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初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一、试论21世纪初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李燕冰^[1]（2021）在《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环境的时空演变及演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积极推行以美日印澳为主体的“印太”战略,不断升级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积极渲染“中国威胁论”,使得印度对中国持有怀疑态度,担心印度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影响力被中国所削弱,各方力量的博弈加剧了大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国际地缘不稳定因素增加,国际地缘结构发生了巨大地改变,导致国际地缘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南亚、东南亚交汇的地带出现了新的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中印缅交角地区。在此背景下,解析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环境,为中国客观评估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地缘环境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制定合理的地缘战略提供科学支撑就显得尤为重要。本论文基于大国地缘战略交汇的空间视角,构建跨边境区域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解析思路和分析框架,刻画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变过程。从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与时空观,结合史料,系统刻画与剖析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环境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地理观念质性研究为主轴辅以量化分析研究中印缅交角地区的地缘环境,并论证时空上的相互匹配与表里关系。中印缅交角地区的地缘环境时空演变进程按照大致划分为古代阶段、近代阶段、现代阶段三个时期。研究发现:（1）中国与东南亚,南亚陆上接壤、海上相通,能够通过陆地和海洋两种媒介与之发生地缘互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殖民者对中印缅交角地区的入侵,殖民者根据自身利益塑造地缘体的形态和地缘关系,忽视中印缅交角地区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割裂其固有的内在联系,为现代东南亚、南亚国家国内外种种政治争端留下隐患。（2）大国间在中印缅交角地区的博弈将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导致主观建构型的地缘关系主导作用较大,而国家间竭力消除相互间的隔阂,推动利益相互交汇产生的因果型地缘关系受建构型地缘关系的影响,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在地缘政治关系不稳定的情况下,地缘经济关系受波动。（3）建构作用下,美国对印度实行“拉拢”,印、日、澳有借“亚太”之势,实施对冲中国战略,提升各自国家在地区的影响力,大国间在中印缅交角地区激烈竞争。因果作用下,缅甸介于中国与印度两大战略力量的地缘缓冲区,对外依赖程度高,同时中、印两国对缅甸都有经济、军事等的利益诉求,缅甸战略地位上升,卷入到区域或全球大国的对抗中,增强了面对外部因素的暴露性。（4）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本身由于地理位置形成的空间表层结构和领土争端、通道竞争、文化冲突等表现形成的物质、理念过程的深层结构相融合,既在内部深刻分裂,又夹在地缘战略板块的大国竞争中。地缘博弈加剧,不断瓦解原有的地缘秩序,在相互博弈中建立新的动态平衡。通过对中印缅交角地区历史与现状的地缘环境解析,得出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演化的综合机制。一方面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是大国战略演变的基础,外部环境通常是指局部战争和各种自然灾害,使得大国关系、区域关系在战略认知、政策调试和国际规则等方面变得更加复杂多变,阻碍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世界的平衡发展,给国际地缘环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内部环境通常指国家观念、主体间关系等要素综合对参与主体战略决策产生影响。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相互作用推动下,形成演化的根本动力是大国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主体间的关系是影响地缘战略决策的重要因素,行为主体一旦发生改变,那么地缘战略决策也要进行相应地调整。主体间性的“自我”与“他者”体现出来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交互关系在同一国家面对不同的地缘区位价值的不同,会出现地缘战略发生相应地变化。另一方面直接动力是大国地缘安全与利益,国家行为主体会在不同时期国家利益的驱动下调整地缘战略,主动服务于国家利益。间接动力是交角地区地缘区位变化,在共同力量的推动下,产生新的大国地缘战略交汇区。冷战以来,中印缅交角地区内国家间的地缘环境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交角区内各国不断进行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的竞争与较量,印度洋逐渐成为海洋的“心脏地带”,缅甸成为大国战略交汇区,大国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演化的根本动力,国家间地缘战略具有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对地缘战略的建构具有导向的意义。大国地缘安全与利益是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演化的直接动力,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及时调整地缘战略。由于国家地缘战略的调整带来地缘战略大国地缘战略在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理空间上交汇,导致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区位发生变化,地缘区位价值上升,成为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环境演化的间接动力。最后,通过准确把握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环境,厘清中印缅交角地区历史、地理、人文、民族、宗教等关系,以中国视角提出构筑全面性、协调性、连续性地整体地缘战略的思考,即:中印缅交角地区各国间彼此应增强战略互信,以彼此间地缘安全为导向,在政治上互信互助,在经济上谋求国家间、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共同助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马燕宁^[2]（2021）在《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俄罗斯外交以其强硬的风格而备受瞩目,“扩张”被认为是俄罗斯历史的主旋律。可细查历史,在俄罗斯外交中亦不乏“韬光养晦”的案例。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俄罗斯外交中的规律,其核心问题是俄罗斯外交中的“扩张”“收缩”现象是否以周期呈现,如果是,则导致这一规律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了解这一规律对理解当今俄罗斯外交的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引入周期理论作为认识论的基础。线性历史观一直是历史研究中的主流,而以周期视角观历史则更多将注意力放在历史中定期重复出现的现象。在人文社科领域,经济学是最早并卓有成效得引入周期概念并发展出经济周期理论的学科。随后,这一研究成果被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出了国际政治周期,进而出现了外交周期的概念。外交周期是指国家对外政策与行为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呈现出的重复性规律。周期理论为解释俄罗斯外交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9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外交史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俄罗斯外交史中存在四个周期,并以“积累—扩张—收缩”三个阶段交替演进。在扩张阶段,对外行为能成功达成向外扩张的目标,主要表现形式为领土扩张、战争胜利、外交强硬、对海外事务有强烈兴趣等。在收缩阶段,对外行为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往往伴随着战争失利、领土丧失、外交温和等现象。积累阶段介于扩张与收缩之间,可被视为扩张阶段的前奏,主要表现为战争时胜时败、收复失地、扩张速度较慢等。对俄外交周期的划分主要依据的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定性分析,而对领土面积历史变迁、战争数据的定量分析,既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定性分析的结果,也进一步从细节上带来了新的发现,比如俄罗斯在东、南、西三个方向上不同的扩张进程。俄罗斯外交周期的形成主要与其国家实力有关。外交的“积累—扩张—收缩”大致与国家政权兴替的“兴起—繁荣—衰亡”周期相一致。但也并非绝对,历史上的改革时期通常伴随外交上的收缩现象,这为周期增添了小幅波动。世界经济也对俄外交产生影响:在世界经济的上行期,俄外交中往往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收缩现象,在下行期更普遍的是扩张现象。这是因为作为世界经济主要推动力的重大技术创新在俄罗斯发生的时间晚于西方国家,而造成技术滞后的原因主要是俄国内问题。俄罗斯文化在历史中呈现的“冲击选择—独特文化形成—文化自信”的周期规律与外交周期相对应,从政治文化角度揭示了外交周期产生的原因。

李黎明^[3]（2021）在《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文中研究说明自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恐惧叠加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所产生的敌意,演变成为自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对中国最为严厉的遏制与打压。中国若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应对美国霸权问题,在理论上应当深入地探讨自新航路开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霸权兴衰的规律,这样既可以更加清晰、全面地认识今日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霸权的实质,也可以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崛起提供经验。所谓霸权兴衰的规律,核心问题主要包括三个:霸权的定义、霸权国家的认定及其周期,以及霸权兴衰的动力。迄今为止,学术界针对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研究中都强调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获取资金的效率是影响霸权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学术界未能完全解释的问题是,成功兴起的霸权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相对于挑战霸权失败的西班牙、法国,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根源是什么?债务有两个基本维度:利率与期限。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高的具体表现是,可以筹集到低利率、期限长的资金,而西班牙、法国则需在更短的期限内为债务付出更高水平的利率成本。同等金额的利息支出在不同利率和期限条件下对应的债务总额也不同,低利率、长期限相较于高利率、短期限,意味着债务融资体系效率更高的国家可以以更小的成本支出在争霸战争中获得更大规模的债务资金支持。深层次而言,影响债务利率与期限的一般因素是债务契约所规定的抵押物与债务人的信用,国家债务的特殊性在于要么债权人难以执行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要么缺少抵押物,决定利率与期限水平的只能是国家作为债务人所表现出的信用。故荷兰、英国、美国相较于西班牙、法国在霸权兴衰过程中具有更高的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效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之别。本文将国家信用的主要概念界定为:由国家实力、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市场三个层面的要素,共同构建了一个为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提供信用担保和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国家债务融资体系所发行的信用票据,因国家信用担保而受市场信任,并且在信用票据流转的系统内持续、稳定地发行、流通以及被偿付、贴现。因此,国家信用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受市场信任,进而获得巨大、稳定的信用融资能力。本文主要从国家信用的逻辑视角出发,重新阐释了国家债务融资体系对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兴衰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当今美国霸权凭借国家信用,利用美元霸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进行债务融资、向全球分摊其霸权成本的行为实质,解释美国霸权现阶段是否真的衰落以及未来可能衰落的路径。在荷兰霸权兴起的过程中,荷兰、西班牙两国公债融资体制的绩效差异对双方战争、两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荷兰的公债体制,可以有效地为争霸战争融资,刺激经济与金融市场发展;西班牙则深陷于公债资金成本高昂—金银资本外漏—公债破产—战争失利的恶性循环。同时,西班牙的经济与金融市场在公债偿还与破产导致的金银资本外漏和税负不断加重的大环境下,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大国。荷西公债绩效差异的根源,在于国家信用的优劣。荷兰国家信用的卓越,离不开荷兰的财富、联省自治政体、以间接税为主的财政体系和阿姆斯特丹银行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为荷兰公债的偿还与流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西班牙落后的经济发展、国王专制的政体、低效的税收体系以及被抑制的金融市场则对应着低劣的国家信用,使得其公债发行、偿还与流通格外困难。自17世纪晚期开始,荷兰因军事压力、税收改革受阻以及财政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导致偿债开支在财政开支中的比重过大,国家信用开始低落。伴随着荷兰公债体制筹集资金的能力下降,荷兰霸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英国霸权崛起的最重要阶段,应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至1763年英国历经七年战争战胜法国这一历史时期。18世纪后半期开启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英国工业实力的快速增长,只是巩固了其已经建立的霸权地位。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法国相较,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期英法霸权竞争的关键时段,英国实力没有绝对优势。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法国并持续崛起,依靠的是特权垄断公司创造的财富、高效的国家化财政体系、制度化的国债市场、独立的中央银行以及海洋国家的战略安全性等因素所共同支撑形成的卓越国家信用。它确保英国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持续、稳定地为英国与法国近百年的争霸战争筹集源源不断的资金。同时,国债的大规模顺利发行和高水平的国家信用,还对英国经济与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的正向效应,推动了金融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顺利开展。与英国不同的是,由于法国专制王权势力强大、财政改革迟滞以及中央银行缺位,其国家信用处于较低水平,法国依靠债务融资获取的资金成本过高,进而使得法国无法在长期战争中筹集到足够的所需资金。结果不仅导致争霸战争失败,而且因此出现的短时沉重的偿债负担以及为减债实施的人为通货膨胀性质的公开市场操作,严重滞后了法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至于英国霸权走向衰落的原因,同样可以从国家信用的视角找到根源。一战期间,为作战和支持俄国等盟国,英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主要债权人是美国）和英镑超发贬值,国家信用透支严重,导致英国经济、货币政策的制定与运行开始受到制约。一战后,为勉强维持英国霸权秩序下的重要公共产品——金本位制,英国采取了财政赤字+货币投放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引发大量经常账户赤字+黄金外流。因此,二战前,英国的国家信用在经济衰退与债务膨胀的打击下已经逐渐弱于美国,资本流出严重,并大量转移至美国。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作为一个人为设计出来的国家,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很早就认识到国债融资与国家信用对国家兴起的关键性作用。美国国债的历史,起源于大陆会议在独立战争期间为筹集战争经费向国内和荷兰、法国等外国发行的债券。国家信用的初步确立则主要得益于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对于国债及国家信用作用的认知与重视,他鼓励制造业发展、整理合并国债、设立美国第一银行等创举,初步奠定了美国国家信用的优良传统。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是美国霸权崛起的关键阶段,不断上升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金融实力背后,均体现了国债与国家信用的重要提升效应:为工业革命与经济增长提供充裕且成本低廉的资金;为金融体系的形成与扩张奠定基础和提供刺激;为美国参与历次战争筹集军费。在现阶段,通过向世界发行美元,为其贸易、财政的双赤字融资的美元霸权是美国霸权的核心权力资源。美元的本质是国家信用的资本化,国家信用是美元霸权有效运转的根本支撑。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本质上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而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及时向世界开放了国债市场,并通过包括提升美元资产价值及其安全性、流动性,以及积累资本项目黑字等加强金融市场优势的举措,有效弥补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常项目赤字、黄金外流对国家信用的削弱,美国的国家信用再度强化。目前相对于其他大国,美国的国家信用依然强大,因而美元霸权与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但是,美国国内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问题,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后和此次疫情冲击下美联储实施的无底线QE政策,反映以美联储独立性为重要象征的美国国家财政纪律显着弱化,其国家信用衰败的内部隐患正在日益积累。美国的幸运之处在于,外部世界尚未出现一个国家信用强大到可以替代美国国家信用的国家,其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以及灵活性等方面,就是当今世界尚无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市场可以同美国金融市场比肩,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所需的信用担保与信用流转服务。因此,美国国家信用与霸权的衰落,在替代者缺位的背景下很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通过理论分析和历史对比、检验,本文得出了三点主要结论:第一,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以及为其提供担保的国家信用的优劣,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霸权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具体机制是,相较于霸权竞争失败的国家,成功崛起的霸权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由于率先确立了卓越的国家信用,拥有了直接为争霸战争筹集充裕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和间接为经济发展激活金融市场的信用担保能力。相应地,霸权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霸权成本（军事开支或维持霸权体系的公共产品开支）导致霸权国过度的债务膨胀、挤压正常的财政开支空间,造成军事开支下降、经济发展受阻等连锁反应,最终其国家信用逐渐弱于后来崛起国家的国家信用,不再具备源源不断地为霸权成本筹集资金的债务融资能力的同时,丧失了在国际信用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霸权国本来拥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国债作为各国债券利率基准以及本币作为国际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等地位和特权的丧失。第二,基于国家债务融资体系与霸权兴衰的关系,可以认为出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大历史周期后,相继出现了三个信用—霸权周期:荷兰周期、英国周期与尚未终结的美国周期。霸权国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达到顶峰与衰落,新崛起国家信用周期的强化与上升阶段,对应着传统霸权国家信用周期的衰败阶段,两个国家的信用周期先于霸权周期发生交替。第三,现阶段世界仍处于美国所主导的信用—霸权周期内,尽管美国霸权出现了诸多衰落的迹象,但是其国家信用尚未出现系统性的衰落;更重要的是,迄今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具备优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可以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美国仍然可以继续利用美元体系为其霸权成本融资,但是美国金融体系风险的不断累积和全球化共识的破裂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世界其他国家和市场对于美元资产（美国对世界的债务）的需求严重下降,成为美国信用周期与霸权体系出现严重危机的发端。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启示在于:在美国信用—霸权周期不确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美国分散霸权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风险?依据国家信用逻辑下的历史经验,在继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升经济实力外,从完善与统一国债制度、深化与开放金融市场、维持与强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方面入手,有意识地强化国家信用,对于中国规避未来美国信用—霸权周期可能出现的更大风险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这将有助于中国的可持续性崛起。

关泠^[4]（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认为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游启明^[5]（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余晓强^[6]（2020）在《权力、权利、责任 ——世界海洋秩序的演进》文中指出海洋秩序是基于特定海洋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基础之上形成的稳定状态。纵观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历史,世界海洋大致经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主导的海洋占有秩序（15世纪末至16世纪）、荷兰主导的海洋自由秩序（17世纪）、英国主导的海洋霸权秩序（17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二战后的海洋平等秩序（20世纪下半叶）、以及21世纪的全球海洋治理秩序五个阶段。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海洋秩序如何演进?主导海洋秩序演进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海洋秩序的演变并不是海上权力转移的结果,权力转移只是海洋秩序变迁的一个方面。海洋秩序的变迁有两方面内容,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权力转移和重组发生在行为主体之间,是物质格局的变化,海洋秩序只有在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观念结构发生变化时才能被视为质变。时代特征是海洋秩序演变的自变量。不同的时代特征造就了不同的时代任务和权力内涵,权力内涵是权力使用的合法性来源,在物质权力和权力内涵的相互作用下,海洋秩序得以形成。世界海洋秩序的五大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分别为基督教扩张、商业自由竞争、海上权力争夺、反霸权和反殖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全球性海洋问题。在不同的时代特征下,海上权力的内涵也各不相同,宗教普世主义、天赋海洋自由、海权战略、海洋权利、海洋责任分别是不同时代权力使用的合法性来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占有、自由、霸权、平等、治理为主要海洋行为方式的海洋秩序。二战以后,在时代特征的作用下,海洋权力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物质权力使用的合法性逐渐降低,长期主导海洋秩序进程的权力因素开始让位于权利因素。进入21世纪,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带来了全球性海洋问题的频发,海洋治理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议题,海洋秩序开始由权利平等的分割理念开始向责任共担的整体理念转化。未来,海洋秩序将是以责任为基础的全球参与,最终实现“治”“理”共进和人海共生。

黄毓森^[7]（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复杂且特殊的交往形式,其发展演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战争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战争造成不同的影响。经济,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则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更为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整体战略的确定、作战对象的认定,抑或是作战手段、作战模式的选择,无一不受到经济的影响与制约。与此同时,战争也会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论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动因、经济基础、经济成本以及经济收益等方面展开论述。论文从自然空间利益、社会空间利益、认知空间利益三个层面出发,对战争的动因展开探讨。通过分析,论文认为现代战争的动因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网络的交融而显得愈发多元,但归根结底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随着现代战争技术含量的持续提升,战争对社会经济支撑的要求也正日益提高。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是基于知识的信息经济发展模式,而非过去那种基于原料与劳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深刻转变,也会对建立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战争产生诸多影响。论文从战争物质生产、军事人力资源、战略战术制定三个方面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进行探讨。在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中,战争并非完全被动地决定于社会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战争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阻滞的影响;另一方面,战争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这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最为基本的思考起点,也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础。按照时间维度展开,论文对现代战争准备期间——进行期间——结束之后的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现代战争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多维度透析,以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战争的经济成本。与此同时,论文还从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以及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战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总结分析现代战争的动因、经济基础以及战争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高英杰^[8]（2019）在《中美新型国家安全观的演化与评价》文中认为当前,互联网已经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已经开始把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这其中就包括中国和美国。国际环境和互联网的发展也令中国和美国都形成了各自新型的国家安全观。因此,对于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的演化的比较与评价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本文对中国和美国建国以来国家安全观演化路径进行了梳理,将国家安全观的演化路径分为国内安全、国际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和新型国家安全观五个部分,采用文献调查法和历史分析法,分析了中美两国自建国以来,针对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所派生出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从威胁因素、标志性事件、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等几方面出发,分析中美两国的安全观演化路径,并总结各阶段的发展内容和特点。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分析法,以中美两国的安全观演化路径、新型国家安全观和当代国家安全战略为评价对象,选取相应阶段的国家安全战略政策作为评价的内容,试图找出中美两国在相同的国情和国际环境下的国家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的相同与不同点。通过中美两国国家安全观的演化路径的分析、比较与评价,体现出两国在各自建国初期到现今具有大致相同的演化路径,国家安全所涉及的范围也逐渐趋向一致,并形成了包括网络安全这一非传统领域在内的新型国家安全观,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国家安全的演化过程中起始时间的不同、安全思维模式的不同、安全目标的不同和维护国家安全手段的不同,体现出了两国在不同国家实力和政治体系下对国家安全观的选择的差异,并指出在新型国家安全观下,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都把网络安全战略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在未来国家安全的研究领域,网络安全战略将会是未来研究的热点内容。

潘海莉^[9]（2019）在《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文中提出本研究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的沙毕纳尔为主要考察对象,以该乡的呼吉尔特村、库热村、巴合勒克村（多勒肯村）为田野调查点。从民族学的视角出发,以文化变迁、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等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将他们的历史迁徙轨迹进行详细的梳理,力图清晰的还原其历史过程。重点考察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变迁过程,尝试分析其发生变迁的轨迹、原因等,最终完成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民族志的写作。希望本研究能为其他与之类似的群体,在研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提供参考。地处伊犁腹地的特克斯县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境内,保存了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生活、艺术、生计方式、藏传佛教、民间信仰等内容的文化形态。本研究首先厘清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的历史源流及发展过程,力图呈现其详细的发展轨迹。在其历史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文献资料最大程度的还原其各历史节点的文化镜像。最终,本研究通过对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过程进行分析和思考。文化变迁作为一种绝对存在的文化状态,是文化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动态过程。独特的文化无疑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依据,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与周围的民族或其他外来文化接触,出现文化涵化现象。在主观与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四苏木沙毕纳尔的传统文化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人们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对文化进行传承或改变。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在笔者之前学术界尚无人对此群体进行综合性研究,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学者了解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这一群体;二、纵观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面临着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生存,并与其他民族在文化互动过程中保存自我,达到共同繁荣的问题。本研究中展现出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在现代化转换中面临的挑战,传统民族文化如何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冲击。可以启发我们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季澄^[10]（2018）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中美关系在双边、地区及全球层面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互动进程本身的复杂性与结果的不可预期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将愈加通过海权维度予以集中呈现。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实践表明,中国正在加速由一个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变,“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无疑又增加了海权相较于陆权在确保国家安全、发展与繁荣方面的比重与分量,甚至不排除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地区或全球型海洋大国的可能性。中国海权的崛起将成为影响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以及地区重大利益的关键变量,这也意味着中国海权的发展正成为“一种现象”或是“一种问题”,美国需要予以认真对待,一旦战略应对失策,美国将付出类似于丧失地区主导地位的极其沉重的代价。鉴于此,美国战略界认为有必要对其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估与判断,既不宜过分夸大美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但也绝不忽视对美国国家安全及其领导地位可能造成切实影响的核心要素的考察。美方认为,无论从宏观战略层面还是具体实践层面看,中国海权的崛起对美国来说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它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塑造美国地区战略和海上实践的最大外部牵引因素。从国家大战略缔造的角度看,中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赋予其发展海权的一般性逻辑依据,也就是说,中国旨在通过海洋实现国家基本安全与基本富裕的战略谋划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合法性,是国家谋求强国地位的应有之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中国历史上数次对海洋的探索与实践,并得以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海洋战略实践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从地缘政治博弈的角度看,美方认为,伴随中国海洋利益的不断拓展,中美双方原本在东亚地区形成的“陆海二元分离型”地区安全秩序正在被融入更多的海权要素,中国的海上实力与影响力正迅速进入东亚周边海域,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向更广阔的海域延伸。鉴于美国自身鲜明的海权属性,美国势必会对此种具有颠覆地区传统地缘格局潜能的海上实践予以高度防范与警惕,并致使其在战略态度的选择上倾向于对抗而非妥协,在此基础上锻造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将丧失其应有的灵活性。此外,双方海上互动频率的增加难免带来摩擦与对抗的风险,如何有效管控此类风险并防止其升级,进而危及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秩序也是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从海权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海上力量核心要素—海军的发展,正在侵蚀美国的传统海上优势地位,这将迫使美国海军重新审视其在后冷战时代面临的战略安全环境及其所应肩负的职责与角色,并将战略关注的重点由非国家行为体转向国家行为体,并以此牵引美国海权的建设,实现海权的战略回归,即将最终的战略着力点放在应对潜在的挑战者身上。与此同时,海权本身及其战略内涵在全球化时代得到了丰富与拓展,马汉倡导的海权的基本原理发生了重大改变,通过主力舰队决战赢得制海权已不再被各国海军视为“定律”。事实上,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愈发紧密的经贸联系,科技水平的跃升,使得制海权的时间和空间维度都受到极大限制,夺取制海权的目的已超出单纯的军事范畴,海上安全更多地被视为一项全球公共产品,这也促使各国在战略手段的选择上更强调合作,而非纯粹的零和博弈。总之,在美方看来,鉴于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中美新一轮海上博弈及其所开启的权势转移进程,将很难实现半个多世纪前英美两国海上权势的和平转移,摩擦与对抗将长期伴随两国海上互动进程。但另一方面,美方始终认为摩擦与对抗并不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美方应寻求与中国达成最起码的海上战略谅解,有效管控分歧与摩擦,并尽可能在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与中国展开合作,进而分担其维护海上公共安全的成本。对中国来说,其与美国的海上互动需以三点认知作支撑:一是在中国真正崛起成为一个地区性海洋强国之前,中国仍是两国海上互动中的弱势一方。尽管其与美国的实力差距正逐步缩小,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享有地区海上主导权;二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道路选择已上升至国家大战略层面,是全民族共同意志的体现,建设海洋强国必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由于自身所处地缘环境以及国家战略目标的限定,中国仍应追求旨在维护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有限的海权,而不是与美国争夺全球海上领导权;三是美国仍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大外部限制性因素,与美国的海上互动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对此,寻求中美海上互动新模式,构建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架构,尽量降低美国对自身海上力量建设和海洋利益拓展的阻碍和干扰,理应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选项,而不是权宜之计。

二、试论21世纪初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21世纪初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环境的时空演变及演化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权力、权利、责任 ——世界海洋秩序的演进（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美新型国家安全观的演化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9）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21世纪初中国军事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印缅交角地区地缘环境的时空演变及演化机制研究[D]. 李燕冰.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积累、扩张、收缩 ——俄罗斯外交周期研究[D]. 马燕宁. 外交学院, 2021(10)
• [3]债务、国家信用与霸权兴衰[D]. 李黎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5]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6]权力、权利、责任 ——世界海洋秩序的演进[D]. 余晓强. 外交学院, 2020(08)
• [7]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D]. 黄毓森.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8]中美新型国家安全观的演化与评价[D]. 高英杰. 山西大学, 2019(01)
• [9]特克斯四苏木沙毕纳尔文化变迁研究 ——以呼吉尔特蒙古民族乡为例[D]. 潘海莉. 兰州大学, 2019(08)
• [10]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对华海权评估及其政策因应研究[D]. 季澄. 国防科技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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