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咸通苗族农民大起义简介

一、贵州咸同苗族农民大起义述略（论文文献综述）

税迪^[1]（2021）在《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唐炯是晚清时期任职于西南地区的一位官员,以知县入仕,官至云南巡抚,一直勤勉任事,颇有声望。唐炯出身镇压太平天国将领之家,受父亲影响,饱读诗书也熟知兵法,在军事上颇有造诣。在晚清变局中,外有列强觊觎,内有农民起义,都为唐炯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使其得以屡获战功,受到骆秉章、丁宝桢、刘蓉、左宗棠等多位地方大员的赏识。咸丰初年,西南地区的官员贪赃枉法,压迫百姓,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咸丰九年,李永和、蓝朝鼎揭竿而起,当时的唐炯还只是一位知县,便已参与到对义军的作战之中。在战争中,唐炯独自入义军营谈判,固守绵州数月,都显现出了胆识和魄力,在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作战经验。同治元年,从天京出走的石达开一路向西挥师入川,唐炯深谙太平军的用兵规律,参与了围堵石达开的行动,逐步受到骆秉章的赏识。咸同之际,贵州苗族群众高举义旗,汇合黄、白号义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咸同大起义。唐炯作为四川官员也奉命率部援黔平乱,克复了不少久攻不下之地。同时他收复失地之后的善后措施,也对贵州社会生产的恢复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光绪年间,唐炯经清流举荐升任云南巡抚,参与对法战争,然而陆路首战的失败却令他卷入舆论漩涡之中,受到诸多攻讦与质疑。山西之役的失败最终被利用成为发动甲申易枢的借口,引起了晚清官场的一次大震荡,对晚清政局的走向造成极大的影响。唐炯半生戎马,其仕宦生涯大半可谓皆在东征西讨,也因战功步步升迁,却屡次因军队之间派系斗争严重、官员内部倾轧遭到弹劾革职,亦可见这一时期西南地区的动荡以及官场政治斗争的激烈。

王晓辉,董强^[2]（2019）在《从玻利瓦尔到张秀眉——全球史视野下咸同年间张秀眉起义原因新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855年在贵州清水江流域爆发的张秀眉起义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16-19世纪大量美洲白银流入我国,并形成了一个白银流通的全球网络,西南腹地的贵州清水江流域也涵盖其中。1810年在玻利瓦尔的领导下,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爆发。受此影响,世界白银产量急剧下降,我国在嘉道年间也出现了银贵钱贱现象。银贵钱贱对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贸易造成巨大冲击,这一点在地方志和本地契约文书中均有体现。银贵钱贱导致当地贸易陷入萎靡,上游苗族民众生活日益困顿。在此情况下,台拱厅官吏逼迫苗族民众用粮食折换白银上缴红银,造成民众负担加倍。苗族民众被迫挖祖坟获取银饰缴纳赋税,由此造成官民矛盾激化,并终至1855年张秀眉领导的苗族民众大起义的爆发。

李储林^[3]（2018）在《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处贵州省东南部,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苗、侗、汉等多个民族在这里大杂居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自古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就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研究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可以总结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特点和规律以及民族政策的得失,也对今天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共生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明清时期黔东南苗疆地区汉苗之间的民族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文献梳理以及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明清黔东南地区苗汉关系进行了“交流——互动——融合”的递进式深入分析,并就主体文化的主导作用、苗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本文分如下几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现实意义;对相关的重要概念和本论文的理论基础进行诠释;对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研究动态进行总结;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对黔东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人口状况进行介绍,概括黔东南地区历史行政区划变迁;阐明苗族的族源和迁徙入黔东南成为主体民族的大致时间;阐释黔东南苗族的自称和他称,因为族名的自称和他称是进行民族识别和认知的重要依据;介绍明清时期黔东南苗族的社会发展概况以示其变迁:阐明主要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明以前黔东南地区较其他黔地受汉文化影响更少。第二章表明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文化接触碰撞的开始,即交流的产生,族际关系的构建。首先总结中央王朝通过土司制度、屯军制度、改土归流和开辟苗疆等一系列的措施打开了黔东南苗疆封闭的大门,汉人移民渐次涌入黔东南地区,由熟苗区而生苗区,由少而多。其次阐明汉人进入苗疆后与苗人形成了杂居之势,其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也随着王权和汉人的递进而递进。然而总的说来,明清时期黔东南苗疆依然是“苗多汉少”。苗疆大门打开之后,苗汉之间始站在同一时空的接触面上,不可避免的展开交流,苗汉族际关系由此而构建并展开新的篇章。第三章说明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接触交流开始后,如何展开互动,即苗汉之间族际关系的具体表现形式。首先,于王权和苗疆之间的关系。“开辟新疆”后,黔东南苗疆地区已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政治方向从“征服”苗疆改为“防控”和治理苗疆,这是统治上层和苗族群的政治互动,对苗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于民间来说,苗族群和汉族群之间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上都展开了全面的互动,最深入的影响和突出的表现是苗文化受汉文化影响而发展的变迁。再次,互动的激烈表现形式来自苗汉之间的隔阂、纠纷和冲突以及更加激烈的苗民起义。激烈的互动形式势必给族际关系带来更加深刻的影响。第四章阐述了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族际间由交流和互动带来的结果——民族融合,说明苗汉民族融合的三种形式:汉人苗化、苗人汉化以及苗汉融合为“他族群”。探究了苗汉互相同化各自的原因,总结了明清黔东南苗汉融合的特征,即汉人苗化多,苗人汉化少;汉人苗化显,苗人汉化隐;汉人呈现个体苗化,苗人呈现整体变迁;苗汉融合为“他族群”出现在熟苗区。同时说明在汉苗的融合过程中,族际之间的婚姻关系呈现出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汉人苗化和苗人汉化通常是通过缔结婚姻关系来实现的。第五章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主体文化的主导作用、苗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入手进行了思考和探讨。结语对明清以来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的发展线索和中央王朝的治苗措施的优劣进行了总结和思考。对现阶段的苗汉民族关系以及苗族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反思和展望,最后反观了当代的民族关系及族际关系的发展前景。

李明勇^[4]（2018）在《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研究（1840-1911）》文中研究指明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最为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它使社会获得了自身的基础,同时也助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人类传播活动中,必然要借助于一定的传播媒介。传播活动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技术的发展。晚清时期,图书成为了贵州社会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它的传播活动在贵州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课题以文化传播学的视角,从传播环境、刻书机构、刻书内容、流通方式、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活动在近代贵州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图书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的现实活动,它不是孤立的、封闭的社会活动,必然要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诸多的传播环境中,图书传播活动与当时以政治、经济、文化所构成的社会环境和以印刷技术、造纸工业、驿传系统构成的媒介技术环境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晚清时期的传播环境对当时图书传播活动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从历时性视角来看,晚清时期贵州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快速发展、宽松的出版制度、媒介技术的改进、驿传系统的建立、以及“改土归流”政策的进一步施行等方面都为当时图书传播活动提供良好的传播环境,有利于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和文化市场的形成。但从共时性视角来看,贵州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媒介技术方面都极其落后,又民族成分极其复杂,苗多汉少,语言不通,这样的传播环境又严重制约着图书传播活动的开展。晚清贵州图书传播活动在复杂的传播环境的影响和制约下,整个图书传播活动呈现出自身的特点,本文第二、三章就是对这些特色进行全面的深入的归纳和分析。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出版机构有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刻书系统。在官刻系统中,主要刊刻经典文献、地方志书以及一些管理制度相关的书籍,由于具有一定的经济支持,刻本质量较高;在私家刻书系统中,主要是一些文人和官宦个人出资,要么刊刻自己作品和经典文献,要么刊刻乡贤着作,所刊刻之书一般校勘精细,用纸用墨较为讲究,有不少精刻本;而坊刻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它们主要刊刻文化市场需求较大的、实用性和通俗性书籍,而在用纸用墨方面不讲究,常采用低劣纸张,因此质量普遍不高。纵观晚清时期贵州刊印之图书,与贵州以往的刻本来看,呈现出图书内容丰富、刻本质量参差不齐以及丛书刊刻等方面的特征;而与同时期周边省份的刻书来看,呈现出刻本篇幅普遍较小以及字体圆润、质地柔软而颜色偏暗的特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流通方式涉及到图书交易、藏书、文人传播以及传抄借阅这四个方面。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交易主要有刊售合一的坊刻、专门售书的书铺以及贵州文人的省外购运这几种形式;而藏书包括学宫藏书、私家藏书和书院藏书,这些藏书很好的起到了文献传承的作用,成为了书籍流通的特殊方式。在交通不便的贵州社会里,文人传播也成为了图书流通的一种方式,既有文人之间的相互赠予,也有客籍文人的输入和本地文人的输出。由于贵州书少价昂的现实,传统的抄书形式依然大量存在,而随着印本书的增多,藏书思想变得开放,图书的借阅活动开始频繁,并出现了现代的图书流通形式。图书传播活动经过生产和流通环节之后,便进入到图书的消费环节阶段而被受众所接受。本文第四章则是对晚清时期图书传播的受众（包括受众类型、受众接受动机以及受众特点）的研究。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受众类型主要有文人雅士、科举士子和普通识字家庭,但他们各自在消费图书时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文人雅士更多是出于文化继承和文化再生产的接受动机,科举士子则更多表现为对仕途的追求而读书,而普通识字家庭却更多以实用性为其目的。这些众多的图书受众,从地域分布来看,他们主要集中在交通要道附近的府州县;从受众的成员构成来看,具有多民族的特点;从受众籍贯来看,主要是以移民为主的家族、师友群体。本文第五章总结分析了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广泛传播对贵州近代社会文化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晚清贵州图书传播活动对受众产生的传播效果一方面是通过受众的评价体现出来。受众评价包含了图书内容的及时性评价和延时性评价,以及对图书版本的评价;而另一方面则是图书对受众在感知、情感、行为三个层面所产生的作用呈现出来,主要体现在知识群体的崛起、经世致用思想观念的自觉以及救亡图存活动践行诸多方面。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广泛传播加快了知识的社会化程度,同时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重塑着贵州的文化生态,并提倡科学与民主,成立各种学会,创办各种报刊,进而助推着贵州社会文化的变革。在结语中,本文提出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活动不仅实现了贵州的文化继承和文化再生产,促进了贵州社会的文明进程,而且还通过对受众思想、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助推着贵州近代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为当下贵州的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

聂迅^[5]（2016）在《清代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的区域演进与历史进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治理”是当下学术界研究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2013年末,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对“国家治理”的含义作出了重要阐释。随后,该研究得到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领域诸多学者们的广泛重视。本论文以历史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今天的国家治理与历史时期一脉相承,“治”与“理”二者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带有国之治乱与国之管理的含义,是国家对地方治乱之后管理制度的建构及政策方针的实施。为此,本论文选取清代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这一时段的特殊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从三个角度探讨了清代滇东南区域国家治理的进程：行政区划的建立、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层层递进。首先,国家在进行改土归流以后,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设置,仿照内地的城市格局设治、筑城、挖池,还有学校、仓廒、养济院等公共设施,标志着国家行政权力的进入；其次,为保障日常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及稳定边疆民族社会,作为清代国家常备军之一的绿营兵正式驻防,并在各道路交通节点设置了汛、塘、关、哨、卡,形成了严密的军事布防网络；再次,鉴于边疆民族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复杂性,清朝政府一方面将内地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移植与模拟至该区域内,另一方面适当保留了部分民族社会结构,将其与内地基层组织结合形成共同治理,并逐渐发展农业、开采矿产资源,正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此外,地方政府还努力发展文化教育与公共事业,增强了边民的国家认同感；最后,当晚清滇东南遭遇法国殖民者的入侵面临边疆危机之时,特别是涉及界务纠纷时,从中央政府到封疆大吏能够做到寸土必争、守土有责,体现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强烈责任感。概言之,本文以清代滇东南区域作为研究的特定时段和区域,从行政区划的设置、边疆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这三个专题作了探究。虽各有侧重,但主要是从行政、军事、社会来讨论国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进程,指出清代完成国家建构和边疆治理是通过“治乱”（武力平定与统一）——“理正”（恢复民族社会秩序）——“善后”（全面建构边疆治乱制度体系）——“一体化”等几个阶段；通过对改土归流后边疆筑城运动以及边疆城市的内部格局特点研究,探讨了国家治理机构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地理演进特点和历史进程。国家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以此来不断消融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达到二者一体化的进程,从而更有利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繁荣。

梁初阳^[6]（2015）在《岑毓英治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岑毓英在近代中国西南地区经营近卅载,中间经历了马嘉理事件、中法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云南乃至中国近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对岑毓英治滇历史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发展变化历程。然而由于曾经受到一些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对这一段历史的探讨不够深入,致此研究领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论文采取是否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民族包容为新的评判标准,通过创新理论、改进研究范式和拓展研究领域等手段,对这段历史深入探讨。咸同军兴时期,云南地方矛盾尖锐,各地民变不断,加之主政大臣畏缩逃避,地方武装割据纷争,乡勇团练残暴横行,地方统治秩序混乱,民众生活痛苦。岑毓英经过苦心经营,重新统一地方政局,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并在这一过程中奠定其西南主政者的政治地位。岑毓英主政西南期间,努力振兴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他通过恢复学校、开科取士、增加中举名额以激励士子;他还尽已所能将战乱中被毁坏的文化设施如文庙、书院、祠宇、寺观、牌坊等一一修复。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把战乱之余的民众团结起来,凝聚人心,重新竖立云南地方精神,为其治滇的一大特色。岑毓英在云南民生的恢复和发展上,始终坚持“与民休息,培植元气”的方针,他顶住压力,不顾政绩,数次上奏清廷请求减免云南地方田赋和盐课,直至其病逝于云贵总督任上,云南全省每年的田赋没有征足咸丰以前的数额,盐课中的杂捐也没有恢复征收,使战后云南残破的经济得到一定程度恢复;在主持恢复云南铜业开采过程中,他坚持随行定价,拒绝执行清廷制定的官价征收政策,避免铜贱伤民;他还力主裁革夫马弊政,减轻滇省民众负担。这些措施对云南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有深远影响。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掀起殖民浪潮,其中英、法殖民主义者在南亚东南亚积极扩张势力,越南和缅甸逐步沦为其殖民地。岑毓英领导云南地方军民积极经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通过抚绥土司达到用固藩篱的目的。“马嘉理案”使岑毓英含恨去职,他在中国西南边疆的经营被迫中断,此事件更坚定其抵御西方列强势力入侵的决心。再督云贵后,岑毓英更为沉着老练,在处理“浪穹教案”的过程中,他采取特别措施,保护了一大批反抗外国传教士暴行的地方民众。岑毓英在迤南调解纳楼土司内斗,设四土舍分而治之,有效化解民族内部矛盾,恢复地方生产生活秩序,使百姓安居乐业,赢得地方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由于云南地方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相关问题上处置得当,赢得了民心,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转化为对外来侵略者的仇恨,中法战争及滇越划界期间,云南边疆地区各族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不仅阻止了法国侵略者的进一步入侵,还力图通过武装斗争力图收复清政府划界中的失地。当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岑毓英慨然请兵,入越抗法,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达到其个人事业的巅峰。滇军在越南战场上与强大的法军对垒,通过更新武器装备,采用新的战略战术,应用电报获取战场情报,锻炼了以丁槐为代表的一批将士,使滇军战力大幅提升,最终力挫强敌,扬威域外,滇军也在战争中初步完成近代化转变。此时期岑毓英还在云南兴办近代工商业,架设电报线,开启了云南地方社会的近代化历程。中法战后,英国紧接着发动第三次英缅战争,将缅甸完全吞并,其侵略势力直逼滇西边境。随着越、缅的沦亡,中国西南地区藩篱尽失,堂奥洞开,云南也成为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进入中国内陆的滩头阵地。为应对滇边潜在的国防危机,岑毓英积极经营,他在滇边战略要地十洲三猛、都竜及三蓬等处积极经营,或勘界立碑,或驻军防守,用实际行动支持地方民众回归祖国的正义要求。在中法勘定滇越边界过程中,岑毓英事先搜集边境地区的情报资料,在谈判中赢得主动,迫使法国方面按图定界,其构筑滇南国防优势的目的得到部分实现。岑毓英建设国防主张在滇越划界中的实践,与今天滇越边界走向的形成有重要关联。岑毓英还通过设置临安开广道,加强滇南边境地区的管控。岑毓英在裸黑山地区积极经营,进行改土设流,通过镇边直隶厅的设置,强化了中国在此地区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存在,使英国殖民者借口此地曾经两属而企图出兵侵占的阴谋破灭,对后来滇缅边界南段的划定产生重要影响。岑毓英在晚清云南地方的经营,符合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建设巩固的西南边疆有重大贡献。

袁轶峰^[7]（2012）在《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指明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曾是历史研究领域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们对清代苗民起义研究成就斐然。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论着多为具体史实的罗列和阐述,缺少理论的色彩和分析;另一方面,对个案的研究得不够深入,研究方法单一。国外学者主要表现在:日本学界的"地域社会论"缺陷是缺乏关照国家层面与地方社会的双向互动,难以从总体上理解中国;美国的研究过于强调"社会科学化",过于理性、过于功能化地探讨地方社会的研究方法往往容易停留于浅表的层面,并难以全面地把握历史过程本身。通过回顾苗民起义研究成果,其焦点主要聚集在对苗民起义的性质的界定问题上。过去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显然是不够的,而应回归到历史的本位,从更广阔的视角,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苗民起义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关系。综合所述,有关苗民起义的研究完全可以重新研究,也完全可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何圣伦^[8]（2011）在《苗族审美意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苗族是我国人口较多,分布地区较为广泛,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由于其原始的宗教意识、民族迁徙的历史经历以及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这个民族形成了复杂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这些独特的文化影响了苗族人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的方式,从而形成了苗族独特的审美意识。首先,苗族万物有灵观念导致其巫神文化的产生,影响了苗族人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也从精神空间延展了苗族人眼中的现实世界。其次,苗族族群支系众多,各支系在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具有个性特征的亚族群文化,丰富了苗族审美文化的内容。第三,苗族在迁徙历史中与其他民族有过融合与分离,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有被动的接受也有主动的影响,这种文化上的交流,进一步造成了苗族审美意识的复杂性。本文在丰富的苗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对苗族的审美意识进行梳理。力图从美学、人类学角度入手,对影响苗族审美意识的各种因素、苗族审美意识的内涵及其表现进行研究,利用比较的方法来突出苗族审美文化的独特性,最后还对民族审美意识在苗族民间艺术中的体现进行了整理。首先,影响苗族审美意识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苗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广泛分布是导致苗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苗族悲壮的迁徙历史不但决定了苗族审美意识的基本特点,还促进了苗族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上的交流,丰富了苗族审美文化的内容；苗族偏僻、恶劣的生存环境是苗族万物有灵意识产生土壤,苗族尚力、神秘、狞厉、阴柔等美学范式都与此有密切的联系；而苗族先民较为原始的直觉思维、简单类比思维是他们认知世界最重要的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苗族审美主体的心理构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而也影响了苗族艺术的创造。其次,从构成苗族审美意识的基本因素看,崇生意识、真善意识、生态意识和神巫意识是其主要的内容。崇生意识源于苗族的泛生命观念,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影响了苗族审美活动中的主客体关系,苗族人赋予自然对象的人格化精神,以及苗族人对人本身作为观审对象的客体意义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苗族审美意识的独特性。真善意识是苗族人对人生存意义的价值目标,当生命的生存与繁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人们的观察视野时,苗族人以真和善的标准来评价要求每一个苗族生命个体,并将这种标准作为一种伦理美渗透到苗族的五缘文化之中。生态意识则体现了苗族先民在长期迁徙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人与他人的和谐关系以及苗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神巫意识来自苗族的原始宗教,在各种充满真与幻的宗教活动中,苗族人具有创造性的形象思维赋予了苗族民间艺术神秘性,使其体现出一种神奇的迷幻美。第三,从苗族众多的民间艺术看,丰富而复杂的苗族审美意识集中在尚力、阴柔、繁复、拙稚以及狞厉等美学范式之中。尚力对于长期因恶劣生存环境和外族压力而十分压抑的苗族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理想。通过各种宗教仪式和民间艺术来提升、鼓动现实中生命的力量,也是委顿、抑郁的苗族个体生命的发泄。如果说尚力之美是苗族人的理想表达的话,那么阴柔之美则是他们生活现实的一种体现,苗族生活中残留的母性崇拜、内敛的性格以及苗族民间艺术中平顺柔性的风格体现了与尚力相对的阴柔之美。长期贫困的生活现实是苗族人逐渐形成了以多为美、以富为美的习惯,他们往往将这种标准贯彻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服饰中以银饰的多、形状的大为美,以披肩、胸兜、围腰、腰带等配件上绣花的密集为美,以刺绣中纹饰结构的复杂为美,这就是苗族繁复的美学范式。苗族拙稚之美是指一种自然、朴素和单一的美,在苗族先民的生活中,诸如宗教仪式、民间歌舞、服饰制作等民间技艺在苗族先民看来不一定是一种艺术行为,而是他们生命意志的直接表达,当然,当时能够运用于民间艺术创作上的技巧本身是有限的。狞厉的基本意思是凶恶可怖,苗族狞厉之美主要表现在宗教仪式和苗族人对自己身体装扮之中,他们试图通过一种可怖场面和凶恶的身体扮相来获取自然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苗族狞厉之美表现了他们的图腾崇拜和宗教感情。从苗族审美意识的具体体现形态看,苗族审美意识中驳杂甚至充满矛盾的各种因素都并存于这些苗族民间艺术之中。在苗族史诗和故事传说是苗族最重要的文化传播渠道,同时也体现了苗族先民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追求,其中最突出的是口传叙事具有非理性的叙事之美。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物质载体,对苗族历史的记载和对苗文化的传播使其具有凝重的风格,而苗族服饰结构的简单与细节处理的繁琐、服饰主体简单与配件的繁多等充满矛盾的特征,体现了苗族服饰美学意义的复杂性。可以说,苗族仪式就是苗族人的生活方式,无处不在的仪式具有原始戏剧的表演特征,体现了一种神秘奇幻之美。苗族歌舞是民族审美意识的形象表达,从表现的内容和情感看,苗族歌舞集喜和悲于一体；从表现技巧看,苗族歌舞将粗犷与优美的风格相融。苗族审美意识体现在苗族的宗教仪式、衣食住行、人际交流等各个方面,是苗族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与这种古老的民族文化一样,一方面具有丰富多彩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具有驳杂甚至矛盾的特点,为当今普遍性的审美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意义。

娄自昌^[9]（2010）在《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文中提出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的迁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主要是苗族卷入其中的乾嘉起事、"咸同变乱"引发了苗族的大规模迁徙。就经济原因而言,一方面,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使得相当一部分苗族人口长期处于向西南迁徙的状态,以不断寻找新的可耕地;另一方面,玉米的引进和推广使得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尚未开垦的广大山区半山区成为可耕地,不断吸引着大量苗族人口迁徙而来。

马国君^[10]（2009）在《苗族历史文献及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苗族历史悠久,文献纷繁,研究者甚众,长期以来国内外研究着述皆没有得到学界系统的梳理、总结、分析,以致给民族史学、苗学研究留下了诸多遗憾。从国内外有关苗族研究两根主线出发,拟对历史时期苗族研究脉络做一系统的整理探讨,以服务于当前我国民族史学、苗学的研究。

二、贵州咸同苗族农民大起义述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贵州咸同苗族农民大起义述略（论文提纲范文）

（1）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2）从玻利瓦尔到张秀眉——全球史视野下咸同年间张秀眉起义原因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3）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研究（1840-1911）（论文提纲范文）

（5）清代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的区域演进与历史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岑毓英治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8）苗族审美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政治与经济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10）苗族历史文献及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四、贵州咸同苗族农民大起义述略（论文参考文献）

• [1]唐炯的仕宦生涯 ——以军事活动为中心[D]. 税迪.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从玻利瓦尔到张秀眉——全球史视野下咸同年间张秀眉起义原因新探[J]. 王晓辉,董强.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9(03)
• [3]交流、互动与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民族关系研究[D]. 李储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4]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研究（1840-1911）[D]. 李明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5]清代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的区域演进与历史进程研究[D]. 聂迅. 云南大学, 2016(12)
• [6]岑毓英治滇研究[D]. 梁初阳. 云南大学, 2015(06)
• [7]二十年来清代苗民起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袁轶峰.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02)
• [8]苗族审美意识研究[D]. 何圣伦. 西南大学, 2011(09)
• [9]18世纪末～20世纪中叶苗族向滇东南和中印半岛北部迁徙的政治与经济因素[J]. 娄自昌. 文山学院学报, 2010(01)
• [10]苗族历史文献及研究述评[J]. 马国君. 怀化学院学报, 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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