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国为鉴可知未来（论文文献综述）
马倩[1]（2021）在《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文中指出政治话语研究包含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权力主体间基于权力争夺的冲突和对抗,二是权力主体间基于利益协商的合作性社会实践（Chilton&Schaffner2002）。外交话语是政治话语研究的重要领域,关注作为外交实践工具的话语如何反映并塑造外交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话语实践根据以上两个主题可大致分为对立型外交话语和合作型外交话语。长期以来政治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关注话语的对立性特征,而对合作型外交话语的研究和系统性解读不足。从认知语言学的空间概念化视角来看,合作型外交话语应呈现与对立型外交话语不同的空间表征形式,Chilton（2004）话语空间理论以二元分界的空间概念化仅适用于后者而不能解释前者。本研究从话语空间建构视角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对合作型外交话语进行解读。鉴于二元分界式空间概念化的局限性,本研究借鉴Chilton（2004）提出的三维度（空间、时间、价值）,并基于Kaal（2012,2015,2017）从政党话语的时空指涉范围反观政党世界观的话语空间分析路径,拓展话语空间的内涵和研究框架;通过分析中国“和合”话语的“空间-时间-价值”（STV）表征形式,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模式,以丰富认知视角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本文主要回答三个研究问题:（1）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价值维度各有哪些话语表征?（2）中国“和合”话语建构了什么样的话语空间?三个维度之间是什么关系?（3）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在话语空间表征上有何差异?为回答上述三个研究问题,本文以中国领导人68篇多边外交演讲为语料,遵循“文本特征→概念化表征→话语空间整体表征”的自下而上的分析步骤,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的方法进行语料分析。研究发现主要有三点:第一,中国“和合”话语在空间维度以包容性的空间“满格”表征反映全局视角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存,在时间维度以延展性的时间“满格”表征反映广阔的历史视野和长远的战略眼光,在价值维度以相应识解策略反映共同价值取向,与时空“满格”相呼应。第二,中国“和合”话语的三维度表征共同形成延展包容的话语空间,以“和合”话语空间模型可视化呈现,三维度之间体现以价值维度为核心的两两交互关系。第三,合作型外交话语和对立型外交话语基于不同的空间概念化呈现不同的话语空间表征,前者在共同价值导向下以整体性、弱界限划分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外向扩展的包容性表征;后者在价值对立导向下以内外分界的空间概念化方式建构话语空间,总体上呈现内向压缩的对抗性表征。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理论上对Chilton（2004）的话语空间理论进行改造形成拓展框架以探究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特征,最终得出“和合”话语空间模型,丰富了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外延;实践上将合作型外交话语与对立型外交话语置于平等地位,扩大了话语空间研究范围,克服了前期话语空间研究偏重于关注政治话语对立性特征的局限性。研究结果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语言学话语分析理据支撑,并对政治话语分析实践、外交话语翻译实践、中国价值观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王箬翾[2]（2021）在《唐初“鉴隋”思潮与《隋书》历史叙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鉴隋”为中心,围绕唐初政治及史书编纂展开研究。在论述选题意义和相关回顾的基础上,笔者将正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首先,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史鉴”思潮的源起及史书编纂实践入手,梳理史鉴思想的发展脉络,着重揭示史鉴思想自“殷鉴”到“过秦”,所体现的从天命神意到理性判断的转变。其次,梳理唐初君臣对于隋朝功过的评述及隋朝灭亡原因的反思,因“鉴隋”以守国,将“史鉴”思想与唐初的政治实践相结合,运用于唐初建国施政之中。再次,以《隋书》编纂为中心,揭示《隋书》的编纂者,为使统治者从隋朝一代之兴亡全史汲取经验与教训,通过“过隋”叙事以行“鉴隋”之旨的具体实践。最后,对唐初君臣“鉴隋”思潮及《隋书》的叙事成就进行理论反思。为实现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彰显其政权的正统性,唐初君臣对于隋三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与深刻反思,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隋书》的历史叙事之中。《隋书》虽成于多家之手,在叙事上不免出现朴素抵牾、记载不清的情况,但这些疏漏均不足以否定《隋书》的整体价值。由此笔者得出结论:“鉴隋”思潮是对自“殷鉴”、“过秦”以来传统史学鉴诫功能的发扬与升华。唐初君臣的“鉴隋”思潮,虽然出于宣示自身统治合法性的现实政治诉求,不免出现过分贬损、否定前代以拔高、美化自身的情况,但总体而言仍是符合真实历史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隋书》叙事之真实性、合理性及其现实政治功用的彰显,使其成为中国古代官修正史融史鉴功能、史书编纂及政治实践于一体的典范之作。
王硕[3]（2021）在《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乾隆朝“大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同文盛世”达到顶峰。这期间随着乾隆朝儒家经典重译,随后儒家典籍的自发满译,儒家思想以满语文为载体深刻影响了“满语世界”。“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在儒家典籍满译中取得了平衡的同时,满洲人也借由儒化实现了中华化。除绪论与结语外,正文共五章:第一章追根溯源,梳理了乾隆以前的儒家典籍满译及其相关问题。首先回溯了满文创制及其改革过程这一儒学典籍满译的前提,指出以蒙古文为模板创制老满文是当时的最优选择,对老满文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新满文的推行也非一蹴而就;然后梳理清楚翻译机构的变迁过程,汉籍满译初由文臣衔命而为,后在翰林院与内国史院间辗转,至康熙十年（1671年）设内翻书房方结束汉籍满译执掌不定问题;最后总结了顺康雍时期儒家典籍满译的情况,一是完成入关前未竣翻译项目,二是新译儒典多为奉敕之作,三是自主翻译者多为修身齐家类心得、规范、训蒙读物等。第二章讨论乾隆重译儒家典籍及其成就。首先,理清“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发展的过程,明确清的“大一统”与“同文之盛”互为表里不断扩展;其次,讨论前代儒家经典翻译存在对汉语原文理解偏差、满语译本选词不当、未能反应原文文体特征、音译词过多且未厘定专有名词等缺失现象及成因;再次,考察乾隆以先后两次厘定清文《四书》为始,展开经典重译工程的过程,揭示其宣示经典解释权和宣扬国语优越论的目的,同时指出作为乾隆朝“同文”文化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儒家经典重译,实现了对满语的规范,同时加强了对经典的解释权。第三章讨论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自发满译。通过梳理对儒学典籍满译的旗籍士人群体出现的时间线,并将各时代有代表性的译者及其作品逐一从基本情况、成书过程、内容述评与受众等几方面做案例分析发现:除富察氏公鲁外,所有自发对儒家典籍进行满译的旗籍士人译者,均活跃于乾隆以降,其中活跃于乾嘉以降者约半数,其余均活跃于道光以降;其中六成为八旗满洲,三成为八旗蒙古,一成为八旗汉军;京旗占绝大多数。此外,还对较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孟保进行了专题研究,指出其翻译生涯与其仕途起伏关系较为密切,这种情形在其他译者身上也有所体现。第四章讨论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影响。首先,儒家典籍满语译本透过公、私学校,以教本或教辅的形式成为“国语”学习内容;其次,清代各类大小翻译考试是旗人实现仕途迁升的重要途径,而儒家典籍满语译本是各类翻译考试的主要命题范围;最后,“话条子”类活语料反映出儒家思想借由儒学典籍满译进入到了旗人基层社会,并且成为旗人基层社会的道德标准,影响了当时的旗人价值观念。第五章以达呼尔新满洲为例,讨论满译儒学典籍在其满化与儒化中的作用。首先,满语与达斡尔语差异小,对达呼尔新满洲而言学习难度低;其次,要对达呼尔加以满化需借助教育,而彼时达呼尔无文字,满语文自然成为了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再次,达呼尔教育是旗人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其教育内容同样是以满语文为载体的儒家思想;最后,儒家思想借由满译儒学典籍对达呼尔新满洲产生了满化与儒化的双重作用。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维护“满洲习俗”具体手段即是“国语骑射”;“崇儒重道”即是接受中原思想与政治传统,即是接受中华文化。二者看似矛盾,而清帝通过对儒家经典的一再“国语”翻译和推广,实现了对清帝心中的“华”与“汉”的切割:通过“国语”翻译来实践“崇儒重道”,接纳中华优秀文化,使满洲自我儒化,自我华化;通过对以“国语”为载体,以儒家思想为内容的教育的坚持,实现了在新旧满洲中“满洲习俗”与“崇儒重道”的和谐共存,客观上在思想层面将新旧满洲融入到了“中华”之中,实现了“大一统”下的“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构建的重要一环。
贾一村[4]（2020）在《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选集》是建国后第一部进行系统外译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着作,也是20世纪我国对外影响最大的中央文献着作之一。其俄文译着诞生于50多年前,整体质量精湛,文中大量的“文化空缺”现象引人关注,具有极高的翻译研究价值。多元系统理论主张以动态、发展、关联的眼光来研究翻译问题,将翻译活动置身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政治、社会文化等系统中的多种因素对于翻译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本文开展翻译的社会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鉴于此,本文将以中央编译局翻译的《毛选》一至三卷俄译本为研究对象,以文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作为翻译研究的切入点,结合多元系统理论之视角,对《毛选》俄译情况进行审视、评价、探讨、总结和展望,深挖其翻译研究价值。首先,本文整理了《毛选》及其俄译本的出版发行状况,并通过文本分析路径,对《毛选》中较典型的“文化空缺”现象（共计约700个案例）进行了详细梳理,将其划分为物质文化空缺、制度文化空缺和精神文化空缺三大类,并继续向下细分为7小类,归纳总结出《毛选》俄译本所采取的4套翻译方法、7种翻译策略和3条翻译理念,共同形成了《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随后,再通过社会分析路径,借助多元系统理论基本原理,以“当年视角”来对《毛选》文本翻译之全貌进行评析和探讨。作者认真梳理了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发展状况,并以“文化空缺”现象为例,通过对编译局版与莫斯科版的《毛选》译文进行对比研究,深度解析当年编译局译者修订译文时的主要考量及背后所遵循的翻译逻辑,清晰还原了当时政治系统（国际政治、国内政治两方面）和社会文化系统（文化交流、教育发展、译学思想三方面）的多种文本外因素对《毛选》的文本翻译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为《毛选》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再以当年之翻译标准（“信达雅”）对《毛选》译文进行审视和评价,在充分肯定其整体精湛的翻译质量的同时,也对译文中一些可优化提升之处（比如,一些中国特有的度量单位词的翻译需完善、某些文化内涵信息翻译不全而难以理解的问题等）进行商榷和探讨。然后,回归“当今视角”,理清当前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因素的新变化及其对翻译的影响,整理归纳出当前我国中央文献翻译工作在5个方面的新变化和提出的4点新要求。以此为参照,以当代之眼光重新审视当年的《毛选》译文并对其做出评析,并对其中一些重要的翻译新问题（比如,其翻译整体策略的优化调整问题,由于时代变迁和共同记忆的丧失而导致的“文化新空缺”问题,以及通过译者艺术“演译”而产生的“逆向文化空缺”问题等）进行探讨,为其他中央文献的翻译提供了一些参考借鉴。通过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毛选》俄文翻译整体质量精湛,采用了丰富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体现了鲜明的翻译理念,符合当年“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我国译界的“标杆”和经典之作。第二,以当年之标准审视《毛选》译文,在总体翻译质量精湛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可提升空间,一些翻译处理尚可探讨和商榷。第三,以当今之眼光审视《毛选》译文,其整体方略宜做适当调整（由“忠实为主”转向“整体均衡”）,文中一些翻译案例的处理需与时俱进加以完善。第四,《毛选》俄译本的最终面貌是文本翻译和社会力量共同影响下的综合产物,当年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社会文化系统内多种因素对《毛选》译文面貌的塑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五,《毛选》文本中包含内容丰富的“文化空缺”现象,译者对其翻译处理整体上佳,但“文化空缺”是动态发展的,它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既有“消亡”,又有“新生”）,因此其翻译工作亦当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最后,立足当前,本文总结了《毛选》俄译的历史意义,并展望未来,探讨了《毛选》优良翻译传统（主要包括: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自力更生的坚强意志、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力求为中央文献翻译事业的长远发展提出一些参考和建议。
许林[5]（2020）在《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文中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民粹主义与新冠疫情冲击欧美政治,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世界变局影响着中国变局,中国正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是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成为国内市场承载不下自身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大国,经济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开放开明,以求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世界对中国产品的认同;二是世界秩序从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型,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性竞争疑虑,中国突破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并躬行自明身体力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公共产品建设,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密切与深入,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更新换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呈现出网络社交媒体化倾向,以往主要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当下的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等各类传播混合一体无缝接轨的信息扩散交流实践不相适应,亟待创新开拓。如何在大变局中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从理念内核、组织传播、公民外交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树立仁和善念为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世界观,学习佛教基督教等组织的成功经验,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创新。论文首先以史为鉴,利用文献研究法,深入剖析了中国仁和理念的进阶之程:炎黄先祖已学会了建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非战争关系,顺利实现了三个部落的融合,部落融合后又以禅让制体现出了对权力公正的正确政治追求;而夏、商、周,从部落禅让到宗法分封再到周以后秦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呈现出了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中国政治视野里的“天下”体系的动态生成,也体现了以“中和”为目标的中国整体哲学观的初步形成;今天的中国将血脉传承里、集体无意识里自远古起就一直充盈着的仁爱万物、和待天下的善念发展成为能维系全球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信念,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理解并拥有这份善念,并将这份善念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理念。论文接着继续使用文献研究法从传播环境适应、传播主体设定、传播内容把关等三方面总结佛教与基督教等外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得失,发现外来宗教在他国的传播要获得成功:一是要弱化组织色彩,规避与当权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嫌疑,以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二是必须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要先树精英形象、寻求社会身份认同,选用与当地精神同质、生活贴近的传播内容,以生动传播形式,进行“适应”传教;三是从文化抵触、文化顺应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必须经过长期自觉的“本土化”过程,不断调整、变化,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文化。这对我国孔子学院类的文化对外传播组织有启发意义。论文还从现实层面,采用内容分析法,呈现了国际舆论利用中国民间舆论消解甚至黑化中国国家舆论场的引导作用的现象,并探究了其原因:信息科技的发展让普通网民借助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力,这些网民却媒介素质堪忧并缺乏相关国际公共关系常识。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方式,认为要利用好社交类平台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应将重心放在引起他者对我方文化的兴趣上,即争夺关注度上,并在此基础上获取认同度,要采用以下策略:注重关注度、彰显独特性、扩大接触面、铺陈情感律。具体操作方法是:一要善于契合他者文化心理痛点,借势名人晕轮效应,培养超级文化传播者,搭乘热点话题公关;二要政治人物形象个性化、重要人物形象生活化;三要尽一切可能扩大本文化与他者的接触面,因为这是“滚动摩擦”时代的媒介接触,要善于全平台协作传播;四要以情动人,在中国故事里附加上浓烈的感情。
王毅[6]（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黄宁宁[7]（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王娟娟[8]（2020）在《《庭训格言》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庭训格言》作为我国古代帝王家训的代表作,内容广泛而具体生动,汇集了康熙皇帝教育皇子皇孙的训言思想,共计二百四十六则。此书贯穿着康熙皇帝尊儒崇礼、经文纬武、统一寰宇、开启盛世的生平政绩。《庭训格言》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修身治学方面,康熙提出以“仁”、“礼”为核心的为人处世思想和以“尚学”、“知行结合”为核心的治学思想;在循医养生方面,康熙主张顺应自然之道和医学的养生思想;在孝道齐家方面,康熙倡导“孝治天下”的孝道思想,将常识礼法传授皇子皇孙;在治国理政方面,康熙谕教皇子们敬天祭祀应亲力亲为,同时以任贤纳谏、施行仁政、关注民生的治国思想和自己的行军经验训导皇子们。《庭训格言》承继满清先祖之智慧,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集合康熙个人经历之精粹。因此,其思想具有内圣外王统一、满汉文化融汇、中西文化兼顾和严督亲教结合等特色。在康熙的训言思想指导下,成长起一批集学问品行、文治武功于一身的优秀皇子和两位杰出的帝王:“以勤先天下”的雍正皇帝和“以才、寿名史册”的乾隆皇帝。此部训言还深深影响到清朝后世几代皇帝的为君处政,并主导了清朝后世的皇室教育思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庭训格言》所体现的治国理政思想格局,实现了保留民族旧制与适应中国政治传统的统一,对清朝入关后两百多年的王朝统治具有思想奠基意义。
钟伟春[9]（2020）在《基于综合大学视野的唐代国子监性质及其办学状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子监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绵延千余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进行高等教育的主要形式。唐代国子监不仅是唐代具有综合大学性质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更是中国古代高等学校办学的典范。本文通过对唐代国子监综合大学性质的考辨、办学状况的分析以及办学特色的凝练,为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提供办学之传统教育智慧借鉴。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在对相关史料进行翔实爬梳整理的基础上,运用现代高等教育学和现代课程论等理论,对唐代国子监的建立与发展情况、办学历史、办学性质、办学状况以及办学特色等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首先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文教政策等几个方面对唐代国子监的建立与发展背景进行分析,并从筹备规划、选址建校、组织建设等方面探讨其建立与发展情况。之后分“前世”、“今生”、“未来”三个时间段对国子监的发展变迁史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其次通过回溯中、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得出如下理论认识:（一）综合大学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学科（知识）分化的产物,也是科学研究深化的产物;（二）高级性、高深性、专业性、研究性以及文理综合性是综合大学的本质属性。之后以此为标准和分析框架,对唐代国子监的性质进行详尽考辨,发现它完全具备了综合大学的五个基本特性,是我国唐代国家中央综合大学。接着重点对唐代国子监的招生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活动、教学管理、教师管理以及学生毕业出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具体、深入、全面、详细的梳理与分析,再现唐代国子监当年的办学盛况。此后为了更好地把握唐代国子监综合大学的性质,将其与欧洲中世纪巴黎大学从学科、课程以及办学层次三个方面细致地比较,分析两者的异同。最后在清晰、客观地把握唐代国子监办学历史、办学性质和办学状况的基础上发现:国家举办、分“科”授业、教学周详以及恢弘开放是唐代国子监的办学特色。
朱金水[10]（2020）在《《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文渊鉴》是清代第一部由皇帝御选御评的文学总集,其中的《左传》选评更是倾注了康熙君臣巨大的心血,对清代社会和《左传》评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古文渊鉴》选评《左传》内容的同时,着力回到清初特殊的历史语境,探讨《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意蕴与范式意义。本文包含五章内容:第一章介绍了《古文渊鉴》生成的历史语境。文本是一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对文本的解读,需要回归其生成语境,方能切中肯綮。因此论文首先从清初复杂的社会环境入手,来研究《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生成语境。清朝建立后明代的遗民群体企图通过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为明朝的复辟做准备。而满清统治者也希望通过儒家伦理之学来消除汉族士人的反对,加强统治,所以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重新解读儒家经典就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八股文创作在此时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明末以来八股文创作极度僵化空虚,满清入关后为了笼络汉族文人,一方面继续实行八股取试制度,另一方面不断地以程朱理学思想改造八股文创作,虽然改变了文章创作空疏的风气,但是却使得时文创作向经义性的方向发展,忽略了其文学性的要求。在此背景之下承担了特殊使命的《古文渊鉴》选评《左传》应运而生,力图对程朱理学思想进行传播,并且改正文风。第二章对《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文本特征进行了研究。《古文渊鉴》选评《左传》有其独特的文本特征。首先是版块化的文本结构。《古文渊鉴》对《左传》文本结构进行了处理,使漫长、复杂的叙事文本,成为事件集中、主题明确的几个版块,对以史为鉴提供了很大便利。其次是剪裁过的文本样态。康熙皇帝出于以史为鉴、教化士人的目的,对《左传》文章进行了剪裁和加工,将本初事件中的次要背景介绍予以剪裁,只留下与其目的一致的部分,原本冗长复杂的叙事因此而简单且意图明显。再次是特殊的文本注释体例。徐乾学等大臣在为《古文渊鉴》选评《左传》作注时,采用《文选》六臣注的体例,在名物训诂基础上对文意进行疏通,为初学者提供便利。最后是“兼容并包”的文本评点风格。第三章是对《古文渊鉴》选录《左传》文章内容的研究。选文是作者思想、文章观念的集中展现。通过对《古文渊鉴》选录《左传》具体篇章的主题可知,《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主要内容涉及修身教民、君臣关系和为政措施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包含了儒家正名、德、礼、仁等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治国安民的诸多方面。通过具体选文的文章风格可知,《古文渊鉴》选录《左传》秉持的是文质并重的选文宗旨。个中原因,除却自身对《左传》的喜好之外,还源自《左传》本身具有的思想性和文学性,足以为当时治理国家和扭转时文创作提供借鉴和经验。第四章从经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对《古文渊鉴》评点《左传》的评语进行了研究。《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官方立场,决定了其评点倾向、评点重点与评点手法。首先《古文渊鉴》选评《左传》倾向于史事评说,康熙皇帝把《左传》当做史书来读,含有深刻的借鉴意味,所以他对“先王之制”和“战争”进行分析,肯定君王在国家治理上的“尊古重德”思想。其次《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评点倾向是经义阐释,尊王崇礼、爱民任贤的思想是康熙君臣所极力推崇和宣扬的。最后在文学思想和文章技法两个方面,康熙君臣从文学角度评点《左传》选文时,非常注重文章的章法,以揭示《左传》文章所呈现出的两种形态。在揭示文章章法的同时还注重从文章主旨与叙事手法两个方面分析文章的创作技法,以见对当时时文创作的影响。第五章对《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影响进行了探索。文本的价值,是在横向与纵向的比照中确定的。《古文渊鉴》选评《左传》作为《左传》评点的经典文本,在《左传》评点史上是很有影响力的。除此之外,在对当时的社会思想、八股文创作方面,《古文渊鉴》选评《左传》亦产生了颇具针对性的影响。
二、以国为鉴可知未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国为鉴可知未来（论文提纲范文）
（1）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意义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重要概念定义 |
| 2.1.1 外交话语:对立型VS.合作型 |
| 2.1.2 话语空间 |
| 2.1.3 中国“和合”话语 |
| 2.2 政治话语研究 |
| 2.2.1 话语与政治 |
| 2.2.2 政治话语研究视角 |
| 2.2.3 认知视角的政治话语研究 |
| 2.3 话语空间研究 |
| 2.3.1 话语空间理论形成、发展及引介 |
| 2.3.2 相关研究 |
| 2.3.3 适用性和局限性 |
| 2.4 合作型外交话语研究 |
| 2.4.1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领域 |
| 2.4.2 语言学领域 |
| 2.5 现有研究局限及本研究创新点 |
| 2.5.1 现有研究的局限 |
| 2.5.2 本研究创新之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中国传统“和合”哲学思想 |
| 3.1.1 源流与内涵 |
| 3.1.2 对中国外交话语的影响 |
| 3.1.3 对话语空间研究的观照 |
| 3.2 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拓展 |
| 3.2.1 话语空间三维度 |
| 3.2.2 话语空间分析路径 |
| 3.2.3 本研究话语空间分析拓展框架 |
| 3.3 认知识解 |
| 3.3.1 认知识解理论概览 |
| 3.3.2 认知识解与话语空间建构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语料构成 |
| 4.3 分析步骤 |
| 4.4 分析方法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空间维度表征 |
| 5.1 空间指示 |
| 5.1.1 空间范畴表达 |
| 5.1.2 空间指示的“满格”表征 |
| 5.2 人称指示 |
| 5.2.1 自我中心指称VS.异我中心指称 |
| 5.2.2 指示中心——“我们 |
| 5.2.3 人称指示的空间“满格 |
| 5.3 空间性隐喻 |
| 5.3.1 容器隐喻 |
| 5.3.2 空间隐喻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时间维度表征 |
| 6.1 时间指示 |
| 6.1.1 时间范畴表达 |
| 6.1.2 时间“满格 |
| 6.2 时间性隐喻 |
| 6.2.1 旅程隐喻 |
| 6.2.2 潮流隐喻 |
| 6.2.3 建筑隐喻 |
| 6.3 情态的时间植入 |
| 6.3.1 “要”的时间植入 |
| 6.3.2 “将”的时间植入 |
| 6.3.3 “应该”的时间植入 |
| 6.3.4 情态时间植入的未来导向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价值维度表征 |
| 7.1 价值性隐喻 |
| 7.1.1 色彩/画卷隐喻 |
| 7.1.2 游戏隐喻 |
| 7.1.3 关系隐喻 |
| 7.2 图式化 |
| 7.2.1 行动链图式 |
| 7.2.2 平衡图式 |
| 7.3 凸显 |
| 7.3.1 句型凸显 |
| 7.3.2 语义凸显 |
| 7.4 转喻 |
| 7.4.1 部分代整体 |
| 7.4.2 整体代部分 |
| 7.4.3 行为代行为体 |
| 7.5 级阶调整 |
| 7.5.1 详略度 |
| 7.5.2 变焦 |
| 7.6 观察点 |
| 7.6.1 引用 |
| 7.6.2 客观化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中国“和合”话语的话语空间 |
| 8.1 “和合”话语空间建构 |
| 8.1.1 空间“满格”:“包容互鉴、和谐共处” |
| 8.1.2 时间“满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
| 8.1.3 共同价值表征:“互利共赢” |
| 8.1.4 “和合”话语空间模型 |
| 8.2 三维度互动关系 |
| 8.2.1 时间-空间 |
| 8.2.2 价值-空间 |
| 8.2.3 价值-时间 |
| 8.3 本章小节 |
| 第九章 两类话语空间建构对比讨论 |
| 9.1 两类话语空间对比 |
| 9.1.1 空间维度对比 |
| 9.1.2 时间维度对比 |
| 9.1.3 价值维度对比 |
| 9.1.4 总体差异 |
| 9.2 话语空间建构与国际话语权 |
| 9.2.1 中国当代外交话语变迁:对立型话语空间转向合作型话语空间为主 |
| 9.2.2 西方霸权话语:对立型话语空间作为合法化工具 |
| 9.2.3 话语空间建构——透视话语议程设置 |
| 9.3 本章小节 |
| 第十章 结论与启示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启示 |
| 10.3 局限与展望 |
| 参引文献 |
| 附录 |
（2）唐初“鉴隋”思潮与《隋书》历史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对《隋书》的研究 |
| 1.2.2 对于唐朝“史鉴”的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个案研究 |
| 1.3.2 比较研究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第二章 中国传统“史鉴”思想的源起与编纂实践 |
| 2.1 殷鉴—过秦史鉴思想时代背景 |
| 2.1.1 殷鉴不远 |
| 2.1.2 过秦可追 |
| 2.2 鉴殷—过秦史鉴内涵与发展 |
| 2.2.1 殷周史鉴思想内涵 |
| 2.2.2 殷周—秦汉史鉴思想发展 |
| 2.2.3 秦汉史鉴思想内涵 |
| 2.3 殷周—秦汉历史书写中的史鉴 |
| 第三章 初唐政治集团的亡隋之思 |
| 3.1 近在隋朝:鉴隋思想的社会背景 |
| 3.1.1 建隋与短祚 |
| 3.1.2 隋末之论 |
| 3.1.3 唐初之变 |
| 3.2 鉴隋之论:鉴隋思想内容 |
| 3.2.1 缓政爱民 |
| 3.2.2 君臣关系 |
| 3.2.3 储君问题 |
| 3.2.4 鉴隋宣唐 |
| 3.3 汉唐隐喻:秦汉隋唐现象 |
| 第四章 唐初“鉴隋”思想下的《隋书》编纂实践 |
| 4.1 《隋书》的编撰与成书 |
| 4.2 唐初史鉴与《隋书》史论 |
| 4.2.1 缓政爱民 |
| 4.2.2 君臣关系 |
| 4.2.3 储君问题 |
| 4.3 对隋炀帝的历史书写 |
| 4.3.1 对比叙事 |
| 4.3.2 寓褒贬于文辞 |
| 4.3.3 夹叙夹议 |
| 4.4 对于隋朝臣子的历史书写 |
| 第五章 “鉴隋”思潮之于《隋书》历史叙事的理论思考 |
| 5.1 “鉴隋”历史叙事的真实性 |
| 5.2 “鉴隋”历史叙事的客观性 |
| 5.3 “鉴隋”历史叙事的合理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古籍文献 |
| (二)研究专着 |
| (三)期刊论文 |
| (四)学位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述评 |
| 三、基本概念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清中叶以前儒学典籍满译 |
|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与汉籍满译发端 |
| 一、满文的创制与改革 |
| 二、汉籍满译的发端 |
| 第二节 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满译 |
| 一、从内三院、翰林院到内翻书房 |
| 二、顺康雍时期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二章 乾隆时期儒家经典的钦定重译 |
| 第一节 儒家经典重译的历史条件 |
| 一、“大一统”与“同文之盛”形成的历史进程 |
| 二、前代儒家经典满译的缺失 |
| 第二节 乾隆朝儒家经典的重译及成就 |
| 一、乾隆与儒家经典的重译 |
| 三、儒家经典重译的面向与成就 |
| 第三节 重译与旧译儒家经典比较——以《大学》为例 |
| 一、改音译为意译 |
| 二、内容有所增删 |
| 三、钦定名词术语 |
| 四、注重“取意协音” |
| 第三章 乾嘉以降士人群体对儒学典籍的满译 |
| 第一节 民间满译士人群体 |
| 一、满译士人群体的出现 |
| 二、满译对象的选择与受众 |
| 第二节 孟保的满译生涯 |
| 一、孟保其人与满译作品 |
| 二、孟保翻译作品的刊印及流布 |
| 第四章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社会的教育与影响 |
| 第一节 清代旗人学校教育 |
| 一、旗人官学教育 |
| 二、旗人私学教育 |
| 第二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入仕的影响 |
| 一、翻译考试与旗人入仕 |
| 二、翻译选拔考试试题与儒家典籍满译 |
| 第三节 儒家典籍满译对旗人思想塑造——以“话条子”类语料为例 |
| 一、“话条子”类文本的产生 |
| 二、“话条子”所透视出的儒家思想 |
| 第五章 满译儒学典籍在他者中的传播——以达呼尔为例 |
| 第一节 满语文成为达呼尔教育的载体和内容 |
| 一、达斡尔语与满语的差异 |
| 二、满语文在人才选拔中的地位 |
| 第二节 满语文学校的建立与满译儒学典籍的传入 |
| 一、达呼尔官学与私学 |
| 二、满译儒家典籍的传入 |
| 第三节 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与影响 |
| 一、满译儒家典籍在达呼尔中的传播 |
| 二、满译儒家典籍对达斡尔语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满文转写对照表 |
| 二、新旧译《大学》多版本比较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依据 |
| 2.研究对象及思路 |
| 3.研究方法 |
| 4.研究价值和意义 |
| 5.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毛泽东选集》基本概况及其翻译研究 |
| 1.1 《毛选》的基本概况 |
| 1.2 《毛选》出版发行概况 |
| 1.3 《毛选》的外译概况 |
| 1.4 《毛选》的俄译概况 |
| 1.5 《毛选》翻译研究现状 |
| 第二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空缺”现象及其研究综述 |
| 2.1.1 “空缺”的定义及研究现状 |
| 2.1.2 “文化空缺”的概念界定 |
| 2.1.3 “文化空缺”的分类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2 多元系统理论综述 |
| 2.2.1 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
| 2.2.2 多元系统理论与《毛选》俄译研究 |
| 2.3 研究思路之建构 |
| 2.3.1 文本分析路径 |
| 2.3.2 社会分析路径 |
| 2.3.3 整体研究思路 |
| 第三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本中的“文化空缺”现象 |
| 3.1 物质文化空缺 |
| 3.1.1 人称文化空缺 |
| 3.1.2 物称文化空缺 |
| 3.2 制度文化空缺 |
| 3.2.1 民俗文化空缺 |
| 3.2.2 体制文化空缺 |
| 3.3 精神文化空缺 |
| 3.3.1 思维方式空缺 |
| 3.3.2 价值观念空缺 |
| 3.3.3 审美意识空缺 |
| 第四章 《毛泽东选集》“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方略研究 |
| 4.1 《毛选》俄译本翻译方法研究 |
| 4.1.1 文化内涵“共有”:直译法 |
| 4.1.2 文化内涵“相通”:换译法 |
| 4.1.3 文化内涵“缺省”:意译法、注释法 |
| 4.1.4 文化内涵“冗余”:减译法、省译法 |
| 4.2 《毛选》俄译本翻译策略研究 |
| 4.2.1 求真保全,原汁原味 |
| 4.2.2 简明清晰,精确具体 |
| 4.2.3 语言平实,文风质朴 |
| 4.2.4 移形换位,闪展腾挪 |
| 4.2.5 舍“象”取“义”,拨云见日 |
| 4.2.6 因“境”制“译”,文化融通 |
| 4.2.7 化繁为简,减负增效 |
| 4.3 《毛选》俄译本翻译理念研究 |
| 4.3.1 以我为主,坚守底线 |
| 4.3.1.1 以我为主 |
| 4.3.1.2 坚守底线 |
| 4.3.2 内外有别,有的放矢 |
| 4.3.2.1 内外有别 |
| 4.3.2.2 有的放矢 |
| 4.3.3 群策群力,统筹全局 |
| 4.3.3.1 群策群力 |
| 4.3.3.2 统筹全局 |
| 第五章 当年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之审视 |
| 5.1 政治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之影响 |
| 5.1.1.1 国际政治概况 |
| 5.1.1.2 国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1.2 国内政治之影响 |
| 5.1.2.1 国内政治概况 |
| 5.1.2.2 国内政治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 社会文化系统对《毛选》俄文翻译之影响 |
| 5.2.1 文化交流之影响 |
| 5.2.1.1 文化交流概况 |
| 5.2.1.2 文化交流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2 教育发展之影响 |
| 5.2.2.1 教育发展概况 |
| 5.2.2.2 教育发展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2.3 译学思想之影响 |
| 5.2.3.1 译学思想概况 |
| 5.2.3.2 译学思想对《毛选》俄译之影响 |
| 5.3 当年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5.3.1 《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 |
| 5.3.2 《毛选》俄文翻译之探讨 |
| 第六章 当今视角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的重新审视 |
| 6.1 当今时代背景下我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 |
| 6.1.1 政治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1.1 国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1.2 国内政治之变化及影响 |
| 6.1.2 社会文化系统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
| 6.1.2.1 文化交流之变化及影响 |
| 6.1.2.2 教育发展之变化及影响 |
| 6.1.2.3 译学思想之变化及影响 |
| 6.2 当今时代背景下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新要求 |
| 6.2.1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变化 |
| 6.2.2 当前中央文献翻译工作的新要求 |
| 6.3 当今视角下《毛选》俄文翻译之评析与探讨 |
| 6.3.1 俄译整体方略的重新审视 |
| 6.3.2 “文化新空缺”问题之探讨 |
| 6.3.3 “逆向文化空缺”问题之探讨 |
| 第七章 《毛泽东选集》俄译研究的启示与展望 |
| 7.1 《毛选》俄文翻译的历史意义 |
| 7.1.1 《毛选》译着的历史地位不可替代 |
| 7.1.2 《毛选》为世界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 |
| 7.2 《毛选》翻译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 7.2.1 集体翻译的工作方法 |
| 7.2.2 自力更生的顽强作风 |
| 7.2.3 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 |
| 7.2.4 以我为主的翻译原则 |
| 结束语 |
| 1.内容与结论 |
| 2.研究创新点 |
| 3.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Автореферат |
| 附录 I:《毛泽东选集》俄译本“文化空缺”典型翻译案例汇编 |
| 1.物质文化空缺 |
| 2.制度文化空缺 |
| 3.精神文化空缺 |
| 附录 II:编译局版和莫斯科版《毛泽东选集》译文对比研究实录(“文化空缺”翻译案例精选)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5）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内容分析法 |
| 第2章 先人理念:中国仁和的进阶之程 |
| 2.1 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融合选择 |
| 2.1.1 炎、黄、蚩尤的“三国”融合 |
| 2.1.2 禅让故事里的权力公正 |
| 2.1.3 夏、商、周的整体世界观 |
| 2.2 汉朝的均势“和”策略 |
| 2.2.1 汉匈一家的“和”理念 |
| 2.2.2 汉匈共处的“和”策略 |
| 2.2.3 汉匈相争的“有利均势”战 |
| 2.3 唐代:夷狄一体的开放格局 |
| 2.3.1 开放包容的社会意识格局 |
| 2.3.2 广迎宾朋的社会实体格局 |
| 2.3.3 多元融合的灿烂文化成果 |
| 2.4 全球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4.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 |
| 2.4.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他山之石: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 |
| 3.1 “理解他者的理解”:传播之环境适应 |
| 3.1.1 方法:分寸感与“理解他者的理解” |
| 3.1.2 把握两国关系,规避可能风险 |
| 3.1.3 理解传播体制,处好公共关系 |
| 3.2 个人传经与组织布道:传播之主体设定 |
| 3.2.1 弱化组织色彩,淡化文化领导权之争 |
| 3.2.2 树立精英形象,寻求身份认同 |
| 3.3 求同存异,文明互鉴:传播之内容把关 |
| 3.3.1 精神求同,“适应”传教 |
| 3.3.2 内容求轻,形式生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现实压力:国际舆论与中国民间舆论的双重误读 |
| 4.1 民间意识与国家理念的错位 |
| 4.1.1 从2020新冠肺炎疫情看国际舆论对民间舆论的利用 |
| 4.1.2 官方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舆论引导 |
| 4.1.3 民间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意义消解 |
| 4.1.4 常识缺乏下的错位与误读 |
| 4.2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
| 4.2.1 远方的乌托邦 |
| 4.2.2 愚昧的中国 |
| 4.2.3 黄祸论 |
| 4.2.4 中国崩溃论 |
| 4.2.5 中国威胁论 |
| 4.3 被掩敝的国际公共关系 |
| 4.3.1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传受双方母国关系的缺席 |
| 4.3.2 传播模式对传受双方母国关系模式的忽略 |
| 4.3.3 传受双方母国关系被掩蔽的原因探究 |
| 4.3.4 对外文化传播主体的公民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化对外“轻传播”策略 |
| 5.1 “轻传播”的概念探析 |
| 5.2 路径选择:万物自生听的网络社交媒体 |
| 5.2.1 技术基础:“沉浸”泛在的网络信号覆盖 |
| 5.2.2 渠道平台:内容、服务、账号的多维信息超市 |
| 5.2.3 范围特征:人内、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的组合传播 |
| 5.3 实践创新:“轻传播”的效果四律 |
| 5.3.1 注重关注度 |
| 5.3.2 彰显独特性 |
| 5.3.3 扩大接触面 |
| 5.3.4 铺陈情感律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6）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7）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庭训格言》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修身治学思想 |
| (一) 修身处世 |
| 1. 仁善存心,秉承忠恕 |
| 2. 谨言慎行,以礼立身 |
| 3. 诚敬行事,交善远恶 |
| 4. 崇俭讳侈,以勤为本 |
| (二) 治学立志 |
| 1. 立志于道,经史为要 |
| 2. 以诗言志,习修笔墨 |
| 3. 谦虚恒学,研精致思 |
| 4. 体察世务,知行合一 |
| 二、循医养生思想 |
| (一) 修身养性顺自然之道 |
| (二) 饮食起居当节制规律 |
| (三) 骑射锻炼应恒常有序 |
| (四) 身体保健宜涵养于心 |
| (五) 请医用药需遵奉医理 |
| 三、孝道齐家思想 |
| (一) 孝道伦常,至诚至性 |
| (二) 常识礼法,传授子孙 |
| (三) 吉凶异道,福命自求 |
| (四) 役使奴仆,束纵有度 |
| 四、治国理政思想 |
| (一) 敬天祭祀 |
| (二) 施政用人之要 |
| 1. 尚贤修典,身先令法 |
| 2. 处政用人须明察慎取 |
| 3. 仁政民生乃治国之本 |
| 4. 军务遑乱以暇豫外示 |
| (三) 行军方策 |
| 1. 驻营之选址,饮水之标准 |
| 2. 将领之表率,兵纪之章则 |
| 五、思想渊源及特点 |
| (一) 思想渊源 |
| 1. 承继满洲先祖之智慧 |
| 2. 融汇儒道思想之光华 |
| 3. 集合个人经历之精粹 |
| (二) 思想特点 |
| 1. 内圣外王统一 |
| 2. 满汉文化融汇 |
| 3. 中西文化兼顾 |
| 4. 严督亲教结合 |
| 六、影响及局限性 |
| (一) 康熙朝皇子的受教成果 |
| 1. 学问品行 |
| 2. 行政军务 |
| (二) 对清朝后世皇帝的影响 |
| 1. 雍正: 以勤先天下 |
| 2. 乾隆: 以才、寿名史册 |
| 3. 后世皇帝: 多勤勉政事 |
| (三) 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基于综合大学视野的唐代国子监性质及其办学状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综合大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唐代国子监的研究 |
| 三、关于唐代国子监与欧洲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比较研究 |
| 四、现有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
| 一、研究内容 |
| 二、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理论依据与研究思路、方法 |
| 一、理论依据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唐代国子监的建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唐代国子监的建立与发展背景 |
| 一、战乱平息,政治局势稳定 |
| 二、经济复苏,科学文化繁荣 |
| 三、守成以文,文教政策既定 |
| 第二节 唐代国子监的建立情况 |
| 一、唐代国子监的筹备规划 |
| 二、唐代国子监的选址建校 |
| 三、唐代国子监的组织建设 |
| 第三节 唐代国子监的变迁史 |
| 一、唐代国子监的“前世” |
| 二、唐代国子监的“今生” |
| 三、唐代国子监的“未来” |
| 第三章 唐代国子监的综合大学性质分析 |
| 第一节 高级性 |
| 一、政治地位显赫 |
| 二、学术地位尊崇 |
| 三、法律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高深性 |
| 一、课程内容艰深 |
| 二、修业期限漫长 |
| 第三节 专业性 |
| 一、专业人才的需求 |
| 二、专业教育的实施 |
| 三、专业人才的培养 |
| 第四节 研究性 |
| 一、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 |
| 二、研习学问为己任 |
| 第五节 文理综合性 |
| 一、文科 |
| 二、理科 |
| 三、文理综合性 |
| 第四章 唐代国子监的办学状况 |
| 第一节 唐代国子监的招生制度 |
| 一、招生方针与招生原则 |
| 二、招生计划 |
| 三、入学程序及具体实施办法 |
| 四、学生待遇 |
| 第二节 唐代国子监的课程设置 |
| 一、通识课程 |
| 二、专业课程 |
| 三、基础课程 |
| 四、实践课程 |
| 第三节 唐代国子监的教学活动 |
| 一、释奠讲学 |
| 二、教学方法 |
| 三、学生修业年限 |
| 第四节 唐代国子监的教学管理 |
| 一、考试管理 |
| 二、假期管理 |
| 三、学业管理 |
| 第五节 唐代国子监的教师管理 |
| 一、学官的种类、编制及职责 |
| 二、学官的选任 |
| 三、学官的考核与评价 |
| 第六节 唐代国子监的学生出路 |
| 一、入仕为官 |
| 二、继续求学 |
| 三、另谋他路 |
| 第五章 唐代国子监的办学特色 |
| 第一节 国家举办,发展稳定 |
| 第二节 分科授业,精准教学 |
| 第三节 教学周详,主辅兼习 |
| 第四节 恢弘开放,国际特色 |
| 第六章 附论:唐代国子监与中世纪巴黎大学办学比较 |
| 第一节 学科、课程的比较 |
| 一、儒学教育与神学教育比较分析 |
| 二、律学教育与法学教育比较分析 |
| 三、文学教育比较分析 |
| 四、算学教育比较分析 |
| 五、医学教育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办学层次的比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古文渊鉴》概说 |
| 二、研究现状 |
| 第一章 《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历史语境 |
| 第一节 清初理学的复兴 |
| 一、民间对于程朱理学的整合 |
| 二、统治阶层理学思想的推行与确定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八股文的创作 |
| 第三节 康熙的现实思考与个人倾向 |
| 一、康熙皇帝对于《春秋》推崇 |
| 二、对《左传》叙事的肯定 |
| 三、以史为鉴,教化世人的目的 |
| 第二章 《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文本特征 |
| 第一节 众星拱月的版块结构 |
| 一、以“战争”为版块 |
| 二、以“人物”为版块 |
| 第二节 剪裁加工的文章生成 |
| 第三节 旁征博引的注释体例 |
| 第四节 文质并重的评点原则 |
| 一、评点语的整体概况 |
| 二、兼容互补,文质并重的评点原则 |
| 第三章 《古文渊鉴》选录《左传》的内容意蕴 |
| 第一节 《古文渊鉴》选录《左传》的篇目 |
| 第二节 《古文渊鉴》选录《左传》的主题 |
| 第三节 《古文渊鉴》选录《左传》的宗旨 |
| 第四章 《古文渊鉴》评点《左传》的阐释维度 |
| 第一节 察史鉴的阐释倾向 |
| 一、讥“变古” |
| 二、辩战争 |
| 第二节 明经义的阐释重点 |
| 一、崇尊王 |
| 二、明礼治 |
| 三、言君臣 |
| 四、重民教 |
| 五、赞用贤 |
| 第三节 作文章的阐释垂范 |
| 一、对文章章法的评点 |
| 二、对文章技法的评点 |
| 三、对文章风格的评点 |
| 四、对人物的评点 |
| 第五章 《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的价值影响 |
| 第一节 《古文渊鉴》选评《左传》对于清初思想及社会的影响 |
| 第二节 《古文渊鉴》选评《左传》对“时文”之影响 |
| 一、对文章观念转变的影响 |
| 二、对文章创作的影响 |
| 第三节 《古文渊鉴》选评《左传》对《左传》选本和评点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以国为鉴可知未来（论文参考文献）
- [1]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研究 ——以中国“和合”话语为例[D]. 马倩.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唐初“鉴隋”思潮与《隋书》历史叙事研究[D]. 王箬翾. 河北大学, 2021(02)
- [3]清中叶以降儒学典籍满译研究[D]. 王硕.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多元系统理论视阈下《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研究 ——以“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研究为例[D]. 贾一村.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08)
- [5]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D]. 许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6)
- [6]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7]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8]《庭训格言》思想研究[D]. 王娟娟. 青岛大学, 2020(02)
- [9]基于综合大学视野的唐代国子监性质及其办学状况研究[D]. 钟伟春. 湖南师范大学, 2020(12)
- [10]《古文渊鉴》选评《左传》研究[D]. 朱金水. 河南大学, 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