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学与语言的遮蔽(论文文献综述)
张沁园[1](2021)在《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文中提出作为二十世纪西班牙乃至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两大历史事件,西班牙内战(1936-1939)及战后佛朗哥独裁(1939-1975)成为当代西班牙政治、社会、文化裂变与重塑的源动力。如何再现西班牙社会演变进程中的内战记忆一直是战后西班牙文学创作的关注焦点,其关注度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战后西班牙社会内战记忆话语的曲折发展及其代际更替的共同作用下,内战记忆的文学演示呈现了从沉默到爆发、从言说个体记忆到重构集体记忆、进而至反思文化记忆的发展脉络。这一过程始终印刻着记忆主体的身份认同、记忆认知观以及价值观的演变。然而,目前国内外研究多聚焦于西班牙内战书写的某单一主题,研究范式呈现一定局限性,尚缺乏对内战书写发展的历时性全貌研究,也鲜有从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及其价值功能维度对内战文学创作进行的深入研究。本论文以创作主体的代际差异及内战记忆社会话语的特殊发展轨迹为现实语境,历时性地概述内战记忆书写的嬗变历程并总结西班牙文学创作的时代特点。研究以记忆的文学演示模式为切入点,建立内战记忆书写模式类型,聚焦内战文学爆炸时期的文学作品,剖析其中记忆书写的身份认同以及文学记忆的价值取向,以期丰富记忆理论视阈下的文学研究,从而为今后西班牙文学及西班牙内战记忆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本论文分为绪论、主体和结语三大部分。首先,作为第一部分,绪论简要介绍了西班牙内战文学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概括并评述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而提出拟解决的研究问题。此部分结合问题对记忆理论、记忆与身份认同以及文学记忆的功能与价值进行梳理,相关梳理与论述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论文主体主要由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在全局视域下概述了西班牙内战小说的发展进程及其历时性嬗变,从内战记忆话语演变以及创作主体双重视角总结内战小说创作的时代特征,探讨其在记忆演示模式与主题呈现上的共性特点,为后续章节中的文本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章侧重分析再现书写模式下记忆微光的发现与传承。记忆再现书写主要关注游离于集体记忆框架外的记忆,其目的在于发现并传承始终被宏大历史叙事遮蔽的鲜活个体或群体生命经历,挖掘记忆中人性与情感的光芒以抵抗历史黑洞。本章节通过分析《木匠的铅笔》和《沉睡的声音》,重点阐明内战个体经历中自我同一性的坚守以及自我与群体身份认同的实现历程,探讨记忆再现书写的文化底蕴与社会价值,从而突出了特殊记忆载体对记忆微光传承的重要意义。第三章重点研究记忆重构所实现的身份认同及记忆的现时思考。受到代际交替影响,探寻与重构成为有关内战记忆的主要认知模式。记忆的重构书写不是记忆的重现,而是探寻记忆主体根据自我的内战历史认知以当下视角对过去记忆的解读与阐释,继而赋予记忆现实意义,这是记忆重构书写的先决条件。本章聚焦作品《萨拉米斯的士兵》和《冰冷的心》中的“探寻-重构”框架,重点分析这一书写模式呈现的多文体杂糅特点,探索记忆重构进程中身份认同的特殊内涵,突出重构书写双时空交互背景下记忆现时化思考对内战记忆构建的作用。第四章探究记忆书写的美学创新实践对西班牙内战书写和记忆文化现状的反思与批判,分析了其价值所在。记忆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传统记忆书写范式,采用元小说结构形成叙事与评论互动的模式,将焦点从记忆文学创作转移到审视记忆产生与意义生成过程,并运用互文性写作手法解构传统叙事权威。本章节通过作品《无望的昨日》和《又一部该死的内战小说!》探讨记忆解构书写的特点,阐明作品通过运用反叙事、拼贴、戏仿等后现AI写作作手法,在历史与文学互文过程中凸显了记忆书写的虚构性,继而反思、批判当今西班牙内战记忆文化发展现状及意义。最后是本文的结语,此部分基于西班牙内战记忆书写嬗变发展的历时性概括,得出以下结论:作为内战记忆的重要媒介,西班牙内战记忆书写始终印刻着创作主体在内战认知观上的代际差异以及内战记忆话语的曲折演变历程。聚焦世纪交替之际内战文学爆炸背景下的记忆书写,本研究认为:在三种记忆书写模式视域下,西班牙内战小说在身份认同、记忆书写功能以及内战记忆认知方面实现了跨越与发展。在此过程中,内战经历了从历史事件到文学事件,进而跃升至文化事件三个阶段。针对这个历程的西班牙内战书写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内战记忆对西班牙社会文化、思想意识以及价值观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相关研究对今后西班牙文学及西班牙内战记忆研究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李娜[2](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陈斌[4](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研究说明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赵庆波[5](2021)在《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可以说,19世纪的马克思与尼采分别从资本与文化的角度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无主义危机。接续马克思和尼采的工作,我们要追问的是,随着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由现代技术而架构的日益紧密结合的世界时代,虚无主义的危机有没有进一步的加重呢?虚无主义是否扩张为一种全球性的危机呢?纵观20世纪的哲学历程,我们发现海德格尔与福柯的工作推进了虚无主义的哲学研究,两位哲学家从技术角度出发对今日的虚无主义危机提供了重要且独特的反思。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历史视域中对技术进行了本质规定,这种规定试图揭示技术时代正在发生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事件:现代技术之本质把一切存在者都降低为可控制、可生产、可装备的资源物。整个人类星球进入了一种由技术之本质对其进行排序、规划的时代,人类被完全移交给了技术,成为了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可随意取用和消耗的资源。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这种深刻理解开放出了理解现代政治的有效路径,当技术成为权力运转的新配置时,权力本身也会呈现其计算性、自主性、程序性等技术特征。福柯批判性的推进了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解,这表现为福柯剥离了从一种存在论视角出发去言说现代技术的方式。谱系学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出发阐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特定的权力技术对主体是如何制作、控制、保障的。福柯的工作可以简述为两个命题:其一,技术全面包围身体;其二,技术主宰整体人口的生命过程。现代技术对人的资源化是凭借着特定的机制、操作、程序来实现,这些特定的合理性形式并不能缩减为某种大写的、先验的技术。技术政治对主体的操纵是精心制定的,现代政治通过特定技术实现了对主体的制作,乃至贮备,其目标在于高效的控制、管理、榨取生命资源,这乃是技术政治的本质特征。通过对技术与技术政治的探究,海德格尔与福柯共同指认了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引发了严重的虚无主义危机。技术虚无主义有两层内涵:其一,人被技术驯化为功能化的机器了,或者说,人成为了技术化权力所塑造、控制、管理、保障、装备的技术化动物。这意味着人被技术体系降低为可最大限度利用的资源物了,人的神圣性、神秘性、崇高性被解构了;其二,技术对人本身的进攻,已不简单是把人塑造为功能化的机器了,而是对人本身的灭绝和制作,这具体体现为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现代生物基因技术等把人降低为无关紧要的东西了,存在的基本意义被解构了。显然,海德格尔与福柯结合时代的具体境况,对虚无主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日益扩张的现代技术或权力技术会引发比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更为严重的虚无主义问题。海德格尔与福柯不是虚无主义者,他们为克服技术虚无主义提供了不同的方案。海德格尔终其一生走在一条追问存在的路上。对海德格尔而言,人只有与存在建立一种深层关系,才能真正获得有意义的生活。福柯则提供了更为积极的实践策略。对福柯而言,抵抗式斗争、技术伦理能够为主体的存在敞开更多创造性的空间,使得主体去想象和建立新的存在形式。今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在多元对话中开创其新的理论进路,以积极应对技术虚无主义的问题。对技术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的,整合法兰克福学派与福柯的技术思想,可以更有效的推进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与改造。
李敏[6](2021)在《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文中研究表明当下,全球化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促进了全球资本网络的建设,日益增加的人口流动性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促使跨国国界的社会关系日益密切,进而发展出了超越国家边界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动员。在这种跨国力量的簇拥之下,民族主义的情绪表达和政治实践,也不必然限定在特定的国家及其领土边界之内。在某种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也可以在想象的跨国空间中进行发挥。在历史学家看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种跨国民族主义自有其历史先例。1858年,爱尔兰政治流亡者为了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而在美国国土上建立的芬尼亚兄弟会,便是这一民族主义的典型例证。在19世纪中叶大西洋世界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背景之下,1848年起义流亡者承袭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跨国民族主义传统,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组织,旨在寻求爱尔兰民族独立。这一组织的跨国民族主义属性,不仅体现在组织目标的跨国性上,而且体现在组织的影响力方面。该组织的建立标志着184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之后,爱尔兰裔美国人先于爱尔兰本土,第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并且,该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影响力跨越了大西洋。这一在美国境内建立的民族主义组织推动了爱尔兰本土类似组织的建立。两个组织建立之初,即设定芬尼亚兄弟会定期向爱尔兰本土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力支援。相比在此之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组织,建立之初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属性非常突出。芬尼亚兄弟会建立之后的最初两年,该组织并没有得到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广泛支持,整体呈现缓慢发展态势。1857年经济危机使得经济能力有限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该组织爱莫能助;19世纪40-50年代美国天主教会的扩张和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宣传,使其成为芬尼亚兄弟会最主要的竞争敌手;美国天主教会上层人士对芬尼亚兄弟会的批评,如反教权、秘密结社、暴力倾向等,都不利于该组织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内部进行宣传和征募会员。而1848年起义失败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心理冲击非常大,深居美国的部分政治流亡者并不认为当时是建立民族主义、再次发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恰当时机,所以对该组织的兴趣不大。芬尼亚兄弟会建立的最初几年,并未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关注。这能够从该组织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话语和当时美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之中得到解释。在公民民族主义层面,二者在人权、民族主权和批判旧政权等共和话语,如出一辙。但是在反对英国暴政问题上,两者存在微妙的差异。在文化民族主义层面,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国内战之前,美国民族主义的文化排他性是以排外主义思想和实践展开的。无论是基于对新教以外其他宗教信仰的排斥,还是基于外来激进分子的恐惧,都对信仰天主教和崇尚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都是莫大的阻碍。在族裔民族主义层面,美国内战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尚未成型,种族话语限定在民族性格的含义范围之内,美国民族主义中对“生产者共和国”的强调使得以英裔美国人为代表的本土美国人更加强化了自己心中爱尔兰移民懒惰、堕落等族裔偏见。鉴于本组织发展迟缓,芬尼亚兄弟会在1861年组织了一场跨越大西洋的政治葬礼。这一葬礼有效地激发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但是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该组织的招募工作影响并不明显。对该组织后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美国内战中芬尼亚兄弟会成员的勇猛作战。正是他们的鲜血和对联邦事业的贡献,促使美国主流社会开始承认和认可该组织的存在。在相对宽松和受欢迎的社会舆论中,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在1863年之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发展成果不仅得益于该组织的机构规范化和章程美国化,也得益于与其领导层的双重忠诚价值取向与内战时期美国民族主义发展特点的契合性。在保持对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目标追求上,更多地运用美国公民话语,构建对美利坚民族的认同。内战时期这种双重忠诚的民族认同模式,与组织初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内战结束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民族主义正式从意识形态的构建转向跨国政治的军事作战实践,同时也开始从巅峰状态迅速跌入低谷模式。一方面,该组织秘密谋划攻击加拿大,意在威胁英国政府用加拿大的领土交换爱尔兰的民族独立。1866年和1870年,芬尼亚兄弟会两次攻入加拿大境内,将于当时英美两国关系交恶,美国政府并没有公开阻止他们的偷袭行为。1871年该组织再次发动攻击时,格兰特政府对其进行了军事干预。该组织的一系列攻击加拿大的行为,并没有有效地推进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却激发了当地人民摆脱殖民地状态、建立加拿大联邦的政治兴趣。另一方面,芬尼亚兄弟会参与和组织了爱尔兰1867年起义,大批美国内战老兵回到爱尔兰本土,实践跨国政治。这一时期,芬尼亚兄弟会领导层一改内战时期的双重忠诚取向,将民族认同问题集中在爱尔兰民族独立问题上,一种激进的共和民族主义占据该组织思想意识上风,较少兼顾美国国内事务和美利坚民族认同。在美国民族主义的视野之下,美国内战其实暗流涌动的反芬尼亚情绪,终于在重建时代迸发出来。遭遇内战重创的美国人,再也无法接受该组织的暴力倾向。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该组织的一系列活动,悉数被塑造成血腥与暴力事件。这也是这一组织留给20世纪初爱尔兰独立事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遗产。
李峰[7](2021)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叙事研究》文中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由于生活与生产方式的变革,“非遗”在现代社会面临岌岌可危的生存境遇。但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工业革命给现代人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与社会危机,中国与日韩等东亚国家对自身文化处境的焦虑尤其日益凸显。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非遗”对于个人在现代性的处境以及国族文化身份的建立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示作为文化重构与传播的重要手段,是“非遗”在当代社会的“出场”方式之一。但目前的“非遗”展示面临着众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传统博物馆以“物”为中心的展示机制过于单一而造成“非遗”展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脱节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在反思当下国内博物馆的“非遗”展示及其研究的基础上,围绕“非遗”这一展示主体的功能与特点,将叙事学引入展示的研究中,以此展开对“非遗”展示理念与方法论的探讨。首先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视角出发分析了“非遗”所处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从而指出“非遗”作为展示主体的“非物质性”以及无文字、非线性等特征,并探讨了“非遗”所包含的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人与文本、文本与文本等多方面的关系。正因为“非遗”所处的地位与其“活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传统博物馆中单一的、针对“已死”文物的展示体制无法满足“非遗”“活态性”、复合性展示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叙事学方法的引入,借鉴了叙事学中对文本内各要素及其所处原境的共时性研究方法,来探讨如何实现对“非遗”中人、事、物等各方关系的构建及其与观众之间的沟通与联系。通过对叙事视角、内部结构的分析,来确定“非遗”展示中包括策展人、传承人、观众、原境在内的多元的视角,以及叙事者与观众之间双向、开放的叙事结构。通过对比小说、电影等叙事媒介,来确定展示这一叙事媒介的“实体空间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如何在展示空间“弱强制性”的特征中实现叙事的连续性,指出叙事的连续性是确保“非物质性”出场的重要条件。通过对“非遗”展示中叙事时间概念的分析,对比得出“非遗”叙事中的时间概念与现代社会中所指向的时间概念之间的差异,从而分析前工业时代的旧文化体系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的差异,指出现代文化中清晰、标准、理性的展示方式与“非遗”混沌、模糊、非理性的文化特性之间的内在冲突。本文的落脚点是如何建立好现代观众与旧文化体系之下的“非遗”之间的联系,完成“非遗”中的“非物质”因素的“出场”,最终实现“非遗”对于个体记忆与国家、民族文化身份构建的时代意义。在确定“非遗”中的“非理性”因素的同时,重新定义了观众在展示中的角色并指出观众的感性体验是“非遗”展示中叙事的切入点。通过叙事角色对观众的情感的代入,现场连续性场景对观众想象的引导,以及展览中各叙事要素的统一来实现观众在观展过程中完整的叙事体验。在对“非遗”展示叙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展示需求与策略,指出当下博物馆的“三部一室”的展示制度对“非遗”展示的制约,以及策展人制度建立的必要性。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致力于的展陈叙事研究并不能给出一个展示的准则,而是通过关系的研究让展示者/策展人注意到这些在传统的展示中没有被发现的要素和关系,通过设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使“非遗”展示设计能够超越沿袭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的单一而陈旧的展示方式,以便更充分地实现“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与价值。
梁翠琴[8](2020)在《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维度—严歌苓中国书写探析》文中指出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反拨了旧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和形式主义“文史分裂”的观点。它重新审视了过去与当下、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把历史视为“是在不断的连续和断裂中,对当代做出阐释性的启发的文本”,强调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认为两者存在着互相印证、互相阐扬的张力结构,两者之间构成了紧密的文化网络关系。与新历史主义的观念拥有众多契合之处的严歌苓,其历史书写也体现了众多“新历史”特质。严歌苓的小说时常在交错叠置的叙事时空,展开复调叙事,立足于民间立场,对宏大叙事所忽略、遮蔽的日常生活、逸闻野史进行书写,让沉寂历史事件浮出地表,触摸了更为具体鲜活、真实可感的小历史。其历史叙事一方面把关注的目光从国族、社会等大集体转移到个体生命经验上,将客观历史主体化;另一方面走向历史与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着力描摹边缘人物的情欲纠结,摄照历史边界上多样复杂的生存景观,彰显历史的诗性与优美。严歌苓历史书写的“新历史小说”特质与其移民作家的身份是密切相关的。“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温情脉脉的故国记忆以及中西缠绕的文化语境是影响其特色历史书写的原因。同时赋予了其历史小说深刻的理性反思精神、浓厚的个人本位历史观以及异常丰富的历史场域言说等特殊意义。最后从文学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发现、肯定文学书写历史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是实现过去与当下对话、互动,探寻历史的此在的意义的重要方式,也是架构起符合当代语境的“可理解的历史性”的路径。“拥抱”历史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固有责任和使命,是回归“文学性”本体的需要。同时也体现了文学在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张力结构中不断探索群体社会迭代之规律和人性嬗变之诡秘的努力,是文学自觉承担与主动弘扬其社会功能和价值意义的突出表征。
郑梦祎[9](2020)在《海德格尔艺术作品自行显现问题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艺术作品自行显现”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现象学主旨“面向事情本身”在艺术思想中的具体表现。总体而言,海德格尔以存在论为基础,以现象学的方法原则,并用“隐语”式的表述,即用“世界”“大地”“争执”“澄明”等术语建构出其独特的艺术作品自行显现思想。本论文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论述海德格尔艺术作品自行显现思想的存在论基础。首先,从梳理“存在遗忘史”的过程中阐明海氏“存在”的基本内涵。其次,结合现象学方法原则论述作为艺术作品自行显现的隐含主体——此在(生存的人)作为“存在”的领会者,其本真领会的特质。最后,论述相较于器具、纯然物,艺术作品作为“存在”的召唤者具有何种特殊性。第二章进一步探究作品自行显现的自身基础。首先,阐明作品在被创作/显现这两种“上手状态”中,作品与主体之间相互构成、共属一体的对等关系。再者,通过详细论述艺术作品自身中最为关键的自持因素,即作品自行显现的庇护者“大地”,进而具体分析艺术作品显现之际,作品本身的自持性。第三章是本论文的核心章节。基于海德格尔存在论思想及现象学方法原则,综合“主体—客体”互逆意向性、直观、形式显示、时间性等思想来分析艺术作品自行显现这一动态状态,以阐明艺术作品自行显现的实质,其一,在“世界”与“大地”之“争执”这一动态状态中作品自行显现;其二,作品作为时—空整体自行显现;其三,作品自行显现乃是开启历史性共在世界。第四章是本论文论题的外延,重在探索海德格尔作品自行显现思想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启示。主要围绕三个部分,第一,事后解释须以事中领会为基;第二,结合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及中国传统评点方法,提出“活性之言”为事后解释返回艺术作品自身提供可行方法;第三,从“主体—作品”相互构成、共属一体原发、事中状态出发重新探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海德格尔对其艺术思想的表述是“隐语”式的。其“隐”而未显的方式反而成全了意蕴的丰富性、开放性、可能性。可以说,海氏艺术思想的表述本身即契合其存在思想的特质,即非现成性、未完成性、整体性、开放性、始终保持可能性。同时,又巧妙地表达了主体倾身投入审美活动中,本真地领会自行显现着的艺术作品之际,那种“未成言”,但意蕴却非常丰沛、充盈的状态。再则,海德格尔艺术思想涉足同艺术相关的方方面面,比如艺术与物、艺术与真理、艺术与技术、艺术与历史、艺术创作、历史性解释等等,其源源不断地开启着丰富的艺术“世界”。
江午奇[10](2020)在《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海德格尔通过《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为其此在形而上学辩护时,紧紧抓住“人的有限性问题”,一再强调康德是在为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做奠基工作,而“实现”这种形而上学之任务的关键是要揭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间的关联。那么,海德格尔是如何在“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的关联上进行思考的?“人的有限性问题”是如何发展为此在形而上学或此在现象学的?海德格尔是如何走向《存在与时间》的?要弄清楚这些海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必须对海德格尔哲思道路进行一番勘察。珀格勒、克兹尔等许多海学研究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专题的讨论。在充分吸收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项研究从发生诠释学视角,结合辩证法的一些因素,对海德格尔从1907年获得存在问题的激发开始直至1926年《存在与时间》完成的此在现象学探索道路进行了深入考察,把此“路”揭示为自身发展自身、自身赢获自身、自身诠释自身的活生生的动态进程。首先,1907-1911年间,海氏哲思在宗教中获得触发,亦活动在宗教领域内。在虔诚天主教信仰的滋养和促动下,作为此在的海德格尔经孔拉德·格勒贝尔,从布伦塔诺那里获得存在问题之激发。就海德格尔之能在来说,此“激发”作为其哲思之真正开端,展开了种种可能性,即其哲学活动要向之去存在的可能性。这种“激发”着的可能性之展开,从其作为一种解释活动来看,在根本上乃是源初“理解”所展开的可能性。于是,这种“激发”作为“开端”,就有了“理解的萌发”之意义(第一篇)。其次,1911-1918年间,海氏哲思展现出从“实在性”“有效性”引向“实际性”之势。在“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上做短暂停留之后,海氏将其哲思聚焦于逻辑领域,经历了“逻辑研究Ⅰ”(《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逻辑研究Ⅱ”(《心理学主义的判断理论》)、“逻辑研究Ⅲ”(《邓·司各脱的范畴学说和意谓理论》)三大进程,并力图通过对历史和时间问题的思考将其对逻辑问题的研究统一起来。总的来说,这是在逻辑领域内思考存在问题,并展现出从“存在”走向“时间”之趋势。在研究过程中,海德格尔尝试着将现象学运用到逻辑领域之中。这种“尝试”,作为现象学与逻辑性东西的某种融合,当其运用到中世纪人的精神生活的分析之上时,在海德格尔哲思活动中激起某种共振。历史性的精神生活映入眼帘,逻辑东西的有效性与现象学、历史性精神生活和时间问题等纠缠在一起,为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引向实际生活奠定了基础。由于所有这一切哲学思考,作为解释活动,都是海德格尔自身之源初“理解”的展开状态,故而这个阶段的研究活动具有“理解的展开”之意义(第二篇)。再次,1919-1922年间,海氏哲思从“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推进到“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在此过程中,战时补救学期讲座率先提出“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并初次触及影响整个此在现象学之建构的两大问题,即现象(前理解领域)的可通达性与可描述性。在《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之后,从“第一路标”开始,海氏之哲思活动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之筹划中。此筹划在现实化的过程中,又被具体化为“存在论的现象学”,并进一步发展为“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前理解”领域的赢获(同时意味着诠释学处境的赢获),而海氏哲思作为解释活动,乃在源初“理解”的推动下实施的对“前理解”的占有,故而前述“赢获”和“描述”就表现为作为解释者的此在对其自身的拥有。因此,海氏本阶段的探索被诠释为“理解的自身拥有”(第三篇)。最后,1923-1926年间,海氏此在现象学,经“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和“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等形态,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达到成熟。通过《那托普报告》彻底赢得诠释学的源初处境之后,海氏将“存在论的现象学”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统一于《存在论:实际性的诠释学》之中,并初步专题地展开了对此在的现象学解释。在此基础上,《时间概念》从此在生存论分析和时间性分析两个方面奠定了此在现象学的整个格局。《时间概念史导论》在对现象学的发展历史做了告别性的梳理和回顾后,正式确立了其自身的现象学方向,即明确其研究论题乃是“起源于此在的无规定的前理解”的存在问题,研究目标是“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在这里,海氏深化和拓展了对此在的解释,但并未完成“显露时间现象”之任务。这一任务最终在《存在与时间》中被充实,此在现象学在这里达到成熟。由于这个阶段的主题乃是此在之解释,而解释者本身亦为“理解”着的此在,故而有“理解的自身诠释”之义(第四篇)。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此在的解释以及将此在存在之意义揭示为时间性,更重要的是,对“存在之理解”的现象学把握和诠释。这种把握和诠释,作为人的问题与存在问题之关联的一种揭示,蕴含着海德格尔解决支配西方哲学上千年的哲学难题的意图。从根本上讲,前述把握和诠释走过的道路构成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总之,从发生诠释学视角,对海德格尔此在现象学的发展之路进行全面、深入考察,揭示其哲思在不同阶段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脉络,对于推进海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历史学与语言的遮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历史学与语言的遮蔽(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西班牙内战小说研究现状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
二、目前研究局限性及问题提出 |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理论方法及创新点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理论与方法 |
三、主要创新点 |
第一章 当代西班牙小说内战记忆书写的发展嬗变 |
第一节 佛朗哥时期: 萌芽与初步发展 |
一、内战期间: 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分裂下的记忆书写 |
二、1940-50年代: 个体生存的现实主义书写 |
三、1960年代: 由现实主义向自我叙事转向 |
第二节 民主过渡时期: 内战小说的多元化发展 |
一、过渡时期(1975-1978): 个体记忆的自我书写 |
二、民主巩固时期(1978-1996): 代际交替下内战记忆书写模式的重生 |
第三节 世纪之交(1996-2008): 新时期内战小说的兴起 |
一、世纪之交: 内战记忆之争 |
二、内战小说爆炸: 内战书写的代际特点 |
小结 |
第二章 记忆再现书写: 记忆微光的发现与传承 |
第一节 “记忆微光”的再现 |
第二节 《木匠的铅笔》: 记忆再现与身份探寻 |
一、木匠的铅笔: 多重记忆与情感的载体 |
二、“执权者”埃尔瓦: 身份的混沌与重塑 |
三、“战败者”达·巴尔卡: 身份的坚守与抗争 |
四、囚犯群体: 抵抗记忆政治的共同体 |
第三节 《沉睡的声音》: 内战记忆再现与女性主体身份认同 |
一、沉默: 历史记忆中的边缘地位 |
二、日记: 内战记忆书写载体与精神传承 |
三、个体成长与女性群像: 创伤记忆与身份追寻 |
小结 |
第三章 记忆重构: 历史的现时化思考与阐释 |
第一节 内战记忆之重构书写 |
第二节 《萨拉米斯士兵》: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文学探险 |
一、非虚构修辞的应用 |
二、历史探寻与自我认同 |
三、记忆的现时化审视 |
四、“塞尔卡斯效应” |
第三节 《冰冷的心》: 家族记忆映像中的“两个西班牙” |
一、揭开尘封已久的家族历史记忆 |
二、重构家庭记忆中的身份认同 |
三、家庭记忆: 国家历史记忆的隐喻 |
小结 |
第四章 记忆解构: 内战记忆文化的批判与反讽 |
第一节 内战记忆之解构书写 |
第二节 《无望的昨日》: “行进式”小说的创作解构 |
一、元小说结构与互文性解读 |
二、寻找“批判性读者” |
第三节 《又一部该死的内战小说!》: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 |
一、书写与评论的平行互动 |
二、集体遗忘下的记忆消解 |
三、批判性改写的现实意义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工作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依据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思路 |
1.3.2 研究方法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4.1 创新点 |
1.4.2 不足之处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4.3.1 总体性原则 |
4.3.2 辩证性原则 |
4.3.3 历史性原则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研究背景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二、研究综述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三)总结评析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一)研究重点 |
(二)研究难点 |
(三)研究创新点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三)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后记 |
(4)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一) 政治人类学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一、内涵四至 |
二、边关通道 |
三、居民层累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一、形成机理 |
二、集市类别 |
三、集市功能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一、名称及区位 |
二、形成及变迁 |
三、辐射及职能 |
四、物源及去向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二、云顶村案例 |
三、营屯村案例 |
四、鸟王村案例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二、“坐花园” |
三、“射背牌” |
四、姻亲即社会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一、内涵概说 |
二、传统形式 |
三、现代沿革 |
四、文化逻辑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一、常态抗争 |
二、非常态抗争 |
三、逻辑特征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一、事件过程 |
二、社会背景 |
三、边政疏失 |
四、经验教训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一、土司制属性 |
二、招抚之策 |
三、改土归流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三、“均衡三角”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一、村名叙事 |
二、村庄茶产 |
三、胥吏苛征 |
四、案例启示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一、背牌型构 |
二、隐序图案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四、“牛虎相争”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5)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理由与意义 |
二、文献综述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核心工作及不足之处 |
(一) 研究思路 |
(二) 核心工作 |
(三) 本文的欠缺之处 |
第一章 技术与现代社会 |
一、关于技术的理解 |
二、现代社会是技术社会 |
三、技术社会的危机 |
第二章 海德格尔论技术与虚无主义 |
一、后期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追问 |
(一) 海德格尔分析现代技术的背景 |
(二) 技术作为真理的一种发生形式 |
(三) 现代技术之本质 |
二、存在历史视域中现代技术 |
(一) 现代技术植根于形而上学 |
(二) 现代技术作为存在之命运的遣送 |
(三) 技术追问的追问 |
三、技术虚无主义的两层内涵 |
第三章 福柯论技术政治与虚无主义 |
一、福柯的谱系学技术 |
(一) 福柯文本中的技术术语 |
(二) 福柯对技术使用的演变 |
(三) 福柯的谱系学技术 |
二、福柯的技术政治学 |
(一) 解剖政治: 技术规训肉体 |
(二) 生命政治: 技术调节人口 |
(三) 性政治: 解剖政治与生命政治的联结 |
三、技术政治视域中的虚无主义 |
第四章 技术虚无主义的克服 |
一、海德格尔的朝向存在 |
二、福柯的抵抗式斗争与技术伦理 |
三、批判式对话 |
四、技术批判理论的建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前言 |
第一节 研究选题与学术理路 |
一、移民跨国民族主义与双重忠诚 |
二、从政治史研究范式到移民同化研究范式 |
三、族裔性研究范式为主导的时代 |
第二节 跨国主义与同化取向 |
一、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引入 |
二、跨国主义研究方法的实践 |
三、同化模式的回归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 |
一、政治精英人物的复归 |
二、远距离民族主义的理论价值 |
三、作为方法的跨国比较研究 |
第一章 芬尼亚兄弟会跨国民族主义的根基与起源 |
第一节 民族的春天 |
一、19 世纪中叶欧洲的民族主义 |
二、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三、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第二节 19 世纪中叶美国国土上的爱尔兰人 |
一、爱尔兰大饥荒移民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族裔认同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白人种族认同 |
第三节 美国爱尔兰裔民族主义的历史传统 |
一、从托恩到米切尔 |
二、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建构性 |
三、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双重忠诚传统 |
第二章 美国内战之前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 |
一、1848 年起义的政治流亡者 |
二、建立初期的缓慢发展 |
三、进展缓慢的多重原因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视野中的爱尔兰民族和美利坚民族 |
一、共和与自由 |
二、历史与宗教 |
三、暴力与奴隶制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 |
一、共和主义的复杂性与微妙性 |
二、美国排外主义的双重面相 |
三、作为“族裔民族”的美利坚合众国 |
第三章 美国内战期间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与双重忠诚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一、麦克马努斯的政治葬礼 |
二、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
三、组织发展与制度建设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双重忠诚 |
一、公民、忠诚与反英话语 |
二、双重忠诚的历时性 |
三、松散的种族与暴力话语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迅速发展 |
一、作为征兵宣传工具 |
二、作为英美外交工具 |
三、美国排外主义的弱化与回升 |
第四章 内战结束之后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与艰难存续 |
第一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跨国实践 |
一、屡攻加拿大边境 |
二、踏上爱尔兰之地 |
三、跨国民族主义的艰难存续 |
第二节 芬尼亚兄弟会的公民话语与恐怖行动 |
一、双重忠诚话语的式微 |
二、作为谈判工具的美国公民身份 |
三、恐怖行动与暴力形象 |
第三节 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下芬尼亚兄弟会的艰难存续 |
一、海外美国人的公民权 |
二、中立主义外交原则 |
三、爱国话语的双重面相 |
结语 |
一、结局:持续衰落与最终解散 |
二、尾声:外交障碍与恐怖形象 |
三、同化:忠诚话语与政治分野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缘起与意义 |
第二节 研究方法、思路与创新点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爬梳 |
一、叙事学研究 |
二、“非遗”理论研究 |
三、博物馆展示研究 |
四、“非遗”展示研究 |
第一章 非遗的现代起源及其含义 |
第一节 全球化与现代性视野中的非遗问题 |
第二节 机械复制时代的人文主义转向 |
第三节 文字与技艺——反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 |
第四节 地方性与他者 |
第二章 非遗展示的叙事结构 |
第一节 什么是叙事性 |
一、严格定义下的叙事 |
二、叙事的转向: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 |
三、叙事在非遗展示中的优势 |
第二节 非遗展示叙事的属性 |
一、非遗展示叙事的视角 |
二、非遗展示叙事的语言 |
三、非遗展示的叙事语境 |
第三节 非遗叙事的结构 |
一、非遗叙事的形式结构 |
二、非遗叙事的内容结构 |
三、非遗展示中的叙事元素 |
四、非遗展示叙事中的修辞 |
第四节 叙事性与展示性 |
一、展示中的叙事性 |
二、观众在叙事展示中的角色 |
第五节 非遗展示叙事的独立性 |
第三章 非遗展示叙事的空间性 |
第一节 展览中的叙事性空间 |
一、真实空间下的“空间”概念 |
二、弱强制性 |
第二节 非遗展示叙事中的三个空间线索 |
一、地域空间 |
二、抽象空间 |
三、文本空间 |
第三节 非遗叙事展示中空间的转换方式 |
一、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 |
二、非遗展示的叙事语言 |
三、非遗展示空间的叙事结构 |
第四节 非遗展示叙事空间的构建方式 |
一、文字符号系统 |
二、情景再现 |
三、影视系统 |
第四章 非遗展示叙事中的时间概念 |
第一节 非遗叙事中的“无时间性”与“确正性” |
第二节 非遗叙事展示中的“在场” |
第三节 非遗展示中的叙事转向 |
第五章 非遗展示的叙事策略与时代意义 |
第一节 非遗展示机制与多元主体叙事 |
第二节 非遗叙事中连续性场景的建构策略 |
第三节 参观时间对非遗叙事空间的塑造 |
第四节 现代性视野下的非遗展示与个体叙事 |
第五节 非遗叙事展示与观众之间的联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致谢 |
(8)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维度—严歌苓中国书写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严歌苓创作概况及研究综述 |
1.2 论文的结构与观点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及创新之处 |
2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的严歌苓小说叙事 |
2.1 书写“不同版本”的历史 |
2.2 从HISTORY到 HIS-STORIES |
2.3 “用小人物写大历史” |
2.4 走向边缘的历史 |
3 作为“中国文学的游牧民族”的历史回望 |
3.1 移民作家:异域里的中国言说者 |
3.2 海外书写中国历史的特殊意义 |
4 历史:作为“文学难以释怀的东西” |
4.1 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
4.2 历史的“文本性”与作为文本的历史 |
4.3 历史题材:文学的历史化抑或回归文学性? |
结论 在文学中探寻历史的此在意义 |
参考文献 |
附录A 严歌苓出版年表 |
附录B 严歌苓所获文学、电影奖项年表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致谢 |
(9)海德格尔艺术作品自行显现问题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成果及现状 |
二、论文研究思路及方法 |
第一章 海德格尔作品自行显现问题的存在论基础 |
第一节 从“遗忘存在”到“存在” |
第二节 存在的领会者——此在 |
一、此在的出场 |
二、此在领会的特质 |
第三节 存在的召唤者——艺术作品 |
第二章 作品自行显现的自身基础 |
第一节 上手状态 |
第二节 作品的自持性 |
第三章 作品自行显现的实质 |
第一节 世界与大地的争执 |
第二节 时—空整体显现 |
第三节 历史性共在世界 |
第四章 海德格尔作品自行显现思想的启示 |
第一节 事中领会与事后解释 |
第二节 事后解释与“活性之言” |
第三节 艺术与生活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10)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问题的缘起 |
二、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五、实施方案及其可行性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篇 理解的萌发: 存在问题的激发与宗教因素作为哲思的源泉 |
第一章 问题的起始: 此在现象学的问题缘起 |
第一节 开端问题 |
第二节 布伦塔诺的亚里士多德解释与存在问题的激发处境 |
第二章 宗教因素作为哲思的源泉 |
第一节 文化斗争的传统与海德格尔哲思的起源 |
第二节 虔诚的宗教信仰与海氏从事现象学研究的关联 |
本篇小结 |
第二篇 理解的展开: 从“实在性”、“有效性”向“实际性”的挺进 |
第一章 外部世界的实在性问题 |
第一节 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的“何所从来” |
第二节 外部世界实在性问题作为“可能性”所蕴含的何所向 |
第二章 逻辑研究Ⅰ: 逻辑东西之现实性-有效性的初步研究 |
第一节 逻辑的本质 |
第二节 迈农和阿梅瑟德的对象理论 |
第三节 判断与意义 |
第三章 逻辑研究Ⅱ: 博士论文中的“有效性”与Dasein |
第一节 博士论文的结构所凸显的主导问题,及里普斯的有效性思想 |
第二节 “前意识”的生活体验作为通达纯粹逻辑领域的入口,以及有效性与Dasein |
第三节 判断的意义、结构及其作为形式显示方法的可能性基础 |
第四章 逻辑研究Ⅲ: “理解”将其自身引向“实际性”领域 |
第一节 哲学的、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现象学的诠释学之先兆 |
第二节 “存在问题”视域下的现实性领域之区分 |
第三节 对意谓理论的现象学解读作为建构此在现象学之方法的准备 |
第五章 早期思想的“合题”——时间 |
第一节 “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在形式上的“合题”特征 |
第二节 “历史科学中的时间概念”在内容上的“合题”特征 |
本篇小结 |
第三篇 理解的自身拥有: 从“作为前理论的源始科学的现象学”走向“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 |
第一章 源始科学的哲学观念作为此在现象学研究之指南 |
第一节 源始科学的哲学观念: 海德格尔“看”之方式上的自身否定 |
第二节 “前理解”处境之初步进入: 体验结构分析与世界现象的初步揭示 |
第三节 此在现象学的预备: 从认识论循环到诠释学循环 |
第二章 源始科学的初步建构: 现象学作为实际自在生活的源始科学 |
第一节 对“本源”(Ursprung)之寻求的草描: 把“生活”确定为现象学的问题领域及把自身带入生活之方法 |
第二节 “自在生活”的描述作为对世界现象的进一步揭示: 把自身世界确定为探入“本源”的基本方向 |
第三节 “前理解”处境之赢获的尝试: 自身世界作为本源领域以及本源之探寻 |
第三章 从“前理解”处境到“人”之此在: 将“源始科学的现象学”推进到“人的此在的存在论” |
第一节 “第一路标”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之筹划 |
第二节 现象学解构方法之筹划 |
第三节 “人是什么?”: 雅思贝尔斯对海德格尔的引导性问题 |
第四节 生命哲学的核心任务: 实存现象之把握 |
第五节 “第一路标”之意义 |
第四章 理解处境的初步赢获: 从“人的此在的存在论”到“存在论的现象学” |
第一节 哲学的定义: 将“人的此在的存在论”具体化为“存在论的现象学” |
第二节 形式显示方法与理解处境的自身拥有 |
第三节 对实际生活的现象学解释 |
第五章 诠释学处境的显示与此在的正式出场: 从“存在论的现象学”到“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 |
第一节 诠释学处境的六重构境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 |
第二节 此在的正式出场与“实际性的诠释学”的前奏 |
本篇小结 |
第四篇 理解的自身诠释: 此在现象学之建构 |
第一章 从“实际性之现象学诠释学”推进到“存在论: 实际性的诠释学” |
第一节 再论哲学的规定: 诠释学作为此在的自身解释 |
第二节 对此在的首次生存论分析: 此在现象学建构之预备 |
第二章 此在现象学的建构Ⅰ: 此在的存在与时间概念 |
第一节 此在之存在论结构的揭示: 对此在生存论分析的推进 |
第二节 自身诠释的彻底化——基于此在的分析探寻时间性问题 |
第三章 此在现象学的建构Ⅱ: 从“存在论: 实际性的诠释学”到“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 |
第一节 现象学的自身批判与人的规定性之解构 |
第二节 “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的建构理路及其基本结构环节 |
第四章 此在现象学的建构Ⅲ: 此在现象学的完成 |
第一节 此在现象学在结构环节上的完善 |
第二节 此在之存在意义问题的解决与诠释学循环的完成 |
本篇小结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历史学与语言的遮蔽(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内战记忆书写与构建(1996-2008)[D]. 张沁园. 山东大学, 2021(11)
-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5]海德格尔与福柯的技术虚无主义批判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D]. 赵庆波. 山东大学, 2021(11)
- [6]爱尔兰流亡者的跨国民族主义 ——美国芬尼亚兄弟会的兴起与衰落(1858-1880)[D]. 李敏.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叙事研究[D]. 李峰.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8]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维度—严歌苓中国书写探析[D]. 梁翠琴. 暨南大学, 2020(07)
- [9]海德格尔艺术作品自行显现问题探究[D]. 郑梦祎. 浙江师范大学, 2020(01)
- [10]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之路 ——一种基于发生诠释学视角的考察[D]. 江午奇. 山东大学, 2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