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论创新在“以德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试论理论创新在“以德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文献综述）

裴雯^[1]（2019）在《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也是最基本的经济组织,还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是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家庭是人生第一教育场所,因此,在思想道德方面所发挥的教育作用也是先于学校和社会的。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世界背景中,在不同民族的文明与价值观的冲击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使命,开启新征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加强家庭建设。习近平立足于战略全局的高度,在继承与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针对现实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的理论与路径,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想追求和本质属性,成为和谐社会中“家庭梦”实现的思想基础。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切入点来分析研究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把家庭建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载体和平台,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化,有助于推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通过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和相关着作进行研读,对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基本内容进行梳理和总结,进而分析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理论基础。本论文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为绪论。从整体上阐述本论文将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切入点的时代背景和研究意义,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家庭建设的研究现状。第二章为家庭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联系。从载体和平台两个角度深入了解和分析家庭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间的内在联系,为论文的进一步研究做铺垫。第三章为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理角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多方面分析并总结其形成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第四章为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通过对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和相关着作的研读,归纳总结出习近平对家庭建设的基本目标和主要内容的论述,并对其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第五章为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总结归纳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其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最后,结语。对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做最后的论述。以此形成对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的较完整的研究,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马荣华^[2]（2019）在《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对于任何一个革命党夺取政权、任何一个执政党维护政权来说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社会上的话语权之争,其实质是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执政党必须要亲自抓住意识形态领导权和管理权,掌控住意识形态话语权,无论何时都不能有所放松。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强调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来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重要、应建设成什么样以及如何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论断,深刻阐明了许多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立意高远、谋篇布局、举旗定向、果断施策,对宣传思想工作、文艺工作、党校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作出了具体的部署,使意识形态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得到根本性扭转,形成了“九个坚持”的基本经验。这标志着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世界形势错综复杂、我国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于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话语权的争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焦点。因此,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不仅在理论上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的研究,同时在实践方面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认识,增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开创意识形态工作崭新的局面。力求系统、准确地概括和总结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本理论及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产生资源、逻辑理路、理论特质及实践意蕴等是本论文要完成的任务。论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分为五章。引言部分主要阐释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的缘起、研究现状、论文的研究框架等。第一章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基本问题的研究。本章在解读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基础上,界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内涵,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特征及功能,并剖析了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意蕴。研究认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等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意追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高度的科学性、显着的人民性、突出的实践性、强烈的时代性、内在的规律性特征及具有提升政党政治领导力、提升社会文化治理力、提升民众思想引领力、提升错误思潮批判力、提升国家形象塑造力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聚焦于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本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着眼于构建意识形态国际和国内话语权,对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目标、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阵地及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保障问题提出了新理念新战略,这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意蕴。第二章是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资源的研究。研究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话语权、列宁意识形态话语权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为理论资源,以苏联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得失为历史资源,以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世情、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国情、全面从严治党的党情为时代资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文化资源。第三章是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逻辑理路研究。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战斗力、凝聚力、引领力、国际影响力为战略目标,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坚持全面占领思想理论阵地、舆论宣传阵地、文化艺术阵地和网络舆论阵地,使其真正承担起坚定宣传党的主张、传播正能量、凝神聚气的任务;并将坚持党的领导、创新的理论、有效的体制机制、意识形态队伍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保障。第四章是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理论特质的研究。研究认为: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生成于新时代,是指导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指南,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在意识形态价值指向上体现了凝聚性;在对意识形态领域形势的战略判断和提出的战略举措上凸显了使命性;在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问题和推进具体实践中体现了工作方法上的科学性。第五章是关于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实践意蕴的研究。研究认为其实践意蕴主要体现在: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从“一带一路”建设中彰显意识形态话语权;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增强意识形态话语权。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引领着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也必将随着新的伟大实践而不断丰富发展。

马寒^[3]（2018）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和时代课题。顺利完成这一重大战略任务和时代课题必须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系统化的价值学说和观念体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精神现象和政治现象之一。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应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基本维度对其作出科学结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从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出发,始终坚持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因而,从本质上区别于一切旧有的意识形态理论。本文认为,从宏观上讲,自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经历了四个基本阶段、形成了四大理论成果、解决了四个基本问题。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观念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特殊意识形态的遮蔽性、虚假性,阐述了一般意识形态的生成机理、实质内涵与功能价值,从而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遮蔽下的正确的历史发展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趋势。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完成了对古典意识形态理论的改造任务,创立了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革命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重大问题。第二阶段,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真理性,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思想,在内涵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完成了意识形态由理论学说到革命实践的转型任务,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解决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意识形态引领问题。第三阶段,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初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化的任务,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的东方大国家如何由封建专制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重大历史任务。第四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不断总结历史实践经验,总结和借鉴了苏东共产党失败的教训,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革命理论向建设理论的转变,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意识形态角度有力地解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整体命运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认识,而且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内涵,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代发挥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本文认为,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意识形态,不仅克服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理论缺陷,正确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未来指向,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不同历史维度上,始终站在科学真理和人类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科学性、实践的革命性和道义的崇高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将迎来发展的新时代。从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的高度统一。同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其本身也有着鲜明的规律性特征。概括来讲,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诞生以来的170年间,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结合起来,将掌握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就成了贯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始终的总规律。具体经验可以概括为七条,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坚持批判旧世界与改造新世界的辩证统一、坚持本质一致和方法多样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两手抓两手硬、坚持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相统一。本文认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概括来讲,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面临着五个方面的挑战和四个层面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五个方面的挑战是:“非意识形态化”和西方价值观渗透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主导权挑战,西化、分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网络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多元社会信仰存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四个层面的重大课题是:理论课题: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课题: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实践课题: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时代课题: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因此,本文认为,站在新时代的高度,应从理论上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系统总结理论发展规律和阶段性成果,深刻指明理论未来发展方向和建设路径,在发展壮大中不断提升其凝聚力、引领力和战斗力。

李鑫^[4]（2018）在《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文中认为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党章之中,并指出,要持续推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宪法,这一举措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结合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与实践养成。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如何增强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践行,不仅是时代赋予大学生的历史使命,更是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社会共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求。当前,我国处于快速发展的变革期,一些社会矛盾开始迸发,各利益主体间矛盾逐渐凸显,不良思潮与价值观对大学生产生一定的影响,使得大学生出现了价值判断标准模糊、价值观错误、知行不一等问题。因此,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切实有效的培育路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以黑龙江省内的四所典型高校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状况调查为事实依据,在对相关研究文献及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深入的分析了新时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情况。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来看,新时代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方面主要存在知行不一、认识滞后、价值判断标准模糊、价值取向错误等几方面的问题,进而从社会、学校及大学生自身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问题的成因,指出日趋泛滥的网络言论与不良思潮、宣传手段的落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滞后与校园文化氛围塑造失败等原因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当代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在此基础上,结合十三届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的契机,从国家、社会及学校多维角度入手,秉承法制教育与德育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贯穿于大学生教育始终的理念,提出了要以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引导、抓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塑造有利于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宪法教育与社会教育等具有较强实践意义的具体对策。本文紧密结合十九大以来最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成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这一思路,参照国外价值观教育经验,从全局视角出发提出了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为核心的多维度、立体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体系,以此推动新时代大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氛围,为使新时代大学生能够成为真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奠定思想基础。

张培^[5]（2017）在《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身处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为进一步推进改革提供更有力的思想保障,需要我们从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加以考量。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和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旗帜”,蕴含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些内涵,需要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来加以表征。回顾历史,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通过建构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打破了僵化保守的话语体系,掌握了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这一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作为由“改革”“意识形态”和“话语”等词语所构成的复合型概念,“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是不可替代的。它指的是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中期,在发动和推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社会主义改革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意蕴的概念、判断和表述等的集合。这些话语通过邓小平本人的讲话、文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文件、报告等载体加以呈现,反映着邓小平关于我国改革的价值选择、战略构思和话语艺术等。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矛盾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作出正确判断,并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统一起来,为其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铺垫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在基本内容上,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可分为改革的价值论话语和改革的方法论话语两大类,前者主要回应人们关于“什么是改革”“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的效果怎么样”等问题,一旦确立,能够为改革提供相对恒定的价值观引导和精神支撑;后者主要回应人们关于“改革什么”“谁来改革”“在改革中应怎么想”“在改革中应怎么做”等问题,能够为改革实施提供相对宏观的指导原则。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有着自身的建构理路。从产生历史背景看,它既是应对国内困境和国际压力的必然选择,也离不开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穷则思变,乱久思治”的社会内驱力以及邓小平的个人品质等现实条件的支撑。从静态的结构分布看,它立足中国实践,以增强话语解释力为内在动力,旨在倡导和传播改革的价值观,并通过语言这一载体加以彰显,形成了事实层面、逻辑层面、价值层面和表达层面渐次铺展、相辅相成的基本布局。从动态的规约机制看,按照话语产生、筛选、优化和传播的基本环节,它在形成中受到动力机制、筛选机制、平衡机制和传播机制的共同作用。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为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时代衍进提供了重要契机。十五大以来,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价值论话语在丰富中持续更新了改革的价值目标,不断深化了改革的价值理念,更加凸显了改革的价值功能;关于改革的方法论话语在发展中坚持拓展改革的思想方法,不断强化改革的实践方法,注重创新改革的话语方法。梳理这一衍进历程,并不意味着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话语进行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基于党的历次代表会议报告等历史文本所做的一种学理性分析,旨在总结规律性特征,为话语建构提供经验性参照。整体看来,其所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有:变与“守”相结合、变与“迁”相结合、变与“定”相结合、变与“化”相结合。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与发展,为进一步建构中国共产党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话语建构要面向现实问题,顺应时代诉求;在内容上,话语建构须以要素为支撑,不断打造基本概念、判断和表述等,注重彰显改革的价值合理性;在方式上,话语建构应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建构的目标是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原则是坚持一元化和多样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统一,重点是加强意识形态话语和学术话语、日常话语间的融通。

王文强^[6]（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文中提出文化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引领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持续关注文化建设工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在把握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更加深刻认识到了文化对提升综合国力的地位与作用,提出了加强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等一系列战略新举措。党引领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党探索文化建设规律,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不断创新文化理论的过程。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对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由绪论、七章正文和结束语共计九个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指出了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以及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具有国际、国内两个大背景。从国际背景来看,西方国家十分注重文化战略,文化对其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对其国际地位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繁荣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从国内背景来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文化建设领域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国内外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不断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迄今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考察西方现代化的文化进程,在比较中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判明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明确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使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二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体力量和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绝不是由党独立完成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是文化理论创新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倡导者。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文化生活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品性和独特的文化创新功能是文化理论孕育生发的基础。针砭时弊、百家争鸣的学术理论是广大知识分子辛勤耕耘的结晶,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追求真理的品性和主动担当的精神成为文化理论的探索和传播主体。各主体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行为并不是盲目的,它是建立在一定价值预设基础之上的,这种价值预设往往包括维护民族利益、维护人的权利、保持文化的先进性和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等方面。第三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引领文化理论创新的精神和文化资源。文化的创新精神主要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个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文化建设的灵魂。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核心不断总结开展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阐发了关于文化创新的思想观点,这成为我们创新文化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封闭僵化的特点,但是其中也蕴涵着十分丰富的创新精神,它对于当代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拥有丰富的文化创新资源。党的文化理论创新是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党的文化理论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指导,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党的创新发展观,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结果。正因为文化理论创新需要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赋予了文化理论以可贵的工具价值,这为党在施政过程中,实施大政方针,设定文化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第四章阐述了文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与创新方法。文化理论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主要矛盾的变迁、文化建设成就的积累,文化理论需要与时俱进。放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看,我国三十多年的文化建设理论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一阶段既有一脉相承的基本内容,又有开拓创新的崭新成就。这些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不断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科学的创新方法优化了文化理论内容,增强了文化理论活力,扩大了文化理论影响。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的主要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开展文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化建设方略,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建设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共产党注重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增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中国共产党设定文化理论创新的评价标准,以保证文化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相协调,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和方向相一致,与党的执政要求相统一。第三,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文化理论创新过程中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以此保证文化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与方向。第六章分析了当前中国共产党创新文化理论面临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过程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面临现有理论不能满足新的实践发展需求的紧迫问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文化潜能不断拓展,建立文化强国迫在眉睫,这在客观上向党提出了推动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既面临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文化的全球化发展、既有的文化成果与经验、人民的文化消费转型和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等发展机遇,又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击、文化建设错误观念的困扰、市场经济的新要求、文化体制改革滞后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等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第七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使命和文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引导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彰显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等重大使命。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能够认清问题,通过不断加强文化理论创新主体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机制建设,加强文化理论创新的环境建设,来提高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的整体效应。中国共产党要想充分发挥文化理论创新的效能,还要明确方向,选准路径。结合现有国内外形势来看,文化理论创新离不开对综合国力、文化安全、国际竞争能力、文化的繁荣发展和满足人民的需求促进人的发展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结束语总结了文化建设在国际竞争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了文化建设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说明了开展文化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意义,进一步思考了开展文化理论研究的学术路径与研究方向。

蔡桂珍^[7]（2013）在《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为例》文中提出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既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全球化、网络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扩大人们视野、增进人类交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各种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和交锋,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尖锐。在国际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竞争的今天,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地位日益凸显,它已不仅仅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的象征,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反映着国际的竞争力。高校作为文化高地,其第一任务是人才培养,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高校校园文化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人才培养提供精神动力,而且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基地、示范区和辐射源,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肩负重任。然而,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期,国内社会转型、国际全球化网络化,以及高校自身改革等,在为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严峻的挑战。新时期高校校园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高校校园文化先进性的发挥,也使一些大学生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上产生困惑和迷茫。所以,如何加强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引领,确保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提高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效性,就成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精神的时代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探析了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以福建省高校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来了解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努力为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思路。

建新^[8]（2013）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实际情况及时代特征相结合，从而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的历史性飞跃的过程。马克思主义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走向中国化，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新形态，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可谓名副其实的核心工程、灵魂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必须诉诸于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的自觉理论努力，这种理论努力最显着的表现就是经由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实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由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不断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也必将是一个不断结合、永无止境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并在新世纪新阶段，在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同时，更在实践中大大推进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共产党自其成立以来，从没间断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近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建设工程的提出以及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置，学术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创新的相关研究越加丰富起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理论界的热议。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宏观的历史透视与微观的历史剖析相结合，坚持目的与手段、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等各学科交叉整合的视角，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以及信息梳理与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研究的系统性与重点性相结合、多学科交叉整合等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前提基础，厘清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脉络与发展逻辑，揭示其创新动力与创新机制，在肯定已获得主要成果及其价值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并对其面临困境及其根源进行思考。论文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坚持历史梳理与现实把握相结合，对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依据进行了分析。提出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理论依据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继承、历史依据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现实依据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时代依据是对国际局势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在此基础上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制度基础、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第二部分，以时间和内容为线厘清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脉络与发展逻辑。将其分为三大历史阶段，即邓小平理论的提出与确立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突破性创新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与确立是共产党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阶段；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形成与确立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整体性创新阶段。第三部分，分析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及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精神动力；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党的理论创新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及重大突发性事件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现实动力。第四部分，分析和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机制：调查研究机制、党内民主机制、不断学习机制和学术创新转化机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各要素的内在机理。第五部分，总结并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必须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必须积极培育有利于理论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分析了包括理论与实践、“文本解读”与“时代解读”、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世界化等在内的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必须面对和正确解决的几对关系。最后从现实思考的角度，对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学科交叉整合的方法对解决问题的路径进行了阐释。

韩丽彦^[9]（2013）在《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文中提出文化软实力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提高文化软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硬实力不断增强，但文化软实力发展相对缓慢。面对世情、国情的新变化，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面临诸多机遇和挑战。在机遇和挑战面前，如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使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一个世界大国应该具有的地位相称，使我国以更强的综合国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我国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探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问题，意义重大。目前，学术界对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完善的理论体系。鉴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现状,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本理论、战略意义、机遇和挑战、原则和途径作进一步探讨，形成关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较为系统的认识。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展开理论研究。由什么是文化软实力，为什么要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如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这样的框架构成。在引出文化软实力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作一梳理，意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视，这也成为了本篇论文的铺垫和理论支撑。整篇论文由导论、主体部分四章、结束语构成。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的难点、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四部分内容。第一章是我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这一部分追根溯源，先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建设思想谈起，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建设思想到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建设思想再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建设思想，最后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文化建设思想，直至党的十八大把提高文化软实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本文的论题提高文化软实力最终引出。第二章分析了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首先，对什么是文化软实力作了简单高度概括并对其具体内涵进行了详细阐述。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价值观、社会制度、外交政策等对内发挥的凝聚力和对外产生的影响力。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本文从从五方面对这一内涵进行了详细解释。具体来说，文化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给别人施以恩惠来达到自己所想要的目的的能力。它有两个向度，向内和向外：向内是讲文化的内部凝聚力，它内聚和积累本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信息，创造出适合时代发展的凝聚力、向心力；向外是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它敞开为一种实在的竞争力、协调力，能够对世界各国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它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和硬实力同等重要，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是软实力。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国力的关系：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突出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主要从对内和对外两方面论述了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意义：提高文化软实力对内有利于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对外有利于增进亲和力和影响力。第三章对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探讨。首先，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机遇：一是经济社会建设成就辉煌，主要从经济和社会民生两方面进行分析。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提高文化软实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民生方面，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快速增长，为文化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二是国家加快推进文化建设，包括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文化资金投入上的增加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等。三是国家扩大文化国际交流，主要从文化的走出去、请进来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其次，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面临的挑战：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平衡；文化领域改革相对滞后；多样化社会思潮冲击一元化指导思想，主要对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实用主义思潮冲击一元化指导思想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主要论述了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原则和途径。原则重点谈了三原则，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和坚持文化多样性。对如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本文主要提出了三方面的对策，第一，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一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第二，继承、借鉴与创新，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外来文化的借鉴和文化创新。第三，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首先，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跟发展国家硬实力对接：一是实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二是建设文化强国；三是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四是大力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其次，统筹对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与和谐世界；二是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结语部分对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了进一步的强调，并对如何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作了进一步阐述。

孟白璐^[10]（2012）在《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政治学语境中的共和一词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对其进行过阐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对其也有所涉及。经过不断的分化、糅杂，其基本涵义和核心理念在漫长的政治思想发展历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什么是共和，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给予了不同的回答，但国权公有、多元均衡、包容妥协、和平和谐、崇尚法律、推崇美德等共和思想的内核则始终贯彻其中。近年来，随着西方新共和主义思潮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共和问题，从共和的维度出发，寻求平衡单纯民主所蕴含的局限性的良方。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将这一起源于西方的政治词汇与充分体现共产党价值追求的“人民”一词相结合，创造了“人民共和”这一既体现在我国国名之中，又反映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结构的重要词汇。并在客观上形成了党的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贯穿于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之中，通过共和国的制度架构转化为实践，并展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本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坚持宏观的历史透视与微观的历史剖析相结合，坚持目的与手段、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历史学等各学科交叉整合的视角，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以及中外比较研究法、理论联系实际法、信息梳理与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在对党人民共和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分析和阐述，对中国共产党人追寻和探索人民共和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概括和诠释了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制度框架及其基本特征。根据对人民共和实践的现实境遇的分析和把握，探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路径选择。论文主体共分为六个部分进行分析和论述。第一部分，从人民共和理论对西方共和主义有益成果的借鉴、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共和思想的继承以及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共和”观念的扬弃等方面对党的人民共和理论的思想渊源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以时间为线索厘清党探索人民共和的历史轨迹，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民主革命时期的初步探索、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探索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新探索。第三部分，从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制度架构和基本特征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理析。以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政治追求的首要价值，以政治参与多元化作为政治运行的重要方式，以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作为政治良性运转的保障，以宪政法治和公民美德作为政治运行的双重支撑和以政治发展成果和谐共享作为政治发展目标等构成了人民共和的基本理念。这些基本理念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制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具有其独特的基本特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坚持一元领导与多元有序参与相结合，体现平等、包容、妥协、和谐的精神内核，彰显我国根本社会制度的优越性等。第四部分，从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进一步尊重与落实、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权力制约与监督水平显着提高、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获得突破性进展等四个方面对人民共和实践取得的进展进行高度肯定的同时，正确认识其在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政治多元参与、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以及确保政治发展成果和谐共享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全面评析党的人民共和实践的现实境遇。第五部分，从三个层面对进一步健全与完善人民共和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思考：一是完善人民共和实现的制度保障；二是推动人民共和实践的规范化和法制化；三是营造有利于人民共和心理认同的政治文化氛围。结论部分，总结与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和现实启示：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必须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人民共和的实践必须与推进政治社会化和公民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统一；必须推进人民共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必须借鉴和吸纳人类社会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等。

二、试论理论创新在“以德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理论创新在“以德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理论创新在“以德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关于家庭建设的重要论述及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D]. 裴雯. 兰州理工大学, 2019(08)
• [2]习近平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研究[D]. 马荣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3]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发展研究[D]. 马寒.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新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D]. 李鑫. 佳木斯大学, 2018(05)
• [5]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发展研究[D]. 张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6]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创新研究[D]. 王文强. 南开大学, 2013(07)
• [7]新时期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究 ——以福建省高校为例[D]. 蔡桂珍. 福建师范大学, 2013(11)
• [8]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动力与机制研究[D]. 建新. 东北师范大学, 2013(01)
• [9]论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D]. 韩丽彦.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
• [10]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孟白璐. 东北师范大学, 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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