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写作个性化的思想基础

一、当代文学史写作个人化的知识学依据（论文文献综述）

吴翔宇^[1]（2020）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依据、路径与反思》文中提出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重提"跨学科实践,旨在于文学发展的内源性和时代演进的外源性同构的基石上,从学科界分的角度重审其概念的本体意涵,探寻跨学科拓展的知识学依据。中国儿童文学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还是一个结构与关系的概念。这种概念与学科的特殊性内在地驱动了学科互涉的转向。总体而言,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拓展路径包含了内部"贯通"与外部"联动"两个层级。在世界儿童文学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将这种跨学科实践纳入系统论的视野,超越"纯文学本质主义"与"非文学工具主义"的理论偏狭,在坚守学科本位的同时有效地开启学科间的对话交流,促进学科知识的整合,进而推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向纵深方向发展。

陈守湖^[2]（2017）在《“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来说,文学新变几乎是一种常态。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依然还属于政治规约中的“形势”之“新”,那么,“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的文学新变,则可以看作审美自律意识推动下的“形式”之“新”。从“85新潮”算起,先锋文学热潮持续了 5年左右,并在90年代整体转向,大多数先锋作家开始拥抱现实,形式实验的激情不复存在。尽管先锋文学已经成为往事,但先锋文学至今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昔日的先锋代表作家依然是目前中国文坛最有份量的作家。对于先锋文学的评价,一直伴随着分歧。比如有人认为,它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被高估了,先锋文学是依靠批评家反复阐释加以经典化而进入文学史的,依托先锋文学确立起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负面的遗产等等。三十年这样一个时间长度,正好为重审先锋文学遗产提供了契机。因此,本论文选择了 80年代这个“历史空间”来聚焦先锋文学,将先锋文学加以“历史化”“陌生化”,通过文学史料、文学事件和文学作品的对参研析,试图还原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体验“形式意识形态”支配下的先锋激情和梦想,在“历史的同情”和现实的审视中重评80年代先锋文学形式实验之于中国文学（文化）的独特价值。除去绪论和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绪论主要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结合“重返八十年代”的人文动向简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缘由;二、从先锋文学话语政治、知识谱系、精神意象、历史阐释、叙事伦理、语言风格六个方面的塑形入手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三、从历史研究、思潮研究、文本研究三个维度对先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评析;四、介绍研究的意义、思路、方法、创新点和难点;五、对论文涉及的两个核心概念“80年代先锋文学”和“形式意识形态”进行学理阐释。第一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人文语境。从逃离革命政治的总体化元叙事、重新续接“五四”启蒙传统、80年代美学热的文化政治本质、改革时代中国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中的先锋激情五个角度,展现了 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语境和人文生态。第二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历史谱系。先锋文学并不是在80年代中后期一下子冒出来的,本章以反叛、独立、创新这样的先锋精神为参照,循着地下文学、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样一条脉络,考察了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话语、先锋精神、先锋形式的文学沿革和历史源流。第三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言风格。主要聚焦于这样四个特征:一、对于所指的疏离,使文本成为能指浮动的世界;二、对于间离陌生的偏爱,赋予了语词意义奇幻的效果;三、对于听觉（声音）、视觉（色彩）的借重,生成了异端的修辞;四、对于官能体验的依赖,带来了文本的陌生化。第四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叙事伦理。先锋文学挑战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叙事成规,通过形式自律自我“立法”,它只服从于它自己设定的虚构世界的存在逻辑和价值判断。本章从文学真实的解构、叙事时空的重置、叙事威权的拆解、隐秘历史的阐释、文本互文的制造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五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精神意象。先锋文学除了在文本形式上标新立异,在精神意象上同样别具一格。倾注了形式实验激情的先锋文本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意味”就来自于精神意象的独特性。本章对先锋作家经常触及的荒诞、疾病、死亡、欲望、暴力五个精神意象进行了探析。第六章论述的是80年代先锋文学的文化遗产。本章提出了如下观点: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先锋并未终结,而是转型;伴随日常生活审美化,先锋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将更为频繁,先锋的面目也将更为模糊,同时先锋文化也将在大众文化中弥散;在消费主义时代,先锋文化在商品化、趣味化、传媒化三个维度上发生了变异;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而启蒙价值、叙事价值、美学价值弥足珍贵。在结语中,研究者结合自己对先锋文学文本的感性阅读体验和理性研究分析,回答了这样两个问题:何谓“先锋”、“先锋”何为。同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尽管可以在80年代先锋文学作品中挑出无数的硬伤,甚至某些作品还有着邯郸学步般的拙劣,但先锋文学形式实验的激情和梦想,先锋作家对于文学规则的勇敢颠覆,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致敬。先锋就是独立,先锋就是自由,先锋就是革命,中国文学的先锋,应当永远在路上。

冯瑞琳^[3]（2015）在《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诸多介入和参与当代文学史建构的选刊当中，《新华文摘》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虽然是一份综合类选刊，但从创刊伊始，《新华文摘》便重视对文学作品与评论文章的选载，及时地呈现时下的优秀文学成果和文坛发展动态。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龙头选刊，《新华文摘》通过甄选、传播、呼应、引导等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国内大多文学类期刊。然而，因综合性选刊身份，《新华文摘》的文学选载行为并未得到文学界的重视，亟待进一步的挖掘与阐释。本文以新世纪的《新华文摘》为切入口来考辨《新华文摘》是以怎样的编选趣味和编选方式来参与、介入时下文坛的，这一编选趣味和介入方式对当下的文学具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电子媒介强势进军文学传媒领域，文学期刊日趋没落，而文学自身的边缘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也更加深化的今天，《新华文摘》这样一份传统主流大刊，是怎样在坚守自我与顺应时代的关系中找寻平衡的？带着这样的困惑，本文进入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窗口，以期对当下的文学选载现象带来些许的启示。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对新世纪《新华文摘》的运营选择与文学选载情况予以了整体的观照。简要概述了《新华文摘》的创刊背景、刊物定位和栏目构成，分析了文艺栏目在《新华文摘》中的角色定位。在此基础上，对《新华文摘》在新世纪媒介变革、期刊转型持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的运营选择进行了阐释，重点分析了《新华文摘》与文艺栏目在2004年改版当中的调整与应变，同时，对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选文概括和整体特质予以了梳理。第二部分由第二章和第三章构成，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对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选编趣味及多元嬗变进行了分析。第二章主要阐释了《新华文摘》在新世纪以来对传统主流文学趣味的延续和坚守，即积极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大力弘扬传统主旋律文学作品，为社会现实尤其是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热情代言，显现出鲜明的传统现实主义特质。新世纪的《新华文摘》在坚守传统主流文学趣味的基础上，其选文面貌又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文学作品部分，新世纪的《新华文摘》在凸显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同时也选载了大量溢出主流的文学作品，呈现出开放而包容的审美风格。在文学评论部分，新世纪的《新华文摘》呈现出极大的争鸣性特质，面对网络文学、“80后”文学等新型文学样式，《新华文摘》以组建争鸣平台的方式来进行观照，彰显出更为理性的选编姿态。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主流文艺政策的包容性、新世纪多元分化的文学格局和《新华文摘》自身的审美追求三方面阐释了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审美包容性渐变的缘由。最后一部分，即本文的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新华文摘》对新世纪文学所产生的意义与影响。笔者从《新华文摘》之于新世纪文学的广泛传播、对新世纪文学思潮的呼应等几个维度对新世纪《新华文摘》的文学选载意义进行了阐释，同时，对新世纪《新华文摘》中心化、类型化的文学选编局限予以了反思。

秦军荣^[4]（2014）在《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研究》文中认为“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特指中国高等教育中以汉语文学（用汉语作表意代码的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专门教育,主要生存于中文系或文学院,不包括大学语文或文学鉴赏等公共素质教育。文学学科知识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涵,而文学教育则为民族文化的塑型和延续提供了首要的方式和途径。20世纪初,随着现代性工程在中国的展开,汉语文学教育已然由古典时代的核心地位下降为一种专门教育,并在学科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学科知识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性体制。目前,该学科的教育在当前社会文化语境中遭遇了学科性的危机：学科知识边界模糊、社会功能泛化、就业适应性缩减,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进程,系统分析其现代性体制在当下遭遇的问题以及内含的各种隐忧,并提出对应之策。论文共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重在解析与本选题相关的基本概念,包括汉语文学教育、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学科体制等,阐述研究价值,并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文学教育的功能是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化的内在根据。因此,论文的第一、二章,主要以文学教育三大功能（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审美意识的升华和专业技能的训练）的实现状况为内在线索,从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的互动关系、课程设置以及专业性教学制度建立等层面梳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历史,以厘清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体制的构建过程,大致包括四个时期：雏形期（1904年至“五四”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中新型知识内容、传授方式的出现；发展期（“五四”至1953年）,英美大学体制的影响与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工程；探索期（1953至1978年）,政党意识形态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知识生产、传播方式的规训；成型期（1978年至今）,学科知识科层化与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现代性体制。第三章,主要从社会需求、人才培养以及文学教育学科自身的发展等方面调查、分析以学科知识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现代性体制内含的两大隐忧以及面临的两大困境,重点考察文学教育功能的失调现象。第四章,立足于文学教育的三大功能,重新定位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社会学功能、知识学结构和教育学方法,从而设计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学科体制发展的对应之策。在教育学方法方面,提出在语言的游戏与想象中完成审美意识的提升、在语言文本的理解与解释中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在语言实践中实现专业技能的培养与提高等三大策略。结语部分,对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未来进行展望。通过将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历史进行知识考古,从历史的纵深面和现实的辐射面上揭示汉语文学专业教育发展的科学内涵,科学探寻、揭橥其发展规律,认真探求其发展路径,对增强汉语文学专业教育性质、历史定位、社会文化价值的认识,丰富大文学科教育理论,推进汉语文学专业的改造实践、提高其社会竞争力都将具有积极意义。

冯黎明^[5]（2013）在《传纪研究:主体论哲学与实证主义方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文学研究范式是传纪研究。传纪研究体现了现代性知识学的特质,其作者中心论来自主体论哲学,生平经历事实决定文本意义的观念来自实证主义认识论。这一切在20世纪中国学术舞台上的"新红学’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传纪研究的学理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它用因果论和决定论处理作者生平事实与写作、文本意义的关系,因而忽视了写作的创造性和意义的超个人内涵。

李晓丽^[6]（2012）在《“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常生活叙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中，“新生代”小说由于对当代生活的近距离、多方位、多层面书写成为当代日常生活叙事的重要代表。而当代女性日常生活叙事具有展现当代生活世界图景与颠覆男性文化权威的双重意义。因此，本文将“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确定为研究对象。论文在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和当代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多向关注背景下，以“新生代”男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为参照，展开对“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的梳理与批评。“新生代”女作家的代表作品表明，她们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书写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呈现。一方面，她们与“新生代”男作家共同展示当代物质社会和消费社会场景中的新质，包括物质追求和欲望图景，当代人爱情、婚姻的变异以及它们对当代人精神状态产生的影响。但与男作家注重宏观、理性的观察与提炼不同，“新生代”女作家更注重对其渐变过程进行追踪，并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丰富的女性生命感受。另一方面，她们深入体味日常生活的恒常、稳定、温情与丰厚给女性生命带来的温暖和寄托，思考人伦亲情对女性成长的意义与局限，追问爱情婚姻伦理中爱与欲的关系。“新生代”女作家在进行日常生活书写的过程中，还呈现出审美表达方面的特点，不同角度感性话语的建构增强了作品的日常性“质感”与女性韵味。“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在当代文学中呈现出独有的意义，但是这一批作家由于宏大历史背景的缺失与创作青春期的局限，小说也存在开掘不深、单调重复、女性意识混沌不明等缺陷，她们的创作还有待于从思想境界和审美层面做进一步的提升。论文分为七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有五章。引言部分首先明确本文的研究对象，阐释“新生代”、“日常生活”等相关概念，同时也对已有研究成果和相关研究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阐述论文的研究目标与基本思路。第一章就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对日常生活的呈现加以梳理，藉以呈现“新生代”女作家日常生活写作的文学背景。具体涉及“五四”新文学到20世纪40年代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与启蒙、革命的复杂关系，1949年以后女性日常生活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结，以及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女性写作如何呈现日常生活与女性生存之间的冲突与和解。第二章探讨“新生代”女作家的物质书写。其中包括辨析小说中不同女性人物的“恋物”情结，分析女性如何通过对“物”的钟情与经营体会生命的丰厚，寻找生命的恒常。同时以“新生代”男作家的创作为参照，对“新生代”女作家小说中用女性身体换取物质的现象进行了剖析。第三章主要分析和呈现“新生代”女作家在日常人伦情感方面的书写。考察“新生代”女作家如何通过特定的途径回到对日常人伦情感的关注，分析其作品中的父女、母女关系、姐妹情谊和“血亲禁忌”，关注其在人伦情感的表达中对非理性的挖掘。第四章考察“新生代”女作家对当代欲望场景和情爱困境的表达。这方面内容具体体现为对女性欲望奇观的展示，也体现为对当代情爱婚姻生活中爱与性的分离、爱与欲的纠缠、技术时代的爱情想象的艺术表现。同时，本章分析了女性作品中如何以空间化的方式展示婚姻的困境，以及日常化生存对爱情婚姻理想的解构等。第五章对“新生代”女作家审美表达方面的特点进行分析。“新生代”女作家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呈现出对女性叙事话语不同方向的试探。包括对女性“个人型叙述声音”的强调，对“闲聊体”与“闲话体”的文体尝试，以及对“气息”、“迷雾”等生活“杂质”的提取等。这些方式使她们小说中日常生活的表达更加感性化、生活化。结语部分概括全文，认为大部分“新生代”女作家的创作仍具有女性“青春写作”的痕迹；肯定其日常生活叙事对当代女性写作关注当下、回归本土性、认同传统文学因素等方面提供的有益思考和参照；指出其在思想内涵、审美表达方面的不足，对其进一步提升寄予期待。

刘海^[7]（2012）在《艺术自律：现代性的美学话语 ——兼论现代艺术的自律性实践》文中提出自现代性的展开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分工与文化制度的建立到审美现代性的反叛与救赎,再到现代艺术的激变,“艺术自律”不断地获得文化的认同与艺术自主性的积淀。它促使文学艺术成为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现代性的艺术话语,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一种反叛工具理性的审美救赎,一种建构审美乌托邦的审美伦理,并最终导向了20世纪现代艺术的形式化狂欢与实验性反叛。所有这一切,都体现了“艺术自律”观念的确立,并贯彻了艺术自主性精神。它不仅仅只是艺术体制上的维护,也是艺术自觉的表现。现代主义艺术语言的“形式变革”与先锋派的创新性实验,就基于“艺术自律”的精神,甚至前卫艺术的先锋实验与反艺术的后现代性趋势,也是得益于这种精神。因为,反叛传统艺术体制与艺术惯例的反艺术行为,维护的恰恰是艺术自主的精神内核。作为文化领域中现代艺术的变革,它们直接参与了审美现代性的文化反叛,并试图积极地建构一套关于审美权力的政治话语。事实上,现代性的艺术话语及其场域,也是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话语权斗争的一支力量,一次审美救赎的突围路径。而这些文化事象,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或张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以上的事实,我们的研究将在亲临20世纪现代艺术激变的历史场景中,探讨现代艺术与“艺术自律”的关系。首先,整个论文的研究框架及其展开的具体思路分为六个步骤：第一步,在现代性的视域下,探究“艺术自律”观念确立的过程,并细致梳理其形成的具体缘由,阐明其内在的学术机理；第二步,在现代艺术激变的历史场景中,比较它与传统艺术的关系,探索现代艺术的发展理路；第三步,分别论说现代主义艺术、先锋派运动与“艺术自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最终走向；第四步,针对技术介入下现代艺术的变革,谈论艺术与技术的关系、文化工业对艺术的操控及其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第五步,从文化政治学的视角,审视由艺术自律到审美政治的发展,并以具体的事例解说王尔德审美化的生活实践、嬉皮士的审美行动、波西米亚式生活的审美情调及其格林尼治村景象；第六步,在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中,就涉及的几个次生性问题予以尝试性地解答,如知识分子与艺术自律、艺术终结论和艺术史编写的“事件化”处理,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并不是非常显性地突显出现,却又在深层次上与“艺术自律”关系密切。最后,在文章的结语部分,具体表明了本话题研究者对于“艺术自律”命题的反思,涉及中西两个方面的文化剖析。

权雅宁^[8]（2010）在《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文论研究一直是文艺学研究的重点。基于其知识构成的复杂性,伴随中西文论对话的迫切需要,中国文论进一步“问题化”,需要借用新的理论工具,对中国文论进行既立足其历史构成又着眼当下问题和未来发展的总体反思。一、这项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将中国文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历史性的存在,宏观地把握其特色、构成及发展的整体性规律,研究其知识形态,建构逻辑自洽的知识秩序；二是在正确认知传统文论的前提下,寻找其与中国现代文论的有机联系,使中国文论获得更自由的空间和张力,从而激活中国文论的优秀传统,生发其面对新问题的理论力量。研究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的重要性在于,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历史性与地方性特征的重视,使得中国文论研究成为文艺学学科反思与知识生产之众多路径中的重要一环。立足于本土文化意识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正确认知是建设现代中国文论的基础性工作。这也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身份认同的迫切要求,其重要性已不限于文学理论本身,而是关系到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对其未来命运的把握。二、研究过程及完成的工作：本研究借鉴知识社会学理论,将中国文论置于礼乐文化的大传统中,围绕文化、文心、文体三大层面讨论了五个问题：中国文论的发生、核心观念、思维特征、话语形态、审美价值诉求。用统计法分析我所能够涉猎到的相关图书和论文,分析中国文论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从而提出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读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论史、中国历代文论选、中国现代文论选等典籍,寻找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从当代中国几种主要文学史书写和中国当代文论家、文学思潮和文论思潮中寻找当代学者的文论思想,发现现代中国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相当的关联性。三、研究获得的主要结论：1、礼乐文化的大传统决定了中国文论的基本特色与发展方向。形成了伦理性与情采自律并存、人格化与逸趣兼顾的张力结构,追求伦理性、人格化的主流文论为“正”,美文性、逸趣追求为“变”,形成了“正变”的文论史观。2、中国文论的核心观念主要有：以“诗言志”为代表的事功性文学观念；以“诗缘情”为代表的审美性文学观念；以“文以载道”为代表的文治性文学观念。这三种文论观念与内容形式问题上的文质相胜观念交融补充,形成人（仁）情归道的文学观构型。3、中国文论的主要语体是诗话、词话,其独特的对话性影响到中国文论话语表层讨论的平等与深层“依经立义”、“尊经征圣”的纠结,个体性的灵感、个性等观念只能在符合经义的有限空间内伸展,文学和文论的创造性发展受到一定的压抑。4、中国文论的思维类型是“诗性思维”。言-象-意-道构成了中国文论由表及里、由工具而本质的思维逻辑、价值层级和意义生成模式。5、中国文论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归本自然的至文追求与尚中致和的人文秩序并存。6、中国文论上述五个层面的知识形态能够找在当代文论中找到明显的关联,这种“活下来的传统”既是中国文论无法摆脱的历史渊薮,在新媒介时代也为建设新的文学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四、研究的创新性：1、将中国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在历史的、发展的、多学科的视野中进行审视,在相当大程度上兼容、涵盖和深化了此前文学理论研究中所提出的诸种问题；2、积极发现中国文论所赖以成立的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即“知识形态”,在这种总体性的知识构型中发现中国文论的古今关联性；3、在对工具技术至上的现代社会弊病的反思中,彰显中国文论为人生的总体价值。

代云红^[9]（2010）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文学人类学”分歧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个人现象。我们在看待“文学人类学”概念、历史、理论、方法及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时,应首先考虑上述几方面的原因。文章遵循的思考路向是从现象梳理入手,辨析分歧,探寻原因,发现“同一性”,然后在理论阐释中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整合及建构的问题。文章包括前言和结语,正文按照概念、历史、理论、方法、价值观的认知框架来分析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第一章主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文艺本体论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学科交叉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和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文章指出,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首先是80年代文艺本体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影响了对“文学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学科归属的“定位”问题,同时也影响了“文学人类学”后来的发展路向。无论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部问题上的分歧,还是把“文学人类学”依附于文艺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对“人类学”和“文学”两个熟知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文章在辨析各种分歧后指出,理解“文学人类学”的关键还在于确定“文学”与“人类学”结合部的问题。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四个基本问题：历史起点、历史分期、对1950-1970年代学术的评价、海峡两岸的“文学人类学”。文章指出,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重构包含着对“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认识问题。当代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探讨主要限于神话的视角以及神话仪式学派和原型批评理论,这造成了一定的偏狭性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1950-1970年代学术研究的评价。文章认为,应当把台湾（也包括港澳）地区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纳入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中来考虑,形成优势互补的研究状态。另外,文章初步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它们揭示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思想语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三章以辨析人类学意义和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分歧为前提,探讨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整合与建构问题。文章指出两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尽管存在学科原则上的分歧,但都关注人类“表述”问题的研究,而且认为,对人类“表述”问题的研究是探讨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中外学者对“人类学写作”的探讨沟通了人类学与诗论、以及一般文艺理论及美学的关系,为我们探讨“文学人类学”理论提供了启示性意义。各种理论尽管在目的、主张等方而存在分歧,但都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把人类“表述”问题作为关键性问题来探讨。各种理论都是研究人类“表述”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表述”系统。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内涵、历史渊源、现代变革意义以及不足。文章指出,四重证据法与二、三重证据法最大的不同是：四重证据法是以口头文化为基本价值立场的,它虽然仍保持着二、三重证据法的“场域”结构形态,但各类型媒介的关系及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它的场域中心已由文字中心转向非文字中心。在“四重证据法”里蕴含着“文化寻根”与“文明反思”的批判性内涵,它表明“四重证据法”不再以补正史之缺为价值诉求,而是要揭示被文字所遮蔽或遗忘的“历史”。不过,文章也指出,“四重证据法”也存在夸大某一媒介作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媒介霸权和符号暴力的问题。第五章主要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视野里分析了“文学治疗”的价值及意义,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另外,文章分析了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策略及思路,以及由此提出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的意义。针对文学人类学在上述问题研究中的不足,文章认为将“文学治疗”研究与媒介环境学及环境文学批评加以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原始”倾向,同时也可以改变文学人类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薄弱的状况。总之,文章认为,在重建文学人类学价值观的意义上,把文学史、各种文学话语、文化文本当做环境话语或生态话语来阐释,会带来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分歧固然反映了对文学人类学认识的混乱,但同时也反映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多元性及复杂性。文学人类学的价值目标是整合人类文学经验,本论文的基本主张是在“同一性”的地方发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分歧、多样性及新颖性。文章认为,从重建文学人类学立场上的文学观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文学人类学研究应当具有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反差性及其思想的和心理的表现特征的历史视野；二是文学人类学应当具有多族群交际视角、民俗学视角、审美批评视角、性别诗学视角、媒介环境学视角、环境伦理批评视角等。总之,文学人类学应当具有“统一性”的内涵,保持多样性的研究视角。

柯平^[10]（2006）在《知识学研究导论》文中提出讨论关于知识与知识活动研究的一门科学——知识学的起源和学科基础,分析从知识论到知识科学的发展过程,概要总结关于知识和知识学研究的现状;提出知识学体系重建的思想,指出21世纪知识学的使命是为人类社会的知识记忆与创新提供保障,并作用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提出知识学的主要任务和重要研究领域,包括确立知识学的理论基础,建立知识活动的理论与应用方法体系,促进知识技术、知识工程与知识学原理研究结合,构建知识学的新学科体系。

二、当代文学史写作个人化的知识学依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文学史写作个人化的知识学依据（论文提纲范文）

（1）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依据、路径与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2）“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论文提纲范文）

（3）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传纪研究:主体论哲学与实证主义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6）“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论文提纲范文）

（7）艺术自律：现代性的美学话语 ——兼论现代艺术的自律性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知识学研究导论（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文学史写作个人化的知识学依据（论文参考文献）

• [1]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依据、路径与反思[J]. 吴翔宇. 学术月刊, 2020(07)
• [2]“形式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论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D]. 陈守湖. 武汉大学, 2017(06)
• [3]新世纪《新华文摘》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D]. 冯瑞琳.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4]汉语文学专业教育的学科体制化研究[D]. 秦军荣. 武汉大学, 2014(06)
• [5]传纪研究:主体论哲学与实证主义方法[J]. 冯黎明.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3(02)
• [6]“新生代”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D]. 李晓丽. 南开大学, 2012(06)
• [7]艺术自律：现代性的美学话语 ——兼论现代艺术的自律性实践[D]. 刘海. 武汉大学, 2012(06)
• [8]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研究[D]. 权雅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0(11)
• [9]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D]. 代云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0(11)
• [10]知识学研究导论[J]. 柯平. 图书情报工作, 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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