国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在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传播为研究对象,选取研究了新时代以来发生在中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三大爱国主义宣传实践活动,即新冠疫情、香港止暴制乱、中美贸易战事件。运用历史分析和文本定性分析方法,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爱国主义传播溯源分析,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是以民族、制度秩序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整体叙事框架,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和强化爱国主义国家个体权力——权利互动,逐步实现现代爱国主义“自我赋权”到“自我赋权”与“社会赋权”共生为内在逻辑,传播呈现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的总体特点,为推动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针对爱国主义传播面临内在挑战困境,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加强爱国主义传播要在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民道德、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中实现内在发展。
刘源[2]（2021）在《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首次将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标志着党中央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再一次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党中央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擘划了新的顶层设计,政治建设在其中居于统领地位,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新部署上来,深刻分析这一时代嬗变的深层次原因与新时代要求。“党的政治建设”和“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对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提出了新导向与新要求,需要将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作为研究对象,在系统分析其概念内涵、生成逻辑、功能成效、问题挑战的基础上构建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现实路径。本文综合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法、系统分析法、逻辑与历史相结合法,以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相关论述、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相关论述等相关理论为依据,分析概括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科学内涵与基本特征,从政党政治基本原理、党的政治建设史、全面从严治党三个角度梳理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生成逻辑,总结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现实成效与面临的风险问题,并在对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路径与机制。本文认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指的是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层级地位,反映的是党的政治建设和其他建设之间的逻辑关系,彰显于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各个层面。政治性是政党组织的第一属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性突出表现为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根本性作用,必须通过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保持和发展先进性与纯洁性。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取得了显着成效,成功地将政治导向与政治原则嵌入到了党的各项建设中。但也依旧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在认知层面表现为不能系统把握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科学内涵;在价值层面表现为没有树立讲政治的思想自觉;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各种现存的政治隐患;在体制层面表现为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长效性不足。这些问题具有不同的成因,必须凸显问题导向与系统思维探索有效对策。要凝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科学共识、培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价值导向、夯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政治根基、强化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制度保障。
刘华超[3]（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肖云峰[4]（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新时代。巡视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被确定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党的巡视工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创立、发展和完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组织、落实党的指示、维护党的纪律、净化党的肌体、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迈向新时代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巡视工作,每轮中央巡视工作完成后,习近平同志都主持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议听取汇报,并作重要讲话,指示部署工作。巡视工作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齐头并进,大放异彩。在实践方面,明确巡视工作定位,强化中央直接领导,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巡视组组长库,实行“一次一授权”“三个不固定”,开展专项巡视,推行“巡查式”“点穴式”“回访式”“机动式”巡视,强调政治担当,推动巡视成果运用,顺利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做到全国“一盘棋”;在制度方面,两次修改巡视工作条例,制定相关配套规定,建立“十大协调机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在理论方面,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理论框架不断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巡视工作继续深化,新党章将巡视巡察工作作为独立一条进行规定,党中央制定印发了中央巡视工作五年规划,巡视工作被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包括巡视监督在内的“四个全覆盖”权力监督格局正在形成。截止2020年8月份,十九届中央巡视工作已经开展五轮,其中创造性地将巡视整改和脱贫攻坚列入巡视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巡视工作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初心、不辱使命,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党的自我净化的道路上不断创新前行。巡视工作永远在路上,当前虽然取得一系列瞩目成就,但总的来看还处于创新发展、不断完善过程中,在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工作机制、理论研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尚需完善之处。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马克思经典理论和西方关于权力监督制约思想为理论基础和借鉴,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系统分析、实证分析等方法,重点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实践现状和理论发展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深入分析归纳和总结提升,以期挖掘展现第一手的基础资料,提炼总结巡视工作理论,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建设性的发展完善路径。本文按照党内巡视工作理论基础研究-历史演化分析-当前发展述评-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路,共分六章展开研究论述。在理论基础研究部分,首先在总结分析学界对巡视制度定义基础上,突破以往片面化的描述,将党内巡视制度定义为党政机关为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内监督,而通过严格程序制定的,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巡视机构开展巡视监督的规章制度等文件规定,以及由此形成的工作体系及相应工作机制、工作规则的总称。并通过与构成“四个全面覆盖”的其他三种监督方式,即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的比较分析,进一步厘清巡视监督的的概念,并概括出巡视工作的政治性、社会性、权威性等基本属性。对巡视工作理论基础和借鉴从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在历史演化分析部分,将党内巡视工作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建国初期曲折前进阶段和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进行研究,对历史脉络进行了考查梳理,总结归纳了阶段发展特征。特别对于现阶段研究尚少的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期间巡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史料挖掘,补充了诸如年度巡视工作情况等珍贵资料。总结了巡视工作在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等历史成效。在当前发展述评部分,首先,论述了党内巡视工作适应了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辅助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时代发展中发挥了应有作用。其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其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了一届党委任期之内巡视全覆盖,高效运用巡视成果,保证巡视工作取得实效。其中,特别结合2015年和2017年两次修订修改巡视工作条例情况,对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再次,对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全面归纳,具有开创性的提炼总结了巡视工作思想、巡视工作方针、政治巡视等理论成果。在未来发展路径部分,首先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工作所取得的珍贵工作经验,即巡视工作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要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要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开透明形象。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当前巡视工作在发现问题、成果运用、工作网络、理论研究等方面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要通过提高巡视工作质量、构建巡视监督网络、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理论研究等措施与路径改进发展巡视工作。
刘冰捷[5]（2020）在《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文中指出警察执法的体系化研究既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运作的规律性总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理方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强调提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行政机关,必须在“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性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建立有法可依、执法有据、稳定统一、正当权威的履职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治理法治化模式的基础上,对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执法效能的提升,并且该提升应当具有理性权威和正当性,这对公安领域警察法制的体系化水平与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的研究产生了现实推力,同时,警察执法实践的规律性分析也能为公安机关在社会秩序中的治理现状提供评估。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警察也不断展现出其职权履行的现代性变革。警察的现代性变革不仅仅表现在警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于警察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秩序对社会成员进行限制和保护的平衡努力中。警察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实质上是通过基层一线执法警察的每一次个案执法进行表达的,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研究,能够对警察执法的体系有清晰的结构性认知,进而探索警察在维护治安秩序过程中的治理脉络。警察依据法律规范履行其职能时,常常会面对制度化的执法缺陷。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我国警察类法律法规的现有规范无法适应转型时期出现的过多且新型的治安秩序矛盾,导致公安机关不得不通过规范性文件来细化警察类法律本文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规范性文件在目前“文件治国”的大趋势下具有极高的适用频率,基层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和行政应诉中,规范性文件成为绝大多数案件的主要执法依据。但是,海量的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警察职能的规范上,时常呈现出适用冲突的局面,导致警察在执法时往往处于“应依法履职”与“禁止干预”的两难境地。因此,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执法中的适用冲突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化分析,以及规范性文件所构造出的实际警察执法的样态与模式,试图在社会秩序治理中对警察执法的制度逻辑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将警察法律法规、政治改革决策、政府治理文件和行政诉讼裁判的理论与实践贯通一体,打通立法维度、执法维度、司法维度的隔阂,尝试在法学规则与秩序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家的视角对秩序治理的实际运行机理作出观察,并从法学维度作出理论回应。借助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法学论文证成内容的原因在于,法律所代表的规则与秩序是多维度的,只有把多种维度的规范分析放到动态的可变项中观察,才能对法律作出彻底的研究,提出可靠的规律性解释。尤其是在现代行政法“结构性理论变迁”背景下,愈来愈重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交互式、协商式及多因素考量式的执法过程动态研究,因此,引入“社会控制概念论”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必要性也随之提升。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有关警察执法的研究创新点呈现出三重构造:第一,通过对警察执法中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分析,提供现有警察类法律规范实施现状的客观评估;第二,分析总结警察实际执法的经验性事实,试图解释适用规范性文件导致警察职权履行困境的内在逻辑;第三,基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出公安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回应。第一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产生、发展及革新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警察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基本范畴概念——警察权的本土化阐释,并且对后四章警察执法的体系化讨论形成基础性理论支撑。从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国家决策的长期选择所形成的特定轨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双向融合,以及根据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灵活地调整不同时期警察职权的重心,成为中国社会治安呈现出“稳定奇迹”的关键。从本土警察权产生开始,我国警察制度便以治安型警察权概念为主体,通过建立国家化、职业化的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提升国家强制控制力,我国以治安型警察权为主体概念的类型选择延续至今,这区别于概括性内务行政警察权概念。基于治安型警察权概念,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展现出的第一种特征便是填补型警察权,即通过警察这一组织机构,在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线的同时,根据警察工作模式及警务运作机制的特点,赋予警察其他的行政职权或国家权力。政治统合性是本土警察权展现出的第二种特征,也是我国当下社会治安“稳定奇迹”的根本保障。将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及政治保障三方面进行有机统合,使社会治安与政治稳定的融合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偏好,并以高配领导、物资倾斜等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协作,促使政治统合性警察权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但是,政治职能在一定时期内,与填补型警察权概念中的填补性职权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需要本土警察权在未来的发展中,完成政治职能与法定职权的区分。在警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争论中,应当对两种职能属性进行分层。涉及侦查职能时,警察的刑事司法权归为“事权”维度,进行具有司法独立性质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行政体制下的行政权则归为“组织权”维度,在行政内部对资源调配、权力授权及保障控制等问题行使行政权。本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嬗变的逻辑分析,以及本土警察权属性的分层定性,可以确立我国目前警察权调整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既限缩,也扩增”。在权力限缩方面,学界普遍认为通过“两个标准”,以不断转移、限缩警察目前的权力范围:一是执行上是否具有不可迟延性,或者危害是否具有急迫性;二是是否经常使用警察手段,或者警察强制作用,对于不符合“两个标准”的警察职权应当进行限缩,但是要考虑到治安型警察职能所需保障的因果链。对于维持社会治安及社会情势变化所需要的新型警察权,应当进行扩增,这也符合我国本土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逻辑轨迹。第二章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制度化分析,总结出我国警察法制体系运行的基本构造是通过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案件的适用依据,以填补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因过多概括性条款而引起的法律概念之不确定性。警察类法律文本所展现出的立法模式,以原则性立法为导向,使得概括性条款成为法律法规适用的最大特点。概括性条款的概念运用不仅出现在《人民警察法》这类作为警察部门总则性法律之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范警察具体职权的行为法也利用概括性条款来包容社会生活所出现的种种立法者无法预料的治安挑战,这从司法审查的视角中可以得出。除公安机关本身具有的职能规范外,行政协助也是警察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我国没有制定有关警察行政协助的法律法规,协助职能仅散落在其他行政机关的部门立法当中,这使得警察发动行政协助时同样也是援引警察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作为法律依据。尽管第一章提到,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统合性促使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高度融合,我国警察类概括性条款发挥政治功能的意义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显得更加突出。但是,概括性条款的普遍适用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法治政府战略部署的推进,通过原则性立法使用概括性条款的立法选择只能是暂时性的,必须建立长效、精确的权责统一机制,现代警察立法理论应当基于警察职权“具体化”规制的解释框架。警察的每一项职权授予应当充分而具体。概括性条款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之问题,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执法运作中有着自身的一套具体化路径——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细节化填补来应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规范的疏漏。因此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本土环境下有着充分的实践与理论基础,成为运用最多的权力规范形式。通过对税务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不同权力机关运用规范性文件的观察,既证明了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运用范围、方式及类型上的广泛性,也为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系。在公安领域,规范性文件的运用可以说最为广泛,形成对警察类法律法规的三重填补机制:一是非赋权性基础填补,基于规范性文件严格意义上的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的规范进行细化。二是赋权性对内职权填补,是指规范性文件授予公安机关新的职权,这类职权对于公安部门内部的事务推进和工作方式进行补充。三是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通过创设新的警察职权对社会公众权利义务产生制约。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在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特征下确有一定的包容空间,但是,突破现行法律体系、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其职权的创设应当引起警惕。我国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填补功能,自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其法理逻辑在于警察执法的特质与依法行政存在天然的冲突。警察执法是面对公共秩序、社会治安问题,法律不可能在规范学意义上对每一种治安情形作出调整,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对特定情况、特定范围的事务进行细致化的规定以补充治安管控上的漏洞。警察执法的过程具有即时判断性的特点,法律无法对警察的即时判断作出规定,只能对不同治安对象和治安频密事件通过规范性文件制定出特定的判断导向。警察执法在作出即时判断后时常伴随着应急措施,而应激措施同样难以用法律进行规范。就我国现行警察法制而言,例如对于自杀的治安管控仅存在于有关“犯罪嫌疑人自杀行为”的调整上,但是警察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常见情形——“救济型”自杀类治安案件却没有法律规定。无论是应急强制措施还是应急非强制措施,都有超出法律在制度层面调控的范围,这就是规范性文件在警察领域作出填补功能的逻辑基础。第三章阐释了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因过度依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现状。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适用,不仅有着创设具体警察职权侵害“法律保留原则”的嫌疑,而且通过海量规范性文件中的量化指标条款,来实现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规范性文件所制定的指标考核体系在中国政府各层级的全面应用,既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治理“良策”,也是现代政府试图通过法律规则进行全面法治化治理路径上的一个阻碍。指标考核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指标考核来实现警察权力的监督与控制,会促使公安机关以任务指标的完成为终点,忽略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指标考核体系在形式上虽然与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路径并行,但是实质上其所具有的自身强化性与激励、约束相融机制,导致公安机关在履行行政权甚至是刑事侦查权时,更倾向于以完成指标考核为职能目的。指标考核体系的运作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在执法方式上的行政裁量基准量化,表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上,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范,以行政裁量基准对自由裁量权作出分层。裁量基准的“高强度”适用导致执法裁量的过度僵化,而以裁量基准为规范路径又限于过于简单化的技术误用,裁量基准本身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饱受质疑。二是行政任务的量化。通过行政任务的排序、行政任务的分解以及具体量化指标成为工作目的等方面,直接影响行政任务的设定与完成路径。三是通过运动化执法实现的指标量化。实际上,警察运动式执法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属于行政任务量化的范畴,仍然是将具体的指标考核纳入到具体任务执行的全过程中,形成“完成具体指标”等于“完成行政任务”的目的。将运动式执法单列为一种运作方式进行说明的目的在于,警察运动式执法不仅具备了行政任务量化的内涵表达,还具备政治导向明确、警力实施集中、处罚裁量上浮、违法行政易发、部门联合紧密等特点。运动式执法所具有的特定政治因素,其执法指标的转化以及对裁量基准的替代性,使其成为指标考核体系运作的特殊情形。相比于其他两种运作方式,运动式执法所展现出的量化指标运作模式对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治理的权力运行框架冲击更大。运动式执法中政策因素的渗透性不仅仅作为公安机关执法的考量因素,甚至在特殊时间段、特定治安保护事项上,成为代替法规范的一种执法依据。指标考核体系通过行政裁量基准、行政任务量化及运动式执法的方式,使得行政内部监督的方式不断趋向指标数值评判的单一化模式,指标考核成为政府工作水平及行政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并且,量化指标体系的运作在不断地消解着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从多个公安部文件及地方公安机关文件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裁量基准甚至有着将基层执法警察变为法律“自动贩卖机”的倾向。显然,指标考核体系对于实现警察权设立的立法价值有着一定的偏离,结果导向型的指标考核体系,导致警察难以通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成警察权所要求的危害防止职能,同时量化的具体指标数值也使得警察所特有的执法即时判断能力不断弱化。第四章对现有司法审判经验的分析,表明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创设性警察职权及警察行政裁量权行使的既有制度缺陷起到了良好的矫正功能,过往的有益经验对规范警察类规范性文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这样的矫正功能在“行政主导型”的政府权力运行背景下仍然有限。在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创设性警察职权问题上,司法审查更多的是选择在审判理由和审判依据中忽略违法或错误的规范性文件,以被告公安机关的败诉结果来否定规范性文件中违法的创设性警察职权。行政诉讼中法官对于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中依据不合法或有瑕疵的规范性文件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直接否定案件的适用依据,而是通过引用警察类法律法规并解释该法律规范的方式,来纠正警察执法中不适当规范性文件之适用。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研究,对规范性文件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我们可以得到四点认识:第一,尽管立法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款明显不当情形的合理性审查路径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援引行政法总论中的比例原则理论,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依据。第二,法院通过能动裁判,确认了警察在社会治安管控中的治安“兜底职能”,警察通过概括性条款作出的职权裁量得到法院认可。第三,在审查单一的行政裁量行为时,合理性审查具有排他性,不应当与合法性审查的其他情形混用。第四,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两种情形,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应当进行区分,滥用职权不仅具有主观过错构成要件,而且在审查范围上要大于合理性审查。相比于规范性文件中的创设性警察职权,法院在裁判有关警察执法裁量规范的行政案件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解释性说理对警察执法的明显不当情形进行矫正。但是,无论是引导性矫正还是解释性矫正,都只能运用于行政诉讼的个案正义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异体”监督难以触碰到由规范性文件建立起的以量化指标体系作为行政内部考核的强激励式政府治理模式,还是应当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进行解析,以重塑警察依法行政的体系,将警察类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警察实践执法的运作在规范性文件上集中展现出的问题作出消解。第五章基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维度,通过分析警察类法律法规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法律制度的技术治理以及以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等三个方面来重新构造警察执法的框架体系,建立权威正当的警察法律法规适用规范以代替现有规范性文件主导的适用模式。从应然立法价值到实然法律制度,警察一般性立法的本土化诠释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顶层政治决策、地方行政机制、基层执法实践,作出具有本土立法价值、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的解释,以此成为重塑警察依法行政体系所依仗的“法”依据,以解决规范性文件在既有执法实践中所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尽管量化指标所形成的考核体系在行政权力运行内部一直以来作为主导性的政府治理路径,但是,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沿,“法”依据的基本功能立场不可否认的一直在提升。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在形式上形成中国政府对地方权力实行控制与监督的“双轨制”治理格局,而实质上指标考核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与依法行政标准认定的模糊性却使得前者在权力运行中不断强化,后者则不断弱化。依法治国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刚性约束、稳定的制约机制,是现代理性化科层政府的必经之路。警察类法律法规在立法价值上的基本立场,不仅要明确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还应当结合警察法治共有的理论解释,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促使二者协同互动、同向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在制度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这便是要求既有的“双轨制”并行治理模式应当完成向治理法治化主导模式的转型,以适应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公安机关全面依法履行社会治安职责的政治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转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路径将权力与利益作出区分治理。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双向融合的制度设计,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质上就是将警察法治的价值内涵融入到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中,以政治的表达方式实现法治的现实转型。现有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对概括性条款的过度依赖导致依法行政中的“法”依据难以在个案中得到解释和适用,当然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和细化,甚至是创造实践中需要而制度中没有的警察职权。因此,概括性条款向具体警察职权的转换过程成为推进警察依法行政、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制度性改革关键,也是提升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具体化转向应当确立概括性条款之于警察法制体系三层“金字塔”的结构,以当下最紧迫、现实最需要的警察职权类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具体化转向的中心着力点。听证是一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其在警察执法中的适用是保障警察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现有的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的听证事项与听证程序的法律规范制定上过于粗疏,导致警察执法的听证实践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发挥非正式听证应当具备的程序正当之作用。应当在听证书面结果的法律效力、坚持听证主持人的相对独立地位以及增加人身权限制的听证事项等三个方面对听证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在涉及人身权限制的治安处罚领域,通过听证程序保障处罚决定作出前的行政理性与权威正当性是现代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分析,发现既有的警察执法体系在适用依据上的执法运作机制,结合政府治理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经验事实,总结出警察执法在法律规范适用中的基本制度逻辑是,由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文的制定上存在普遍的原则性立法现象,导致警察执法不得不适用数量庞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弥补法律法规中概括性条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整个警察执法体系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依据上过度地依赖规范性文件,因此呈现出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经过正式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保留原则下仍然会出现创设性警察职能以弥补现有警察法制体系概括性条款的粗疏,但是对现有行政法体系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冲击;二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量化指标考核规范具有强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指标考核体系成为政府控制、监督权力运行的主要治理模式,使依“法”行政在实践执法中演化为依“指标考核”行政。尽管司法审查在充分发挥能动司法判决情况下对上述两大弊病有着显着的矫正功能,但是行政诉讼在“行政主导型”的本土基本权力结构中,只能在个案正义中进行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行政诉讼强势主导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司法都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新时代下应当对警察依照法律执法进行体系化的改造,确定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的双向融合,为警察法制体系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提供框架解释,结合立法的技术治理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行政体系的形式“双轨制”转向良法善治的法治主导模式。我国警察执法的规律性分析,既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治理逻辑中稳定政治内核的一种表达,更是公安机关作为部门行政机构展现出自身履职特征的一次呈现。警察执法体系的治理效能本文仅从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律性分析整合中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为适应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警察行政法学下一步还应当作出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并且注意与其他部门行政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互动。
李悦鸣[6]（2020）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考核评价是党管干部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与工具,是对党政领导干部治理能力、执行效率等多方面的评判,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保障这一评判得以科学有效进行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生多次转变,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亦适时调整以突出治理主题的地位和重要性,为党政领导干部的外在施政行为与内在动机提供导向,表现出极强的回应性与调试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与高压反腐常态化运行,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动机发生微妙变化,“为官不为”等消极不作为现象开始抬头,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新性下降,致使其治理能力遭到削弱,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的紧迫性不断增强。在此情形之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考核评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的重要性,相继制定和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条例、办法,注重突出考核评价的激励属性,以期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设进程中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评价和判断党政领导干部施政行为效果的基本保障,是考核评价工作有序运行的基础所在,具有天然的激励属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党和国家治理主题、发展战略以及制度建设等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是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审查机制、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干部考察鉴定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四个阶段,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治理能力、优化工作绩效,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得以凸显。考核评价内容体系与指标体系是党和国家治理主题的外显,是既定时期党和国家承担的主要任务与工作目标,对党政领导干部行为具有显着的导向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之上,架构起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模式,将地区经济发展与党政领导干部政治晋升等个人利益有机结合,极大的激励了党政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热情,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面对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绿色GDP、“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评的重要内容,激发了党政领导干部注重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的积极性,有效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于此同时,在过度关注某一领域的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如在“经济优先”的时期,党政领导干部注意力与资源向经济领域过度倾斜,导致经济片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在环保比重上升时期,随着生态问责等负向激励的不断强化,党政领导干部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环保一刀切”成为生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企业关停、工厂停工乃至“无猪县”等现象不断上演,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置于对立面,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本文采用晋升锦标赛理论、行为主义激励理论、绩效考核理论,探讨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问题,是因为其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衡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路径方式,打破了政绩生成的黑箱,使政绩具有了可衡量性与可判断性,能有效激励党政领导干部围绕考评目标展开工作。党政领导干部不仅是“党性人”、“政治人”,同时也是理性“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是其行为动机的必然选择。激励党政领导干部担当作为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核心要义,目标责任导向下的政绩发生行为扭曲效应、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履职行为替代效应以及正向强激励维度下考评激励的挤出效应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主要表现,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失真、考核评价激励约束失效,致使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沦为党政领导干部谋取个人利益和自保的工具,其激励效应出现异化。究其原因,一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以及考核激励信息黑箱共同作用,都为党政领导干部加工政绩信息、扭曲考评结果创造了条件。二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外在环境制约以及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失效削弱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为激励效应异化埋下了隐患。三是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强化考评约束功能的同时弱化其激励功能,激励约束失衡导致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四是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考评结果与党政领导干部个人利益获取密切相关,在利益刺激之下,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都围绕利益展开,与维护公共利益价值相悖,引发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就是要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的激励功能,激发党政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但是受考评机制不完善等多元因素的影响,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应出现异化,出现“数字政绩”“积极避责”“为官不为”等现象。因此,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优化考评内容、明晰考评责任、创新考评方式、强化数据应用和注重考用结合等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一是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通过突出考评政治标准、崇尚实绩和完善考评指标体系,为党政领导干部行为提供明确导向。二是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果。通过健全考评主体责任体系、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理念和加强考评工作业务培训等方式,确保考评结果的准确性,为将激励做对奠定基础。三是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要求。探索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长短期考评有序衔接、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和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等多元考评方式,从不同的维度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进行评判,为多元激励创造条件。四是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从考评数据采集、信息共享和数据平台层面着手,从而有效解决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考评的精度。五是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考评结果的及时反馈与激励手段的有效落实对党政领导干部具有激励作用,完善考评结果审核机制、构建激励标准体系、强化结果刚性运用和细化申诉救济机制等方面着手,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结果落实的时效性,确保考评激励的充分落实。通过完善和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考评激励刺激和引导党政领导干部的动机行为,激发党政领导干部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张冀[7]（2020）在《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以四川省高校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强化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专门研究,既是关注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正视问题不足的客观要求,又是立足当下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深思理论内核的题中之义。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新媒体、新技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是校园新型主流媒体之一,已经成为高校传播信息与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擅于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牢牢把握高校微信公众平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趋势,积极凭借高校微信公众平台这一鲜活载体,深入发掘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将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优势与信息科技有机融合,让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起来,在新时代彰显吸引力、亲和力,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由此,本文主要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学理问题、功能类型、问题成因、规范要求、实践路径等问题展开研究。第一,理论前提。理论分析是支撑论说的学理依据,本文分别对微信公众平台、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概念、发展历程、内涵特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内涵等进行学理审思。从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灌输理论等,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论、接受论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重要论述,以及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给予理论阐释。从理论高度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系统论证分析,彰显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与迫切性。媒介在不同时代都充当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与载体,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媒体属性,展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时代之需,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提供内容承载与技术支撑,思想政治教育者亟需掌握新媒体新技术,将其打造成价值引领、凝聚共识的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第二,功能形态。提炼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六种类型,即以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功能、导向功能、服务功能、互动功能、开发功能、凝聚功能的类别得以展现。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坚持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大学生“多维度”地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丰富平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资源库,为大学生提供推送服务、查询服务与咨询服务,实现教育双方的实时互动、平等互动与多元互动,激发学生兴趣、激活学生潜能,促使大学生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关心国家、政党、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助推全体大学生对伟大中国、伟大民族、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华文化的认同,夯实大学生的思想基础,凝聚大学生的政治共识,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三,现实依据。指出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状、问题及成因。本文以省内126所高校微信公众平台为调查对象,系统梳理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阵地样态与内容建设,了解关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开通状况、定位介绍、栏目设置以及运营主体、运营人员、运营推送等情况,对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事件进行系统分析。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运营力量投入不足、运营推送专业不强,内容建设导向不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认同不高、思想政治教育栏目十分欠缺等问题,其高校缺乏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大学生对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认知不足、教育双方对平台需求存在偏差、平台推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形式缺乏创新性转化、平台的机制建设弱化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主要制约因素。第四,对策建议。本文从宏观层面,提出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规范遵循。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在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以“互动交流为支点”的理念宗旨下,在主导性与多样性、灌输性与启发性、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遵循中,坚守激浊扬清的价值立场,洞察大学生的价值诉求、明晰新时代的价值趋向,以理想信念教育、红色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道德教育为目标指向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本文从具体层面,提出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实践路径。强化政治素养、加强业务学习、实施名师计划、发挥全员作用的高校微信公众平台队伍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前提所在;培育学生新媒介素养、培养学生意见领袖、提升学生信息鉴别力、激发学生自我教育意识的学生素养提升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关键所在;创新推送类型、重视标题制作、构建话语内容、打造主流栏目的内容建设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重点所在;健全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领导机制、管理机制、评估体制、协调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保障所在。此外,与本研究相结合,笔者创建并运营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以检验自己的分析或得到新的启发。作为附录,笔者把它放在最后,以作参考。
孙国栋[8]（2020）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文中认为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作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的伟大领袖,列宁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了现实,而且也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先河。列宁国家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可谓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生长点。本文以列宁的经典文本和国家治理实践为基础梳理其治理内容和方法,不仅阐发其对当代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意义,而且更要考察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发展和创新。针对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相关研究,结合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实,深度研究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追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是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生长、完善到系统化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批判之上,科学阐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尤其是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和辩证关系。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所创立的国家观在国家起源、本质、职能、消亡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问题上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为列宁发展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之上,深化了国家本质、职能、消亡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相关研究,发掘了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的本质和职能规定、引领了国家治理的本质和职能,为列宁以后探索国家治理准备了理论前提。十月革命后,列宁基于苏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严峻的国际背景和复杂的国内形势的客观情况,对苏维埃国家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尤其是列宁在其晚年政治“遗嘱”中,以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整体和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政党治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经济治理上,列宁推动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和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政治治理上,列宁实施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与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文化治理上,列宁开展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与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政党治理上,列宁构建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在这一总体探索中,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为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道路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那就是突出共产党在国家治理的中轴作用,加强国家治理制度建设,引领文化治理的价值导向。在对苏维埃俄国国家——社会关系的整体把握中,列宁以国家为主导,加强国家在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另外,列宁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在坚持符合时代特征与现实国情、以人民利益为价值趋向、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等若干原则前提下来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内容方法以及规律经验上,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均对南斯拉夫、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即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以及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由于列宁去世较早,中断了他继续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几乎都没有把列宁的国家治理思想延续下去,从真正意义上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坚持列宁苏维埃国家治理探索的经验、原则、内容和方法,并把它们运用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和建构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等人吸取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初步成果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施政经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和方法在社会主义中国艰辛探索实践中予以创造性运用,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思想宝库,虽然有些失误,但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讨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历史时期,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继承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治理初步探索的内容和方法,在毛泽东等人探索国家治理的经验和教训之上,立足于客观实际和发展实践,以整体和辩证的方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相对于列宁的经济治理,这一时期的经济治理体系是重塑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有机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政治治理,这一时期的政治治理体系是构建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辩证统一,相对于列宁的文化治理,这一时期的文化治理体系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这一系统治理不仅继承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内容和方法,而且还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制度经验和文化资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发展列宁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的国家治理思想,针对西方治理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当前国家治理实践在多个领域和方面面临的若干挑战,科学赋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意蕴,在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治理以及政党治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新观点、新论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开启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阶段,取得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在中国新时代视域中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深化了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规律的科学认知和自觉运用。在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之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进行探索和发展,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观向前发展。国家治理观除了作为对国家治理的起源、本质、主体以及功能、一般规律等根本观点的把握之外,还包括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体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关系的体认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时代是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到党的十八大之前,是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新时代是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的协同治理。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整体性上来看,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继承、创新和发展了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坐标和历史方位,无论是在整体维度还是在方法维度,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都是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创新。在整体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进一步拓展了党的全面领导的视域和范围,不断巩固、完善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意蕴;进一步健全了“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体系,完善了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制度载体和政权组织形式,实现了国家治理中国体和政体的辩证统一;进一步凸显了国家治理的民族化向度,强化了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记忆、传统基因与价值意蕴。在方法论维度上,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坚持矛盾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价值思维等科学方法论,并把矛盾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系统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战略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以及价值思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以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促使了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地推进。从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国家治理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客观发展实践,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国家治理体系的显着优势,实现政党——国家——市场——社会的互动与共赢,达到国家富强民主、社会充满活力、个人素养提升的治理境界,进而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为人的解放、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支撑,从而彰显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最终目标和价值旨趣!
赵洪良[9]（2020）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文中提出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要义和本质规定。党的政治建设所内含的“政治强党”意蕴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逻辑指引,也是从政治能力视角思考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逻辑理路。在党的政治建设意义上,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共产党确保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政治权威,彰显党的政治本色和政治特征的关键之举。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要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解析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构成、价值功能和本质属性。要从政党能力的视角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一般的、共性的、基本的政治诉求,结合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的重要论述,尝试从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两个层面理解党的政治能力的内容要素,在此基础上阐释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党的政治建设过程中的功能定位,总结出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内在逻辑与政治诉求,全面把握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在新时代党的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政治诉求和政治目标来源于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结合党的政治建设的的发展历程来看,提升党的政治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是回应党的自身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和新挑战的重要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认识和创新举措,推动党的政治建设实践焕发出强大政治活力,为新时代管党治党积累了有益经验。出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需要,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就成为新时代“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核心要义。可见,作为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如何永葆政治先进性,如何锻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如何以党的政治能力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能力要素系统来看,党的政治能力着眼于党的政治力和组织力建设的特定过程,其内在包含了党的能力系统的诸多要素,体现了党的建设和执政背后的共性政治要求。参照党的政治建设基本范畴,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内容要素可划分为职能性政治能力、保障性政治能力、方法性政治能力、核心性政治能力、预防性政治能力,规定了党的政治能力是由多重能力要素整合构成的整体性能力系统。这种能力系统是对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治国理政能力的系统化表达,是对党的政治功能、责任使命、政治角色、政治本领等的综合体现。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多年努力和实践探索,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取得显着成效,对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质量。但也要清醒认识到,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着的各种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上的强力挑战,党的政治能力建设面临和现实梗阻和阻滞因素愈加明显,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相关实践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而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实现党内政治团结、凝聚统一共识,着力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在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方面,要尝试将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优势转化为增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先进性的核心政治资源,在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释放巨大的政治能量。要以“能力强党”为价值导引,按照体系化建设思路为新时代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提供丰富的方法路径,着力构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目标功能体系、主体内容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效益评价体系。针对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人员结构配置不合理、专业化能力不高、政治素养不强、政治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等问题,要尝试从政治思维、政治素养、政治本领等方面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政治担当。并在党的政治建设的经验支持下,不断强化和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深化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制度化路径。
郑亮[10]（2020）在《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九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这一科学论断,并且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用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其他各项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这一系列理论阐述的背后,体现了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不断探索和准确把握。为了能够理解对习近平党的政治建理论的精髓,必须深入全面地研究该理论,进而明确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建设的目的和路径,保证党的政治建设能够在该理论的指导下顺利开展。本文主要从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包含的主要内容、实践路径、以及时代价值等几个维度进行研究,深入分析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习近平同志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以及党内出现的新变化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论述,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内容十分丰富,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和新论断。本文将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归纳为四个方面,并逐一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文在系统的介绍了该理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深入掌握该理论,第三章作为本文的重点和创新点,介绍了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实践路径。首先,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氛围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良好的生长土壤。其次,构建完备的党内政治制度体系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刚性约束力。最后,打造一支政治素养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保证了党的政治建设顺利落实。在文章的最后,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介绍了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重要价值。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通过对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形成科学完备的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有效的指导,使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同时,这一研究能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使党更好的发挥“领头羊”作用,为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三个代表思想是强化审计监督的政治导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个代表思想是强化审计监督的政治导向（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2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演进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1.1 以阶级斗争团结爱国主体 |
| 2.1.2 生产建设与爱国事业的连结 |
| 2.1.3 以革命话语唤起爱国热情 |
| 2.2 改革开放时期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2.1 以综合国力为核心的爱国转向 |
| 2.2.2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价值 |
| 2.2.3 开放性爱国话语的叙事 |
| 2.3 新世纪传播爱国主义思想 |
| 2.3.1 全球化提供爱国新动力 |
| 2.3.2 民族复兴的目标发展 |
| 2.3.3 科学性爱国话语的出场 |
| 3 新冠疫情报道中爱国主义思想的传播 |
| 3.1 以民族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3.1.1 建构奉献、敬业、友爱的民族群像 |
| 3.1.2 攻坚克难的集体记忆 |
| 3.1.3 宣传爱国卫生运动 |
| 3.1.4 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引领 |
| 3.2 场域和意义融合的传播策略 |
| 3.2.1 建构社会治理的传播场域 |
| 3.2.2 以隐喻为叙事话语 |
| 3.2.3 昭彰中国式爱国主义价值 |
| 3.3 评价与小结 |
| 4 香港“止暴制乱”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4.1 以制度秩序认同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4.1.1 制度、秩序的合法性正义性 |
| 4.1.2 制度、秩序认同的家国情感 |
| 4.1.3 制度、秩序认同的现实利益 |
| 4.2 建设性的传播策略 |
| 4.2.1 正面引导 |
| 4.2.2 重视情感性与理性批判相结合 |
| 4.3 评价与小结 |
| 5 中美贸易战报道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传播 |
| 5.1 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内容构建 |
| 5.1.1 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 |
| 5.1.2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输出 |
| 5.1.3 对美国错误思想的批判 |
| 5.2 基于对比的传播策略 |
| 5.2.1 聚焦客观事实描述 |
| 5.2.2 强化中美两国奉行的价值对比 |
| 5.2.3 爱国观照——美国国家形象塑造 |
| 5.2.4 舆论争议建构 |
| 5.3 评价与小结 |
| 6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整体反思 |
| 6.1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总体建构 |
| 6.1.1 主题上观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 |
| 6.1.2 内容上昭彰现代爱国文明 |
| 6.1.3 话语上融合官方与民间形态 |
| 6.1.4 策略上探索多元路径 |
| 6.2 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面临挑战 |
| 6.2.1 爱国主义的两面性 |
| 6.2.2 传统爱国价值消解趋势 |
| 6.2.3 爱国主义传播内在困境 |
| 6.3 新时代加强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的对策 |
| 6.3.1 坚持政治导向,树立理论权威 |
| 6.3.2 坚守人民情怀,建构公共理性 |
| 6.3.3 继承中国特质,创新面向时代 |
| 6.3.4 坚定走向世界,增进传播张力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1 新冠疫情相关报道列表 |
| 2 香港止暴制乱相关报道列表 |
| 3 中美贸易战相关报道列表 |
（2）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概况 |
| 1.2.2 国外研究概况 |
| 1.2.3 研究现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2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理论概述 |
| 2.1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内涵及特征 |
| 2.1.1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科学内涵 |
| 2.1.2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显着特征 |
| 2.2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理论渊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政治建设理论 |
| 2.2.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相关论述 |
| 2.3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价值意蕴 |
| 2.3.1 坚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
| 2.3.2 拓展完善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 |
| 2.3.3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 |
| 3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生成逻辑 |
| 3.1 扞卫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求 |
| 3.1.1 政治性是政党组织的第一属性 |
| 3.1.2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性突出表现为先进性和纯洁性 |
| 3.1.3 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和发展政治先进性与纯洁性 |
| 3.2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总结 |
| 3.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政治建设起步探索 |
| 3.2.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曲折前行 |
| 3.2.3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建设深化完善 |
| 3.2.4 新时代明确提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
| 3.2.5 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发展历程的经验总结 |
| 3.3 聚焦党内现存政治问题的实践要求与现实导向 |
| 3.3.1 党内存在的政治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
| 3.3.2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
| 4 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现状分析 |
| 4.1 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显着成效 |
| 4.1.1 思想建设突出了政治理想 |
| 4.1.2 组织建设增强了政治功能 |
| 4.1.3 纪律建设强化了政治纪律 |
| 4.1.4 作风建设严肃了政治生活 |
| 4.1.5 制度建设凸显了政治导向 |
| 4.1.6 从政治高度统领反腐败斗争 |
| 4.2 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面临的问题 |
| 4.2.1 在认知层面表现为对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解存在偏差 |
| 4.2.2 在价值层面表现为忽视政治淡化政治不讲政治的问题依旧突出 |
| 4.2.3 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党内政治隐患依旧存在 |
| 4.2.4 在体制层面表现为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长效性不足 |
| 4.3 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存在问题的成因 |
| 4.3.1 对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认识不够深入 |
| 4.3.2 腐朽思想的渗透与侵蚀 |
| 4.3.3 部分党组织和党员政治先进性和纯洁性不足 |
| 4.3.4 缺乏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组织保障机制 |
| 5 新时代继续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对策建议 |
| 5.1 凝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思想共识 |
| 5.1.1 深刻领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科学内涵 |
| 5.1.2 增强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
| 5.2 培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价值导向 |
| 5.2.1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
| 5.2.2 厚植党内政治文化 |
| 5.2.3 加强党内集中教育 |
| 5.3 夯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政治根基 |
| 5.3.1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 5.3.2 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与政治属性 |
| 5.3.3 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建设 |
| 5.4 强化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制度保障 |
| 5.4.1 完善党内法规和政治规范体系 |
| 5.4.2 健全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责任落实机制 |
| 5.4.3 建立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的监督问责机制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 2.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基本内涵 |
| 2.1.1 巡视的概念界定 |
| 2.1.2 巡视工作的基本属性 |
| 2.1.3 巡视工作制度体系构成 |
| 2.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理论分析 |
| 2.2.1 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2.2 理论渊源-中国古代巡视监察思想 |
| 2.2.3 理论借鉴-西方权力制约与监督思想 |
| 2.3 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方式的比较 |
| 2.3.1 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 |
| 2.3.2 巡视监督与监察监督 |
| 2.3.3 巡视监督与派驻监督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史考查 |
| 3.1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探索创立阶段 |
| 3.1.2 建国初期的曲折前进阶段 |
| 3.1.3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恢复完善阶段 |
| 3.2 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历史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效 |
| 3.2.1 保证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 3.2.2 加强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
| 3.2.3 推进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
| 3.2.4 打牢了群众关系和执政基础 |
| 第四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创新发展 |
| 4.1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时代适应性 |
| 4.1.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巡视工作提供保障 |
| 4.1.2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巡视工作促进推动 |
| 4.1.3 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巡视工作相辅相成 |
| 4.1.4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巡视工作深入发力 |
| 4.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实践创新 |
| 4.2.1 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
| 4.2.2 顺利实现巡视全覆盖 |
| 4.2.3 高效运用巡视成果 |
| 4.3 新时代巡视工作发展的理论创新 |
| 4.3.1 巡视工作思想 |
| 4.3.2 巡视工作方针 |
| 4.3.3 政治巡视 |
| 第五章 新时代巡视工作体系设计与运行机制创新 |
| 5.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两次修订完善 |
| 5.1.1 《巡视工作条例》2015 年的修订变化 |
| 5.1.2 《巡视工作条例》2017 年的修改变化 |
| 5.1.3 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完善的现实意义 |
| 5.2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基本原则 |
| 5.2.1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
| 5.2.2 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
| 5.2.3 依靠群众、发扬民主 |
| 5.3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组织基础 |
| 5.3.1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职责 |
| 5.3.2 巡视工作办公室及其职责 |
| 5.3.3 巡视组及其职责 |
| 5.4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纪律与责任 |
| 5.4.1 巡视工作领导机关的纪律与责任 |
| 5.4.2 巡视工作配合部门的纪律与责任 |
| 5.4.3 巡视工作人员的纪律与责任 |
| 5.4.4 被巡视单位的纪律与责任 |
| 5.5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运行机制 |
| 5.5.1 巡视工作的两层客体 |
| 5.5.2 巡视工作手段及协调机制 |
| 5.5.3 巡视工作程序及流程模块化设计 |
| 第六章 巡视工作的未来发展 |
| 6.1 新时代巡视工作的经验启示 |
| 6.1.1 坚持统一领导,增强巡视工作权威 |
| 6.1.2 坚持创新驱动,深入挖掘工作潜力 |
| 6.1.3 坚持制度建设,依法依规开展工作 |
| 6.1.4 坚持问题导向,回归巡视监督本位 |
| 6.1.5 坚持群众路线,打造公正透明形象 |
| 6.2 新时代巡视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
| 6.2.1 巡视发现问题能力欠缺 |
| 6.2.2 巡视成果运用不够扎实 |
| 6.2.3 巡视监督网络尚未完备 |
| 6.2.4 巡视制度体系不够完善 |
| 6.2.5 巡视理论研究还显薄弱 |
| 6.3 巡视工作今后发展完善的路径探索 |
| 6.3.1 提高巡视工作质量 |
| 6.3.2 构建巡视监督网络 |
| 6.3.3 完善巡视制度建设 |
| 6.3.4 加强巡视理论研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警察权嬗变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主流警察权体系的选择与移植 |
| 一、两种主流警察制度的区分 |
| 二、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近代移植 |
| 第二节 变迁中的填补型警察权概念 |
| 一、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延续 |
| 二、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产生与扩张 |
| 第三节 我国本土警察权的政治统合性 |
| 一、政治统合性的形成:公安行政首长参与政治决策 |
| 二、政治统合性的内容:警察权中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统合性的保障:人员编制与财政支出的倾斜 |
| 第四节 警察权属性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层 |
| 一、警察危害防止任务具有行政权性质 |
| 二、侦查权法律属性之辨析 |
| 三、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职能维度上的分层 |
| 第五节 现有警察权范围的调整与反思 |
| 一、警察权限缩的有限性 |
| 二、治安类警察权的理性扩增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有限填补功能 |
| 第一节 警察类法律文本与警察立法理论的差距 |
| 一、警察类法律文本中概括性条款的适用 |
| 二、警察行政协助的立法问题 |
| 三、现代警察立法理论:警察权限授予的具体化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对警察类法律文本的填补功能 |
| 一、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制度基础 |
| 二、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适用的普遍性 |
| 三、规范性文件的三重填补机制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 |
| 一、警务特性对法律文本的超越 |
| 二、警察执法的即时判断性 |
| 三、警察执法的措施应急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指标考核体系对警察执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风险构成 |
| 一、法律位阶的越权风险 |
| 二、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同案异罚的风险 |
|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隐性强制”风险 |
| 四、风险源头——指标考核体系的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与运作 |
| 一、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方式 |
| 二、运作方式之一:行政裁量基准量化 |
| 三、运作方式之二:行政任务量化 |
| 四、运作方式之三:警察运动式执法的说明 |
| 第三节 指标考核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果 |
| 一、行政内部监督的路径单一化 |
| 二、警察执法中行政裁量权的消解 |
| 第四节 指标考核体系与警察权力运行的悖论 |
| 一、结果导向的量化指标侵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警察权的预防性与指标考核的矛盾 |
| 三、指标考核体系中考核路径的缺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审查对警察执法的矫正功能 |
| 第一节 司法审查下的创设性警察职能 |
| 一、履职困境:创设性职能的立法冲突 |
| 二、执法实务中生成的履职基准 |
| 三、职能规范冲突导致的行政不作为 |
| 第二节 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规范 |
| 一、公安类行政案件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二、明显不当情形的认定 |
| 三、明显不当情形在判决中的不当适用 |
| 四、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情形的适用辨析 |
| 第三节 司法审查的矫正路径 |
| 一、以判决结果作出的个案矫正 |
| 二、以裁判理由作出的解释性矫正 |
| 第四节 司法审查矫正功能的局限性 |
| 一、合理性审查的局限性 |
| 二、创设性警察职权司法审查的审慎立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法治化视野下警察执法规范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制定警察类法律文本的价值立场 |
| 一、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 |
| 二、法治立场的基本解释 |
| 三、政治导向与法治立场的双向融合 |
| 第二节 技术治理在警察立法中的运用 |
| 一、概括性条款具体化的法治内涵 |
| 二、概括性条款与列举性条款的关系 |
| 三、警察职权类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转向——以行政管束为例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程序中听证制度的完善 |
| 一、我国警察听证制度的基本构造 |
| 二、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中的实施困境 |
| 三、听证制度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3.2 章节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点 |
| 第2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阐释 |
| 2.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概念界定 |
| 2.1.1 党政领导干部 |
| 2.1.2 考核评价机制 |
| 2.1.3 激励效应 |
| 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理论分析 |
| 2.2.1 激励效应的发生逻辑 |
| 2.2.2 激励效应的主要表现 |
| 2.2.3 激励效应的类型划分 |
| 2.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晋升锦标赛理论 |
| 2.3.2 行为主义激励理论 |
| 2.3.3 绩效考核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分析 |
| 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效应的生成机理 |
| 3.1.1 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行政发包 |
| 3.1.2 锦标赛体制下的政绩比拼行为 |
| 3.1.3 财政联邦主义与地方经济增长 |
| 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生成过程 |
| 3.2.1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生成函数 |
| 3.2.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绩函数 |
| 3.2.3 党政领导干部政绩收入函数 |
| 3.2.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函数 |
| 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形态分析 |
| 3.3.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静态分析 |
| 3.3.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动态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 4.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历史变迁 |
| 4.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审查机制 |
| 4.1.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察鉴定机制 |
| 4.1.3 改革开放时期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 4.1.4 新时代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
| 4.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变迁的基本逻辑 |
| 4.2.1 适应党和国家治理实践的战略需要 |
| 4.2.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回应性调适 |
| 4.2.3 满足干部考核评价综合效应的价值诉求 |
| 4.2.4 彰显中国特色干部考评理论的话语创新 |
| 4.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激励效果呈现 |
| 4.3.1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干部队伍政治认同 |
| 4.3.2 提升治理能力,推进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
| 4.3.3 刺激干部行为,优化党政领导干部政绩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基本假设 |
| 5.1.1 考核评价机制完善程度对干部行为的影响 |
| 5.1.2 考评结果运用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 5.1.3 激励方式组合策略对干部行为选择的影响 |
| 5.2 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初步验证:基于X县的个案分析 |
| 5.2.1 考评驱动下的干部行为选择策略 |
| 5.2.2 激励约束失衡情形下的考评漠视 |
| 5.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评价 |
| 5.3.1 问卷编制 |
| 5.3.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3.3 变量说明 |
| 5.3.4 研究方法与信度检验 |
| 5.3.5 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表现 |
| 6.1 目标责任导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行为扭曲 |
| 6.1.1 过于突出政绩行为的时效性 |
| 6.1.2 过度强化政绩行为的可见性 |
| 6.1.3 过分关注政绩行为的自利性 |
| 6.2 负向强激励指向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履职行为替代 |
| 6.2.1 “一票否决”机制下党政领导干部积极避责 |
| 6.2.2 高压问责态势下党政领导干部消极不为 |
| 6.3 正向强激励维度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挤出 |
| 6.3.1 指标维度:指标数量与权重决定其重要程度 |
| 6.3.2 注意力维度:党政领导干部忽视非关键领域指标 |
| 6.3.3 资源分配维度:发展资源分配和投入的倾斜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异化的成因分析 |
| 7.1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激励信息不对称 |
| 7.1.1 自下而上考评信息获取阻塞 |
| 7.1.2 自上而下激励信息传递延迟 |
| 7.1.3 考核激励信息不对称与“黑箱”共同作用 |
| 7.2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自身缺陷 |
| 7.2.1 考核评价机制内生不完善性 |
| 7.2.2 考核评价机制外部环境制约 |
| 7.2.3 自发性考核激励规范性缺失 |
| 7.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失衡 |
| 7.3.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正向激励效应弱化 |
| 7.3.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负向激励效应突出 |
| 7.3.3 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零激励效应较为显着 |
| 7.4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机制激励行为动机异化 |
| 7.4.1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动机异化 |
| 7.4.2 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行为异化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的路径选择 |
| 8.1 优化考评内容,营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导向 |
| 8.1.1 突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政治标准 |
| 8.1.2 崇尚党政领导干部重实绩的导向 |
| 8.1.3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指标体系 |
| 8.2 明晰考评责任,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效果 |
| 8.2.1 健全考评主体的职责体系 |
| 8.2.2 构建考准考实的考评观 |
| 8.2.3 加强考评工作的业务培训 |
| 8.3 创新考评方式,满足党政领导干部多元激励需求 |
| 8.3.1 正负向考评协调推进,稳定保持激励效果 |
| 8.3.2 长短期考评有效衔接,持续释放激励效应 |
| 8.3.3 多元化考评同步展开,探索复合激励模式 |
| 8.3.4 差异化考评精准发力,实现精准激励结果 |
| 8.4 强化数据应用,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精度 |
| 8.4.1 优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采集机制 |
| 8.4.2 畅通党政领导干部考评信息共享渠道 |
| 8.4.3 打造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数据平台 |
| 8.5 注重考用结合,保障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落实 |
| 8.5.1 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审核机制 |
| 8.5.2 构建党政领导干部考评激励标准体系 |
| 8.5.3 强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结果刚性运用 |
| 8.5.4 细化党政领导干部考评申诉救济机制 |
| 8.6 本章小结 |
|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访谈提纲 |
| 附录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效应调查问卷 |
| 附录三: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 |
| 附录四: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
| 博士阶段主要科研成果 |
（7）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以四川省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 |
| 1.1.1 研究意义 |
| 1.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1.3 研究述评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创新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预期创新 |
| 第2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学理探究 |
| 2.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内涵界定 |
| 2.1.1 微信公众平台的定义阐释 |
| 2.1.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的内涵分析 |
| 2.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解析 |
| 2.2.1 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理解 |
| 2.2.2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辨析 |
| 2.2.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内涵剖析 |
| 2.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
| 2.3.2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支撑 |
| 2.3.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 |
| 2.3.4 相关学科知识的理论借鉴 |
| 2.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践价值 |
| 2.4.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必要性分析 |
| 2.4.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可行性分析 |
| 2.4.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迫切性分析 |
| 第3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类别展现 |
| 3.1 认知功能 |
| 3.1.1 形式认知 |
| 3.1.2 内容认知 |
| 3.1.3 载体认知 |
| 3.2 导向功能 |
| 3.2.1 政治导向 |
| 3.2.2 思想导向 |
| 3.2.3 行为导向 |
| 3.3 互动功能 |
| 3.3.1 实时互动 |
| 3.3.2 平等互动 |
| 3.3.3 多元互动 |
| 3.4 服务功能 |
| 3.4.1 咨询服务 |
| 3.4.2 查询服务 |
| 3.4.3 推送服务 |
| 3.5 开发功能 |
| 3.5.1 感官体验,激发学习兴趣 |
| 3.5.2 在线交流,激活创新精神 |
| 3.5.3 思维训练,提升辩证素养 |
| 3.6 凝聚功能 |
| 3.6.1 传承优良传统,增进文化认同 |
| 3.6.2 塑造执政形象,强化政党认同 |
| 3.6.3 弘扬民族精神,提升民族认同 |
| 3.6.4 厚植爱国情怀,夯实国家认同 |
| 第4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状分析 |
| 4.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阵地样态 |
| 4.1.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开通的普遍性 |
| 4.1.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定位的多元化 |
| 4.1.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栏目的个性化 |
| 4.1.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共通性 |
| 4.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内容分析 |
| 4.2.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内容类型的多样性 |
| 4.2.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时政要点的差异性 |
| 4.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成效 |
| 4.3.1 实名主体与运营主体各显其能 |
| 4.3.2 栏目设置与菜单设计有章可循 |
| 4.3.3 先进典型与特色内容深受青睐 |
| 4.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问题表现 |
| 4.4.1 思政力量投入不足,运营推送专业不强 |
| 4.4.2 平台定位认知不准,思政栏目服务欠缺 |
| 4.4.3 内容建设导向不够,思政内容认同不高 |
| 4.5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制约因素 |
| 4.5.1 平台的运营缺乏思政教育观念 |
| 4.5.2 学生对平台思政功能认知不足 |
| 4.5.3 教育双方对平台需求存在偏差 |
| 4.5.4 平台推送内容和形式创新不够 |
| 4.5.5 平台的机制建设弱化思政功能 |
| 第5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规范遵循 |
| 5.1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理念遵循 |
| 5.1.1 秉持“育人为本”的理念宗旨 |
| 5.1.2 坚持“学生主体”的本位回归 |
| 5.1.3 增强“互动交流”的协同意识 |
| 5.2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指导原则 |
| 5.2.1 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2.2 坚持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2.3 坚持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原则 |
| 5.3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价值遵循 |
| 5.3.1 坚守激浊扬清的价值立场 |
| 5.3.2 洞察青年学生的价值诉求 |
| 5.3.3 明晰因时而进的价值趋向 |
| 5.4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目标指向 |
| 5.4.1 以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 |
| 5.4.2 以中华优秀道德涵养时代青年 |
| 5.4.3 以红色革命文化传承使命担当 |
| 第6章 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实践路径 |
| 6.1 加强队伍建设:以专业的“微”力量提升水平 |
| 6.1.1 强化政治素养 |
| 6.1.2 加强业务学习 |
| 6.1.3 实施名师计划 |
| 6.1.4 发挥全员作用 |
| 6.2 提升学生素养:以良好的“微”素养重塑自我 |
| 6.2.1 提升学生媒介素养 |
| 6.2.2 培育学生意见领袖 |
| 6.2.3 提升信息甄别能力 |
| 6.2.4 激发自我教育意识 |
| 6.3 加强内容建设:以丰富的“微”内容感召学生 |
| 6.3.1 创新推送类型 |
| 6.3.2 重视标题制作 |
| 6.3.3 创新话语体系 |
| 6.3.4 打造精品栏目 |
| 6.3.5 把握推送时机 |
| 6.4 健全保障机制:以完善的“微”机制引领发展 |
| 6.4.1 强化领导机制 |
| 6.4.2 规范管理机制 |
| 6.4.3 优化评估机制 |
| 6.4.4 健全协调机制 |
| 结论 |
| 附录 |
| 一、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应用范例 |
| 1.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的构建 |
| 2.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的运营 |
| 3.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明德e堂”的展望 |
| 二、省内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情况汇总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8）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
| 二、国外研究回顾及其发展动态 |
| 三、研究趋势的研判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特色 |
| 第二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 |
| 第一节 国内外学界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关系的解释 |
| 一、西方“列宁学”的误读 |
| 二、国内学界的相关评价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历史逻辑 |
| 一、批判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 |
| 二、科学国家观的萌生 |
| 三、科学国家观的发展和完善 |
|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
| 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二、国体与政体统一论 |
| 三、真正共同体:以国家回归社会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
| 第四节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观发展的主要体现 |
| 一、深化国家本质与职能研究,以国家本质规定治理的本质 |
| 二、发掘国家政体理论,以国家公共性体现治理的功能 |
| 三、深化作为国家形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研究 |
| 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国家消亡观,以国家发展引领治理的指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语境和历程 |
| 第一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俄国“改良论”的批判和“革命式”的论证 |
| 一、以“两种道路”解决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 |
| 二、批判“改良论”以及论证“革命式”道路的可行性 |
| 第二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时代语境 |
| 一、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际背景 |
| 二、列宁探索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国内形势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 |
| 一、实施新经济政策前的国家治理 |
| 二、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国家治理 |
| 小结 |
| 第四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丰富内容 |
| 一、经济治理: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的合作社经济与对外贸易的辩证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以民主与法制为核心的机构改革和制度构建的有机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以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建设意识形态和发展教育的有机统一 |
| 四、政党治理:以加强党的总领导、提升执政能力为核心的党建布局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经验 |
| 一、组织与政党:以俄共(布)为中轴带动治理 |
| 二、政治与制度:以国家制度保障、提升治理效率 |
| 三、文化与价值:以马克思主义凝聚力量、整合社会思潮 |
| 第三节 以国家为主导的国家——社会关系 |
| 小结 |
| 第五章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 |
| 一、以符合时代与现实国情为基础 |
| 二、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导向 |
| 三、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治理目标 |
| 第二节 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
| 一、整体论:全球视野与系统诊疗 |
| 二、辩证法:矛盾分析中的批判、超越与建构 |
| 三、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历史——现实”框架与实践逻辑 |
| 第三节 列宁探索苏维埃国家治理的现实启示 |
| 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民族化道路 |
| 二、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加强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的核心作用 |
| 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体系的建构和完善 |
| 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运用整体辩证的科学方法论 |
|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人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和实践 |
| 第一节 新中国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继承与运用 |
| 一、毛泽东对国家治理的时代把握和艰辛探索 |
| 二、毛泽东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造性运用 |
| 第二节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推进与实践 |
| 一、经济治理体系: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改革与开放的统一 |
| 二、政治治理体系:以人民民主为核心的法治与制度的统一 |
| 三、文化治理体系: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文化革命与文化建设的统一 |
| 第三节 新时代习近平开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
|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语境 |
|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
| 第四节 从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到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 |
| 一、政治导向型的全能治理:以国家统摄社会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二、经济导向型的发展治理:以社会从国家中析出为特征的国家——社会关系 |
| 三、共赢导向型的协同治理:以政党领导为内核的多元主体共治格局 |
| 小结 |
| 第七章 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
| 第一节 整体性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
| 一、有机联系:“六个统一” |
| 二、主要区别:一致基础上的差异与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创新 |
| 三、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注重治理体系与能力的有机统一 |
| 第二节 方法论视域下习近平对列宁国家治理思想的运用与创新 |
| 一、矛盾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辩证维度 |
| 二、系统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总体维度 |
| 三、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方向维度 |
| 四、价值思维: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的关系维度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价值 |
| (一)研究缘起 |
| 1.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政治意义 |
| 2.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 |
| 3.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力量保障 |
| (二)选题价值 |
| 二、研究现状及其述评 |
| (一)党的政治能力的概念内涵及认识视角分析 |
| 1.政治能力的概念究证 |
| 2.政党能力的认识表达 |
| 3.党的政治能力的概念界定及其解释视角 |
| (二)当前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研究的几个重点问题 |
| 1.研究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内涵 |
| 2.研究党的政治能力系统的内容要素 |
| 3.研究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方式路径 |
| (三)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价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重点与研究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的政治能力的学理分析 |
| 一、政党能力与党的政治能力 |
| 二、党的政治能力的内涵要义及其特征 |
| (一)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属性及其认识视角 |
| (二)党的政治能力的政治内涵与基本特征 |
| 三、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基于党的政治建设的能力视角 |
| (一)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具体涵义不同 |
| (二)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生成机理不同 |
| (三)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政治目标不同 |
| (四)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提升路径不同 |
| (五)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与执政能力的融合取向 |
| 四、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思想表达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的政治能力建设思想 |
| (三)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认识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建设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 |
| 一、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历程回顾和实践观照 |
| (一)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历程回溯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 |
|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基本历程 |
| (四)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能力的持续发展与提升 |
| 二、政治建设进程中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经验总结 |
| (一)明确了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要求 |
| (二)逐步完善了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和能力要素 |
| (三)始终以政治能力推动党的政治建设的议程和走向 |
| (四)突出了党的政治能力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能力系统的内容要素 |
| 一、党的政治建设视域下能力要素生成的政治考量 |
| (一)全面提升党组织政治建设质量 |
| (二)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本领 |
| (三)领导力生成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
| 二、主体视角下党的政治能力要素的综合分析 |
| (一)党组织的政治能力:组织力、凝聚力、领导力的统一 |
| (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党性素养与政治本领的统一 |
| 三、党的政治能力系统的要素构成与主要内容 |
| (一)党的职能性政治能力 |
| (二)党的保障性政治能力 |
| (三)党的方法性政治能力 |
| (四)党的核心性政治能力 |
| (五)党的预防性政治能力 |
| 第四章 新时代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一、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成效分析 |
| (一)政治能力建设有力应对了新时代党面临的一系列风险挑战 |
| (二)政治能力建设有效解决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性政治问题 |
| (三)政治能力建设有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
| (四)政治能力建设有力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中政治关系规范化 |
| 二、现阶段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困境挑战 |
| (一)党的政治能力建设与党内治理的逻辑关联 |
| (二)当前提升党的政治能力面临的现实困境 |
| 三、党的政治能力建设存在问题的归因分析 |
| (一)党组织政治功能弱化影响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 |
| (二)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妨碍党的政治能力提升 |
|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阻滞党的政治能力提升 |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路径探析 |
| 一、着力构建党组织政治能力建设的功能保障体系 |
| (一)目标功能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重点筑牢党的政治根基 |
| (二)主体内容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核心规范党组织建设 |
| (三)组织保障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要义保障党的政治建设 |
| (四)效能评价体系:以政治能力建设为标准审视党建综合效益 |
| 二、积极探寻党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提升的多元化路径 |
| (一)着力拓展党员干部政治能力提升的实践路径 |
| (二)着力健全党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提升的保障体系 |
| 三、着力优化党的政治能力的提升机制 |
| (一)优化党内政治教育机制:坚定党员干部政治立场 |
| (二)优化党内政治生活管理机制:严肃党组织政治生活 |
| (三)优化领导干部作用发挥机制:激发领导干部生机活力 |
| (四)优化政治能力运行评估机制:完善党的政治能力内容要素 |
| 余论:治理意义上党的政治能力的理解向度 |
| 一、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党的政治能力的价值审察 |
| 二、党的政治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功能统一性 |
| (一)党建与治理的深度融合 |
| (二)国家治理与党内治理功能互补 |
| (三)党的政治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 |
| 三、制度有效性:加强党的政治能力建设的重要基点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及动态 |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动态 |
| (三)研究现状评价 |
| 四、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重点、难点、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渊源 |
| 一、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
| (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
| (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坚定走在时代前列 |
| 二、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产生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政治统治” |
| (二)列宁——“一个阶级从政治上正确看待问题,才能维持其统治” |
| (三)毛泽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
|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领导人——旗帜鲜明讲政治 |
| 第二章 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一、坚定政治信仰 |
| (一)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
| (二)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 |
| (三)坚决站稳政治立场 |
| 二、坚持党的政治领导 |
| (一)坚持做到“两个维护” |
| (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 |
| (三)改进党的领导方式 |
| 三、提高政治能力 |
| (一)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 |
| (二)强化群团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导向 |
| (三)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 |
| 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
| (一)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和政治纪律 |
| (二)发展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
| (三)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
| 第三章 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践行路径 |
| 一、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建设氛围 |
| (一)增强党中央的核心凝聚力 |
| (二)贯彻落实党内民主集中制 |
| (三)弘扬党内优秀的政治文化 |
| 二、构建完备的党内政治制度体系 |
| (一)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 |
| (三)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 |
| 三、打造政治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 |
| (一)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 |
| (二)匡正党内用人风气 |
| (三)发挥好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 |
| 第四章 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
| 一、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理论价值 |
| (一)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升华 |
| (二)拓展了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新视野 |
| (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政治建设理论 |
| (四)为世界工人阶级政党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
| 二、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的实践价值 |
| (一)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 |
| (二)夯实了党的长期执政基础 |
| (三)强化了党员的政治意识 |
| (四)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四、三个代表思想是强化审计监督的政治导向（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中国主流媒体传播爱国主义思想研究 ——以《人民日报》（2017-2020）为考察对象[D]. 肖楠. 浙江大学, 2021(01)
- [2]新时代巩固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研究[D]. 刘源.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3]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创新研究[D]. 肖云峰. 河北大学, 2020(09)
- [5]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D]. 刘冰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5)
- [6]党政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激励效应研究[D]. 李悦鸣. 湘潭大学, 2020(12)
- [7]高校微信公众平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以四川省高校为例[D]. 张冀.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8]列宁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D]. 孙国栋. 安徽大学, 2020(07)
- [9]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能力建设研究[D]. 赵洪良. 兰州大学, 2020(01)
- [10]习近平党的政治建设理论研究[D]. 郑亮.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