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萃取文内精华 表述实指信息——谈谈社科论文摘要的撰写（论文文献综述）
曹雨杨[1]（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文中认为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据碳14年代测定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为楚系。经整理,2010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内容包含《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武王之志（金縢）》《皇门》《祭公之顾命（祭公）》《楚居》等九篇;2011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内容包含《系年》一篇;2012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内容包含《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祝辞》《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八篇;2013年12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肆）》,内容包含《筮法》《别卦》《算表》等三篇;2015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内容包含《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汤处於汤丘》《汤在啻门》《殷高宗问于三寿》等六篇;2016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陆）》,内容包含《郑武夫人规孺子》《管仲》《郑文公问太伯（甲、乙）》《子仪》《子产》等五篇;2017年4月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柒）》,内容包含《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赵简子》《越公其事》等四篇。本文主要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柒）》的三十六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对简文中一些未能解决、讨论较多的疑难字词进行串联集释,收集各家观点以及研究成果,同时对诸家观点尽量客观分析并补充自己的意见,下编在归纳总结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利用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文献学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对简文进行重新校注,力求反应当下学界的研究成果。限於篇幅,本论文仅选择《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部分。
李智[2]（2019）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文中提出自翻译理论产生以来,文学翻译研究就一直成为中西方学者倍感兴趣的话题。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角层出不穷,从语义学、语用学到语篇分析,从文化学到社会学,不一而足。研究内容从文本分析到对社会文化因素的探讨,从词、句、篇的微观研究到对译者伦理道德和责任考察等等。翻译美学是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和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翻译美学不是翻译学和美学两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翻译学的美学观,即美学是翻译学进行学科探索的方法论。过去三十年,翻译美学的跨越式发展与文学翻译的联姻有着极大的关系。换言之,翻译美学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视角,验证了文学翻译的本质属性—审美性。文学翻译的多视角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翻译美学的发展。文学翻译审美选择主要指译者翻译过程中的审美选择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文学翻译的本质、影响译者审美选择的影响要素、译者所信奉的审美原则、译者所制定的翻译策略、译者在语言选择上的审美倾向。本文运用描写性和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审美选择问题。研究内容分为三部分:理论探讨、实例分析和研究结论。为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文学翻译与审美选择有何关系?翻译审美选择是否意味着对译语的优化?（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有哪些原则?这些原则必须要遵循的,还是可选的?（3）影响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的要素有哪些?译者的翻译观念对文本翻译有何影响,对译者策略的制定有何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上是否存在某种倾向?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追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行为,本文选择英国经典小说《傲慢与偏见》的三个中译本,从词汇、句子、语篇和语体四个层面展开,以经典结构、戏剧性结构、对话体和书信体为实例分析三位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环境、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翻译原则以及语言选择。通过理论探究和实例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选择活动。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涉及翻译活动的诸多要素:语言的构成、文化的影响、审美认知取向、接受方式、评价标准、价值体系,等等;作者、译者、接受者、源文本、译文本之间构成一个动态的文学翻译美学生态系统。文学翻译的价值在于审美和真理的统一。本研究阐释了中国传统译学中有关审美选择的命题,如“雅”的动态性研究与译者审美性选择（语言、结构、文体）关联性;首次将文学翻译的美学问题与选择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为翻译美学体系的建构增添新内容;提出译文本的生成过程为译者的审美性选择过程,译者不仅再现原作审美品质,而且还创造译文的审美价值。文学翻译是译者审美选择的结果,是外部性与内部性结合的终端产品。（2）文学翻译审美本质的三对命题即“言与意”“形与神”及“异与同”的内部逻辑关系。每一对命题均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各命题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言与意”和“形与神”在理论上体现为译学思想的审美取向,在实践上体现为文本构成要素和译者的审美追求。实现言意合一、形神兼备、保持“异国情调”则需要坚持“以信文本”“尚美求真”相结合的审美标准。（3）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受到外部和内部两重因素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通常遵循三个宏观审美原则（形式与内容统一、整体与局部统一、文内语境与文外语境统一）和四个微观审美操作原则（得体、准确、经济和形象原则,也称4Y原则）。外部环境包括指译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语境即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读者等因素,内部环境包括译者的翻译观念、审美倾向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总体策略和局部策略。（4）实例分析发现,所选译本译者持有明确的翻译观念。译者在词项选择和句型结构配置方面有共同的倾向: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和语言风格的前提下,对关键词汇和短语的表达尽量优化,以确保译文审美品质的最大化。为了尽量传达原文语义信息,在可能的情况下,译者对原文句型结构多采用切分与重新配置的策略。译者在译文中大量使用四字组合,力图将原作的审美要素再现于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不同的“刺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译者在保留原文“洋味”的同时,在语言选择上有范化（规范化）倾向。
丁立福[3]（2019）在《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淮南子》由西汉淮南王刘安统领众多门客兼采诸子百家之言精编而成,意欲究天地之理、接人间之事和备帝王之道,因其旨近老子而成为汉代道家思想的代表作。《淮南子》既为中央朝廷统治献策,又为诸侯王国独立辩护,与封建君主专制大势不甚吻合,故在面世不久即遭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被束之高阁。此时先秦诸子典籍及其思想早已积淀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底色,然而《淮南子》及其思想还没来得及传播开来便遭厄运,于国内传承要更加艰难,于国外译介要更加滞后。就《淮南子》在英语世界译介而言,迟至2010年才诞生第一个《淮南子》全译本,准确地说国内第一个全译本是翟江月携手牟爱鹏合译的Huai Nan Zi,国外第一个全译本则是美国学者梅杰携手罗浩、桂思卓和麦安迪合译的The Huainanzi。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虽然同年问世,但译者分属于中国学者和外国汉学家阵营,因此在诸多方面存有差异,尤其是副文本层面差距甚大。基于阿皮亚倡导的厚翻译理论和热奈特倡导的副文本理论,两个全译本的副文本风格可从装帧、序言、注释和附录等四个方面展开探讨。就装帧而言,翟译本Huai Nan Zi装帧采用“大中华文库”系列图书的统一设计,用一泻千里的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以其倾泻、咆哮之态隐喻当今国人主动热情译介引以为傲的文化典籍;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装帧,承袭西方图书封面“三段水平格子”的经典设计理念,融合东方尤其是汉代的文化元素符号,处处体现出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浓厚气息。就序言而论,翟译本Huai Nan Zi序言仅包括“大中华文库”之“总序”和该译本的“前言”,共用词12721个,篇幅相对较短,但内容上洋溢着传播译介典籍及其文化的高度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包括致谢、全书前言和篇章前言,共用词79044个,不仅篇幅相对较长,而且内容上深入阐释了相关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深厚的学术性。就注释而论,需要在熟悉相关注释理论和两译本注释实情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注释分类标准,继而对两译本的所有注释进行分类和剖析。翟译本Huai Nan Zi采用文内夹注形式,仅有581条,合4053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7个,可谓简洁、实惠,便于读者快速获知相关社会历史文化知识,体现出传承、普及和译介典籍的热情;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主要采用脚注形式,多达1885条,合55712个单词,平均每条用词约30个,可谓充实、实用,便于读者充分构建更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体现出译介、研究和阐释典籍的学术功底。注释类别上,翟译本Huai Nan Zi的581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55条、专有名词类514条、背景信息类11条、文内互文类0条、文外互文类0条、译校说明类1条,整体而言总数相对较少且类型分布相对不均,主要集中在“汉语言文化释疑”和“专有名词”类,以快速提供预期读者阅读译文所需要的扼要信息;相应地,梅译本The Huainanzi的1885条译注中,汉语言文化释疑类165条、专有名词类847条、背景信息类113条、文内互文类182条、文外互文类274条、译校说明类274条,整体而言各类译注都有而且内容饱满,既能提供读者所需扼要信息,又能对其来龙去脉做充分说明。就附录而言,文中宽泛地指附于翻译正文之后且与正文有一定关联、相对独立的所有附属性文字及图表。依此考察两译本发现,翟译本Huai Nan Zi翻译正文之后没有配置任何便于读者使用乃至文化传播的附录。相反,梅译本The Huainanzi则设有附录A、附录B、附录C和索引,总字数达55188个单词,合占116页,可谓长篇大论了。其中,附录A名为“关键汉语术语及其翻译”,兼附一个“术语英汉对照表”;附录B“分类术语”,实含“天文术语”、“历法术语”、“相关宇宙学术语”、“音律术语”、“度量衡”等五大分类术语,其间还插有9张相关小类术语体系的图表;附录C“《淮南子》文本简史和《淮南子》研究文献目录”,先扼要梳理了《淮南子》诞生后的传承历史,继而重点介绍了一些代表性版本,最后全面地提供了相关《淮南子》研究的众多分类文献目录;索引按照惯例被置于“附录”之后,其标目按英文字母顺序先后排版,篇幅长达34页。事实上,国内专着很少配置附录尤其是索引,但是梅译本The Huainanzi却设有如此详实、长篇的附录和索引,确实值得国内学人重视和学习。总之,翟译本Huai Nan Zi和梅译本The Huainanzi在副文本上各有特色。其中,前者由国内学者翻译并由国内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较为熟悉的国内读者阅读;后者则由国外汉学家翻译并由国外出版社策划,比较适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不甚了解的国外读者阅读。如若进一步考虑国人译介典籍之初衷,也即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创设副文本方面坚定不移地向国外汉学家及其所译典籍学习,为典籍译本创设种类较为齐全、篇幅较为适度、内容较为适当的副文本,以期能够为预期读者提供其阅读中国典籍所必需但又往往缺乏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最终通过他们的有效阅读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
朱蕾[4]（2018）在《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内外众多个人或机构都曾把毛泽东着作翻译成英文出版,其中就规模和国际影响而言,在国内当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共中央成立专门翻译机构对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简称《毛选》）的英译,在国外则是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1989年特邀施拉姆任总主编所翻译的十卷本《毛的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12-1949）》（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从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两个方面对中美这两个翻译机构对毛泽东着述的英译进行多维度比较,以发现其翻译行为的主要区别、考察意识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过程和翻译产品、译出母语为主和译入母语为主的集体翻译成果有无重大区别、以及相关研究发现如何指导当下的中央文献对外翻译。本研究总体采取文本内因素与文本外因素并重的定性描写研究方法。在比较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过程时,主要使用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和对比法,通过考察史料、工作文件、相关评论访谈或信件,挖掘两机构在原文因素、翻译主体因素、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等方面呈现出的不同,得出的结论是:中方机构的翻译行为政治性较强,美方机构的翻译行为学术性较强,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行为呈现出较大意识形态差别。中方机构的翻译实则分为两个阶段,生产了两个译本,与美方机构翻译产品一起被分别称为“伦敦版译文”“外文社译文”和“哈佛版译文”。在比较中美两机构的三组翻译产品时,以韩礼德的语言三大元功能作为三个维度,增加一个话语维度,这是基于马丁关于语境的分类。结合文本细读对比法,选取了《毛选》第三卷中长短不一题材有所区别的四篇文章,对其三组译文在话语维度、概念维度、人际维度和语篇维度的翻译选择进行基于质的对比描写和解释。本研究经多维度对比发现,中西结合的集体翻译流程使得中美两机构的三组译文在文本内层面并无本质区别,译出母语为主和译入母语为主的差别不大,三组译文都强调对毛泽东原文表述的忠实,实施了严肃的文本转化,未发现哈佛版译文存在明显的由于中美意识形态不同或赞助人因素导致的对原文的意识形态改写。在对于毛泽东着述作为政治话语至关重要的人际维度上,美方机构的“专家型译者”对人际意义的把握更为精准,整体上说伦敦版译文在语篇维度上处理得较随意,不如外文社译文和哈佛版译文中规中矩。本研究的创新点有三。一是有新材料作为研究对象,即国内研究较少的美方机构翻译过程以及2015年面世的哈佛版第八卷;二是关于意识形态对翻译影响的学术观点创新,本研究发现意识形态对中美两机构的翻译行为影响较大,而对具体译文影响较小,因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并非本质的必然的;三是验证了从人际维度考察政治话语的翻译比抽象谈论意识形态更具操作性,从语篇维度把握原文和译文的衔接与连贯,补充了从概念维度考察只言片语的翻译,此为政治话语翻译理论视角和应用价值的创新。在对中美两机构毛泽东着述的翻译行为和翻译产品经过多维度对比后,本研究得出对当下中央文献翻译的三点启示:进行“话语翻译”（注重译文的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任用“专家型译者”,强调“中外合作”,这样才能有助于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张萍[5]（2018）在《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译者翻译思想是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所渗透出的理念与认识,也就是译者对作者、原文、译者本人、译文、读者、以及社会、宗教、文化的看法,蕴含于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等诸多翻译要素之中。翻译思想一旦产生,译者便会形成独有的翻译模式。在古今中外翻译史上,大凡杰出的翻译家皆有独特的翻译思想,如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尤金·奈达（Eugene A.Nida）的“功能对等”,等等。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因传教而走上了中国典籍的翻译之路,又因翻译事业的成功完成了从传教士到杰出汉学家的完美蜕变。他所接受的语言学习与翻译训练不仅深受西方理论影响,同时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融化。因而,理雅各的翻译思想较其他译者更加独具匠心,并兼具东西特色。理雅各翻译思想从宏观上可以归结为“忠、厚、逆、释”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又可细分为“以儒宣教、耶儒融合、探赜索隐、义丰厚重、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分工合作、以经释经”等微观翻译思想。本研究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来解读理雅各的翻译思想。（一）忠。“忠”字在理雅各翻译思想中表现为两层涵义:一是对基督教的忠诚。理雅各作为一名虔诚的传教士,自觉用基督教教义指导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并竭尽所能,极力用基督教观点去诠释、翻译中国典籍,即“借儒宣教”;二是对儒家文化的忠实。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既有字斟句酌的反复思索,也有深入实地的文化探访,以求尽可能地再现原文原意,展现原文背景。在从事典籍翻译过程中,理雅各的儒学观、文化观、宗教观皆发生改变,逐渐认识到基督教思想与儒家思想并非对立敌视,而需对话融合,即“耶儒融合”。（二）厚。“厚”字代表深沉丰厚之意,主要在“义丰厚重”的厚重译法和“探赜索隐”的索隐译法得以体现。厚重译法指通过添加前言、序论、大量脚注及附录索引等方式来进行翻译,将读者置身于原语丰富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之中,旨在再现原文丰厚语境,以传递原作思想精髓,使读者能充分地理解作品。索隐译法主要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去寻找彼此的“形似”。理雅各在翻译中国典籍之时,一直坚持不懈寻找并阐述与上帝相关的信息,以证明汉语中的‘上天’即为基督教的‘God’。（三）逆。“逆”字代表推测把握之意,主要体现在理雅各提出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中。“知人论世”原本是孟子解读文本的方法和原则。熟读中国经书的理雅各认为,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典籍作品的思想内容。“以意逆志”是孟子用作儒家解经的原则,却被理雅各用为翻译中国古典文献时的原则。为了表达对此原则始终如一的尊重,他将所译的《中国经典》所有卷数开篇皆印上了这句话。（四）释。“释”字代表翻译诠释之意。理雅各主要通过“分工合作”的翻译行为模式和“以经释经”的翻译实践模式来加以体现。《中国经典》是理雅各几十年研究汉学的结晶,也是他与中国19世纪中期学者王韬、何进善、黄胜等人合作的成果。除了依据中国学者的协助,理雅各还以考据训诂为根基,参酌中国经学诸家见解,力求严谨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文字中的客观内容,从而在知识层面上达到了当时西方译者所能达到的最具科学性的阐译。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阅读、交叉分析和逻辑论证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分析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译本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阐述,也有微观的翻译分析,力求从不同角度,系统、客观地反映理雅各的翻译思想。本文作者认为,理雅各宏观翻译思想——“忠、厚、逆、释”四个字分别代表其翻译目的、翻译方法、翻译原则、翻译模式。对理雅各翻译思想价值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并恰当评价其译文。正是由于牢牢恪守其翻译思想,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与《东方圣书》两大系列译作才深受世人青睐,历尽时间磨砺,依然无人能及。理雅各的典籍翻译实践为后来的中国典籍翻译树立了标杆,其翻译思想更是为后来对典籍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黄本亮[6]（2018）在《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研究》文中指出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发展可谓精彩纷呈。其间,民间剪纸艺术生存的农耕文化土壤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巨变,为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搭建了立体文化生态,并推动其产生亦步亦趋的变化。论文研究融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图像学方法等于一体,对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进行了整体性研究。行文在理嬗变脉络、析嬗变动因、观嬗变走向、汇嬗变经验、辨嬗变隐忧的同时,也揭示了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与民间文化价值转向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向度的复杂性关联与互动。这不仅将中国民间剪纸在各个时期散落的历史碎片串起,也为当下民间剪纸艺术发展提供了现实语境和实践参照。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与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纠结跌宕。清末民初是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文化生态突变的时代。在内部社会变革、外来文化渗透和民间文化启蒙中,民间剪纸艺术生存空间发生新变,教育传承方式开始肇始,应用载体逐渐出新,审美特征发生转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中国民间剪纸艺术迈出从民间出走的步伐。随后,在延安文艺运动、新中国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和“文革”三种意识形态征召下,民间剪纸艺术表现出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关联,这一方面推动民间剪纸艺术呈现现实主义审美转向,另一方面也逐步使民间剪纸游离民间文化本体。这种过度依附政治征召的发展路径,在改革开放语境中被剥离。改革开放后,中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快速复苏,不仅民间剪纸艺术活动全面展开,而且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审美旨趣开始回归,甚至民间剪纸开始作为一种独立艺术样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并确立其审美独立性。其间,虽然中国民间剪纸艺术重返百花齐放之状,但也渐显绘画化倾向。学者对民间剪纸艺术绘画化倾向展开了及时反拨,短暂守护了复苏成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不仅民间剪纸艺术依附的农耕文化十壤加速消逝,而且民间剪纸艺术在逢迎市场的调适中不断抛弃自身文化内核。在经济利诱下,作为生产消费的民间剪纸在逢迎市场的过程中开始呈现同质化倾向。市场经济时代民间剪纸艺术文化生态巨变推动其呈现整体衰微之势。进入21世纪,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发展成果在此汇聚。同时,生存困境中的民间剪纸也迎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契机。民间剪纸艺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开始文化赋值,并渐显文化重塑之势与多态共生之状。综而释之,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经历了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的曲折历程。其间,民间剪纸艺术虽然经历了抽象化、工具化、符号化的存在状态,但最终寻回了民间文化本体地位。这既是民间剪纸文化内驱力的结果,也是民间文化自信的体现。因此,当下民间剪纸艺术发展应遵循民间文化自身规律,使其尽可能在自然状态下展现蓬勃生机。
张鑫[7]（2017）在《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文中研究指明人类化妆的历史可追溯至原始社会,妆饰在原始人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一般来说,原始社会的妆饰主要具有两种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是为了生存,第二个功能就是为了繁衍,也就是“性吸引”说。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妆饰的第一个功能不复存在,相反,第二个功能却越发紧要,且妆扮的主体也由男性变为了女性。容貌对女性至关重要,可惜古代化妆品种类有限,大体不出粉、黛、脂、香四品,更为重要的是古代化妆品制造方法简单,产量有限,只可算得上是一种简单的工艺品,并且长期使用恐对身体有害,近代化妆品业即以上海为中心,应新需求而生。近代化妆品业的出现,与上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和近代女性对“美”的新要求大有关联。开埠后的上海,工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文化显着进步,中西沟通明显加强,特别是女性职业空间和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展,使得她们对新式化妆品的需求日盛。而近代化学知识的开发和推广,大机器作业的出现,使得化妆品由工艺品转变为商品成为可能,这就在客观上满足了女性的新需求。而近代摄影和媒体的发展,又促进“美容文化”的不断传播,越来越多的女性乐于使用新型化妆品,为化妆品的销售创造了市场。本论文主要探讨的是1903—1949年上海化妆品工业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时期的发展特色和运营方式,探究20世纪商业发展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回顾上海化妆品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演化路径。对中国来说,近代化妆品是一种舶来品,初期流通于各通商口岸,20世纪初,中国开始尝试建厂自造,1903年广生行上海发行所的建立,标志着近代民族化妆品工业正式在上海落户。自1903至1949年,上海的化妆品工业发展迅速,不断有新化妆品工厂的建立,化妆品种类持续推陈出新,女性对于“美丽”的追求也一直被强化。被称为“美丽经济”的化妆品行业,是近代新型工业经济形态,受市场的影响很大。围绕着这个行业的发展来说,企业创办者和生产制造商在创办化妆品品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企业宜传者和传播人士在选择和扩展市场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而女性对整个行业的认同,则意味着这个行业达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正是在各方的协同下,近代的化妆品工业拥有了自己的产业运营路径。其行业发展的关键特色,就在于能够准确地把握女性的美容观,将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相结合。比起一般的商品,化妆品行业的消费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产品一方面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另一方面则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消费层次上通过化妆品的养护,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化妆品不仅具有使用价值,也包含着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消费者使用化妆品,看中的是商品的附加值,注重消费者对身体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强调其预期收益。因此,在产品的销售过程中,化妆品厂商特别注重广告宣传。不仅在广告版面上尽量多占,刊登时间上也尽可能的持续,特别是重要节日,更是各商家争夺版面的“大战役”,广告在宣传上务求以诱惑式的言说方式,强化其美容效果,创造出令世人无可抗拒的“美容文化”。他们不仅注重广告文案的编写,将宣传内容与时代、时尚相结合,搭配的图片也都是精挑细选,就连“近代美女”形象也多是使用宣传的化妆品后,建构出的“美女”,是化妆品企业为化妆品的销售所做的努力,他们将化妆品的消费紧紧地与“美容文化”结合在一起。“美容文化”作为一种符号象征性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显示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文化地位等差别,以及表达风格、品味、流行等象征意义的满足,在消费文化的引导下,人们对物品的符号性追求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对物品本身的功能性需求,化妆品成为显示个人消费水平和审美情趣的一个侧面。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在其影响下,也注重与时尚和都市建立起联系,雇佣美丽的女销售员、精致的产品包装、明星海报宣传,化妆品行业被塑造为维持女性美丽与魅力的工具之一。同时消费者的个体性特征,将化妆品行业的发展分向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一条是追求高端奢华,另外一条则通向了日用所需。高端奢华的路径,如生产脂粉、香水、口红等商品,它们是都市女性追求摩登的消耗品,追求的是时尚性和个性化,日用所需品则更多的是销往上海周边的乡镇,像生产的肥皂、牙粉等,更多的为家庭生活所需用,要求的是实用和节俭。在1903至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里,上海有过安定,有过繁华,也有过动荡和凋敝,然而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化妆品行业在时代的框架内,以市场为导向,在“美丽经济”与“美容文化”的相互形塑过程中,这个行业确实呈现出了近代化的趋势,新的贸易生产方式和贸易空间产生,化妆品工业由简单的工艺品转变为一门工业,化妆品厂商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销售。女性亦可以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按照心中所想进行妆扮。
田佳佳[8]（2016）在《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论述对象,主要采用关联研究、群体研究两大方法,通过沉潜深广的文献爬罗剔抉,辅之以具体个案的研究分析,探究美术人才在布景美术、摄影、表演、编导、卡通等诸多电影领域的积极贡献。所论无意于重写民国电影史,而是从一特殊视角考察民国电影与美术的关联,期以将电影与美术的专题研究切实推进一步。绪论、结语之外,论文主体分设六章:第一章“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民国现象”。该章综论电影诞生以来迅速升格为第八类艺术,影像艺术极大地冲击绘画艺术,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世界潮流。在如此形势下,崛起于东南的近代上海,张扬电影文化,成为中国的好莱坞。电影与美术相互激荡,引领上海的时尚文化潮流。由此产生的新兴职业人,托举起电影美术人群体的形成。他们不仅在电影美术领域积极作为,而且极大地拓展了美术理念在电影的应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美术人“触电”的职场进展、电影美术人群体概况作了初步的探索。第二章“营造美与真的布景美术师”。该章考述低水平起步的电影布景,在布景美呼声下振兴的历史背景,电影布景美术人才由此兴起。而知名美术家的加入,还是因为中国电影界随着拍摄古装片而抬升影片质量要求所致,由此使“美术”地位高于“布景”。此后,电影布景美术师层出不穷,经历唯美主义、特技奇景、象征主义等追求,国产影片布景走向中华特色、走向现实主义,扩大外景拍摄,都是大势所趋。第三章“摄影师的影像美术追求”。该章通过追溯中国早期电影摄影师的艰难成才之路,彰显了他们的美术功底与照相才艺。在整个民国时期,电影摄影美学呈现出纪实影像与表现影像的交错发展。特技摄影最能体现摄影机摄绘的创作特质。不仅限此,民国摄影理论对美术的自觉借鉴,电影光线美学、摄影构图等无不留下美术人的痕迹。第四章“表演因美术而融会贯通”。该章系统梳理演员的艺术修养,除了美专毕业生进场表演,其他电影明星的美术爱好也得以揭示;此外,还将兼擅绘画的导演收入视阈,因为导演负责教戏。银幕上的艺术家不一定由擅绘者主演,然而,多变的艺术造型还是美术人从影的优势,镜头前的美术创作更是一展才华的难得时机。表演贵在触类旁通,本文对美术人在大美术理念下的跨界发展、表演的艺术修养之源、画论启发演艺理论等方面皆有涉及。第五章“电影编导的美与术”。该章聚焦成为编导的电影美术人,探究了他们特有的电影绘画创作思维,以及美术才能在编导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对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恐怖电影、商业电影的代表导演,进行具体个案分析,展示美术人执导下特有的电影美学。最后,回顾电影美术人参与摄制绘画题材影片自然流露的画家意识,进而关注美术人扎堆的民国电影《关不住的春光》。第六章“绘出国产片的动画新天地”。该章以万氏兄弟为主论述中国卡通人才的形成,论证绘画才能与电影文化结合,铺设了中国卡通人才的成才之路。通过还原第一部长篇卡通片《铁扇公主》的制作过程,彰显绘画在卡通影业中的重要性。也正因为此,继后崭露头角的卡通人才佼佼者钱家骏,最终促成“动画”一词取代“卡通”,这理应是中国卡通片人才实现动画理念的自觉。其实,这同时也是电影美术人实现美术意识自觉的又一标志。
吴婷婷[9]（2015）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文中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的过程,语文教育的建设历史是对语文教育现代性不懈追求的历史;而清末民国国文教科书的演变历程,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不断选择、诠释、重构和探索的过程。选取这一特殊历史时段,并以语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其在传统文化选择历程中表现出最为复杂、多变、奋进、挣扎的螺旋上升态势,诸多现代教育和文化问题,都可在这一时段发现惊人的历史印记。所以,研究清末民国的文化和教育问题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果不是历史以偶然中的必然给予古老中国强烈的外部刺激,乾嘉诸老所创立的学术范式或可为中国文化另辟新路,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通过自身的内涵式蜕变完成近代化转型,谋得康、梁、胡适所期待的“近代科学”的文化蜕变;亦或乾嘉诸老的遗智尚不足以达成使命,那么中华文化可能重新构建一番崭新的文化体系。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不会逆转,深深的车辙见证的往往与期待和假设相背离。历史的屈辱以亘古未见的惨败和屈辱的城下之盟告终,从此,中华民族延续千年的社会性质被迫改变,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再难自保,逐步融入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的轨迹中去。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文化狂飙的劲头席卷中华大地,面对西方各类教育思想的头脑风暴,“中体西用”的文化选择框架被打破,这“近代百年第二次民族反思”1将传统文化的选择导入了现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征途。本研究以“中华传统文化选择为主体,价值趋向为主导、中学国文教科书文本研究为主线”而展开,遵循历史发展状态的研究逻辑,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文化问题、教育问题、教科书问题。这三条线相互交叉和映证,最终作用于教育对象上,“教科书中怎样选择中华传统文化,选择怎样的传统文化用之于语文教育,如何通过语文教科书实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向学生的转化,使得学生成为真正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些问题就成为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根据这一线索和研究思路,本论文分四章内容呈现研究过程和结论:第一章绪论。叙述了本研究的缘起、文献综述、概念界定、研究方案、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内容。第二章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内容有:清末“民族危机”带来传统文化选择中的意识更迭;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08年吴曾祺主编的《国文教科书》内容,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清末之文化选择—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修身”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二是清末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学优而仕”（工具主义）到“经世致用”（实用主义）;三是清末之国文教科书——是对传统旧式文选型语文教材的艰难突破。一言以蔽之,清末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未跳出“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可以形容为——“秋风不惊堂前雁,夕阳仍恋路旁鸦”。第三章民国时期“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内容包括: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具体研究1935年叶圣陶、夏丐尊合编的《国文百八课》,通过表格统计、数据分析得出本章结论:一是民国时期之文化选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是传承民族命脉的根本,这一时期“修身”的新内涵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线和脊梁;二是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选择之价值趋向——从“独善其身”（个人功能）到“兼济天下”（社会功能）;三是民国时期之国文教科书——在白话文教育中实现对传统文学教材的科学化突破。一言以蔽之,民国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的选择破除了“中体西用”的价值框架,在坚定的前行中表现出对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可以形容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回”。第四章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对于当代的启示。“让历史回答未来”,本章期望以历史之镜关注现实文化、教育、中学语文教科书问题,分四个问题进行阐述:其一,清末民国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其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其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其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冯书静[10]（2015）在《中国古代的“力”与“势” ——基于力学知识的探讨》文中指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史学者对传统力学知识及其文化传统倾注了大量精力。学者们以中国古人的经典着作、实践力学知识或思维方法等为切入点,对中国传统力学知识和西学东渐以来的力学传统分别进行了探究。虽然如此,尚缺乏对一些基本力学概念的系统性研究。本文在前贤们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力学知识及两次西学东渐以来力学知识中“力”与“势”概念的源流与演变脉络,并考察其文化意蕴。本文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本文以经典文献为基础,对中国古代力学知识中的“力”概念及其相关知识进行了探究。笔者从科技训诂和知识的心理发生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力学知识中“力”的字形演化、概念演变以及与“力”相关的其他知识,发现古人无论是对“力”的形象描述,还是对“力”的作用效果描述,皆采用直观的、形象化的方式来表达。另外,由于古人在探究自然知识时,善于直觉思维和关联思维而缺乏逻辑思维,因而他们在探讨与“力”相关的很多问题时,未能根据逻辑推理得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抽离出“力”及其相关的理论定义,即尚未把中国传统力学知识提升为理性知识。其次,本文研究发现“势”概念的发展变化类似一个倒立金字塔。“势”最早由一种单纯的生活语言逐渐演化为蕴含文史哲等多学科的抽象涵义,有其独特的东方文化传统。另外,由于中国古人善于用“势”,因而把很多无法描述或解释清楚的现象通常用“势”来表达,然而从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发生及认知规律上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削弱了人们探究事物本原的热情和动机。再次,本文对两次西学东渐以来的科技着作中“势”涵义的演变进行了梳理。发现第一次西学东渐时期,“势”主要继承了其传统涵义;第二次西学东渐以后,晚清学界既传承了“势”的古代涵义,又逐渐有意识地创造了“势”的新术语,即对出现的新事物,用本土原有字、词新造一个词语或术语以表达其新意。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在电学译着中,学者们引入新术语“电势”来表达“电动势”、“电位”、“电位差”等意。最后,本文探究了晚清科技译着中“力”与“重、功、能、势力”的关系及演变。首先发现跨文化翻译的科学知识中存在术语混乱问题。其次,可知西方力学知识的传入使人们对“力”与“功”、“能”的认识由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并引入“力”与“功”、“能”的计算公式,反映出19世纪西方力学知识的表达建立在数学基础上。再则,对比王国维所译《势力不灭论》及其英文底本的内容,发现《势力不灭论》的英文底本On the Interaction of Natural Forces全文,没用任何一个energy单词,而采用power、force以及与force相关的组合词或词组表述“势力”,即“能量”。本文作者认为王国维用“势力”译natural forces,实属借用中国本土文化“势力”以表达近代物理学概念“能量”,这无疑是回归“势”的本意,即自然界的力和能量。探究中国古代力学知识中的“力”和“势”概念的源流与演变可以看出,基于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传统,很难理出一个完整的力学体系,但中国古代力学知识的产生及其传承与传统思维紧密相连,这些传统思维由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类比思维等多种思维模式融会贯通而成,正是在这种传统思维的框架内产生了直观、生动且多变而又实用的中国古代力学知识传统。
二、萃取文内精华 表述实指信息——谈谈社科论文摘要的撰写（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萃取文内精华 表述实指信息——谈谈社科论文摘要的撰写（论文提纲范文）
（1）《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前言 |
| 上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尹至》 |
| 第二节 《尹诰》 |
| 第三节 《程寤》 |
| 第四节 《保训》 |
| 第五节 《耆夜》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 第七节 《皇门》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 第九节 《楚居》 |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系年》 |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疑难字词集释 |
| 第一节 《说命上》 |
| 第二节 《说命中》 |
| 第三节 《说命下》 |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 第六节 《良臣》 |
| 第七节 《祝辞》 |
| 第八节 《赤 之集汤之屋》 |
| 下编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释文校注 |
| 第一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尹至》 |
| 第二节 《尹诰》 |
| 第三节 《程寤》 |
| 第四节 《保训》 |
| 第五节 《耆夜》 |
| 第六节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 |
| 第七节 《皇门》 |
| 第八节 《祭公之顾命(祭公)》 |
| 第九节 《楚居》 |
| 第二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系年》 |
| 第三章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说命上》 |
| 第二节 《说命中》 |
| 第三节 《说命下》 |
| 第四节 《周公之琴舞》 |
| 第五节 《芮良夫毖》 |
| 第六节 《良臣》 |
| 第七节 《祝辞》 |
| 第八节 《赤(?)之集汤之屋》 |
| 附录一:全文全称简称对照表 |
| 附录二:引用文献及简称 |
| 附录三:《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论着知见录 |
| 凡例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 |
| 《尹至》篇知见录 |
| 《尹诰》篇知见录 |
| 《程寤》篇知见录 |
| 《保训》篇知见录 |
| 《耆夜》篇知见录 |
| 《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金縢)》篇知见录 |
| 《皇门》篇知见录 |
| 《祭公之顾命(祭公)》篇知见录 |
| 《楚居》篇知见录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存目)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存目) |
| 综论知见录(存目) |
（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问题 |
| 1.4 研究思路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文学翻译的界定 |
| 2.2 审美选择的界定 |
| 2.3 文学翻译研究现状 |
| 2.4 20世纪中国译学界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1 “雅”的内涵:审美选择 |
| 2.4.2 “字神”“句神”:林语堂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3 保持“异国情调”:鲁迅“异化”审美选择观 |
| 2.4.4 重神似而不重形似:傅雷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5 整体效果:焦菊隐的翻译审美选择观 |
| 2.4.6 优化:许渊冲的审美选择观 |
| 2.5 小结 |
| 第3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影响要素论 |
| 3.1 外部要素 |
| 3.1.1 文化语境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1.2 读者对文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
| 3.2 内部因素 |
| 3.2.1 译者翻译观念的影响 |
| 3.2.2 译者的审美倾向 |
| 3.3 小结 |
| 第4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论 |
| 4.1 言与意 |
| 4.1.1 “言不尽意”与得“意”忘“言” |
| 4.1.2 现代译学中的言意并重观 |
| 4.2 形与神 |
| 4.2.1 茅盾的“形神观” |
| 4.2.2 陈西滢与曾虚白的“形神”论 |
| 4.2.3 江枫“以形致神”的译诗观 |
| 4.2.4 互联互动:“形”与“神”的辩证关系 |
| 4.3 异与同 |
| 4.3.1 文化层面上的“异”与“同” |
| 4.3.2 翻译领域中的“异”与“同” |
| 4.4 小结 |
| 第5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论 |
| 5.1 传统翻译审美原则 |
| 5.1.1 忠实与通顺原则 |
| 5.1.2 以“自然”为取向的翻译原则 |
| 5.2 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5.2.1 内容与形式统一 |
| 5.2.2 整体与部分统一 |
| 5.2.3 文本内语境与文本外语境相统一 |
| 5.3 小结 |
| 第6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方法论 |
| 6.1 翻译策略述 |
| 6.1.1 翻译策略描述 |
| 6.1.2 翻译策略特征 |
| 6.1.3 翻译策略分类 |
| 6.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策略 |
| 6.2.1 词汇层的翻译策略 |
| 6.2.2 句法层的翻译策略 |
| 6.2.3 语篇层的翻译策略 |
| 6.2.4 语体层的翻译策略 |
| 6.3 小结 |
| 第7章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实例分析—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 |
| 7.1 译作审美选择环境 |
| 7.1.1 王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1.2 张、孙译本产生的外部和内部环境 |
| 7.2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本质 |
| 7.2.1 原作的艺术品质 |
| 7.2.2 译作的艺术品质 |
| 7.3 文学翻译审美选择原则 |
| 7.3.1 得体原则(Appropriacy) |
| 7.3.2 精确原则(Accuracy) |
| 7.3.3 经济原则(Economy) |
| 7.3.4 形象原则(Imagery) |
| 7.4 翻译审美选择方法—《傲慢与偏见》译例分析 |
| 7.4.1 精“译”求精,自然得体—词层的审美选择 |
| 7.4.2 以“变”求“信”,以“变”求美—句层的审美选择 |
| 7.4.3 整体观照,局部参照—语篇层的审美选择 |
| 7.4.4 用语得体,神形毕肖—语体层的审美选择 |
| 7.5 小结 |
| 第8章 结语 |
| 8.1 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
| 8.2 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启示 |
| 8.3 本研究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
| 8.4 本研究的不足以及后续研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鸣谢 |
（3）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创新 |
| 第二章 翻译风格与副文本综述 |
| 第一节 翻译风格概述 |
| 一、翻译风格命题 |
| 二、翻译风格外延 |
| 三、翻译风格内涵 |
| 第二节 由“深描”走向“厚译” |
| 第三节 由厚翻译走向副文本 |
| 第三章 装帧风格：现代热度vs历史厚度 |
| 第一节 装帧概述 |
| 第二节 翟译本装帧：现代热度 |
| 第三节 梅译本装帧：历史厚度 |
| 第四章 序言风格：传播热度vs学术厚度 |
| 第一节 序言概述 |
| 第二节 翟译本序言：传播热度 |
| 第三节 梅译本序言：学术厚度 |
| 第五章 注释风格：普及热度vs研究厚度 |
| 第一节 注释概述 |
| 第二节 译注类型 |
| 第三节 翟译本译注：普及热度 |
| 一、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概述 |
| 二、翟译本Huai Nan Zi译注分类 |
| 第四节 梅译本译注：研究厚度 |
| 一、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概述 |
| 二、梅译本The Huainanzi译注分类 |
| 第六章 附录风格：0vs |
| 第一节 译着附录概述 |
| 第二节 梅译本附录探析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发现 |
| 第二节 局限与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成果 |
（4）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毛泽东选集》英译研究现状 |
| 1.2.2 存在的问题和启示 |
| 1.3 研究对象、方法和研究问题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主要理论、概念和方法 |
| 2.1 语言的三大元功能作为研究翻译的三个维度 |
| 2.2 “话语维度”作为研究翻译的另一个维度 |
| 2.2.1 话语翻译与再情景化 |
| 2.2.2 政治话语的翻译 |
| 2.3 翻译研究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 |
| 2.3.1 “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及其丰富性 |
| 2.3.2 翻译中的“副文本”研究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副文本”的中美两机构翻译行为比较 |
| 3.1 中文版《毛泽东选集》 |
| 3.1.1 《毛泽东选集》的修订和出版 |
| 3.1.2 《毛泽东选集》的版本来源和特征 |
| 3.1.3 深度参与新中国社会实践的《毛泽东选集》 |
| 3.1.4 《毛泽东选集》的语言特点 |
| 3.2 从“外部副文本”看中方机构的两个译本生产过程及特点 |
| 3.2.1 伦敦版译文 |
| 3.2.1.1 伦敦版译文的翻译 |
| 3.2.1.2 伦敦版译文的出版 |
| 3.2.1.3 伦敦版译文的实用型接受和学术型接受 |
| 3.2.2 外文社译文 |
| 3.2.2.1 第四卷的翻译 |
| 3.2.2.2 前三卷的修订 |
| 3.2.2.3 译文的影响和意义 |
| 3.2.3 翻译赞助人的作用 |
| 3.2.4 集体合作的翻译模式 |
| 3.2.5 翻译标准 |
| 3.2.5.1 毛泽东作为翻译规范的建议者 |
| 3.2.5.2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 |
| 3.2.6 中方机构两译本主要区别之初探 |
| 3.3 从“外部副文本”看美方机构的译本生产行为 |
| 3.3.1 机构——原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
| 3.3.2 机构中的译者——费正清、施拉姆等学者 |
| 3.3.3 施拉姆主持的对毛泽东着述的翻译 |
| 3.3.3.1 翻译所采信的原文 |
| 3.3.3.2 主要人员和翻译过程 |
| 3.4 基于“内部副文本”的中美两机构三个译本比较 |
| 3.4.1 封面/底页副文本和扉页副文本 |
| 3.4.2 目录页副文本 |
| 3.4.3 正文中篇目呈现方式 |
| 3.4.4 本节小结 |
| 3.5 本章小结：中美两机构对毛泽东着述英译行为的对比发现 |
| 第四章 中美两机构三组译文的比较研究 |
| 4.1 话语维度 |
| 4.1.1 原文和译文的社会实践意义 |
| 4.1.2 原文的语境因素 |
| 4.1.2.1 《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语境 |
| 4.1.2.2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语境 |
| 4.1.3 译者的因素 |
| 4.1.3.1 译者对原文的版本选择不同 |
| 4.1.3.2 哈佛版个别篇目有明确的基本独立的译者 |
| 4.1.3.3 “专家型译者”杜博妮的翻译选择 |
| 4.1.3.4 “专家型译者”沃特森的翻译选择 |
| 4.2 概念维度 |
| 4.2.1 “鸿毛”的雅俗之分和“泰山”的归化异化之分 |
| 4.2.2 “文艺”的“普及”和“提高” |
| 4.2.2.1 “文艺”的翻译与译者专业知识的发挥 |
| 4.2.2.2 “普及”和“提高”的显化翻译 |
| 4.2.3 “精兵简政”及其他 |
| 4.3 人际维度 |
| 4.3.1 “我们”的“士兵”和“老百姓”之“死” |
| 4.3.2 “座谈会”上的“文艺工作者” |
| 4.3.2.1 “座谈会”的人际意义 |
| 4.3.2.2 作为指称策略的“文艺工作者”的翻译 |
| 4.3.3 人际维度的其他翻译处理 |
| 4.4 语篇维度 |
| 4.4.1 词汇衔接 |
| 4.4.2 段落织综 |
| 4.4.3 密集重复用词的翻译处理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5.1 中美两机构翻译行为的比较结论 |
| 5.2 中美两机构翻译产品的比较结论 |
| 5.3 研究创新点 |
| 5.4 对当下中央文献翻译的启示 |
| 5.5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附录6 |
| 在学期间科研及获奖情况 |
（5）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1.2 研究缘起与研究目标 |
| 1.2.1 研究缘起 |
| 1.2.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4.1 研究意义 |
| 1.4.2 研究价值 |
| 1.5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理雅各活动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概述 |
| 2.2 理雅各的活动综述 |
| 2.2.1 理雅各的传教活动 |
| 2.2.2 理雅各的教育活动 |
| 2.2.3 理雅各的出版活动 |
| 2.2.4 理雅各的翻译活动 |
| 2.2.5 理雅各汉学研究活动 |
| 2.3 理雅各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2.3.1 历史学角度 |
| 2.3.2 文化学角度 |
| 2.3.3 哲学角度 |
| 2.3.4 语言学角度 |
| 2.3.5 宗教学角度 |
| 2.3.6 翻译思想学角度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忠：“以儒宣教”与“耶儒融合”的翻译目的 |
| 3.1 概述 |
| 3.2 理雅各的儒学观研究 |
| 3.2.1 理雅各的儒学观 |
| 1.理雅各的道德观 |
| 2.理雅各的上帝观 |
| 3.理雅各的人性论 |
| 3.2.2 理雅各儒学观在译本中的表现形态 |
| 3.3 理雅各的文化观研究 |
| 3.3.1 尊重异质文化 |
| 3.3.2 客观认知其他民族文化 |
| 3.3.3 包容文化差异 |
| 3.3.4 汲取其他民族文化营养 |
| 3.3.5 适应不同文化语境 |
| 3.4 从《诗经》三译本看理雅各宗教观的转变 |
| 3.4.1 理雅各宗教观探究 |
| 3.4.2 《诗经》三个译本分别体现的宗教观 |
| 3.4.3 理雅各宗教观转变的原因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厚：“丰富厚重”与“探赜索隐”的翻译方法 |
| 4.1 概述 |
| 4.2 理雅各厚重翻译研究 |
| 4.2.1 厚重翻译现象及相关概念之阐述 |
| 4.2.2 理雅各厚重翻译在其英译作品中的应用 |
| 4.3 理雅各的索隐式翻译研究 |
| 4.3.1 “索隐”相关概念之阐述 |
| 4.3.2 理雅各索隐式翻译研究的意义 |
| 4.3.3 索隐式翻译在理雅各《中国经典》英译中的运用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逆：“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翻译原则 |
| 5.1 概述 |
| 5.2 理雅各“知人论世”翻译原则研究 |
| 5.2.1 “知人论世”的渊源与内涵 |
| 5.2.2 理雅各经历中的“知人论世” |
| 5.2.3 “知人论世”在理雅各翻译中的运用 |
| 5.3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研究 |
| 5.3.1 “以意逆志”说的起源 |
| 5.3.2 “以意逆志”说的内涵及演变 |
| 1.孟子“以意逆志”的内涵 |
| 2.“以意逆志”的内涵演变 |
| 5.3.3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解读 |
| 1.不以文害辞 |
| 2.不以辞害志 |
| 3.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
| 5.3.4 理雅各“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有效实施 |
| 1.诠释观下“以意逆志”的有效实施 |
| 2.宗教观下“以意逆志”的有效实施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释：“合作翻译”与“以经释经”的翻译模式 |
| 6.1 概述 |
| 6.2 “分工协作”与“主佐结合”的合作翻译模式 |
| 6.2.1 合作翻译在我国的历史渊源 |
| 6.2.2 理雅各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的模式分析 |
| 1.前期的合作翻译 |
| 2.后期的合作翻译 |
| 6.2.3 理雅各与中国学者合作翻译的影响 |
| 6.3 理雅各的典籍译释模式研究 |
| 6.3.1 典籍译释学的渊源 |
| 6.3.2 中西译释学的碰撞 |
| 6.3.3 理雅各典籍译释的特点 |
| 6.3.4 理雅各的典籍译释模式 |
| 1.多元化的译本注疏策略 |
| 2.“雅重忠实”的译文训诂策略 |
| 3.“详实义丰”的跨文化诠释策略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忠、厚、逆、释”翻译思想的价值 |
| 7.1 概述 |
| 7.2 对世界宗教融合的价值 |
| 7.2.1 促进了基督教在华的发展 |
| 7.2.2 促进了中国宗教在世界的传播 |
| 7.3 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价值 |
| 7.3.1 为东学西传架设桥梁 |
| 7.3.2 为西方汉学研究铺路 |
| 7.4 对近现代译论译史的价值 |
| 7.4.1 “以意逆志”翻译原则的确立 |
| 7.4.2 “厚重”与“索隐”翻译方法的实施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主要发现 |
| 8.2 研究的贡献 |
| 8.3 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理雅各生平表 |
| 附录二 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 |
| 附录三 理雅各翻译《东方圣书》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参与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相关界定 |
| 四、文献综述 |
| 五、研究方法 |
| 六、思路框架与内容 |
| 七、研究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开化民间:内动外渗开启民间剪纸艺术应变图新(20世纪初至30年代) |
| 1.1 清末以前中国民间剪纸艺术的程式化演进 |
| 1.1.1 稳定的演进脉络 |
| 1.1.2 程式特征的固守 |
| 1.2 社会变革引起民间剪纸艺术生存空间变化 |
| 1.2.1 农耕社会结构的松动 |
| 1.2.2 城市商业经济的兴起 |
| 1.2.3 新旧风俗习尚的交锋 |
| 1.3 民间文化启蒙拓宽民间剪纸艺术承传方式 |
| 1.3.1 民间文化启蒙语境中的民俗剪纸辑录 |
| 1.3.2 剪纸教育承传方式的肇始 |
| 1.3.3 剪纸应用载体的新显 |
| 1.4 民间剪纸艺术变异性特征萌醒的双向进路 |
| 1.4.1 内容题材创新与审美价值的转化 |
| 1.4.2 西方艺术浸染与剪纸语言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征召民间:意识形态征召民间剪纸艺术鼎新革故(20世纪40年代至70 年代中期) |
| 2.1 延安文艺运动指引木刻窗花革命现实主义探索 |
| 2.1.1 创新主体民间观念的意识形态过滤 |
| 2.1.2 革命战争催生民间剪纸宣传新功能 |
| 2.1.3 战时宣传功能牵引剪纸图像范式变化 |
| 2.1.4 木刻窗花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 |
| 2.2 手工业合作化主导民间剪纸艺术现实主义勃兴 |
| 2.2.1 新中国民间剪纸手工业合作化的展开 |
| 2.2.2 合作化运动中剪纸艺人地位上行的助推 |
| 2.2.3 民间剪纸艺术现实主义转向之时代追随 |
| 2.2.4 民间剪纸艺术写实手法渐熟 |
| 2.3 “文革”催征下的民间剪纸艺术审美革故异化 |
| 2.3.1 “文革”文艺标准对“民间”的政治纯化 |
| 2.3.2 民间剪纸艺术传统文化生态的驱离 |
| 2.3.3 “文革”主题剪纸民间审美意识的异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美在民间:改革开放推动民间剪纸艺术复苏立新(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
| 3.1 改革开放开启民间剪纸热的兴盛 |
| 3.1.1 国家文化理念中的民间文化认同 |
| 3.1.2 民间剪纸艺术活动的全面展开 |
| 3.2 传统民间剪纸艺术审美旨趣的回归 |
| 3.2.1 传统民间剪纸艺术价值的苏醒 |
| 3.2.2 民间剪纸艺术传统风格的复苏 |
| 3.3 民风新作型剪纸地位的上扬与反拨 |
| 3.3.1 传统民俗剪纸向民风新作剪纸的滑动 |
| 3.3.2 传统民间剪纸艺术绘画化倾向的反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利诱民间:市场经济利诱民间剪纸艺术吐故逢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 |
| 4.1 民间剪纸文化依附渐失中的经济属性凸显 |
| 4.1.1 市场经济驱诱民间剪纸依附的文化政策转向 |
| 4.1.2 城乡结构固化抽离民间剪纸村社文化传统 |
| 4.1.3 旅游消费刺激民间剪纸艺术经济价值膨胀 |
| 4.2 作为生产的民间剪纸逢迎市场的产销调适 |
| 4.2.1 创作方式从“技艺型”向“设计型”切换 |
| 4.2.2 产销方式从“分散型”向“整合型”优化 |
| 4.2.3 艺人身份从“单一型”到“多元型”逢源 |
| 4.3 作为消费的民间剪纸逢迎市场的审美趋同 |
| 4.3.1 审美主题从“民俗文化”走向“审美文化” |
| 4.3.2 审美功能从艺人“自娱”走向市场“娱他” |
| 4.3.3 审美风格从“俗”趋“雅”中的趋同倾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返归乡土:非遗契机唤醒民间剪纸艺术文化重塑(21世纪初至今) |
| 5.1 民间剪纸生存困境中的非遗契机 |
| 5.1.1 政府非遗剪纸保护工程的展开 |
| 5.1.2 社会团体非遗剪纸保护的成效 |
| 5.1.3 民间群体剪纸发掘守护的前瞻 |
| 5.2 非遗激活民间剪纸艺术文化赋值 |
| 5.2.1 非遗剪纸传承中的文化叠加转向 |
| 5.2.2 非遗剪纸保护中的公共文化面向 |
| 5.2.3 非遗剪纸保护对地方话语的引入 |
| 5.3 非遗语境下民间剪纸艺术分野共生 |
| 5.3.1 原生态传承型剪纸与程式特征的回归 |
| 5.3.2 市场态生产型剪纸与大众审美的表达 |
| 5.3.3 艺术态创新型剪纸与个性风格的探索 |
|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反思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文中图片来源 |
| 二、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发展大事记 |
| 三、中国有剪纸的民族主要剪纸类型及分布区域一览表 |
| 四、调研访谈采风录摘编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获奖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项目 |
| 致谢 |
（7）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
| 三、研究路径与论文架构 |
| 第一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兴起背景 |
| 第一节 化妆品引进前上海的城市发展 |
| 一、近代上海商业文明的构建 |
| 二、近代上海的社会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近代上海女性的新形象 |
| 一、妇女谋生自养 |
| 二、女性活动空间扩展 |
| 三、女性对“美”的新认知 |
| 第二章 外国化妆品在上海的引进与传播 |
| 第一节 外国化妆品的传入 |
| 一、化妆品的进口 |
| 二、外来化妆品的生根 |
| 第二节 外国化妆品的销售 |
| 一、东西各国输华化妆品 |
| 二、化妆品原料的舶来问题 |
| 第三节 外国民众对上海舆论的影响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三章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生产沿革 |
| 第一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初创时期(1903——1927) |
| 一、近代化妆品民族企业家的努力 |
| 二、民族化妆品业的奋发 |
| 三、为传统赋予新的内涵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期(1928—1937) |
| 一、民族化妆品厂概况 |
| 二、民族化妆品厂的革新发展 |
| 三、化妆品工业同业公会的辅助 |
| 第三节 战事影响与上海民族化妆品工业的应对(1937—1949) |
| 一、战争时期化妆品工业的萎靡 |
| 二、化妆品业面临的问题 |
| 三、挽救颓势的努力 |
| 四、上海民族化妆品厂的转向 |
| 第四章 上海化妆品业的商业运营 |
| 第一节 上海化妆品业的营销 |
| 一、经营分流 |
| 二、巧妙推销 |
| 第二节 上海民族化妆品的销售与市场 |
| 一、民族化妆品店的分布与格局 |
| 二、化妆品店的出品及销售 |
| 三、化妆品业同业公会的市场功用 |
| 第三节 上海化妆品的消费 |
| 一、化妆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
| 二、化妆品的消费方式 |
| 三、化妆品消费的社会经济意义 |
| 第四节 上海民众对化妆品的舆论评价 |
| 一、化妆品无用说 |
| 二、化妆品有益说 |
| 第五章 商家营销与“美容消费” |
| 第一节 广告为化妆品业的发展造势 |
| 一、化妆品广告的整体分析 |
| 二、广告对“美”的宣传 |
| 三、广告对化妆品造就“美”的宣传 |
| 第二节 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不断建构 |
| 一、化妆品广告之内容分析 |
| 二、化妆品广告模特的变迁 |
| 三、化妆品广告对女性形象的社会建构 |
| 第三节 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功之梦 |
| 一、金刚石、狮子牌牙粉:陈蝶仙的日本样本 |
| 二、无敌牙粉:对洋妆品的推崇与仿制 |
| 三、大卖“国货” |
| 四、消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适 |
| 第六章 化妆品业与近代上海生活 |
| 第一节 化妆品业的多维角色 |
| 一、化妆品工业之于都市女性:摩登的诱惑 |
| 二、化妆品工业之于乡村女性:日用所需 |
| 三、化妆品工业对女性的“消费” |
| 第二节 社会现象之呈现平台 |
| 一、社交的发展:闲暇与消费 |
| 二、风俗的变迁:审美与伦理的紧张 |
| 三、游艺民俗的转变:兴趣的西洋化 |
| 四、社会的变革:女性爱国 |
| 第三节 化妆品工业的新挑战 |
| 一、广告商消费的女性“身体” |
| 二、女性的魅惑与迷茫 |
| 三、妇女的解放还是被奴役? |
| 结语 近代化妆品业变迁的逻辑与特点 |
| 一、为美丽创建市场 |
| 二、近代化妆品业的发展特点 |
| 余论 近代化妆品工业所造就的女性妆容特点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8）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电影与美术的民国叙事 |
| 一、选题旨趣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前史与现状 |
| 三、关键词、主要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民国现象 |
| 第一节 美术人群趋电影界的世界潮流 |
| 一、电影步入艺术殿堂 |
| 二、影像艺术冲击绘画艺术 |
| 三、电影需要美术专才 |
| 第二节 上海城市发展与电影、美术结缘 |
| 一、上海崛起与中国好莱坞的确立 |
| 二、电影、美术引领时尚文化 |
| 三、融和电影与美术的新兴职业人 |
| 第三节 电影美术人在民国的群体起伏 |
| 一、电影美术探索与美术理念的拓展 |
| 二、电影美术人的职场进展 |
| 三、电影美术人的群体概况 |
| 第二章 营造美与真的布景美术师 |
| 第一节 美术人加盟电影布景美术工作 |
| 一、有关布景美的呼声兴起 |
| 二、电影美术的工作内容 |
| 三、加盟电影界的美术家 |
| 第二节 形式唯美与奇丽幻景 |
| 一、布景美术由欧化趋华风 |
| 二、幻景与象征影像 |
| 三、伟大布景 |
| 第三节 现实主义电影布景的兴起 |
| 一、置景重在真实适当 |
| 二、外景的现实拓展 |
| 三、布景师的艺术反思 |
| 第三章 摄影师的影像美术追求 |
| 第一节 成为摄影师的难度 |
| 一、闯入欧美技师的专属领地 |
| 二、摄影师的美术功底 |
| 三、照相摄影与电影摄影 |
| 第二节 摄绘影像奇观的群体努力 |
| 一、纪实影像与表现影像的交错 |
| 二、分身双美等特技影像 |
| 第三节 影像美学与画学交相辉映 |
| 一、摄影理论对美术的自觉借鉴 |
| 二、电影光线美学 |
| 三、摄影构图与移动镜头 |
| 第四章 表演因美术而融会贯通 |
| 第一节 演员的艺术修养 |
| 一、美术专业生进场演出 |
| 二、电影明星的美术修养 |
| 三、导演教戏兼通绘事 |
| 第二节 胶片上的艺术创作 |
| 一、银幕上的艺术家 |
| 二、多变的艺术造型 |
| 三、镜头前的美术创作 |
| 第三节 表演贵在触类旁通 |
| 一、大美术理念下跨界发展 |
| 二、电影表演艺术之源 |
| 三、画论启发演艺妙悟 |
| 第五章 电影编导的美与术 |
| 第一节 擅绘导演的电影绘画 |
| 一、实现画面活动的冲动 |
| 二、美术在编导中的功用 |
| 三、犹如绘画创作 |
| 第二节 绘画电影的分途并进A |
| 一、融画入影唯美影像 |
| 二、影像的浪漫主义诉求 |
| 三、恐怖导演的影像美学 |
| 第三节 绘画电影的分途并进B |
| 一、现实主义绘影绘声 |
| 二、布景导演不软不硬商业风 |
| 三、画家意识“关不住” |
| 第六章 绘出国产片的动画新天地 |
| 第一节 卡通电影人才的孳育 |
| 一、万氏兄弟转向卡通片 |
| 二、上海影业托举万氏卡通 |
| 三、早期卡通人的成才模式 |
| 第二节 绘制《铁扇公主》的成功 |
| 一、由渝返沪致力长片的契机 |
| 二、仿效迪斯尼的绘制模式 |
| 三、竟成民国卡通长片的绝唱 |
| 第三节 动画片的理念自觉 |
| 一、钱家骏在动画片领域的崛起 |
| 二、“活动画”对垒“卡而不通” |
| 三、实现动画理念自觉的言行 |
| 结语:电影美术人的历史归结与当代启示 |
| 一、电影美术人走向新中国 |
| 二、电影美术人在新时期的复起 |
| 三、当代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插图汇总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研究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一) 传统文化选择 |
| (二) 中学国文教科书 |
| (三) 价值趋向 |
| 四、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清末“中体西用”文化选择下中学堂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近代化转型 |
| 第一节 清末民族危机在传统文化选择过程中的意识更迭 |
| 一、教育现状迫使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反省” |
| 二、新教育思想催促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自觉” |
| 三、革新举措导致对传统文化选择的“文化断层” |
| 第二节 清末中学堂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 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教材与近现代语文教科书的同源异流 |
| 二、编审制与首部国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相对缩水与传统文化选择差异的深层呈现 |
| 第三节 清末国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中文学服膺于实用的价值趋向 |
| 一、修身科和国文科的渐次导入与传统经学教育的价值趋向转型 |
| 二、“范文学教育”向“文学教育”课程体系转型的价值趋向 |
| 三、“八目教育”定位近代国文课程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基本规格 |
| 第四节 清末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 一、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基本情况 |
| 二、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 三、吴曾祺版《国文教科书》的文本透视 |
| 本章小结 秋风不惊堂前雁 夕阳仍恋路旁鸦 |
| 第三章 民国时斯“现代多元”文化选择下中学国文教科书价值趋向的现代化转型 |
| 第一节 民国期间革新气象与传统文化选择的重构轮回 |
| 一、新教育制度的确立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巩固” |
|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狂飙” |
| 三、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繁荣与传统文化现代化选择的“文化重构”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在传统文化选择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踪迹 |
| 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成长与中国现代语文教科书发展的波澜壮阔 |
| 二、国审制和首部现代语文教科书对传统文化选择的制度与现实回应 |
| 三、中学国文教科书的多样繁荣与传统文化选择纵深发展的深层呈现 |
| 第三节 现代语文课程在传统文化选择上文学服膺于科学的价值趋向 |
| 一、传统文化选择中的“问题之争”与语文课程早期的大众化方向 |
| 二、传统文化选择的“运动之兴”与语文教育早期的科学化路径 |
| 三、“修身”的演进与民国时期教科书科学化的反思 |
| 第四节 民国时期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凝结 |
| 一、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基本概况 |
| 二、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内容统计和数据分析 |
| 三、叶圣陶版《国文百八课》的文本透视 |
| 本章小结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回 |
| 第四章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价值趋向的当代启示 |
| 一、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是现代语文教科书传统文化选择的历史之鉴 |
|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趋向是语文教科书传承民族文化的根本 |
| 三、兼容多元文化价值趋向且凝结民族之魂是语文教科书未来发展的方向 |
| 四、基于严凌君语文教育读本的思考 |
| 结语 历史:过去—现在——未来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古代的“力”与“势” ——基于力学知识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问题提出 |
| 2 研究基础 |
| 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 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4 创新之处 |
| 第1章 中国传统的“力”概念及其相关知识 |
| 1.1 古人对自然现象中的“力”描述 |
| 1.1.1 古人对“力”概念的形象描述 |
| 1.1.2 古人对“力”内涵的类化抽象描述 |
| 1.2 与“力”相关的其他知识 |
| 1.2.1 古人对“力”与“重”关系的认识 |
| 1.2.2 古人对“力”与“功”、“劲”、“运动”关系的认识 |
| 1.2.3 “力”的泛化：以王充《论衡·效力篇》为例 |
| 1.3 小结 |
| 第2章 中国传统的“势”概念及其相关知识 |
| 2.1 “势”字之源再考 |
| 2.2 “势”在自然现象中的概念及变化 |
| 2.2.1 古人用“势”描述与力有关的自然现象 |
| 2.2.2 古人用“势”描述与能量相关的自然现象 |
| 2.2.3 古人广泛用“势”描述多种客观存在 |
| 2.3 “势”在其他领域中的涵义及其变化 |
| 2.3.1 兵家之“势” |
| 2.3.2 法家之“势” |
| 2.3.3 书画之“势” |
| 2.3.4 文学之“势” |
| 2.3.5 古代算术之“势” |
| 2.4 小结 |
| 第3章 西学东渐后“势”涵义的传承与演变 |
| 3.1 两次西学东渐后“势”概念的传承 |
| 3.2 晚清科技译着中“势”涵义的演变 |
| 3.2.1 力学译着中的“势” |
| 3.2.2 电学译着中的“势” |
| 3.3 小结 |
| 第4章 西学东渐后与“力”相关的概念演变 |
| 4.1 “力”与“重”、“功”、“能”概念的相互关系 |
| 4.2 “力”与“势力”的关系：以《势力不灭论》为例 |
| 4.2.1 《势力不灭论》的翻译及其英译底本考 |
| 4.2.2 《势力不灭论》与其英译底本(1873年NewYork版)的对照 |
| 4.3 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致谢 |
四、萃取文内精华 表述实指信息——谈谈社科论文摘要的撰写（论文参考文献）
- [1]《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叁）》疑难字词集释及释文校注[D]. 曹雨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2]文学翻译审美选择研究 ——以《傲慢与偏见》汉译为例[D]. 李智. 西南大学, 2019(05)
- [3]中、外英译《淮南子》副文本风格对比研究[D]. 丁立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4]中美两翻译机构英译毛泽东着作之多维度比较研究[D]. 朱蕾.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18(04)
- [5]理雅各翻译思想研究[D]. 张萍. 苏州大学, 2018(12)
- [6]从民间出走到返归乡土—百年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嬗变研究[D]. 黄本亮. 上海大学, 2018(02)
- [7]美丽经济 ——近代上海化妆品业研究（1903-1949）[D]. 张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5)
- [8]电影与美术结缘的历史解读 ——以民国时期上海电影美术人群体为主要分析对象[D]. 田佳佳. 上海大学, 2016(09)
- [9]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中传统文化选择的价值趋向研究[D]. 吴婷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5(03)
- [10]中国古代的“力”与“势” ——基于力学知识的探讨[D]. 冯书静.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